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除plasmid prep里的gDNA# Biology - 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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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邓舒夏
编辑 / 孟佳丽
在大公司裁员新闻轮番上演的2019年，甲骨文于5月7日公布首批裁撤中国区研发中
心900人的新闻依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裁撤的员工中，大部分是35岁以上的研发工
程师。
这不免让人产生一些不好的联想，连这样一个老牌软件公司都不再需要研发人员了
，高精尖人才真的适合去企业工作吗？
让我们回到博士生就业选择的起点。
通常来讲，博士的就业方向分为三种——去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做学术研究，去党政
部门任公职，或者，去企业从事技术研发——第三条路径如今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博士的
选择。
“从源头上，攻读博士的人越来越多，但高校、科研单位、公务体系的招聘名额扩
充有限，很多博士不得不选择去企业。”100offer猎头顾问涂仁烽说道，“与此同时，
整个商业逐渐发展到技术引领应用的阶段，需要大量基础研究人员，公司开出的薪水也
很高，这使得一些原本想留在学术界发展的人动了去企业的念头。”根据涂仁烽的观察
，近两年国内BAT等公司对博士开出的条件相当丰厚，也有不少人才从外企跳槽到民企
，“一般工资涨幅超过50%。”
技术大公司的吸引力不光体现在可观的薪水福利上，对于博士们而言，公司所提供
的研究设备更是吸引他们加入的原因。比如当年百度找到吴恩达时，提出可以提供几千
张GPU卡来跑他的算法，这个条件对博士来说确实诱人。
“在高校，实验室经费有限，所以普通教师接触到的设备资源也很有限。”梁勇铭
说道，2014年博士毕业后，他同样面临着留在高校任教和去企业做芯片设计的选择项。
“但2014年那个时候不像现在，除了华为和阿里巴巴等公司外，并没有那么多偏工程应
用研究或者基础研究的问题留给博士，更多还是把博士当一个高阶硕士来用，而现在，
很多公司的技术研发走到了无人区，就需要博士来探路。”
微软、高通、Google这样的国外技术大公司早就设立了研究院，而近几年，本土技
术公司也纷纷启动类似的机构，比如阿里的达摩学院、百度研究院、腾讯的优图实验室
和AI Lab，以及华为的2012实验室。一方面，公司希望早日入局，需要博士作为技术探
路者，将前沿技术优势转化为公司日后的产品优势，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公司以自己拥
有多少博士生来体现自身的研发能力。
看起来，博士生和公司之间互相需要，似乎技术大公司成了博士生的最佳归宿，但
一组数据让我们看到一些不为人知的矛盾。
今年2月14日情人节这一天，华为心声社区官网上发布一份由任正非签发的内部邮
件，反思作为公司创新主体的2012实验室及研发体系的博士员工流失。
文件中，华为披露了一组数据：公司博士类员工近5年的平均离职率为21.8%，且入
职越久的员工离职率越高，在2014年入职华为的博士，到了2018年只剩下不到57%。
最让公司担忧的是特招博士的离职率，高达33%至42%。校招时，这批人被定位为华
为未来各领域里的技术领军人物，主要来自国家重点实验室、已有成功项目研发实践经
验的优秀博士或重点院校重点专业的博士。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华为是离博士最近的中国技术公司。2018年清华大学就业质量
