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特搞”# WaterWorld - 未名水世界
G*s
1 楼
失败的“特搞”
刘国强
新闻体裁中有一类叫“特稿”，其实要严格界定很困难，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特稿
可以写得更富有文学性，可以有生动的细节，可以有温馨的人情味。总之，如果你写得
足够好，它既可以发表在《南方周末》，也可以发表在《知音》。
这不，在韩寒“代笔门”事件正舆情汹汹之际，《南方周末》在2月16日抛出了两
篇所谓“特稿”：《差生韩寒》和《世界差点把他忘了》，以非常文艺的方式还原韩寒
自出道以来的经历。但认真读罢，这集特稿，从新闻报道的要求看，只能算是非常失败
的“特搞”，也许放在《知音》远比《南方周末》要合适。
先看选题是否成立。
显然，《南方周末》此次报道，意在以恢弘的气势对韩寒出道十几年来的峥嵘岁月
作一次史诗般的回顾，对这一争讼不已的公共事件作出一个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
总结陈词”。这是很宏伟的构思，但按作者的说法，促成这次采访写作的动因是觉得“
正本清源之道何在？找到韩当年的老师同学就行了”。
这一说法让我觉得非常惊讶，我不知道《南方周末》的记者会如此简单地理解寻求
真相的方式。这好比警察调查一起案件，他们不去努力发掘各种证据，而只去走访当事
人的亲朋好友或目击者，凭录音的口供就结案了。就算录了两份音（以我有限的理解，
其作用无非是丢了一份还有一份吧），又能办成铁案吗？从认识论而言，事实是不可还
原的，所有的还原都是表述者对事实的个人理解，因此，关键还在于你提供的信息是不
是具有足够的说服力，是不是经得起各种质疑。
显然，在这个极为敏感的时期，对这一涉及巨大利益和庞大利益链的公共事件，仅
依靠少数韩寒老师同学的口述就试图廓清这一事件的真相，这是无法让人信服的。
再看报道方式是否合适。
新闻讲求客观中立，理性的表述总会显得平淡，这也是特稿这一形式吸引人的地方
，但特稿仍要以真实为生命之源，所以它多用于事实清楚少有争议而又具情感冲击力的
报道题材，或是涉及事实较少以表达观点为主的题材中。
而在这次韩寒事件中，各种质疑持续而强烈，作者仅凭个人走访就遽下判断，进而
放弃调查报道的方式，采取这种主观性和修饰性极强的报道形式，这是非常不妥的。
报道采取了全知视角，铺排的许多细节都没有交代来历，行文充满想像力和情感张
力，虽然记者宣称都有采访录音做依据，但读者可能永远也听不到录音，只看到记者妙
笔的各种生花。
事实上也有读者指出了细节的多处谬误：如黑板的用途，书名的错误，建筑物的出
现时间，以及教室的电视机、韩寒各种狂狷之语的确切性等许多疑问。对于报道方式的
选择，作者以“就是喜欢就是喜欢喜欢喜……”来解释，可惜，如此余音绕梁般的深情
呼唤，如果能得到“我也喜欢我也喜欢喜欢喜……”的空谷回音，那我们简直又可以相
信爱情了。
从报道内容来看，记者虽然回避了许多具体的质疑，但以最巧妙的方式回答了对韩
寒最主要的质疑：一个七门功课都亮红灯的少年，如何可能写出如此富有知识含量和生
活阅历的作品？我们在特稿中看到一个自信到张狂的天才少年，他进校就宣称“从今往
后，松江二中写文章的，我称第二，就没有人敢称第一”，而在钱钟书去世后他马上宣
布晋升到全国第二。他“课上课下一刻不停地读老师们都没读过的‘怪书’，写一些民
国腔调的文章”，虽然成绩极差，他那挂科的数学不足以让他算清30年有多少天，但已
