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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文字转载自 Returnee 讨论区 】
发信人: allienpig (猪 in black), 信区: Returnee
标 题: 转一篇大陆的关于志愿军战俘的文章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Thu Feb 2 17:56:51 2017, 美东)
李慎之的解释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在手持小喇叭喊话的时候，他曾遭到志愿军战俘投
掷小石子。这些志愿军大多是从国民党军队俘虏的“解放战士”，很勉强地在一通阶级
教育后调转枪口对准自己昨天的“弟兄”和上司，解放后又被送来艰苦无比的朝鲜战场
。加上联合国军对于苏联二战战俘归国后遭遇的宣传，使得不少人对回大陆心存疑忌，
宁愿选择去台湾。李慎之回国向总政副主任萧华汇报时表示担心，志愿军战俘不容易回
来，因为共产党认为战俘是丢人的，是犯错误的。萧华则呵呵大笑称，“哪个中国人不
想家？”
李慎之的预感变为了现实，近四分之三的志愿军战俘在甄别中最终选择去了台湾。这想
必大大出乎萧华等领导层所料。李慎之当年的工作困难可想而知。
尴尬的是，相比于美国和台湾方面给出的明确待遇，中方解释团这边拿不出实质性的承
诺。李尔柔回忆，李慎之曾经在草拟的文告中提出承诺保留志愿军战俘的党籍军籍，却
遭到上级严厉批评而被否决。事后李慎之拿出来的是一份符合中央精神的《金日成彭德
怀告被俘人员书》。这份声明对于战俘最切身的党籍和军籍待遇问题没有明确表态，只
是含糊的许诺：“回到祖国怀抱，过和平生活”。
这份缺乏实质内容的声明，给归国后战俘受到一系列不公平待遇埋下了伏笔。在说服战
俘选择回国的过程中，中方人员往往只能以“你的父母在等你回家”来说服，给不出任
何保证。
根据邢小群记载，李慎之晚年亲述过他的感受：美国人是拿来录音机对他们的战俘讲话
的。俘虏回去是什么样的待遇，按国家法律，说得很清楚；如果不回去要判一年徒刑。
战俘期间的薪金照发，回去就可领到手。结果美国战俘只有一个人留在中国。甚至有些
战俘回去照样当将军。
这对于李慎之刺激很大，“我觉得一个法制的国家，是讲道理的，最后能取信于他的战
俘。中国的战俘一回来就完了。我们对战俘太严厉了。”
解释团的工作很不成功，被迫提前停止。对于李慎之本人，这段经历除了心理上的阴影
和刺激，也成了他以后的某种政治阴影。
近年来在香港出版的《李慎之检讨书》显示，在反右等历次政治运动中，李慎之一次次
地叙述自己的履历，其中必然要涉及到这一段。“反右”风波中，李慎之在起草归国战
俘文件中表现出来的“温情主义”，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批判。
新华社老领导吴冷西批评李慎之“在板门店、日内瓦、万隆，你当时不会觉得有什么立
场问题，现在却确实是一个立场问题”。李慎之不得不自我批判为有严重立场问题。如
果说吴冷西的批判还是泛泛，那新华社国际部全体大会上同事李翼振的发言，则是直接
针对李慎之在对归国战俘解释中的表现了。李翼振称他听李克农讲过，李慎之的广播未
起什么作用，他质疑“李慎之在主观上是否争取积极去办交涉呢？是否对敌人的嚣张表
示了右倾。”
如果不是李慎之有更为明显的“右派言论”即“大民主，小民主”，那他在战俘问题上
的“阴暗”和“右倾”可能受到更严厉的清算。
晚年李慎之致力于思想启蒙，战俘问题却成了他心灵上越来越沉重的歉疚。他曾对茅于
