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华大汉学史# LeisureTime - 读书听歌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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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
前几日去西雅图玩,顺便逛了下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简称华大)
。早就知道萧公权,魏特夫等人曾在此执教,便特意拜访了下中国学系,现在是归在
Jackso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下面.进去后误打误撞进了Prof. Donald
Hellmann的办公室,跟Prof. Hellmann聊了一会儿,了解了很多早期华大汉学发展的
过程,在这里便把它梳理一下。以下论述大多建立在与Hellmann的谈话基础上,所以如
有偏颇与失当之处,赖他不赖我;)
二战时期,美国专门收集战争信息并进行对敌宣传的机构是OWI(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该机构下东亚方面最重要的两个人便是George Taylor(泰勒)和John
Fairbank(费正清).虽然在行政关系上,费正清是要向泰勒汇报,但泰勒主管日本方
面研究,费主管中国方面的信息收集,二人其实地位相差不多。泰勒任期内最知名的成
就便是在他的授令下,Ruth Benedict写就了《菊与刀》一书。而费正清的贡献,可以
参阅他那本回忆录。
二战之后,泰勒和费正清也都回到了学术界,而恰是这两个人打造了当时美国两个最优
秀的汉学机构:哈佛的东亚研究中心和华大的FERI(Far Eastern and Russia
Institute)。福特基金会在50年代中期拨款给哈佛,费正清在那里开办了东亚研究中心
;泰勒在西雅图华大拉到了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赞助,创立了FERI。当时战
争刚刚结束,各国政局变动,很多华裔,德裔学者便只好避难他乡,却也为美国大学吸
纳人才创造了天赐良机,当时哈佛有杨联陞,洪业等人,在华大这边,George Taylor
招揽了萧公权(K.C. Hsiao),李方桂,魏特夫(Wittfogel),卫德明(Hellmut Wilhem
),施友忠等教授。
萧公权先生年轻时在Cornell留学,是第一个在美国拿到政治学博士的中国人,据说他
当时在Cornell的博士论文刚出版就已被牛津剑桥等学校用作教材。49年后,萧先生辗
转到了华大并长居下来,当然也做了不少很好的研究。看问学谏往录,萧先生自述是在
华大认识了康有为的外孙,得到了很多康家的私藏史料,对康有为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并写成了“Modern China and a New World: Kang Youwei, Reformer and Utopian,
1858–1927 ”。萧的后代David Hsiao据说后来投身地产业,发家致富,前些年给华大
国际关系学院捐了一百万美元。估计以后讲席教授也得冠以萧公权的名号吧。萧先生个
子不高,但为人素有中国传统名士风范,与夫人时时以中式服装示人,且自己常写中国
古典诗词。其家中家教甚严,儿子儿媳虽是在美国长大,却也要每周向父母问安。
李方桂先生无须多做介绍,音韵学方面的大家。据说现在中国做音韵学的,都是言必称
赵先生,李先生。八卦一下,李先生的儿子Peter Li也是做文史研究,之前一直在
Rutgers U执教。
魏特夫早期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后来却积极反共,据说还向美国政府检举拉铁摩尔
(Owen Lattimore)与共党有染,人品可见一斑。魏特夫便是在华大执教期间写就了争
议颇多的《Oriental Despotism》(东方专制主义)一书。魏特夫第二任妻子Olga
Long也是一个汉学家。然后这让我想起来汉学界貌似不少学术伉俪,比如拉铁摩尔夫妇
,费正清和费蔚梅,芮沃寿和芮玛丽,史景迁和金安平...
