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种植了“希特勒草莓”,当专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zt# WaterWorld - 未名水世界
b*n
1 楼
谁种植了“希特勒草莓”
——当专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2008年第1期《书屋》
赵刚
一
1933 年8月1日，星期一，一个极为普通的日子。德意志第三帝国总理办公厅的办公桌
上，摆着一封从德国农村寄给总理希特勒的来信。写信的是一位普通的果农，名叫布鲁
诺.科赫（Bruno Koch）。他在信中写到：“我终于如愿以偿，成功地研制出一个全新
的珍贵草莓品种。为了展现对帝国总理的敬仰和爱戴，我恳求将这个新品种命名为‘希
特勒草莓’。”信写得十分诚恳，情感也很真挚。看得出，这位农民非常实在，真心实
意地希望帝国元首能够接受以他的名字命名草莓的请求。
像这样普通的人所写的普通的来信，帝国总理办公厅每天都要收到成千上万。信以及邮
寄来的包裹都是来自德国各地，有些还是来自欧洲其他的国家。写信的有工人、农民、
国防军士兵、知识分子、政府公务员、还有中小学生。男女老少，形形色色；而来信的
内容也是五花八门，参伍错综。
多数来信是表达对帝国元首的崇拜和感激之情：“阿道夫.希特勒，我们相信你，没有
你，我们就是一盘散沙；有了你，我们就是一个民族。”“你递给我们你的手和你的目
光，这目光至今仍使年轻的心荡漾；美好的幸福它永远将我们陪伴，这一刻产生如此强
大的力量。”还有不少是写给希特勒本人的情书。从“坚决保证真正的爱情”，愿意与
元首结为伉俪，到表示立誓要为领袖献身。一些年轻的姑娘在信中写到，“亲爱的元首
，听说您没有孩子，这令我难以平静”，“亲爱的元首，我想跟你生一个孩子，这是一
位萨克森女人的愿望”。希特勒的办公室里堆满了这些求爱者寄来的精心编制的五颜六
色的毛衣和漂亮的袜子。当然，这些信件希特勒本人都没来得及拆看，就被手下人处理
掉了。如果哪位崇拜者特别执著，一而再，再而三地写信“干扰元首”，对不起，自然
会有人通知盖世太保去收拾他（或她）。当时的德国，有不少写信者被宣布为“精神有
障碍”，被送进所谓“疗养院”（古多.克诺普《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人民文学出版
社）。
在获得“莱比锡国际电影节”大奖的《普通的法西斯》这部纪录片中，曾真实地记录下
了德国民众是如何狂热地追捧希特勒的。
在纽伦堡召开的纳粹党的大会上，庄严巍峨的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希特勒亲自设计的德
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纳粹）的党旗，党旗为红底白圆心，中间嵌着一个黑色
“卐”字，十分醒目。对于党旗的设计，希特勒自鸣得意。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说
：“任何党都应该有一面党旗，用它来象征庄严和伟大……红色象征我们这个运动的社
会意义，白色象征民族主义思想，‘卐’字象征争取雅利安人胜利斗争的使命。” 一
只巨大的雕塑的普鲁士雄鹰，高高地悬在纳粹党旗的上端，桀骜不驯，睥睨一切。广场
四周的强烈的探照灯光柱，将整个夜空照射得如同白昼。数十万群众和军队聚集在广场
，举旗列队，高举火炬，游行示威。震耳欲聋的口号声、鼓乐声、以及瓦格纳的雄浑乐
曲，与希特勒的演讲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令人震撼不已的第三帝国交响乐。成千上万的
人们，忘情地呼喊着，高唱着，向着主席台上那个大独裁者欢呼致敬，如醉如狂。
希特勒充满激情的演讲更是让台下的群众更加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德意志民族是全
世界最优秀的民族，德意志的未来要靠我们的人民！只能靠我们的人民！德意志人民，
神圣的德意志人民，必须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冷静、勇敢来克服一切困难！只有这样
，我们的国家才能前进，我们的民族才能振兴！”我想，任何一个德国人，身处这样的
环境，一定会激动得浑身颤抖，一定会为自己是最优秀的民族中的一份子而感到自豪万
分，一定会为拥有希特勒这样最伟大的领袖而感到幸福无比、也一定会为德意志即将成
为最强大的帝国而感到兴奋不已。任何一个德国人，一旦陶醉于这样强烈的种族主义情
感当中，一旦痴迷于如此盲目的个人崇拜、以及极端的爱国主义的情绪当中，都会从理
智走向疯狂，从善良陷入邪恶，从文明堕落为野蛮。
令人悲哀的是，此时此刻，他们自己却浑然不觉，一直沉浸在一种崇高的荣誉感和责任
感之中，真的以为要跟随伟大领袖投身到无比壮丽的革命洪流中，去创造人类历史上前
