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地狱 1958～1965（二）二、大饥荒 (转载)# WaterWorld - 未名水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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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coarsening (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 信区: Military
标 题: 第三章 地狱 1958～1965（二）二、大饥荒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un Aug 26 18:02:39 2012, 美东)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2&tid=114&pid=1069
第三章 地狱 1958～1965（二）
二、大饥荒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豫北是连续两个大丰收年，风调雨顺，庄稼长势出奇的好。但是
棒劳力都去“大炼钢铁”、“大修水利”了，“大办粮食”的任务就落到我母亲这个七
岁的孩子和外公的父亲（【注】外公的父亲时年已经接近七十岁了）这样的老弱病残头
上。可这样这些老弱病残能有什么力量呢？况且，在干部们的重压之下，还必须赶“进
度”、追求所谓的“提前××天完成指标”、“收割放卫星”，于是就胡乱收割，甚至
有些地块根本没收割而直接犁地，放一把火以后用土把庄稼埋起来就算完事。大量的庄
稼就这么烂在地里做了肥料。而且在当时，谁都不能偷偷地把作物带回家里，因为那是
盗窃集体财物，是“挖社会主义墙角”，揪出来可不得了。每天下工时村干部都守在村
口，一个挨一个地搜身检查，有时候甚至连妇女的私处也不放过。查到谁偷带了食物，
当即就是一顿痛殴。由于饥饿感的驱使，年幼的母亲总是在地里偷吃生的农作物，生茄
子、生南瓜、生麦穗、生玉米——什么都吃过。浮夸风带来高指标、高征收，队里本来
就不多的余粮甚至种子都交出去了。
试图在短短几年之内建成天堂般的共产主义，违背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注定是要
受到报复的。天堂没有建成，大饥荒却来临了。自从一九五九年秋后，各地的粮食就纷
纷告急；而到一九六○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一场惨绝人寰的饥荒袭击了全中国。这
次大饥荒在河南被称作“粮食关”。
在一九六○年年初的一段时间里，我母亲住的那个村几乎天天有人饿死。饥荒最严重时
，每个棒劳力每天的粮食定量是四两，老人和孩子则是二两，还常常中断，或者被村干
部截流贪污。有人也许会说，“四两粮食不会饿死人嘛，我现在每天也吃不了多少粮食
。”其实，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人的饮食主要消耗已经转向副食品，如肉、蛋、奶、青
菜之类，粮食已经成为次要消费品；而在五十年代末，在几乎完全没有副食和超负荷的
劳动支出情况下，四两粮食是根本不可能养活一个棒劳力的。
而所谓的四两“粮食”，也不是白面大米，甚至不是完全的粗粮，而是由棉籽、豆饼、
玉米面之类混合成的饼子。人吃了这种东西拉不出屎来，青壮年好办一点，老年人就非
常痛苦了。当时，外公的父亲已经快七十岁了，原本身体很硬朗，但每天饥肠辘辘，吃
了棉籽后又经常一二十天解不出手来，很快就病卧而倒。没办法，外公只好用手帮他往
外抠。揶到一九六○年二月，老人就饿死了。
大饥荒刚刚开始时，离家比较远的野地里还有草根、野菜这些东西。为了填饱肚子，外
婆就让我母亲到野地里挖野菜。我的母亲当时八岁，和前面提到过的另外一个女孩子春
字两个人一起到离家十四、五里地开外的一片荒坡去挖野菜，早晨天不亮就出发，一直
挖到太阳落山。两个小女孩每人身上都一前一后地背两个装满野菜的大包袱，摇摇晃晃
地往家走。那时已经开始有人饿死，谣传说有人专门抓小孩杀了吃肉，两个小女孩背着
野菜走不快，但一想到这个传言，就禁不住吓得浑身发抖，拼命往家里赶，边走还边往
后看看有没有人跟着。到了后来，这些东西也没有了。
尽管腹中空空，但那时还要“跃进再跃进”。一九六○年元旦，在各地已经开始大规模
地饿死人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仍然在说“我们已经完满实现‘一九五九年
红到底’，现在正满怀信心地为‘一九六○年开门红’而奋斗。”于是乎，我的外公继
续被抽调去“大修水利”，挖那两条无用的人工河。外公是家里的顶梁柱，无论如何不
能塌下来，于是我的外婆从自己和我母亲的口粮中节省下一部分给外公吃，算是让外公
没有和他一同挖河的伙伴们那样成为“倒卧”（【注】河南民间俗称饿死的人为“倒卧
”）。外婆浑身浮肿得按一下一个大坑，而时年九岁的母亲则因患小儿疳积，肚子肿得
像个大锅，青筋外翻。
然而，尽管村民们浑身浮肿甚至成为“倒卧”，但村干部们生活得却不错。人民公社化
以后，农民家里养的鸡、养、猪等家禽家畜，以及牛、驴、马等大牲畜都被强制充公，
没有粮食时，村干部就开始杀鸡宰羊吃肉，农民只有眼巴巴看着的份儿。当时村里有一