分析报告显示，博士所签的三方就业中，华为排名第一，为31人，远超其他企业。华为
也是浙江大学博士生就业中排名第一的公司——2018年有55人，2017年有66人。即便如
此，华为心声社区上依然有人回帖质疑：华为的土壤是否适合高精尖博士的生存？
放眼技术公司中身居高位的博士们，也有不少人陆续退场。
今年1月，腾讯AI实验室负责人张潼离职，未来将回归学界继续AI领域的学术研究
，他在2017年3月从百度研究院来到腾讯成为AI Lab的负责人，管理50余位AI领域的科
学家和200余位AI应用工程师。两个月后，百度首席科学家吴恩达宣布从百度离职，不
久后创办公司LandingAI。
这一系列的变动都让人不禁生疑，为什么博士生进入技术公司后留不下来？公司如
何看待这些高精尖人才？离开象牙塔，博士生们究竟该如何落地？这篇文章或许可以提
供一些启发。
一、为什么博士来了又走？
过去几年，技术大公司曾一度流行招博士，哪怕“杀鸡用牛刀”，这某种程度上也
造成了博士人才过剩的局面。
华为内部邮件中提到，每年公司都会投入大量专职人员负责博士招聘，但高精尖博
士入职进来的很少，进来后能留下的也很少。“留下来的博士是不是真的有让其发挥的
空间、岗位和机会？以我个人遇到的情况来看，我招的3个博士，进来一年后有两个离
职了，一个就在研发干普通的开发和测试工作，很难形成独特优势。”华为人力资源秘
书处的相关负责人在邮件中如是说道。
《第一财经》YiMagazine采访的多位博士和猎头均表示，“英雄无用武之地”是博
士离职的主要原因。在华为人力资源秘书处走访的82名离职博士员工中，有56人称离职
的主要原因是岗位与个人技能不匹配、主管技术能力弱导致自身发挥受限、自身特有优
势无法发挥等，这种满怀激情而来、心灰意冷而走的现象在新入职的博士中尤为显著。
很多工作，比如偏测试和验证的岗位，研究生的知识基本可以胜任，不需要探索新
的技术可能，这会让博士们觉得荒废了自己博士期间的所学，成为公司庞大机器上的一
颗螺丝钉。而尴尬的是，相比硕士，博士的专业面更窄，如果被公司安排到一个与自己
研究方向不符的岗位上，其入职后的竞争力很可能还不比团队中的硕士。
博士们通常希望自己优先晋升，但互联网公司的竞争标准是多维度考察的，学历只
是一个加分项。以阿里达摩学院为例，一个声学专业毕业的博士来到达摩学院做语音识
别，正常情况下可以给到P6的水平，从算法工程师做起，然后算法专家、自身算法专家
，基本每两年晋升一级，但等到了P8，再晋升难度系数就比较高了。“因为不只做技术
，还会涉及管理，不过很多希望在技术上有转型或突破的公司，往往会从外部专门引进
相应的人才。”涂仁烽说道。
二、从象牙塔到大公司，需要适应些什么？
很多博士在进入公司后之所以不适应，根源在于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企业对自己的需
求在哪里。博士大多具备很强的学术素质，但企业在用人时，更需要“全能型人才”—
—除了专业知识外，还要具备从理论到产品的转化意识。
“从学术界到产业界，尤其是在公司实验室这样的部门，你可以理解为博士变成了
一个项目经理的角色，他要领导整个团队去开展工作，很多博士并不能很快接受这样的
角色转变。”赋猎咨询管理合伙人沈嘉提道。
组织架构的不同是导致不适的主要原因。在高校，博士们往往由博导带领，高年级
博士带低年级同学，一同完成项目或课题。而到了企业，博士作为学历和专业化能力最
高的人，往往需要承担整个项目的方向突破和资源分配。
一边是博士生进入公司后的不适应，另一边，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却很难给予无休
止的试错空间。
“比如一家大厂曾经在横跨中美两地建立高等级研究院，但后来它发现毕竟自己还
是商业机构，一家上市公司，在这上面投入了大量资源，却很难用传统的KPI方式管理
