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on-Competition协议，怎么办？# JobHunting - 待字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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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
杨继绳为3600万饿死的亡灵树碑立言，新著《墓碑》面世后好评如潮。(曾慧燕／摄影)
「中国的历史教训与未来挑战国际研讨会」10月17至19日在纽约法拉盛举行，探讨大饥
荒饿死3600
万人的真相。图为杨继绳(站立者)在会上发言。(曾慧燕／摄影)
饿死3600万人是什么样的概念？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450枚原子弹，相当于发生150次
唐山大地
震。第1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1000多万人，中国1960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今年是中国「大跃进」5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发生在半世纪前的「大跃进」运
动导致的3年
大饥荒，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悲剧。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有
几千万个鲜活
的生命死于人为的饥饿，出现大规模的「人相食」、人吃人。如今大饥荒过去50年了，
这段历史始终
含糊不清，几千万亡灵魂归无所。
新华社退休高级记者、现任《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今年5月在香港出版《
墓碑－中国六十
年代大饥荒纪实》（天地图书公司），此书长达80万字，分上下两册，堪称是血泪交加
、资料翔实的
长篇调查报告，也是一幅真实记载大饥荒的全景图，详细记述了1960年代大饥荒饿死
3600万人的史
实，并着重介绍其中12个省饿死人的情况。
请看书中记载的一段文字；「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
鞭炮和纸钱，
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精
神麻木地消
失。有的地方用大车将死人成批地拖到村头的大土坑里，有的地方因无力掩埋，死人的
胳膊和腿还露
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寻找食物的路旁，还有不少死人长时间放在家里，被老鼠
啃掉了鼻子和
眼睛。……」
「信阳五里店村一个14、15岁的小女孩，将4、5岁的弟弟杀死煮了吃了，因为父母都饿
死了，只剩
下这两个孩子，女孩饿得不行，就吃弟弟。……」
饥饿比死亡更恐怖
此书是作者逐一实地考察、走访大量当事人，包括当年各级干部、饥荒幸存者及见证人
，并详细阅读
档案资料写成。对没有实地考察的其它省分，他则透过各种渠道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包
括公开或未公
开的各级档案、会议纪录、谈话纪录及各种地方志、县志，也参阅了许多专著、统计资
料等。他穷10
年之力，收集了近千万字的资料，写成《墓碑》一书，填补了历史空白。书中涉及的事
件、引用的资
料，都详细注明来源、出处，有些还配有照片。
这是一本承载了许多幸存者集体记忆之书，亦是纪念3600多万饿死亡灵的墓志铭。
1999年秋，杨继绳到信阳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了解当年情况。70多岁的农民余文海把他
领到村外一
块麦地边，指著麦地中间的几棵树对他说：那长树的地方原来是一个大坑，上百具尸体
就成堆的埋在
那里。杨继绳感叹：「如果不是当事人余文海指认，谁也不会知道，在绿油油的麦苗和
挺拔的树木下
面，深埋著惨烈的悲剧。」
他在书中描述，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树皮吃光了
，鸟粪、老
鼠、棉絮都用来填肚子。在挖观音土的地方，饥民们一边挖，一边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
里塞著观音
土。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骨肉亲情是杨继绳写作《墓碑》的动机之一。他的父亲
是一位善良、
正直的农民，1959年死于饥饿，事隔半世纪，父亲临死时的惨状、家乡惨不忍睹的情况
仍历历在目。
杨继绳说，这本书原打算名为《天堂之路》，后来改为《墓碑》。他指出书名「墓碑」
有四重意思：
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三是为造成大
饥荒的制度
立墓碑；四是在这本书写到一半时，杨继绳在体检时发现有「病变」（甲胎蛋白呈阳性
），「于是我
加快了写作的速度，下决心把这本书写成，也算是为自己立一个墓碑。后来有幸在复查
时排除了病
变，但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因此书而遭不测，也算是为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
成了自己的一
个墓碑」。
因此，杨继绳决心为历史作见证，记录这一旷世灾难，以警后世。他强调，把真相公诸
于众，不是为
了唤起仇恨，而是希望今后不再出现这样的悲剧。大饥荒始终是巨大的历史包袱，迟早
要卸掉，并要
从中汲取教训。他深刻指出，大饥荒的成因及结果，间接引发了另一场浩劫──文化大
革命。
字字血泪不忍卒读
美国西东大学、21世纪中国基金会和中华学人联谊会10月17日至19日在纽约联合举办「
中国的历史
教训和未来挑战─大跃进5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国际研讨会」，邀请来自中国大陆、
香港、台湾、
加拿大及全美各地40多名学者与会，旨在探讨中国当代史上大跃进和改革开放这两大历
史事件的意义
及影响。《墓碑》作者杨继绳也是与会者之一，这次应邀访美，在会上发表「大饥荒期
间中国的人口
损失」调查报告，并接受《世界周刊》专访。
「叫墓碑，太沉重」！《墓碑》确是一部令人心情沉重的书，不少人在阅读此书时，难
以忍受锥心之
痛，几番掩卷，不忍卒读。知名作家倪匡形容，「读《墓碑》，感觉每一个字，都有30
个魂萦绕在
旁，深深体会什么叫『令人发指』的感觉。」他并形容《墓碑》文字的震撼力，有「字
字血泪」之
说。
杨继绳在「墓碑」前言部分，详述了他父亲悲惨死去的一幕。那是1959年4月底，杨继
绳在湖北浠水
第一中学读高中，他儿时的朋友张志柏匆匆赶到学校通知他：「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
赶快回去，最
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他：「你父亲没有力气去刨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
堰去买点盐冲
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湾里的人把他抬回来的。」
杨继绳当即向老师请假并到食堂停伙3天，取出他的口粮──3斤大米，然后赶回他下湾
的家。「走到湾
里，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浠水称之为油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
也刨光了，剩
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乾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乾的。蚌有股难闻的腥味，过去是
不吃的。没有
狗叫，没有鸡跑，连过去欢蹦乱跳的小孩子们也待在家里出不来。湾里一片死寂」。
他走进家门，发现没有一颗粮食，没有一点能吃的东西，水缸里连水也没有。「饿得走
不动，哪里有
力气挑水啊！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皱纹宽阔而松弛。
他想伸出手招
呼我，但没有伸起来，只是动了动。这只手和上生物解剖课时看到的人体骨骼标本上的
手差不多，外
面虽然有一层干枯的皮，但没有遮住骨骼上每一处的凸起和凹陷！看到这只手，我心里
陡起一陈酸楚
和震撼：原来通常说的『瘦得皮包骨』是这样的恐怖和残忍！他嘴里嘟啷著，声音很低
，他是叫我赶
快走，赶快回学校去。」
父亲变成这个样子，杨继绳心里充满了懊悔和自责，「我为什么不早点回来挖野菜呢，
为什么不早点
请假拿点米回来呢？」他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然而父亲已经不能下咽了，
三天以后与世
长辞。
埋葬了父亲，他很悲痛，但没有丝毫埋怨政府。「我不认为这和政府有什么关系，也不
认为这和『三
面红旗』（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什么关系。我对当时宣传的大跃进的成就
、人民公社的
优越性依旧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远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以为我家乡发生的事是个别现
象。我以为父
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想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
？党教导我遇
事要牺牲『小我』，维护『大我』，我绝对听党的话。这种认识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
时期。」
杨继绳说，那时，他没有怀疑过共产党和政府，所有被灌输的东西都全盘接受。「1957
年反右派时，
党组织说右派分子坏，我就认为坏。1958年大跃进，我也是学校里的积极分子，我写的
赞美大跃进的
诗曾送到黄冈地区教育展览馆。当时我是团委宣传部长，兼任学校《青年共产主义者》
油印小报的主
编。白天参加劳动，晚上编报纸。1959年元旦，我为这张报纸写《元旦献词》，热情地
歌颂『大跃
进』。在全校庆祝新年的大会上，校长王占一字不差地宣读我写的这篇文章，作为向全
校师生的献
词。」
杨继绳说他不怀疑「三面红旗」，除了无知以外，还有整个社会强大的政治压力，使他
不敢怀疑。
