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宁：我在北京大学三十年# LeisureTime - 读书听歌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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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
我在北京大学三十年（一）
作者：谢宁
(2014-12-17 10:26:30)
这是迄今为止，我在自己博客里转发的唯一一篇他人的作品，是我一个好朋友写的一篇
长文。这个好朋友在北大学习、工作、生活了三十三年，其中二十九年是在北大历任最
高领导人身边和北大学校党委核心机关任职，因此他对北大三十年来的成长历程、演进
步伐、发展脉络历历在目，如数家珍；对北大三十年历届领导人的所作所为、颠三倒四
、秽迹劣行洞察入微，铭记于心；对北大从一个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圣地最终蜕变成为
八卦新闻笑柄的堕落过程了如指掌，铁证如山。因此，由他来为北大和北大领导人立此
存照，言之凿凿，辩无可辩，堪称信史。
也许在不明真相的外人看来，值此乱世，北大还不失为一个象牙塔。但是北大人自己知
道——当然除了本文作者，大家都“皇帝的新装”——，燕园只有西门外两个石狮子是
干净的了。对今天北大的肮脏，九十年代初以来的历届北大领导人负有不可逃脱的罪责
。这些领导人在倒行逆施、祸校秧学的时候，肆无忌惮，利令智昏，全然不记得中国的
古话“人在做，天在看”。他们更全然不知道，他们的作恶一直在被一双锐利的眼睛一
滴不露地注视着、记录着，他们毁灭北大、摧残学术、扼杀思想的罪行，注定要被钉在
历史和人心的耻辱柱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是至高永
恒的真理，没有一笔孽债能躲过追讨：本文公诸于世的今天，正是他们遭报应的开始。
前年邹恒浦事件闹得最凶的时候，我曾对作者有以问之，作者告诉我：邹谈及的那些算
得了什么？余之所知，胜彼百倍。今天这篇长文，终于揭开了北大种种黑幕的一角。接
下来，我们期待着作者能告诉我们更多。
作为一个学生、教师、教育管理和党务工作者，本文作者在号称“最高学府”的北大学
习、工作、生活、调研了几十年，深谙中国大学、中国教育的现象和实质。加上他又长
于观察和思考，能从北大的丑陋万象、北大领导人的猥琐百态切入，进而揭示、批判中
国大学体制的缺陷与弊端、中国教育制度的落后与低劣，并为中国大学、中国教育探索
一线生机。微言大义，胜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宣言”、“高等教育行动计划”、“中
国高等教育白皮书”等等的言而无信和废话连篇。
三十年来，进进出出和至今仍在校园中或欺世盗名、或苟活偷生的北大人，凡不下几十
万众。但我相信，没有、也不可能有第二人有本文作者这种观察、思考和著述。从这个
角度，本文作者堪称北大历史上、特别是解放后北大历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人物，本文
也必定成为北大校史上一部独树一帜、独一无二的经典性文献。
作者文学专业出身，文笔极佳。本文逻辑严谨，语言丰满，张驰有度，活泼生动，栩栩
如生，让人一见难以释手，值得所有过去和今天的北大人，所有好奇、关注、崇拜和鄙
夷北大的人，以及所有关心中国大学、中国教育、中国政治体制和中国前途命运的人细
细品读。
本文原标题是“北大向何处去？”，“污秽的北大和丑陋的北大权贵们”是我擅自所改
的标题，与作者无关。自今日起，全文将陆续登出，与大家分享。
北大向何处去？
前言
我对北大最早的印象可能是来自于“梁效”。我当时还是小学生，但也要不断受“评法
批儒”、“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教育，“梁效”的大名早就耳熟能详了。开始我以为
“梁效”是一个人，后来才明白是北大、清华两所学校大批判组的笔名，由此知道了北
大、清华是中国最著名的两所大学。上中学以后高考开始恢复，北大更是成为了无数学
子无限向往的地方。记得高一时我去一位同学家里，看到墙上挂着他父亲年轻时佩戴北
大校徽的大幅照片，顿时非常羡慕，似乎也憧憬过自己能否戴上北大的校徽。不过那个
年代信息比较闭塞，我根本估计不出自己就读的中学和我本人的高考竞争力，北大对我
来说只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存在。1981年我参加了高考，我们那时候是估分填报志愿的，
我感觉考的还不错。幼年时我曾在关中农村的外祖母家生活过几年，对农村比较有感情
，当时还很有些想改变农村面貌的理想，于是考虑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作为第一
选择。就在交报名表的当天，父亲的一位同事有事来家里，他顺便问了一下我的高考情
况，建议我第一志愿应该报北大。因为这次偶然的到访，我临时改变了志愿，分数公布
后我的成绩位于陕西省文科类考生前十名之列，这样我就被录取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考上北大的确给家人带来了荣耀，也让我异常兴奋，开学报到前几天我就没有睡好觉，
带着激动和疲倦，我和几位一起考上北大的同学坐了一天一夜火车到了北京，在火车上
我和另外两位男生也没有合过眼。我们是清晨不到5点下车的，出站后找到了北大的新
生接待处，此后聚集在接待处的新生越来越多，但是一直等到早上7点多，才看到学校
派来了两辆迎接新生的大轿车。由于车少人多，所有的新生都往上挤，混乱中我们帮同
来的两位女生挤上车，把随身行李也塞进去了。我和两位男生没有挤上去，只好摇摇晃
晃地乘了2个多小时公交车，才终于来到北大。进校后我忙着办理各种入学手续，等把
托运行李都搬到老旧的宿舍后，却看到地面、桌椅、床铺上全是白灰，显然是粉刷后没
有清理。我虽然疲惫的只想睡觉，也只能和室友们一起打扫，直到当天晚上才基本上收
拾干净。
北大简陋的物质条件让我从对大学生活的极度憧憬中感到一些失望，大概是恢复高考后
北大学生的数量增加很多，学校没有能力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食堂的伙食也非常简单
，记忆比较深的是大一时每天晚饭只有“肉末白菜粉”一道菜，就是把肉末、白菜和粉
条炒在一起，一毛钱一份，主食只有馒头和玉米粥，我们需要排半小时队才能打到饭菜
；浴室则更为简陋，全校只有一处破旧的公共浴室，洗澡时人挤的像沙丁鱼罐头一样；
大讲堂那时候还没有座椅，报到时每个新生交几块钱押金领一个方凳，新生开学典礼我
们就是拎着方凳去参加的。如果想看电影，也是拎着方凳到大讲堂，或者拎的更远去东
操场看露天电影。
虽然生活条件比较差，但我很快还是感觉到了在北大上学的优越之处。入学后没几天，
我们中文系新生就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了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见到了除邓小平之
外几乎所有的重要领导人，聆听了胡耀邦总书记激情澎湃的讲话。尽管后来我才明白我
们实际上是去“填座位”的，但当时却让我有了一种“通天”的感觉，似乎和最高层的
距离很近。特别是对我这样的外地学生而言，如果不是上了北大，中央高层领导可能永
远都是神秘和遥不可及的。至于各种名人我们见的就更多了，那时候北大整天有各种讲
座，各界名流经常来北大讲演或参加活动，而且大都是学生们自己请来的。名人们一般
也会给北大学生面子，很愿意来北大，很希望在北大得到认可。不过北大学生可能是见
过的名人太多，名人们如果讲的不好，经常会得到鼓倒掌和嘘声的待遇，或是干脆大批
地离场，让名人们很是下不来台。此外北大学生还经常能请到各类文艺团体来学校演出
，国内一流的文艺团体几乎都来过北大，有的来过多次；有些热门电影的首映式也是在
北大举行的，我才知道那些在银幕上光彩照人的演员，其实近距离看时往往并不起眼。
那个年代北大最大的特点是政治气氛很浓，学生们的政治热情很高，有一种以天下为己
任的抱负。我们入学之后，就多次听到上几届学生谈起1980年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的盛
况。区县级人大代表是迄今为止最高级别的直接选举，当年的北大学生投入了极高的参
与热情，部分学生参加了竞选，表达了许多政治主张。1981年春天中国男排逆转战胜韩
国队后，北大学生喊出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也令我们无限神往，很快我们
就在中国女排首次夺得世界冠军，国家男足世界杯预选赛大胜科威特队时体会到了那种
激情。1984年国庆35周年庆祝游行的队伍中，和我们同在一个方阵的1981级生物系学生
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被认为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定格画面，体现了北大学生对
处于个人声望最高时期的邓小平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坚定支持。除了这些大的场面之外，
北大学生平时关心政治问题的热情也很高，涉及到国家政治生活的讲座、讨论往往会受
到热烈欢迎；各种场合中的讨论和争辩更是随处可见，有一段时间32楼南面的院子里学
生们还办过一个咖啡馆，经常可以在那里听到各种时事新闻的发布以及对国家前途的讨
论。
1985年春天我即将大学毕业，面临就业的选择。大概是我平时表现出了一些对政治问题
的兴趣，系里主管学生工作的老师问我是否愿意去校党委工作。前任党委秘书哈伟就是
中文系1978级的，他要离职深造，党委办公室希望再找一位中文系的毕业生接替。我一
向对自己的人生没有明确规划，不清楚到底什么职业适合我，可供选择的其他要人单位
也没有足够的吸引力，于是想着先留校工作也不错。这样1985年8月我就到校党委办公
室报到上班，身份从大学生变成了一位党务工作者。
1985年可能是北大学生政治倾向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虽然北大师生中也有一些对
政治问题的不同看法，不过从总体上看，北大师生和中央高层是比较一致的，对改革开
放是全力支持的。但是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见成效带来的上下一心的“蜜月”之后，一
些深层次的问题开始显现。到了1980年代的中后期，北大的政治气氛仍然非常浓厚，只
是不同的意见和声音逐渐多了起来，尤其在学生中表现的比较明显，学潮成为了这个时
期的一条主线，先后出现了四次比较大的学潮，最后一次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在这几
年里，北大党委的工作主要是围绕着学潮进行的。我作为一位亲历者和旁观者，认为在
这几次学潮中，北大师生虽然和上层有不少分歧，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和声音，但是就总
体和主流而言，北大师生一直是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他们只是希望党能够改进自己
