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国风》中的自然人性# ChineseClassics - 中华古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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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诗经》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元典之一，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先秦古籍中，向
无真伪之争者，几乎只此一部而已。其中的诗篇所跨越的时间是西周初至春秋中叶，共
五六百年；地区则包括号称“十五国风”的今陕、晋、豫、冀、鄂等六个省的全部或部
分的广大疆域；内容涉及的范围尤广，除《大雅》三十一篇及《颂》四十篇属于统治阶
级上层的庙堂诗歌，只有历史意义，很少涉及社会风情外，其他《风》诗一百六十篇和
《小雅》七十四篇中的一部分，则广泛地反映了各地人民的社会生活现实，所谓“饥者
歌其实，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便已深深地扎根了。无疑，这不止表现了中
国古代文学的民族性，也可以从中看出中国古代文化的民族特点。
对《诗经》的解读在其产生之后的较短时间内就陆陆续续的开始了。千年来的研究
成果中比较著名的有《毛诗郑笺》、《毛诗正义》和宋代大儒朱熹的《诗集传》。朱夫
子的研究成果以理学为思想基础，从王道和儒学的角度出发，深深的打上了儒学和政治
的烙印，在分析理解时努力赋予《诗经》崇高不可亵渎的地位，因而往往为一些本来很
普通、很有大众气息的诗作带去其他的意义，以使其合乎儒家思想要求，服务其政治。
在朱熹前的研究者尤以汉代较为突出，然而，汉人说《诗经》时常向《诗》中填塞“实
事”。他们不把《诗》作为文学作品来看，说《诗》皆从寻找实事入手，把大多数诗篇
与历史上某人某事相牵合，视《诗》叙事言情，如同史书“实录”。比如《小雅·祈父
》，汉儒就认为是讥刺周宣王错用祈父，而不得其人。
我们认为分析文学作品应该了解它的历史背景，因为一切文学艺术无不来源于生活
。诗作为文学的一种形式，也不例外。它也不能够离开现实生活和一定的历史背景，否
则就是无源之水，就不能产生反映现实和抒发真情实感的诗。但汉儒说诗，为了达到用
《诗》来“经夫妻，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政教、道德功利的目的，常
常“以史证诗”，联系具体历史事件来牵强附会，认为《诗》几乎就是当时重大政治事
件和历史事件的记录。这无疑是片面的，错把艺术真实当作历史实录，忽视了《诗》作
为文学作品，具有典型性并反映广泛社会生活的特点。
《尚书·帝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诗经·关雎序》云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
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
声成文之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
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朱子《诗集传序》云：“人生
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
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
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为作也。”诗歌的创作本就是以情感为基础，情感是诗歌不朽的
灵魂。能流传下来的诗歌，绝大部分是因为其真情实感的流露，能引起普遍的共鸣。《
诗经》能流传至今，我们相信它经过了乐官等官方为某种目的而进行的修改、完善。但
要肯定的是，《诗经》的流传是因为它引起了大多中华儿女的共鸣。其中一点就是它透
过文本表现出的对自然、生命的热爱和对人身自由的高度赞扬。
《诗集传·国风》开篇说到：“国者，诸侯所封之域；而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
谓之风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风之动以有声，而其声又
足以动物也。是以诸侯采之以贡于天子，天子受之而列于乐官，于以考其俗尚之美恶，
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从这段叙述中知道，《诗经》的来源和目的非常明确。《诗经
》，特别是其中的《国风》来自于民间，用于统治者考风俗、明得失……既然这样，《
诗经》中所采集和编集的就应该是原始的、不加修饰纯民间的文学作品、民间歌谣等等
，然而，事实并非这样，《诗经》中的创作方法和语词搭配，一直是后代人望尘莫及的
，没有专业文人学士编撰加工是不可能有今天的面貌的。但即使是这样，对于《诗经》
的解读还是应该“以本为本”，尽可能还原诗的原始面貌。
《关雎》是《国风》之始，也是《诗经》的第一篇。古人把它冠于三百篇之首，说
明它的重要性和对它的评价之高。《史记·外戚世家》记述说：“《易》基乾坤，《诗
》始《关雎》……夫妇之际，人到之大伦也。”又《汉书·匡衡传》记载匡衡疏云：“
匹配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论《诗》，
以《关雎》为始。……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他们的着眼点是迂腐的，但他们对
诗之本义的概括却基本正确。问题在于它所表现的是什么样的婚姻？这关系到我们对《
风》的理解。朱熹《诗集传》“序”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
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也。”尽管朱熹对《关雎》主题的解释并不如此，但从《关
雎》的具体表现来看，它确是男女言情之作，是写一个男子对女子的爱情追求。其声、
情、文、义俱佳，足以为《风》之始，三百篇之冠。孔子云：“《关雎》乐而不淫，哀
而不伤。”（《论语·八佾》此后，人们评《关雎》，皆“折中于夫子”（《史记·孔
子世家》）。
从朱熹开始，大部分对《关雎》的解读都奉行儒学和王道思想，文学一直在为政治
服务。在人性呼唤一浪高过一浪的现代社会，当我们回过头去看先贤们的论著时，我们
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去对待他们呢？从《诗经》开始，去品味先贤们文学世界里充满人性
关怀的诗篇，去感受他们冠于自然人性的呼唤。正因为世界是内在之道的表现，是有秩
序的，所以理想的人格就要与天地之造化之道相适应，摆脱包括儒家礼仪在内的束缚与