，所以后来陆续做了调整。”沈嘉说道。
正因如此，博士在产业实体中必定需要承担一些研究商业化的压力，除了带领团队
跑通研究方向，还需要赶上商业世界的时效性，远不能仅仅停留在发表论文的阶段——
时间越长意味着消耗公司资源越多。
相较而言，互联网领域技术一旦有所突破，能够较快带来产品上的更新换代，进而
摊薄公司的研发成本，而像生物、材料等领域的转化难度更大。“很多博士确实很向往
在产业界实现一些应用层面的东西，但大公司并不一定具备像高校那样的研究自由，这
也是很多博士在学界和产业间之间来回徘徊的原因。”沈嘉说道。
不过，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周礼栋认为创新往往是自下而上、在碰撞中产生的结
果，光自己闷头做研究在大公司里是行不通的。目前其所在研究院有200余人，在招聘
时，公司除了看重专业能力和执行力之外，还要看“态度”。
“只喜欢听指挥做事的人，只喜欢单枪匹马做事的人，并不适合这里。”由于研究
工作的成功率是不确定的，博士在一段时间内会非常痛苦，因此周礼栋认为其学习能力
、应变能力、团队领导力都很重要。“小组需要自己规划项目进度，协调会议，并定期
做成果展示，我们一般不会毙掉研究员的项目，但是会给他们一些指导。”
相对而言，公司对于博士还是比较“宽容”的，尽管要背负比学校实验室更大的商
业转化压力，但可以获得的试错机会也更多。“如果你能负责1个项目，我就把1个项目
交给你，你能负责10个，我就交给你10个。”高通中国区研发负责人徐晧说道，“在5G
、人工智能等领域，有无穷无尽的事情可以去研究，永远不用担心能力得不到实施。”
目前高通中国研究院分为北京和上海两个团队，在北京有30人，研究方向包括通信领域
、人工智能、机器人、物联网等等，三四个人一组，项目的研究周期从一年到十年以上
不等。
2000年徐晧博士毕业，随后就职于贝尔实验室的无线通讯实验室，那段时间他一边
做研究、发论文，一边做会议主持、期刊编辑之类的通讯领域的业界工作，3年后，他
想去体验下不同的职业方向。
“刚刚来到高通研究院我确实有些不适应，要做很多具体的事情，以前我只是把想
法写成论文去发布，但现在要真正地实现这个想法的商用。”徐晧说道，从一个想法或
论文到最后的产品，这中间的许多步骤和细节是自己作为博士写论文时不会考虑的。“
现在再看到一篇论文时，我会有一个它离产业多远的判断。”
在高通研究院，新来的博士生会在头两年跟随有经验的专家做研究，之后有自己的
兴趣点时，可以探索新题目。而比较有经验的研究人员来到高通，则被期待发现一些新
的研究方向，与业界紧密互动。“至于还不处在产品阶段的研究，则多以研究文献和讨
论为主，比如现在5G标准的研究。”在研究员的考核上，高通采取“矩阵评估法”，指
的是技术评估和管理评估有不同的两套审查过程。
在公司，绩效较高的博士所带领的团队通常会获得更多研究资源上的支持，进而可
以带领更大团队做更前沿项目的研究。资源多了，往往更容易获得学术上的成绩，这是
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三、离开大公司的博士们都去了哪？
通常来讲，一部分博士的选择是去体量更小的技术初创公司，担任类似CTO的角色
，成为公司技术方面的主管。
“互联网+领域的创业公司对博士需求还是很多的，比如医疗健康，前几天我们接
触到一家创业公司，他们用数据技术分析患者拍摄的胸片，来辅助医生诊断，这就需要
博士一类的专家人才来带领团队做研究。”拉勾招聘CMO鲍艾乐说道。
同时鲍艾乐提到，如今外企的吸引力开始被国内BAT这样的本土公司所超越，除了
开出更好的薪酬，本土企业的技术氛围也具有吸引力。“像阿里双11的运维工程师，处
理的可以说是全世界挑战最大的高并发情况，这个机会你在外企是得不到的。”
另一种选择是创业。“尤其在前两年资本活跃的时候，出来创业的博士也很多，他