所未有的神圣事业。
面对这一切，正像西方学者所评价的，“摄影机不会撒谎，它把希特勒恶魔般的本质和
把人类自制力丧失殆尽的情况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它所揭示的真相永远使人不寒而栗
”。
面对这一切，我们又该说些什么呢？黑格尔政治哲学中有一个极深刻的观点，至今未曾
被人们恰当地理解——他说：国家不是建立在物质上，而是建立在精神上、思想上的。
当1932年，已经成为纳粹党首领的希特勒曾踌躇满志地宣称，“国家社会主义塑造了一
个包括儿童和老人的群体，没有人能够使这部德国生活的庞大交响曲沉默”时，他的目
的其实已经达到了。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就是建筑在纳粹主义的精神上，建筑在那个时代
的每一个德国人的灵魂中的罪恶之国。
二
70 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顾这些珍贵的史料时，不能不感到愕然。尤其是我们这些
曾经长期被灌输“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中国人会
更加困惑：这难道就是深受魏玛文化熏陶，产生过康德、黑格尔、歌德、马克思、爱因
斯坦、巴赫、贝多芬等天才巨匠，充满理性的德意志民族？这难道就是被马克思誉为由
于“高卢雄鸡的高鸣”和“思想的闪电”射入，从而得到复活的德国？
笔者曾由衷地感叹过德国人民的素质。在季羡林《留德十年》这本书中，季老回忆，二
战后期，当年他寄居的德国小城哥庭根因燃料极为紧缺，市政府下令特批准市民允许上
山伐木，不过，仅限定在市政府做过记号的树木，其他树木仍旧不许可砍伐。尽管，德
国冬季异常寒冷，当时的生活又十分困窘，可是哥庭根的市民，无一例外，全都自觉地
遵守政府砍伐的规定。我曾设想，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们国家将会怎样？会不会由于生
活的艰辛出现乱砍乱伐？会不会为了让市民遵守政府的规定，而派出军警去看管这些树
木？
二战后期,美军攻入法国境内,俘虏了一批德国军官。一天晚上,美国军营举行晚会,也邀
请了一些战俘营里的德国军官前来参加。许多美国军官上台表演节目,而德国军官则旁
坐一边,静静地观看。台下有一位名叫施密特的德国少校对在场的美国军官的表演不以
为然。这种情绪被一位美国将军看出来了,他询问施密特少校,：为什么？少校言道,你
的乐师在演奏柴可夫斯基的乐曲时,有许多错误.
美国将军颇为自负,作为战胜国的军人，他趾高气扬地就邀请这位战败国的俘虏去演奏
。施密特有些迟疑，未等离座，就被美国人拉到了钢琴旁边。他整了整军服,深吸了一
口气,开始了演奏。流淌、优美的音乐旋律，伴随着施密特高雅的演奏风度，使整个大
厅一片沉寂。结束以后,爆发出一阵经久不息的热烈的掌声。
此时，美国将军尊敬地问起施密特,是不是从哪个音乐学院毕业的？ 少校颇感惊讶，回
答道：我从没读过音乐学院,我只是从西里西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正规德国军官。
在赵鑫珊《希特勒与艺术》一书中也曾提到，二战结束后，驻德美军清查盖世太保的财
务，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这个曾经在纳粹时期权倾一时，掌握着生杀大权的秘密警察
组织，竟然没有贪污事件。联想起我们国家屡屡出现的腐败，不禁叫人感叹：管中窥豹
，日耳曼民族的素质和教养由此可见一斑。
可就是这样一个民族为什么会如此拥戴希特勒这样一个种族灭绝的杀人犯，一个毁灭世
界的战争狂，甚至不顾一切后果地跟从他，把整个欧洲，包括他们自己拖进了万劫不复
的浩劫之中，成为了毁灭人类文明的罪魁祸首？
1938 年11月9日，在德国历史上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水晶之夜”。这个极似具浪漫色彩
的名词，却是与最丑恶的迫害犹太人的暴行联系在一起的。从11月9日夜晚到 10日凌晨
的一夜之间，德国各地的191座犹太教堂变成了一片火海，超过7500间的犹太人的百货
商场和商店被洗劫一空，数百幢的犹太人的居所被毁之一炬，数千名犹太人惨遭毒打、
侮辱，大约3万名犹太富人遭到绑架，被勒索高达10亿马克的赎金。劫难之后，四处都
是残垣破壁，破碎的玻璃在惨白的月光的照射下犹如哭泣的水晶闪闪发光。事后，为了
补偿“众怒”，犹太居民还必须掏出100万帝国马克作为“赎罪金”。
据史料记载，希特勒当政时期，曾有数十万德国人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遭受
到纳粹杀害的犹太人高达660万。参与迫害和屠杀的这些人并非全是希特勒的党卫军和
盖世太保，不少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中下阶层民众。为什么这些“普通的德国人”会积极
