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趣谈(zz)# LeisureTime - 读书听歌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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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趣谈
选自《读者》2013第二期
作者:裴毅然
中国方言可谓世界一绝。全国书同文，然各地语不同音。
戊戌时期，光绪召见梁启超，梁启超的粤方言将“考”说成“好”，把“高”说成
“苟”，光绪听不明白，彼此不能达意。据说光绪原本准备重用这位25岁维新新锐，擢
为侍从之臣，然因难懂广东方言，仅赏六品顶戴，叫他去办大学堂译书局，也算“专业
对口”“才尽其用”。1949年后，一次政协会上，竺可桢先生发言因绍兴口音浓重，大
家听不懂，只好请人翻译。竺先生慨曰：“我说英语能够走遍世界，我说中国话却走不
出家乡！”1937年9月，斯诺夫人从延安去黄陵，中央保卫局给她派的“特务员”乃是
来自江西的老红军，一口难懂赣语，“h”念成“f”，软音读作硬音，陕西农民听不懂
他连珠炮似的南方话，反而得由外国女士来当翻译，真不知谁为中国人。20世纪20年代
，南方学生上北京读书，兜转沙滩附近租房。房东为求保险，一般只愿租给带家眷者，
三两句话谈妥价钱，会加问一句：“您有家眷吗？”南方人以为问的是“家具”，答曰
：“家具不是你们提供吗？”房东大怒，还有可能动武，已经谈好的租约就这么稀里糊
涂崩了，南方租客还不知道毛病出在何处，不明白对方怎么突然翻脸。
沈从文长期居京，然乡音难改，湘西味儿特重。“文革”结束后，沈从文赴美讲学
，其连襟、汉学家傅汉思教授当翻译，常有听不懂之处，只好按自己的理解“自行”转
译。沈从文另一连襟乃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周有光先生，一次他对小姨妹张兆和
说：“从文的话我有两成听不懂。”不料，与沈从文一起生活半个世纪的张兆和答道：
“我只有一成听不懂！”
20世纪20年代，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执教，学生听课并不踊跃，语言是一大障碍。
起初，选鲁迅课的学生相当多，旁听的也不少。可鲁迅满口绍兴普通话，粤籍生实在听
不懂，听众便渐渐稀下来。“原来挤得座无虚席的现象，也渐渐变成寥寥可数的冷落现
象了。”当时国语尚未普及，江浙川湘鄂粤各省教授各讲各的方言，很妨碍交流。上海
的暨南大学，“同学要跟教授说话，先以国语，国语不达意，则改用上海话，如上海话
又不适用，那么只好各说各的了。”好在学生适应能力强，无论教授讲什么方言，一个
月下来，大致都能听懂，只是最初的一个月，苦了学生要艰难“适应”。
20世纪初，中国驻纽约总领事离职回国，纽约市商会为他设宴饯行，汉学家夏德教
授做翻译。夏德先生身为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亦不便推辞。然而当这位总领事起身
致辞，夏德教授大为恐慌，因为总领事说的是福州话，他一句都听不懂。夏德教授又不
能向商会方面解释中国方言太多，他一句也听不懂，于是装出洗耳恭听的样子，默不作
声，大记笔记。当领事说完，夏德教授起立用英语译曰：我这次离纽返国，心里充满一
喜一悲的矛盾。喜的是即将重返祖国，能见久违亲人；悲的是与纽约诸新交旧识从此握
别……如此这般，情文并茂。当他“译”完，全场热情洋溢，掌声如雷。胡适在美国留
学期间，夏德教授将这事讲给他听，胡适绝倒，直至晚年记忆仍新。唐德刚先生认为这
一类的笑话太多，中西方都有，好事者如收集之，可编出一部真实的《笑林广记》，也
是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趣事，甚值一做。
当然，方言的麻烦还不仅仅在于不便交流有碍沟通，更多的时候还是一张“地域身
份证”。一个外乡人，一张口便暴露了身份，遭受当地人的欺负便是常事。这不，本人
乃杭州人，在杭州“打的”、购物、问路，绝不说普通话，更不敢说上海话。到了上海
则尽量说沪话（只敢仿说最有把握的几句），过了长江便操普通话，为的就是怕被当成
