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中国虚伪的社会主义# WaterWorld - 未名水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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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
资中筠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
相当长时间以来，何谓“资本主义”国家，何谓“社会主义”国家，日益令我困惑。
自今年2月起又有《炎黄春秋》载毕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谢韬老先生“论民主社会主义
”一文，引起海内外沸沸扬扬，议论不断。赞同者评价甚高；那些攻击性的言论似曾相
识，都是上纲上线，棍子在手，“不是学术问题，是政治问题”云云，而且都以正宗“
科学社会主义”说事儿。似乎“科学”与“民主”是互相排斥的，我的困惑就更加驱之
不散。余也愚钝，在理论上引经据典，推敲“提法”非所长，只能就自己经验、常识所
及，就国内外实情，摆出问题以求教于识者
据我理解，追根溯源，“社会主义”这样一种思潮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尖锐
化之际，是关注弱势群体，向着平等方向的诉求。在这一旗号下，提出各种解决方案，
又形成各种流派，总之是以资本为主导的不加约束的自由市场竞争的一个对立面，在实
践中有导致改良的，有导致颠覆和革命的。这是我粗浅的概括，当然是不严谨、不全面
的，不过足以引出我的困惑。自1949年以来，我们从“天天讲”的“政治学习”中学到
的是：我们实行的是“科学社会主义”，比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有“无比优越性”，也
不同于其他形形色色的“虚伪”的“社会主义”，包括社会民主党“那一套”。优越性
表现在：
1. 用暴力革命推翻了旧政权，比任何改良都彻底。
2. 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消灭了剥削。
3. 实行计划经济，一切生产资料归“国有”（或曰“全民所有”）。实行各尽所
能，按劳分配。劳动者享受劳保，生、老、病、死都由“组织”包了，无后顾之忧，由
于是为自己工作，因而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
4. 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构成
的”，“拒腐蚀，永不沾”。所有职业都是平等的，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
5. 一反资本主义社会的唯利是图，取消了私有制，也就取消了利益驱动，以集体
主义代替个人主义，从而造就摆脱了自私自利的社会主义新人。及至“文革”，批判“
资产阶级法权”，反对物质刺激，取消“八级工资制”，连老技术工人的相对高工资都
成为“资产阶级法权”，彻底实行绝对平均主义。
6. 国家是专政机器。社会主义国家由*代表无产阶级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后来
改为“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是虚伪的，实际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
，只有资本家有自由，劳动人民只有失业的自由。到“文革”发展到“在一切领域内实
行无产阶级专政”，贯穿在日常生活之中。
7. 从“苏联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上世纪50年代前期）到“赫鲁晓夫假共产主
义及其在历史上的教训”（1963-64《九评》之一），苏联的“榜样”从正面到反面。
苏联“变修”表现在对内专政有所松动（解冻），许诺物质利益（土豆烧牛肉），对外
与美国关系缓和，只有我们坚持“列宁主义”。据此掀起批判国内“三和一少”（“和
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少支持民族独立运动）路线。