的问题，做出一些顺应时代潮流的变化。
1989年的政治风波对北大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北大的走向。政治
风波之后的北大校园曾经异常安静，到了学生区恢复往日的喧闹之后，听到最多的声音
已不再是读书声和讨论声，而是从一大片宿舍楼里传出的此起彼伏的麻将牌的声音，我
也是那时候学会打麻将的。北大学生关心政治的气氛不再浓厚，一种苦闷和迷茫的感觉
则弥漫在校园中。此后的北大逐渐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直到今天仍在持续，我虽然
一直身处其中，但是也难以对它的发生发展有完整清晰的认识。
我并不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北大有多么完美，当时的北大同样存在着各种问题和弊端
，有很多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但是学校的总体氛围是积极向上的，师生们的思想是比
较活跃的，理想主义色彩是比较浓厚的。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时，北大出版社出版了
《精神的魅力》一书，中文系谢冕教授在其中《永远的校园》一文充满诗意和激情地写
道：“ 这真是一块圣地。数十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
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先于天下的严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
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这更是一种精神合成的魅力。科学与民主是未经确认
却是事实上的北大校训。二者作为刚柔结合的象征，构成了北大的精神支柱。把这座校
园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现象加以考察，便可发现科学民主作为北大精神支柱无所不在的
影响。正是它，生发了北大恒久长存的对于人类自由境界和社会民主的渴望与追求。”
谢冕教授对于北大精神的概括或许有些溢美之处，但至少是体现了北大的一种传统，一
种长期追求的境界。
变化是逐渐开始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所能感到的北大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对精神
、文化方面的追求转向了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从思想上的活跃转向了实用主义的盛行
。这种变化是逐步的、渐进的，甚至是身处其中的人难以明察的。
北大的变化固然有政治、社会、外部环境等方面的作用，但很大程度上也是主动选择的
结果，是一种出于趋利避害本能的变化，只是这种变化来的过于彻底，已经到了让几乎
所有人都无法接受的程度。对于北大的变化，几位主要领导人发挥了很大作用，其中作
用最大的则非任彦申莫属。任彦申的能力在于他善于审时度势，他不是简单地执行上面
的指令，而是能够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北大的实际，提出一系列颇有说服力的主张。在任
彦申还没有成为北大的主要领导人之前，他的主张就在北大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可，尤
其是他提出的北大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服务和支持的观点，
更被认为是北大当时唯一可做的选择。北大的大多数人恐怕都没有意识到，这种观点将
北大的作用局限在经济、技术领域，放弃了北大历史上曾经发挥过的，而且应该继续发
挥的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方面的引领作用，从而使北大愈来愈趋向于工具化和实用化。
与此同时，任彦申将北大逐步改造的适应体制需要，并建立起北大自身行政化、官僚化
体制的意图也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此后又经过许智宏、闵维方、周其凤、朱善璐等主
要领导人的持续推进，其发展程度愈演愈烈，终于使北大形成了全面的官本位体制，各
级官员成为了北大最有地位、最有身份、最有话语权的群体。
在行政化、官僚化倾向的主导下，北大的学院、系、研究所等学术机构也逐渐演变为官
本位制，真正的学者、真正的学术实际上并没有多高地位。虽然北大的自然科学领域引
进和涌现了一些出色的学者，个别学科在世界上的排名有了提高，但往往只是成为官员
们炫耀政绩的“面子工程”，成为他们邀功请赏的筹码；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独立自
由的学术精神不断受到压制，有批判精神的学者被边缘化，比较懂得配合的则获得了较
高的推崇。还有一批善于经营、长袖善舞的“风云教授”大行其道、名利双收，活跃在
学校的各个领域。尽管北大的某些学科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总体上功利性比较强，在学
术上、科研上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性很小。这么多年来人文社科领域没有出现新的大师
级人物，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领域没有再产生王选级别的成果就足以说明问题，更遑论
“世界一流”了。
北大的学生总体上则是实用化、工具化教育的必然产物。其实我从大学毕业之后，同北
大学生就没有多少直接接触，不了解学生群体的状况，但是又能从很多方面感觉到他们
的变化。当然学生群体的变化也是逐步的，当他们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关心不被鼓励并受
到限制之后，自然就会把兴趣转移到其他方面。经过长期的教育引导，北大学生多数已
不再关心国家大事，不再有对社会发展方向的深入思考，他们可以只关心自己的利益，
可以配合学校官僚们的表演，可以充当表达官方意愿的工具，但却不知道北大的传统，
甚至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学问。我曾看到过一篇署名老愚的《面试研究生》的文章，
作者曾面试过一批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的研究生，从求职简历看上去个个可谓人
中翘楚，博学多识，但面试的结果却让作者“不由自主地崩溃了”，认为他们“无知识
，无立场，无求真之诚意······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不读圣贤书。”虽然作者
遇到的学生可能有一定偶然性，但是对中国大学有所了解的人都不难判断：现在的大学
包括北大在内，基本上都是大批量地培养着这种类型的学生。
其实一些重要领导人对北大、对北大的学生还是寄予很大期望的。1988年北大90周年校
庆时，我曾去过位于台基厂的彭真同志住处，取回了彭真为北大的题词。我记得题词的
大意是希望北大要继承优良传统，站在历史潮头，推动历史车轮前进；2010年五四青年
节温家宝总理来北大，当温家宝和北大学生见面时，一再表示纪念“五四”首先应该继
承“五四”科学、民主的精神，北大学生应该懂“科学民主”四个字，他要求同学们讲
真话，不要怕讲错话。在场的北大学生却无一人理解温家宝的苦心，只是问了一些无关
紧要的问题。有人曾做过统计，温家宝2010年讲过六次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他也许会
在北大就政治体制改革做进一步的阐述，但是北大学生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温家宝失
望之余，只好说一问周围的同学都是学生干部，不用说都是学校安排的。其实就是学校
不做任何安排，其他北大学生也不会提出有分量的问题来。评论家何三畏先生就此写了
一篇《让人绝望的北大学生的提问》，对北大学生的现状进行了准确评论。不知道是对
北大的失望还是出于别的考虑，温家宝离任前在清华大学做了一次重要演讲，当温家宝
阐述着民主与法治、公平与正义、自由与平等这些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时，又不知道会
有多少北大、清华的学生认真思考这些问题。
就在我即将完成这部书稿的时候，习近平同志以最高领导人的身份于2014年5月4日来到
北大，向北大师生提出了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对北大学生一向是看重的，早
在1990年暑期校团委组织学生去福州市社会实践时，我曾随队前往。时任福州市委书记
的习近平专程来到我们驻地，同我们进行了两三个小时的座谈交流。他没有讲什么大道
理，而是以自己下乡插队等实际的经历和体会，对北大学生给予了关心和期望。习近平
到中央工作后又先后5次来北大，他提出的价值理念无疑是有针对性的，是继承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只是经过了这么多年实用性、功利性的
教育，现在的北大学生还能否理解这些价值的内涵，能否承担起这么大的期望？我不能
不对他们表示怀疑。
北大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校的教学、研究工作逐步走向实用化、功利化，管理体制
则实现了彻底的行政化、官僚化。不论从哪方面看，这些做法都完全违背了基本的教育
规律，同世界高水平大学的通行规则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在学校行政官员的主导下
，北大却提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计划，甚至还多次制定了具体的时间表。建设
世界一流大学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丁石孙时期就提出了，当时提出这个目标是真诚的，也
是全校上下都比较认可的。但是到了任彦申主导下的北大百年校庆，再次提出加快创建
世界一流大学时，就已经带有很强的功利色彩，实际上是希望因此得到国家的重点投入
。闵维方任职时期，又提出北大要“向着世界一流大学迅跑”，把建设高水平大学的过
程等同于“跑步”，只能令人想起当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滑稽。朱善璐上台之后
，“迅跑”都嫌太慢了，他要让北大 “冲刺入列”，就是要以冲刺的速度进入到世界
一流大学的行列。
在北大这几位主要领导人中，除了任彦申还比较实际一些，以谋求一定的利益为目的之
外，闵维方的“迅跑”只能让人觉得可笑，朱善璐的“冲刺入列”则更是十分荒唐。北
大的所谓“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实际上已经和一些利益集团套取国家资金和社会
资源，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做法如出一辙。虽然不能和动辄获得巨额投入的大型利益
