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个怪异问题# Hardware - 计算机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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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洪兵] 来源：[] 浏览：[144] 2011-04-29
法家向以“富国强兵”著称，主张增强自身实力以取得竞争优势。刘邵《人物志·
业流篇》曾谓：“建法立制，富国强人，是谓法家，管仲、商鞅是也。”那么，法家有
没有在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发挥其历史功用呢？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上清帝
《筹议海防折》，痛陈当时情景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法家在面临“数千年来未
有之变局”挑战的近代中国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魏源的王霸并用观点透露出法家的讯息，他表示：“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
王道。王伯之分，在其心不在其迹也。”进而批评后儒只知因袭孟子的王霸义利之辩而
将兵食归之于五霸的做法。（魏源：《默觚下·治篇一》，《魏源集》，中华书局1982
年版，第36页。）正是在王霸并用观念的指导下，魏源才明确提出：“兼黄、老、申、
韩之所长而去其所短，斯治国之庖丁乎！” （魏源：《默觚下·治篇三》，《魏源集
》，第45页。）可以说，近代以来，法家始终存在于政治家们的思想深处，扮演着寻求
御侮富强之道的重要角色。
从魏源的观点可以看出，王霸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所谓义利之分，关键在于“心”，即
出于何种目的而施行霸道之术才是最重要的，进而将王道置于“理想” 之境，而欲臻
于“王道”，则需藉助“霸道”作为实际手段。康有为早期思想亦与魏源思路同出一辙
，他说：“王霸之辨，辨其心而已，其心肫肫于为民而导之以富强者，王道也；其心规
规为私而导之以富强者，霸术也。……所以不能不假权术者，以习俗甚深，言议甚多，
不能无轻重开塞以倾耸而利导之。……昔武侯治蜀，有取于管子、韩非，岂非以治国所
当有事耶？且圣人岂能无开塞之术哉！”（康有为：《阖辟篇》，《康有为政论集》，
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页。）曾协助魏源编辑《海国图志》的汪士铎（1802-1889）更
旗帜鲜明地标示其兵刑合一、王霸并用思想：“道德之不行于三代之季，犹当富强之必
当行于今。故败孔子之道者，宋儒也，辅孔子之道者，申韩孙吴也。崇宋儒之言以为儒
而申韩孙吴之论皆从略，致不仁者乘间窃发，追愤其说，遂并孔子而摈斥之，则宋儒阶
之厉也。” （邓之诚辑录：《汪悔翁（士铎）乙丙日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三
辑，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74页。）明确反对那种空言“王道”的政治言论：“盖时
时欲以王道行而卑论霸术也，然而百万生灵死于王道矣，哀哉！”（邓之诚辑录：《汪
悔翁（士铎）乙丙日记》，第24页。）尤当提出者，汪士铎本人曾投身曾国藩、胡林翼
之幕下，积极参与谋划镇压太平军，建言献策，深得曾胡赏识。邓之诚在为《乙丙日记
》所做的“序”中就曾详细论列汪士铎对曾国藩的影响：“尝疑曾胡定乱，必有为之谋
主者，文正自谓学商鞅耕战之术，文忠则综核名实，皆近法家。及观悔翁所论，尊主权
，重名实，峻刑戮，深恶理学及承平拘牵之事。文正自咸丰十年驻军祁门，又悔翁平昔
所主张何其所见之若合符契也。及细译曾胡书牍，乃至悔翁实尝为之策画。”（邓之诚
：《序》，第 4-5页）可见，曾国藩与汪士铎之间不仅在思想上有共鸣，而
且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后者还向前者进言献策，将其王霸并用、兵刑合一的政治理念
提供给曾国藩。曾国藩大加赏识之余，更将其主张大部分予以实施。曾国藩能够平定太
平天国，汪士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谋士。
王韬曾在阐述“外强内固”思想时曾为其王霸并用观念做过一段精辟的辩解，他说：“
外强内固，在我者皆自尽矣，而强邻有不辑洽，剧盗有不剿除者乎？说者谓如是则侈事
功，夸富强，抑王道，尚霸术，管商之风炽，孔孟之道绌，非所以为治也。不知兵甲修
而后道德尊，师旅雄而后礼义盛。设险夷守国，奋武所以安邦，非执其要则不足以抚中