对所谓“三和”需要略加说明：其一、苏共二十大提出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不排除通
过议会斗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其二，当时赫鲁晓夫还有自信（现在看
来是盲目的），敢于提出与美国在“和平共处”中“和平竞赛”，比赛谁的制度能给人
民带来更多的幸福。中共中央狠批“和平过渡”，强调武装斗争；反对“和平竞赛”的
理由是：修正主义以追求物质生活来麻痹人民斗志，正好落入帝国主义圈套，它们就是
用资产阶级生活来引诱、腐蚀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我们不能跟着它跑。换言之，比物质
，我们是比不过的，我们要比的是革命精神。
那一段中共在国际共运中舌战群雄的论战，不是本文的主题，姑不赘言。总之，由
“赶超”，到放卫星到三年大饥荒，经过调整，刚开始吃饱饭，又害怕由“富”变“修
”（其实离“富”还远着呢），经过几年“理论准备”，终于于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
命”，达到登峰造极，“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原来指的是刘少奇，令全国乃至举
世震惊。以后发展到“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穷”成为社会主义的特
征之一，终于经济濒于崩溃边缘。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情况下，隐性的特权和腐败（那时
的委婉语为“不正之风）丛生，在绝对平均的表面下，一切实际的机会和福利按权力等
级分配。就以全民挨饿的那几年为例，传说领袖为之废肉食（多长时间不可考），黎民
感动，但是在千万饿殍中有几个是“干部”？城乡比例多少？在城里得浮肿病的比例与
级别成反比是事实，“穷”能实现平等吗？事实上出现的是权力成为变本加厉追逐的对
象，因为生存状态从属于权力的大小，或赖权力的恩赐。国际上则大部分国家和社会主
义性质的政党，包括共产党，都被列入“帝、修、反”之列，“朋友”只剩下亚洲的柬
埔寨和欧洲的阿尔巴尼亚，外加一系列自称“毛派”的革命小组织和政党。
现在重提这段历史是追忆当年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这样的“社会主义”
走到了绝路。
俱往矣！那么今朝如何呢？我们的“社会主义”特征是什么呢？改革开放以来的成
绩有目共睹，经济有了飞跃的发展，相对说来，思想政治环境也在曲折中走向一定程度
的宽松。因开放而有了横向比较的条件：我们一律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欧美国家，以
及被认为放弃了“社会主义”的俄罗斯、前独联体成员外加东欧国家，都可以作为参照。
如果说资本主义片面追求效率，社会主义以“公平”自许，我国社会的“公平”特
征如何表现呢？论结果的平等，不论是统计上的基尼系数和肉眼看得到的贫富差距、城
乡差距、工农差距、地域差距，职业差距，等等，我们比哪个新、老“资本主义”国家
差距更小？论机会平等，也就是“起跑线”问题，城里的民工子弟、乡村的“留守儿童
”与那些从幼儿园就入各种高价“班”，或请私人家教的儿童，能在同一起跑线上吗？
普及全民义务教育是造就机会平等的最基本的条件，我国的义务教育能比哪个“资本主
义”国家优越呢（指事实，不是指写在纸上的政策口号）？
关于“人权”，据说“四大自由”云云都属资产阶级，我们讲的是“生存权”。最
振振有词的说法是：以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世界1/4（一说1/5）的人口。撇开国家承认
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不论，大批被拖欠工资的民工、矿难不断的矿区工人及其家属、
被与官府勾结的开发商扫地出门的“拆迁户”、至今没有彻底查清的令人发指的黑砖窑
事件中的奴隶工、因贫而以卖血为“致富”捷径从而感染艾滋病的群体及其遗孤……他
们的生存权如何？媒体天天报道国民经济骄人的业绩，令国人自豪，在国际上也产生了
“中国威胁论”。如何“威胁”呢？本人亲历一次国际研讨会，多数外国人都预言中国
将坐到世界经济的“驾驶室”中（即成为领头者），本人力辩其非，说明中国自己还有
很多困难。在私下交谈中，一位欧洲人说，中国企业连工人的工资都可以拖欠，我们如