个六十来岁的老太太，是个贫农，忍不住饥饿偷了队里的一只鸡，刚杀完还没做熟就给
村干部逮到了，在村里召开批判斗争大会。会上也不讲什么阶级友爱了，让这个小脚老
太太站在一条四寸宽的板凳上，嘴里衔着那只鸡。先是村干部破口大骂，然后让群众喊
口号，可群众早就饿得有气没力了，也只是稀稀拉拉地挤了两嗓子。批斗结束，村干部
飞起一脚，把那个阶级姐妹踹到地上，又踢了几脚，这才拎起鸡子来扬长而去。
大队长是我们家五服以内的亲戚，母亲有时候到他们家里去玩。令母亲惊讶的是，大队
长家里有个用席子卷起来的粮屯，比我母亲的个子还要高，直径大约四尺半。就这个粮
屯里面，至少有一、两千斤的粮食。大队长的老婆人还算可以，看到母亲时偶尔塞一个
烟盒那么大的玉蜀黍加野菜饼子。大队长的女儿叫改珍，心地不善，看到母亲吃他们家
的东西时总是拳打脚踢。但是我母亲太饿了，还是硬着头皮去他们家。
当时春字家院子里有两棵祖上种的枣树，此时已是枝繁叶茂，然而队里却不许春字家的
人吃树上的枣子，因为那两棵枣树已经被“共产”了。大队支书、队长的家属、孩子，
才有资格来打枣吃，春字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但饥饿难忍，到了晚上春字就领着我的母
亲偷偷摸摸地爬上树，也不敢点灯，爬上枣树上摸几个枣吃。吃完后不敢把枣核随便扔
，怕干部们看见，还要找个地方埋起来。
时年八九岁的母亲，每天饿得心里发慌，特别是夜里更是肚子里火烧火燎，难以入睡。
我的外婆干活时偷藏了一小根胡萝卜，自己舍不得吃，每天夜里看到我母亲实在饿得受
不了了，就从衣兜里掏出这根胡萝卜，让母亲咬上一小口，还嘱咐要慢点嚼。每当这时
，外婆还经常讲一些故事，哄母亲开心，转移母亲的注意力。其实，外婆当时也挣扎在
死亡线上，但为了自己的孩子，强忍着难捱的饥饿，一口都不吃。就这根小小的胡萝卜
，成了年幼的母亲一直惦记着的美食，每夜啃上一小口，半个多月才吃完。
当时我的母亲在离村一里的落庄上小学，这短短的一里路，在人极度饥饿的情况下却成
为畏途。有一天母亲在家里的门框上拣到一颗老豆角，可能是以前遗留下来的，已经完
全干了。母亲把豆角剥开，把里面的几颗豆子放在兜里。在去落庄上学的路上，由于太
饿没有劲，走几步就挪不动了。母亲就蹲在地上，把那几颗豆子掏出来放在手心里看看
，也舍不得吃。就是这几颗豆子，成了支撑母亲走到学校的神奇力量。一九五九年冬天
以后，死去的人越来越多，来上课的学生越来越少。当时教我母亲的是个年轻的男老师
，宽脸庞，高高的个子。由于饥饿，老师的肚子肿的像一口大锅，仍然坚持讲课，经常
讲着讲着，就用手扶在讲桌上停好大一会儿。终于有一天，老师讲课时忽然栽倒在地上
，再也没有站起来。学校没了老师，不得不停课放假了，一放就是一年多。
死神每天徘徊在村庄里，随时向每一个人招手。肚子里没有一点热量储备的人们，哪怕
一次断顿，甚至晚吃几个小时的饭，就有可能成为“倒卧”。公共食堂停办前不久的一
天，我的外公下工很晚。那时家里不许开伙，也没什么锅之类的东西可以开伙，因此家
里都是等外公下工回家后才去打饭，如果打得太早，饭就会变得冰凉。当时外婆因为浮
肿已不能行走，母亲捧着碗去打饭。来到食堂，看到食堂的稀饭只剩了锅底的糁疙瘩，
那是食堂炊事员耍的小聪明：煮饭时故意捏上一些糁疙瘩放到锅底，社员打饭时就盛上
面的稀汤，最后留下锅底的糁疙瘩自己吃。当时村里的司务长、炊事员都是村干部家里
的人，贪污、克扣社员口粮现象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农民们编了个顺口溜：“一天吃一
两，饿不死司务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母亲看到这些椹疙瘩满心欢喜，想
着这下可以吃上顿半稀半干的食物了。然而，就在把饭打回家准备往嘴里送时，母亲的
嘴突然张不开了，牙关不由自主地紧禁闭合。外婆一看，知道母亲已经出现了人饿死之
前的濒死症状，于是赶紧用筷子掰开母亲的嘴，硬是把稀汤灌了进去。一碗稀饭下肚，
母亲才从死亡边缘上活了过来。
饿死的人快死时的感觉，并非像我们平常人想象的那样充满痛苦。实际上，人要饿死时
，初期感觉非常的饥饿，什么都想吃；几天后就进入第二期，人已经感觉麻木了，不太
感觉到饿；死亡是突然来临的，那时就是有粮食放在面前，自己也往嘴里送不进去。因
此，我们常常可以听说这类事情：某些人正在好好走着，突然倒下再也站不起来了。饿
死人的感觉我的母亲亲身经历，至今不能忘怀。
饥饿使很多人丧失了起码的良心和感情。前面提到过的船姥姥的男人，按辈分我应该叫
他船老爷，当时四十来岁，饭量很大，每天的粮食定量根本就吃不饱。他的二儿子给生
产队养猪，经常偷些喂猪的糠皮回家，由于糠皮也少，就只留着自己吃。有一次，船老
爷发现了猪饲料，由于他饿的实在受不了了，就偷吃了几口。二儿子回家发现后将他暴
打一顿，船老爷不久就饿死了。
此时的公共食堂已经办不下去，解散了，可是拜“大炼钢铁”和“反瞒产私分”所赐，
农民家里都已经没有铁锅和任何粮食储备。那一段时间，整个村庄总是一片死寂，没有
人在街上走；村里一切能动的动物，从牲口、猫狗、麻雀甚至老鼠，都已经绝迹了。那
些去年还在用打油诗描绘“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天堂蓝图、抒发“冲天干劲”的贫
下中农们，一个个坐在家里等待死亡的来临。开始还经常埋死人，到后来连死人都没劲
埋了。占全村人口将近四分之一的男女老少一百多口人，都死在短短的两三年间。其中