们大多在技术大公司就职过一段时间。一方面这些人在大公司有很多机会了解相应技术
领域的市场前景，其次他们的创业背书会更好，更容易拿到融资。”涂仁烽说道，此前
他的一位博士朋友在读书期间便坚定了创业的想法，于是去Google、苹果等公司“游历
”三年后，成立了系统架构方面的创业公司，已经完成1500万美元的融资。“技术圈本
身也不大，一旦有了风口，很容易出现尾随创业，有时候自己的老东家也会成为客户。”
不过他也看到，另一位同时期从学术界被邀请至商界的博士朋友，在企业里待了三
四个月后便回归了学术。“有时候你觉得你做出来的东西已经很完美了，但市场现在不
需要这么前沿的东西。”对于创业的博士来说，如何将技术商业化将成为一个更亟待解
决的问题。
结语：
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技术公司对研发的加码造就了博士进入产业的“黄金时代”，
但商业世界潮起潮落的“泡沫”也会反过来影响学界的发展节奏。
“这两年自动驾驶很火，我所在的高校实验室就是这个研究方向，很多学生被公司
挖走了，但他们还没有学透一些基础性的理论，到了公司也是调调参数，我们觉得很可
惜，但是公司开出的价格很难不让学生心动。”就职于北京一所大学的老师对《第一财
经》YiMagazine抱怨道，不过最近很多公司过得并不好，缩减了研发方面的开支，他明
显感受到对博士的需求减少了。
“有时候我和硕士学生聊天，发现一部分人是带有偏见的，认为去技术公司就一定
能学到很多东西，在学校实验室学的反而是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梁勇铭说道。他认
为从一个产品或者技术的完整度来讲，公司的氛围会更好，因为最终的目的是要做到量
产，但是从技术的前沿探索角度看，有时候在某些方向上，学校实验室的环境会相对好
一些。直到今天，梁勇铭最引以为傲的事，是在博士期间参与了嫦娥、天宫等卫星芯片
系统中某芯片的设计。
在技术大公司抢人的同时，高校的角色也在发生改变。
“现在高校也在转型成为科研型高校，纯教学的已经很少了，毕竟科研影响力会很
大程度影响一所大学的排名。”据梁勇铭感叹到，如今高校对教师的考核也十分全面，
既要完成教学任务，也要完成一些项目和课题的研究，还要参与一些公共事务和会议。
“可能有的博士生之前认为留在高校是一个相对轻松的选择，其实压力也不小。”
相比企业，高校可以给到博士一些学术领域的荣誉，还有制度上的保障，这都是体
制外的公司所不具备的，且学校有成体系的研究框架，博士可以沿着上学期间的专业路
径走下去，学术气氛更为自由。
而在微软亚洲研究院，研究部门与产品部门的合作模式也越来越丰富。“有的产品
部门在立项开始，就有研究院的博士参与进去，在技术方向上做一些指引工作，这就可
以实现两边的互补。”周礼栋说道，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产品团队在方向上的误判，另
一方面也让研究院的博士拓展商业化方面的知识。
“我也能感受到一些年轻博士的职业方向困惑，我会建议他们要建立起自己的品牌
——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专家，这个品牌不是靠一篇文章或一个产品就能建立的，需
要一个系统化的定位，能不能先于别人找到这个方向并扎根去做，这个很重要。”周礼
栋认为，博士应该在专业方向上有连续性，而不是只看在产业上哪个方向热门，就转去
研究。“很多技术我们眼看都火过好几轮了，仍然没有到达商业化的那一步。”
去年国庆梁勇铭回到大学看望博士期间的导师，发现导师七天假期都没有休息，而
是在办公室看一本有关固体物理的书。这让他感触颇深，“我当时觉得挺惭愧的。”在
他看来，闭门造车对于博士来说最可怕。
“最重要的摆脱危机感的办法是不停地学习新知识，跳出舒适区。”徐晧说道，他
会鼓励研究院的每个人尝试更多新领域的探索，比如花80%至90%的时间做专业内的事情