何竞争得过！说此话者大约属于“老板”一边的，他们是为短工时、高福利和“工人阶
级力量大”（动不动就罢工、抗议、提条件）所苦，他说此话时全无恶意，倒有几分羡
慕。“社会主义”云乎哉！
关于环保，记得上个世纪70年代，欧美和日本舆论大力关注环保问题，在经过筛选
进入我国的有限信息中，这个问题占很大分量，我国媒体据此宣传资本主义之“腐朽没
落”，领导人在见外宾时也谈这个问题。凡有洋人问及我国是否注意到污染问题，标准
答案是，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不以牟利为先而是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所以不会有
污染问题。曾几何时，蓝天、绿水、青山、星空，对许多人来说已成追忆，无净水可用
的危机已非杞人忧天。其实就在嘲笑别人污染的年代，我们的问题早已悄悄出现，记得
曾访问沈阳，向铁西区方向望去，天空一片黄锈色。只是当时“政治挂帅”，不肯承认
那就是污染，同时又树立治污样板。那家“样板”工厂不知用什么办法，可使锅炉排白
烟。这是供外宾参观的一个点。我对机械一窍不通，完全没有听懂当时技术工人所介绍
的原理。外宾看过赞叹之余，不免要问，这么好的技术为什么不能推广到邻近那么多黑
烟滚滚的工厂呢？国营的“优越性”就在于可以不受制于利润的追求，考虑较长远的利
益，为什么不纳入计划呢？我当时也不明白。后来明白，其实那时污染问题根本不在视
野之内。只是在尼克松访华后有限的开放形势下，为应付洋人，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
”而做一些样子。实际就是那一家工厂也未过关，冒白烟的锅炉需要暂停生产，外宾走
后再恢复生产，照常冒黑烟。
诚然，污染是工业化的产物，始作俑者是那些先富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早期浪费
自然资源、污染环境达到肆无忌惮的程度，但是后来觉悟了，主要是在一些先驱人物的
呼唤下广大群众觉悟了，进行规模浩大锲而不舍的斗争，遂有后来的治污成绩。以前不
说，从上世纪70年代末算起，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与破坏环境的速度的比例，比“资本
主义”国家如何呢？我国各级“社会主义”政府对关系百姓生存的严重污染问题的责任
感和执法力度比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呢？
近百年来，“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有若干领域是不能完全推向
市场，以利润为驱动的，例如：教育、医疗、学术、社会保障、文物保护等等。而在我
国这些领域，不论是明的还是暗的市场化的程度，不必与欧洲国家比，比最讲自由市场
的美国也远远超过。奉行“新保守主义”的小布什政府，在经济政策上被攻击为“劫贫
济富”，其2006年用于社会保险的联邦预算占GDP的7%，其中医疗保险5%，（国防预算
占4.5%）。需要说明的是，美国的医疗保险大部分是个人或所在公司向保险公司购买，
以及各州政府补贴。联邦政府的拨款是补其不足部分，特别是医疗救助这一块——即65
岁以上老人全部免费医疗以及低收入者（买不起保险）的补贴。至于实行“民主社会主
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欧洲国家，实行高税收高福利，政府负担的部分就更大了。
（至于现在出现过于平均、政府负担过大等问题，难以为继，也可以说是过度“社会主
义化”，那是另一个问题）。
对于当前的种种问题的由来，有来自两方面的说法都不能令我信服：一说归罪于改
革，认为过去实行“社会主义”时期，这些问题都没有。过去如何陷入绝境，已如前述
。我感到持此类论点的如果是未及亲历那个年月的中青年，则是属于无知和少不更事，
或受某些隔岸观火的洋人的标新立异之说的影响，或者是只以当时信息极端封闭下的官
方书面文字为凭，而无视事实。例如看到1958年“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文本就根据自己
主观臆想大做文章，肯定“大跃进”。殊不知写在纸上的与实践的相去甚远，其实关于
“大炼钢铁”、“放卫星”的恶果的资料也比比皆是，还有众所周知的彭德怀冤案，却
都摒弃在立论的依据之外，竟成一家言。这也不能深责，因为在我国的历史和国情教育
中对于刚过去的那一段真相始终讳莫如深，歌颂至少比揭露之少犯禁，由无知导向偏见