经足以使他精确地保证语文恰好考到60分，因为多1分都是对天才的侮辱。他的书单《
榆下说书》《西溪丛语》《分世余话》《东坡志林》《芦浦笔记》让中文系科班出身的
笔者惭愧得想找块豆腐撞死，我完全理解记者把《分甘余话》写成《分世余话》，因为
这简直是天才故意设的陷阱，据说天才都喜欢干这样的事情，他总能预料到以后可能出
现的各种不敬而预先准备一些促狭的陷阱，然后开心地听那些倒霉鬼扑通扑通掉进去的
声音，这样的娱乐普通人完全享受不到，当然有时免不了有误伤。
最后，他成功地让同学记住了“那个永远都在埋头看书埋头写作的少年”，并一同
见证了作品的诞生。在这些天才表现面前，天啊，他那邋遢随意不讲卫生的缺点，竟也
散发出可爱的光芒，仿佛那是只有天才才配拥有的缺点。只是，天才有些时候说话不免
过于随意，他既可宣称自己“彻夜读《管锥编》和二十四史”，也可告诉你他根本就不
读书，关于那个“漂来漂去”以及那三个门到底在哪里的说法，也让我们有点摸不着边
际，但记者准确地理清了思路，并亲眼见到了天才自己已经遗忘的三个门，这确实让人
佩服至极。
但遗憾的是，虽然记者宣称还原了事实，读者看到的依然不是事实，而是一个疑似
的新闻文本。这个文本的意义并不难阐释，不管你是想挺韩，还是倒韩，大家都读懂了
文本中隐藏的秘密，并继续进行更激烈的争讼。不管事实有没有最终认定的那一天，所
有的文本，都是每个读者判断媒体和媒体人公信力的呈堂证供。
最后想强调的是，不要做了公知就瞧不起《知音》，韩寒事件告诉我们，人们对感
情的渴求远远大于对真相的追求。再说《知音》也有自己的个性，《差生韩寒》这标题
就不合要求，应改为《那七门功课亮红灯的少年赛车手啊，怎样化蝶为文学之神？》。
顺便说明一下，我也天生不喜欢干巴巴的文字，我爱《知音》。
作者系四川外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刘国强
新闻体裁中有一类叫“特稿”，其实要严格界定很困难，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特稿
可以写得更富有文学性，可以有生动的细节，可以有温馨的人情味。总之，如果你写得
足够好，它既可以发表在《南方周末》，也可以发表在《知音》。
这不，在韩寒“代笔门”事件正舆情汹汹之际，《南方周末》在2月16日抛出了两
篇所谓“特稿”：《差生韩寒》和《世界差点把他忘了》，以非常文艺的方式还原韩寒
自出道以来的经历。但认真读罢，这集特稿，从新闻报道的要求看，只能算是非常失败
的“特搞”，也许放在《知音》远比《南方周末》要合适。
先看选题是否成立。
显然，《南方周末》此次报道，意在以恢弘的气势对韩寒出道十几年来的峥嵘岁月
作一次史诗般的回顾，对这一争讼不已的公共事件作出一个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
总结陈词”。这是很宏伟的构思，但按作者的说法，促成这次采访写作的动因是觉得“
正本清源之道何在？找到韩当年的老师同学就行了”。
这一说法让我觉得非常惊讶，我不知道《南方周末》的记者会如此简单地理解寻求
真相的方式。这好比警察调查一起案件，他们不去努力发掘各种证据，而只去走访当事
人的亲朋好友或目击者，凭录音的口供就结案了。就算录了两份音（以我有限的理解，
其作用无非是丢了一份还有一份吧），又能办成铁案吗？从认识论而言，事实是不可还
原的，所有的还原都是表述者对事实的个人理解，因此，关键还在于你提供的信息是不
是具有足够的说服力，是不是经得起各种质疑。