地、自愿地参与纳粹的大屠杀？为什么他们对同是自己同胞的犹太民族如此残酷？为什
么甚至当希姆莱已经要求停此屠杀之后，许多人反而还不肯住手？
二战结束后，在德国的盟军占领区内曾开展了一次名为“去纳粹化”的清洗行动。除纳
粹一级战犯必须在纽伦堡接受审判外，有四分之一的德国人口，在盟军占领区内接受了
“思想改造”。为此，美军专门成立了一个搜缉组织，叫做“智慧小组”，小组成员前
后共有22，000人之多。他们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规定凡年满 18周岁的德国人都必须
填写。问卷共有2页，设计了132个问题。美国人希望借此筛选出具有危险倾向的德国人
，清除纳粹势力在公共生活中，尤其是在政治、观念、司法制度方面的影响。
从1946年春天开始到1949年夏天结束，“去纳粹化”的清洗活动足足忙活了三年。在参
与被调查的1341万德国人当中，有650万人曾是纳粹党员，这其中有将近50万名教师，
65%以上的公务员，80%以上的法官和律师，都曾经是纳粹党党徒。
在英克.布罗德森和卡洛拉.施特恩所写的《他们为什么效忠希特勒》这本书中，披露了
一个资料，在希特勒统治时期，共有1300多万纳粹党徒，几乎占到当时德国整个人口的
六分之一，如果加上少年队和希特勒青年团的人数，简直可以说就是一个“全民纳粹的
国家”。
由此可见，一个民族有很高的“文化教养”，有“行为严谨”、“举止自律”、“品质
廉洁”的高尚品质，确实是好事，也的确能够保持个人的洁身自好，但这绝不能保证这
个民族不会误入歧途，也不能保证这个国家在专制极权的体制下不会做出危害其他民族
和国家的罪孽来。或许，能否正确地把握国家的自身发展方向，能否真正运用民主手段
把握人民的自身命运，使之成为捍卫做人的权利，更能体现一个民族的素质。
卢梭曾斥责过历史上的那些“高贵的野蛮人”，尽管他们很“高贵”，高举着正义的标
语，高呼着高尚的口号，但却干着卑鄙无耻的行为，因此“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恶魔
；但人想做天使，却做出恶魔的行为。”由此，更值得我们反思：纳粹罪恶的形成以及
众人参与的根源；更值得我们检讨：“永远将人类划分为敌人与朋友” 是否正确；更
值得我们质疑：抱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非我党派，其心可诛”是否理智；更
值得我们诘问：“为什么人性中的丑陋与罪恶在极权专制的体制下会得到如此充分的表
演和淋漓尽致的发挥”？
三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乐黛云教授曾说过，一位德国学者想与她合著一
本比较纳粹与“文革”的书，回答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短短的三十年之间，东西方
两大最优秀的民族会发生同样令人发指的暴行？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至今这个愿望未
能实现。
对于这样深刻的历史反思，或许有各种各样的答案，但笔者作为一个经历过“文革”动
乱的见证者来看，答案反而显得十分清晰。这就是：当极权专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时，
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觉悟到自己是否在犯罪与作孽！
毋庸置疑，当生活在极权专制的体制下，每一个人都被说成“人民才是一切，个人是微
不足道”的时候；当每一个社会公民被灌输：“国家利益之上”，个人只是整个国家机
器上的一个齿轮与螺丝钉的时候；当每一个社会成员渺小没有个人意志和权利，只能依
附于国家机器的时候，一旦这个国家被某个政党，被某个独裁者变为杀人机器时，机器
上的每一个齿轮与螺丝钉也只能随着整个机器的转动而运转，丝毫无法摆脱这部机器的
控制。
美国学者亚特兰认为，极权主义的统治者认为最理想的子民并不是真心信服自己观念的
人士，而是丧失分辨力，匍匐在观念脚下的民众。德国人民的悲剧告诉我们，生活在一
个充满谎言、暴力、恐惧的极权制度下；一切资讯来源受到封锁，或是只有经过筛选才
能得到；一切教育受到歪曲与控制；一切文学、艺术被当作被洗脑的工具；这时候，即
使是一个文明和修养极高的民族，它也无法具有衡量善与恶的标准，也无法具有明辨真
伪与是非的能力。这时候，人再不是作为个体的人而存在，而作为物质的人而存在，他
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作为某个政党的工具、国家的工具、某个统治者的工具。
希特勒曾打算通过宣扬自己的学说，把它当作一种指导和团结人民行动的工具，作为达
到推行法西斯主义的目的。不客气地说，他确实做到了。正如他自己所表述的：人们“
常常是察觉不到坚决支持的是一种背弃人类社会价值的世界观。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价值
