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保罗索鲁之《骑乘铁公鸡》# LeisureTime - 读书听歌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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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我是饶有兴致的看这本书－－Riding The Iron Rooster。作者保罗索鲁是著名的
旅行文学作家，游历世界，写下的旅行文学就有十八本。《骑乘铁公鸡》是索鲁1986-
1987年在中国旅行后出版的畅销书。最近这几年，我非常喜欢看老外写的中国经历。印
象特别深刻的有Peter Hessler写的《Country Driving》（他所有写中国的书里我最喜
欢这一本），Heinrich Harrer 写的《Seven Years in Tibet》，再就是这本《Riding
The Iron Rooster》。
刚开始读，我的确是“饶有兴致”的打开这本书来看。书里描述了一个我既熟悉，又
陌生的地方。由于学习，认知的环境和生活的惯性，人们经常会忽略掉很多我们熟悉环
境里所非常特别的东西。这里面最为特殊的就是我们出生，然后在其中慢慢长大的家乡
。家乡的一切都习以为常。在看到外面世界之前，就好像觉得世界上的东西都应该是如
此。所以我爱看老外写中国。经常颇有不识庐山的感觉。
比方说－－很多佛像是没头的－－这个我看了就笑了。真的是，我开始旅行后，大大
小小的寺庙，石窟我也去过不少。除了后来新修的，真正的“古迹”的确保存得不好，
或者说，基本上十个佛像九个是“没头”的。小时候我问爸爸，爸爸也是叹口气，说都
是文化大革命砸光了！索鲁当然不会错过这么明显的原因，不过，除此之外，在86年旅
行的索鲁，去大同看云冈石窟，居然给出了另一个我从来没想过的解释。八十年代初期
，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大家都开始做生意赚钱。那时在云冈石窟繁衍茂盛的一大生意，
就是把石窟里的佛头敲下来卖。索鲁同学在大同，经常有人追着说，“要不要佛头，要
不要佛头，看中哪个，敲哪个！”。而云冈石窟，已然是索鲁前所未见，因为，“即便
如此，石窟里还是有数不胜数的佛像”。而关于“景点”重建，索鲁则说“有一点是非
常可预测的”，就是这些最著名的景点，全部都被“重新整修，重新粉刷，直到所有的
‘艺术’气息消失殆尽”为止。
索鲁的游记，出名在他爱写人，不爱写景。八十年代的中国，老实说，对我也很遥远
。我认认真真的看着索鲁描绘出一些地道的中国式的生活习性。索鲁在上海的时候，去
参观Min Hong （应该说的是是闵行），那时刚刚开始建设工厂，里面的中国工人，实
际则是地地道道的农民。那时中国人虽然慢慢开始住在城市里，但是他们没有却难以放
弃“农民的生活习惯”。“在农村，每天开晚饭前，村民都习惯去各家各户串串门，看
看大家今天都吃些什么”，在楼房里，这个半辈子的习惯变得难以实现，最后让“开电
梯的大婶”几近崩溃，因为来来回回就是送这些人到不同的楼层看望亲戚，视察晚饭。
也许是彼时文化大革命的余温未消，索鲁对“文化大革命”抱有及其浓厚的兴趣。他
每到一处，遇到一个人，就要问他／她文革时在干嘛，当没当红卫兵，有什么想法。索
鲁肯定是采访了不少人，要不然也不会有人对他说“虽然每天我都在努力的工作（打砖
），但是他们一直穷追不舍的问我的洞。”
“你的洞？”
“深挖洞（深挖洞，广积粮），为了备战（和苏联），每个人都应该有个自己的洞，红
卫兵每天都来敲你的门，问‘你的洞在什么地方？’”
老外写中国，经常能发现这些让人会心一笑的小事。真的是太像中国人了。而索鲁这
个人又惯以刻薄出名。在这本书里也丝毫没有掩饰，以至于让人怀疑起来。