集团相提并论，但目的则是相同的。再说例如铁道利益集团虽然浪费了大量资金，但毕
竟还建成了若干条可以运行的高铁，而北大的“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却是一个根本不可
能达到的目标。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所一流大学是整天叫嚷着“创建”出来的，他们所做
的无非都是按照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创造出一个有利于提高办学水平的环境，至于能
否发展为世界一流大学，则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完全是一个顺其自然的过程。而北
大行政化、官僚化的管理体制，功利化的办学方向，同建设高水平大学的目标完全是背
道而驰的，离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只会越来越远。正如当年完全违背经济规律的“大跃
进”遭受惨重失败一样，以“大跃进”思维提出的、完全违背教育规律的北大“创建世
界一流大学”计划，也必将成为世人的笑话。
大约在四五年前，我和几位以前在北大共事的朋友聚会，他们都非常关心北大的情况。
于是我谈了北大的一些现状，这几位朋友也感到很惊诧，有人就建议我应该把这些事情
写下来，作为一种历史的记录。我听后受到启发，但估计如实地写出来发表，肯定会引
起极大震动，其后果可能是我无法承受的。于是我初步的设想是等我退休之后，等现在
的这些人和事都过去了再写，即使我写一些客观的事实，讲一些不中听的话，应该不会
对我有太大影响。此后当我和北大几位关系比较密切的朋友谈起这种设想时，又有人建
议我现在就应该写，认为再过若干年，有的事情记的可能不会太准确了。我觉得这个建
议也很有道理，于是也想过不妨先写出来，等到适当时候再拿出来。但是我本人一向得
过且过，本性又比较疏懒，很长时间都没有产生动笔的念头。
这些年北大不断被所谓“负面新闻”所困扰。我平时见到一些校外的人，不管是北大的
校友还是和北大没什么关系的人，都经常问我北大到底是怎么了？我一下子很难回答清
楚，觉得是应该写一本书把北大的真相告诉世人。不过真正促使我下决心的，主要还是
我对北大现状的愤怒和绝望，特别是北大官僚们的随心所欲和无所顾忌。我觉得是到了
对他们说“不”的时候了，不仅应该让社会公众了解北大的真相，也有必要让更多的师
生了解北大的内幕。前两年我和一位比较熟悉的教授闲谈，他不知道从什么渠道听说朱
善璐要调走，竟然很担心，认为朱善璐是能为老百姓办事的。我不禁哑然失笑，只能感
慨北大的有些老师实在是太善良、太天真了。实际上不仅一般的社会公众对北大了解不
多，我在和许多北大的教师、干部交流后有一种明显的感觉，那就是他们对北大的实际
状况也是很隔膜的，尤其是不了解北大的官场运作，往往是以一种善良的愿望去理解学
校的领导人。
其实我本人对北大的官场也不是很了解了。前几年我有一次路过办公楼，看见一位副校
级领导走出来，秘书跟在身后，台阶下停着一辆小车。我以为秘书是跟领导一起外出的
，却看见秘书抢上去打开车门，等领导坐进去后再关上车门，然后目送车子离开后再进
去。我不禁大开眼界，感慨自己在北大这么多年了，在办公楼里也做过十多年秘书，却
不知道秘书出来只是给领导拉车门的。我不由得回想起王学珍、丁石孙、陈佳洱等人骑
着自行车上下班的情景，感到也有必要将我知道的北大过去的那些事告诉世人，通过北
大近三十年来的变化，特别是发生在主要领导人身上的变化，或许可以从某些方面解释
北大为什么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由于内心产生了这种想法，我对北大的官场也进行了特别的观察，逐渐意识到这些年来
北大的权力运作是非常不透明的，北大的领导人，特别是主要领导人是不受任何约束的
，做事情是不讲规则的，甚至可以说北大最大的规则就是不讲规则。现任的校党委副书
记于鸿君曾说过北大是事业单位，所以我们不算是官员。他们确实不是一般的官员，就
是在外面的官场上，对于官员的职数、待遇、退职年龄等方面还有一些规定，而这些官
场上的一般规则在北大几乎是不存在的。我虽然在北大党委机关近30年了，也不禁对北
大官场的实际状况感到吃惊。当然我看到的还只是冰山的一角，至于那些我看不到的，
隐藏在更深处的各种利益关系、权力依附，就不是我能够全面了解的。目前的北大不要
说还能为国家的发展进步，为中国社会的民主法治建设发挥引领作用，而是其自身的官
僚化程度，权力自肥的腐朽程度已经到了难以令人接受的程度。即使按照党纪国法，按
照现行体制内一系列规章制度的要求，北大也已经走得太远了。
对于北大的现状，不仅校内存在普遍的不满情绪，校外也有不少人看得比较清楚。李敖
先生虽然愈到晚年愈有娱乐化倾向，但他2005年在北大演讲时说“北大变孬了”还是很
准确的；杜君立先生在《孔庆东时代的北大》一文中断言：“北大作为中国最精英的人
文思想发源地早已不复存在……一个蔡元培和胡适时代的北大几乎恍如隔梦。”社会舆
论更是不断对北大进行激烈的批评，这些批评绝大多数并不是有意与北大过不去，而是
北大的一系列表现早已引起了公愤。但是我也不能不遗憾地认为：北大内部虽然不乏一
批忧虑学校前途的人，但是真正有勇气、有能力指出北大问题的人并不很多；校外的人
虽然可以用敏锐的判断力判断出北大的状况，但他们对北大的内幕毕竟难以全面深入地
了解。甚至还有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仍然对北大抱有一些幻想，期待北大能像历史上曾做
过的那样，继续发挥引领社会进步的作用。
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让我越来越觉得有必要写这本书。本书的目的主要是通过我个人
的视角，对北大近三十年来主要的领导人，一些重要的人物、重大的事件，做出我个人
的分析和评价，或许有助于校内外读者了解一些北大的真相。我在北大是一个微不足道
的小人物，由于位置和观察判断能力的局限，我对于这些人物、事件的了解也是不全面
的，肯定有一些偏颇之处，特别是对这些人物的分析评价只是从我观察到的角度做出的
，不能代表他们的全貌。我唯一的优势是曾长期在校党委领导机关工作过，同北大近三
十年来的主要领导人都有或多或少的接触，可能比一般人更了解北大领导层的运行状况
。书中所写到的事情，大部分是我亲历的，有些事情虽然没有亲历，但都是有可靠信息
来源的，凡是道听途说、没有确凿根据的事情一概不在我的写作范围之内。
我在开始写作之前列过一个名单，大部分是历任校级领导干部，只是有的人因为我了解
不够或出于其他考虑，没有都列入最终的写作计划。我经历过的十多位党委书记、校长
中，除了汪家鏐、王恩哥之外，都有专门的篇幅。汪家鏐我接触极少，基本上没有什么
了解，她给我的印象主要是一位上层意志的坚定执行者；王恩哥任职时间不长，我没有
和他打过交道，还需要观察。不过他只在北大读过博士学位，到北大工作的时间也不长
，不大可能对北大有很深入的了解。他上台后的一些做法已经引起了不少非议，但愿他
还是慎重一些为好。
当年的我是怀着一种崇拜、景仰的心情进入北大的，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经过了这么30
余年，我心目中的北大却离我越来越远，而一个腐败、堕落、病入膏肓的北大则愈来愈
占据了我几乎所有的空间，让我难以忍受、艰于呼吸。北大历史上最杰出的校长蔡元培
先生曾提出“往昔昏浊之世，必有一部分之清流，与敝俗奋斗”。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正
是这样的“清流”，而现在的北大则早已自觉自愿地融入了浊流，而且在其中兴风作浪
；鲁迅先生也曾说过“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
的道路走”。鲁迅先生如果活到今天，一定会收回他的这番话。现在的北大不仅不能再
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不断向着坏的、往下的道路走，
而且根本看不到底线的所在。
北大的另一位老校长胡适先生甘愿成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灵鸟。我虽然只是个
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而且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大半生都浑浑噩噩，不知道自己该做些
什么，但我对胡适先生的勇气和境界也十分景仰。我曾经以“劝谏者”的口气给学校当
局提出过一些意见、建议，但都如泥牛入海般地毫无声息。在北大腐朽、僵化的官僚体
制面前，任何客气的劝说都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必须采取一种直截了当、直斥其非的方
式，或许才可以有所触动。如果我的这本书能够发挥一点作用，让更多的北大人有所警
醒，让社会舆论形成一定的压力，多少迟滞一些北大不断向下沉沦的速度，我将感到极
大欣慰，为之付出任何代价也在所不惜。
我的写作计划虽然是私底下进行的，但还是和校内外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进行过沟通。
令我感到鼓舞的是他们几乎都对我表示了支持，尽管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我的整体想法
。特别是我的妻子马兴源给予了我最大的支持，她不仅为此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而
且在明知道可能有很大风险的前提下仍然鼓励我做这件事，并愿意和我共同承担一切后
果。正是有了这些支持和鼓励，尽管我清楚这本书的出版将给北大当局带来巨大冲击，
也将立即置我于风口浪尖之上，我还是可以有足够的勇气迎接一切挑战。当然我也相信
我的行为将会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得到北大绝大多数师生的坚决支持。我还要感
谢这个开放的互联网时代，有人说互联网是上帝送给中国人的最好礼物，它又何尝不是
送给我的最好礼物？不仅让我方便地查阅了很多资料，提高了事实的准确度，更重要的
是它使得信息的传播难以阻碍，即使我的书稿不能顺利出版，也可以通过互联网而广泛
传播。
在正式书稿之后附录了我写的一些文章，时间跨度从2000年至2010年。这些文章基本上
都公开发表过，大部分是针对北大提出的意见、建议，同书稿正文有内在的联系，可以
供广大读者参考。为保持原貌，我对这些文章没有再做修改。
尽管我对北大的现状进行了激烈批评，但是也应该看到：北大还是有一批坚持独立思考
，坚持思想自由，坚持为国家民族前途命运负责任的优秀学者。只是这批学者在北大受
到了排挤、冷遇，被边缘化，没有成为北大整体形象的代表，但他们却正是北大得以恢
复传统的骨干和脊梁；同时北大还有一大批致力于专业研究，致力于培养人才的杰出学
者，正是由于他们对科研、教育事业的不懈追求，才使得北大在极为浮躁的环境下，仍
然在部分学科领域取得了一些进展，保持了北大在国内高校中的相对领先地位。《精神
的魅力》一书还收录了厉以宁先生的一篇文章，他认为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出
现了两个北大：一个是外面看得见、听得到的北大，是浮在水面上的北大；另一个是继