「不停顿的革命大批判，耳闻目睹的严酷惩罚，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
不是看到毒蛇
猛兽那种陡然产生、陡然消失的恐惧，而是化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本
能。人们像避
开炽热火焰一样而避开政治危险」。
1960年他考入北京清华大学，大学期间还是很听话，一直担任团支部书记，1964年5月
加入中国共产
党，使他认识最初发生转变的是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到12月，他和几名同班同学一
起到20多个城
市「串联」，各地大字报揭发出高官的腐败和特权。「我开始不迷信权威，不迷信高官
，也不迷信报
纸上所说的一切。我开始怀疑中国共产党多年来向我灌输的神话。我和多数普通群众一
样，是以反对
高官的特权的心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长张体学说的一句话使
我震惊：湖北
省在3年困难时期饿死了30万人！这时我才知道，发生在我家庭的悲剧不是个别现象。」
杨继绳在清华大学拖拉机制造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新华社。新华社记者可以接触到其它
人无法接触到
的社会层面。他不仅知道了很多与党史教科书上不一致的真实情况，也看到了城市工人
的贫困及许多
与生活。「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更知道报纸上的『新闻』是怎样制造出来的，知道新闻
机构怎样成为
政治权力的『喉舌』。」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思想禁锢比过去松动了不少，一些真实的历史开始透露出来。杨
继绳说：「过
去党教导我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只有共产党抗日，国民党一味投降妥协；现在才知道
，国民党支撑
著抗日的主战场，有一、两百位将军为国捐躯。过去党教导我们，由于自然灾害，少数
地方发生了饥
荒；现在才知道，完全是由于人祸，几千万人饥饿而死……我开始知道，中国共产党党
史，甚至近百年
的中国历史，都是按照共产党的需要，进行了歪曲和编造。」
还原历史追求真实
一旦知道自己过去长期受到蒙骗，就产生出一种摆脱蒙骗的强大力量。当权者越是掩盖
真实，就促使
他更加追求真实。他不仅大量阅读新发表的史料，也在采访新闻中努力了解真实的过去
。「我亲身经
历的1989年北京风波（六四事件），更使我大彻大悟。年轻学生的鲜血，把我的头脑里
过去几十年接
受的种种谎言洗刷一尽。作为新闻记者，我力求发表真实的报导和言论；作为学者，我
有责任还历史
的本来面目，并把真实历史告诉受蒙骗的更多人。」
在摆脱蒙骗和追求真实的努力中，杨继绳一步一步地弄清楚了他父亲死去的社会背景。
虽然时间过去
了几十年，他对父亲死因的思考却日益深入。
当他得知，父亲因大饥荒饿死的年分，中国并没有什么天灾，是一些正常的年分，虽谈
不上丰收也谈
不上灾害。当他得知，河南省发生人吃人的惨剧时，信阳100万人死于饥饿时，河南至
少有25亿斤粮
食库存，临近的湖北省至少有13亿斤粮食库存，仅动用这两省库存，根本不会饿死人。
明知道大面积
饿死人，毛泽东还大幅增加当年全国征粮库存额度，他的愤怒无以复加。大饥荒完全是
人祸，原因是
谎言，加上人民公社对人身控制、计画经济的荒谬以及极权政权的残酷。
当一个人从当年迷信的谎言中醒来时，首先是愤怒，然后陷入对历史真相的沉思。杨继
绳说，发生在
他家的悲剧，同时发生在全国上千万个家庭中。
在新华社的第1个10年，他跟潮流写了许多稿子，以上人民日报头版为荣，有一年曾在
人民日报发了
14个头版头条。现在回顾，杨继绳说90%的稿子都应当烧掉。第1个10年，他只有两篇稿
子是凭良知
写的：一篇是《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经中央批评军队全部退
出民房；另一
篇是《天津劳动生产率调查》。
第2个10年，杨继绳尽可能说真话，坚持不说假话，但有时还不得不跟一下潮流。
第3个10年，杨继绳决心不跟潮流，只写自己想说的真话。「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
」这是他的追
求。
他说：「在权力面前说真话。」「一无所求，二无所惧，就能自立于天地之间。」
父亲墓碑立在心中
杨继绳有感于大饥荒已经过去50年，在中国国内还没有一本记述这个历史事件的书。「
这不仅是历史
的遗憾，也对不起几千万饿死的冤魂」。
面对大饥荒造成的严重后果，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
的，人相食，
要上书的！？」刘少奇还说过，对这场灾难要刻上碑，记上帐，「要子子孙孙地传下去
，以后再也不
犯这个错误。」1962年春，刘在与邓力群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
书上去的」。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杨继绳利用到全国各地采访的机会，查阅有关资料，访谈经历
过大饥荒的
人。他从大西北到大西南，从华北到华东，从东北到华南，查阅了十几个省的资料，访
谈了上百位当
事人。经过10年努力，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记下了10多本当事人谈话记录。他「终
于比较全面和
比较深入地得到了这场持续3、4年的大饥荒的真实情况」。
1980年代，杨继绳家乡兴起为先人修建墓碑的风气，特别是在外面当大官的人，修的墓
碑更气派。亲
戚朋友也劝他为父亲修建个墓碑。
杨继绳想，「我虽然没有当什么大官，我为父亲立的墓碑一定要比当大官的更气派。然
而，我想到了
1959年家乡那些墓碑的命运，有的被拆来修建水利设施，有的在大炼钢铁中用来做土高
炉的底座，有
的则铺在路上任千人踩、万人踏。墓碑越气派，被拆除的危险就越大。父亲墓碑是不能
不修的，但是
不能修在大地上，必须立在心里；立在心里的墓碑，不会遭人践踏，也不会被人拆除。」
接著，他花了10年功夫，调查大饥荒真相。每到一地，他以正面报导为幌子，要求地方
党委开放大饥
荒的档案，抄写资料。多年如一日，他白天完成工作，晚上除了特殊情况，如生病、家
中有事，他都
在写作，终于完成《墓碑》。「这本书也算是几千万饥饿亡灵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饥饿
的亡灵得到安
慰。」
他在心中为父亲修建了一座墓碑。《墓碑》这本书，就是铭刻在他心中墓碑的文字表达
。「即使我在
这个世界消失了，这个文字表达的心声，将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图书馆中。……」
他认为，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应当立上巨碑，以警后世。「我想，为了牢记历史教训
，仅有我这本
书是不够的。唐山大地震有了纪念碑，日本广岛、长崎有了纪念碑，欧洲很多地方建立
了二战纪念
碑。中国也应在一切饿死人密集的县分（如信阳，通渭，罗定，亳州，凤阳，遵义，金
沙，郫县，荣
县，丰都，大邑，馆陶，济宁等等），在饿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贵州、河南、山东
、甘肃、青海
等省的省会城市，以及在天安门广场，建立大饥荒纪念碑。这些纪念碑不仅纪念亡灵，
也是让人们永
远记住这场灾难，从中吸取教训，让悲剧不再重演。」
他强调，墓碑是凝固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
进的路标。
「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极权制度下
的当权者隐恶
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
历史健忘症，
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
为了今后远离
人祸、黑暗和罪恶。」
内情惊人力透纸背
《墓碑》面世时间不长，引起海内外读者极大关注，佳评如潮。中国大陆自由作家、历
史学者丁东
说：「这是一部力透纸背的信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指出，虽然中西方作者以前出版了多种有关大饥荒
的书籍，但
「就资料的全面和翔实，内情披露的惊人论证的理性和严密，以及结论的权威可信而言
，这本书是前
所未有的」。
他指出，《墓碑》一书全面、真实地记载了全国大饥荒的情况，书中详载各省饥荒的惨
烈实况和剖析
饥荒发生原因，有力驳斥官方谎言，并披露大量内幕，例如，1961年，粮食部和国家统
计局负责人受
命让各省填写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汇集后得知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
这份材料只报
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阅后命令立即销毁，不得外传。事后周还追问是否销毁了
，在得到肯定
答复后才放心。
徐友渔认为，「这是一部可以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忍尼辛(又译索尔仁尼琴)的《古
拉格群岛》相
媲美的巨著。虽然，关于中国的古拉格，也有中国人作了深刻的揭露。如果说古拉格是
斯大林时代的
代名词，那么，饿死几千万人则是毛泽东时代的标志」。
他说，杨继绳曾惊歎索忍尼辛为记录罪恶而收集证据的专注与坚韧，为中国历次政治运
动的受害者和
幸存者未能专心致志还原历史而歎息。而《墓碑》一书既体现了索忍尼辛式的良知、民
族责任感和历
史洞察力，还在史料的汇集、分析和内情披露方面大大超出《古拉格群岛》。「当然，
可以说杨继绳
的身分和条件优于索忍尼辛，但一般的规律是，身分和条件越有利，包袱就越重，顾虑
就越大。像杨
继绳这样出身于体制内而为正义冒险犯难、孤注一掷，虽不是绝无仅有，也只有顾准、
李慎之等少数
前例」。
徐友渔指出，在大饥荒年代发生的许多事，今天看来匪夷所思，有些看起来是笑话，但
着实令人辛
酸。1960年春，甘肃定西地区农村断粮，地委书记却说：「宁饿死人，也不能向国家要
粮食。」在搜
刮粮食的过程中，通渭县向公社下的命令是：「完不成粮食任务，提头来见！」当时的
口号是：「宁
欠血债，不欠粮食。完成粮食任务就是血的斗争。」
1960年冬，河北省委决定农民口粮为每天4两（旧制，相当于现在的2两半），省委负责
人说：吃4两
的是马列主义，超过4两的是非马列主义。随后，省委提出「吃4两，晒太阳」的口号。
徐友渔说，人
不能进行光合作用，晒太阳怎能顶得上吃粮食？
千村薜荔万户萧疏
提到中国的大饥荒，人民首先想到的是河南信阳，这是中国大饥荒饿死人最多的地方。
当时在四川、河南、甘肃、安徽省不少地方，包括信阳、通渭、凤阳、亳州、罗定、无