卫德明德国人,童年时期在青岛生活,其父亲卫礼贤是非常出名的汉学家。卫礼贤翻译
的易经是被认为译得最好的一个版本。卫德明算是子承父业,于易经方面也颇有精研。
王汎森在一次演讲中说过“凡是一个学派最有活力、最具创造性时,一定是一群人不但
做着“白首太玄经”的工作,同时不拘形式地围绕着一两个中心人物自由地交流、对话
。”(见2008年12月3日《南方周末》)彼时华大汉学虽不一定形成学派,却也有着类
似的学术氛围。萧公权先生每两周在Thompson Hall 317教室举办China Seminar。每次
Seminar都会吸引系里中国研究或俄国研究的教授前来参加,气氛十分活跃。而萧先生
绝对是其中的“中心人物”,他说话声音不大,且言简意赅,别人可能需要用一本书才
能讲清楚的东西萧先生三两句话便讲清了。所以每次seminar必有萧先生做开场白,待
大家讨论差不多了也会把目光投向萧先生等他做最后总结。
大师云集,气氛活跃,华大在5 60年代绝对有着全美最好的汉学系(哈佛也不差,不过
他们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很多后来知名的学者也恰是在彼时求学于华大,如牟复礼(
Fritz Mote),康达维(David Knechtges,第一个翻译文选的人,前些日子不是中国媒
体热炒许渊冲拿翻译大奖那事嘛,其实康达维是跟他同时拿的奖),汪荣祖,涂经贻(现
Rutgers孔子学院院长)
华大有个现在看来不近人情的决定,教授到70岁必须退休,所以在60年代中后期,各明
星教授也陆续退休养老了。萧公权68年退休,上最后一节课时给同学们做了极富深情的
告别致辞“照十一世纪中国哲学家邵雍计算,世界上的事物,在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后,
一一完全重现重演。现在我与你们约定,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后,我们在这间屋子里会面
罢。”言毕,屋里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而这在师道尊严日衰,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60
年代不可不谓罕见。魏特夫第三任夫人是俄国人,他64年退休后便携夫人在纽约俄裔社
区居住。李方桂69年离开华大转至夏威夷大学任教,直至退休。
而此时哈佛却迎来了很多新鲜血液,傅高义60年代中后期到哈佛任教并拿到了tenure,
余英时,叶嘉莹皆是在66年来到哈佛重执教鞭。
60年代是美国最热闹的时代,也是华大汉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之后,华大便再难寻
找往日的辉煌.康达维留在华大教书,从事‘赋’和文选方面的研究,伊佩霞(
Patricia Ebrey)来到华大历史系做宋史研究(我上Ratemyprofessor.com看了下她的
评分,居然只有1.9分,这是我从上这个网站以来看到过的最低得分,看来是真不会教
书)。早期的FERI(远东与俄国研究所)也变身成了Jackso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现在的seminar也大都是偏向现代中国或中国与别国外交关系的研究,系里
的学生每周五在317教室开seminar的时候可能也不会知道50年前这里云集了多少位卓越
的学者吧。
。早就知道萧公权,魏特夫等人曾在此执教,便特意拜访了下中国学系,现在是归在
Jackso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下面.进去后误打误撞进了Prof. Donald
Hellmann的办公室,跟Prof. Hellmann聊了一会儿,了解了很多早期华大汉学发展的
过程,在这里便把它梳理一下。以下论述大多建立在与Hellmann的谈话基础上,所以如
有偏颇与失当之处,赖他不赖我;)
二战时期,美国专门收集战争信息并进行对敌宣传的机构是OWI(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该机构下东亚方面最重要的两个人便是George Taylor(泰勒)和John
Fairbank(费正清).虽然在行政关系上,费正清是要向泰勒汇报,但泰勒主管日本方
面研究,费主管中国方面的信息收集,二人其实地位相差不多。泰勒任期内最知名的成
就便是在他的授令下,Ruth Benedict写就了《菊与刀》一书。而费正清的贡献,可以
参阅他那本回忆录。
二战之后,泰勒和费正清也都回到了学术界,而恰是这两个人打造了当时美国两个最优
秀的汉学机构:哈佛的东亚研究中心和华大的FERI(Far Eastern and Russia
Institute)。福特基金会在50年代中期拨款给哈佛,费正清在那里开办了东亚研究中心
;泰勒在西雅图华大拉到了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赞助,创立了FERI。当时战
争刚刚结束,各国政局变动,很多华裔,德裔学者便只好避难他乡,却也为美国大学吸
纳人才创造了天赐良机,当时哈佛有杨联陞,洪业等人,在华大这边,George Taylor
招揽了萧公权(K.C. Hsiao),李方桂,魏特夫(Wittfogel),卫德明(Hellmut Wilhem