，然后用10%的时间学习其他认为有用的领域。“有新的知识进来，你就永远不会觉得
落后于时代。”
（应采访对象要求，梁勇铭为化名）
本文版权归第一财经所有，
编辑 / 孟佳丽
在大公司裁员新闻轮番上演的2019年，甲骨文于5月7日公布首批裁撤中国区研发中
心900人的新闻依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裁撤的员工中，大部分是35岁以上的研发工
程师。
这不免让人产生一些不好的联想，连这样一个老牌软件公司都不再需要研发人员了
，高精尖人才真的适合去企业工作吗？
让我们回到博士生就业选择的起点。
通常来讲，博士的就业方向分为三种——去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做学术研究，去党政
部门任公职，或者，去企业从事技术研发——第三条路径如今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博士的
选择。
“从源头上，攻读博士的人越来越多，但高校、科研单位、公务体系的招聘名额扩
充有限，很多博士不得不选择去企业。”100offer猎头顾问涂仁烽说道，“与此同时，
整个商业逐渐发展到技术引领应用的阶段，需要大量基础研究人员，公司开出的薪水也
很高，这使得一些原本想留在学术界发展的人动了去企业的念头。”根据涂仁烽的观察
，近两年国内BAT等公司对博士开出的条件相当丰厚，也有不少人才从外企跳槽到民企
，“一般工资涨幅超过50%。”
技术大公司的吸引力不光体现在可观的薪水福利上，对于博士们而言，公司所提供
的研究设备更是吸引他们加入的原因。比如当年百度找到吴恩达时，提出可以提供几千
张GPU卡来跑他的算法，这个条件对博士来说确实诱人。
“在高校，实验室经费有限，所以普通教师接触到的设备资源也很有限。”梁勇铭
说道，2014年博士毕业后，他同样面临着留在高校任教和去企业做芯片设计的选择项。
“但2014年那个时候不像现在，除了华为和阿里巴巴等公司外，并没有那么多偏工程应
用研究或者基础研究的问题留给博士，更多还是把博士当一个高阶硕士来用，而现在，
很多公司的技术研发走到了无人区，就需要博士来探路。”
微软、高通、Google这样的国外技术大公司早就设立了研究院，而近几年，本土技
术公司也纷纷启动类似的机构，比如阿里的达摩学院、百度研究院、腾讯的优图实验室
和AI Lab，以及华为的2012实验室。一方面，公司希望早日入局，需要博士作为技术探
路者，将前沿技术优势转化为公司日后的产品优势，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公司以自己拥
有多少博士生来体现自身的研发能力。
看起来，博士生和公司之间互相需要，似乎技术大公司成了博士生的最佳归宿，但
一组数据让我们看到一些不为人知的矛盾。
今年2月14日情人节这一天，华为心声社区官网上发布一份由任正非签发的内部邮
件，反思作为公司创新主体的2012实验室及研发体系的博士员工流失。
文件中，华为披露了一组数据：公司博士类员工近5年的平均离职率为21.8%，且入
职越久的员工离职率越高，在2014年入职华为的博士，到了2018年只剩下不到57%。
最让公司担忧的是特招博士的离职率，高达33%至42%。校招时，这批人被定位为华
为未来各领域里的技术领军人物，主要来自国家重点实验室、已有成功项目研发实践经
验的优秀博士或重点院校重点专业的博士。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华为是离博士最近的中国技术公司。2018年清华大学就业质量
分析报告显示，博士所签的三方就业中，华为排名第一，为31人，远超其他企业。华为
也是浙江大学博士生就业中排名第一的公司——2018年有55人，2017年有66人。即便如
此，华为心声社区上依然有人回帖质疑：华为的土壤是否适合高精尖博士的生存？