，非师所长则不足以辑外。操纵在我，张弛咸宜。原不徒蹶张血气，溃裂范围，而轻变
乎常法也。”（王韬：《上丁中丞书》，《弢园文新编》，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72
页。）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通过霸道以自强最终实现王道的王霸并用观念，其基本致
思逻辑与韩非子“治内以裁外”（《忠孝》）、“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
五蠹》）等思想是遥相呼应的。
十九世纪末，甲午战败，列强瓜分狂潮掀起。在国难当头、危机四伏的历史背景下，追
求富国强兵的法家之学晚清越来越受到重视。章太炎在1897年说： “余所持论不出《
通典》、《通考》、《资治通鉴》诸书,归宿则在孙卿、韩非。” （《太炎先生自订年
谱》，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近代史资料》, 1957第1期,科学出版社
1957年版,第117页）他又在回顾自己学术历程时说：“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
，历览前史，独于荀卿、韩非所说，谓不可易。” （章太炎：《菿汉微言》，载汤志
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34页。）吕思勉在20世纪30年代就
指出:章炳麟“近于道家和法家”（《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载《吕思勉遗文集》(下
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1页）,萧公权亦曾说,章氏“民权制度之理想
近乎法家之商、韩”（《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06页）。
在辛亥革命之后，面对混乱的政局，严复认为，申、韩之学可以救亡：“居今而言救亡
学，惟申韩庶几可用，除却综名核实，岂有他途可行。贤者试观历史，无论中外古今，
其稍获强效，何一非任法者耶？管商尚矣；他若赵奢、吴起、王猛、诸葛、汉宣、唐太
，皆略知法意而效亦随之；至其他亡弱之君，大抵皆良懦者。” （严复：《与熊纯如
书》，见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20页。）
陈启天曾指出：“久已潜伏，甚至遭人蔑视的中国法家，到了近代又有渐次复兴的一种
倾向。其所以又这种复兴倾向的总原因，不外由于法家的主张，有几分适合近代中国的
时势需要。……近代中国已被迫走上了世界的新战国时代，滋长在闭关的大一统帝国之
内的儒家思想，便不足应付这个新战国时代的需要。于是法家遂有一种复兴的倾向。法
家思想产生于战国时代，今又遇一个世界的新战国时代，自然而然要重行倾向于法家思
想。”（《中国法家概论》，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15页。）“九一八事变”爆发后
，国内国际危机重重，日寇磨刀霍霍，步步紧逼。当此之时，常燕生基于“新战国时代
”的思路指出法家思想的复兴是 “中国起死回生之道”（《法家思想的复兴与中国的
起死回生之道》，《国论》1935年8月号），显然是对当时国情的一种有力回应。
现代新儒家重要代表人物熊十力曾于抗战时期撰写《韩非子评论》。（台湾学生书局
1984年版）。当时日寇的铁蹄正肆意践踏中华大地，国土的沦丧大众的嗟伤夹杂着国民
政府政治的腐败无能，使熊十力无法纯粹停留于儒家思想的理想层面，转而对于法家尤
其是韩非子思想的现实功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所以，熊十力对于韩非子思想的“救世
功能”极为欣赏，以为韩非子的尚力思想与独立精神足堪为当世之导师。他说：“韩非
生于微弱之韩，故其政治思想，在致其国家于富强，以成霸王之业。其坚持尚力，吾国
人当今日，尤当奉为导师。熊先生亦以此有取于韩子。” （第6页）又说：“韩非之思
想，古今中外竞争之世，所必有也。”（第7页）而韩非思想中“自恃而不恃人”的独
立自主思想也与熊十力基于国情而生发的现实批判精神与爱国热情产生了强烈共鸣：“
韩子于内政、外交，一以自恃而不恃人，为立国精神，为坚强自信而绝不游移之国策。
……当时六国之天下，唯韩子一人独延两间生气于衰绝之余，其有功于造化者大矣哉。
余确信古今有国者，苟自恃自爱而不自亡，则其并世任何强国，决无可以倾覆之者。”
（第48页）正是立足于传统文化而非单纯的全盘西化，立足于现实社会而非单纯的理想
社会，熊十力对韩非思想中的积极因素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熊十力断定韩非乃高尚的爱
国志士，即使为之执鞭也心甘情愿：“其爱国情思深厚，其风节孤峻，使韩子生今日，
