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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
《瞭望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芳 | 北京报道
寻找“中国好人”
每一个银幕上的“中国好人”，或反衬或直白，都标示出当时社会的道德标高
如果有一个足够长的观礼台，按照时间序列展示出当代中国电影刻画的所有“好人”，
人们会看到这样一幅让人心头五味杂陈的画面：
最左边都是革命军人以及军人出身的干部，高、大、全，红、光、亮，带着几乎没有瑕
疵的笑容和从不犹豫的牺牲决心。
紧挨着他们的，是与贫苦命运抗争的农民和大工业场面中的工人。虽然带着一点点小私
心，偶尔也显得目光短浅，但决不妨碍他们被赋予时代推动力的伟大命运。他们最后总
是会毅然决然地站在潮流和历史的前列，以群像的形式在剧尾汇成一曲壮丽的大合唱。
右边接着是几个知识分子，在队伍中左顾右盼---有时他们太迷惘了，以至于无论如何也
找不到出路，需要工农兵指导和引领前进的方向。
再往右，下岗工人、市井小贩、退休老人，还有草原上或山林中的少数民族同胞，也有
自三皇五帝始的历朝古人，他们各守着自己的一份“好”，用或光鲜或憋屈的人生反复
刻画着这个民族的美德标尺。
如今站在最右边的是一个叫程婴的春秋人物。
在陈凯歌的《赵氏孤儿》里，程婴背着草编的药箱，一副不起眼的小民模样。葛优有些
胆怯和狡黠的面庞，更让他彻底与伟岸一类的词语划清了界限。
当然，他还是做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壮举，只不过在每一环情节里都写着三个字：不情
愿。
这已经不是这位著名导演第一次把历史英雄们推落凡尘。从十多年前的《荆轲刺秦王》
开始，道义的无力和正义的缺失就被百般铺陈。
除了主旋律文艺作品在勉力拉近人们与神圣的距离，服从市场的商业片和表达编导者个
人体验的文艺片，或多或少地抛弃了对于完美和理想的信心。
而无论载道之作还是商业制作，都与当时的道德环境和标准密切相连---或如镜鉴，倒影
出世态人心，表达一种反拨与重建的期待；或如海绵，浸淫其中，每一个孔洞都吸饱了
时代或甜蜜或辛辣或酸涩的汁液。
或者说，每一个银幕上的“中国好人”，或反衬或直白，都标示出当时社会的道德标高
。
从铁肩担道义的高大全，到战战兢兢却一不小心与忠义勾连起来的程婴，“中国好人”
何处去？
页岩般褶皱的内心
在陈凯歌倾力制作的《赵氏孤儿》中，程婴的命运注定是一场身不由己的悲剧。
如果不是选错了时间去病人家出诊，他也许一直是那个快乐地坐在小酒馆里，扯一根面
条下锅的平凡医生。或许是因为中年得子，或许是因为能给王府中人看病，他有点得意
忘形了。想着朝中大将赵朔的夫人即将临盆，程婴勤快地跑了一趟，手里还拈着两尾要
带回去给妻子熬汤的鲤鱼。这个从来不理会朝堂政治的草民，于是被推到了宿命的关节
：本来要推辞赵夫人的托孤，对方却已自杀身亡。小人物眼看着沉甸甸的生命在面前陨
落，在思索自己应该做个好人或是坏人的纠结中，踉跄地带着孤儿回家。
然后，多疑的屠岸贾并不相信程妻会把赵家儿子贡献出来，阴差阳错之中亲生儿子做了
替罪羊，妻子也因此被杀。程婴一天之内变为孤家寡人，相依为命的只剩那个非亲非故
又令他丧妻失子的小生命。
《赵氏孤儿》造型设计陈同勋提醒本刊记者说，程婴形象的变化折射出内心世界的改变
。开幕时，他一直穿着耸肩样式的红坎肩，带着点儿喜庆和虚荣的味道。命运转折后，
他的衣服转为全黑，如同心中的暗无天日。后来的15年里，他的服装慢慢从黑转为黑白
相间再转为灰，那些衣服“有页岩一样层层叠叠的褶皱，寓意沉淀已久，并遭到外界扭