有几家一个也没剩下，成为“绝户”，外人去收尸时，全家人有死在床上的，死在椅子
上的，死在地上的。由于尸体腐烂，没法抬起来，只能用箩筐装，用簸箕搓。
和一般农民比起来，我们家算比较走运的：我舅舅和大姨早早参加了工作，有粮食定量
，经常自己省下粮票买点食品往家送，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们家的粮食紧张状况。其实
，当时当工人的大姨自己的定量也很少，为了往家送粮食，自己节衣缩食，落下一身的
病根折磨了她一辈子。我家尚如此，大多数老实巴交、没有外援的农民就没有这么幸运
了。鉴于大饥荒年代的惨痛教训，八十年代我们家状况好转后，我母亲拼命积攒全国粮
票，到九十年代初已经积攒了二千多斤，可惜国家粮改取消票证供应以后都作废了。
一九六○年夏天以后，我的大姨父当上了单位食堂的炊事员，经常乘人不备往兜里揣一
点面粉之类的粮食往家里带。大姨家的粮食情况稍稍好转，因此，外婆把我母亲送到郑
州大姨那里求活。白天大人上班，我母亲就带着大姨的两个孩子在街上转悠。令人奇怪
的是，尽管老百姓大批饿死，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但郑州街上的饭馆还在
营业，橱窗里挂满烧鸡、卤肉等食品，也时常有一些衣着整齐的人在里面吃饭喝酒。三
个饥肠辘辘、衣衫褴褛的孩子，总是站在橱窗外面，看着那令人垂涎的食物，久久不肯
离去。
饥饿促使了农民向外逃亡。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盛传新疆在招工，可以吃饱，于是很
多农民背井离乡向新疆逃亡。由于当时不许农民自由流动，所有出逃的农民被叫做“流
窜犯”，民兵、民警处处设防，捕捉着逃亡的农民。可是奇怪的是，内地围追堵截，新
疆乌鲁木齐火车站外却挤满了招工的单位，农民只要一下火车，就有人热情地问想不想
参加工作。等报了名，招工的人立刻端上馒头、稀饭先让这个幸运儿饱餐一顿，之后就
成了全民所有制工人或军垦战士——真的有人在新疆参加了工作，还回家捎来了宝贵的
粮食、粮票——半真半假的传言给了人们以希望，大量的农民开始逃亡，少数成功了，
大部分被堵截回来了，也有很多因为饥饿和寒冷倒毙在途中、倒毙在货车车厢里。当时
我母亲十一岁，外婆也开始为她准备行装让她逃亡，后来因为一九六二年麦收后饥荒缓
解没有走成。
三、“吹口琴”
一九五九年秋天以后，粮食一天比一天紧张了。我父亲劳改所在的农场供应比农村要好
的多，但是还是饥饿难忍。农场有一个用甜菜、甘蔗作原料的制糖作坊，农场领导很明
显地偏袒这些“犯人”，轮流让他们到农场的制糖作坊“劳动”，实际上是让他们补充
营养。为此，很多人吃坏了牙齿但保住了性命。很多人也卖掉了自己的衣服、手表等财
产换粮食吃。
腹中空空，人们就怀念起以前能吃饱的日子来。每天到了晚上，犯人们就说起以前吃过
什么好东西，搞精神会餐。一天晚上，一个犯人绘声绘色地说，自己从前吃过满满一饭
盒红烧肉，红烧肉作成酱色，一打开一股肉香迎面扑来。说到这里，他说不下去了，连
忙咽了两口涎水，所有的听众也听得直想流口水。
当时农场里种着甘蔗和玉米，是不许随便吃的。但是犯人们都很饿，于是总是琢磨着偷
玉米和甘蔗吃。因为怕被管教干部发现，大家发明了一个暗号：管吃玉米叫“吹口琴”
，管吃甘蔗叫“吹笛子”。一到晚上，犯人们就三三两两地凑到一起，说：“走，吹口
琴去”，或者说，“走，吹笛子去”。当时我的父亲就总是“吹笛子”，结果把牙吃坏
了，一辈子总是牙疼。
那时全国到处饿死人，上面总算认识到了吃饱肚子的重要性，于是提出“农业是国民经
济的基础，粮食生产是基础的基础”。玉米要生火烤熟了再吃，有一个犯人每次吃烤玉
米时，总是啃上一口，说一句：“唔，基础的基础”，再啃上一口，再说一句：“唔，
基础的基础”。每到傍晚以后，农场的玉米地里总是这里一柱青烟，那里一堆篝火，都
是犯人们在烤玉米吃。农场的管教干部都还不错，明明能够看见那些炊烟和火光，但总
是装做不知道。
实际上，我母亲所在的豫北和我父亲所在的豫东，饥荒状况并不是全国最严重的。光河
南信阳一个地区就饿死了一百万人，其中一个小小的息县就死了十万人，有六百三十九
个自然村全村饿绝。这引发了后来的信阳事件，引发了中央对整个信阳地委的大清洗，
最后找出几个“混入干部队伍中的地主阶级分子”处理做了替罪羊。就这样，中国以死
亡三千万人的巨大代价，给毛泽东一手发动的“大跃进”划上了血红色的句号。（【注
】饿死三千万人的说法，是个大致的、粗略估计数，具体饿死人口多少，一些学者互有
争议。根据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在《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中的分析，1959
～1962年饿死人数在1700～2200万之间；另据重庆大学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
记载，这一数字为1900万；据美国著名人口学家科尔根据我国官方公布的数据，在《从
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文分析结果为2680万。不管饿死的人是三千万
还是两千万，在和平时期内、没有全局性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饿死相当于一个
中等国家的人口，都决不是什么“一个指头”的小事。）
后来，某些人为了给自己推脱罪责，称一九六○～一九六二的饥荒是“自然灾害”，这