是很自然的。若是年龄足以成为过来人的老人，如此健忘，那么我不免猜测他们当时至
少处于某种权势阶层，享受一定特权，或者囿于某种僵化的教条，执着不化，无视活生
生的现实。例如有人认为“国营”或“公有”就代表社会主义，现在的问题都源于“私
有化”。这就回到了老问题：谁代表“国家”或“全民”拥有这些企业？他们是一群完
全超脱于私利的，“特殊材料构成的人”？不由得想起一个颇有意思的例子：多年以前
，我因扁桃腺经常发炎，不堪其苦，医生建议我动手术割掉。我问：听说扁桃腺有挡住
细菌的作用，割掉后是否更易生病？医生说，这就好比看大门的警卫，本来应该抵挡坏
人，但是他变质了，反而勾结坏人进行破坏，那就必须去掉了。我不是把国营企业的负
责人比作化脓的扁桃腺，而是既然不存在完全无私的“由特殊材料构成的人”，作为一
种机制，行政垄断与大财团垄断究竟有何区别？就以平头百姓深以为苦的房价和通讯费
用来说，不都是掌握在国家手中么？现在常笼统说“房地产开发商”，暴力拆迁事件都
是开发商之过。其实“房产”可以是私营，而“地产”是国有的，没有地，如何盖房？
要知道我国是少数世界上土地完全国有的国家，掌握地产的政府或“公家”，为什么不
能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解决民生问题呢？又如通信的垄断权也是“公有”的，这
方面近来已有许多精辟的分析文章，归根结底，部门、集团以及有关的每一个人的既得
利益是实，“全民利益”是虚，除非取消垄断的权力，前者不会让位于后者。我们今天
作为消费者如果还享受日常生活中一定的方便和丰裕，恰恰是由于在这些领域内民营经
济发展，引入了竞争机制之故。
另一方面的说法是“初级阶段”论：说是我们不能与发达国家比，因为是“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待经济进一步发展到一定阶段，许多问题就会解决。不少论者举出发达
国家历史上人均收入达到某个数字时，腐败最厉害，以后逐步改善，人民福利亦然。也
就是“腐败无害论”，（以前此说也用于污染，主张“先污染，后治理”，现在污染到
了这个地步，这种公开的论调已难见天日了）。回到我的困惑：是“资本主义”还是“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必须与资本主义自发的原始积累阶段一样
残酷吗？人家一百年或几百年的经验教训不足以为我们借鉴，必须从头再走一遍吗？再
者，引一句“最高指示”：“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任何腐败不会因经
济发达了“自动”消灭。发达国家靠的是在言论自由基础上的强大的舆论监督、在结社
自由基础上的劳工和各行各业有组织的长期斗争、精心设计的权力制衡机制，以及健全
的法治体制下的立法和执法，经过全社会艰难的、锲而不舍的斗争，才遏制了权力和金
钱的腐败。但也没有根治，还是在“魔”与“道”的消长斗争之中。如果这些民众的权
利和监督、制衡权力的机制都被冠以“资本主义”，那么“社会主义”如何反腐？依靠
一个党的集权，自上而下的打击是否更有效？究竟是市场还是没有监督的权力是腐败之
源？是权威机构自上而下的查处还是全民的监督和揭发更有效？诸如黑砖窑事件、频发
惊人的矿难等等，都是“初级阶段”不可避免的吗？或者说，都是由市场经济引发出来
的，与政府、“公家”、体制无关？
再说教育、医疗。如果考察一下历史，欧美国家义务教育几乎与“初级阶段”同步
开始，然后逐步加长学龄年限。初级教育基本上是各地方政府的责任。如果说我国“初
级阶段”财政不敷，那么每一个县每年用于公款吃喝的钱（还不算在饭馆白吃不给钱的
）有多少？自县政府以下公务小汽车和办公大楼是“初级阶段”水平吗？似乎还很少见
到资本主义国家（不论处于什么阶段），在同一个地方学校校舍的破败和办公大楼的豪
华呈这样鲜明对比的。关于医疗，我们的医疗资源有限，医疗质量和覆盖面当然不能与
发达国家比。但是有限的医疗资源用于高官与一般平民的比例，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或
“社会民主主义”国家有我们这样向高官倾斜？“资本主义”乎？“社会主义”乎？
那么，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特征究竟是什么？“科学”比“民主”优越性
在哪里？上世纪80年代就听说有一位居高位的老革命访问瑞典后叹曰：我们想要做的，
他们都做到了，只要换成共产党领导就差不多了。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标志主要在于