索鲁采访了很多人关于文革的看法。在索鲁的形容里，很多人都是笑笑，不太愿意多
讲，被他鼓励以后，平静的说一些自己的经历。索鲁于是毫不吝惜的表示同情，不遗余
力的“引导”，高高在上的嘲笑。
在从大同去北京的火车上，他遇到一位大同的彭先生。索鲁照例问起文革。在了解完
彭先生文革中没有加入红卫兵，并且对一个叫‘卫东’的红卫兵头头很反感以后，索鲁
问：
“你觉得文革有任何好处吗？实现什么吗？”
“没有，反而失去了很多。我们浪费了很多时间，毛犯了一个大错，周恩来本来能救这
个国家，他却让毛来领导。”
在另一辆去兰州的火车上，他遇到一位施教授，文革时是位激进份子，要求离开北京
去安徽采茶，学农。她向索鲁讲述了在安徽农村修一个小型水电站的‘浪漫’难忘经历
，又回忆了之后在学校教英文，被打倒成资修的痛苦回忆。
“我就是这个时候开始改变对文革的看法的。”
因为是英文教师，施教授说她读过雪莱。
“什么？”
“毛在政治上是革命家，但是同时又是个浪漫主义诗人。这就是问题所在。”
类似的关于文革的采访，遍布全书。开始让我怀疑为什么他见到的每一个人，都能说
出如此符合西方价值观的话来。
索鲁说他自己是“局外人”。独自旅行，保有独特视角。恰恰相反，愈是读到后面，
愈加觉得，索鲁的特点反而是，他毫不妥协的用西方人的眼睛看这个世界的每一个地方。
在去峨眉山的火车上，他和列车长攀谈起来。问了他如何当上列车长（答曰：子承父
业），中外旅客有没有给过他麻烦以后，索鲁问：
“你加入过什么组织吗？”
“当然，我是我们铁道工会的。每个工人都是成员之一。”
“工会有什么职责么？”
“提一些改善工作环境的意见啦，讨论一些问题啊什么的。”
“工会讨论收入吗？”
“不讨论。”
“如果工作条件不好，没有午休时间，或者工人意见不被采纳，你们会考虑罢工吗？”
“不会。”
“为什么？美国和英国的铁路工人经常罢工，中国的宪法里也明确说明罢工是合法的
！”
。。。。。。
索鲁带着这种执拗，乘铁公鸡旅行了很多很多地方。向北到哈尔滨和朗乡，向南到长
沙，广东，厦门；向西从西安，兰州到吐鲁番，最后由西宁，经格尔木，到拉萨。的的
确确，他在中国一两年的旅行，超过了绝大部分中国人一生的活动范围，尤其是在八十
年代。
索鲁的刻薄，就算是看熟了也还是让人难受。在整个中国的旅行中，在他眼里，几乎
都是小丑和行为艺术。每个城市都肮脏和丑陋。维二个不丑陋的城市，大连，青岛，却
是殖民的结果，都是西方建筑。但这些城市空有西方的外表，却满是中国人这一点，又
会给他带来“噩梦”一样的虚幻的感觉。
只有一个地方，他由衷的赞美，那就是拉萨。而原因也不难猜出来，因为拉萨“不是
中国”。藏民对宗教，对达赖喇嘛的狂热，在索鲁眼里好像成为了“报复”中国的工具
。因为终于有了这么一个地方，离北京那么远。而中国人的脾性，改造不了藏人，而由
于拉萨的好多个寺庙也还是在文革时被无情的摧毁，藏人对汉人总是带着情绪的。于是
索鲁在和藏人的交流中，总算找到了共鸣。索鲁和很多西方人一样，坚信西藏就应该是
停留在史前。他们在高原游牧，一辈子不洗澡，然后花一辈子时间去祈求神迹。
索鲁的确是准备好去西藏的。他甚至带着几十张达赖喇嘛的画像，在西藏随时向人示
好。他深深的对西藏表示同情，想象着十万中国人来西藏旅行，会把拉萨毁成什么样子。
“但是那是一个路途艰险的地方。从西安出发，要六天。或者飞到拉萨旁边又小又危
险的机场－－实际上离拉萨很远。如果要搭一早的飞机，必须头天晚上就要出发。这些
困难大概是西藏仍然保有他本来面目的原因吧。海拔也是一个原因。时时刻刻呼吸着几
千米上的空气，能让一个普通的健康人感到从内而外的难受。当然，西藏能不被打扰，
不被中国化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还没有一条铁路通往拉萨。横亘的昆仑山脉能够保证铁
路永远不能到达拉萨。这是件好事。我曾经觉得我喜欢火车，直到我看见西藏。这时候
我才意识到我多么热爱荒野。”
索鲁用这段话结束他的《骑乘铁公鸡》。这本书当年畅销，也帮助造就了他后来旅行