观从我们的头脑中完全排除了。”通过戈倍尔指挥下的纳粹宣传机器喋喋不休地灌输，
德国人民完全接受了纳粹专政具有历史及存在的合理性和具有合乎规律的价值根据；完
全接受了为了“德意志民族的振兴”，“为了日耳曼民族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有理
由将“不适合生存的个体、低劣的民族、堕落的阶级，驱逐并消灭”；完全接受了纳粹
文化对于各种词汇所赋予的新的注解，诸如“人民”、“民主”、“道德”、“正义”
、“法律”、“善良”、“罪恶”等等所具有的普世原则的本意全都给颠覆了的解释。
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还能期盼德意志民族有理性、有思辨能力吗？ 此时，对于他们来
说，善良与残暴，有罪与无罪，正义与邪恶，这类名词已经变得没有任何意义，所谓“
有罪”、“邪恶”就是任何阻碍他们实现“日耳曼人统治世界”的历史过程的行为。
1938 年，希特勒几乎是用一种傲慢的口吻宣布：“除了以德国人的方式思维，以德国
人的方式行动，他们（指德国青年）什么也不用学习”。正如这位独裁者所言，德国人
10岁开始加入少年队，14岁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然后加入纳粹党，加入青年义务劳动军
，加入德国国防军后，立即又被吸收进冲锋队和党卫军。他们不可能再是自由人了，他
们的整个一生也都不再会有自由了。
《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这部书中，真实地记载了纳粹是如何通过教育将“法西斯精神
”从小就灌输到每一个德国儿童的心中。宣扬“雅利安人血统优良”与“犹太人血统低
劣”，是希特勒种族主义的核心。为了达到“自然的、持久的、不矫揉造作的”宣传效
果，纳粹分子在教科书中向孩子们讲述：在自然界中，同类物种与同类物种在一起，一
群岩羚羊绝不会让一头鹿来领队，一只公椋鸟只跟一只母椋鸟交配。同类物种相互吸引
，繁育同一物种。只有人类违反自然规律，进行干预，进行“人工杂交”。而杂种、混
种、会把最坏的特征集于一体。接着，他们又将这样的例证引述到“种族与犹太人问题
”上。在当时的学校中，经常会出现老师借题发挥，侮辱犹太孩子的现象。鲁道夫.巴
努什尔回忆说，老师把他叫到全班同学的面前，然后问道：“知道什么是杂种吗？”班
上无人说话，孩子们只是在生物课上听说过这个词。沉默片刻，老师指着鲁道夫.巴努
什尔说：“他就是杂种。他妈妈是犹太人，这就说明一切。”
为了煽动孩子们仇恨犹太人，纳粹分子们还编了许多儿童读物，像《毒蘑菇》、《不要
相信绿色荒原上的狐狸》等来毒害污染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古德伦.宝泽旺说，她至今
也忘不了这些卑鄙的文章。《毒蘑菇》讲述的是，有一位女孩，她妈妈要她到牙科医院
看病。她与另外一位女同学共同到了诊室，医生先叫那个女同学进去看病。当然，这个
医生长着一张犹太人的脸，弯钩鼻子，吊吊着嘴唇，大大的眼袋。这时候，坐在外边的
女孩，忽然听到诊室里刚进去的同伴发出尖叫：“不，医生，请不要这样！”然后，一
点声音都没有了。后来，医生出来，示意要她进去，她吓得跑掉了。古德伦.宝泽旺回
忆道，那时，作为孩子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犹太人对那个女孩究竟干些什么？这个故事
让我整个青年时代都无法摆脱（《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人民文学出版社133、165页）。
在这样的教育和熏陶下，仇恨的种子就潜移默化地种下，并慢慢地开始发芽、开花、结
果。当他们长大成人，参加冲锋队、或是党卫军屠杀犹太人时，已经感觉不到有任何内
疚，有的只是仇恨的发泄和崇高的历史责任感。一个吃“狼奶”长大的孩子，不可能指
望他具有人的善良品格。
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邪恶势力，在干罪恶勾当的时候，会告诉世人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
、见不得人的。如果邪恶势力公然以邪恶为招牌，恐怕世界上也就难有邪恶势力的存在
了。任何邪恶必然与谎言相伴，只有掺杂了谎言的罪恶，才会显得高尚，只有披上正义
外衣的邪恶，才会蛊惑人心。但邪恶势力本身对自己的罪恶是心知肚明的，他们知道如
何才能让善良的人们甘心情愿地接受他们的罪恶。正因为如此，世界上才会有悲剧，而
最大的悲剧就是被邪恶势力所欺骗，助纣为虐，却一直以为在维护正义和公理。
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曾经有效地
动员和利用了群众欲望的法西斯主义，存在于我们所有人中间。存在于我们头脑和日常