曲”。
这样一个程婴的故事让人想起11年前的《荆轲刺秦王》。掺杂着现实体验所塑造的荆轲
与《赵氏孤儿》中的程婴一样，并非传统叙事中的主动有所为者。他被命运推动而至秦
王面前，左右为难、进退维谷。当然，与他相比，程婴的选择和行为更为无奈。
在陈凯歌的解读中，说到底，荆与程不过是一个走过场的道具，背负了一项滑稽而悲怆
的使命。
陈凯歌是个具有人文气质和历史悲情的人，这使他一再希望从大众文化和市场经济中突
围而出。也许与他的个体经验和感受相比，一切正史和野史在艺术创造上不过都是轻轻
一推就可以坍塌的墙。
但作为历史片，《荆轲刺秦王》寄托了导演陈凯歌太过深刻的解读和愿望，以至于观众
和史学家也对其百思不得要领，对于退去光环、“一不留神成了英雄”的荆轲，观众也
并不认可。当时有评论相当直白地批评这部电影是“既媚俗也媚雅，既媚中也媚日，既
造作又滑稽的不伦不类之作”。
一直到2005年，在谈及《荆轲刺秦王》时，尽管陈凯歌说，“它是在一个整个媒体还不
够发展的时期、宣传还不够有力、观众的理解力还不够发展这么一个情况下拍出的电影
。”但他仍觉得，《荆轲刺秦王》是一部值得他骄傲的电影。
在此意义上看，《赵氏孤儿》恰是十年后的再一次尝试。影片结束时，程婴多年心结解
开，用陈同勋的话说，一身几未剪裁的白衣在阳光里飞舞得都“龇了光”。如此光亮坦
然，如同导演多年来寄寓的一厢情愿的期望。
而在今天，这种降低身段亲切解读“英雄”的方式如此流行，以至于人们很难再接受其
他正襟危坐的讲述。
“普通好人”
利用电影塑造英雄，表达国家利益和民众主张，一直是执政者的愿望，是1949年来中国
电影一直承担的一项使命和任务。从1978年以来，中国电影先后参与了“揭批‘四人帮
’”、“改革开放”、“反腐倡廉”等，并在其中塑造了诸多英雄。
到上世纪90年代，平民化的英雄、或者说英雄的平民化成为潮流。
这类影片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1990年的《焦裕禄》。焦裕禄是“党的好干部”的样板。
而电影的重点不是他的工作成就，也没有像过去那样把他放在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中。
和后来的《孔繁森》、《蒋筑英》一样，这类影片没有阶级斗争、没有具体的反面人物
、没有尖锐的矛盾冲突，这些英雄主人公像是从天上重返凡间 ---就如同李雪健那首淳
朴、嘹亮、重回历史年代的《共产党是咱的好领头》。
在谈到这类人物塑造的改变时，不能不提及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社会背景。当时，经
济体制已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价格双轨制”开始推行，一些官员掌握着大量的审批
权力，从而为某些人利用公共权力从事腐败活动提供了机会。在《焦裕禄》上映前的19
89年，首次有两名省部级干部被查处。新时期以来的第一轮反腐败斗争就此启动。它主
要依靠教育，希望各级领导干部保持优良的革命作风，抵御腐蚀。
滥用权力导致的腐败加重了群众与党和干部的距离感。《焦裕禄》等一系列主旋律影片
，就是希望唤起并强化人们对执政党所寄予的期望和理想。《焦裕禄》等带给人们的党
和干部是自己身边亲切的同行者的形象。
在英模成为凡人之后，塑造普通人来宣扬主流价值观就成为一种必然。这种形象的最大
意义是：普通人也可以从自私渺小变得高尚，无论社会环境如何，理想仍可以被实践和
实现。
除了英雄，“中国好人”的队伍丰富了起来。
比如1994年的《凤凰琴》：界岭小学原有的四名民办教师，他们最大的理想并非像为人
民服务那样至高无上，而是转为正式教师。每一个人都拥有善良，但山村小人物的卑微