余为之执鞭，所歆慕焉。……韩子论政虽刻覈，其志节，可谓诚悃极矣。”（第25页）
近代以来始终深植于国人思想的救亡意识与强国观念，使得法家在近代复兴的脉络清晰
可见。
作者：[宋洪兵] 来源：[] 浏览：[144] 2011-04-29
法家向以“富国强兵”著称，主张增强自身实力以取得竞争优势。刘邵《人物志·
业流篇》曾谓：“建法立制，富国强人，是谓法家，管仲、商鞅是也。”那么，法家有
没有在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发挥其历史功用呢？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上清帝
《筹议海防折》，痛陈当时情景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法家在面临“数千年来未
有之变局”挑战的近代中国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魏源的王霸并用观点透露出法家的讯息，他表示：“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
王道。王伯之分，在其心不在其迹也。”进而批评后儒只知因袭孟子的王霸义利之辩而
将兵食归之于五霸的做法。（魏源：《默觚下·治篇一》，《魏源集》，中华书局1982
年版，第36页。）正是在王霸并用观念的指导下，魏源才明确提出：“兼黄、老、申、
韩之所长而去其所短，斯治国之庖丁乎！” （魏源：《默觚下·治篇三》，《魏源集
》，第45页。）可以说，近代以来，法家始终存在于政治家们的思想深处，扮演着寻求
御侮富强之道的重要角色。
从魏源的观点可以看出，王霸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所谓义利之分，关键在于“心”，即
出于何种目的而施行霸道之术才是最重要的，进而将王道置于“理想” 之境，而欲臻
于“王道”，则需藉助“霸道”作为实际手段。康有为早期思想亦与魏源思路同出一辙
，他说：“王霸之辨，辨其心而已，其心肫肫于为民而导之以富强者，王道也；其心规
规为私而导之以富强者，霸术也。……所以不能不假权术者，以习俗甚深，言议甚多，
不能无轻重开塞以倾耸而利导之。……昔武侯治蜀，有取于管子、韩非，岂非以治国所
当有事耶？且圣人岂能无开塞之术哉！”（康有为：《阖辟篇》，《康有为政论集》，
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页。）曾协助魏源编辑《海国图志》的汪士铎（1802-1889）更
旗帜鲜明地标示其兵刑合一、王霸并用思想：“道德之不行于三代之季，犹当富强之必
当行于今。故败孔子之道者，宋儒也，辅孔子之道者，申韩孙吴也。崇宋儒之言以为儒
而申韩孙吴之论皆从略，致不仁者乘间窃发，追愤其说，遂并孔子而摈斥之，则宋儒阶
之厉也。” （邓之诚辑录：《汪悔翁（士铎）乙丙日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三
辑，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74页。）明确反对那种空言“王道”的政治言论：“盖时
时欲以王道行而卑论霸术也，然而百万生灵死于王道矣，哀哉！”（邓之诚辑录：《汪
悔翁（士铎）乙丙日记》，第24页。）尤当提出者，汪士铎本人曾投身曾国藩、胡林翼
之幕下，积极参与谋划镇压太平军，建言献策，深得曾胡赏识。邓之诚在为《乙丙日记
》所做的“序”中就曾详细论列汪士铎对曾国藩的影响：“尝疑曾胡定乱，必有为之谋
主者，文正自谓学商鞅耕战之术，文忠则综核名实，皆近法家。及观悔翁所论，尊主权
，重名实，峻刑戮，深恶理学及承平拘牵之事。文正自咸丰十年驻军祁门，又悔翁平昔
所主张何其所见之若合符契也。及细译曾胡书牍，乃至悔翁实尝为之策画。”（邓之诚
：《序》，第 4-5页）可见，曾国藩与汪士铎之间不仅在思想上有共鸣，而
且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后者还向前者进言献策，将其王霸并用、兵刑合一的政治理念
提供给曾国藩。曾国藩大加赏识之余，更将其主张大部分予以实施。曾国藩能够平定太
平天国，汪士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谋士。
王韬曾在阐述“外强内固”思想时曾为其王霸并用观念做过一段精辟的辩解，他说：“
外强内固，在我者皆自尽矣，而强邻有不辑洽，剧盗有不剿除者乎？说者谓如是则侈事
功，夸富强，抑王道，尚霸术，管商之风炽，孔孟之道绌，非所以为治也。不知兵甲修
而后道德尊，师旅雄而后礼义盛。设险夷守国，奋武所以安邦，非执其要则不足以抚中
，非师所长则不足以辑外。操纵在我，张弛咸宜。原不徒蹶张血气，溃裂范围，而轻变
乎常法也。”（王韬：《上丁中丞书》，《弢园文新编》，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72