其实是占不住脚的。根据我国历年水文气象资料来看，那几年的确发生过自然灾害，但
是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每年不可能保证各地都风调雨顺。那三年的“自然灾害”
的规模和程度，甚至远远比不上一九五四年的全国性洪涝灾害，为什么一九五四年就没
有饿死人呢？当然，某些人也自感底气不足，又给加上了两条：“苏修逼债”和“美帝
封锁”，其实这也是很可笑的——“苏修逼债”发生于一九六○年夏天，而饥荒发生于
一九五九年秋后，到一九六○年春季最惨烈（“信阳事件”就发生在一九六○年春天）
，哪里有“因”在后，“果”在前的？事实上，苏联当时还曾经借粮食给我国东北地区
，使得数十万人得到口粮而免于饿死。至于“美帝封锁”就更可笑了，“美帝”自一九
四九年就“封锁”中国（无非是不跟中国进行贸易），特别以朝鲜战争时为烈，朝鲜战
争后英、法等西方国家跟中国逐渐恢复了贸易关系，然而饥荒竟然是在“封锁”有所放
松的情况下发生的！某些人伪造历史、推脱罪责的卑劣做法，真是让人齿寒。
我的大姑父在信阳事件后随同毛泽东到河南郑州开会，会议在河南省军区礼堂召开，出
席者是河南省地区以上党、政、军官员。一开始就是热烈鼓掌，伟大领袖的第一句话就
是：“信阳人民不愧是革命老区人民！”接下来又是热烈鼓掌。晚上跳舞，吃的喝的应
有尽有。据大姑父回忆说，信阳事件发生后，为了隐瞒灾情，信阳实行了特别措施，民
兵占领了火车站，只许下、不许上，所有邮件都要拆开检查，查到有人写信上告或上访
，都抓起来。当时人们都在死亡线上徘徊，关上两天没一个人能熬得过去，于是就那么
死了。到后来，有一个转业兵回到家乡，发现自己全家没活人。由于他当过兵，见过些
世面，他没有写信或去坐火车，而是一路上昼伏夜出，靠转业时带的干粮维持生命，直
接告到中央。
四、短暂的喘息
六十年代初期，中央的确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刘少奇为首的、希望给予放松
对农民控制，按农民自己意愿从事生产活动的路线；另一条则是以毛泽东为首，造成几
千万人饿死、工农业总产值下降百分之四十的“三面红旗”路线。由于大跃进带来的严
重后果，毛泽东的“三面红旗”已经难以为继，只好由刘少奇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一九六一年后，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实行“三自一包”，政策逐渐宽松起来：允
许农民有少量自留地、自留畜、自留树，也可以开小片荒。从一九六二年开始，农村缓
慢地恢复和喘息。外公分得了四分的荒地作为自留地，于是用他种地的专长，精耕细作
，家庭开始逐渐恢复生机。到一九六三年秋后，终于能够吃饱了。当时的食物都是一阵
子一阵子的：一阵子顿顿是红薯，吃得人直吐酸水；过一阵子又都是南瓜，吃得人直想
吐。
然而即便是能够吃饱也可以导致厄运。一九六二年麦收以后，很多饱受饥饿折磨多年的
农民，由于长期的饥饿导致肠胃功能退化，饱食后胀腹而死。我的外婆知道一些科学常
识，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法让全家人恢复肠胃功能，才使家里无人遭此厄运。由于能吃
饱了，大自然又开始了人口补偿，加之当时没有什么计划生育工作，于是满街出现了大
肚子，中国又一个人口生育高峰来到了。
五、“老婆迷”
那时村子里有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汉子，我母亲喊他“常叔”。常叔的老婆在粮食关时
饿死了，给常叔留下了三个孩子。他老婆死的时候，常叔趴在他坟头上哭了好几天。那
时吃不饱肚子，家里又穷，常叔也就没有再娶老婆。
到了一九六四、六五年，肚子可以吃饱了，常叔就琢磨着再娶个媳妇。后来有人介绍了
一个三十多岁的外地女人，常叔也不知道人家的底细，就跟那女人一起过了。谁知那个
女人是个放鹰的（【注】“放鹰的”是滑县方言，意思是骗婚后偷窃财产的人），还不
到一个月，就把常叔家所有值钱的东西一卷而光，还在外面借了不少钱，跑了。常叔人
财两空，日子越发艰难。
但是常叔这人特别迷女人，总是还想找个老婆。那时人们本来就穷，又刚被放鹰的打劫
了，常叔更是穷得家徒四壁，还背着一屁股债，自然没人愿意跟他。当时村子里有几个
十八九岁的年轻人，觉得常叔这人有趣，就想愚弄他。于是，这几个年轻人就编造说有
个寡妇愿意嫁给常叔，假模假样地到常叔家提亲。常叔一听，顿时喜出望外，连忙做了
一顿好饭招待人家，一个劲地催着要求见面。本来那些人就打算骗他一顿饭算了，但看
常叔如此急迫，禁不住又想逗逗他，于是答应常叔当天晚上（【注】河南风俗，见寡妇
要在晚上）在生产队的场（【注】“场”是滑县方言，指农民晒粮食的空场地）里见面。
几个年轻人跑到邻近的任庄，跟那边人一说这个情况，任庄的几个小伙子也加入到恶作
剧的行列中去。其中有一个长得比较清秀的小伙子，自告奋勇地充当女方，找了一身花
衣裳一穿，又戴了一个花头巾，看上去还真有几分像个女人。到了晚上，就按约定在场
里的麦垛前等着。那几个年轻人赶紧去通知常叔，常叔一听，高兴得合不拢嘴，赶紧去
了。其实当时村子里好多人都知道这是恶作剧，但都想看常叔的笑话，也就不跟他挑明
。常叔去的路上，跟着十好几个半大孩子起哄，麦场里也围了好几十个年轻人看笑话。
常叔见了那“女人”，激动得不得了，问寒问暖，那小伙子只好捏着嗓子回答，常叔求