承并发扬了探索精神的北大人才能察觉到的北大，是深藏在北大人心中，具有高度社会
责任感的北大。张曼菱女士近期出版了《北大回忆》一书，在介绍严家炎先生的文章中
，提到严家炎仍然有一句话“真北大不会亡”。
大概是我平时看到的北大的怪现状、阴暗面太多，可能对北大的情况估计的过于严重了
。厉以宁“两个北大”的观点，严家炎“真北大不会亡”的看法，又让我意识到确实还
存在着另一个北大：这个北大不仅存在于那些坚持理想信念的北大人身上，实际上也存
在于许多虽然迎合世俗，但在内心深处还残存着一点理想火种的北大人身上。北大如果
还想重新树立起在中国社会的形象，获得凤凰涅槃般的重生，唯一的出路就在于将这些
火种重新点燃，继承和发扬北大的优良传统，继续高举起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按照人类
共有的价值观念，准确把握世界和中国的前进方向，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为中国社会
最终实现民主与法治、公平与正义、自由与平等付出全部努力，做出新的贡献。
北大在中国历史上至少发挥过两次影响全局的作用：一次是正面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时期成为了新思想的策源地，正如陈平原教授所言“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
一所大学竟然曾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样的机遇，其实是千载难求的”；另一次却是
负面的，北大前副校长郝斌在其《流水何曾洗是非》一书中认为“文革”初期的北大，
是中国政治棋盘上的金角银边，是整体布局者的开局谋篇之处，是兵家必争之地。不管
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北大确实有能力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在中国的改革
进入到攻坚阶段的关键时期，北大如果能以壮士断腕般的勇气，彻底抛弃过去的谬误，
发掘出“另一个北大”的 “正能量”，还是有机会重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辉煌，
再次改写中国的历史，成为推动中国思想、政治、社会、文化进步的正面力量。
中国向何处去？北大向何处去？今天的北大人应该对此做出自己的回答。
项子明
我第一次见到项子明是在1983年夏季，那次我们是去大讲堂听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的报
告，介绍当年五一节四医大学生在陕西华山抢险救人的事迹。时任北大党委代理书记的
项子明亲自主持了报告会。当时的北大学生思想比较活跃，也不大讲情面，作报告的人
即使职位再高、名气再大，如果讲不出有价值内容来，都能让人下不来台，而且越是所
谓“正面教育”的报告往往越不受欢迎。那次的报告人只是四医大的几名年轻学生，不
免都有些紧张。项子明首先讲话，他讲了什么我记不清了，印象比较深的是他的普通话
很好，而且还带有一些京腔，而我通常见到的老干部们都是讲方言的。项子明讲了没几
句，不知道为什么竟哈哈大笑起来，于是全场两千多人都跟着笑起来。项子明这一笑，
让会场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报告人也没那么紧张了。他们讲的内容都是围绕着
抢险救人过程的，确实比较具体、实在，其中一位北京籍的女生口才极好，令人印象深
刻。报告会始终气氛热烈，掌声不断，是我多年来在北大听过的最受欢迎的一次“正面
教育”的报告。
项子明任代理书记期间我曾在校学生会当过一段小干事，那时候的北大学生会其实也很
有些官场特点，我们这些小干事都学着巴结学生会的部长们，或更高职位的学生干部，
以期弄个副部长、部长当当。不过当时学生会的能量还是不小的，能组织许多大型活动
，也能请到许多高官、名人。我在学生会呆了一段日子，觉得自己干不上去，就主动离
开了。其间我不时在学生干部那里听到一些对项子明的议论，那时候北大上下之间关系
比较密切、融洽，校领导也十分重视同青年学生打交道、交朋友。在项子明任职前后，
有几位刚从北大毕业的学生会主要干部开始在政界崭露头角，于是在校的学生干部们也
很受鼓舞。从他们的议论中，我知道项子明是支持、重视青年干部的，他的形象是比较
开明的，得到了许多青年学生的信任和尊敬。
1985年我大学毕业，被选留到校党委办公室工作。其实以我在学生会的简短经历，应该
说明我是不善于在官场里混的，这次选择可能是一个错误。当然这是后话了，我当时对
自己并没有清醒的认识。项子明已于1984年3月不再担任校党委代理书记，但还担任着
北大顾问和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经常参与学校的工作和各种社会活动。记得我刚上班
没几天，恰逢项子明从陕西考察回京，办公室需要安排人去机场接一下，于是我自告奋
勇地表示认识项子明，可以去接。在机场出站口，我果然从人流中一眼就认出了项子明
，他虽然是满头银发，但看起来精神很好，步履轻捷。我迎上去作了自我介绍，项子明
十分热情，因我是陕西人，很自然地我们就有了共同的话题，他在回来的路上不断同我
谈起陕西的风土人情。记得那次他还很随便地说起去陕西之前已诊断出患了鼻咽癌，在
我的印象里当时的人都是谈癌色变的，不过项子明好像并不在意，感觉上他只是在说一
种平常的疾病。
因为项子明患了鼻咽癌需要治疗，从陕西回来后他基本上就不参与北大的日常工作了，
他在办公楼二楼的办公室也不再保留。1985年底项子明从朗润园的一套四居室公寓搬入
燕南园63号的两间平房里。燕南园是燕园中的“园中之园”，环境幽雅，当时还健在的
王力、朱光潜、冯友兰、陈岱孙等一些名望极高的老教授都住在这里。63号平房前面有
一小块空地，刚搬进来时十分荒芜杂乱，项子明用心经营，遍植花木，还撒上了他女儿
从美国带回的草籽——那时国内还极少有这个草种，一般的草坪秋天后就黄了，但这种
草入冬之后还是绿的。项子明还在第二年春天买了一株白玉兰，我和党委研究室的金小
鹏去帮他在屋前种下，记得他当时满有信心地说：明年春天就可以开花了。项子明对北
大是非常有感情的，虽然他的夫人在真武庙还有一套老式的三居室，但他大部分时间都
住在燕南园。
项子明原名汪志天，因参加北平地下党改名项子明，解放前在北京做地下党学生工作，
任北京大学地下党负责人。解放后历任北京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主任，市委常委、秘书
长等职，“文革”期间受到冲击，被撤职、批判、监督劳动。“文革”后期复出后，又
先后在北京市的一些部门任职，回北大前任北京市对外经济贸易进出口委员会常务副主
任。项子明对北大很有感情，喜欢大学的氛围，有要办好一所大学的理想。于是他在年
过花甲、临近离休之际回北大工作，先任校党委副书记，后任代理书记，他是很希望在
北大有一番作为的。本来项子明是应该干一任北大党委书记的，据丁石孙《我在北大当
校长》访谈中的回忆：项子明1983年访问哈佛大学时，告诉在这里当访问学者的丁石孙
，让丁石孙回国当北大校长，他当党委书记，两个人合作。不过后来项子明并没有当上
党委书记，据说主要是由于他在畅观楼事件中得罪过彭真，遭到了彭真的反对，所以他
仅以代理书记的职务主持北大工作一年多即匆匆离任。
项子明离任后是希望能在北大安度晚年的，但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却是多灾多难：他先
是在1985年发现患了鼻咽癌，经过积极治疗，比较快地恢复了健康。不想一波刚平、一
波又起，1987年间他不慎摔倒，造成颅内出血，几乎危及生命，在天坛医院做了开颅手
术才逐渐恢复过来。当时我们都说他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但1989年初的一次检
查中发现他又患了结肠癌并已转移到肝部，项子明的生命受到了真正的威胁。经过接连
两次的大手术和其它治疗，居然又奇迹般地将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当时我们还乐观
地认为他可以再次大难不死，但这些治疗手段都只不过让他的生命多延续了一些时间。
在项子明生前的最后几年中，因为他多次住院，唯一的女儿又在国外，我作为单位工作
人员经常要为他办理一些具体事务，如送他去医院，办理住院、出院、医药费报销等事
宜。这几年里我多次去他家里，也多次听过他的谈话。项子明一生阅历丰富，同许多重
要领导人都有交往，我曾不止一次听他谈起彭德怀同志，认为彭德怀是共产党历史上最
正直、最敢讲真话的人，他对某些权倾一时的大人物则时有微词。作为一位经历了几十
年风雨的老党员、老干部，项子明对国家的政治形势一直非常关心。我每次去他家里，
一般都会和我谈这方面的话题，他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谈及当前时弊，常有一
针见血之论。项子明实际上是通过彭德怀等人不同的兴衰浮沉，不同的遭遇、命运，并
以自己几十年的实际经历，对共产党的历史、制度等方面进行过许多思考。
记得1989年寒假前我去燕南园项子明家里时，他还是同往常一样和我谈起当前的形势，
但不像平时那样谈兴甚浓，而是话语不多，似乎有些忧心忡忡。最后他突然说了一句“
邓最近有个讲话，杀气腾腾”，此后再不发一言。我不明白他的所指，只好告辞离开。
春节后邓小平的讲话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了，我作为秘书也负责将文件送党委领导们传阅
。我看到邓小平的讲话对“自由化”的泛滥极为不满，表示不能再退让了，并说了一句
“实在不行，我们还有300万军队”的话。当时的党委书记王学珍等领导看后觉得这句
话讲的过于严重，商量后决定向中层干部传达时先不讲这句话，当然就是讲了一般人也
不会意识到其严重程度。只是后来形势的发展证明了项子明的政治经验比较丰富，他的
预感是比较准确的。
1989年政治风波期间项子明虽然在进行治疗，但他对形势的变化一直非常关切，由于很
多时候局势不明朗，项子明很关注从各种渠道得到的信息。我每次去他那里，都要同我
交流信息、议论形势。项子明是希望事态能够得到和平解决的，他甚至还在北大学生送
来的某份请愿书上签了名。政治风波之后王孝庭大骂有些老同志给我们党施加压力，我
认为他主要指的应该就是项子明。
到了1989年下半年，项子明的身体状况已是每况愈下了。我每次去他那里，虽仍有兴致
谈论一些问题，而且分析判断能力不减，但精力却是大不如前了。谈及当前形势，项子
明往往是低头叹息，继而默然无语。他对自己的病况实际上也很清楚，已经预感到将不
久于人世了，他有时候会拿一张纸，工工整整写上许多人的名字，都是一些已经去世的
人。但项子明还总是对去看望的人说：我身体很好，没有问题。实际上无论是对自己的
身体，还是对当时的形势，他都已彻底失去了信心。
进入1990年以后，项子明的病情日趋恶化，住到了真武庙的家里，生活已基本不能自理
。但他还是心系北大，曾经在一个下雪天乘车回到北大，长时间坐在车里不走，经我们
劝说后才离开——他是要最后看一眼北大的校园。3月初我送他去住院，项子明的定点
医疗单位是友谊医院。不料当我们到达医院后，预定好的病房却被陈希同住进去了。于
是我只能陪着垂危之身的项子明，于春寒料峭中在车内呆了一个多小时，等待医院方面
另行安排病房。陈希同曾经是项子明在北京市委工作时的老部下，在项子明住院后也曾
多次看望并给予关照，我和项子明夫人颜纯教授当天还在医院大厅里碰见过陈希同，陈