为、馆陶及济
宁等，几乎家家都有人饿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绝，有的村庄死得绝无人迹。正是应
了毛泽东在
1958年6月《送瘟神》里的诗句：「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墓碑》详细记录了以信阳地区为重点，下至县、乡、村，上至省委、中南局和中央的
情况，比对、
分析了各种资料和方法之后，得出结论说，河南饿死人至少为300万，信阳一个地区饿
死人100万，
占该地区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
甘肃总人口只有1300万，全省饿死人数在100万以上。死人比率最高的在通渭县，将近
三分之一，
70%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绝。当时被派遣去解决「通渭问题」的一个干部回忆说
，他们只看到
炕上、路上、田间、地头都躺著人，死人活人不分，活人没有力气或顾不上埋葬死人，
他们不怕死人
怕活人，因为活人想吃人。
四川历来号称「天府之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但在大饥荒年间死人最多，达到
1000万至1200
万，之所以难于准确估计数字，是因为四川省委在当时就从政治上控制人口统计工作，
命令上报死亡
数字多的地区「重新调查」。
四川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省分，因其最高领导人李井泉善于揣摩毛泽东的心意，对于
极左跃进的做
法坚持不降温，并大量外调粮食，以证明政策正确，形势大好，他以千万人的生命为代
价，晋升为中
央政治局委员。
安徽凤阳以农民逃荒要饭闻名，这个不到40万人的县，3年大饥荒饿死9万人，将近四分
之一。饥荒的
主要原因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凤阳县委1958年上报指标8亿斤，实收1亿6000斤
，国家强力
征购占43%，造成农民缺粮断炊，1959年产量为1亿8000斤，上报为4亿斤。安徽全省饿
死的人在
500万到600万之间，超过总人口的15%。在安徽亳县，由于吃人肉的情况不断发生，出
现了人肉市场
交易，农民摆摊设点或流动串乡卖人肉。
3年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这是一个人们一直关心，引起激烈争论和众说纷纭的问
题。
在该书第22章，杨继绳参照中外多方面资料、比较分析了各种方法后的结论是：在1958
年到1962年
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另外，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应出生而
没有出生的人
数大约4000万，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徐友渔认为，这是一个比较科学、
可信的数
字。
美国明尼苏达诺曼学院教授丁抒10月17日在「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国际研讨会」
上，发表《大
跃进、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下限》的演讲时指出，1960年前后，整个中国有如
一个巨大的冰
窖。千千万万个村庄，每天都有许多农民在饥饿中死去，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场人为
的战祸或天
灾、瘟疫，都不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夺去那么多人的生命。
丁抒说，全国究竟有多少人死亡？本来无需别人开会来讨论。可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直到
现在还用大大
低于实际数字的1700万人「唬弄世人」，以至他们不得不在50年后的今天，用事实「揭
破其谬
误」。他引用大量资料，得出「全国在大跃进／大饥荒期间的非正常死亡的下限是3500
万」。在《墓
碑》之前，不断有中外研究者综合各种材料和资料，估算出饿死的总人数，大致说来，
在2000万到
4000万之间。而新老左派则攻击这些资料，称这些资料偏高，是对毛泽东本人、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的
丑化。
徐友渔对此反驳说：「我们可以取最低数的十分之一，质问左派们：难道你们认为，饿
死200万人就
天经地义？」
饿死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杨继绳说，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
的原子弹杀
死人数的450倍。1945年8月6日，美国飞机向广岛投下的原子弹炸死7万1000人；8月9日
，美国飞
机向长崎投下了另一颗原子弹，炸死80万人；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了450枚
原子弹。
这个数字相当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24万人的150倍，也可以说大饥荒相
当于发生了
150次唐山大地震。
这个数字超过了第1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1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1000多万人，
中国1960年
1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2次世界大战。第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4000万到5000万
之间。中国
这3600万人是在3、4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集中在半年之内发生。
易子而食抢吃人肉
中国古籍记载「易子而食」的故事，而在1950、60的大饥荒年代，吃亲生儿女的事件就
有多起，
「人相食」并非个别现象。在河南信阳的一些乡镇，在甘肃通渭，杨继绳都听到当事人
讲述骇人听闻
的吃人故事，他还见到吃过人肉的人，听他讲述过人肉的味道。据亲历庐山会议和大跃
进的李锐说，
当时人吃人的纪录全国至少上千起。这些悲剧，在《墓碑》各章节里，有详尽记载。
在当时及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一切书刊、报纸及官方档案，都极力回避和掩盖这一
大规模的人类
悲剧。各级干部对饿死人的事也是三缄其口。对饿死人数的统计，各级干部弄虚作假，
千方百计缩小
死亡数字。为了永远掩盖这一事实，当局还下令销毁各省报上来的人口减少数千万的资
料。
公共食堂大吃大喝
为什么会发生全国性的大饥荒，为什么会饿死这么多人？《墓碑》一书披露下述原因：
由于大跃进的浮夸，全国各地都搞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1958年宣布粮食总产量为
7500亿斤，
以后统计的数字（还有虚夸）为4000亿斤，实际产量基本与上年持平，但征购数量增加
了21%，其结
果就是从农民的口粮中硬挖硬挤。
要完成高征购指标，农民必须把口粮、饲料、种子搭进去，在完不成征购任务时，上级
部门认为农民
在搞瞒产私分。各地普遍用对基层干部撤职、开斗争会、毒打、劳教、逮捕等方式强迫
交粮，被打
伤、打死的干部和农民不计其数。斗争会上有这样的问答：「生产队大跃进了没有？」
「大跃进了。
」「人民公社优越不？」「优越。」「那你为什么不交粮食？」
还有这样的口号：「谁藏一粒粮食，就等于私藏一粒子弹。」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发表文
章证明，每亩
产量可以达到3万9000斤，这为反瞒产私分提供了「科学论证」。
「墓碑」一书以大量事实指出，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量饿死人的重要的祸因。兴办公共食
堂的过程是消
灭家庭的过程，也是对农民掠夺的过程。农民家庭的灶拆了，锅盆碗盏和桌椅板凳被公
共食堂征用。
粮食和柴草集中到食堂，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饲养。社员挖的野菜也要交给食堂。
有的地方，除
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烟囱不允许冒烟。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来的危害就是浪费粮食。食堂初开办的最初两个多月，各地放开肚
皮大吃大喝。
不管劳动好坏，都一样吃饱喝足。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办了公共食堂
以后，生产队
长是一「堂」之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办公共食堂，实际是让农民把饭勺子
交到了领导人
手里，也就是把生存权交到了领导人手里。农民失去了饭勺，就失去了生存权。此书记
载了大量的各
地因「扣饭」而把人活活饿死的事实。
杨继绳说，人民公社是农业集体制度的发展，也是极权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人民公社刚
成立时，普遍
实行供给制和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供给制，实际上是由各级官员对老百姓的生活必
须品进行「供
给」，这不仅为各级官员控制公社财富创造了条件，也从基本生活上控制社员。官员不
「供给」，社
员就不能生存。由于政府不具备供给能力，供给制只是昙花一现。供给制虽然只持续了
很短时间，却
造成了极大的浪费，特别是粮食的浪费。
在几千万冤魂中，有一部分是被基层干部被活活打死或逼死的。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
蔚屏在1960年
10月15日《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中提供了这样的数字：仅光山和潢川两个县被打致死
就有2104
人，被打致残的仅潢川一县就有254人。其中被打死或致残的不只是农民，也有不听话
的基层干部。
在农村，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干部专政，谁的官大，谁就可以对他所管辖的臣民
和下级任意欺
凌。
在公社化、反「瞒产私分」、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有抵触情绪的农民，因饥饿偷吃了