偶心切，竟然没听出来。看热闹的大人小孩个个笑得前仰后合。
寒暄几句之后，常叔就急切地要求人家当晚跟他回家住，那“女人”也不推辞，跟着走
了。他们俩在前面走，后面跟着几十个大人小孩，边走边笑。等到了家里，常叔要亲人
家时，那个小伙子实在憋不住了，哈哈笑出声来亮明了身份，常叔这才醒悟过来。从此
，常叔再没动过找媳妇的念头。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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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地狱 1958～1965（二）
二、大饥荒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豫北是连续两个大丰收年，风调雨顺，庄稼长势出奇的好。但是
棒劳力都去“大炼钢铁”、“大修水利”了，“大办粮食”的任务就落到我母亲这个七
岁的孩子和外公的父亲（【注】外公的父亲时年已经接近七十岁了）这样的老弱病残头
上。可这样这些老弱病残能有什么力量呢？况且，在干部们的重压之下，还必须赶“进
度”、追求所谓的“提前××天完成指标”、“收割放卫星”，于是就胡乱收割，甚至
有些地块根本没收割而直接犁地，放一把火以后用土把庄稼埋起来就算完事。大量的庄
稼就这么烂在地里做了肥料。而且在当时，谁都不能偷偷地把作物带回家里，因为那是
盗窃集体财物，是“挖社会主义墙角”，揪出来可不得了。每天下工时村干部都守在村
口，一个挨一个地搜身检查，有时候甚至连妇女的私处也不放过。查到谁偷带了食物，
当即就是一顿痛殴。由于饥饿感的驱使，年幼的母亲总是在地里偷吃生的农作物，生茄
子、生南瓜、生麦穗、生玉米——什么都吃过。浮夸风带来高指标、高征收，队里本来
就不多的余粮甚至种子都交出去了。
试图在短短几年之内建成天堂般的共产主义，违背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注定是要
受到报复的。天堂没有建成，大饥荒却来临了。自从一九五九年秋后，各地的粮食就纷
纷告急；而到一九六○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一场惨绝人寰的饥荒袭击了全中国。这
次大饥荒在河南被称作“粮食关”。
在一九六○年年初的一段时间里，我母亲住的那个村几乎天天有人饿死。饥荒最严重时
，每个棒劳力每天的粮食定量是四两，老人和孩子则是二两，还常常中断，或者被村干
部截流贪污。有人也许会说，“四两粮食不会饿死人嘛，我现在每天也吃不了多少粮食
。”其实，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人的饮食主要消耗已经转向副食品，如肉、蛋、奶、青
菜之类，粮食已经成为次要消费品；而在五十年代末，在几乎完全没有副食和超负荷的
劳动支出情况下，四两粮食是根本不可能养活一个棒劳力的。
而所谓的四两“粮食”，也不是白面大米，甚至不是完全的粗粮，而是由棉籽、豆饼、
玉米面之类混合成的饼子。人吃了这种东西拉不出屎来，青壮年好办一点，老年人就非
常痛苦了。当时，外公的父亲已经快七十岁了，原本身体很硬朗，但每天饥肠辘辘，吃
了棉籽后又经常一二十天解不出手来，很快就病卧而倒。没办法，外公只好用手帮他往
外抠。揶到一九六○年二月，老人就饿死了。
大饥荒刚刚开始时，离家比较远的野地里还有草根、野菜这些东西。为了填饱肚子，外
婆就让我母亲到野地里挖野菜。我的母亲当时八岁，和前面提到过的另外一个女孩子春
字两个人一起到离家十四、五里地开外的一片荒坡去挖野菜，早晨天不亮就出发，一直
挖到太阳落山。两个小女孩每人身上都一前一后地背两个装满野菜的大包袱，摇摇晃晃
地往家走。那时已经开始有人饿死，谣传说有人专门抓小孩杀了吃肉，两个小女孩背着
野菜走不快，但一想到这个传言，就禁不住吓得浑身发抖，拼命往家里赶，边走还边往
后看看有没有人跟着。到了后来，这些东西也没有了。
尽管腹中空空，但那时还要“跃进再跃进”。一九六○年元旦，在各地已经开始大规模
地饿死人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仍然在说“我们已经完满实现‘一九五九年
红到底’，现在正满怀信心地为‘一九六○年开门红’而奋斗。”于是乎，我的外公继
续被抽调去“大修水利”，挖那两条无用的人工河。外公是家里的顶梁柱，无论如何不
能塌下来，于是我的外婆从自己和我母亲的口粮中节省下一部分给外公吃，算是让外公
没有和他一同挖河的伙伴们那样成为“倒卧”（【注】河南民间俗称饿死的人为“倒卧
”）。外婆浑身浮肿得按一下一个大坑，而时年九岁的母亲则因患小儿疳积，肚子肿得
像个大锅，青筋外翻。
然而，尽管村民们浑身浮肿甚至成为“倒卧”，但村干部们生活得却不错。人民公社化
以后，农民家里养的鸡、养、猪等家禽家畜，以及牛、驴、马等大牲畜都被强制充公，
没有粮食时，村干部就开始杀鸡宰羊吃肉，农民只有眼巴巴看着的份儿。当时村里有一
个六十来岁的老太太，是个贫农，忍不住饥饿偷了队里的一只鸡，刚杀完还没做熟就给
村干部逮到了，在村里召开批判斗争大会。会上也不讲什么阶级友爱了，让这个小脚老
太太站在一条四寸宽的板凳上，嘴里衔着那只鸡。先是村干部破口大骂，然后让群众喊
口号，可群众早就饿得有气没力了，也只是稀稀拉拉地挤了两嗓子。批斗结束，村干部
飞起一脚，把那个阶级姐妹踹到地上，又踢了几脚，这才拎起鸡子来扬长而去。
