老海归一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回国 (转载)# Returnee - 海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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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文字转载自 Military 讨论区 】
发信人: chinabbsdad (张果老他爹), 信区: Military
标 题: 老海归一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回国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Mon May 21 21:55:48 2018, 美东)
林辉
2018-05-21 12:31 PM
1949年中共窃取政权后，其对外传递的要建立民主国家的信息，吸引了大批在海外求学
或已经毕业的中国留学生。有着报国情怀的他们，遂放弃了国外的优越待遇，毅然回国
，希望参加国家的建设，为祖国献一份力量。
而中共能在建政后短时间内掌握“两弹一星”技术，除了有苏联的帮助外，还主要依靠
大多是从海外归来的23名科学家，当局将他们视为“两弹一星元勋”，这其中就有早期
毕业于清华的钱学森、邓稼先、赵九章、王淦昌、钱三强、郭永怀、彭桓武等。为中共
做出重大贡献的他们，在文革来临时，除了钱学森受到特别保护但不得不违心说假话外
，其他人和他们家人的命运都相当不堪。有些人还被迫害致死。
如果回国的理工科“海归们”因为中共的需要，还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中共的重视，个别
人受到保护，那么那些学文科的“海归们”的遭遇则令人扼腕。徐方撰写的《干校札记
》中就讲述了这样几位错信了中共而后悔不已的“老海归”。
哈佛经济学博士事业终结 文革被抄家
汪友泉是15岁的徐方和母亲1970左右在河南信阳“五七干校”时的室友，彼时五十出头
。据徐方描述，汪阿姨每天干完繁重的体力劳动，两只手都肿了，常常倒在床上唉声叹
气。不过，她是个直性子，晚上躺在床上经常跟徐方聊天，徐方也因此了解了她的过往
经历。
汪友泉和丈夫杨雪章都是从美国回来的。杨雪章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后在斯坦
福大学任教，可以说事业有成。可他有化解不开的乡愁，曾说过“就冲在美国吃不到豆
腐，无论如何也得回国！”50年代初，他们带着三个儿子回国。这下倒是能吃上豆腐了
，可他的事业也就此终结。在中共治下，杨雪章只在1962年出版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
凯恩斯主义》，里面充满了对“美帝国主义”的批判之词，谈不上什么学术价值。1964
年，他患肾病去世。
与丈夫一样，汪友泉在美国留学时学的也是经济学，回国后到中科院经济所经济思想史
组工作。虽然她的文笔很好，但却很难写出合乎当时要求的学术论文，只在1962年8月
写过一篇《新自由主义的反动本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汪友泉的学术生涯同样也戛然而止。
文革爆发后，汪友泉家被抄家，三个儿子经常被欺负。也因为文革，他们都没有上大学
。1969年底，汪友泉随中科院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
有一次，徐方和汪友泉在水塘边洗衣服，汪友泉提到了洗衣机，并告诉了生平第一次听
说洗衣机的徐方，洗衣机大体的模样。谁知两人的闲聊被人汇报给了军宣队，军宣队指
导员其后在大会上不点名批判：“有人到了干校还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说什么可以
用机器洗衣裳。”汪友泉听了气的要死。她私下和徐方说：“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事就
是回国。”
文革结束后中共落实政策，汪友泉家被抄的东西可以被归还。汪友泉说别的都不要了，
只要三个儿子的美国出生证。改革开放后不久，汪友泉就带着三个儿子一起去了美国，
后来她定居在加拿大。如果现在还健在的话，应该有98岁了。
联合国回来的哈佛女博士之痛