希同对颜纯说他是“拉稀了”。陈希同可能并不知道他住进了项子明的病房，不过对医
院方面来说，当然还是大领导的小毛病更需要重视。
项子明住院后我曾数次前去探望，还曾在他的病房中守护过一夜，当时他已经非常虚弱
了，但仍坚持自己起身洗脸、刷牙。次日我离开时，项子明几次向我说：谢谢你，麻烦
你了。此后有一天我忽然接到医院打来电话，项子明指名要我去。我以为他或许有所嘱
托，当即出发赶往医院，但到病房时项子明正在昏睡。我在病床前侍立良久，看到他已
经是形销骨立、一息奄奄，内心十分沉痛。项子明醒来后看见我，好像略有兴致，但仅
问过数语后又无力地合上双目，并无要紧的嘱托。此后我又和学校负责人去医院看过他
一次，再过了一两天就接到了医院告知他去世的电话，他是3月29日凌晨去世的。后来
我听颜纯教授谈及项子明临终前一直没有留下什么遗言。
项子明的遗体告别仪式大约有上千人参加，我看到很多人泪流满面，是一种发自内心的
悲痛，比起生平介绍上那些千篇一律的赞誉之词，或许更能体现出他在人们心目中的位
置。我对项子明的一生所知不多，不过在我和他有限的交往中，感到与他同时代的许多
老干部相比，项子明身上更多地具备了比较宽容、开明的思想和作风。从一件小事上也
可以体现出他的开明：我曾偶然听到过一位学工干部对他表示不满，说项子明任代理书
记时，学工干部发现某对男女生同居，要进行处分。项子明却轻描淡写地说年轻人有这
个需要嘛，不赞成处分学生。须知当时有过“严打”的历史背景，大学里关于男女关系
的校规也十分严厉，但项子明对青年学生的此类行为却是不想过度追究的。
项子明是从延安时期走过来的老党员、老干部，同那个年代的许多人一样，早年的他对
共产党、对毛主席都有一种非常朴素的感情，从来没有过任何怀疑，即使在畅观楼事件
上得罪了彭真也是出于对毛主席的忠诚。但是在经历过“文革”之后，他曾告诉我们说
对有些事才看的明白了，感到以前的自己是没有什么主见的。项子明晚年对共产党的历
史和制度进行过一些探索和反思，我以为他总体上的思路是倾向于共产党应该走顺应时
代发展潮流的道路的。尽管项子明在北大主政的时间非常短，他也已经去世许多年了，
但我和他的这些交往，他的一些思路还是值得记录下来的
【转按：网传标题有改动。作者是81级北大人，与北大管理层有深入的了解，文章信息
量极大。尤其是文章披露的95年即开始的校方组织北大女生陪唱歌以及朱善璐主动为各
种权贵提供博士学位以利益交换的事情，都是我第一次看到确实的指正。】
朱善璐是哲学系1979级的学生，大约在1982到1983年之间，他是北大的校学生会主
席。学生会主席当时在我眼里就是很大的官了，我这样的小干事一般是见不到的。我记
得有一次开会时朱善璐走了进来，他戴着一顶军帽，年纪看起来比我们大许多，但不记
得他讲没讲话。后来我知道他是1953年生人，当时已经快30岁了。朱善璐1983年大学毕
业后留校工作，（实际上,朱留校后的第一个职务是北大学生会专职秘书长。世界上居
然有这种职务！——编者注）任校团委副书记。
1985年秋天新生报到入校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在学生宿舍区遇到朱善璐，他当时
已升任为校团委书记。朱善璐知道我是刚到党委办公室工作的，跟我说他要去新生宿舍
看一看，让我和他一起去。我们去了中文系的女生宿舍，当年中文系破格招收了几个少
女作家，我们见到了其中的一两位，只是她们虽然当时很引人关注，但后来都无声无息
、泯然众人了。不过我对朱善璐喜欢到处跑、闲不住特点留下了最初的印象。
从1985年9.18学潮开始，北大进入了学潮比较频繁的时期。其间朱善璐先是任校团
委书记，后来又接替郭景海当了学工部长，是学工口的重要干部，应对学潮应该是他的
主要工作。我经常会在党委办公室看到朱善璐，不过除了那次他受到王孝庭的严厉训斥
之外，我对他别的事情倒没有太多印象。1988年暑假前发生了柴庆丰事件，朱善璐处理
这次学潮时累病了，听说是得了心肌炎，只好离职休息，还曾经离开北京去外地休养过
一段。本来他的病不太严重，但是我听学工部的人说朱善璐病情刚有好转，就进行了跑
步锻炼，想尽快恢复体质，结果跑了没几天引起心肌损伤，不得不彻底病休。这一下就
休养了好几年，直到1992年前后才开始恢复工作。
我早些时候对朱善璐了解不多，只知道他工作上非常投入，经常没日没夜地干，不
过也能感觉出他迫切希望上升的心态。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最初的几届北大学生可谓
是天之骄子，当时北大每年招2000左右本科生，研究生极少，四个年级的在校生共8000
多人，号称“八千精英”，学生会的主要干部更被视为政治明星。北大学生会一般每年
换届一次，由从高到低的各年级学生依次担任主要干部：1977级是张炜担任学生会主席
，李克强任副主席兼常代会会长；1978级是潘维明任主席。张炜一毕业就去天津任团市
委书记，后来又做了天津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李克强尚未毕业就担任了校团委书记
，不到两年即调团中央任书记处候补书记是任学校部部长,一年后担任团中央候补书记——编者注>；潘维明则接替李克强任团委
书记；不久调回上海，短时间内就当上了上海市委宣传
部长。美国《时代》杂志曾将他们预测为中国未来的政治领袖，只是后来张炜、潘维明
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了政治舞台。到了我入校的1981年，大学生没那么稀缺了，北大学生
的“精英”程度也有所降低。不过我们在入学典礼上听学工部长刘崑讲话，还是说北大
学生将来是要担负党和国家重要职责的，顿时让我们十分激动，全场响起了非常热烈的
掌声。
作为1979级学生，朱善璐继张炜、潘维明之后担任了学生会主席，不过未来的政治
领袖毕竟不可能太多，到了朱善璐毕业的时候，就没有再得到特别的安排。只是前面有
张炜等人迅速升迁的参照，朱善璐难免也对自己抱有很大的预期。本来朱善璐生病后应
该好好休息，但他却急于锻炼身体，要尽快恢复工作，实际上是非常迫切地想回到权力
的竞技场上。他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可惜从效果上看是欲速不达、事与愿违。
朱善璐病休期间我见他的次数不多，只记得1989年政治风波期间我去他家里送过材
料，他当时住在未名湖北边全斋的平房里。朱善璐笑着和我说他是“家徒四壁”，我一
看确实如此，不大的房间显得空空荡荡，不多的几件家具更是十分简陋。朱善璐虽然养
病，还是很关心时局，我记得也和他说了现在情况不明朗，请他安心养病的话。当时北
大教职工普遍待遇低下，朱善璐又上有老、下有小，加之需要养病，家庭经济状况自然
更紧张。后来朱善璐身体恢复后当了组织部长，家里没有电话不行，但当时安装一部电
话需要五六千块，朱善璐实在掏不起这笔钱，最后听说是由单位出钱给他装了电话。
朱善璐毕竟是学生会主席出身，虽然没有像别人那样平步青云，但从政的起点还算
比较高，又当过团委书记、学工部长，所以他恢复工作后就被任命为组织部长，不到一
年就升任为校党委副书记。朱善璐当了副书记之后，我作为党委秘书对他才有了比较多
的接触和了解。
朱善璐任副书记后主管学生和组织工作，这两项工作事情都比较多，以往是由两位
副书记分别主管的，朱善璐却是一身二任。学生工作关系到“稳定压倒一切”的既定方
针，朱善璐上任时学潮的余波犹在，凡是涉及到学生的事情上面都高度重视，朱善璐自
然要竭力表现；组织工作则要面对全校上百个院系、部门，班子换届、干部调整几乎随
时进行，更是一项头绪繁多的工作。朱善璐如果有比较强的能力，能够处理好主次关系
、轻重缓急，而且善于用人，一身兼二任也未尝不可。但是这位老兄对待工作却是从来
不讲章法，眉毛胡子一把抓，往往越抓越忙、越抓越乱。
我在朱善璐身边时发现他的一大特点是几乎没有时间观念，他每天都从早到晚把日
程排得满满的，或是开会，或是找人谈话，或是外出，但一般都是前面的事情还没完，
后面的时间就到了，于是不断往后拖延。那时候校领导们没有专车，朱善璐外出时让我
向车队要车，例如他要求司机下午5点来接他，但是到了6点，他前面的日程还在进行中
。如果偶然几次这样倒也罢了，但朱善璐却从无例外，推迟一小时出发对他来说算是基
本正常，往往还要继续拖延。等候的时间长了，司机们也会烦躁，我经常要向上来询问
的司机解释，他们也只好叹息着下去接着等。有人约好了或临时来找朱善璐，但他又往
往不在，等不及了只好托我传话。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明明随时看到他进进出出，但
就是找不到一刻可以插话的时机，或者和人谈话，或者打电话，好容易看他谈完了、打
完了，我正想上去说话，他又急着赶往下一场活动了。就这么过了三五天或者更长时间
，我硬是和他说不上话，如果事情没那么要紧，也就只好拖过去了。
时间一长，我发现朱善璐的工作方式有有意为之的一面。虽然他负责的头绪比较多
，但也到不了需要没日没夜的程度，他这样做更多是在显示一种姿态，显得他比谁都忙
，比谁都投入，以此获得领导上的好感和赞赏。当然思维上的混乱、能力上的不足也是
造成朱善璐忙乱不堪的重要原因，例如他和人讲一件事情，能力强的领导三言两语就说
清楚了，他可能要反复强调半个小时，他打一个普通的电话往往就需要很长时间。我曾
听见他和时任团委书记王登峰通电话，听见他交代召开学代会、研代会的事情，说要把
这两个会开成团结的会、向上的会、鼓劲的会等等，一下子说了有五六个词。我记不住
那么多，总之都是些社论上的语言。
朱善璐的另一大特点是非常热衷于拉关系，尤其是喜欢和领导人拉关系。有时候他
的办公室堆得东西太多，我作为秘书只好帮他清理一下，时常会在他的办公桌上看到一
些领导人的名片，其中我看到过某些省委书记、省长的名片。朱善璐去外地时往往主动
去找当地省级领导，他毕竟是北大的副书记，这些领导一般也会给面子。1995年暑期朱
善璐带学工口干部去辽宁葫芦岛市考察，我也跟着去了，参加考察的人分乘一辆大巴和
一辆中巴从学校出发。我们一到葫芦岛市界，就有地方上的官员来接，还享受了警车开
道的待遇。那次出行我沿途在一些市县交界处，经常看到有小车停在界碑前，有时还有
警车，小车上的人分别下车握手，或是欢迎，或是告别。我才知道官场上的很多迎送，
已经不在政府所在地了，而是延伸到了其管辖的边界上。我们在葫芦岛市也得到了当地
高规格的接待，每到一处食宿条件都很好，朱善璐善于拉关系的特点确实发挥了作用。
回京时路过某驻军部队所在地，大概也是朱善璐事先联系好了，我们在部队营房住了一
夜。为了给我们腾出住宿的地方，士兵们出去拉练了，第二天上午还安排我们打了靶。
总之我们在朱善璐的带领下，兴致勃勃地完成了这次考察，至于都考察了什么内容我倒
是没有任何印象了。
大约在1995年下半年朱善璐到中央党校学习了几个月，他所在的班上都是和他职位
差不多的各地官员。学习期间朱善璐回来说要带班上的同学到北大参观，让我联系安排
了参观路线。参观当天他向任彦申汇报了，说带党校的同学来北大看看，这些人以后可
能对北大有帮助。任彦申说了一句那有什么用就忙自己的事去了。那天朱善璐不知又有
什么事，让我先带他们到各处参观，晚上在勺园餐厅用餐时他再过来。晚饭开始时朱善
璐还没有到，但他让学工口安排了一些女生晚饭后陪着唱歌。结果我们在包间吃饭时就
到了一拨女生，我只好出来让餐厅拿一些饮料让她们在外面等，不想等我们吃完饭后又
来了一拨女生。大概是学工口之间没有协调好，分别安排了两批女生前来助兴，最后只
好让两拨女生都进来了。不过这批官员们还比较收敛，倒是没有看到他们对北大女生有
过分的举动。
那天朱善璐席间反复强调了一个意思，说你们都是很有实力的，北大没什么资源，
不过各位如果需要拿个什么学位，我们可以提供帮助。那时候许多官员已经热衷于读学