行为中的法西斯主义是使我们爱慕权力，渴望被支配和被压迫的法西斯主义。”
二战中的德国人是这样，那么，“文革”中的中国人呢？
——当专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2008年第1期《书屋》
赵刚
一
1933 年8月1日，星期一，一个极为普通的日子。德意志第三帝国总理办公厅的办公桌
上，摆着一封从德国农村寄给总理希特勒的来信。写信的是一位普通的果农，名叫布鲁
诺.科赫（Bruno Koch）。他在信中写到：“我终于如愿以偿，成功地研制出一个全新
的珍贵草莓品种。为了展现对帝国总理的敬仰和爱戴，我恳求将这个新品种命名为‘希
特勒草莓’。”信写得十分诚恳，情感也很真挚。看得出，这位农民非常实在，真心实
意地希望帝国元首能够接受以他的名字命名草莓的请求。
像这样普通的人所写的普通的来信，帝国总理办公厅每天都要收到成千上万。信以及邮
寄来的包裹都是来自德国各地，有些还是来自欧洲其他的国家。写信的有工人、农民、
国防军士兵、知识分子、政府公务员、还有中小学生。男女老少，形形色色；而来信的
内容也是五花八门，参伍错综。
多数来信是表达对帝国元首的崇拜和感激之情：“阿道夫.希特勒，我们相信你，没有
你，我们就是一盘散沙；有了你，我们就是一个民族。”“你递给我们你的手和你的目
光，这目光至今仍使年轻的心荡漾；美好的幸福它永远将我们陪伴，这一刻产生如此强
大的力量。”还有不少是写给希特勒本人的情书。从“坚决保证真正的爱情”，愿意与
元首结为伉俪，到表示立誓要为领袖献身。一些年轻的姑娘在信中写到，“亲爱的元首
，听说您没有孩子，这令我难以平静”，“亲爱的元首，我想跟你生一个孩子，这是一
位萨克森女人的愿望”。希特勒的办公室里堆满了这些求爱者寄来的精心编制的五颜六
色的毛衣和漂亮的袜子。当然，这些信件希特勒本人都没来得及拆看，就被手下人处理
掉了。如果哪位崇拜者特别执著，一而再，再而三地写信“干扰元首”，对不起，自然
会有人通知盖世太保去收拾他（或她）。当时的德国，有不少写信者被宣布为“精神有
障碍”，被送进所谓“疗养院”（古多.克诺普《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人民文学出版
社）。
在获得“莱比锡国际电影节”大奖的《普通的法西斯》这部纪录片中，曾真实地记录下
了德国民众是如何狂热地追捧希特勒的。
在纽伦堡召开的纳粹党的大会上，庄严巍峨的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希特勒亲自设计的德
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纳粹）的党旗，党旗为红底白圆心，中间嵌着一个黑色
“卐”字，十分醒目。对于党旗的设计，希特勒自鸣得意。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说
：“任何党都应该有一面党旗，用它来象征庄严和伟大……红色象征我们这个运动的社
会意义，白色象征民族主义思想，‘卐’字象征争取雅利安人胜利斗争的使命。” 一
只巨大的雕塑的普鲁士雄鹰，高高地悬在纳粹党旗的上端，桀骜不驯，睥睨一切。广场
四周的强烈的探照灯光柱，将整个夜空照射得如同白昼。数十万群众和军队聚集在广场
，举旗列队，高举火炬，游行示威。震耳欲聋的口号声、鼓乐声、以及瓦格纳的雄浑乐
曲，与希特勒的演讲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令人震撼不已的第三帝国交响乐。成千上万的
人们，忘情地呼喊着，高唱着，向着主席台上那个大独裁者欢呼致敬，如醉如狂。
希特勒充满激情的演讲更是让台下的群众更加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德意志民族是全
世界最优秀的民族，德意志的未来要靠我们的人民！只能靠我们的人民！德意志人民，
神圣的德意志人民，必须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冷静、勇敢来克服一切困难！只有这样
，我们的国家才能前进，我们的民族才能振兴！”我想，任何一个德国人，身处这样的
环境，一定会激动得浑身颤抖，一定会为自己是最优秀的民族中的一份子而感到自豪万
分，一定会为拥有希特勒这样最伟大的领袖而感到幸福无比、也一定会为德意志即将成
为最强大的帝国而感到兴奋不已。任何一个德国人，一旦陶醉于这样强烈的种族主义情
感当中，一旦痴迷于如此盲目的个人崇拜、以及极端的爱国主义的情绪当中，都会从理
智走向疯狂，从善良陷入邪恶，从文明堕落为野蛮。
令人悲哀的是，此时此刻，他们自己却浑然不觉，一直沉浸在一种崇高的荣誉感和责任
感之中，真的以为要跟随伟大领袖投身到无比壮丽的革命洪流中，去创造人类历史上前
所未有的神圣事业。
面对这一切，正像西方学者所评价的，“摄影机不会撒谎，它把希特勒恶魔般的本质和
把人类自制力丧失殆尽的情况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它所揭示的真相永远使人不寒而栗