集体青苗的农
民，在水利工地上因饥饿干活不力的农民，都可能遭到残酷的处罚。处罚农民的刑罚有
几十种：吊
打、罚跪、游街、扣饭、冷冻、晒太阳、割耳朵、「炒豆子」等。惨不忍睹。信阳地区
罗山县彭新公
社有17名预备党员，在「反瞒产」中打了人的16人，都「光荣地」转为正式党员，只剩
一个不得转
正，因为他没打人。在这本书各章节中，记录了大量打人致死的惨案。需要指出的是，
这些惨案是
1961年整风整社中揭露出来的，多发生在「三类队」（即落后队），不是每一个生产队
都发生这样惨
烈的事情。不过，根据毛泽东的说法，「三类队」也占生产队总数的三分之一，在三分
之一的生产队
里发生这样的惨案，也是相当普遍的。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中共各级地方政府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在农村以开展「两条道路斗争」的方式大搞「反
瞒产私分」运
动，用政治压力、精神折磨和残酷的暴力，搜刮农民仅余的口粮和种籽，农民稍有不满
就要挨打，面
临种种刑罚，甚至被活活打死。
乔培华根据中共档案撰写的《信阳事件》调查报告，记录了数十宗光山县槐店公社大树
大队发生的血
淋淋事例，信手拈来几例：
1959年10月15日，熊湾小队张芝荣交不出粮食，被綑绑后用劈柴、木棒毒打后死亡，大
队干部还用
火钳在死者的肛门里捅进大米、黄豆，一边捅一边骂：「要叫你身上长出粮食来！」张
被打死后，留
下8岁、10岁两个小孩先后饿死；
1959年10月15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小家及儿子陈贵厚因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梁
上毒打，后
又扔到门外用冷水冻，陈家父子7天内先后死亡，家里留下的两个小孩也活活饿死；
1959年11月8日，熊湾小队社员徐传正被诬陷「有种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残酷
毒打，6天后
死亡。徐一家6口随后全部饿死；
1959年11月8日，晏湾小队社员锺行简因被认为「违抗领导」，被干部用斧头砍死；
1959年11月13日，熊湾小队队长冯首祥因没有向来这里的大队干部让饭，被看成瞧不起
大队干部，
就被吊在大队食堂房梁上毒打，并将其耳朵撕掉，6天后死亡；
1959年12月9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富厚因无粮可交，被绳子穿耳，并綑绑吊在梁上用扁
担打、冷水
淋，当场死亡。为防止其子陈文胜（17岁）声张，诬陷他宰杀耕牛，綑绑起来毒打致死
……
光山县县委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打死4
人。该公社一
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93%。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立在1960年11月28日
向吴芝圃的
报告中，提供了更重要的情况，摘抄如下：
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1959年秋灾，全社平均亩产172斤，总产1191万斤，公社党委报亩
产626斤，总
产4610万斤，县里分配征购任务是1200万斤，超过了全公社的实际总产量。为了完成征
购任务，他
们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大搞反瞒产，把群众仅有的一点口粮搜刮一空。食堂普遍停伙，
死人现象相继
发生。刘文彩和公社党委把食堂停伙死人归于富裕中农进攻、阶级敌人破坏，归结为两
条路线的斗争
在粮食问题上的表现。反瞒产斗争持续8个月之久，60、70天内粒米全无，造成人口大
量死亡。
被打的有3528人，当场打死群众558人，打后致死的636人，致残的141人，迫死14人，
打跑43人。
除了毒打、脚踼、冻、饿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
针刷牙、点天
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原公社党委书记江某等指使炊事员把13个到公社要饭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冻饿而
死。
广大群众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骨肉不得相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遗弃
子女，抛尸路
旁。全公社有381人因饥饿难忍破坏尸体134具（作者注：这里说的「破坏尸体」就是从
尸体上割肉
回家吃）。……
在正常情况下，如果遇到饥荒，或者得到外界的救助，或者外出逃荒。但是，在当时的
制度下，农民
没有求助和外出逃荒的权利。各级政府千方百计地对外封锁饥饿的消息。公安局控制了
所有的邮局，
向外面发出的信件一律扣留。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1万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为
了不让外出逃
荒的饥民走漏消息，在村口封锁，不准外逃。对已经外逃的饥民则以「盲流」的罪名游
街、拷打或其
它惩罚。
根据毛泽东的喜好和宣导大办公共食堂，是造成农民饿饭和死亡的重大原因。此书作者
根据资料分析
认为，如果没有公共食堂，饿死的人数可能减少三分之一，在有些地方可能减少一半。
大办公共食堂
的过程，就是前两个月吃饭不要钱，大吃大喝，然后闹饥荒的过程，就是强迫农民入伙
，统一用粮，
没收锅碗瓢盆，谁家冒炊烟抓谁，使农民家徒四壁、一无所有。
公共食堂的最大危害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肚皮」，干部掌握了让
谁吃饭和不让
谁吃饭的权力，同时得到多吃多占，搞特殊化的基地。
政府和干部滥用权力使饿得快死的农民雪上加霜，他们派民兵围、追、堵、截，设卡抓
捕，不让农民
逃荒，断了饥民的最后一条求生之路。
中共领导面对自己一手制造的大惨剧，编造出大饥荒是出于「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
修正主义逼
债」的谎言，把罪责推给老天爷和苏联，长期以来，「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
成了中国人回
顾大饥荒年代的口头禅。《墓碑》对此作了详细的考证和有力的批驳。
杨继绳引证权威的气象资料和权威的气象学家的观点，说明1959至1961年是正常年景。
中国地域辽
阔，每年发生天灾在所难免，但这3年的自然灾害并不比其它年分严重。
他进一步指出，历史资料表明，粮食产量和天灾之间并不存在正比相关关系，在大饥荒
期间，中国政
府以巨额资金和物资援助一些国家，其中许多国家的生活水平大大高于中国。在农民大
量饿死的同
时，大量粮食被用于出口，1959年与1957年相比粮食减产，但出口量增加一倍以上，创
造粮食出口
历史最高纪录，这个数量够2450万人吃一年。
1960年，在大批农民饿死之际，当局不仅没有考虑开仓放粮，反而刻意继续增加国家粮
食库存，这一
年饿死人最多，而国家尚有几百亿斤粮食库存。
当毛泽东得知信阳发生饿死人的严重事件时，他说事件的性质是阶级敌人窜夺了领导权
，是反革命复
辟，对劳动人民实行疯狂的阶级报复，解决办法是实行民主革命补课，这导致对基层干
部大规模的斗
争、撤职、逮捕。
有人曾辩解说，毛泽东在3年困难时期也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不吃肉。此书引证官方
出版物说明，毛
的一份西餐菜谱记载了各式风味的鱼虾共有17种。另一位知情人说，医生监于猪肉胆固
醇高，建议毛
不吃猪肉改吃牛羊肉。在此期间，各地为毛和一些政治局常委修建的别墅、宾馆豪华程
度超过国宾
馆。
十分人祸无关天灾
前全国人大代表香港代表团团长吴康民高度评价杨继绳及《墓碑》。说他是一位治学严
肃、搜集资料
丰富，而又思想开放、大胆敢言的作家；《墓碑》是继杨继绳此前出版的《中国改革年
代的政治斗
争》（内容涉及访问赵紫阳的敏感题材）、《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著作后，「对中
国现代政治史
的一大贡献」。
吴康民指出，杨继绳的「墓碑」，触及大规模的「人祸」，揭露了极大的「黑暗面」，
书中强调四
点，一、中国大饥荒的真相长期不为人知，大多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搪塞民众，其实完
全是十分人
祸，没有天灾。
二、一般人们知道河南省当年饿死了300万，却不知道中国死人最多的省分是「天府之
国」四川，保
守估计为1000万人。原因是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跟毛最紧，四川揭盖子最晚。大饥荒与
反右打压敢言
者有直接因果关系，大饥荒是文革的重要起因。
三、人吃人不是特别的例子，而是普遍存在，有明确纪录的已达3000多例，其中纪录有
一次政府把吃
人者与煮熟的人肉拿到会场批斗，结果群众饥饿难忍，一人说：「我也尝尝！」众人蜂
拥齐上，批斗
大会变成抢人肉、吃人肉大会。
四、中国大饥荒的影响超过文革，其死亡人数相当于全世界二次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当然也远远超
过8年抗战中国死亡人数，大饥荒死亡数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了450颗广岛原子弹。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美国哈佛大学博士丁学良称此书为「你不能不看的墓碑」
、「一本值得
尊敬的书」。他说：「我从来没有写过任何书评，因为没有时间。可今天，在回顾中国
改革发起30年
的时候，我却要破例写一次，因为《墓碑》太有价值、太有意义了…。」
丁学良指出，此书在香港一上市，西方的好几家大报刊即用严肃书评予以反应，对它评
价极高。他也
认为这是他20年来所读到的研究「大跃进」著述「最全面、最实证、有最多第一手资料
和最多细节的
一部杰作」。尽管他一直关注这方面的资料，但这部书「依然让我吃惊─有些细节我都
看不下去，时常
要放下来，喘一口气，因为里面的内容太沉重了」。
杨继绳表示，这本书题材沉重，估计出版后会让他面对更大的政治压力和风险，但是追
寻真相的使
命、反省历史的责任，让他「必须给自己一个交代」，也为父辈和那个时代立起一座文
字的、也是更
永久的墓碑。
「我坚信，在中国，总有一天极权制度会被民主制度取代。这不是很遥远的事情。……
在极权制度彻底