2012年11月，中国社科院发布了一则讣告，称其经济研究所退休人员、原中国经济思想
史研究室研究员关淑庄因病医治无效，于当年11月6日在美国逝世，享年93岁。
与汪友泉的丈夫杨雪章一样，关淑庄也获得了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因为成绩优秀，还
获得了哈佛经济学的“金钥匙奖”。她也得以毕业后在纽约联合国秘书处工作。因为当
时联合国中台湾的中华民国还代表着中国，因此，关淑庄实际上是为中华民国工作，而
这成为了她后来的“罪状”。
关淑庄原本并不想回国的，因为她曾说过，自己所受的经济学方面的教育与大陆的是完
全不同的。然而，1956年，在她的丈夫、先行回国的著名语言学家，也是《现代汉语词
典》主编的丁声树的劝说下，关淑庄带着女儿回到了中国。
据《干校札记》记述，关淑庄回国时，联合国秘书处专门打制了两个巨型木头包装箱，
将她所有的箱子、家具、钢琴都装了进去。托运的大木箱运到北京后，她的第一个工作
单位——国家统计局，找来十轮大卡车和吊车将其运往三里河宿舍，结果把那一带的交
通都阻塞了。后来统计局还征得他们同意，将大木箱拆掉，用那些上好的木材，打造了
多套办公桌椅。
回国后的关淑庄的专业自然逐渐荒废了，也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20世纪八十年代，哈
佛大学教授、世界银行第一副行长Hollis Chenery到经济所访问，见到了关淑庄。翻译
过来帮忙时，Chenery笑着说：“我跟她之间哪里还需要翻译？”原来他曾经和关淑庄
是在哈佛的同班同学，但几十年后再相见，两人的境遇已是天壤之别。
那么，回国后的关淑庄又遭遇了哪些磨难呢？文革爆发后，丁声树被打成了“资产阶级
反动学术权威”，惨遭批斗、游街。关淑庄亦受到牵连，1969年底，跟随经济所下放到
“五七干校”。第二年，丁声树也来到干校。因为住在不同的集体宿舍，两人休息日见
面时宿舍里的人都在，因此只能说一些台面上的话，比如“你要好好改造思想啊”等等。
文革后期，丁声树又受到中共重用，生活条件、社会地位都有了提高。或许应该是被中
共吓怕了，他们在给二十几岁的女儿丁炎找配偶时，开出了非常苛刻的十大条件，其中
前两条是“共产党员”和“红五类出身”。结果真有一个清华的工农兵大学生符合条件
，关淑庄夫妇非常满意。听从父母之命的丁炎很快与他结了婚，并生育了一个女儿。但
没过几年，丁家的女婿露出了真面目，要求丁炎交出保有贵重物品的柜子钥匙。丁炎不
从，就被暴打了一顿。最终两人离婚。
中共改革开放后，丁炎赴美国读书和深造，并留在了美国。其后，关淑庄也带着外孙女
去了美国，直至去世。关淑庄的选择其实也是在无言地控诉：中共误了她的一生，也误
了女儿的前半生。
其他海归们的遭遇
汪友泉和关淑庄的遭遇在“老海归”中是颇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比如与
杨振宁为同学、并为室友的芝加哥大学海归孙世铮，于1949年满怀热情回国，并在中科
院经济所工作。当时的领导说他学的经济计量学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让他彻底忘掉，从
头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此后他一蹶不振，业务多年处于荒废状态，1984年出版过
一本《经济计量学》，其成就与杨振宁相比是天差地别。
比如1955年回国的美国华盛顿大学化学博士蒋锡夔，文革落下了颈椎顽疾，到后来只能
坐轮椅上班。喜爱古典音乐的他和匹兹堡都堪大学化学硕士赵绵等，带回的唱片或者被
红卫兵抄走，或者自行销毁。
比如1951年回国的美国俄亥俄大学物理博士虞福春，在文革中惨遭毒打，耳朵被打得整
天耳鸣。
比如毕业于美国大学的江西安福“三才子”罗隆基、彭文应、王造时1957年都被打成“
右派”，其后都在文革中凄惨离世。
再比如国民党降共将领傅作义的弟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水利工程学博士傅作恭。在傅
作义的劝说下，傅作恭从美国回到大陆从事水利建设，后到甘肃省任职水利工作。1957
年，受“反右”冲击，傅作恭被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极右分子”
，开除公职，并被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1960年冬天，傅作恭在场部的猪