和困顿也在影片中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余校长为了应付检查团不惜作假，邓副校长为了转正偷公家的木头卖钱送礼，教导主任
孙四海则有些“作风问题”。包括主人公张英子自己也是走了后门来当民办教师的。当
四个人为唯一一个转正名额投票时，邓和孙还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凤凰琴》从某种程度上颠覆了本该金光闪闪的教育者的形象。但是和后来引起轰动的
《离开雷锋的日子》一样，这些影片对于“普通好人”的塑造仍或多或少地还包裹在强
烈高而纯传统思维定势之中。或者说，人物的无伤大雅的小缺点，是为了影片结尾教育
意义的大爆发作积累。
“好人”的卑微与辛酸
“好人”的善良，作为传统美德和道德标准的底线，开始越来越多地引起观众的同情与
共鸣，也许是因为在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的转型年代，继续抱有这一品质实属不易，因它
不但难以换来物质上的幸福生活，还可能成为霉运的开端。
在现实情境中，它集中表现为对“学雷锋”的争论。这场牵扯全社会、几乎贯穿了整个
90年代中后期的大讨论，其实蕴含了两个层次：第一是是否还要“学雷锋”，第二是如
何更好地“学雷锋”。
有人坦然表示，要用经济取代道德成为社会交往的标准和方式，即“市场经济还需不需
要雷锋精神？”而有识者则尖锐地指出，过去形式主义的“学雷锋”正在对社会产生负
面影响。
于是，《离开雷锋的日子》上映了。乔安山不让站长的亲戚免费搭车，就不免总被 “穿
小鞋”；他送出车祸的老人去医院，老人醒了反咬他是肇事者；他不惜违反停车规定送
孕妇去医院，但车半夜坏在路边，没有一个人肯停下帮他??90年代不仅要有学雷锋的精
神，还要有吃苦的准备，要有不断被误解还坚持学雷锋的觉悟。
乔安山这个“不合时宜”的“好人”，代表着一种倔强的坚持，也带着些许苍凉的无奈
寻找“中国好人”
每一个银幕上的“中国好人”，或反衬或直白，都标示出当时社会的道德标高
如果有一个足够长的观礼台，按照时间序列展示出当代中国电影刻画的所有“好人”，
人们会看到这样一幅让人心头五味杂陈的画面：
最左边都是革命军人以及军人出身的干部，高、大、全，红、光、亮，带着几乎没有瑕
疵的笑容和从不犹豫的牺牲决心。
紧挨着他们的，是与贫苦命运抗争的农民和大工业场面中的工人。虽然带着一点点小私
心，偶尔也显得目光短浅，但决不妨碍他们被赋予时代推动力的伟大命运。他们最后总
是会毅然决然地站在潮流和历史的前列，以群像的形式在剧尾汇成一曲壮丽的大合唱。
右边接着是几个知识分子，在队伍中左顾右盼---有时他们太迷惘了，以至于无论如何也
找不到出路，需要工农兵指导和引领前进的方向。
再往右，下岗工人、市井小贩、退休老人，还有草原上或山林中的少数民族同胞，也有
自三皇五帝始的历朝古人，他们各守着自己的一份“好”，用或光鲜或憋屈的人生反复
刻画着这个民族的美德标尺。
如今站在最右边的是一个叫程婴的春秋人物。
在陈凯歌的《赵氏孤儿》里，程婴背着草编的药箱，一副不起眼的小民模样。葛优有些
胆怯和狡黠的面庞，更让他彻底与伟岸一类的词语划清了界限。
当然，他还是做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壮举，只不过在每一环情节里都写着三个字：不情
愿。
这已经不是这位著名导演第一次把历史英雄们推落凡尘。从十多年前的《荆轲刺秦王》
开始，道义的无力和正义的缺失就被百般铺陈。
除了主旋律文艺作品在勉力拉近人们与神圣的距离，服从市场的商业片和表达编导者个
人体验的文艺片，或多或少地抛弃了对于完美和理想的信心。
