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以风骚惊天下，就以淫荡动世人# Joke - 肚皮舞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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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
有感于给师兄发简历， 连个信都不回
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随着华尔街电脑、衍生证券化，使大批“物美价廉”的中国留学
生，进入了原先由白人独领风骚的世界----华尔街，从事电脑软件和衍生证券的模型研
发，当年的纽约时报上还曾大幅报道过。渐渐地，擅长电脑、数学的印度人和以俄国人
为主的前苏联人也随后跟进。没几年，中国、印度和前苏联人，在华尔街形成了三大群
体，占华尔街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但有所不同的是，印度人和前苏联人擅长团体作
战，而中国人则倾向于单打独斗。
近两、三年，华尔街可谓血雨腥风，哀鸿遍野。几乎每家银行都成了“总裁”----总在
裁员。我直接、间接的朋友中，大约有三十来人丢了工作。这要放在过去，找一份新工
作只需两、三个月，薪水往往还朝上涨。如今裁员滚滚，招人的公司却寥寥无几，僧多
粥少，找一份华尔街的工作简直难如登天。迄今为止，那三十来人中，只有七、八位朋
友有幸又谋到了新的职位，但薪水大幅缩水；另有五位朋友在其他城市找到了工作，搬
离了纽约；还有几个加拿大籍朋友回到了多伦多，还有几个海归(专题)中国；几位年纪
大的索性退休，剩下的几位依然在苦苦地找寻着。
前几天，其中一位朋友给我来电话，谈起找工作的近况。他绝望地说，每一次面谈第一
轮感觉都不错，但第二轮面谈总被刷下来，究其缘由，竟然是因为自己不是印度人，也
不是前苏联人！
他一说我立刻明白。华尔街第一轮面谈，通常都是人事部门或未来的顶头上司先约见，
这些行政主管或者项目经理大部分是白人，只看应聘者是否符合要求、是否顺眼。而第
二轮面谈，就轮到技术主管、或者部门的技术骨干来考问了。中国人去应聘，白人这一
关轻轻松松就过了，但第二轮如果是印度人或者前苏联人，他们便会“朝死里整”，届
时向经理说声这个人不合适，中国人便自然出局。有一个华尔街软件公司更为离谱，我
朋友去第二次面谈时，见到一个俄国人、一个乌克兰人，他们直截了当对他说，你不会
俄语吧。我们这儿的软件是用俄语写的，你看不懂的。
其他朋友也都碰到类似情况。
印度人不甘心只做普通技术或业务员工，他们的眼睛还会紧紧地盯住管理阶层。在华尔
街，一旦一个印度技术业务高手进入一个部门，就再招聘两、三个助手，也是印度人；
新手一两年后出头，然后再带新人。于是，他们就像搭人梯那样，渐渐地向上升，到后
来，最早进去的那位当上部门经理、甚至更高位置，便掌握了整个部门的用人权。再过
不了多久，他的下级中印度人越来越多，并逐渐把其他族裔的员工排挤出这个行业。所
以我们中国人去找工作去面谈时，只要见到印度人心里就会嘀咕：“肯定没机会了，印
度人不往死里'整'你是绝不会罢手的。”因为，他们一定要留住这个位置来安顿自己的
同胞。
现在，华尔街的每个房间里几乎都看得见印度人，有的公司食堂里居然开始提供印度餐
。难怪街上流传这样一种说法，上半句是：“一个印度人做了头儿，第二年他手下全是
印度人。”而下半句呢，和我们中国人有关，卖个关子，且听下回分解。
上文提到华尔街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其下半句和我们中国人有关：“一个中国人当了头
儿，第二年他周围就剩他自己了。”这话虽然不动听，却一点儿都不夸张，讲一个我自
己的跳槽找工故事吧。
多年前，花旗的投行所罗门美邦（Salomon Smith Barney）招人，那时花旗如日中天，
我觉得机会非常不错，立刻申请，不久就得到了面谈的机会。安排我前去面谈的猎头名
叫韩伍，电话里我们只简单的谈了几分钟。猎头们一天起码拨打百八十个电话，又要写
电邮安排双方见面的时间、地点、人名，忙得恨不得连脚都伸上来帮忙。那晚我已经上