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
国度，曾经有
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
『天堂之
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中国的历史教训与未来挑战国际研讨会」10月17至19日在纽约法拉盛举行，探讨大饥
荒饿死3600
万人的真相。图为杨继绳(站立者)在会上发言。(曾慧燕／摄影)
饿死3600万人是什么样的概念？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450枚原子弹，相当于发生150次
唐山大地
震。第1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1000多万人，中国1960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今年是中国「大跃进」5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发生在半世纪前的「大跃进」运
动导致的3年
大饥荒，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悲剧。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有
几千万个鲜活
的生命死于人为的饥饿，出现大规模的「人相食」、人吃人。如今大饥荒过去50年了，
这段历史始终
含糊不清，几千万亡灵魂归无所。
新华社退休高级记者、现任《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今年5月在香港出版《
墓碑－中国六十
年代大饥荒纪实》（天地图书公司），此书长达80万字，分上下两册，堪称是血泪交加
、资料翔实的
长篇调查报告，也是一幅真实记载大饥荒的全景图，详细记述了1960年代大饥荒饿死
3600万人的史
实，并着重介绍其中12个省饿死人的情况。
请看书中记载的一段文字；「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
鞭炮和纸钱，
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精
神麻木地消
失。有的地方用大车将死人成批地拖到村头的大土坑里，有的地方因无力掩埋，死人的
胳膊和腿还露
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寻找食物的路旁，还有不少死人长时间放在家里，被老鼠
啃掉了鼻子和
眼睛。……」
「信阳五里店村一个14、15岁的小女孩，将4、5岁的弟弟杀死煮了吃了，因为父母都饿
死了，只剩
下这两个孩子，女孩饿得不行，就吃弟弟。……」
饥饿比死亡更恐怖
此书是作者逐一实地考察、走访大量当事人，包括当年各级干部、饥荒幸存者及见证人
，并详细阅读
档案资料写成。对没有实地考察的其它省分，他则透过各种渠道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包
括公开或未公
开的各级档案、会议纪录、谈话纪录及各种地方志、县志，也参阅了许多专著、统计资
料等。他穷10
年之力，收集了近千万字的资料，写成《墓碑》一书，填补了历史空白。书中涉及的事
件、引用的资
料，都详细注明来源、出处，有些还配有照片。
这是一本承载了许多幸存者集体记忆之书，亦是纪念3600多万饿死亡灵的墓志铭。
1999年秋，杨继绳到信阳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了解当年情况。70多岁的农民余文海把他
领到村外一
块麦地边，指著麦地中间的几棵树对他说：那长树的地方原来是一个大坑，上百具尸体
就成堆的埋在
那里。杨继绳感叹：「如果不是当事人余文海指认，谁也不会知道，在绿油油的麦苗和
挺拔的树木下
面，深埋著惨烈的悲剧。」
他在书中描述，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树皮吃光了
，鸟粪、老
鼠、棉絮都用来填肚子。在挖观音土的地方，饥民们一边挖，一边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
里塞著观音
土。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骨肉亲情是杨继绳写作《墓碑》的动机之一。他的父亲
是一位善良、
正直的农民，1959年死于饥饿，事隔半世纪，父亲临死时的惨状、家乡惨不忍睹的情况
仍历历在目。
杨继绳说，这本书原打算名为《天堂之路》，后来改为《墓碑》。他指出书名「墓碑」
有四重意思：
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三是为造成大
饥荒的制度
立墓碑；四是在这本书写到一半时，杨继绳在体检时发现有「病变」（甲胎蛋白呈阳性
），「于是我
加快了写作的速度，下决心把这本书写成，也算是为自己立一个墓碑。后来有幸在复查
时排除了病
变，但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因此书而遭不测，也算是为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
成了自己的一
个墓碑」。
因此，杨继绳决心为历史作见证，记录这一旷世灾难，以警后世。他强调，把真相公诸
于众，不是为
了唤起仇恨，而是希望今后不再出现这样的悲剧。大饥荒始终是巨大的历史包袱，迟早
要卸掉，并要
从中汲取教训。他深刻指出，大饥荒的成因及结果，间接引发了另一场浩劫──文化大
革命。
字字血泪不忍卒读
美国西东大学、21世纪中国基金会和中华学人联谊会10月17日至19日在纽约联合举办「
中国的历史
教训和未来挑战─大跃进5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国际研讨会」，邀请来自中国大陆、
香港、台湾、
加拿大及全美各地40多名学者与会，旨在探讨中国当代史上大跃进和改革开放这两大历
史事件的意义
及影响。《墓碑》作者杨继绳也是与会者之一，这次应邀访美，在会上发表「大饥荒期
间中国的人口
损失」调查报告，并接受《世界周刊》专访。
「叫墓碑，太沉重」！《墓碑》确是一部令人心情沉重的书，不少人在阅读此书时，难
以忍受锥心之
痛，几番掩卷，不忍卒读。知名作家倪匡形容，「读《墓碑》，感觉每一个字，都有30
个魂萦绕在
旁，深深体会什么叫『令人发指』的感觉。」他并形容《墓碑》文字的震撼力，有「字
字血泪」之
说。
杨继绳在「墓碑」前言部分，详述了他父亲悲惨死去的一幕。那是1959年4月底，杨继
绳在湖北浠水
第一中学读高中，他儿时的朋友张志柏匆匆赶到学校通知他：「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
赶快回去，最
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他：「你父亲没有力气去刨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
堰去买点盐冲
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湾里的人把他抬回来的。」
杨继绳当即向老师请假并到食堂停伙3天，取出他的口粮──3斤大米，然后赶回他下湾
的家。「走到湾
里，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浠水称之为油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
也刨光了，剩
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乾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乾的。蚌有股难闻的腥味，过去是
不吃的。没有
狗叫，没有鸡跑，连过去欢蹦乱跳的小孩子们也待在家里出不来。湾里一片死寂」。
他走进家门，发现没有一颗粮食，没有一点能吃的东西，水缸里连水也没有。「饿得走
不动，哪里有
力气挑水啊！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皱纹宽阔而松弛。
他想伸出手招
呼我，但没有伸起来，只是动了动。这只手和上生物解剖课时看到的人体骨骼标本上的
手差不多，外
面虽然有一层干枯的皮，但没有遮住骨骼上每一处的凸起和凹陷！看到这只手，我心里
陡起一陈酸楚
和震撼：原来通常说的『瘦得皮包骨』是这样的恐怖和残忍！他嘴里嘟啷著，声音很低
，他是叫我赶
快走，赶快回学校去。」
父亲变成这个样子，杨继绳心里充满了懊悔和自责，「我为什么不早点回来挖野菜呢，
为什么不早点
请假拿点米回来呢？」他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然而父亲已经不能下咽了，
三天以后与世
长辞。
埋葬了父亲，他很悲痛，但没有丝毫埋怨政府。「我不认为这和政府有什么关系，也不
认为这和『三
面红旗』（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什么关系。我对当时宣传的大跃进的成就
、人民公社的
优越性依旧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远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以为我家乡发生的事是个别现
象。我以为父
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想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
？党教导我遇
事要牺牲『小我』，维护『大我』，我绝对听党的话。这种认识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
时期。」
杨继绳说，那时，他没有怀疑过共产党和政府，所有被灌输的东西都全盘接受。「1957
年反右派时，
党组织说右派分子坏，我就认为坏。1958年大跃进，我也是学校里的积极分子，我写的
赞美大跃进的
诗曾送到黄冈地区教育展览馆。当时我是团委宣传部长，兼任学校《青年共产主义者》
油印小报的主
编。白天参加劳动，晚上编报纸。1959年元旦，我为这张报纸写《元旦献词》，热情地
歌颂『大跃
进』。在全校庆祝新年的大会上，校长王占一字不差地宣读我写的这篇文章，作为向全
校师生的献
词。」
杨继绳说他不怀疑「三面红旗」，除了无知以外，还有整个社会强大的政治压力，使他
不敢怀疑。
「不停顿的革命大批判，耳闻目睹的严酷惩罚，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
不是看到毒蛇
猛兽那种陡然产生、陡然消失的恐惧，而是化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本
能。人们像避
开炽热火焰一样而避开政治危险」。