“外地人”。说起来，本人很怕去川鄂湘粤，因为不会说这些地方的方言，生怕被“杀
猪”。20世纪70年代，本人上山下乡于遥远的东北大兴安岭，在深山密林寒风呼啸的筑
路队帐篷里，上海知青时不时掼过来一句“阿拉大上海，侬伲小杭州”，噎得我们杭州
知青上不来气。不过，语言问题确实连着经济实力。工业革命后，英国的炮舰厉害，英
语便随着英国的炮舰“走向世界”。
方言也有相当的好处，有时甚至救命。粤人龚楚参加南昌起义，南下潮汕途中，于
江西瑞金附近的周家排被国民党军抓获。此时，双方主力已经接战，鏖战正酣，国军营
长下令将抓获的3个敌俘“拖到后面通通枪毙”。龚楚此时，不自觉地感叹道：“唉！
想唔到我呢条命今日死乡呢处！”这些话是用粤语讲的。那营长一听，忙叫道：“把那
个高佬拖回来！”原来营长也是广东人。接下来，国军营长与龚楚用家乡话一番对答，
居然认了老乡，先松绑，再给3块银洋，要他随副官伙夫先行后撤。
西安事变后，潼关至西安不通客车，东北军、西北军与中央军处于敌对状态。王炳
南的德籍妻子王安娜博士，虽然长着张洋脸，却操一口陕西话，提一只睡着新生婴儿的
篮子，对潼关车站的司机与军警说，丈夫生病，亟须她回去，居然得到额外放行，只是
警告她要当心前面的东北军。一口陕语，居然可过封锁线。
改革开放以后，粤省得地理之便、占先行之利，“想发财，上广东”，一时了得。
于是，那十来年粤语很吃香。“洒洒水啦”“毛毛雨啦”“炖母鸡啦”（对不起），到
处可闻。火车上、机场里，广东人的声音特响，自我感觉也特好。近日得知，粤语当时
还存“夺嫡”之心哩！粤港民间长期流传着一种说法：民国初年审定“国音”，粤音仅
以一票之差落败于京音。这一本无依据的传言居然还“闯”进学术圈，得到某些港籍语
言学者的附和。从社会学角度，这种“一票之差的惋惜”当然隐含了方言优越感。二战
后，香港因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从一中等口岸迅速跃升为特等口岸，超过了原来远为
发达的上海。经济的优越感带动了方言的优越感。虽说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社会心理，
但终究不讨非粤人士喜欢。
形形色色的方言，惹生出形形色色的故事。各地的方言土语，有时好笑，有时增趣
，有时则会让你遇到想象不到的尴尬，有时则能排忧解难、逢凶化吉。当然，入乡随俗
，无论跑到何方圣土，最好学上一两句当地代表性方言，以备不时之需。
选自《读者》2013第二期
作者:裴毅然
中国方言可谓世界一绝。全国书同文，然各地语不同音。
戊戌时期，光绪召见梁启超，梁启超的粤方言将“考”说成“好”，把“高”说成
“苟”，光绪听不明白，彼此不能达意。据说光绪原本准备重用这位25岁维新新锐，擢
为侍从之臣，然因难懂广东方言，仅赏六品顶戴，叫他去办大学堂译书局，也算“专业
对口”“才尽其用”。1949年后，一次政协会上，竺可桢先生发言因绍兴口音浓重，大
家听不懂，只好请人翻译。竺先生慨曰：“我说英语能够走遍世界，我说中国话却走不
出家乡！”1937年9月，斯诺夫人从延安去黄陵，中央保卫局给她派的“特务员”乃是
来自江西的老红军，一口难懂赣语，“h”念成“f”，软音读作硬音，陕西农民听不懂
他连珠炮似的南方话，反而得由外国女士来当翻译，真不知谁为中国人。20世纪20年代
，南方学生上北京读书，兜转沙滩附近租房。房东为求保险，一般只愿租给带家眷者，
三两句话谈妥价钱，会加问一句：“您有家眷吗？”南方人以为问的是“家具”，答曰
：“家具不是你们提供吗？”房东大怒，还有可能动武，已经谈好的租约就这么稀里糊
涂崩了，南方租客还不知道毛病出在何处，不明白对方怎么突然翻脸。
沈从文长期居京，然乡音难改，湘西味儿特重。“文革”结束后，沈从文赴美讲学
，其连襟、汉学家傅汉思教授当翻译，常有听不懂之处，只好按自己的理解“自行”转
译。沈从文另一连襟乃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周有光先生，一次他对小姨妹张兆和
说：“从文的话我有两成听不懂。”不料，与沈从文一起生活半个世纪的张兆和答道：
“我只有一成听不懂！”
20世纪20年代，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执教，学生听课并不踊跃，语言是一大障碍。
起初，选鲁迅课的学生相当多，旁听的也不少。可鲁迅满口绍兴普通话，粤籍生实在听