位了，我多次听到朱善璐接待各类官员时，都要向他们表示说北大可以帮助拿学位。其
间他本人也读了政治学系的博士研究生，他没有硕士学历，是直接读博的。朱善璐回北
大任党委书记后，我在一次会上听他说他的博士学位没时间读，后来看到社会上对官员
读学位有很多批评，他觉得自己再读下去不合适，就主动放弃了。
1996年暑假前后朱善璐调任为海淀区委副书记，他临走前北大学生中有一点动态，
具体是什么事我记不清了，无非是涉及到了稳定。当时兼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尉健行发话
说让朱善璐先不要上任，处理好北大的事情再走。有了高层领导的指示，朱善璐立刻兴
奋起来，加班加点，大会小会上进行布置。但是他又没有什么新鲜内容，无法就是反复
强调北大要稳定之类的话，有的会上一讲就是三四个小时。其间我和党办副主任李宝珍
在办公楼前遇到一位系总支书记，他大概是连着听了几次朱善璐讲话听烦了，和我们说
能不能劝劝老朱，讲话不要那么啰嗦了。我们也只能表示无奈。
朱善璐对于上面的任何指令都是极其重视的，“唯上”是他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
北京市委教育工委是一个主管思想政治工作的部门，以前叫市委教育部，在上世纪八十
年代取消市委工业部、农业部等部门时曾考虑过要一并取消。有人认为大学的思想政治
工作很重要，关系到“稳定压倒一切”，于是改名为市委高校工委得以保留，后来又更
名为教育工委。我和这个部门断断续续打过近30年交道，虽然他们的名称、人员已经多
次更替了，但其工作思路和方法却从来没有改变过，只要有一点小事被他们知道了，一
定要寻根问底，上纲上线，把芝麻看成西瓜，把蚂蚁当作大象。然后不断发出指令要求
北大做工作，这些指令往往十分刁钻，要么无法执行，要么让人难以接受。假如一件事
情可以有多种方式进行处理，他们一定会选择其中最简单、最生硬、最愚蠢、最能激化
矛盾的方式，至于“做工作”的实际效果则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我就亲历过有人不过
是略有一点想法和动向，被他们要求不断“做工作”，做着做着就做到彻底的对立面去
了。其实不光是教育工委，许多党政部门在处理思想动态、安全稳定问题上几乎都是这
种思路，结果都是不断激化矛盾、制造对立面。
有一次教育工委还不知道北大的某件事（具体事情我想不起来了），但是朱善璐却
要主动汇报。我平时写这类材料早就写烦了，向朱善璐抱怨说这点小事还用得着汇报吗
？朱善璐则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这件事）汇报了，出了问题就没有我们的责任，要是
不汇报，出了问题就是我们的责任了。后来朱善璐当了教育工委的书记，我认为倒是一
种比较合适的安排，他们之间可谓相得益彰，朱善璐肯定会对教育工委的风格完全接受
并发扬光大的。
朱善璐离开北大后，先是当海淀区委副书记，后来当了书记，然后做了北京市委常
委、教育工委书记。那些年我基本上没见过他，只有一次我去家园食堂吃饭，意外地看
见朱善璐一个人坐在食堂的一角，看样子是在这里刚吃完饭。我想和他也没什么可说的
，就不必过去打招呼了。北京奥运会前我在学校新闻网上看到朱善璐来北大体育馆视察
，这个馆将举办奥运会乒乓球比赛，当时刚刚建成。我看到报道上说朱善璐指出乒乓球
馆的建设要体现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理念，感到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朱
善璐还是没有什么长进，还是只会讲一些官话套话。再说乒乓球馆已经建成了，这些话
也不适合事后才讲吧。
此后不久看到朱善璐调任为南京市委书记。我觉得像他这样既没有能力又很喜欢揽
事的官员，在教育工委这类政工部门干能量还有限，到了南京这样经济发达，又有近千
万人口的大城市，朱善璐折腾起来的代价可就大了。他在南京的情况我不了解，不过
2011年我见到任彦申时听他说过：朱善璐喜欢往下面跑，看到老百姓生活有困难倒是很
热心，提什么要求他都满口答应，但是回去后他就把说过的话忘掉了。市委书记说话不
算数，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极端的例子是他答应为某人解决住房，但是按政策又无法
落实，市里只好买了一套房子替他圆场。另外2013年落马的季建业，就是在朱善璐任市
委书记时当上南京市代市长、市长的。以朱善璐的观察判断能力，对季建业违法乱纪、
包养情妇之类的事情或许难以明察，但是他总不会不知道季建业在南京砍梧桐树，大拆
大建，大搞政绩工程的行为吧。不过朱善璐也一直是喜欢做表面文章的，在热衷于政绩
工程方面他不会和季建业有多大区别。
北大党委书记在闵维方任职后期就一直传说要换人，但是等到很多人都不耐烦了，
新的书记人选还是没有浮出水面，据说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接替者。当然在现有的干部
体制下，北大的书记、校长只可能在极有限的范围内进行选择，想选出众望所归的人选
并不比中彩票的概率更高。虽然我早就对任何一位新任书记、校长不抱期望了，但是当
我听说朱善璐要回北大任党委书记时，还是感到了深深的失望。我对朱善璐有一定了解
，知道他思维层次非常肤浅，做事情没有任何章法，由他当北大的一把手，只会让北大
乱上加乱。我当时就说恐怕过不了多久，北大的人就会念闵维方的好，起码闵不至于整
天折腾。我还和同事们说最好不要让朱善璐关注我们，任何事情汇报到他那里，没有他
不重视的，但也没有他真重视的，如果他经常过问我们的工作，就会让我们非常忙乱，
而这种繁忙通常都是毫无意义的。很快我的这些看法就变成了现实，只是其严重程度远
远超出我的预计。
朱善璐当副书记时毕竟资历还浅，北大的官场风气也远没有现在浓厚，再说他不是
北大的最高领导，虽然能力差一些，讲话啰嗦一些，毕竟还能有些分寸。到了朱善璐当
过海淀区委书记、北京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南京市委书记再回到北大的时候，他已在地
方官场上历练多年，虽然还是没学到什么领导艺术，但毕竟体会了一把手的权力滋味；
同时北大的风气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形成了完全唯领导意图是从的官僚化体制，学校的
整体氛围已经能够充分满足他的欲望，他可以不受任何制约地天马行空、为所欲为了。
同以前一样，朱善璐在工作安排上还是没有任何章法，而且更加任性，预定的日程
说变就变、随时在变，不到最后时刻都无法预计。以前朱善璐当副书记时让我通知开会
，如果交代的比较早，我多半拖几天再通知，他经常会改变原来的计划。但是现在的朱
善璐早已今非昔比，不是光推迟开几次会的那点能量了。
2012年春天朱善璐计划去香港，日程、机票都定好了，统战部长也要随他出行。本
来他们预定在某个周三出发，到了这周周一上班时，我听部长说他们不去了。朱善璐这
次去要会见曾荫权、李兆基等政商界要人。李兆基此前为北大捐款2亿元建起了人文学
苑，曾荫权本来没必要见他，但朱善璐提出他一定要见到特首。于是北大外事部门动用
了大量关系，终于安排了他和曾荫权会面，但谁也没想到朱善璐突然决定不去了。据说
外事部门的人一闻此讯，连“跳楼的心都有”。北大对外交往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
失礼的情况，外事部门只好给港方人士一个个发函致歉，并多方设法补救。朱善璐取消
香港之行并非遇到什么天大的事，我注意了一下此后几天他的活动安排，他是去北大深
圳研究生院参加了一次普通的活动，其间见到了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也只
是一次礼节性会面。
朱善璐虽然善变，但有一点他是从来不变的，那就是以结识、会见各种高官、政界
名流为最大满足。大概朱善璐认为汪洋比曾荫权官大，所以他为了见汪洋而可以不见曾
荫权、李兆基，这样在别人看来极为反常的事情对朱善璐来说其实是完全正常的。听说
他还让外事部门给他安排会见克林顿、潘基文，外事部门也颇感为难，姑且不论他见克
林顿、潘基文有什么实际意义，光是和克林顿的见面费就需要一笔不少于10万美元的资
金，这笔钱从哪里出？所幸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说他见了克林顿。朱善璐实际上是以北
大的地位、资源满足他追逐高官、名流的个人愿望，他唯一考虑只是他们的地位和名气
，为此他可以改变所有的既定安排。
2012年暑期统战部组织了一批党外人士去江西考察，行程已经安排好了，朱善璐得
知后表示他要和党外人士在井冈山开一次座谈会。为了满足他的时间计划，我们只好改
变原定行程，退掉已经订好的车票，把原打算第一站到的井冈山改为最后一站，另外让
几位不参加考察活动的民主党派负责人专程飞赴井冈山，参加为期半天的座谈会。这类
座谈会朱善璐上台后我参加过几次，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讲一些大话套话，其他人只需
要附和着表几句态就行了。就是这样一次毫无意义的座谈会，我们不得不为此改变既定
行程，付出更大的工作量和资金投入，只是为了满足他又一次的个人表演。而且朱善璐
当时还要求第二年的考察必须去延安，别的地方都不行，于是党外人士2013年只好去了
延安，所幸的是这一次他本人没有去。
2013年上半年朱善璐让我们筹备召开全校统战工作会议，说是要重视统战工作。其
实重视不重视根本不在于开会，做一件实际重视的事情可能比开十次会都有用，但是朱
善璐的重视却只有开会。朱善璐当面和主管副书记、统战部长确定了会议日期。我一看
时间已经很紧了，对他的善变也有些麻痹了，就马上预定了会场并交了押金，与此同时
我们向中央统战部、北京市委统战部等部门发出了邀请。但是会议临近时朱善璐又决定
推迟召开，于是预定的会场只好更改，押金也打了水漂，只能等着他重新确定时间，将
会议的组织工作再做一遍，而且一直提心吊胆地怕他又变。总算会议时间没有再改，我
们一直提着的心才终于放下来。
我所在的统战部不过是北大很小的一个部门，朱善璐过问的时候并不多，都要被他
折腾的手忙脚乱。全校有上百个院系、部门，他又喜欢到处插手，不知有多少次活动因
为他而被搞得人仰马翻。当然最辛苦的还是他身边的秘书和两办的工作人员，朱善璐的
活动安排经常一改再改，他除了睡觉之外从不休息，但也从不考虑别人的休息时间，这
些人只得没日没夜地伺候他。有的工作人员住的远，不得不在学校附近租房子住；更有
的年轻人该恋爱的不敢谈恋爱，该结婚的不敢结婚，该要孩子的不敢要孩子；他的专任
秘书更是累病了好几次，不得不再找一位更年轻的同时做他的秘书。其他校领导、有的
部门负责人据说夜里十二点前都不敢上床睡觉，听说杨河十二点以后就接过他好几次电
话，但没有一次是急迫到非要半夜三更不让人安宁的。以朱善璐的工作风格，北大许多
部门都需要增加编制，增加大量的工作量和资金投入，因为他而产生的各种效应肯定会
对GDP的增加有所贡献。
朱善璐身边的人虽然为他拼死拼活地干，但如果认为这些人能得到安排提拔大概又
是一种错觉。前些年朱善璐还在南京的时候，我接待过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的几个干部，
中午吃饭时我看司机比较面熟，一问果然就是朱善璐任教工委书记时的专车司机。我看
他长得和以前常见的汪家鏐的司机有几分相像，就顺便问汪的司机怎么样了？朱的司机
回答说很不错，当了副教授，党校那里又给了一套房子。汪家鏐是从北京市委副书记兼