是什么党领导？谁（who）做比做什么（what）更重要？余惑之焉。所以，我对各种“
提法”和口号只能听其言而观其行，从常识和现实出发，只对“问题”感兴趣，对“主
义”只好敬谢不敏了。
相当长时间以来，何谓“资本主义”国家，何谓“社会主义”国家，日益令我困惑。
自今年2月起又有《炎黄春秋》载毕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谢韬老先生“论民主社会主义
”一文，引起海内外沸沸扬扬，议论不断。赞同者评价甚高；那些攻击性的言论似曾相
识，都是上纲上线，棍子在手，“不是学术问题，是政治问题”云云，而且都以正宗“
科学社会主义”说事儿。似乎“科学”与“民主”是互相排斥的，我的困惑就更加驱之
不散。余也愚钝，在理论上引经据典，推敲“提法”非所长，只能就自己经验、常识所
及，就国内外实情，摆出问题以求教于识者
据我理解，追根溯源，“社会主义”这样一种思潮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尖锐
化之际，是关注弱势群体，向着平等方向的诉求。在这一旗号下，提出各种解决方案，
又形成各种流派，总之是以资本为主导的不加约束的自由市场竞争的一个对立面，在实
践中有导致改良的，有导致颠覆和革命的。这是我粗浅的概括，当然是不严谨、不全面
的，不过足以引出我的困惑。自1949年以来，我们从“天天讲”的“政治学习”中学到
的是：我们实行的是“科学社会主义”，比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有“无比优越性”，也
不同于其他形形色色的“虚伪”的“社会主义”，包括社会民主党“那一套”。优越性
表现在：
1. 用暴力革命推翻了旧政权，比任何改良都彻底。
2. 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消灭了剥削。
3. 实行计划经济，一切生产资料归“国有”（或曰“全民所有”）。实行各尽所
能，按劳分配。劳动者享受劳保，生、老、病、死都由“组织”包了，无后顾之忧，由
于是为自己工作，因而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
4. 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构成
的”，“拒腐蚀，永不沾”。所有职业都是平等的，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
5. 一反资本主义社会的唯利是图，取消了私有制，也就取消了利益驱动，以集体
主义代替个人主义，从而造就摆脱了自私自利的社会主义新人。及至“文革”，批判“
资产阶级法权”，反对物质刺激，取消“八级工资制”，连老技术工人的相对高工资都
成为“资产阶级法权”，彻底实行绝对平均主义。
6. 国家是专政机器。社会主义国家由*代表无产阶级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后来
改为“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是虚伪的，实际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
，只有资本家有自由，劳动人民只有失业的自由。到“文革”发展到“在一切领域内实
行无产阶级专政”，贯穿在日常生活之中。
7. 从“苏联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上世纪50年代前期）到“赫鲁晓夫假共产主
义及其在历史上的教训”（1963-64《九评》之一），苏联的“榜样”从正面到反面。
苏联“变修”表现在对内专政有所松动（解冻），许诺物质利益（土豆烧牛肉），对外
与美国关系缓和，只有我们坚持“列宁主义”。据此掀起批判国内“三和一少”（“和
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少支持民族独立运动）路线。
对所谓“三和”需要略加说明：其一、苏共二十大提出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不排除通
过议会斗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其二，当时赫鲁晓夫还有自信（现在看
来是盲目的），敢于提出与美国在“和平共处”中“和平竞赛”，比赛谁的制度能给人
