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政治家和君主或家长或奴隶主是不同的，前者所治理的是自由
人，后者处理的是家务。“家务管理由一个君主式的家长掌握，各家家长以君臣形式统
率其服从的家属；至于政治家所执掌的则为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所托付的权威。”（《政
治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9页）也就是说，政治处理的是平等的自由人之间的
统治与服从问题，也即后来人所说的和平的集体行动。按照这个对政治的定义，在古希
腊人看来，波斯就是典型的主奴统治，没有政治。在此定义下，我们会发现政治与暴力
和奴役是排斥的。因此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事实上是没有政治，只有奴役、造反与革
命，而没有政治所需要的说服、妥协和合作。中国人所说的政治二字，其实是政权，是
权力，是服从。我总是不理解“讲政治”这个说法，从这个思路上就恍然大悟，“讲政
治”就是要站在政权兴亡的角度，要有“顾全大局”的意识。
政治是和平的集体行动，是平等的自由人之间实现合作以解决公共问题的方式。人
类的社会性本质决定了合作是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社会合作与基于生理需求的以及血
缘关系的结合方式不同，后者是生物性的，前者则是社会性的，这注定了社会合作的对
象是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其相互的交往与夫妻之间的、家长与子女之间
的、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关系有本质区别。夫妻之间的合作基于本能，服务于生理需要与
子女抚养；家长与子女的关系亦是本能的，服务于人类个体基因的复制与传递；主人和
奴隶的关系是奴役与服从，服务的是主人的利益。这三对合作关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都属于家政学要研究的问题，而非社会公共问题。而政治所要解决的，则是一个社会
问题：“共同体的善”。
社会合作如何实现？何时才有政治？汉密尔顿等在《联邦党人文集》一开篇，就提
出了这样一个“留待我国人民用他们的行为和范例来求得解决”的“重要问题”：“人
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永远注定要
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第3页）在这段引文中，我印象中有的版本在翻译过来好像还有这样几个词，大概是“
像有的民族一样”，其命运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美国人真是太奇怪了，他们
不明白，这个世界大多数民族的人们，他们的命运都是处在”机遇”和“强力”手中。
人类历史是征服的历史、是暴力的历史。军事力量被认为是国家建构的重要标志之一，
即被合法地“垄断了的暴力”。当无处不在的暴力被铲除，暴力机构被收编，秩序得以
实现，才意味着国家建立。否则，一个社会仍然信奉“弱肉强食”，这个社会便继续处
在“丛林”之中，现存的具有国家名义的组织也就是低效的、失败的。当暴力臣服于法
律之下，规则和法律得到了全社会的遵守，在这样的社会里，现代国家才被认为建构起
来了。
谁横谁说了算，“拳头说话”的社会，是前现代社会的特征。刘再复曾有这样的说
法，说两本书败坏了中国人的心性：《三国演义》教会中国人权谋，《水浒传》教给中
国人暴力。且不说刘夸大了文学作品的教化功能，是先有了国人对权谋和暴力的崇拜而
后有才有了这两部作品，但刘再复的观察无疑是敏锐的。权谋和暴力，从某个程度上讲
是很多中国人信奉的东西。关于权谋在中国社会的热销，看看书店中各种版本的《三十
六计》、《兵法》以及舶来的《君主论》就知道了；关于暴力，中国历史整个就是一部
大家族与大集团的征服与杀戮史。
这么悠久的中华文明，怎么就没能开出一条“协商谈判”解决问题的路子呢？在整
个历史长河中，妥协只是权宜之计，你死我活才是正道。所有的争议和冲突，最后都免
不了暴力摆平。按照汉密尔顿的说法，我们指望的，除了暴力，还有机遇，可我们运气
太差，机遇并没有垂青我们，一直仰望明君，到现在“许多人还在等待真命天子”（余
英时语）。
运气太差，暴力便成为历史的“常态”。五代时安重荣说：“天子，兵强马壮者当
为之，宁有种耶！。”时至今日，“枪杆子里出政权”仍被认为是政治的“真谛”。朝
廷更迭是如此，地方政治亦是如此。
美国学者罗威廉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中国县城七个世纪的暴力史。这个县城是湖北麻
城。可能一些人不知道湖北麻城，但提起大别山，提起红安，估计很多人都听说过，听
说过后者这个被称为“第一将军县”的地方。其实，古人早就告诫过我们：“一将功成
万骨枯”，那么多将军的背后，得有多大的牺牲呀。我一个同学老家就是红安的，在上
世纪二三十年代，他爷爷因为是地主就被红军毙掉了。我当时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还不
知道红安以前叫黄安，而黄安呢，又是从麻城分出来的，很长时间是麻城的一部分。
这本书考察了从14世纪元末农民起义到20世纪30年代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
北麻城的社会变迁，从地方史的画卷中发现：暴力超越了历史。在书的一开头，作者就
引用当地民众的话写道：“自己的家乡就是一个暴力之地。”作者所要回答的问题是：
为什么是麻城？为什么中国的某些地区会呈现出异乎寻常的暴力倾向？其延续时间之长
，超越了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变迁历程？为什么在这些地方，采用暴力方式解决问
题似乎是一种习以为常的选择？
罗威廉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当代有影响的
汉学家之一。作者从地方主义的视角，凭借翔实的地方文献资料，用叙事史的方式，描
述了大别山地区的暴力生态：司空见惯的日常杀戮、残害和强制、绵延几百年的阶级仇
恨以及交织在王朝更迭中的周期性大规模屠杀。作者的考察发现：对地方日常性的暴力
和周期性的屠杀，要中国文化独特的历史运行过程中进行解读。在整个历史时期人们的
日常生活实践经验中，中国和大多数人类社会一样信奉暴力。而且，中国文化内部其实
为“被认可的”暴力提供了充裕的空间，比如对敌人识别的“魔鬼学范式（民间宗教）
”。作者的结论是：集体记忆、历史意识及其他日常文化生活实践，在这一个过程中扮
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暴力之地又岂止是麻城！麻城只是中国的缩影。在司空见惯的暴力和周期性大屠杀
的背后，与其说是地方记忆或地方特性在起作用，倒不如说是不公正的社会结构和没有
出口的社会怨恨在起作用。没有和平的社会博弈与资源分配机制，没有畅通的利益表达
与权利救济途径，没有自由言说和理性反思之社会精神，暴力很可能就是历史的诅咒！
没有深思熟虑、没有自由选择，人类的命运只能受机遇和强力的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