轼、崔卫平、邢小利等人多次谈到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缺憾，想要写文章。尤其是2000
年秋季的一天晚上，郝建、崔卫平、徐友渔、雷颐等人在工体一家酒吧聚会，崔卫平回
忆，李慎之几乎整天晚上都在谈入朝的中国战俘问题。送李慎之回家之后，崔卫平感到
了“一个老人的凄凉”。
李慎之晚年的这番内心凄恻，和一个叫张泽石的志愿军战俘有关。
张泽石的回忆
张泽石是一个志愿军老兵，近年来他出版了一本亲历回忆录《我的朝鲜战争》，记录了
本人的战俘经历和志愿军战俘归国后的境遇。
这是国内第一次比较详尽地披露战俘营内情的书籍，有大量战俘营中“斗争”的细节。
除了和管理方的冲突，更有战俘内部“去台湾”和“回大陆”两派之间的殊死内讧，甚
至远远超过了与管理方冲突的严酷程度。
受制于内外部因素，本书大体上延续官方视角，仍旧把更多的人选择去台湾解释为“裹
挟”，以及美国的胁迫。但在2012年的看历史杂志举办的年会上，张泽石却披露了另一
内情：在战俘营里，也存在着“自己人”对于不愿归国的战俘的肉体消灭。
张泽石说，在一个晚上，根据地下党组织统一的筹划，在他所在的以要求回国者为主体
的战俘营里，十几个不愿回国的战俘被半夜扼死，就地埋在战俘营下的浅坑里，天亮后
管理战俘营的美军无从发觉。这些人就此失踪。类似的情形，在当年济州岛和巨济岛的
战俘营里屡次发生。也不排除“去台湾派”对“回大陆派”的类似虐杀。
战俘营撤销后，这些人的骨殖仍旧埋在济州岛的海岸近旁，今天去旅游的人难以想见，
风景秀丽的海滩之下，埋藏着这些永不能归乡的尸骨。张泽石说，这些人和杀死他们的
昨天“同志”之间，也并无深仇大恨，只不过那些人出于害怕或别的原因，不愿回国。
几十年之后，两岸开放往来，张泽石见到了一个当年选择去台湾的年纪小的战俘，两人
一笑泯恩仇，当初战俘营中的生死敌对，似乎并未发生过。
战俘营中坚决要求回国的战俘，归国后随即面临祖国的“变脸”。不仅保不住党籍军籍
，普通的劳动者权利也成奢望，几乎每个人为了求得生存都颠沛历尽，还屡次受到政治
运动捎带，几乎等同于“叛徒”。当初听到“告被俘人员书”，“热泪盈眶”的战俘们
，不会料到在“切望你们归国”的热情后面隐藏的更多是政治得失和国家颜面，而并非
对个人忠诚的认同，以及对战俘命运的关心。
即使是当初在战俘营中组织地下党、策划升国旗、扣押战俘营长官杜德，以表决心的部
队领导，也并未能建立起回国后的政治资本，一概资历清零，受到歧视。在这些违反战
俘营规定导致的暴力镇压中，大量战俘死亡，事后却似乎毫无意义。
曾经担任坚持回国志愿军战俘总代表的张泽石本人，回国后被开除党籍，剥夺志愿军军
籍，发配到门头沟山区劳动，历尽艰辛。幸亏清华出身英语好，煎熬至文革结束后转运
，从事翻译和写作，为志愿军战俘群体留下了这份见证。多数沦落到底层的战俘们，没
有这个条件，很多人早早过世。1979年张泽石在给全国人大的申诉上写到，“没想到当
年敌人的欺骗宣传‘你们回大陆去，只会挨整挨斗，一辈子也不得翻身’竟成了我们六
千多人的悲惨现实”。
令人恻然的是，一位志愿军战俘李正文1982年听到政府来人找他复查，让他“写份自传
，到武装部谈一谈”，这个曾经被打成“叛国投敌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叛徒
”、“特务”的老兵竟以为是又一轮批斗，服毒自尽。这和近年来一位国民党入缅远征
军老兵得知将要得到国家补助，喜极而亡的事件，堪为重奏。
1980年之后，战俘的党籍军籍虽被恢复，得到某种安置，但战俘营中“对敌斗争”死去
的人并未获得烈士称号，战俘营中的地下党组织也不被承认为中共党组织。这是张泽石