作家的名气。而我，从饶有兴致的开始读，到挺生气的合上书本，实际让我意识到，坚
固的保有一种观点，毫不妥协的用一种眼光看世界，其实是一种能力。而对于作家，评
论家这种职业来说，现实和实际情况，有时也许是次要的了。
旅行文学作家，游历世界，写下的旅行文学就有十八本。《骑乘铁公鸡》是索鲁1986-
1987年在中国旅行后出版的畅销书。最近这几年，我非常喜欢看老外写的中国经历。印
象特别深刻的有Peter Hessler写的《Country Driving》（他所有写中国的书里我最喜
欢这一本），Heinrich Harrer 写的《Seven Years in Tibet》，再就是这本《Riding
The Iron Rooster》。
刚开始读，我的确是“饶有兴致”的打开这本书来看。书里描述了一个我既熟悉，又
陌生的地方。由于学习，认知的环境和生活的惯性，人们经常会忽略掉很多我们熟悉环
境里所非常特别的东西。这里面最为特殊的就是我们出生，然后在其中慢慢长大的家乡
。家乡的一切都习以为常。在看到外面世界之前，就好像觉得世界上的东西都应该是如
此。所以我爱看老外写中国。经常颇有不识庐山的感觉。
比方说－－很多佛像是没头的－－这个我看了就笑了。真的是，我开始旅行后，大大
小小的寺庙，石窟我也去过不少。除了后来新修的，真正的“古迹”的确保存得不好，
或者说，基本上十个佛像九个是“没头”的。小时候我问爸爸，爸爸也是叹口气，说都
是文化大革命砸光了！索鲁当然不会错过这么明显的原因，不过，除此之外，在86年旅
行的索鲁，去大同看云冈石窟，居然给出了另一个我从来没想过的解释。八十年代初期
，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大家都开始做生意赚钱。那时在云冈石窟繁衍茂盛的一大生意，
就是把石窟里的佛头敲下来卖。索鲁同学在大同，经常有人追着说，“要不要佛头，要
不要佛头，看中哪个，敲哪个！”。而云冈石窟，已然是索鲁前所未见，因为，“即便
如此，石窟里还是有数不胜数的佛像”。而关于“景点”重建，索鲁则说“有一点是非
常可预测的”，就是这些最著名的景点，全部都被“重新整修，重新粉刷，直到所有的
‘艺术’气息消失殆尽”为止。
索鲁的游记，出名在他爱写人，不爱写景。八十年代的中国，老实说，对我也很遥远
。我认认真真的看着索鲁描绘出一些地道的中国式的生活习性。索鲁在上海的时候，去
参观Min Hong （应该说的是是闵行），那时刚刚开始建设工厂，里面的中国工人，实
际则是地地道道的农民。那时中国人虽然慢慢开始住在城市里，但是他们没有却难以放
弃“农民的生活习惯”。“在农村，每天开晚饭前，村民都习惯去各家各户串串门，看
看大家今天都吃些什么”，在楼房里，这个半辈子的习惯变得难以实现，最后让“开电
梯的大婶”几近崩溃，因为来来回回就是送这些人到不同的楼层看望亲戚，视察晚饭。
也许是彼时文化大革命的余温未消，索鲁对“文化大革命”抱有及其浓厚的兴趣。他
每到一处，遇到一个人，就要问他／她文革时在干嘛，当没当红卫兵，有什么想法。索
鲁肯定是采访了不少人，要不然也不会有人对他说“虽然每天我都在努力的工作（打砖
），但是他们一直穷追不舍的问我的洞。”
“你的洞？”
“深挖洞（深挖洞，广积粮），为了备战（和苏联），每个人都应该有个自己的洞，红
卫兵每天都来敲你的门，问‘你的洞在什么地方？’”
老外写中国，经常能发现这些让人会心一笑的小事。真的是太像中国人了。而索鲁这
个人又惯以刻薄出名。在这本书里也丝毫没有掩饰，以至于让人怀疑起来。
索鲁采访了很多人关于文革的看法。在索鲁的形容里，很多人都是笑笑，不太愿意多
讲，被他鼓励以后，平静的说一些自己的经历。索鲁于是毫不吝惜的表示同情，不遗余
力的“引导”，高高在上的嘲笑。
在从大同去北京的火车上，他遇到一位大同的彭先生。索鲁照例问起文革。在了解完
彭先生文革中没有加入红卫兵，并且对一个叫‘卫东’的红卫兵头头很反感以后，索鲁
问：