民带来更多的幸福。中共中央狠批“和平过渡”，强调武装斗争；反对“和平竞赛”的
理由是：修正主义以追求物质生活来麻痹人民斗志，正好落入帝国主义圈套，它们就是
用资产阶级生活来引诱、腐蚀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我们不能跟着它跑。换言之，比物质
，我们是比不过的，我们要比的是革命精神。
那一段中共在国际共运中舌战群雄的论战，不是本文的主题，姑不赘言。总之，由
“赶超”，到放卫星到三年大饥荒，经过调整，刚开始吃饱饭，又害怕由“富”变“修
”（其实离“富”还远着呢），经过几年“理论准备”，终于于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
命”，达到登峰造极，“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原来指的是刘少奇，令全国乃至举
世震惊。以后发展到“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穷”成为社会主义的特
征之一，终于经济濒于崩溃边缘。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情况下，隐性的特权和腐败（那时
的委婉语为“不正之风）丛生，在绝对平均的表面下，一切实际的机会和福利按权力等
级分配。就以全民挨饿的那几年为例，传说领袖为之废肉食（多长时间不可考），黎民
感动，但是在千万饿殍中有几个是“干部”？城乡比例多少？在城里得浮肿病的比例与
级别成反比是事实，“穷”能实现平等吗？事实上出现的是权力成为变本加厉追逐的对
象，因为生存状态从属于权力的大小，或赖权力的恩赐。国际上则大部分国家和社会主
义性质的政党，包括共产党，都被列入“帝、修、反”之列，“朋友”只剩下亚洲的柬
埔寨和欧洲的阿尔巴尼亚，外加一系列自称“毛派”的革命小组织和政党。
现在重提这段历史是追忆当年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这样的“社会主义”
走到了绝路。
俱往矣！那么今朝如何呢？我们的“社会主义”特征是什么呢？改革开放以来的成
绩有目共睹，经济有了飞跃的发展，相对说来，思想政治环境也在曲折中走向一定程度
的宽松。因开放而有了横向比较的条件：我们一律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欧美国家，以
及被认为放弃了“社会主义”的俄罗斯、前独联体成员外加东欧国家，都可以作为参照。
如果说资本主义片面追求效率，社会主义以“公平”自许，我国社会的“公平”特
征如何表现呢？论结果的平等，不论是统计上的基尼系数和肉眼看得到的贫富差距、城
乡差距、工农差距、地域差距，职业差距，等等，我们比哪个新、老“资本主义”国家
差距更小？论机会平等，也就是“起跑线”问题，城里的民工子弟、乡村的“留守儿童
”与那些从幼儿园就入各种高价“班”，或请私人家教的儿童，能在同一起跑线上吗？
普及全民义务教育是造就机会平等的最基本的条件，我国的义务教育能比哪个“资本主
义”国家优越呢（指事实，不是指写在纸上的政策口号）？
关于“人权”，据说“四大自由”云云都属资产阶级，我们讲的是“生存权”。最
振振有词的说法是：以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世界1/4（一说1/5）的人口。撇开国家承认
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不论，大批被拖欠工资的民工、矿难不断的矿区工人及其家属、
被与官府勾结的开发商扫地出门的“拆迁户”、至今没有彻底查清的令人发指的黑砖窑
事件中的奴隶工、因贫而以卖血为“致富”捷径从而感染艾滋病的群体及其遗孤……他
们的生存权如何？媒体天天报道国民经济骄人的业绩，令国人自豪，在国际上也产生了
“中国威胁论”。如何“威胁”呢？本人亲历一次国际研讨会，多数外国人都预言中国
将坐到世界经济的“驾驶室”中（即成为领头者），本人力辩其非，说明中国自己还有
很多困难。在私下交谈中，一位欧洲人说，中国企业连工人的工资都可以拖欠，我们如
何竞争得过！说此话者大约属于“老板”一边的，他们是为短工时、高福利和“工人阶
级力量大”（动不动就罢工、抗议、提条件）所苦，他说此话时全无恶意，倒有几分羡
慕。“社会主义”云乎哉！
关于环保，记得上个世纪70年代，欧美和日本舆论大力关注环保问题，在经过筛选
进入我国的有限信息中，这个问题占很大分量，我国媒体据此宣传资本主义之“腐朽没