等人一直在呼吁未果的。
在2001年的一次作品座谈会上，应邀出席的李慎之见到了张泽石。据张泽石记载，李慎
之在会下对他致歉说：“多年来我一直感到愧疚，我当年起草《告被俘人员书》向你们
保证归国后会受到善待，可你们回来却受到那么重的处分，就像是我把你们骗回来的！
”张泽石当即表示回国后的遭遇和李慎之没有关系。由此也可见，当年对战俘进行解释
和起草声明，在李慎之心中留下了怎样的绳结，使这位思想界旗帜人物暮年难以释怀。
战俘的待遇如此，那么当年光荣归来的“最可爱的人”呢？固然，抗美援朝和参加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一样，是一项被政府特别认可的资历，拥有某种政治待遇。但他们很多
人不久面临转业，退下了“最可爱的人”的光环，和普通人一样面对生活的压力和政治
运动的风波。
高尔泰的《寻找家园》记载了被押入夹边沟劳教营的一位“最可爱的人”。这个叫郭永
怀的军人因为干活不偷懒，特别卖力气，反而招致别的犯人的仇恨，一心整治他，会上
批判他“假积极”。这人跟高尔泰谈到他的经验，就是战场上不能怕死，越怕越会死，
因而干活也不能怕累，越怕越会觉得累。
但战场上的道理在夹边沟却未必适用，他在一次抬筐时突然扑地死去。这个当年“最可
爱的人”，思想品德看似毫无瑕疵，不知如何成为右派，又死在这罪刑之地。
另一位“最可爱的人”的经历想必更有说服力：他转业到上海国棉十七厂，文革初起时
一路造反，直至爬上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高位，被树为“接班人”。以后却一头跌倒，沦
为受审判的对象，在秦城监狱中抑郁身亡。这就是“四人帮”的一员——王洪文。
战争是严酷的，不论是当初“最可爱的人”或是战俘、叛徒，都不会在一成不变的概念
下永远停留。他们将被漫长的时光还原，寻求自己真实的面目。这也是今天志愿军遗骸
归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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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的解释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在手持小喇叭喊话的时候，他曾遭到志愿军战俘投
掷小石子。这些志愿军大多是从国民党军队俘虏的“解放战士”，很勉强地在一通阶级
教育后调转枪口对准自己昨天的“弟兄”和上司，解放后又被送来艰苦无比的朝鲜战场
。加上联合国军对于苏联二战战俘归国后遭遇的宣传，使得不少人对回大陆心存疑忌，
宁愿选择去台湾。李慎之回国向总政副主任萧华汇报时表示担心，志愿军战俘不容易回
来，因为共产党认为战俘是丢人的，是犯错误的。萧华则呵呵大笑称，“哪个中国人不
想家？”
李慎之的预感变为了现实，近四分之三的志愿军战俘在甄别中最终选择去了台湾。这想
必大大出乎萧华等领导层所料。李慎之当年的工作困难可想而知。
尴尬的是，相比于美国和台湾方面给出的明确待遇，中方解释团这边拿不出实质性的承
诺。李尔柔回忆，李慎之曾经在草拟的文告中提出承诺保留志愿军战俘的党籍军籍，却
遭到上级严厉批评而被否决。事后李慎之拿出来的是一份符合中央精神的《金日成彭德
怀告被俘人员书》。这份声明对于战俘最切身的党籍和军籍待遇问题没有明确表态，只
是含糊的许诺：“回到祖国怀抱，过和平生活”。
这份缺乏实质内容的声明，给归国后战俘受到一系列不公平待遇埋下了伏笔。在说服战
俘选择回国的过程中，中方人员往往只能以“你的父母在等你回家”来说服，给不出任