页。）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通过霸道以自强最终实现王道的王霸并用观念，其基本致
思逻辑与韩非子“治内以裁外”（《忠孝》）、“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
五蠹》）等思想是遥相呼应的。
十九世纪末，甲午战败，列强瓜分狂潮掀起。在国难当头、危机四伏的历史背景下，追
求富国强兵的法家之学晚清越来越受到重视。章太炎在1897年说： “余所持论不出《
通典》、《通考》、《资治通鉴》诸书,归宿则在孙卿、韩非。” （《太炎先生自订年
谱》，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近代史资料》, 1957第1期,科学出版社
1957年版,第117页）他又在回顾自己学术历程时说：“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
，历览前史，独于荀卿、韩非所说，谓不可易。” （章太炎：《菿汉微言》，载汤志
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34页。）吕思勉在20世纪30年代就
指出:章炳麟“近于道家和法家”（《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载《吕思勉遗文集》(下
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1页）,萧公权亦曾说,章氏“民权制度之理想
近乎法家之商、韩”（《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06页）。
在辛亥革命之后，面对混乱的政局，严复认为，申、韩之学可以救亡：“居今而言救亡
学，惟申韩庶几可用，除却综名核实，岂有他途可行。贤者试观历史，无论中外古今，
其稍获强效，何一非任法者耶？管商尚矣；他若赵奢、吴起、王猛、诸葛、汉宣、唐太
，皆略知法意而效亦随之；至其他亡弱之君，大抵皆良懦者。” （严复：《与熊纯如
书》，见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20页。）
陈启天曾指出：“久已潜伏，甚至遭人蔑视的中国法家，到了近代又有渐次复兴的一种
倾向。其所以又这种复兴倾向的总原因，不外由于法家的主张，有几分适合近代中国的
时势需要。……近代中国已被迫走上了世界的新战国时代，滋长在闭关的大一统帝国之
内的儒家思想，便不足应付这个新战国时代的需要。于是法家遂有一种复兴的倾向。法
家思想产生于战国时代，今又遇一个世界的新战国时代，自然而然要重行倾向于法家思
想。”（《中国法家概论》，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15页。）“九一八事变”爆发后
，国内国际危机重重，日寇磨刀霍霍，步步紧逼。当此之时，常燕生基于“新战国时代
”的思路指出法家思想的复兴是 “中国起死回生之道”（《法家思想的复兴与中国的
起死回生之道》，《国论》1935年8月号），显然是对当时国情的一种有力回应。
现代新儒家重要代表人物熊十力曾于抗战时期撰写《韩非子评论》。（台湾学生书局
1984年版）。当时日寇的铁蹄正肆意践踏中华大地，国土的沦丧大众的嗟伤夹杂着国民
政府政治的腐败无能，使熊十力无法纯粹停留于儒家思想的理想层面，转而对于法家尤
其是韩非子思想的现实功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所以，熊十力对于韩非子思想的“救世
功能”极为欣赏，以为韩非子的尚力思想与独立精神足堪为当世之导师。他说：“韩非
生于微弱之韩，故其政治思想，在致其国家于富强，以成霸王之业。其坚持尚力，吾国
人当今日，尤当奉为导师。熊先生亦以此有取于韩子。” （第6页）又说：“韩非之思
想，古今中外竞争之世，所必有也。”（第7页）而韩非思想中“自恃而不恃人”的独
立自主思想也与熊十力基于国情而生发的现实批判精神与爱国热情产生了强烈共鸣：“
韩子于内政、外交，一以自恃而不恃人，为立国精神，为坚强自信而绝不游移之国策。
……当时六国之天下，唯韩子一人独延两间生气于衰绝之余，其有功于造化者大矣哉。
余确信古今有国者，苟自恃自爱而不自亡，则其并世任何强国，决无可以倾覆之者。”
（第48页）正是立足于传统文化而非单纯的全盘西化，立足于现实社会而非单纯的理想
社会，熊十力对韩非思想中的积极因素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熊十力断定韩非乃高尚的爱
国志士，即使为之执鞭也心甘情愿：“其爱国情思深厚，其风节孤峻，使韩子生今日，
余为之执鞭，所歆慕焉。……韩子论政虽刻覈，其志节，可谓诚悃极矣。”（第25页）
近代以来始终深植于国人思想的救亡意识与强国观念，使得法家在近代复兴的脉络清晰
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