圈边找猪食吃时，一头倒下，再也没能起来。傅作义知道后，泪流满面，却又无可奈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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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老海归一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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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辉
2018-05-21 12:31 PM
1949年中共窃取政权后，其对外传递的要建立民主国家的信息，吸引了大批在海外求学
或已经毕业的中国留学生。有着报国情怀的他们，遂放弃了国外的优越待遇，毅然回国
，希望参加国家的建设，为祖国献一份力量。
而中共能在建政后短时间内掌握“两弹一星”技术，除了有苏联的帮助外，还主要依靠
大多是从海外归来的23名科学家，当局将他们视为“两弹一星元勋”，这其中就有早期
毕业于清华的钱学森、邓稼先、赵九章、王淦昌、钱三强、郭永怀、彭桓武等。为中共
做出重大贡献的他们，在文革来临时，除了钱学森受到特别保护但不得不违心说假话外
，其他人和他们家人的命运都相当不堪。有些人还被迫害致死。
如果回国的理工科“海归们”因为中共的需要，还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中共的重视，个别
人受到保护，那么那些学文科的“海归们”的遭遇则令人扼腕。徐方撰写的《干校札记
》中就讲述了这样几位错信了中共而后悔不已的“老海归”。
哈佛经济学博士事业终结 文革被抄家
汪友泉是15岁的徐方和母亲1970左右在河南信阳“五七干校”时的室友，彼时五十出头
。据徐方描述，汪阿姨每天干完繁重的体力劳动，两只手都肿了，常常倒在床上唉声叹
气。不过，她是个直性子，晚上躺在床上经常跟徐方聊天，徐方也因此了解了她的过往
经历。
汪友泉和丈夫杨雪章都是从美国回来的。杨雪章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后在斯坦
福大学任教，可以说事业有成。可他有化解不开的乡愁，曾说过“就冲在美国吃不到豆
腐，无论如何也得回国！”50年代初，他们带着三个儿子回国。这下倒是能吃上豆腐了
，可他的事业也就此终结。在中共治下，杨雪章只在1962年出版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
凯恩斯主义》，里面充满了对“美帝国主义”的批判之词，谈不上什么学术价值。1964
年，他患肾病去世。
与丈夫一样，汪友泉在美国留学时学的也是经济学，回国后到中科院经济所经济思想史
组工作。虽然她的文笔很好，但却很难写出合乎当时要求的学术论文，只在1962年8月
写过一篇《新自由主义的反动本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汪友泉的学术生涯同样也戛然而止。
文革爆发后，汪友泉家被抄家，三个儿子经常被欺负。也因为文革，他们都没有上大学
。1969年底，汪友泉随中科院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
有一次，徐方和汪友泉在水塘边洗衣服，汪友泉提到了洗衣机，并告诉了生平第一次听
说洗衣机的徐方，洗衣机大体的模样。谁知两人的闲聊被人汇报给了军宣队，军宣队指
导员其后在大会上不点名批判：“有人到了干校还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说什么可以
用机器洗衣裳。”汪友泉听了气的要死。她私下和徐方说：“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事就
是回国。”
文革结束后中共落实政策，汪友泉家被抄的东西可以被归还。汪友泉说别的都不要了，
只要三个儿子的美国出生证。改革开放后不久，汪友泉就带着三个儿子一起去了美国，
后来她定居在加拿大。如果现在还健在的话，应该有98岁了。
联合国回来的哈佛女博士之痛
2012年11月，中国社科院发布了一则讣告，称其经济研究所退休人员、原中国经济思想
史研究室研究员关淑庄因病医治无效，于当年11月6日在美国逝世，享年93岁。