不懂，听众便渐渐稀下来。“原来挤得座无虚席的现象，也渐渐变成寥寥可数的冷落现
象了。”当时国语尚未普及，江浙川湘鄂粤各省教授各讲各的方言，很妨碍交流。上海
的暨南大学，“同学要跟教授说话，先以国语，国语不达意，则改用上海话，如上海话
又不适用，那么只好各说各的了。”好在学生适应能力强，无论教授讲什么方言，一个
月下来，大致都能听懂，只是最初的一个月，苦了学生要艰难“适应”。
20世纪初，中国驻纽约总领事离职回国，纽约市商会为他设宴饯行，汉学家夏德教
授做翻译。夏德先生身为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亦不便推辞。然而当这位总领事起身
致辞，夏德教授大为恐慌，因为总领事说的是福州话，他一句都听不懂。夏德教授又不
能向商会方面解释中国方言太多，他一句也听不懂，于是装出洗耳恭听的样子，默不作
声，大记笔记。当领事说完，夏德教授起立用英语译曰：我这次离纽返国，心里充满一
喜一悲的矛盾。喜的是即将重返祖国，能见久违亲人；悲的是与纽约诸新交旧识从此握
别……如此这般，情文并茂。当他“译”完，全场热情洋溢，掌声如雷。胡适在美国留
学期间，夏德教授将这事讲给他听，胡适绝倒，直至晚年记忆仍新。唐德刚先生认为这
一类的笑话太多，中西方都有，好事者如收集之，可编出一部真实的《笑林广记》，也
是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趣事，甚值一做。
当然，方言的麻烦还不仅仅在于不便交流有碍沟通，更多的时候还是一张“地域身
份证”。一个外乡人，一张口便暴露了身份，遭受当地人的欺负便是常事。这不，本人
乃杭州人，在杭州“打的”、购物、问路，绝不说普通话，更不敢说上海话。到了上海
则尽量说沪话（只敢仿说最有把握的几句），过了长江便操普通话，为的就是怕被当成
“外地人”。说起来，本人很怕去川鄂湘粤，因为不会说这些地方的方言，生怕被“杀
猪”。20世纪70年代，本人上山下乡于遥远的东北大兴安岭，在深山密林寒风呼啸的筑
路队帐篷里，上海知青时不时掼过来一句“阿拉大上海，侬伲小杭州”，噎得我们杭州
知青上不来气。不过，语言问题确实连着经济实力。工业革命后，英国的炮舰厉害，英
语便随着英国的炮舰“走向世界”。
方言也有相当的好处，有时甚至救命。粤人龚楚参加南昌起义，南下潮汕途中，于
江西瑞金附近的周家排被国民党军抓获。此时，双方主力已经接战，鏖战正酣，国军营
长下令将抓获的3个敌俘“拖到后面通通枪毙”。龚楚此时，不自觉地感叹道：“唉！
想唔到我呢条命今日死乡呢处！”这些话是用粤语讲的。那营长一听，忙叫道：“把那
个高佬拖回来！”原来营长也是广东人。接下来，国军营长与龚楚用家乡话一番对答，
居然认了老乡，先松绑，再给3块银洋，要他随副官伙夫先行后撤。
西安事变后，潼关至西安不通客车，东北军、西北军与中央军处于敌对状态。王炳
南的德籍妻子王安娜博士，虽然长着张洋脸，却操一口陕西话，提一只睡着新生婴儿的
篮子，对潼关车站的司机与军警说，丈夫生病，亟须她回去，居然得到额外放行，只是
警告她要当心前面的东北军。一口陕语，居然可过封锁线。
改革开放以后，粤省得地理之便、占先行之利，“想发财，上广东”，一时了得。
于是，那十来年粤语很吃香。“洒洒水啦”“毛毛雨啦”“炖母鸡啦”（对不起），到
处可闻。火车上、机场里，广东人的声音特响，自我感觉也特好。近日得知，粤语当时
还存“夺嫡”之心哩！粤港民间长期流传着一种说法：民国初年审定“国音”，粤音仅
以一票之差落败于京音。这一本无依据的传言居然还“闯”进学术圈，得到某些港籍语
言学者的附和。从社会学角度，这种“一票之差的惋惜”当然隐含了方言优越感。二战
后，香港因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从一中等口岸迅速跃升为特等口岸，超过了原来远为
发达的上海。经济的优越感带动了方言的优越感。虽说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社会心理，
但终究不讨非粤人士喜欢。
形形色色的方言，惹生出形形色色的故事。各地的方言土语，有时好笑，有时增趣
，有时则会让你遇到想象不到的尴尬，有时则能排忧解难、逢凶化吉。当然，入乡随俗
，无论跑到何方圣土，最好学上一两句当地代表性方言，以备不时之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