北大党委书记调任为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她的司机跟着去是当了副教授还是相当于
副教授待遇，朱的司机未必很清楚，但汪家鏐没有亏待他应该是可信的。我又问朱善璐
给了你什么待遇？司机摇摇头说什么都没有，还说海淀区委、教育工委跟在朱善璐身边
干的人也没有安排，都是原地不动。朱善璐不用身边人，在外面任职不用北大的人早有
传闻，我从他的司机这里又得到了证实。问题是这些人拼命为他干，他是可以在职权范
围内做适当安排的，无论从人情世故还是官场规则上讲都是正常可行的。但这时候朱善
璐却要坚持原则，不讲关系和情面，对这些拼死拼活为他服务的干部视而不见。
对于身边的人或关系比较近的人，朱善璐往往弃而不用，反倒是有的他不熟悉的干
部可能一下子被他看中，很快就提拔起来了。朱善璐用人不喜欢“日久生情”，而是喜
欢“一见钟情”，所以要想在朱善璐手下得到提拔，最好是离他远一些。身边的人虽然
干的多，但他的要求往往不合常理、不近人情，没法让他满意。就像有的老人身边有子
女，但一起生活往往会产生一些矛盾，总有不满意的地方，这时候一个远方的子女回来
照顾了几天，老人就认为这个子女最好，全然忘了常年伺候他的其实是身边的子女。朱
善璐用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赶时髦、图虚名，例如学历开始吃香了，朱善璐用干
部就非常看重学历。以前博士还比较稀少，王登峰二十来岁拿到博士学位，30岁就当上
了教授。朱善璐对王登峰似乎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欢和欣赏，选拔他担任了校团委书记
。记得有一次王登峰到朱善璐的办公室，大概是头几天忙什么事情累着了，朱善璐就让
他斜躺在沙发上，说话时口气十分柔和，可谓关切备至。现在博士、教授已经多如牛毛
了，但朱善璐还是喜欢追求这些名堂，他自己只是学士，那些博士、教授，甚至是院士
们能为他所用，或许他也可以从中获得了一种满足。
朱善璐虽然当上了北大的最高负责人，但是他对于如何管理北大没有任何思路和主
张，只会照搬官场上形式主义、政绩工程那一套。他上任后提出北大要“冲刺入列”，
意思是北大要以冲刺的姿态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比闵维方的“迅跑”又加快了速
度。北大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的标题是“勇担使命、团结奋斗，更加执著地加快推进创
建世界一流大学步伐”，非常符合朱善璐“假大空”的语言风格。为此他提出北大要实
现“跨越式发展”，提出了所谓“2048”远景规划和“三步走”战略设想，把北大的历
史分为三个50年，从1898年至1949年前是第一个50年，从1949年至1998年是第二个50年
，从1998年至2048年是第三个50年。北大要在2018年建校120周年前后，率先跻身世界
一流大学行列，到2048年建校150周年前后，全面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朱善
璐的这些提法被写入了2012年召开的北大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他进而将这些目标简化
为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北大梦”，甚至还对“梦”进行了分解，要求全校各单位
都要有“梦”，例如他要求我们有“统战梦”。有的老同志私下和我说，朱善璐的一系
列提法都是完全违背教育规律的。其实这样说还算比较客气，实际上朱善璐本人完全是
生活在“梦”中的，他是真心以为他在带领着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学“冲刺”，他不仅自
己做梦，还要求北大的人都跟着他做梦，只是不知道他还有没有梦醒的时分。
北大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是朱善璐主持起草的。他先是要求全校各单位都要提出建
议，为了替统战部应景，我也以邓小平主持起草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不超过五千字为
例，建议党代会报告不要写得太长、面面俱到，当然我也知道这些建议对他毫无作用。
此外他还要求一批批、一遍遍地开座谈会，光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开了好几次。报告稿完
成后，他又多次要求征求修改意见。报告稿洋洋3万多字，比十八大报告，比历届政府
工作报告都要长，办公室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反复印刷。到了党代会召开的前两天，朱善
璐再次要求征求意见，而且必须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那天是休息日，又遇上下雨，我
只好赶到办公室一个个打电话，或者请党外人士自己来拿，或者找人送去。对于这样一
篇冗长、空洞，事无巨细、面面俱到的报告，还非要在党代会召开前夕再走一遍形式。
我不知道朱善璐是诚心征求意见还是有意折腾人，不过这样倒符合他只会做表面文章的
一贯风格。
以我对朱善璐的长期观察，我认为他基本上是不读书、不看报，也不思考问题的。
首先他根本没有时间看书看报，我估计他至少大学时代就不大看书了，他一直热衷于社
会工作，又当了学生会主席，以他的工作方式，根本不会有时间看书学习。我只是在朱
善璐当副书记时见他看过书，那时他要读政治学系的博士学位，曾经把办公室的门关上
，嘱咐我不要让人打扰他，说他要准备一下英语考试。还说虽然他肯定能上，但英语也
不能考的太差，大概有两三次把自己关在屋里看了一阵英语，此后我再未见过或听说他
看了什么书。我知道的北大历任党委书记中，王学珍写过不少文章，任彦申出了好几本
书，闵维方也写过“迅跑”。但是我认识朱善璐有30年了，却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的署名
文章，哪怕是一篇几百字的短文。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北大几位主要领导人的最大特点就是不断向体制靠拢、表现
出一种“效忠”的姿态，不过他们的表现还是有区别的：任彦申有自己的思路和策略，
是一种有意识的引导；闵维方既要迎合但又不熟悉套路，未免有些生硬、蛮干；许智宏
是在体制的庇护下逍遥自在；周其凤显得有些天真烂漫，乃至不自觉地成为了某种喜剧
式人物；朱善璐则是从骨子里和体制融为一体，除了体制内那些僵化的思维和语言，他
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如果偶然接触一下朱善璐，可能会觉得他对人很热情，讲话
也有点激情，他能够将官面上的话变成自己的口语，听上去好像是那么回事。但只要多
听他几次讲话，就不难发现不管在什么场合，对待什么问题，他说的基本上都是同样的
话，表面上慷慨激昂、义正词严，实际上空无一物。
朱善璐喜欢开会，喜欢讲话，喜欢做批示。他的批示我以前就见过很多，往往从头
批到尾，洋洋洒洒，几乎占满了所有的空白处。现在凡是他的批示下来，办公室还要专
门打印一张“领导批示誊清件”，以便他那些冗长、杂乱的字迹能让人看清。朱善璐更
喜欢会见领导人、各界名流，喜欢到处察看。从好的方面讲，朱善璐确实有深入基层的
一面，闵维方当了9年半党委书记，但从来没有专门来过统战部，朱善璐上任后来过不
止一次。朱善璐对工作似乎是非常投入的，他有时一天要安排二十多件事，每天不到深
夜是不会回家的，不仅周围工作人员忙的团团转，据说连他的夫人也无法适应。
加班加点对朱善璐来说是一种正常状态，任彦申多年前就说过什么时候朱善璐不加
班了，他的水平就提高了，前两年我听任彦申又说过这个话。任彦申这样说实际上是很
看不起朱善璐的，他在新书《如何是好》中有一段话大概主要是针对朱善璐说的，“他
们终日劳碌，加班加点，马不停蹄地工作着。不论大事小事，交给别人都不放心；不论
分内分外，都要亲自过问；不分轻重缓急，只要心血来潮就去抓。他们最大的爱好就是
开会，把大部分精力都消磨在文山会海中。他们没有既定的目标和固定的行动计划，谁
找他他就为谁办事，谁官大他就听谁的，工作日程不断变来变去，不仅自己手忙脚乱，
搞得部下也穷于应付，疲于奔命。这种忙而无序、劳而无功的瞎忙，弄得大家怨声载道
。”听说也有其他前任校领导当面劝朱善璐不要太折腾了，但是这些劝告对他都毫无作
用。胡锦涛同志曾提出“不折腾”，但朱善璐却是无时无刻不在“折腾”。我所能庆幸
的是我在朱善璐身边时，他“折腾”的程度还没有这么厉害，对我的个人生活还没有明
显影响。
不知道是任彦申他们没有看透还是没有把话说透，从表面上看朱善璐确实是在忙于
工作，他整天都忙着会见、开会、讲话、批示、考察，没有片刻的空闲，确实会让人觉
得他对工作非常投入，非常有激情。实际上他的这种“工作”状态更多是一种个人的需
要，正如有人喜欢运动，有人喜欢打牌，有人喜欢喝酒，有人喜欢夜夜笙歌一样。朱善
璐的“工作”对他而言实际上是一种娱乐，他既不读书，又不思考，也没有其他爱好，
我估计他如果有5分钟空闲就会立刻坐立不安、不知所措。但是一旦“工作”起来，朱
善璐就非常充实，他喜欢那种忙忙碌碌，一声令下手下人都围着他转的感觉。“工作”
对朱善璐而言已经是一种须臾不可离开的状态，实际上已经是一种病态，我估计他可能
有狂躁病的某些症状。至于他“工作”的效果，不知是北京还是南京的人早就给他总结
了三句话，“心中一团火，脑中一团麻，办事一团糟”。
朱善璐的一系列表现固然有他个人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制度环境造成的。首先，如
果在一种优胜劣汰的用人机制下，像朱善璐这样早就引起过很多非议，而且思维层次和
工作能力都很低下的人，是不适合安排到南京市委书记、北大党委书记这样重要位置上
的，尽管他对自己可能还有更高的期望；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在目前的体制下
，一个地方或一个单位的主要官员，特别是一把手，往往都处在毫无监督、毫无制约的
环境中。他们说任何话，做任何决策，一般都不会听到反对的声音。北大虽然是一所大
学，实际上早就彻底官场化了，朱善璐在北大也没有受到任何制约。如果北大的领导层
比较正常，朱善璐许多荒唐的讲话、决定是会受到质疑和反对的，例如他要取消和曾荫
权的会面，应该有人劝阻他不能这么做，但遗憾的是北大领导层早就没有这样的人了。
朱善璐这类官员就像是被宠坏了的孩子，非常任性，无论做什么事都没有人阻止，他也
根本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只是到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后，北大的一些同志对朱善璐的做法实在有
些忍无可忍，才不同程度地提出了一些意见。朱善璐似乎也有所收敛，连我都能感觉到
学校里似乎清静了一些。但是他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就在我们举办的统战系统2014年
新年联欢会上，虽然总共只有一个多小时的活动安排，但是朱善璐又做了长达半个多小
时的讲话，全然不考虑他的讲话完全不合时宜，不顾及（其实他根本觉察不到）会场上
普遍的厌烦情绪。今年五四习近平同志到北大考察，座谈会上让朱善璐发言控制在10分
钟，但他还是足足讲了20分钟；今年5月底朱善璐率北大代表团访问台湾，在宋楚瑜安