),施友忠等教授。
萧公权先生年轻时在Cornell留学,是第一个在美国拿到政治学博士的中国人,据说他
当时在Cornell的博士论文刚出版就已被牛津剑桥等学校用作教材。49年后,萧先生辗
转到了华大并长居下来,当然也做了不少很好的研究。看问学谏往录,萧先生自述是在
华大认识了康有为的外孙,得到了很多康家的私藏史料,对康有为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并写成了“Modern China and a New World: Kang Youwei, Reformer and Utopian,
1858–1927 ”。萧的后代David Hsiao据说后来投身地产业,发家致富,前些年给华大
国际关系学院捐了一百万美元。估计以后讲席教授也得冠以萧公权的名号吧。萧先生个
子不高,但为人素有中国传统名士风范,与夫人时时以中式服装示人,且自己常写中国
古典诗词。其家中家教甚严,儿子儿媳虽是在美国长大,却也要每周向父母问安。
李方桂先生无须多做介绍,音韵学方面的大家。据说现在中国做音韵学的,都是言必称
赵先生,李先生。八卦一下,李先生的儿子Peter Li也是做文史研究,之前一直在
Rutgers U执教。
魏特夫早期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后来却积极反共,据说还向美国政府检举拉铁摩尔
(Owen Lattimore)与共党有染,人品可见一斑。魏特夫便是在华大执教期间写就了争
议颇多的《Oriental Despotism》(东方专制主义)一书。魏特夫第二任妻子Olga
Long也是一个汉学家。然后这让我想起来汉学界貌似不少学术伉俪,比如拉铁摩尔夫妇
,费正清和费蔚梅,芮沃寿和芮玛丽,史景迁和金安平...
卫德明德国人,童年时期在青岛生活,其父亲卫礼贤是非常出名的汉学家。卫礼贤翻译
的易经是被认为译得最好的一个版本。卫德明算是子承父业,于易经方面也颇有精研。
王汎森在一次演讲中说过“凡是一个学派最有活力、最具创造性时,一定是一群人不但
做着“白首太玄经”的工作,同时不拘形式地围绕着一两个中心人物自由地交流、对话
。”(见2008年12月3日《南方周末》)彼时华大汉学虽不一定形成学派,却也有着类
似的学术氛围。萧公权先生每两周在Thompson Hall 317教室举办China Seminar。每次
Seminar都会吸引系里中国研究或俄国研究的教授前来参加,气氛十分活跃。而萧先生
绝对是其中的“中心人物”,他说话声音不大,且言简意赅,别人可能需要用一本书才
能讲清楚的东西萧先生三两句话便讲清了。所以每次seminar必有萧先生做开场白,待
大家讨论差不多了也会把目光投向萧先生等他做最后总结。
大师云集,气氛活跃,华大在5 60年代绝对有着全美最好的汉学系(哈佛也不差,不过
他们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很多后来知名的学者也恰是在彼时求学于华大,如牟复礼(
Fritz Mote),康达维(David Knechtges,第一个翻译文选的人,前些日子不是中国媒
体热炒许渊冲拿翻译大奖那事嘛,其实康达维是跟他同时拿的奖),汪荣祖,涂经贻(现
Rutgers孔子学院院长)
华大有个现在看来不近人情的决定,教授到70岁必须退休,所以在60年代中后期,各明
星教授也陆续退休养老了。萧公权68年退休,上最后一节课时给同学们做了极富深情的
告别致辞“照十一世纪中国哲学家邵雍计算,世界上的事物,在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后,
一一完全重现重演。现在我与你们约定,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后,我们在这间屋子里会面
罢。”言毕,屋里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而这在师道尊严日衰,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60
年代不可不谓罕见。魏特夫第三任夫人是俄国人,他64年退休后便携夫人在纽约俄裔社
区居住。李方桂69年离开华大转至夏威夷大学任教,直至退休。
而此时哈佛却迎来了很多新鲜血液,傅高义60年代中后期到哈佛任教并拿到了tenure,
余英时,叶嘉莹皆是在66年来到哈佛重执教鞭。
60年代是美国最热闹的时代,也是华大汉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之后,华大便再难寻
找往日的辉煌.康达维留在华大教书,从事‘赋’和文选方面的研究,伊佩霞(
Patricia Ebrey)来到华大历史系做宋史研究(我上Ratemyprofessor.com看了下她的
评分,居然只有1.9分,这是我从上这个网站以来看到过的最低得分,看来是真不会教
书)。早期的FERI(远东与俄国研究所)也变身成了Jackso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现在的seminar也大都是偏向现代中国或中国与别国外交关系的研究,系里
的学生每周五在317教室开seminar的时候可能也不会知道50年前这里云集了多少位卓越
的学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