”。
面对这一切，我们又该说些什么呢？黑格尔政治哲学中有一个极深刻的观点，至今未曾
被人们恰当地理解——他说：国家不是建立在物质上，而是建立在精神上、思想上的。
当1932年，已经成为纳粹党首领的希特勒曾踌躇满志地宣称，“国家社会主义塑造了一
个包括儿童和老人的群体，没有人能够使这部德国生活的庞大交响曲沉默”时，他的目
的其实已经达到了。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就是建筑在纳粹主义的精神上，建筑在那个时代
的每一个德国人的灵魂中的罪恶之国。
二
70 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顾这些珍贵的史料时，不能不感到愕然。尤其是我们这些
曾经长期被灌输“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中国人会
更加困惑：这难道就是深受魏玛文化熏陶，产生过康德、黑格尔、歌德、马克思、爱因
斯坦、巴赫、贝多芬等天才巨匠，充满理性的德意志民族？这难道就是被马克思誉为由
于“高卢雄鸡的高鸣”和“思想的闪电”射入，从而得到复活的德国？
笔者曾由衷地感叹过德国人民的素质。在季羡林《留德十年》这本书中，季老回忆，二
战后期，当年他寄居的德国小城哥庭根因燃料极为紧缺，市政府下令特批准市民允许上
山伐木，不过，仅限定在市政府做过记号的树木，其他树木仍旧不许可砍伐。尽管，德
国冬季异常寒冷，当时的生活又十分困窘，可是哥庭根的市民，无一例外，全都自觉地
遵守政府砍伐的规定。我曾设想，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们国家将会怎样？会不会由于生
活的艰辛出现乱砍乱伐？会不会为了让市民遵守政府的规定，而派出军警去看管这些树
木？
二战后期,美军攻入法国境内,俘虏了一批德国军官。一天晚上,美国军营举行晚会,也邀
请了一些战俘营里的德国军官前来参加。许多美国军官上台表演节目,而德国军官则旁
坐一边,静静地观看。台下有一位名叫施密特的德国少校对在场的美国军官的表演不以
为然。这种情绪被一位美国将军看出来了,他询问施密特少校,：为什么？少校言道,你
的乐师在演奏柴可夫斯基的乐曲时,有许多错误.
美国将军颇为自负,作为战胜国的军人，他趾高气扬地就邀请这位战败国的俘虏去演奏
。施密特有些迟疑，未等离座，就被美国人拉到了钢琴旁边。他整了整军服,深吸了一
口气,开始了演奏。流淌、优美的音乐旋律，伴随着施密特高雅的演奏风度，使整个大
厅一片沉寂。结束以后,爆发出一阵经久不息的热烈的掌声。
此时，美国将军尊敬地问起施密特,是不是从哪个音乐学院毕业的？ 少校颇感惊讶，回
答道：我从没读过音乐学院,我只是从西里西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正规德国军官。
在赵鑫珊《希特勒与艺术》一书中也曾提到，二战结束后，驻德美军清查盖世太保的财
务，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这个曾经在纳粹时期权倾一时，掌握着生杀大权的秘密警察
组织，竟然没有贪污事件。联想起我们国家屡屡出现的腐败，不禁叫人感叹：管中窥豹
，日耳曼民族的素质和教养由此可见一斑。
可就是这样一个民族为什么会如此拥戴希特勒这样一个种族灭绝的杀人犯，一个毁灭世
界的战争狂，甚至不顾一切后果地跟从他，把整个欧洲，包括他们自己拖进了万劫不复
的浩劫之中，成为了毁灭人类文明的罪魁祸首？
1938 年11月9日，在德国历史上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水晶之夜”。这个极似具浪漫色彩
的名词，却是与最丑恶的迫害犹太人的暴行联系在一起的。从11月9日夜晚到 10日凌晨
的一夜之间，德国各地的191座犹太教堂变成了一片火海，超过7500间的犹太人的百货
商场和商店被洗劫一空，数百幢的犹太人的居所被毁之一炬，数千名犹太人惨遭毒打、
侮辱，大约3万名犹太富人遭到绑架，被勒索高达10亿马克的赎金。劫难之后，四处都
是残垣破壁，破碎的玻璃在惨白的月光的照射下犹如哭泣的水晶闪闪发光。事后，为了
补偿“众怒”，犹太居民还必须掏出100万帝国马克作为“赎罪金”。
据史料记载，希特勒当政时期，曾有数十万德国人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遭受
到纳粹杀害的犹太人高达660万。参与迫害和屠杀的这些人并非全是希特勒的党卫军和
盖世太保，不少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中下阶层民众。为什么这些“普通的德国人”会积极
地、自愿地参与纳粹的大屠杀？为什么他们对同是自己同胞的犹太民族如此残酷？为什
么甚至当希姆莱已经要求停此屠杀之后，许多人反而还不肯住手？
二战结束后，在德国的盟军占领区内曾开展了一次名为“去纳粹化”的清洗行动。除纳