床了，韩伍来电话，语气语调极为亲近，他说一看我履历上的名字便知我是中国人，并
告知他是越南人，绘声绘色地向我详细介绍道：“我的头儿一看你的履历，就觉得你是
非常有希望的候选人。你以前的经验符合他们的标准。而且你要去的那个组，头儿也是
中国人，苏博士，技术水平相当高，去年升上去的。你们背景相似，都是从中国来的…
…”
那天，我怀着与韩伍相同的愿望去了花旗，第一轮面谈采用“Panel Interview”的形
式，也就是和几个人同时面谈，共三个组员，一个老美，一个印度人，还有一个中国人
山姆。由于有一个老美在场，那个印度人比较“客气”，这一轮谈下来双方感觉都挺好
，韩伍兴致更高了，立刻又安排了第二次面谈，见组长，也就是那位苏博士。去见苏博
士的前一晚，韩伍又在我临睡前来电话，我好奇地问他是不是还在公司忙，他回答是，
不忙不行啊。我们“同病相怜”互相安慰地聊了半小时，他说：“听苏博士讲，别的猎
头给他送去一个老美，我们觉得你的希望还是最大，你的实力强过那个老美。”我自己
也信心满满，花旗那个位置的业务领域是我熟悉的，而使用的技术更是我的强项。
第二次去花旗早到十五分钟，我在会客室坐等得不耐烦，伸出头去四下张望，见到了前
一次那个叫山姆的组员，他正巧来到门口冲咖啡。看到熟悉的面孔又是同根同种，我自
然地流露出一副热乎劲儿，刚跨出一步想同他套近乎．奇怪，没想到他看到我跟见了鬼
似的，立刻慌里慌张地躲开了，简直莫名其妙！不过，那位苏博士组长倒还好，他浑身
散发著书生气，跟我想像的差不多，我们谈得不错。
那晚我等着韩伍的电话，我估计他会安排第三次面谈，去见花旗的部门经理，可电话没
有如期而至。第二天中午我正吃着午餐，听到电话铃声，我将一口还来不及下咽的饭吐
在盘子里，急忙去接听，是韩伍！他开口便质问道：“我真搞不懂你们中国人，太奇怪
了。明明你最适合那个位置，苏博士却说你不合适，我逼问了他半天，他说顾忌到如果
手下再聘用一位中国人，有抱团儿的嫌疑。我的头儿听了之后气坏了，这算什么理由？
好端端的一单生意弄丢了。”
我很失望，更无力回答他的问题。抱团儿工作是件好事，中国人为什么要自我心虚？我
们中国人如果在外面都不帮自己人，特别在当下艰难时刻不“抱团儿取暖”，那指望谁
来帮你呢？
这次华尔街的大裁员，更使得中国人大量流失，那电脑软件系统和衍生证券模型原先的
三分天下，不久就将成为印度人和俄国人的地盘。
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随着华尔街电脑、衍生证券化，使大批“物美价廉”的中国留学
生，进入了原先由白人独领风骚的世界----华尔街，从事电脑软件和衍生证券的模型研
发，当年的纽约时报上还曾大幅报道过。渐渐地，擅长电脑、数学的印度人和以俄国人
为主的前苏联人也随后跟进。没几年，中国、印度和前苏联人，在华尔街形成了三大群
体，占华尔街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但有所不同的是，印度人和前苏联人擅长团体作
战，而中国人则倾向于单打独斗。
近两、三年，华尔街可谓血雨腥风，哀鸿遍野。几乎每家银行都成了“总裁”----总在
裁员。我直接、间接的朋友中，大约有三十来人丢了工作。这要放在过去，找一份新工
作只需两、三个月，薪水往往还朝上涨。如今裁员滚滚，招人的公司却寥寥无几，僧多
粥少，找一份华尔街的工作简直难如登天。迄今为止，那三十来人中，只有七、八位朋
友有幸又谋到了新的职位，但薪水大幅缩水；另有五位朋友在其他城市找到了工作，搬
离了纽约；还有几个加拿大籍朋友回到了多伦多，还有几个海归(专题)中国；几位年纪
大的索性退休，剩下的几位依然在苦苦地找寻着。
前几天，其中一位朋友给我来电话，谈起找工作的近况。他绝望地说，每一次面谈第一
轮感觉都不错，但第二轮面谈总被刷下来，究其缘由，竟然是因为自己不是印度人，也
不是前苏联人！
他一说我立刻明白。华尔街第一轮面谈，通常都是人事部门或未来的顶头上司先约见，
这些行政主管或者项目经理大部分是白人，只看应聘者是否符合要求、是否顺眼。而第
二轮面谈，就轮到技术主管、或者部门的技术骨干来考问了。中国人去应聘，白人这一
关轻轻松松就过了，但第二轮如果是印度人或者前苏联人，他们便会“朝死里整”，届
时向经理说声这个人不合适，中国人便自然出局。有一个华尔街软件公司更为离谱，我