而无论载道之作还是商业制作，都与当时的道德环境和标准密切相连---或如镜鉴，倒影
出世态人心，表达一种反拨与重建的期待；或如海绵，浸淫其中，每一个孔洞都吸饱了
时代或甜蜜或辛辣或酸涩的汁液。
或者说，每一个银幕上的“中国好人”，或反衬或直白，都标示出当时社会的道德标高
。
从铁肩担道义的高大全，到战战兢兢却一不小心与忠义勾连起来的程婴，“中国好人”
何处去？
页岩般褶皱的内心
在陈凯歌倾力制作的《赵氏孤儿》中，程婴的命运注定是一场身不由己的悲剧。
如果不是选错了时间去病人家出诊，他也许一直是那个快乐地坐在小酒馆里，扯一根面
条下锅的平凡医生。或许是因为中年得子，或许是因为能给王府中人看病，他有点得意
忘形了。想着朝中大将赵朔的夫人即将临盆，程婴勤快地跑了一趟，手里还拈着两尾要
带回去给妻子熬汤的鲤鱼。这个从来不理会朝堂政治的草民，于是被推到了宿命的关节
：本来要推辞赵夫人的托孤，对方却已自杀身亡。小人物眼看着沉甸甸的生命在面前陨
落，在思索自己应该做个好人或是坏人的纠结中，踉跄地带着孤儿回家。
然后，多疑的屠岸贾并不相信程妻会把赵家儿子贡献出来，阴差阳错之中亲生儿子做了
替罪羊，妻子也因此被杀。程婴一天之内变为孤家寡人，相依为命的只剩那个非亲非故
又令他丧妻失子的小生命。
《赵氏孤儿》造型设计陈同勋提醒本刊记者说，程婴形象的变化折射出内心世界的改变
。开幕时，他一直穿着耸肩样式的红坎肩，带着点儿喜庆和虚荣的味道。命运转折后，
他的衣服转为全黑，如同心中的暗无天日。后来的15年里，他的服装慢慢从黑转为黑白
相间再转为灰，那些衣服“有页岩一样层层叠叠的褶皱，寓意沉淀已久，并遭到外界扭
曲”。
这样一个程婴的故事让人想起11年前的《荆轲刺秦王》。掺杂着现实体验所塑造的荆轲
与《赵氏孤儿》中的程婴一样，并非传统叙事中的主动有所为者。他被命运推动而至秦
王面前，左右为难、进退维谷。当然，与他相比，程婴的选择和行为更为无奈。
在陈凯歌的解读中，说到底，荆与程不过是一个走过场的道具，背负了一项滑稽而悲怆
的使命。
陈凯歌是个具有人文气质和历史悲情的人，这使他一再希望从大众文化和市场经济中突
围而出。也许与他的个体经验和感受相比，一切正史和野史在艺术创造上不过都是轻轻
一推就可以坍塌的墙。
但作为历史片，《荆轲刺秦王》寄托了导演陈凯歌太过深刻的解读和愿望，以至于观众
和史学家也对其百思不得要领，对于退去光环、“一不留神成了英雄”的荆轲，观众也
并不认可。当时有评论相当直白地批评这部电影是“既媚俗也媚雅，既媚中也媚日，既
造作又滑稽的不伦不类之作”。
一直到2005年，在谈及《荆轲刺秦王》时，尽管陈凯歌说，“它是在一个整个媒体还不
够发展的时期、宣传还不够有力、观众的理解力还不够发展这么一个情况下拍出的电影
。”但他仍觉得，《荆轲刺秦王》是一部值得他骄傲的电影。
在此意义上看，《赵氏孤儿》恰是十年后的再一次尝试。影片结束时，程婴多年心结解
开，用陈同勋的话说，一身几未剪裁的白衣在阳光里飞舞得都“龇了光”。如此光亮坦
然，如同导演多年来寄寓的一厢情愿的期望。
而在今天，这种降低身段亲切解读“英雄”的方式如此流行，以至于人们很难再接受其
他正襟危坐的讲述。
“普通好人”
利用电影塑造英雄，表达国家利益和民众主张，一直是执政者的愿望，是1949年来中国
电影一直承担的一项使命和任务。从1978年以来，中国电影先后参与了“揭批‘四人帮
’”、“改革开放”、“反腐倡廉”等，并在其中塑造了诸多英雄。
到上世纪90年代，平民化的英雄、或者说英雄的平民化成为潮流。
这类影片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1990年的《焦裕禄》。焦裕禄是“党的好干部”的样板。