粹一级战犯必须在纽伦堡接受审判外，有四分之一的德国人口，在盟军占领区内接受了
“思想改造”。为此，美军专门成立了一个搜缉组织，叫做“智慧小组”，小组成员前
后共有22，000人之多。他们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规定凡年满 18周岁的德国人都必须
填写。问卷共有2页，设计了132个问题。美国人希望借此筛选出具有危险倾向的德国人
，清除纳粹势力在公共生活中，尤其是在政治、观念、司法制度方面的影响。
从1946年春天开始到1949年夏天结束，“去纳粹化”的清洗活动足足忙活了三年。在参
与被调查的1341万德国人当中，有650万人曾是纳粹党员，这其中有将近50万名教师，
65%以上的公务员，80%以上的法官和律师，都曾经是纳粹党党徒。
在英克.布罗德森和卡洛拉.施特恩所写的《他们为什么效忠希特勒》这本书中，披露了
一个资料，在希特勒统治时期，共有1300多万纳粹党徒，几乎占到当时德国整个人口的
六分之一，如果加上少年队和希特勒青年团的人数，简直可以说就是一个“全民纳粹的
国家”。
由此可见，一个民族有很高的“文化教养”，有“行为严谨”、“举止自律”、“品质
廉洁”的高尚品质，确实是好事，也的确能够保持个人的洁身自好，但这绝不能保证这
个民族不会误入歧途，也不能保证这个国家在专制极权的体制下不会做出危害其他民族
和国家的罪孽来。或许，能否正确地把握国家的自身发展方向，能否真正运用民主手段
把握人民的自身命运，使之成为捍卫做人的权利，更能体现一个民族的素质。
卢梭曾斥责过历史上的那些“高贵的野蛮人”，尽管他们很“高贵”，高举着正义的标
语，高呼着高尚的口号，但却干着卑鄙无耻的行为，因此“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恶魔
；但人想做天使，却做出恶魔的行为。”由此，更值得我们反思：纳粹罪恶的形成以及
众人参与的根源；更值得我们检讨：“永远将人类划分为敌人与朋友” 是否正确；更
值得我们质疑：抱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非我党派，其心可诛”是否理智；更
值得我们诘问：“为什么人性中的丑陋与罪恶在极权专制的体制下会得到如此充分的表
演和淋漓尽致的发挥”？
三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乐黛云教授曾说过，一位德国学者想与她合著一
本比较纳粹与“文革”的书，回答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短短的三十年之间，东西方
两大最优秀的民族会发生同样令人发指的暴行？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至今这个愿望未
能实现。
对于这样深刻的历史反思，或许有各种各样的答案，但笔者作为一个经历过“文革”动
乱的见证者来看，答案反而显得十分清晰。这就是：当极权专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时，
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觉悟到自己是否在犯罪与作孽！
毋庸置疑，当生活在极权专制的体制下，每一个人都被说成“人民才是一切，个人是微
不足道”的时候；当每一个社会公民被灌输：“国家利益之上”，个人只是整个国家机
器上的一个齿轮与螺丝钉的时候；当每一个社会成员渺小没有个人意志和权利，只能依
附于国家机器的时候，一旦这个国家被某个政党，被某个独裁者变为杀人机器时，机器
上的每一个齿轮与螺丝钉也只能随着整个机器的转动而运转，丝毫无法摆脱这部机器的
控制。
美国学者亚特兰认为，极权主义的统治者认为最理想的子民并不是真心信服自己观念的
人士，而是丧失分辨力，匍匐在观念脚下的民众。德国人民的悲剧告诉我们，生活在一
个充满谎言、暴力、恐惧的极权制度下；一切资讯来源受到封锁，或是只有经过筛选才
能得到；一切教育受到歪曲与控制；一切文学、艺术被当作被洗脑的工具；这时候，即
使是一个文明和修养极高的民族，它也无法具有衡量善与恶的标准，也无法具有明辨真
伪与是非的能力。这时候，人再不是作为个体的人而存在，而作为物质的人而存在，他
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作为某个政党的工具、国家的工具、某个统治者的工具。
希特勒曾打算通过宣扬自己的学说，把它当作一种指导和团结人民行动的工具，作为达
到推行法西斯主义的目的。不客气地说，他确实做到了。正如他自己所表述的：人们“
常常是察觉不到坚决支持的是一种背弃人类社会价值的世界观。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价值
观从我们的头脑中完全排除了。”通过戈倍尔指挥下的纳粹宣传机器喋喋不休地灌输，
德国人民完全接受了纳粹专政具有历史及存在的合理性和具有合乎规律的价值根据；完