放眼技术公司中身居高位的博士们，也有不少人陆续退场。
今年1月，腾讯AI实验室负责人张潼离职，未来将回归学界继续AI领域的学术研究
，他在2017年3月从百度研究院来到腾讯成为AI Lab的负责人，管理50余位AI领域的科
学家和200余位AI应用工程师。两个月后，百度首席科学家吴恩达宣布从百度离职，不
久后创办公司LandingAI。
这一系列的变动都让人不禁生疑，为什么博士生进入技术公司后留不下来？公司如
何看待这些高精尖人才？离开象牙塔，博士生们究竟该如何落地？这篇文章或许可以提
供一些启发。
一、为什么博士来了又走？
过去几年，技术大公司曾一度流行招博士，哪怕“杀鸡用牛刀”，这某种程度上也
造成了博士人才过剩的局面。
华为内部邮件中提到，每年公司都会投入大量专职人员负责博士招聘，但高精尖博
士入职进来的很少，进来后能留下的也很少。“留下来的博士是不是真的有让其发挥的
空间、岗位和机会？以我个人遇到的情况来看，我招的3个博士，进来一年后有两个离
职了，一个就在研发干普通的开发和测试工作，很难形成独特优势。”华为人力资源秘
书处的相关负责人在邮件中如是说道。
《第一财经》YiMagazine采访的多位博士和猎头均表示，“英雄无用武之地”是博
士离职的主要原因。在华为人力资源秘书处走访的82名离职博士员工中，有56人称离职
的主要原因是岗位与个人技能不匹配、主管技术能力弱导致自身发挥受限、自身特有优
势无法发挥等，这种满怀激情而来、心灰意冷而走的现象在新入职的博士中尤为显著。
很多工作，比如偏测试和验证的岗位，研究生的知识基本可以胜任，不需要探索新
的技术可能，这会让博士们觉得荒废了自己博士期间的所学，成为公司庞大机器上的一
颗螺丝钉。而尴尬的是，相比硕士，博士的专业面更窄，如果被公司安排到一个与自己
研究方向不符的岗位上，其入职后的竞争力很可能还不比团队中的硕士。
博士们通常希望自己优先晋升，但互联网公司的竞争标准是多维度考察的，学历只
是一个加分项。以阿里达摩学院为例，一个声学专业毕业的博士来到达摩学院做语音识
别，正常情况下可以给到P6的水平，从算法工程师做起，然后算法专家、自身算法专家
，基本每两年晋升一级，但等到了P8，再晋升难度系数就比较高了。“因为不只做技术
，还会涉及管理，不过很多希望在技术上有转型或突破的公司，往往会从外部专门引进
相应的人才。”涂仁烽说道。
二、从象牙塔到大公司，需要适应些什么？
很多博士在进入公司后之所以不适应，根源在于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企业对自己的需
求在哪里。博士大多具备很强的学术素质，但企业在用人时，更需要“全能型人才”—
—除了专业知识外，还要具备从理论到产品的转化意识。
“从学术界到产业界，尤其是在公司实验室这样的部门，你可以理解为博士变成了
一个项目经理的角色，他要领导整个团队去开展工作，很多博士并不能很快接受这样的
角色转变。”赋猎咨询管理合伙人沈嘉提道。
组织架构的不同是导致不适的主要原因。在高校，博士们往往由博导带领，高年级
博士带低年级同学，一同完成项目或课题。而到了企业，博士作为学历和专业化能力最
高的人，往往需要承担整个项目的方向突破和资源分配。
一边是博士生进入公司后的不适应，另一边，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却很难给予无休
止的试错空间。
“比如一家大厂曾经在横跨中美两地建立高等级研究院，但后来它发现毕竟自己还
是商业机构，一家上市公司，在这上面投入了大量资源，却很难用传统的KPI方式管理
，所以后来陆续做了调整。”沈嘉说道。
正因如此，博士在产业实体中必定需要承担一些研究商业化的压力，除了带领团队
跑通研究方向，还需要赶上商业世界的时效性，远不能仅仅停留在发表论文的阶段——
时间越长意味着消耗公司资源越多。
相较而言，互联网领域技术一旦有所突破，能够较快带来产品上的更新换代，进而