1960年他考入北京清华大学，大学期间还是很听话，一直担任团支部书记，1964年5月
加入中国共产
党，使他认识最初发生转变的是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到12月，他和几名同班同学一
起到20多个城
市「串联」，各地大字报揭发出高官的腐败和特权。「我开始不迷信权威，不迷信高官
，也不迷信报
纸上所说的一切。我开始怀疑中国共产党多年来向我灌输的神话。我和多数普通群众一
样，是以反对
高官的特权的心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长张体学说的一句话使
我震惊：湖北
省在3年困难时期饿死了30万人！这时我才知道，发生在我家庭的悲剧不是个别现象。」
杨继绳在清华大学拖拉机制造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新华社。新华社记者可以接触到其它
人无法接触到
的社会层面。他不仅知道了很多与党史教科书上不一致的真实情况，也看到了城市工人
的贫困及许多
与生活。「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更知道报纸上的『新闻』是怎样制造出来的，知道新闻
机构怎样成为
政治权力的『喉舌』。」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思想禁锢比过去松动了不少，一些真实的历史开始透露出来。杨
继绳说：「过
去党教导我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只有共产党抗日，国民党一味投降妥协；现在才知道
，国民党支撑
著抗日的主战场，有一、两百位将军为国捐躯。过去党教导我们，由于自然灾害，少数
地方发生了饥
荒；现在才知道，完全是由于人祸，几千万人饥饿而死……我开始知道，中国共产党党
史，甚至近百年
的中国历史，都是按照共产党的需要，进行了歪曲和编造。」
还原历史追求真实
一旦知道自己过去长期受到蒙骗，就产生出一种摆脱蒙骗的强大力量。当权者越是掩盖
真实，就促使
他更加追求真实。他不仅大量阅读新发表的史料，也在采访新闻中努力了解真实的过去
。「我亲身经
历的1989年北京风波（六四事件），更使我大彻大悟。年轻学生的鲜血，把我的头脑里
过去几十年接
受的种种谎言洗刷一尽。作为新闻记者，我力求发表真实的报导和言论；作为学者，我
有责任还历史
的本来面目，并把真实历史告诉受蒙骗的更多人。」
在摆脱蒙骗和追求真实的努力中，杨继绳一步一步地弄清楚了他父亲死去的社会背景。
虽然时间过去
了几十年，他对父亲死因的思考却日益深入。
当他得知，父亲因大饥荒饿死的年分，中国并没有什么天灾，是一些正常的年分，虽谈
不上丰收也谈
不上灾害。当他得知，河南省发生人吃人的惨剧时，信阳100万人死于饥饿时，河南至
少有25亿斤粮
食库存，临近的湖北省至少有13亿斤粮食库存，仅动用这两省库存，根本不会饿死人。
明知道大面积
饿死人，毛泽东还大幅增加当年全国征粮库存额度，他的愤怒无以复加。大饥荒完全是
人祸，原因是
谎言，加上人民公社对人身控制、计画经济的荒谬以及极权政权的残酷。
当一个人从当年迷信的谎言中醒来时，首先是愤怒，然后陷入对历史真相的沉思。杨继
绳说，发生在
他家的悲剧，同时发生在全国上千万个家庭中。
在新华社的第1个10年，他跟潮流写了许多稿子，以上人民日报头版为荣，有一年曾在
人民日报发了
14个头版头条。现在回顾，杨继绳说90%的稿子都应当烧掉。第1个10年，他只有两篇稿
子是凭良知
写的：一篇是《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经中央批评军队全部退
出民房；另一
篇是《天津劳动生产率调查》。
第2个10年，杨继绳尽可能说真话，坚持不说假话，但有时还不得不跟一下潮流。
第3个10年，杨继绳决心不跟潮流，只写自己想说的真话。「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
」这是他的追
求。
他说：「在权力面前说真话。」「一无所求，二无所惧，就能自立于天地之间。」
父亲墓碑立在心中
杨继绳有感于大饥荒已经过去50年，在中国国内还没有一本记述这个历史事件的书。「
这不仅是历史
的遗憾，也对不起几千万饿死的冤魂」。
面对大饥荒造成的严重后果，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
的，人相食，
要上书的！？」刘少奇还说过，对这场灾难要刻上碑，记上帐，「要子子孙孙地传下去
，以后再也不
犯这个错误。」1962年春，刘在与邓力群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
书上去的」。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杨继绳利用到全国各地采访的机会，查阅有关资料，访谈经历
过大饥荒的
人。他从大西北到大西南，从华北到华东，从东北到华南，查阅了十几个省的资料，访
谈了上百位当
事人。经过10年努力，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记下了10多本当事人谈话记录。他「终
于比较全面和
比较深入地得到了这场持续3、4年的大饥荒的真实情况」。
1980年代，杨继绳家乡兴起为先人修建墓碑的风气，特别是在外面当大官的人，修的墓
碑更气派。亲
戚朋友也劝他为父亲修建个墓碑。
杨继绳想，「我虽然没有当什么大官，我为父亲立的墓碑一定要比当大官的更气派。然
而，我想到了
1959年家乡那些墓碑的命运，有的被拆来修建水利设施，有的在大炼钢铁中用来做土高
炉的底座，有
的则铺在路上任千人踩、万人踏。墓碑越气派，被拆除的危险就越大。父亲墓碑是不能
不修的，但是
不能修在大地上，必须立在心里；立在心里的墓碑，不会遭人践踏，也不会被人拆除。」
接著，他花了10年功夫，调查大饥荒真相。每到一地，他以正面报导为幌子，要求地方
党委开放大饥
荒的档案，抄写资料。多年如一日，他白天完成工作，晚上除了特殊情况，如生病、家
中有事，他都
在写作，终于完成《墓碑》。「这本书也算是几千万饥饿亡灵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饥饿
的亡灵得到安
慰。」
他在心中为父亲修建了一座墓碑。《墓碑》这本书，就是铭刻在他心中墓碑的文字表达
。「即使我在
这个世界消失了，这个文字表达的心声，将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图书馆中。……」
他认为，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应当立上巨碑，以警后世。「我想，为了牢记历史教训
，仅有我这本
书是不够的。唐山大地震有了纪念碑，日本广岛、长崎有了纪念碑，欧洲很多地方建立
了二战纪念
碑。中国也应在一切饿死人密集的县分（如信阳，通渭，罗定，亳州，凤阳，遵义，金
沙，郫县，荣
县，丰都，大邑，馆陶，济宁等等），在饿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贵州、河南、山东
、甘肃、青海
等省的省会城市，以及在天安门广场，建立大饥荒纪念碑。这些纪念碑不仅纪念亡灵，
也是让人们永
远记住这场灾难，从中吸取教训，让悲剧不再重演。」
他强调，墓碑是凝固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
进的路标。
「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极权制度下
的当权者隐恶
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
历史健忘症，
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
为了今后远离
人祸、黑暗和罪恶。」
内情惊人力透纸背
《墓碑》面世时间不长，引起海内外读者极大关注，佳评如潮。中国大陆自由作家、历
史学者丁东
说：「这是一部力透纸背的信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指出，虽然中西方作者以前出版了多种有关大饥荒
的书籍，但
「就资料的全面和翔实，内情披露的惊人论证的理性和严密，以及结论的权威可信而言
，这本书是前
所未有的」。
他指出，《墓碑》一书全面、真实地记载了全国大饥荒的情况，书中详载各省饥荒的惨
烈实况和剖析
饥荒发生原因，有力驳斥官方谎言，并披露大量内幕，例如，1961年，粮食部和国家统
计局负责人受
命让各省填写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汇集后得知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
这份材料只报
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阅后命令立即销毁，不得外传。事后周还追问是否销毁了
，在得到肯定
答复后才放心。
徐友渔认为，「这是一部可以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忍尼辛(又译索尔仁尼琴)的《古
拉格群岛》相
媲美的巨著。虽然，关于中国的古拉格，也有中国人作了深刻的揭露。如果说古拉格是
斯大林时代的
代名词，那么，饿死几千万人则是毛泽东时代的标志」。
他说，杨继绳曾惊歎索忍尼辛为记录罪恶而收集证据的专注与坚韧，为中国历次政治运
动的受害者和
幸存者未能专心致志还原历史而歎息。而《墓碑》一书既体现了索忍尼辛式的良知、民
族责任感和历
史洞察力，还在史料的汇集、分析和内情披露方面大大超出《古拉格群岛》。「当然，
可以说杨继绳
的身分和条件优于索忍尼辛，但一般的规律是，身分和条件越有利，包袱就越重，顾虑
就越大。像杨
继绳这样出身于体制内而为正义冒险犯难、孤注一掷，虽不是绝无仅有，也只有顾准、
李慎之等少数
前例」。
徐友渔指出，在大饥荒年代发生的许多事，今天看来匪夷所思，有些看起来是笑话，但
着实令人辛
酸。1960年春，甘肃定西地区农村断粮，地委书记却说：「宁饿死人，也不能向国家要
粮食。」在搜
刮粮食的过程中，通渭县向公社下的命令是：「完不成粮食任务，提头来见！」当时的
口号是：「宁
欠血债，不欠粮食。完成粮食任务就是血的斗争。」
1960年冬，河北省委决定农民口粮为每天4两（旧制，相当于现在的2两半），省委负责
人说：吃4两
的是马列主义，超过4两的是非马列主义。随后，省委提出「吃4两，晒太阳」的口号。
徐友渔说，人
不能进行光合作用，晒太阳怎能顶得上吃粮食？
千村薜荔万户萧疏
提到中国的大饥荒，人民首先想到的是河南信阳，这是中国大饥荒饿死人最多的地方。
当时在四川、河南、甘肃、安徽省不少地方，包括信阳、通渭、凤阳、亳州、罗定、无
为、馆陶及济
宁等，几乎家家都有人饿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绝，有的村庄死得绝无人迹。正是应
了毛泽东在