拘羁，厚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情，与这样的天地之美相结合，得到的美感当然要远远超
越儒家的中和观念。
《诗经》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元典之一，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先秦古籍中，向
无真伪之争者，几乎只此一部而已。其中的诗篇所跨越的时间是西周初至春秋中叶，共
五六百年；地区则包括号称“十五国风”的今陕、晋、豫、冀、鄂等六个省的全部或部
分的广大疆域；内容涉及的范围尤广，除《大雅》三十一篇及《颂》四十篇属于统治阶
级上层的庙堂诗歌，只有历史意义，很少涉及社会风情外，其他《风》诗一百六十篇和
《小雅》七十四篇中的一部分，则广泛地反映了各地人民的社会生活现实，所谓“饥者
歌其实，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便已深深地扎根了。无疑，这不止表现了中
国古代文学的民族性，也可以从中看出中国古代文化的民族特点。
对《诗经》的解读在其产生之后的较短时间内就陆陆续续的开始了。千年来的研究
成果中比较著名的有《毛诗郑笺》、《毛诗正义》和宋代大儒朱熹的《诗集传》。朱夫
子的研究成果以理学为思想基础，从王道和儒学的角度出发，深深的打上了儒学和政治
的烙印，在分析理解时努力赋予《诗经》崇高不可亵渎的地位，因而往往为一些本来很
普通、很有大众气息的诗作带去其他的意义，以使其合乎儒家思想要求，服务其政治。
在朱熹前的研究者尤以汉代较为突出，然而，汉人说《诗经》时常向《诗》中填塞“实
事”。他们不把《诗》作为文学作品来看，说《诗》皆从寻找实事入手，把大多数诗篇
与历史上某人某事相牵合，视《诗》叙事言情，如同史书“实录”。比如《小雅·祈父
》，汉儒就认为是讥刺周宣王错用祈父，而不得其人。
我们认为分析文学作品应该了解它的历史背景，因为一切文学艺术无不来源于生活
。诗作为文学的一种形式，也不例外。它也不能够离开现实生活和一定的历史背景，否
则就是无源之水，就不能产生反映现实和抒发真情实感的诗。但汉儒说诗，为了达到用
《诗》来“经夫妻，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政教、道德功利的目的，常
常“以史证诗”，联系具体历史事件来牵强附会，认为《诗》几乎就是当时重大政治事
件和历史事件的记录。这无疑是片面的，错把艺术真实当作历史实录，忽视了《诗》作
为文学作品，具有典型性并反映广泛社会生活的特点。
《尚书·帝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诗经·关雎序》云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
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
声成文之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
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朱子《诗集传序》云：“人生
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
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
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为作也。”诗歌的创作本就是以情感为基础，情感是诗歌不朽的
灵魂。能流传下来的诗歌，绝大部分是因为其真情实感的流露，能引起普遍的共鸣。《
诗经》能流传至今，我们相信它经过了乐官等官方为某种目的而进行的修改、完善。但
要肯定的是，《诗经》的流传是因为它引起了大多中华儿女的共鸣。其中一点就是它透
过文本表现出的对自然、生命的热爱和对人身自由的高度赞扬。
《诗集传·国风》开篇说到：“国者，诸侯所封之域；而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
谓之风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风之动以有声，而其声又
足以动物也。是以诸侯采之以贡于天子，天子受之而列于乐官，于以考其俗尚之美恶，
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从这段叙述中知道，《诗经》的来源和目的非常明确。《诗经
》，特别是其中的《国风》来自于民间，用于统治者考风俗、明得失……既然这样，《
诗经》中所采集和编集的就应该是原始的、不加修饰纯民间的文学作品、民间歌谣等等
，然而，事实并非这样，《诗经》中的创作方法和语词搭配，一直是后代人望尘莫及的
，没有专业文人学士编撰加工是不可能有今天的面貌的。但即使是这样，对于《诗经》
的解读还是应该“以本为本”，尽可能还原诗的原始面貌。
《关雎》是《国风》之始，也是《诗经》的第一篇。古人把它冠于三百篇之首，说
明它的重要性和对它的评价之高。《史记·外戚世家》记述说：“《易》基乾坤，《诗
》始《关雎》……夫妇之际，人到之大伦也。”又《汉书·匡衡传》记载匡衡疏云：“
匹配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论《诗》，
以《关雎》为始。……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他们的着眼点是迂腐的，但他们对
诗之本义的概括却基本正确。问题在于它所表现的是什么样的婚姻？这关系到我们对《
风》的理解。朱熹《诗集传》“序”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
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也。”尽管朱熹对《关雎》主题的解释并不如此，但从《关
雎》的具体表现来看，它确是男女言情之作，是写一个男子对女子的爱情追求。其声、
情、文、义俱佳，足以为《风》之始，三百篇之冠。孔子云：“《关雎》乐而不淫，哀
而不伤。”（《论语·八佾》此后，人们评《关雎》，皆“折中于夫子”（《史记·孔
子世家》）。
从朱熹开始，大部分对《关雎》的解读都奉行儒学和王道思想，文学一直在为政治
服务。在人性呼唤一浪高过一浪的现代社会，当我们回过头去看先贤们的论著时，我们
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去对待他们呢？从《诗经》开始，去品味先贤们文学世界里充满人性
关怀的诗篇，去感受他们冠于自然人性的呼唤。正因为世界是内在之道的表现，是有秩
序的，所以理想的人格就要与天地之造化之道相适应，摆脱包括儒家礼仪在内的束缚与
拘羁，厚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情，与这样的天地之美相结合，得到的美感当然要远远超
越儒家的中和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