大队长是我们家五服以内的亲戚，母亲有时候到他们家里去玩。令母亲惊讶的是，大队
长家里有个用席子卷起来的粮屯，比我母亲的个子还要高，直径大约四尺半。就这个粮
屯里面，至少有一、两千斤的粮食。大队长的老婆人还算可以，看到母亲时偶尔塞一个
烟盒那么大的玉蜀黍加野菜饼子。大队长的女儿叫改珍，心地不善，看到母亲吃他们家
的东西时总是拳打脚踢。但是我母亲太饿了，还是硬着头皮去他们家。
当时春字家院子里有两棵祖上种的枣树，此时已是枝繁叶茂，然而队里却不许春字家的
人吃树上的枣子，因为那两棵枣树已经被“共产”了。大队支书、队长的家属、孩子，
才有资格来打枣吃，春字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但饥饿难忍，到了晚上春字就领着我的母
亲偷偷摸摸地爬上树，也不敢点灯，爬上枣树上摸几个枣吃。吃完后不敢把枣核随便扔
，怕干部们看见，还要找个地方埋起来。
时年八九岁的母亲，每天饿得心里发慌，特别是夜里更是肚子里火烧火燎，难以入睡。
我的外婆干活时偷藏了一小根胡萝卜，自己舍不得吃，每天夜里看到我母亲实在饿得受
不了了，就从衣兜里掏出这根胡萝卜，让母亲咬上一小口，还嘱咐要慢点嚼。每当这时
，外婆还经常讲一些故事，哄母亲开心，转移母亲的注意力。其实，外婆当时也挣扎在
死亡线上，但为了自己的孩子，强忍着难捱的饥饿，一口都不吃。就这根小小的胡萝卜
，成了年幼的母亲一直惦记着的美食，每夜啃上一小口，半个多月才吃完。
当时我的母亲在离村一里的落庄上小学，这短短的一里路，在人极度饥饿的情况下却成
为畏途。有一天母亲在家里的门框上拣到一颗老豆角，可能是以前遗留下来的，已经完
全干了。母亲把豆角剥开，把里面的几颗豆子放在兜里。在去落庄上学的路上，由于太
饿没有劲，走几步就挪不动了。母亲就蹲在地上，把那几颗豆子掏出来放在手心里看看
，也舍不得吃。就是这几颗豆子，成了支撑母亲走到学校的神奇力量。一九五九年冬天
以后，死去的人越来越多，来上课的学生越来越少。当时教我母亲的是个年轻的男老师
，宽脸庞，高高的个子。由于饥饿，老师的肚子肿的像一口大锅，仍然坚持讲课，经常
讲着讲着，就用手扶在讲桌上停好大一会儿。终于有一天，老师讲课时忽然栽倒在地上
，再也没有站起来。学校没了老师，不得不停课放假了，一放就是一年多。
死神每天徘徊在村庄里，随时向每一个人招手。肚子里没有一点热量储备的人们，哪怕
一次断顿，甚至晚吃几个小时的饭，就有可能成为“倒卧”。公共食堂停办前不久的一
天，我的外公下工很晚。那时家里不许开伙，也没什么锅之类的东西可以开伙，因此家
里都是等外公下工回家后才去打饭，如果打得太早，饭就会变得冰凉。当时外婆因为浮
肿已不能行走，母亲捧着碗去打饭。来到食堂，看到食堂的稀饭只剩了锅底的糁疙瘩，
那是食堂炊事员耍的小聪明：煮饭时故意捏上一些糁疙瘩放到锅底，社员打饭时就盛上
面的稀汤，最后留下锅底的糁疙瘩自己吃。当时村里的司务长、炊事员都是村干部家里
的人，贪污、克扣社员口粮现象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农民们编了个顺口溜：“一天吃一
两，饿不死司务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母亲看到这些椹疙瘩满心欢喜，想
着这下可以吃上顿半稀半干的食物了。然而，就在把饭打回家准备往嘴里送时，母亲的
嘴突然张不开了，牙关不由自主地紧禁闭合。外婆一看，知道母亲已经出现了人饿死之
前的濒死症状，于是赶紧用筷子掰开母亲的嘴，硬是把稀汤灌了进去。一碗稀饭下肚，
母亲才从死亡边缘上活了过来。
饿死的人快死时的感觉，并非像我们平常人想象的那样充满痛苦。实际上，人要饿死时
，初期感觉非常的饥饿，什么都想吃；几天后就进入第二期，人已经感觉麻木了，不太
感觉到饿；死亡是突然来临的，那时就是有粮食放在面前，自己也往嘴里送不进去。因
此，我们常常可以听说这类事情：某些人正在好好走着，突然倒下再也站不起来了。饿
死人的感觉我的母亲亲身经历，至今不能忘怀。
饥饿使很多人丧失了起码的良心和感情。前面提到过的船姥姥的男人，按辈分我应该叫
他船老爷，当时四十来岁，饭量很大，每天的粮食定量根本就吃不饱。他的二儿子给生
产队养猪，经常偷些喂猪的糠皮回家，由于糠皮也少，就只留着自己吃。有一次，船老
爷发现了猪饲料，由于他饿的实在受不了了，就偷吃了几口。二儿子回家发现后将他暴
打一顿，船老爷不久就饿死了。
此时的公共食堂已经办不下去，解散了，可是拜“大炼钢铁”和“反瞒产私分”所赐，
农民家里都已经没有铁锅和任何粮食储备。那一段时间，整个村庄总是一片死寂，没有
人在街上走；村里一切能动的动物，从牲口、猫狗、麻雀甚至老鼠，都已经绝迹了。那
些去年还在用打油诗描绘“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天堂蓝图、抒发“冲天干劲”的贫
下中农们，一个个坐在家里等待死亡的来临。开始还经常埋死人，到后来连死人都没劲
埋了。占全村人口将近四分之一的男女老少一百多口人，都死在短短的两三年间。其中
有几家一个也没剩下，成为“绝户”，外人去收尸时，全家人有死在床上的，死在椅子
上的，死在地上的。由于尸体腐烂，没法抬起来，只能用箩筐装，用簸箕搓。
和一般农民比起来，我们家算比较走运的：我舅舅和大姨早早参加了工作，有粮食定量
，经常自己省下粮票买点食品往家送，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们家的粮食紧张状况。其实
，当时当工人的大姨自己的定量也很少，为了往家送粮食，自己节衣缩食，落下一身的