朋友去第二次面谈时，见到一个俄国人、一个乌克兰人，他们直截了当对他说，你不会
俄语吧。我们这儿的软件是用俄语写的，你看不懂的。
其他朋友也都碰到类似情况。
印度人不甘心只做普通技术或业务员工，他们的眼睛还会紧紧地盯住管理阶层。在华尔
街，一旦一个印度技术业务高手进入一个部门，就再招聘两、三个助手，也是印度人；
新手一两年后出头，然后再带新人。于是，他们就像搭人梯那样，渐渐地向上升，到后
来，最早进去的那位当上部门经理、甚至更高位置，便掌握了整个部门的用人权。再过
不了多久，他的下级中印度人越来越多，并逐渐把其他族裔的员工排挤出这个行业。所
以我们中国人去找工作去面谈时，只要见到印度人心里就会嘀咕：“肯定没机会了，印
度人不往死里'整'你是绝不会罢手的。”因为，他们一定要留住这个位置来安顿自己的
同胞。
现在，华尔街的每个房间里几乎都看得见印度人，有的公司食堂里居然开始提供印度餐
。难怪街上流传这样一种说法，上半句是：“一个印度人做了头儿，第二年他手下全是
印度人。”而下半句呢，和我们中国人有关，卖个关子，且听下回分解。
上文提到华尔街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其下半句和我们中国人有关：“一个中国人当了头
儿，第二年他周围就剩他自己了。”这话虽然不动听，却一点儿都不夸张，讲一个我自
己的跳槽找工故事吧。
多年前，花旗的投行所罗门美邦（Salomon Smith Barney）招人，那时花旗如日中天，
我觉得机会非常不错，立刻申请，不久就得到了面谈的机会。安排我前去面谈的猎头名
叫韩伍，电话里我们只简单的谈了几分钟。猎头们一天起码拨打百八十个电话，又要写
电邮安排双方见面的时间、地点、人名，忙得恨不得连脚都伸上来帮忙。那晚我已经上
床了，韩伍来电话，语气语调极为亲近，他说一看我履历上的名字便知我是中国人，并
告知他是越南人，绘声绘色地向我详细介绍道：“我的头儿一看你的履历，就觉得你是
非常有希望的候选人。你以前的经验符合他们的标准。而且你要去的那个组，头儿也是
中国人，苏博士，技术水平相当高，去年升上去的。你们背景相似，都是从中国来的…
…”
那天，我怀着与韩伍相同的愿望去了花旗，第一轮面谈采用“Panel Interview”的形
式，也就是和几个人同时面谈，共三个组员，一个老美，一个印度人，还有一个中国人
山姆。由于有一个老美在场，那个印度人比较“客气”，这一轮谈下来双方感觉都挺好
，韩伍兴致更高了，立刻又安排了第二次面谈，见组长，也就是那位苏博士。去见苏博
士的前一晚，韩伍又在我临睡前来电话，我好奇地问他是不是还在公司忙，他回答是，
不忙不行啊。我们“同病相怜”互相安慰地聊了半小时，他说：“听苏博士讲，别的猎
头给他送去一个老美，我们觉得你的希望还是最大，你的实力强过那个老美。”我自己
也信心满满，花旗那个位置的业务领域是我熟悉的，而使用的技术更是我的强项。
第二次去花旗早到十五分钟，我在会客室坐等得不耐烦，伸出头去四下张望，见到了前
一次那个叫山姆的组员，他正巧来到门口冲咖啡。看到熟悉的面孔又是同根同种，我自
然地流露出一副热乎劲儿，刚跨出一步想同他套近乎．奇怪，没想到他看到我跟见了鬼
似的，立刻慌里慌张地躲开了，简直莫名其妙！不过，那位苏博士组长倒还好，他浑身
散发著书生气，跟我想像的差不多，我们谈得不错。
那晚我等着韩伍的电话，我估计他会安排第三次面谈，去见花旗的部门经理，可电话没
有如期而至。第二天中午我正吃着午餐，听到电话铃声，我将一口还来不及下咽的饭吐
在盘子里，急忙去接听，是韩伍！他开口便质问道：“我真搞不懂你们中国人，太奇怪
了。明明你最适合那个位置，苏博士却说你不合适，我逼问了他半天，他说顾忌到如果
手下再聘用一位中国人，有抱团儿的嫌疑。我的头儿听了之后气坏了，这算什么理由？
好端端的一单生意弄丢了。”
我很失望，更无力回答他的问题。抱团儿工作是件好事，中国人为什么要自我心虚？我
们中国人如果在外面都不帮自己人，特别在当下艰难时刻不“抱团儿取暖”，那指望谁
来帮你呢？
这次华尔街的大裁员，更使得中国人大量流失，那电脑软件系统和衍生证券模型原先的
三分天下，不久就将成为印度人和俄国人的地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