1958年6月《送瘟神》里的诗句：「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墓碑》详细记录了以信阳地区为重点，下至县、乡、村，上至省委、中南局和中央的
情况，比对、
分析了各种资料和方法之后，得出结论说，河南饿死人至少为300万，信阳一个地区饿
死人100万，
占该地区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
甘肃总人口只有1300万，全省饿死人数在100万以上。死人比率最高的在通渭县，将近
三分之一，
70%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绝。当时被派遣去解决「通渭问题」的一个干部回忆说
，他们只看到
炕上、路上、田间、地头都躺著人，死人活人不分，活人没有力气或顾不上埋葬死人，
他们不怕死人
怕活人，因为活人想吃人。
四川历来号称「天府之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但在大饥荒年间死人最多，达到
1000万至1200
万，之所以难于准确估计数字，是因为四川省委在当时就从政治上控制人口统计工作，
命令上报死亡
数字多的地区「重新调查」。
四川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省分，因其最高领导人李井泉善于揣摩毛泽东的心意，对于
极左跃进的做
法坚持不降温，并大量外调粮食，以证明政策正确，形势大好，他以千万人的生命为代
价，晋升为中
央政治局委员。
安徽凤阳以农民逃荒要饭闻名，这个不到40万人的县，3年大饥荒饿死9万人，将近四分
之一。饥荒的
主要原因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凤阳县委1958年上报指标8亿斤，实收1亿6000斤
，国家强力
征购占43%，造成农民缺粮断炊，1959年产量为1亿8000斤，上报为4亿斤。安徽全省饿
死的人在
500万到600万之间，超过总人口的15%。在安徽亳县，由于吃人肉的情况不断发生，出
现了人肉市场
交易，农民摆摊设点或流动串乡卖人肉。
3年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这是一个人们一直关心，引起激烈争论和众说纷纭的问
题。
在该书第22章，杨继绳参照中外多方面资料、比较分析了各种方法后的结论是：在1958
年到1962年
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另外，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应出生而
没有出生的人
数大约4000万，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徐友渔认为，这是一个比较科学、
可信的数
字。
美国明尼苏达诺曼学院教授丁抒10月17日在「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国际研讨会」
上，发表《大
跃进、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下限》的演讲时指出，1960年前后，整个中国有如
一个巨大的冰
窖。千千万万个村庄，每天都有许多农民在饥饿中死去，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场人为
的战祸或天
灾、瘟疫，都不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夺去那么多人的生命。
丁抒说，全国究竟有多少人死亡？本来无需别人开会来讨论。可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直到
现在还用大大
低于实际数字的1700万人「唬弄世人」，以至他们不得不在50年后的今天，用事实「揭
破其谬
误」。他引用大量资料，得出「全国在大跃进／大饥荒期间的非正常死亡的下限是3500
万」。在《墓
碑》之前，不断有中外研究者综合各种材料和资料，估算出饿死的总人数，大致说来，
在2000万到
4000万之间。而新老左派则攻击这些资料，称这些资料偏高，是对毛泽东本人、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的
丑化。
徐友渔对此反驳说：「我们可以取最低数的十分之一，质问左派们：难道你们认为，饿
死200万人就
天经地义？」
饿死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杨继绳说，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
的原子弹杀
死人数的450倍。1945年8月6日，美国飞机向广岛投下的原子弹炸死7万1000人；8月9日
，美国飞
机向长崎投下了另一颗原子弹，炸死80万人；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了450枚
原子弹。
这个数字相当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24万人的150倍，也可以说大饥荒相
当于发生了
150次唐山大地震。
这个数字超过了第1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1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1000多万人，
中国1960年
1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2次世界大战。第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4000万到5000万
之间。中国
这3600万人是在3、4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集中在半年之内发生。
易子而食抢吃人肉
中国古籍记载「易子而食」的故事，而在1950、60的大饥荒年代，吃亲生儿女的事件就
有多起，
「人相食」并非个别现象。在河南信阳的一些乡镇，在甘肃通渭，杨继绳都听到当事人
讲述骇人听闻
的吃人故事，他还见到吃过人肉的人，听他讲述过人肉的味道。据亲历庐山会议和大跃
进的李锐说，
当时人吃人的纪录全国至少上千起。这些悲剧，在《墓碑》各章节里，有详尽记载。
在当时及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一切书刊、报纸及官方档案，都极力回避和掩盖这一
大规模的人类
悲剧。各级干部对饿死人的事也是三缄其口。对饿死人数的统计，各级干部弄虚作假，
千方百计缩小
死亡数字。为了永远掩盖这一事实，当局还下令销毁各省报上来的人口减少数千万的资
料。
公共食堂大吃大喝
为什么会发生全国性的大饥荒，为什么会饿死这么多人？《墓碑》一书披露下述原因：
由于大跃进的浮夸，全国各地都搞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1958年宣布粮食总产量为
7500亿斤，
以后统计的数字（还有虚夸）为4000亿斤，实际产量基本与上年持平，但征购数量增加
了21%，其结
果就是从农民的口粮中硬挖硬挤。
要完成高征购指标，农民必须把口粮、饲料、种子搭进去，在完不成征购任务时，上级
部门认为农民
在搞瞒产私分。各地普遍用对基层干部撤职、开斗争会、毒打、劳教、逮捕等方式强迫
交粮，被打
伤、打死的干部和农民不计其数。斗争会上有这样的问答：「生产队大跃进了没有？」
「大跃进了。
」「人民公社优越不？」「优越。」「那你为什么不交粮食？」
还有这样的口号：「谁藏一粒粮食，就等于私藏一粒子弹。」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发表文
章证明，每亩
产量可以达到3万9000斤，这为反瞒产私分提供了「科学论证」。
「墓碑」一书以大量事实指出，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量饿死人的重要的祸因。兴办公共食
堂的过程是消
灭家庭的过程，也是对农民掠夺的过程。农民家庭的灶拆了，锅盆碗盏和桌椅板凳被公
共食堂征用。
粮食和柴草集中到食堂，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饲养。社员挖的野菜也要交给食堂。
有的地方，除
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烟囱不允许冒烟。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来的危害就是浪费粮食。食堂初开办的最初两个多月，各地放开肚
皮大吃大喝。
不管劳动好坏，都一样吃饱喝足。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办了公共食堂
以后，生产队
长是一「堂」之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办公共食堂，实际是让农民把饭勺子
交到了领导人
手里，也就是把生存权交到了领导人手里。农民失去了饭勺，就失去了生存权。此书记
载了大量的各
地因「扣饭」而把人活活饿死的事实。
杨继绳说，人民公社是农业集体制度的发展，也是极权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人民公社刚
成立时，普遍
实行供给制和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供给制，实际上是由各级官员对老百姓的生活必
须品进行「供
给」，这不仅为各级官员控制公社财富创造了条件，也从基本生活上控制社员。官员不
「供给」，社
员就不能生存。由于政府不具备供给能力，供给制只是昙花一现。供给制虽然只持续了
很短时间，却
造成了极大的浪费，特别是粮食的浪费。
在几千万冤魂中，有一部分是被基层干部被活活打死或逼死的。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
蔚屏在1960年
10月15日《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中提供了这样的数字：仅光山和潢川两个县被打致死
就有2104
人，被打致残的仅潢川一县就有254人。其中被打死或致残的不只是农民，也有不听话
的基层干部。
在农村，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干部专政，谁的官大，谁就可以对他所管辖的臣民
和下级任意欺
凌。
在公社化、反「瞒产私分」、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有抵触情绪的农民，因饥饿偷吃了
集体青苗的农
民，在水利工地上因饥饿干活不力的农民，都可能遭到残酷的处罚。处罚农民的刑罚有
几十种：吊
打、罚跪、游街、扣饭、冷冻、晒太阳、割耳朵、「炒豆子」等。惨不忍睹。信阳地区
罗山县彭新公