摊薄公司的研发成本，而像生物、材料等领域的转化难度更大。“很多博士确实很向往
在产业界实现一些应用层面的东西，但大公司并不一定具备像高校那样的研究自由，这
也是很多博士在学界和产业间之间来回徘徊的原因。”沈嘉说道。
不过，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周礼栋认为创新往往是自下而上、在碰撞中产生的结
果，光自己闷头做研究在大公司里是行不通的。目前其所在研究院有200余人，在招聘
时，公司除了看重专业能力和执行力之外，还要看“态度”。
“只喜欢听指挥做事的人，只喜欢单枪匹马做事的人，并不适合这里。”由于研究
工作的成功率是不确定的，博士在一段时间内会非常痛苦，因此周礼栋认为其学习能力
、应变能力、团队领导力都很重要。“小组需要自己规划项目进度，协调会议，并定期
做成果展示，我们一般不会毙掉研究员的项目，但是会给他们一些指导。”
相对而言，公司对于博士还是比较“宽容”的，尽管要背负比学校实验室更大的商
业转化压力，但可以获得的试错机会也更多。“如果你能负责1个项目，我就把1个项目
交给你，你能负责10个，我就交给你10个。”高通中国区研发负责人徐晧说道，“在5G
、人工智能等领域，有无穷无尽的事情可以去研究，永远不用担心能力得不到实施。”
目前高通中国研究院分为北京和上海两个团队，在北京有30人，研究方向包括通信领域
、人工智能、机器人、物联网等等，三四个人一组，项目的研究周期从一年到十年以上
不等。
2000年徐晧博士毕业，随后就职于贝尔实验室的无线通讯实验室，那段时间他一边
做研究、发论文，一边做会议主持、期刊编辑之类的通讯领域的业界工作，3年后，他
想去体验下不同的职业方向。
“刚刚来到高通研究院我确实有些不适应，要做很多具体的事情，以前我只是把想
法写成论文去发布，但现在要真正地实现这个想法的商用。”徐晧说道，从一个想法或
论文到最后的产品，这中间的许多步骤和细节是自己作为博士写论文时不会考虑的。“
现在再看到一篇论文时，我会有一个它离产业多远的判断。”
在高通研究院，新来的博士生会在头两年跟随有经验的专家做研究，之后有自己的
兴趣点时，可以探索新题目。而比较有经验的研究人员来到高通，则被期待发现一些新
的研究方向，与业界紧密互动。“至于还不处在产品阶段的研究，则多以研究文献和讨
论为主，比如现在5G标准的研究。”在研究员的考核上，高通采取“矩阵评估法”，指
的是技术评估和管理评估有不同的两套审查过程。
在公司，绩效较高的博士所带领的团队通常会获得更多研究资源上的支持，进而可
以带领更大团队做更前沿项目的研究。资源多了，往往更容易获得学术上的成绩，这是
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三、离开大公司的博士们都去了哪？
通常来讲，一部分博士的选择是去体量更小的技术初创公司，担任类似CTO的角色
，成为公司技术方面的主管。
“互联网+领域的创业公司对博士需求还是很多的，比如医疗健康，前几天我们接
触到一家创业公司，他们用数据技术分析患者拍摄的胸片，来辅助医生诊断，这就需要
博士一类的专家人才来带领团队做研究。”拉勾招聘CMO鲍艾乐说道。
同时鲍艾乐提到，如今外企的吸引力开始被国内BAT这样的本土公司所超越，除了
开出更好的薪酬，本土企业的技术氛围也具有吸引力。“像阿里双11的运维工程师，处
理的可以说是全世界挑战最大的高并发情况，这个机会你在外企是得不到的。”
另一种选择是创业。“尤其在前两年资本活跃的时候，出来创业的博士也很多，他
们大多在技术大公司就职过一段时间。一方面这些人在大公司有很多机会了解相应技术
领域的市场前景，其次他们的创业背书会更好，更容易拿到融资。”涂仁烽说道，此前
他的一位博士朋友在读书期间便坚定了创业的想法，于是去Google、苹果等公司“游历
”三年后，成立了系统架构方面的创业公司，已经完成1500万美元的融资。“技术圈本
身也不大，一旦有了风口，很容易出现尾随创业，有时候自己的老东家也会成为客户。”