病根折磨了她一辈子。我家尚如此，大多数老实巴交、没有外援的农民就没有这么幸运
了。鉴于大饥荒年代的惨痛教训，八十年代我们家状况好转后，我母亲拼命积攒全国粮
票，到九十年代初已经积攒了二千多斤，可惜国家粮改取消票证供应以后都作废了。
一九六○年夏天以后，我的大姨父当上了单位食堂的炊事员，经常乘人不备往兜里揣一
点面粉之类的粮食往家里带。大姨家的粮食情况稍稍好转，因此，外婆把我母亲送到郑
州大姨那里求活。白天大人上班，我母亲就带着大姨的两个孩子在街上转悠。令人奇怪
的是，尽管老百姓大批饿死，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但郑州街上的饭馆还在
营业，橱窗里挂满烧鸡、卤肉等食品，也时常有一些衣着整齐的人在里面吃饭喝酒。三
个饥肠辘辘、衣衫褴褛的孩子，总是站在橱窗外面，看着那令人垂涎的食物，久久不肯
离去。
饥饿促使了农民向外逃亡。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盛传新疆在招工，可以吃饱，于是很
多农民背井离乡向新疆逃亡。由于当时不许农民自由流动，所有出逃的农民被叫做“流
窜犯”，民兵、民警处处设防，捕捉着逃亡的农民。可是奇怪的是，内地围追堵截，新
疆乌鲁木齐火车站外却挤满了招工的单位，农民只要一下火车，就有人热情地问想不想
参加工作。等报了名，招工的人立刻端上馒头、稀饭先让这个幸运儿饱餐一顿，之后就
成了全民所有制工人或军垦战士——真的有人在新疆参加了工作，还回家捎来了宝贵的
粮食、粮票——半真半假的传言给了人们以希望，大量的农民开始逃亡，少数成功了，
大部分被堵截回来了，也有很多因为饥饿和寒冷倒毙在途中、倒毙在货车车厢里。当时
我母亲十一岁，外婆也开始为她准备行装让她逃亡，后来因为一九六二年麦收后饥荒缓
解没有走成。
三、“吹口琴”
一九五九年秋天以后，粮食一天比一天紧张了。我父亲劳改所在的农场供应比农村要好
的多，但是还是饥饿难忍。农场有一个用甜菜、甘蔗作原料的制糖作坊，农场领导很明
显地偏袒这些“犯人”，轮流让他们到农场的制糖作坊“劳动”，实际上是让他们补充
营养。为此，很多人吃坏了牙齿但保住了性命。很多人也卖掉了自己的衣服、手表等财
产换粮食吃。
腹中空空，人们就怀念起以前能吃饱的日子来。每天到了晚上，犯人们就说起以前吃过
什么好东西，搞精神会餐。一天晚上，一个犯人绘声绘色地说，自己从前吃过满满一饭
盒红烧肉，红烧肉作成酱色，一打开一股肉香迎面扑来。说到这里，他说不下去了，连
忙咽了两口涎水，所有的听众也听得直想流口水。
当时农场里种着甘蔗和玉米，是不许随便吃的。但是犯人们都很饿，于是总是琢磨着偷
玉米和甘蔗吃。因为怕被管教干部发现，大家发明了一个暗号：管吃玉米叫“吹口琴”
，管吃甘蔗叫“吹笛子”。一到晚上，犯人们就三三两两地凑到一起，说：“走，吹口
琴去”，或者说，“走，吹笛子去”。当时我的父亲就总是“吹笛子”，结果把牙吃坏
了，一辈子总是牙疼。
那时全国到处饿死人，上面总算认识到了吃饱肚子的重要性，于是提出“农业是国民经
济的基础，粮食生产是基础的基础”。玉米要生火烤熟了再吃，有一个犯人每次吃烤玉
米时，总是啃上一口，说一句：“唔，基础的基础”，再啃上一口，再说一句：“唔，
基础的基础”。每到傍晚以后，农场的玉米地里总是这里一柱青烟，那里一堆篝火，都
是犯人们在烤玉米吃。农场的管教干部都还不错，明明能够看见那些炊烟和火光，但总
是装做不知道。
实际上，我母亲所在的豫北和我父亲所在的豫东，饥荒状况并不是全国最严重的。光河
南信阳一个地区就饿死了一百万人，其中一个小小的息县就死了十万人，有六百三十九
个自然村全村饿绝。这引发了后来的信阳事件，引发了中央对整个信阳地委的大清洗，
最后找出几个“混入干部队伍中的地主阶级分子”处理做了替罪羊。就这样，中国以死
亡三千万人的巨大代价，给毛泽东一手发动的“大跃进”划上了血红色的句号。（【注
】饿死三千万人的说法，是个大致的、粗略估计数，具体饿死人口多少，一些学者互有
争议。根据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在《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中的分析，1959
～1962年饿死人数在1700～2200万之间；另据重庆大学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
记载，这一数字为1900万；据美国著名人口学家科尔根据我国官方公布的数据，在《从
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文分析结果为2680万。不管饿死的人是三千万
还是两千万，在和平时期内、没有全局性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饿死相当于一个
中等国家的人口，都决不是什么“一个指头”的小事。）
后来，某些人为了给自己推脱罪责，称一九六○～一九六二的饥荒是“自然灾害”，这
其实是占不住脚的。根据我国历年水文气象资料来看，那几年的确发生过自然灾害，但
是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每年不可能保证各地都风调雨顺。那三年的“自然灾害”
的规模和程度，甚至远远比不上一九五四年的全国性洪涝灾害，为什么一九五四年就没
有饿死人呢？当然，某些人也自感底气不足，又给加上了两条：“苏修逼债”和“美帝