显然，在这个极为敏感的时期，对这一涉及巨大利益和庞大利益链的公共事件，仅
依靠少数韩寒老师同学的口述就试图廓清这一事件的真相，这是无法让人信服的。
再看报道方式是否合适。
新闻讲求客观中立，理性的表述总会显得平淡，这也是特稿这一形式吸引人的地方
，但特稿仍要以真实为生命之源，所以它多用于事实清楚少有争议而又具情感冲击力的
报道题材，或是涉及事实较少以表达观点为主的题材中。
而在这次韩寒事件中，各种质疑持续而强烈，作者仅凭个人走访就遽下判断，进而
放弃调查报道的方式，采取这种主观性和修饰性极强的报道形式，这是非常不妥的。
报道采取了全知视角，铺排的许多细节都没有交代来历，行文充满想像力和情感张
力，虽然记者宣称都有采访录音做依据，但读者可能永远也听不到录音，只看到记者妙
笔的各种生花。
事实上也有读者指出了细节的多处谬误：如黑板的用途，书名的错误，建筑物的出
现时间，以及教室的电视机、韩寒各种狂狷之语的确切性等许多疑问。对于报道方式的
选择，作者以“就是喜欢就是喜欢喜欢喜……”来解释，可惜，如此余音绕梁般的深情
呼唤，如果能得到“我也喜欢我也喜欢喜欢喜……”的空谷回音，那我们简直又可以相
信爱情了。
从报道内容来看，记者虽然回避了许多具体的质疑，但以最巧妙的方式回答了对韩
寒最主要的质疑：一个七门功课都亮红灯的少年，如何可能写出如此富有知识含量和生
活阅历的作品？我们在特稿中看到一个自信到张狂的天才少年，他进校就宣称“从今往
后，松江二中写文章的，我称第二，就没有人敢称第一”，而在钱钟书去世后他马上宣
布晋升到全国第二。他“课上课下一刻不停地读老师们都没读过的‘怪书’，写一些民
国腔调的文章”，虽然成绩极差，他那挂科的数学不足以让他算清30年有多少天，但已
经足以使他精确地保证语文恰好考到60分，因为多1分都是对天才的侮辱。他的书单《
榆下说书》《西溪丛语》《分世余话》《东坡志林》《芦浦笔记》让中文系科班出身的
笔者惭愧得想找块豆腐撞死，我完全理解记者把《分甘余话》写成《分世余话》，因为
这简直是天才故意设的陷阱，据说天才都喜欢干这样的事情，他总能预料到以后可能出
现的各种不敬而预先准备一些促狭的陷阱，然后开心地听那些倒霉鬼扑通扑通掉进去的
声音，这样的娱乐普通人完全享受不到，当然有时免不了有误伤。
最后，他成功地让同学记住了“那个永远都在埋头看书埋头写作的少年”，并一同
见证了作品的诞生。在这些天才表现面前，天啊，他那邋遢随意不讲卫生的缺点，竟也
散发出可爱的光芒，仿佛那是只有天才才配拥有的缺点。只是，天才有些时候说话不免
过于随意，他既可宣称自己“彻夜读《管锥编》和二十四史”，也可告诉你他根本就不
读书，关于那个“漂来漂去”以及那三个门到底在哪里的说法，也让我们有点摸不着边
际，但记者准确地理清了思路，并亲眼见到了天才自己已经遗忘的三个门，这确实让人
佩服至极。
但遗憾的是，虽然记者宣称还原了事实，读者看到的依然不是事实，而是一个疑似
的新闻文本。这个文本的意义并不难阐释，不管你是想挺韩，还是倒韩，大家都读懂了
文本中隐藏的秘密，并继续进行更激烈的争讼。不管事实有没有最终认定的那一天，所
有的文本，都是每个读者判断媒体和媒体人公信力的呈堂证供。
最后想强调的是，不要做了公知就瞧不起《知音》，韩寒事件告诉我们，人们对感
情的渴求远远大于对真相的追求。再说《知音》也有自己的个性，《差生韩寒》这标题
就不合要求，应改为《那七门功课亮红灯的少年赛车手啊，怎样化蝶为文学之神？》。
顺便说明一下，我也天生不喜欢干巴巴的文字，我爱《知音》。
作者系四川外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