不过他也看到，另一位同时期从学术界被邀请至商界的博士朋友，在企业里待了三
四个月后便回归了学术。“有时候你觉得你做出来的东西已经很完美了，但市场现在不
需要这么前沿的东西。”对于创业的博士来说，如何将技术商业化将成为一个更亟待解
决的问题。
结语：
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技术公司对研发的加码造就了博士进入产业的“黄金时代”，
但商业世界潮起潮落的“泡沫”也会反过来影响学界的发展节奏。
“这两年自动驾驶很火，我所在的高校实验室就是这个研究方向，很多学生被公司
挖走了，但他们还没有学透一些基础性的理论，到了公司也是调调参数，我们觉得很可
惜，但是公司开出的价格很难不让学生心动。”就职于北京一所大学的老师对《第一财
经》YiMagazine抱怨道，不过最近很多公司过得并不好，缩减了研发方面的开支，他明
显感受到对博士的需求减少了。
“有时候我和硕士学生聊天，发现一部分人是带有偏见的，认为去技术公司就一定
能学到很多东西，在学校实验室学的反而是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梁勇铭说道。他认
为从一个产品或者技术的完整度来讲，公司的氛围会更好，因为最终的目的是要做到量
产，但是从技术的前沿探索角度看，有时候在某些方向上，学校实验室的环境会相对好
一些。直到今天，梁勇铭最引以为傲的事，是在博士期间参与了嫦娥、天宫等卫星芯片
系统中某芯片的设计。
在技术大公司抢人的同时，高校的角色也在发生改变。
“现在高校也在转型成为科研型高校，纯教学的已经很少了，毕竟科研影响力会很
大程度影响一所大学的排名。”据梁勇铭感叹到，如今高校对教师的考核也十分全面，
既要完成教学任务，也要完成一些项目和课题的研究，还要参与一些公共事务和会议。
“可能有的博士生之前认为留在高校是一个相对轻松的选择，其实压力也不小。”
相比企业，高校可以给到博士一些学术领域的荣誉，还有制度上的保障，这都是体
制外的公司所不具备的，且学校有成体系的研究框架，博士可以沿着上学期间的专业路
径走下去，学术气氛更为自由。
而在微软亚洲研究院，研究部门与产品部门的合作模式也越来越丰富。“有的产品
部门在立项开始，就有研究院的博士参与进去，在技术方向上做一些指引工作，这就可
以实现两边的互补。”周礼栋说道，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产品团队在方向上的误判，另
一方面也让研究院的博士拓展商业化方面的知识。
“我也能感受到一些年轻博士的职业方向困惑，我会建议他们要建立起自己的品牌
——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专家，这个品牌不是靠一篇文章或一个产品就能建立的，需
要一个系统化的定位，能不能先于别人找到这个方向并扎根去做，这个很重要。”周礼
栋认为，博士应该在专业方向上有连续性，而不是只看在产业上哪个方向热门，就转去
研究。“很多技术我们眼看都火过好几轮了，仍然没有到达商业化的那一步。”
去年国庆梁勇铭回到大学看望博士期间的导师，发现导师七天假期都没有休息，而
是在办公室看一本有关固体物理的书。这让他感触颇深，“我当时觉得挺惭愧的。”在
他看来，闭门造车对于博士来说最可怕。
“最重要的摆脱危机感的办法是不停地学习新知识，跳出舒适区。”徐晧说道，他
会鼓励研究院的每个人尝试更多新领域的探索，比如花80%至90%的时间做专业内的事情
，然后用10%的时间学习其他认为有用的领域。“有新的知识进来，你就永远不会觉得
落后于时代。”
（应采访对象要求，梁勇铭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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