封锁”，其实这也是很可笑的——“苏修逼债”发生于一九六○年夏天，而饥荒发生于
一九五九年秋后，到一九六○年春季最惨烈（“信阳事件”就发生在一九六○年春天）
，哪里有“因”在后，“果”在前的？事实上，苏联当时还曾经借粮食给我国东北地区
，使得数十万人得到口粮而免于饿死。至于“美帝封锁”就更可笑了，“美帝”自一九
四九年就“封锁”中国（无非是不跟中国进行贸易），特别以朝鲜战争时为烈，朝鲜战
争后英、法等西方国家跟中国逐渐恢复了贸易关系，然而饥荒竟然是在“封锁”有所放
松的情况下发生的！某些人伪造历史、推脱罪责的卑劣做法，真是让人齿寒。
我的大姑父在信阳事件后随同毛泽东到河南郑州开会，会议在河南省军区礼堂召开，出
席者是河南省地区以上党、政、军官员。一开始就是热烈鼓掌，伟大领袖的第一句话就
是：“信阳人民不愧是革命老区人民！”接下来又是热烈鼓掌。晚上跳舞，吃的喝的应
有尽有。据大姑父回忆说，信阳事件发生后，为了隐瞒灾情，信阳实行了特别措施，民
兵占领了火车站，只许下、不许上，所有邮件都要拆开检查，查到有人写信上告或上访
，都抓起来。当时人们都在死亡线上徘徊，关上两天没一个人能熬得过去，于是就那么
死了。到后来，有一个转业兵回到家乡，发现自己全家没活人。由于他当过兵，见过些
世面，他没有写信或去坐火车，而是一路上昼伏夜出，靠转业时带的干粮维持生命，直
接告到中央。
四、短暂的喘息
六十年代初期，中央的确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刘少奇为首的、希望给予放松
对农民控制，按农民自己意愿从事生产活动的路线；另一条则是以毛泽东为首，造成几
千万人饿死、工农业总产值下降百分之四十的“三面红旗”路线。由于大跃进带来的严
重后果，毛泽东的“三面红旗”已经难以为继，只好由刘少奇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一九六一年后，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实行“三自一包”，政策逐渐宽松起来：允
许农民有少量自留地、自留畜、自留树，也可以开小片荒。从一九六二年开始，农村缓
慢地恢复和喘息。外公分得了四分的荒地作为自留地，于是用他种地的专长，精耕细作
，家庭开始逐渐恢复生机。到一九六三年秋后，终于能够吃饱了。当时的食物都是一阵
子一阵子的：一阵子顿顿是红薯，吃得人直吐酸水；过一阵子又都是南瓜，吃得人直想
吐。
然而即便是能够吃饱也可以导致厄运。一九六二年麦收以后，很多饱受饥饿折磨多年的
农民，由于长期的饥饿导致肠胃功能退化，饱食后胀腹而死。我的外婆知道一些科学常
识，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法让全家人恢复肠胃功能，才使家里无人遭此厄运。由于能吃
饱了，大自然又开始了人口补偿，加之当时没有什么计划生育工作，于是满街出现了大
肚子，中国又一个人口生育高峰来到了。
五、“老婆迷”
那时村子里有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汉子，我母亲喊他“常叔”。常叔的老婆在粮食关时
饿死了，给常叔留下了三个孩子。他老婆死的时候，常叔趴在他坟头上哭了好几天。那
时吃不饱肚子，家里又穷，常叔也就没有再娶老婆。
到了一九六四、六五年，肚子可以吃饱了，常叔就琢磨着再娶个媳妇。后来有人介绍了
一个三十多岁的外地女人，常叔也不知道人家的底细，就跟那女人一起过了。谁知那个
女人是个放鹰的（【注】“放鹰的”是滑县方言，意思是骗婚后偷窃财产的人），还不
到一个月，就把常叔家所有值钱的东西一卷而光，还在外面借了不少钱，跑了。常叔人
财两空，日子越发艰难。
但是常叔这人特别迷女人，总是还想找个老婆。那时人们本来就穷，又刚被放鹰的打劫
了，常叔更是穷得家徒四壁，还背着一屁股债，自然没人愿意跟他。当时村子里有几个
十八九岁的年轻人，觉得常叔这人有趣，就想愚弄他。于是，这几个年轻人就编造说有
个寡妇愿意嫁给常叔，假模假样地到常叔家提亲。常叔一听，顿时喜出望外，连忙做了
一顿好饭招待人家，一个劲地催着要求见面。本来那些人就打算骗他一顿饭算了，但看
常叔如此急迫，禁不住又想逗逗他，于是答应常叔当天晚上（【注】河南风俗，见寡妇
要在晚上）在生产队的场（【注】“场”是滑县方言，指农民晒粮食的空场地）里见面。
几个年轻人跑到邻近的任庄，跟那边人一说这个情况，任庄的几个小伙子也加入到恶作
剧的行列中去。其中有一个长得比较清秀的小伙子，自告奋勇地充当女方，找了一身花
衣裳一穿，又戴了一个花头巾，看上去还真有几分像个女人。到了晚上，就按约定在场
里的麦垛前等着。那几个年轻人赶紧去通知常叔，常叔一听，高兴得合不拢嘴，赶紧去
了。其实当时村子里好多人都知道这是恶作剧，但都想看常叔的笑话，也就不跟他挑明
。常叔去的路上，跟着十好几个半大孩子起哄，麦场里也围了好几十个年轻人看笑话。
常叔见了那“女人”，激动得不得了，问寒问暖，那小伙子只好捏着嗓子回答，常叔求
偶心切，竟然没听出来。看热闹的大人小孩个个笑得前仰后合。
寒暄几句之后，常叔就急切地要求人家当晚跟他回家住，那“女人”也不推辞，跟着走
了。他们俩在前面走，后面跟着几十个大人小孩，边走边笑。等到了家里，常叔要亲人
家时，那个小伙子实在憋不住了，哈哈笑出声来亮明了身份，常叔这才醒悟过来。从此
，常叔再没动过找媳妇的念头。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