何保证。
根据邢小群记载，李慎之晚年亲述过他的感受：美国人是拿来录音机对他们的战俘讲话
的。俘虏回去是什么样的待遇，按国家法律，说得很清楚；如果不回去要判一年徒刑。
战俘期间的薪金照发，回去就可领到手。结果美国战俘只有一个人留在中国。甚至有些
战俘回去照样当将军。
这对于李慎之刺激很大，“我觉得一个法制的国家，是讲道理的，最后能取信于他的战
俘。中国的战俘一回来就完了。我们对战俘太严厉了。”
解释团的工作很不成功，被迫提前停止。对于李慎之本人，这段经历除了心理上的阴影
和刺激，也成了他以后的某种政治阴影。
近年来在香港出版的《李慎之检讨书》显示，在反右等历次政治运动中，李慎之一次次
地叙述自己的履历，其中必然要涉及到这一段。“反右”风波中，李慎之在起草归国战
俘文件中表现出来的“温情主义”，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批判。
新华社老领导吴冷西批评李慎之“在板门店、日内瓦、万隆，你当时不会觉得有什么立
场问题，现在却确实是一个立场问题”。李慎之不得不自我批判为有严重立场问题。如
果说吴冷西的批判还是泛泛，那新华社国际部全体大会上同事李翼振的发言，则是直接
针对李慎之在对归国战俘解释中的表现了。李翼振称他听李克农讲过，李慎之的广播未
起什么作用，他质疑“李慎之在主观上是否争取积极去办交涉呢？是否对敌人的嚣张表
示了右倾。”
如果不是李慎之有更为明显的“右派言论”即“大民主，小民主”，那他在战俘问题上
的“阴暗”和“右倾”可能受到更严厉的清算。
晚年李慎之致力于思想启蒙，战俘问题却成了他心灵上越来越沉重的歉疚。他曾对茅于
轼、崔卫平、邢小利等人多次谈到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缺憾，想要写文章。尤其是2000
年秋季的一天晚上，郝建、崔卫平、徐友渔、雷颐等人在工体一家酒吧聚会，崔卫平回
忆，李慎之几乎整天晚上都在谈入朝的中国战俘问题。送李慎之回家之后，崔卫平感到
了“一个老人的凄凉”。
李慎之晚年的这番内心凄恻，和一个叫张泽石的志愿军战俘有关。
张泽石的回忆
张泽石是一个志愿军老兵，近年来他出版了一本亲历回忆录《我的朝鲜战争》，记录了
本人的战俘经历和志愿军战俘归国后的境遇。
这是国内第一次比较详尽地披露战俘营内情的书籍，有大量战俘营中“斗争”的细节。
除了和管理方的冲突，更有战俘内部“去台湾”和“回大陆”两派之间的殊死内讧，甚
至远远超过了与管理方冲突的严酷程度。
受制于内外部因素，本书大体上延续官方视角，仍旧把更多的人选择去台湾解释为“裹
挟”，以及美国的胁迫。但在2012年的看历史杂志举办的年会上，张泽石却披露了另一
内情：在战俘营里，也存在着“自己人”对于不愿归国的战俘的肉体消灭。
张泽石说，在一个晚上，根据地下党组织统一的筹划，在他所在的以要求回国者为主体
的战俘营里，十几个不愿回国的战俘被半夜扼死，就地埋在战俘营下的浅坑里，天亮后
管理战俘营的美军无从发觉。这些人就此失踪。类似的情形，在当年济州岛和巨济岛的
战俘营里屡次发生。也不排除“去台湾派”对“回大陆派”的类似虐杀。
战俘营撤销后，这些人的骨殖仍旧埋在济州岛的海岸近旁，今天去旅游的人难以想见，
风景秀丽的海滩之下，埋藏着这些永不能归乡的尸骨。张泽石说，这些人和杀死他们的
昨天“同志”之间，也并无深仇大恨，只不过那些人出于害怕或别的原因，不愿回国。
几十年之后，两岸开放往来，张泽石见到了一个当年选择去台湾的年纪小的战俘，两人
一笑泯恩仇，当初战俘营中的生死敌对，似乎并未发生过。
战俘营中坚决要求回国的战俘，归国后随即面临祖国的“变脸”。不仅保不住党籍军籍