与汪友泉的丈夫杨雪章一样，关淑庄也获得了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因为成绩优秀，还
获得了哈佛经济学的“金钥匙奖”。她也得以毕业后在纽约联合国秘书处工作。因为当
时联合国中台湾的中华民国还代表着中国，因此，关淑庄实际上是为中华民国工作，而
这成为了她后来的“罪状”。
关淑庄原本并不想回国的，因为她曾说过，自己所受的经济学方面的教育与大陆的是完
全不同的。然而，1956年，在她的丈夫、先行回国的著名语言学家，也是《现代汉语词
典》主编的丁声树的劝说下，关淑庄带着女儿回到了中国。
据《干校札记》记述，关淑庄回国时，联合国秘书处专门打制了两个巨型木头包装箱，
将她所有的箱子、家具、钢琴都装了进去。托运的大木箱运到北京后，她的第一个工作
单位——国家统计局，找来十轮大卡车和吊车将其运往三里河宿舍，结果把那一带的交
通都阻塞了。后来统计局还征得他们同意，将大木箱拆掉，用那些上好的木材，打造了
多套办公桌椅。
回国后的关淑庄的专业自然逐渐荒废了，也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20世纪八十年代，哈
佛大学教授、世界银行第一副行长Hollis Chenery到经济所访问，见到了关淑庄。翻译
过来帮忙时，Chenery笑着说：“我跟她之间哪里还需要翻译？”原来他曾经和关淑庄
是在哈佛的同班同学，但几十年后再相见，两人的境遇已是天壤之别。
那么，回国后的关淑庄又遭遇了哪些磨难呢？文革爆发后，丁声树被打成了“资产阶级
反动学术权威”，惨遭批斗、游街。关淑庄亦受到牵连，1969年底，跟随经济所下放到
“五七干校”。第二年，丁声树也来到干校。因为住在不同的集体宿舍，两人休息日见
面时宿舍里的人都在，因此只能说一些台面上的话，比如“你要好好改造思想啊”等等。
文革后期，丁声树又受到中共重用，生活条件、社会地位都有了提高。或许应该是被中
共吓怕了，他们在给二十几岁的女儿丁炎找配偶时，开出了非常苛刻的十大条件，其中
前两条是“共产党员”和“红五类出身”。结果真有一个清华的工农兵大学生符合条件
，关淑庄夫妇非常满意。听从父母之命的丁炎很快与他结了婚，并生育了一个女儿。但
没过几年，丁家的女婿露出了真面目，要求丁炎交出保有贵重物品的柜子钥匙。丁炎不
从，就被暴打了一顿。最终两人离婚。
中共改革开放后，丁炎赴美国读书和深造，并留在了美国。其后，关淑庄也带着外孙女
去了美国，直至去世。关淑庄的选择其实也是在无言地控诉：中共误了她的一生，也误
了女儿的前半生。
其他海归们的遭遇
汪友泉和关淑庄的遭遇在“老海归”中是颇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比如与
杨振宁为同学、并为室友的芝加哥大学海归孙世铮，于1949年满怀热情回国，并在中科
院经济所工作。当时的领导说他学的经济计量学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让他彻底忘掉，从
头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此后他一蹶不振，业务多年处于荒废状态，1984年出版过
一本《经济计量学》，其成就与杨振宁相比是天差地别。
比如1955年回国的美国华盛顿大学化学博士蒋锡夔，文革落下了颈椎顽疾，到后来只能
坐轮椅上班。喜爱古典音乐的他和匹兹堡都堪大学化学硕士赵绵等，带回的唱片或者被
红卫兵抄走，或者自行销毁。
比如1951年回国的美国俄亥俄大学物理博士虞福春，在文革中惨遭毒打，耳朵被打得整
天耳鸣。
比如毕业于美国大学的江西安福“三才子”罗隆基、彭文应、王造时1957年都被打成“
右派”，其后都在文革中凄惨离世。
再比如国民党降共将领傅作义的弟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水利工程学博士傅作恭。在傅
作义的劝说下，傅作恭从美国回到大陆从事水利建设，后到甘肃省任职水利工作。1957
年，受“反右”冲击，傅作恭被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极右分子”
，开除公职，并被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1960年冬天，傅作恭在场部的猪
圈边找猪食吃时，一头倒下，再也没能起来。傅作义知道后，泪流满面，却又无可奈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