全接受了为了“德意志民族的振兴”，“为了日耳曼民族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有理
由将“不适合生存的个体、低劣的民族、堕落的阶级，驱逐并消灭”；完全接受了纳粹
文化对于各种词汇所赋予的新的注解，诸如“人民”、“民主”、“道德”、“正义”
、“法律”、“善良”、“罪恶”等等所具有的普世原则的本意全都给颠覆了的解释。
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还能期盼德意志民族有理性、有思辨能力吗？ 此时，对于他们来
说，善良与残暴，有罪与无罪，正义与邪恶，这类名词已经变得没有任何意义，所谓“
有罪”、“邪恶”就是任何阻碍他们实现“日耳曼人统治世界”的历史过程的行为。
1938 年，希特勒几乎是用一种傲慢的口吻宣布：“除了以德国人的方式思维，以德国
人的方式行动，他们（指德国青年）什么也不用学习”。正如这位独裁者所言，德国人
10岁开始加入少年队，14岁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然后加入纳粹党，加入青年义务劳动军
，加入德国国防军后，立即又被吸收进冲锋队和党卫军。他们不可能再是自由人了，他
们的整个一生也都不再会有自由了。
《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这部书中，真实地记载了纳粹是如何通过教育将“法西斯精神
”从小就灌输到每一个德国儿童的心中。宣扬“雅利安人血统优良”与“犹太人血统低
劣”，是希特勒种族主义的核心。为了达到“自然的、持久的、不矫揉造作的”宣传效
果，纳粹分子在教科书中向孩子们讲述：在自然界中，同类物种与同类物种在一起，一
群岩羚羊绝不会让一头鹿来领队，一只公椋鸟只跟一只母椋鸟交配。同类物种相互吸引
，繁育同一物种。只有人类违反自然规律，进行干预，进行“人工杂交”。而杂种、混
种、会把最坏的特征集于一体。接着，他们又将这样的例证引述到“种族与犹太人问题
”上。在当时的学校中，经常会出现老师借题发挥，侮辱犹太孩子的现象。鲁道夫.巴
努什尔回忆说，老师把他叫到全班同学的面前，然后问道：“知道什么是杂种吗？”班
上无人说话，孩子们只是在生物课上听说过这个词。沉默片刻，老师指着鲁道夫.巴努
什尔说：“他就是杂种。他妈妈是犹太人，这就说明一切。”
为了煽动孩子们仇恨犹太人，纳粹分子们还编了许多儿童读物，像《毒蘑菇》、《不要
相信绿色荒原上的狐狸》等来毒害污染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古德伦.宝泽旺说，她至今
也忘不了这些卑鄙的文章。《毒蘑菇》讲述的是，有一位女孩，她妈妈要她到牙科医院
看病。她与另外一位女同学共同到了诊室，医生先叫那个女同学进去看病。当然，这个
医生长着一张犹太人的脸，弯钩鼻子，吊吊着嘴唇，大大的眼袋。这时候，坐在外边的
女孩，忽然听到诊室里刚进去的同伴发出尖叫：“不，医生，请不要这样！”然后，一
点声音都没有了。后来，医生出来，示意要她进去，她吓得跑掉了。古德伦.宝泽旺回
忆道，那时，作为孩子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犹太人对那个女孩究竟干些什么？这个故事
让我整个青年时代都无法摆脱（《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人民文学出版社133、165页）。
在这样的教育和熏陶下，仇恨的种子就潜移默化地种下，并慢慢地开始发芽、开花、结
果。当他们长大成人，参加冲锋队、或是党卫军屠杀犹太人时，已经感觉不到有任何内
疚，有的只是仇恨的发泄和崇高的历史责任感。一个吃“狼奶”长大的孩子，不可能指
望他具有人的善良品格。
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邪恶势力，在干罪恶勾当的时候，会告诉世人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
、见不得人的。如果邪恶势力公然以邪恶为招牌，恐怕世界上也就难有邪恶势力的存在
了。任何邪恶必然与谎言相伴，只有掺杂了谎言的罪恶，才会显得高尚，只有披上正义
外衣的邪恶，才会蛊惑人心。但邪恶势力本身对自己的罪恶是心知肚明的，他们知道如
何才能让善良的人们甘心情愿地接受他们的罪恶。正因为如此，世界上才会有悲剧，而
最大的悲剧就是被邪恶势力所欺骗，助纣为虐，却一直以为在维护正义和公理。
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曾经有效地
动员和利用了群众欲望的法西斯主义，存在于我们所有人中间。存在于我们头脑和日常
行为中的法西斯主义是使我们爱慕权力，渴望被支配和被压迫的法西斯主义。”
二战中的德国人是这样，那么，“文革”中的中国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