社有17名预备党员，在「反瞒产」中打了人的16人，都「光荣地」转为正式党员，只剩
一个不得转
正，因为他没打人。在这本书各章节中，记录了大量打人致死的惨案。需要指出的是，
这些惨案是
1961年整风整社中揭露出来的，多发生在「三类队」（即落后队），不是每一个生产队
都发生这样惨
烈的事情。不过，根据毛泽东的说法，「三类队」也占生产队总数的三分之一，在三分
之一的生产队
里发生这样的惨案，也是相当普遍的。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中共各级地方政府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在农村以开展「两条道路斗争」的方式大搞「反
瞒产私分」运
动，用政治压力、精神折磨和残酷的暴力，搜刮农民仅余的口粮和种籽，农民稍有不满
就要挨打，面
临种种刑罚，甚至被活活打死。
乔培华根据中共档案撰写的《信阳事件》调查报告，记录了数十宗光山县槐店公社大树
大队发生的血
淋淋事例，信手拈来几例：
1959年10月15日，熊湾小队张芝荣交不出粮食，被綑绑后用劈柴、木棒毒打后死亡，大
队干部还用
火钳在死者的肛门里捅进大米、黄豆，一边捅一边骂：「要叫你身上长出粮食来！」张
被打死后，留
下8岁、10岁两个小孩先后饿死；
1959年10月15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小家及儿子陈贵厚因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梁
上毒打，后
又扔到门外用冷水冻，陈家父子7天内先后死亡，家里留下的两个小孩也活活饿死；
1959年11月8日，熊湾小队社员徐传正被诬陷「有种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残酷
毒打，6天后
死亡。徐一家6口随后全部饿死；
1959年11月8日，晏湾小队社员锺行简因被认为「违抗领导」，被干部用斧头砍死；
1959年11月13日，熊湾小队队长冯首祥因没有向来这里的大队干部让饭，被看成瞧不起
大队干部，
就被吊在大队食堂房梁上毒打，并将其耳朵撕掉，6天后死亡；
1959年12月9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富厚因无粮可交，被绳子穿耳，并綑绑吊在梁上用扁
担打、冷水
淋，当场死亡。为防止其子陈文胜（17岁）声张，诬陷他宰杀耕牛，綑绑起来毒打致死
……
光山县县委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打死4
人。该公社一
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93%。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立在1960年11月28日
向吴芝圃的
报告中，提供了更重要的情况，摘抄如下：
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1959年秋灾，全社平均亩产172斤，总产1191万斤，公社党委报亩
产626斤，总
产4610万斤，县里分配征购任务是1200万斤，超过了全公社的实际总产量。为了完成征
购任务，他
们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大搞反瞒产，把群众仅有的一点口粮搜刮一空。食堂普遍停伙，
死人现象相继
发生。刘文彩和公社党委把食堂停伙死人归于富裕中农进攻、阶级敌人破坏，归结为两
条路线的斗争
在粮食问题上的表现。反瞒产斗争持续8个月之久，60、70天内粒米全无，造成人口大
量死亡。
被打的有3528人，当场打死群众558人，打后致死的636人，致残的141人，迫死14人，
打跑43人。
除了毒打、脚踼、冻、饿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
针刷牙、点天
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原公社党委书记江某等指使炊事员把13个到公社要饭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冻饿而
死。
广大群众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骨肉不得相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遗弃
子女，抛尸路
旁。全公社有381人因饥饿难忍破坏尸体134具（作者注：这里说的「破坏尸体」就是从
尸体上割肉
回家吃）。……
在正常情况下，如果遇到饥荒，或者得到外界的救助，或者外出逃荒。但是，在当时的
制度下，农民
没有求助和外出逃荒的权利。各级政府千方百计地对外封锁饥饿的消息。公安局控制了
所有的邮局，
向外面发出的信件一律扣留。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1万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为
了不让外出逃
荒的饥民走漏消息，在村口封锁，不准外逃。对已经外逃的饥民则以「盲流」的罪名游
街、拷打或其
它惩罚。
根据毛泽东的喜好和宣导大办公共食堂，是造成农民饿饭和死亡的重大原因。此书作者
根据资料分析
认为，如果没有公共食堂，饿死的人数可能减少三分之一，在有些地方可能减少一半。
大办公共食堂
的过程，就是前两个月吃饭不要钱，大吃大喝，然后闹饥荒的过程，就是强迫农民入伙
，统一用粮，
没收锅碗瓢盆，谁家冒炊烟抓谁，使农民家徒四壁、一无所有。
公共食堂的最大危害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肚皮」，干部掌握了让
谁吃饭和不让
谁吃饭的权力，同时得到多吃多占，搞特殊化的基地。
政府和干部滥用权力使饿得快死的农民雪上加霜，他们派民兵围、追、堵、截，设卡抓
捕，不让农民
逃荒，断了饥民的最后一条求生之路。
中共领导面对自己一手制造的大惨剧，编造出大饥荒是出于「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
修正主义逼
债」的谎言，把罪责推给老天爷和苏联，长期以来，「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
成了中国人回
顾大饥荒年代的口头禅。《墓碑》对此作了详细的考证和有力的批驳。
杨继绳引证权威的气象资料和权威的气象学家的观点，说明1959至1961年是正常年景。
中国地域辽
阔，每年发生天灾在所难免，但这3年的自然灾害并不比其它年分严重。
他进一步指出，历史资料表明，粮食产量和天灾之间并不存在正比相关关系，在大饥荒
期间，中国政
府以巨额资金和物资援助一些国家，其中许多国家的生活水平大大高于中国。在农民大
量饿死的同
时，大量粮食被用于出口，1959年与1957年相比粮食减产，但出口量增加一倍以上，创
造粮食出口
历史最高纪录，这个数量够2450万人吃一年。
1960年，在大批农民饿死之际，当局不仅没有考虑开仓放粮，反而刻意继续增加国家粮
食库存，这一
年饿死人最多，而国家尚有几百亿斤粮食库存。
当毛泽东得知信阳发生饿死人的严重事件时，他说事件的性质是阶级敌人窜夺了领导权
，是反革命复
辟，对劳动人民实行疯狂的阶级报复，解决办法是实行民主革命补课，这导致对基层干
部大规模的斗
争、撤职、逮捕。
有人曾辩解说，毛泽东在3年困难时期也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不吃肉。此书引证官方
出版物说明，毛
的一份西餐菜谱记载了各式风味的鱼虾共有17种。另一位知情人说，医生监于猪肉胆固
醇高，建议毛
不吃猪肉改吃牛羊肉。在此期间，各地为毛和一些政治局常委修建的别墅、宾馆豪华程
度超过国宾
馆。
十分人祸无关天灾
前全国人大代表香港代表团团长吴康民高度评价杨继绳及《墓碑》。说他是一位治学严
肃、搜集资料
丰富，而又思想开放、大胆敢言的作家；《墓碑》是继杨继绳此前出版的《中国改革年
代的政治斗
争》（内容涉及访问赵紫阳的敏感题材）、《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著作后，「对中
国现代政治史
的一大贡献」。
吴康民指出，杨继绳的「墓碑」，触及大规模的「人祸」，揭露了极大的「黑暗面」，
书中强调四
点，一、中国大饥荒的真相长期不为人知，大多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搪塞民众，其实完
全是十分人
祸，没有天灾。
二、一般人们知道河南省当年饿死了300万，却不知道中国死人最多的省分是「天府之
国」四川，保
守估计为1000万人。原因是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跟毛最紧，四川揭盖子最晚。大饥荒与
反右打压敢言
者有直接因果关系，大饥荒是文革的重要起因。
三、人吃人不是特别的例子，而是普遍存在，有明确纪录的已达3000多例，其中纪录有
一次政府把吃
人者与煮熟的人肉拿到会场批斗，结果群众饥饿难忍，一人说：「我也尝尝！」众人蜂
拥齐上，批斗
大会变成抢人肉、吃人肉大会。
四、中国大饥荒的影响超过文革，其死亡人数相当于全世界二次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当然也远远超
过8年抗战中国死亡人数，大饥荒死亡数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了450颗广岛原子弹。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美国哈佛大学博士丁学良称此书为「你不能不看的墓碑」
、「一本值得
尊敬的书」。他说：「我从来没有写过任何书评，因为没有时间。可今天，在回顾中国
改革发起30年
的时候，我却要破例写一次，因为《墓碑》太有价值、太有意义了…。」
丁学良指出，此书在香港一上市，西方的好几家大报刊即用严肃书评予以反应，对它评
价极高。他也
认为这是他20年来所读到的研究「大跃进」著述「最全面、最实证、有最多第一手资料
和最多细节的
一部杰作」。尽管他一直关注这方面的资料，但这部书「依然让我吃惊─有些细节我都
看不下去，时常
要放下来，喘一口气，因为里面的内容太沉重了」。
杨继绳表示，这本书题材沉重，估计出版后会让他面对更大的政治压力和风险，但是追
寻真相的使
命、反省历史的责任，让他「必须给自己一个交代」，也为父辈和那个时代立起一座文
字的、也是更
永久的墓碑。
「我坚信，在中国，总有一天极权制度会被民主制度取代。这不是很遥远的事情。……
在极权制度彻底
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
国度，曾经有
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
『天堂之
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