而电影的重点不是他的工作成就，也没有像过去那样把他放在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中。
和后来的《孔繁森》、《蒋筑英》一样，这类影片没有阶级斗争、没有具体的反面人物
、没有尖锐的矛盾冲突，这些英雄主人公像是从天上重返凡间 ---就如同李雪健那首淳
朴、嘹亮、重回历史年代的《共产党是咱的好领头》。
在谈到这类人物塑造的改变时，不能不提及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社会背景。当时，经
济体制已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价格双轨制”开始推行，一些官员掌握着大量的审批
权力，从而为某些人利用公共权力从事腐败活动提供了机会。在《焦裕禄》上映前的19
89年，首次有两名省部级干部被查处。新时期以来的第一轮反腐败斗争就此启动。它主
要依靠教育，希望各级领导干部保持优良的革命作风，抵御腐蚀。
滥用权力导致的腐败加重了群众与党和干部的距离感。《焦裕禄》等一系列主旋律影片
，就是希望唤起并强化人们对执政党所寄予的期望和理想。《焦裕禄》等带给人们的党
和干部是自己身边亲切的同行者的形象。
在英模成为凡人之后，塑造普通人来宣扬主流价值观就成为一种必然。这种形象的最大
意义是：普通人也可以从自私渺小变得高尚，无论社会环境如何，理想仍可以被实践和
实现。
除了英雄，“中国好人”的队伍丰富了起来。
比如1994年的《凤凰琴》：界岭小学原有的四名民办教师，他们最大的理想并非像为人
民服务那样至高无上，而是转为正式教师。每一个人都拥有善良，但山村小人物的卑微
和困顿也在影片中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余校长为了应付检查团不惜作假，邓副校长为了转正偷公家的木头卖钱送礼，教导主任
孙四海则有些“作风问题”。包括主人公张英子自己也是走了后门来当民办教师的。当
四个人为唯一一个转正名额投票时，邓和孙还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凤凰琴》从某种程度上颠覆了本该金光闪闪的教育者的形象。但是和后来引起轰动的
《离开雷锋的日子》一样，这些影片对于“普通好人”的塑造仍或多或少地还包裹在强
烈高而纯传统思维定势之中。或者说，人物的无伤大雅的小缺点，是为了影片结尾教育
意义的大爆发作积累。
“好人”的卑微与辛酸
“好人”的善良，作为传统美德和道德标准的底线，开始越来越多地引起观众的同情与
共鸣，也许是因为在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的转型年代，继续抱有这一品质实属不易，因它
不但难以换来物质上的幸福生活，还可能成为霉运的开端。
在现实情境中，它集中表现为对“学雷锋”的争论。这场牵扯全社会、几乎贯穿了整个
90年代中后期的大讨论，其实蕴含了两个层次：第一是是否还要“学雷锋”，第二是如
何更好地“学雷锋”。
有人坦然表示，要用经济取代道德成为社会交往的标准和方式，即“市场经济还需不需
要雷锋精神？”而有识者则尖锐地指出，过去形式主义的“学雷锋”正在对社会产生负
面影响。
于是，《离开雷锋的日子》上映了。乔安山不让站长的亲戚免费搭车，就不免总被 “穿
小鞋”；他送出车祸的老人去医院，老人醒了反咬他是肇事者；他不惜违反停车规定送
孕妇去医院，但车半夜坏在路边，没有一个人肯停下帮他??90年代不仅要有学雷锋的精
神，还要有吃苦的准备，要有不断被误解还坚持学雷锋的觉悟。
乔安山这个“不合时宜”的“好人”，代表着一种倔强的坚持，也带着些许苍凉的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