落”，领导人在见外宾时也谈这个问题。凡有洋人问及我国是否注意到污染问题，标准
答案是，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不以牟利为先而是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所以不会有
污染问题。曾几何时，蓝天、绿水、青山、星空，对许多人来说已成追忆，无净水可用
的危机已非杞人忧天。其实就在嘲笑别人污染的年代，我们的问题早已悄悄出现，记得
曾访问沈阳，向铁西区方向望去，天空一片黄锈色。只是当时“政治挂帅”，不肯承认
那就是污染，同时又树立治污样板。那家“样板”工厂不知用什么办法，可使锅炉排白
烟。这是供外宾参观的一个点。我对机械一窍不通，完全没有听懂当时技术工人所介绍
的原理。外宾看过赞叹之余，不免要问，这么好的技术为什么不能推广到邻近那么多黑
烟滚滚的工厂呢？国营的“优越性”就在于可以不受制于利润的追求，考虑较长远的利
益，为什么不纳入计划呢？我当时也不明白。后来明白，其实那时污染问题根本不在视
野之内。只是在尼克松访华后有限的开放形势下，为应付洋人，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
”而做一些样子。实际就是那一家工厂也未过关，冒白烟的锅炉需要暂停生产，外宾走
后再恢复生产，照常冒黑烟。
诚然，污染是工业化的产物，始作俑者是那些先富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早期浪费
自然资源、污染环境达到肆无忌惮的程度，但是后来觉悟了，主要是在一些先驱人物的
呼唤下广大群众觉悟了，进行规模浩大锲而不舍的斗争，遂有后来的治污成绩。以前不
说，从上世纪70年代末算起，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与破坏环境的速度的比例，比“资本
主义”国家如何呢？我国各级“社会主义”政府对关系百姓生存的严重污染问题的责任
感和执法力度比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呢？
近百年来，“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有若干领域是不能完全推向
市场，以利润为驱动的，例如：教育、医疗、学术、社会保障、文物保护等等。而在我
国这些领域，不论是明的还是暗的市场化的程度，不必与欧洲国家比，比最讲自由市场
的美国也远远超过。奉行“新保守主义”的小布什政府，在经济政策上被攻击为“劫贫
济富”，其2006年用于社会保险的联邦预算占GDP的7%，其中医疗保险5%，（国防预算
占4.5%）。需要说明的是，美国的医疗保险大部分是个人或所在公司向保险公司购买，
以及各州政府补贴。联邦政府的拨款是补其不足部分，特别是医疗救助这一块——即65
岁以上老人全部免费医疗以及低收入者（买不起保险）的补贴。至于实行“民主社会主
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欧洲国家，实行高税收高福利，政府负担的部分就更大了。
（至于现在出现过于平均、政府负担过大等问题，难以为继，也可以说是过度“社会主
义化”，那是另一个问题）。
对于当前的种种问题的由来，有来自两方面的说法都不能令我信服：一说归罪于改
革，认为过去实行“社会主义”时期，这些问题都没有。过去如何陷入绝境，已如前述
。我感到持此类论点的如果是未及亲历那个年月的中青年，则是属于无知和少不更事，
或受某些隔岸观火的洋人的标新立异之说的影响，或者是只以当时信息极端封闭下的官
方书面文字为凭，而无视事实。例如看到1958年“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文本就根据自己
主观臆想大做文章，肯定“大跃进”。殊不知写在纸上的与实践的相去甚远，其实关于
“大炼钢铁”、“放卫星”的恶果的资料也比比皆是，还有众所周知的彭德怀冤案，却
都摒弃在立论的依据之外，竟成一家言。这也不能深责，因为在我国的历史和国情教育
中对于刚过去的那一段真相始终讳莫如深，歌颂至少比揭露之少犯禁，由无知导向偏见
是很自然的。若是年龄足以成为过来人的老人，如此健忘，那么我不免猜测他们当时至
少处于某种权势阶层，享受一定特权，或者囿于某种僵化的教条，执着不化，无视活生
生的现实。例如有人认为“国营”或“公有”就代表社会主义，现在的问题都源于“私
有化”。这就回到了老问题：谁代表“国家”或“全民”拥有这些企业？他们是一群完