，普通的劳动者权利也成奢望，几乎每个人为了求得生存都颠沛历尽，还屡次受到政治
运动捎带，几乎等同于“叛徒”。当初听到“告被俘人员书”，“热泪盈眶”的战俘们
，不会料到在“切望你们归国”的热情后面隐藏的更多是政治得失和国家颜面，而并非
对个人忠诚的认同，以及对战俘命运的关心。
即使是当初在战俘营中组织地下党、策划升国旗、扣押战俘营长官杜德，以表决心的部
队领导，也并未能建立起回国后的政治资本，一概资历清零，受到歧视。在这些违反战
俘营规定导致的暴力镇压中，大量战俘死亡，事后却似乎毫无意义。
曾经担任坚持回国志愿军战俘总代表的张泽石本人，回国后被开除党籍，剥夺志愿军军
籍，发配到门头沟山区劳动，历尽艰辛。幸亏清华出身英语好，煎熬至文革结束后转运
，从事翻译和写作，为志愿军战俘群体留下了这份见证。多数沦落到底层的战俘们，没
有这个条件，很多人早早过世。1979年张泽石在给全国人大的申诉上写到，“没想到当
年敌人的欺骗宣传‘你们回大陆去，只会挨整挨斗，一辈子也不得翻身’竟成了我们六
千多人的悲惨现实”。
令人恻然的是，一位志愿军战俘李正文1982年听到政府来人找他复查，让他“写份自传
，到武装部谈一谈”，这个曾经被打成“叛国投敌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叛徒
”、“特务”的老兵竟以为是又一轮批斗，服毒自尽。这和近年来一位国民党入缅远征
军老兵得知将要得到国家补助，喜极而亡的事件，堪为重奏。
1980年之后，战俘的党籍军籍虽被恢复，得到某种安置，但战俘营中“对敌斗争”死去
的人并未获得烈士称号，战俘营中的地下党组织也不被承认为中共党组织。这是张泽石
等人一直在呼吁未果的。
在2001年的一次作品座谈会上，应邀出席的李慎之见到了张泽石。据张泽石记载，李慎
之在会下对他致歉说：“多年来我一直感到愧疚，我当年起草《告被俘人员书》向你们
保证归国后会受到善待，可你们回来却受到那么重的处分，就像是我把你们骗回来的！
”张泽石当即表示回国后的遭遇和李慎之没有关系。由此也可见，当年对战俘进行解释
和起草声明，在李慎之心中留下了怎样的绳结，使这位思想界旗帜人物暮年难以释怀。
战俘的待遇如此，那么当年光荣归来的“最可爱的人”呢？固然，抗美援朝和参加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一样，是一项被政府特别认可的资历，拥有某种政治待遇。但他们很多
人不久面临转业，退下了“最可爱的人”的光环，和普通人一样面对生活的压力和政治
运动的风波。
高尔泰的《寻找家园》记载了被押入夹边沟劳教营的一位“最可爱的人”。这个叫郭永
怀的军人因为干活不偷懒，特别卖力气，反而招致别的犯人的仇恨，一心整治他，会上
批判他“假积极”。这人跟高尔泰谈到他的经验，就是战场上不能怕死，越怕越会死，
因而干活也不能怕累，越怕越会觉得累。
但战场上的道理在夹边沟却未必适用，他在一次抬筐时突然扑地死去。这个当年“最可
爱的人”，思想品德看似毫无瑕疵，不知如何成为右派，又死在这罪刑之地。
另一位“最可爱的人”的经历想必更有说服力：他转业到上海国棉十七厂，文革初起时
一路造反，直至爬上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高位，被树为“接班人”。以后却一头跌倒，沦
为受审判的对象，在秦城监狱中抑郁身亡。这就是“四人帮”的一员——王洪文。
战争是严酷的，不论是当初“最可爱的人”或是战俘、叛徒，都不会在一成不变的概念
下永远停留。他们将被漫长的时光还原，寻求自己真实的面目。这也是今天志愿军遗骸
归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