“你觉得文革有任何好处吗？实现什么吗？”
“没有，反而失去了很多。我们浪费了很多时间，毛犯了一个大错，周恩来本来能救这
个国家，他却让毛来领导。”
在另一辆去兰州的火车上，他遇到一位施教授，文革时是位激进份子，要求离开北京
去安徽采茶，学农。她向索鲁讲述了在安徽农村修一个小型水电站的‘浪漫’难忘经历
，又回忆了之后在学校教英文，被打倒成资修的痛苦回忆。
“我就是这个时候开始改变对文革的看法的。”
因为是英文教师，施教授说她读过雪莱。
“什么？”
“毛在政治上是革命家，但是同时又是个浪漫主义诗人。这就是问题所在。”
类似的关于文革的采访，遍布全书。开始让我怀疑为什么他见到的每一个人，都能说
出如此符合西方价值观的话来。
索鲁说他自己是“局外人”。独自旅行，保有独特视角。恰恰相反，愈是读到后面，
愈加觉得，索鲁的特点反而是，他毫不妥协的用西方人的眼睛看这个世界的每一个地方。
在去峨眉山的火车上，他和列车长攀谈起来。问了他如何当上列车长（答曰：子承父
业），中外旅客有没有给过他麻烦以后，索鲁问：
“你加入过什么组织吗？”
“当然，我是我们铁道工会的。每个工人都是成员之一。”
“工会有什么职责么？”
“提一些改善工作环境的意见啦，讨论一些问题啊什么的。”
“工会讨论收入吗？”
“不讨论。”
“如果工作条件不好，没有午休时间，或者工人意见不被采纳，你们会考虑罢工吗？”
“不会。”
“为什么？美国和英国的铁路工人经常罢工，中国的宪法里也明确说明罢工是合法的
！”
。。。。。。
索鲁带着这种执拗，乘铁公鸡旅行了很多很多地方。向北到哈尔滨和朗乡，向南到长
沙，广东，厦门；向西从西安，兰州到吐鲁番，最后由西宁，经格尔木，到拉萨。的的
确确，他在中国一两年的旅行，超过了绝大部分中国人一生的活动范围，尤其是在八十
年代。
索鲁的刻薄，就算是看熟了也还是让人难受。在整个中国的旅行中，在他眼里，几乎
都是小丑和行为艺术。每个城市都肮脏和丑陋。维二个不丑陋的城市，大连，青岛，却
是殖民的结果，都是西方建筑。但这些城市空有西方的外表，却满是中国人这一点，又
会给他带来“噩梦”一样的虚幻的感觉。
只有一个地方，他由衷的赞美，那就是拉萨。而原因也不难猜出来，因为拉萨“不是
中国”。藏民对宗教，对达赖喇嘛的狂热，在索鲁眼里好像成为了“报复”中国的工具
。因为终于有了这么一个地方，离北京那么远。而中国人的脾性，改造不了藏人，而由
于拉萨的好多个寺庙也还是在文革时被无情的摧毁，藏人对汉人总是带着情绪的。于是
索鲁在和藏人的交流中，总算找到了共鸣。索鲁和很多西方人一样，坚信西藏就应该是
停留在史前。他们在高原游牧，一辈子不洗澡，然后花一辈子时间去祈求神迹。
索鲁的确是准备好去西藏的。他甚至带着几十张达赖喇嘛的画像，在西藏随时向人示
好。他深深的对西藏表示同情，想象着十万中国人来西藏旅行，会把拉萨毁成什么样子。
“但是那是一个路途艰险的地方。从西安出发，要六天。或者飞到拉萨旁边又小又危
险的机场－－实际上离拉萨很远。如果要搭一早的飞机，必须头天晚上就要出发。这些
困难大概是西藏仍然保有他本来面目的原因吧。海拔也是一个原因。时时刻刻呼吸着几
千米上的空气，能让一个普通的健康人感到从内而外的难受。当然，西藏能不被打扰，
不被中国化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还没有一条铁路通往拉萨。横亘的昆仑山脉能够保证铁
路永远不能到达拉萨。这是件好事。我曾经觉得我喜欢火车，直到我看见西藏。这时候
我才意识到我多么热爱荒野。”
索鲁用这段话结束他的《骑乘铁公鸡》。这本书当年畅销，也帮助造就了他后来旅行
作家的名气。而我，从饶有兴致的开始读，到挺生气的合上书本，实际让我意识到，坚
固的保有一种观点，毫不妥协的用一种眼光看世界，其实是一种能力。而对于作家，评
论家这种职业来说，现实和实际情况，有时也许是次要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