全超脱于私利的，“特殊材料构成的人”？不由得想起一个颇有意思的例子：多年以前
，我因扁桃腺经常发炎，不堪其苦，医生建议我动手术割掉。我问：听说扁桃腺有挡住
细菌的作用，割掉后是否更易生病？医生说，这就好比看大门的警卫，本来应该抵挡坏
人，但是他变质了，反而勾结坏人进行破坏，那就必须去掉了。我不是把国营企业的负
责人比作化脓的扁桃腺，而是既然不存在完全无私的“由特殊材料构成的人”，作为一
种机制，行政垄断与大财团垄断究竟有何区别？就以平头百姓深以为苦的房价和通讯费
用来说，不都是掌握在国家手中么？现在常笼统说“房地产开发商”，暴力拆迁事件都
是开发商之过。其实“房产”可以是私营，而“地产”是国有的，没有地，如何盖房？
要知道我国是少数世界上土地完全国有的国家，掌握地产的政府或“公家”，为什么不
能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解决民生问题呢？又如通信的垄断权也是“公有”的，这
方面近来已有许多精辟的分析文章，归根结底，部门、集团以及有关的每一个人的既得
利益是实，“全民利益”是虚，除非取消垄断的权力，前者不会让位于后者。我们今天
作为消费者如果还享受日常生活中一定的方便和丰裕，恰恰是由于在这些领域内民营经
济发展，引入了竞争机制之故。
另一方面的说法是“初级阶段”论：说是我们不能与发达国家比，因为是“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待经济进一步发展到一定阶段，许多问题就会解决。不少论者举出发达
国家历史上人均收入达到某个数字时，腐败最厉害，以后逐步改善，人民福利亦然。也
就是“腐败无害论”，（以前此说也用于污染，主张“先污染，后治理”，现在污染到
了这个地步，这种公开的论调已难见天日了）。回到我的困惑：是“资本主义”还是“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必须与资本主义自发的原始积累阶段一样
残酷吗？人家一百年或几百年的经验教训不足以为我们借鉴，必须从头再走一遍吗？再
者，引一句“最高指示”：“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任何腐败不会因经
济发达了“自动”消灭。发达国家靠的是在言论自由基础上的强大的舆论监督、在结社
自由基础上的劳工和各行各业有组织的长期斗争、精心设计的权力制衡机制，以及健全
的法治体制下的立法和执法，经过全社会艰难的、锲而不舍的斗争，才遏制了权力和金
钱的腐败。但也没有根治，还是在“魔”与“道”的消长斗争之中。如果这些民众的权
利和监督、制衡权力的机制都被冠以“资本主义”，那么“社会主义”如何反腐？依靠
一个党的集权，自上而下的打击是否更有效？究竟是市场还是没有监督的权力是腐败之
源？是权威机构自上而下的查处还是全民的监督和揭发更有效？诸如黑砖窑事件、频发
惊人的矿难等等，都是“初级阶段”不可避免的吗？或者说，都是由市场经济引发出来
的，与政府、“公家”、体制无关？
再说教育、医疗。如果考察一下历史，欧美国家义务教育几乎与“初级阶段”同步
开始，然后逐步加长学龄年限。初级教育基本上是各地方政府的责任。如果说我国“初
级阶段”财政不敷，那么每一个县每年用于公款吃喝的钱（还不算在饭馆白吃不给钱的
）有多少？自县政府以下公务小汽车和办公大楼是“初级阶段”水平吗？似乎还很少见
到资本主义国家（不论处于什么阶段），在同一个地方学校校舍的破败和办公大楼的豪
华呈这样鲜明对比的。关于医疗，我们的医疗资源有限，医疗质量和覆盖面当然不能与
发达国家比。但是有限的医疗资源用于高官与一般平民的比例，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或
“社会民主主义”国家有我们这样向高官倾斜？“资本主义”乎？“社会主义”乎？
那么，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特征究竟是什么？“科学”比“民主”优越性
在哪里？上世纪80年代就听说有一位居高位的老革命访问瑞典后叹曰：我们想要做的，
他们都做到了，只要换成共产党领导就差不多了。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标志主要在于
是什么党领导？谁（who）做比做什么（what）更重要？余惑之焉。所以，我对各种“
提法”和口号只能听其言而观其行，从常识和现实出发，只对“问题”感兴趣，对“主
义”只好敬谢不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