排的招待宴会上，宋楚瑜作为主人讲了半小时，朱善璐则喧宾夺主地讲了45分钟。
除了“工作”之外，朱善璐确实没有其他嗜好，特别是没有听说他有什么桃色新闻
，他似乎也没有明显为自己和家人谋取过更多的利益。从我和他的接触中，我觉得他还
是比较朴素、比较随和的，按一般标准他可能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官、清官。虽然人
们都痛恨贪官，那些贪官们一经暴露几乎无不是财色兼收，但在朱善璐身上我却感到了
一些迷茫。他确实既不贪、又不色，我甚至假设朱善璐如果多少好一点色，有限度地谋
取一点个人利益，只要不像动辄富可敌国、情妇成群的大贪官们那么过分，或许能耗费
掉他的一些多余精力，可能还比他这样整天折腾的破坏性更小一些，浪费的资源更少一
些。其实早在朱善璐当副书记的时候，有一位车队的司机可能是被他折腾的烦了，这位
司机平常就爱说点怪话，有一次我乘他的车时跟我说：你回去告诉朱善璐啊，让他晚上
多陪陪老婆。原话的口味还要更重一些，但是我现在越琢磨越觉得这位司机的话其实是
很有道理的。
季老
在北大只要一提起季老，所有人都会知道是季羡林先生。季老不仅在北大人人皆知
，就是在国内的知识界、文化界、舆论界，只要说起季老的大名，几乎也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和季老同时代的老一辈学者中，虽然不乏一批大师级人物，但能够有季老这
样的知名度，得到季老这种政治礼遇的，几乎找不出第二个人。
季老有这么大的名气，首先应该和他的资历、背景有关。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北
大集中了全国人文社科界最多的著名学者，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评定的北大一级教授中
，季老是最年轻的一位。其他人大都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先后去世，1997年陈岱孙先
生去世后，北大的老一级教授就只有季老一人了，全国范围内有这种资历的学者也属凤
毛麟角；其次，许多大学者一辈子从事的都是高深的学问，普通人自然不懂，无从了解
。季老的专业研究如梵文、巴利文虽然没多少人懂，吐火罗文更是全世界也没几个人能
懂的文字，但季老又善于写散文，很多人读过他的散文作品。他还写过《牛棚杂忆》、
《留德十年》这样颇有些影响的书，一般人都可以通过这些文字了解季老；再有，季老
受到的政治礼遇极高，他去世前几年住在301医院，温家宝总理几乎每年都去探望，前
后去了五次；还有季老的家事，如他和儿子的关系，关于他遗产的纠纷等等，多次成为
舆论的热点，无形中也使得季老名气大增。
我是1981年考入北大的，那时候北大的前辈学者还有不少，季老只是其中之一。印
象中我也听到过季老的一些逸闻趣事，例如说有新生看到一位衣着朴素的老人，以为是
学校的老工友，就委托他照看一下行李，开学典礼上才知道他是时任副校长的季老。
1985年我大学毕业后到校党委当秘书，季老那时已不担任副校长了，我也极少能看见他
，但我经常会在办公楼看到李玉洁女士，听人说她是季老的秘书。我心里还有些不解，
当时王力、冯友兰这些老学者还在，但没听说他们有专职的秘书，另外我以为秘书应该
是像我这样年轻的，而李玉洁看起来差不多是退休年龄了，因此对季老的特别之处留下
了一些印象。不过在我参加工作的头些年里，一直没有和季老有直接的接触，也不知道
多少关于他的事情。
大约在1990年代初期，有一段时间我早晨上班时经常会在图书馆北边的路口遇到季
老，后来看到有报道说季老为了写书，每天都要去图书馆查资料。我不记得季老的夫人
是哪一年去世的，就在我时常遇到季老的那段时间里，有一天早上似乎天气不好，好像
还点下了点雪，但我仍然在路上遇到了季老。我记得那天到办公室后，听同事说季老的
夫人去世了。我当时很有些纳闷，为什么季老在夫人刚刚去世时还照常外出呢？后来也
看到有报道以敬佩的口气说季老一心扑在研究上，夫人去世时仍然坚持工作。我是在过
了很长时间以后，才了解了一些季老的家庭背景，特别是季老去世后看到他儿子季承的
说法，才算解开了当年的疑惑。
我直接和季老的接触大约只有两三次。1998年是北大建校100周年，不知出于什么
考虑，最高领导人忽然对北大的百年校庆异常热心起来，先是于4月29日来北大“暖寿
”，又于5月4日出席纪念大会并发表讲话。我私下里曾有一种看法，当时朱镕基刚刚出
任总理，又是要闯“地雷阵”、“万丈深渊”，又是要“准备一百口棺材”，一时风头
正盛。最高领导人有意为北大造势，是否还有更深层的考虑？毕竟朱镕基和最高领导层
的几位清华校友都颇为引人瞩目。当然我只是妄加猜测，不过有人以朱镕基出席校庆大
会看起来似乎不愉快，对我的看法表示了一定认可。
“暖寿”当天在勺园举行了一次座谈会，由北大老中青三代教师和学生代表参加。
以季老的资历和名望，自然要躬逢其盛。有关这次座谈会的报道说最高领导人一见季老
，即说了“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一见，三生有幸”的客气话，足见季老的分量之
重、名望之高。季老当然要在会上重点发言，不过我听一位参加座谈会的人说，季老那
天的发言比较一般。我后来专门查了一下有关报道，季老大概说了两个意思：一是人才
培养要注意文理并重，二是要采取措施避免人才流失。季老是座谈会上辈分最高的“一
老”，其发言确实未见出彩之处；反倒是参加座谈会的“一小”——法律系女生李岭的
发言令我印象深刻。她将北大学生的状态概括为三句话：学习上勤奋努力，生活上丰富
多彩，政治上积极上进。并表示爱祖国、爱北大，是我们的口号。我们要把自己的命运
同祖国的命运、北大的命运联在一起，要努力努力再努力，学习学习再学习，以实际行
动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实在是佩服这位小女生对北大当局和最高领导人意图的把握能力
，果然她发言结束后，“江泽民同志带头鼓掌”。
最高领导人亲临北大是一件大事，按照惯例要马上报送北大师生的反映，上面也迫
不及待地开始催问了。我当时在党委研究室工作，和几位同事分头收集各方面的反映，
季老的看法自然是首先需要了解的。当天晚上我打电话到季老家，记得是李玉洁接的电
话，她听明白意思后说季老已经睡下了，不便再让他起来。当时在场的领导们也只好作
罢。但过了不长时间，季老的电话就打回来了，季老还没有睡着，询问了来电情况后亲
自回了电话。我做记录时感觉季老很激动，他说这是历史上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到北大，
意义十分重大，其他的话我记不起来了，基本上都是这类意思。通话过程中季老激动、
兴奋之情始终溢于言表。
我还有一次和季老直接接触是在1999年底。当时我的大学同学曾楚风在湖北主编《
今日名流》杂志，因为马上要进入21世纪了，他们想请一些名人发表对新世纪的看法、
展望。季老是北大辈分、名望最高的学者，于是找到我希望能请季老谈一谈。我和李玉
洁联系后征得季老同意，于是陪杂志社的几个人到朗润园季老家中拜访。我是第一次进
季老家，看到季老家里的摆设十分简朴，家具都比较老旧。季老应该是刚吃过午饭，桌
子上还摆着一些没吃完的白菜豆腐之类的家常饭菜。我们还未坐定，就在一个比较显眼
的位置上看到电影明星许晴的照片，季老爱猫是很有名的，照片一看就是许晴抱着季老
的猫拍的。我们都有些好奇，我感觉季老似乎也在等着我们询问，果然曾楚风刚一开口
，季老马上就用十分愉悦的口气说：噢，那是许晴。进一步解释说是他的学生刘波正在
和许晴恋爱，是刘波和许晴来家里时拍的。
刘波其人此前我见过，但不知道他正在和许晴恋爱，只知道他是诚成文化公司的董
事长，在北大读研究生期间可能也受过季老的指教，所以对外说他是季老的学生。刘波
曾策划出版过一套影响不小、售价很高的《传世藏书》，并请季老任主编，不过季老自
己说他那个主编是“挂名的”。刘波还出资200万美元设立了以季羡林为名的研究基金
，我参加了在友谊宾馆举行基金成立仪式。经季老解释后我们才明白了，一位是才子、
富商，一位是当红女明星，更有一位名满天下的前辈学者，他们之间的交往对任何一方
而言都是锦上添花的事情，季老当然也可以为女明星的崇拜而感到几分自得。至于听说
刘波和许晴分手，破了产并跑到国外，这些已经是后话了。
但是当问及季老对21世纪的看法和展望时，我却不禁有些失望。作为一位享有盛誉
的大学者，又是一位饱经风霜、年近九旬的世纪老人，我以为季老理应对新世纪谈出一
些深邃、独到的见解。但季老似乎没有多少想说的话，经曾楚风他们一再恳请，也只是
简单地谈了一点看法。或许是这些看法太平常了，我已经想不起来季老都说了些什么，
总之感觉是像我这样学识、阅历都非常浅的人也能认识到的。后来我从季老的文章里看
到他对21世纪做过一些展望，例如季老在《梦游21世纪》一文中就写到：“我梦到，我
们的国家继续安定团结，繁荣昌盛下去……56个民族团结得像一个人。南方不再洪水泛
滥，北方没有森林火灾……”；“我梦到，在每一个家庭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
妻相敬相爱，相忍相让……对待爱情坚贞真实，谁也不做露水夫妻，把离婚当作家常便
饭……”。诸如此类的一些梦想和期待，作为一种愿望也许是好的，但是在中国社会还
充满着各种问题和冲突，人性在可预期的未来不可能有太大改变的前提下，季老的想法
只能是一种“梦游”。
如果和一些真正的大家相比，季老的思想深度的确比较有限。例如爱因斯坦虽然是
一位大科学家，但他对人类社会的问题也有深刻的洞见；陈独秀、鲁迅、胡适等北大前
辈学者，无不以思想的深度和力度而贡献卓著、影响至今。相比之下，季老的见解恐怕
就太简单、太理想化了一些。我不是苛求季老，不要求他一定达到大思想家的境界。但
季老毕竟是这个时代年龄最长、辈分最高、名气最大的学者之一，以他的阅历、身份、
影响力，完全可以对这个时代及国家民族的未来发表更深入一些的见解，他也应该有这
个责任和义务。但是季老显然离这样的期待相距较远。
对季老的专业研究我是一窍不通的，他的散文我看过一些，不是太多。我认为季老
的散文是写得不错的，例如写胡适的，写胡乔木的，虽然不见得全面，但写出了很多真
情实感，文笔也比较质朴。我曾听王学珍说季老在“文革”中所受的迫害远不是最重的
，《牛棚杂忆》真实地记录了这段历史，但是这本书最大的不足，还是对“文革”这样
一场空前浩劫发生发展的深层原因缺乏分析；《留德十年》我感到也有类似缺憾，对于
德意志这样一个科学和文化素养很高的民族为什么会走上法西斯道路，季老似乎也没有
多少涉及。
前些年季老发表了一些观点，例如他讲过“21世纪必将是东方的世纪，将迎来东方
文化的全面繁荣与复兴”；还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他是指西方文化虽然长
期占据主流，但将会逐渐让位于东方文化；他尤其推崇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观念。
这些观点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对于博大精深的东西方文化都所知甚少，不过
总觉得在中国这样一个还没有经过深入的思想启蒙，民主、自由、法治等人类公认的普
遍原则还远没有深入人心的国度里，是否急于期待东方文化的复兴？我曾听汤一介先生
明确讲过不同意季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看法，认为我们现在主要还是要学
习西方文化。我对季老的见解比较认可、印象深刻的是他积多年阅历的一些经验之谈，
例如他讲坏人不知道自己是坏人，坏人是不会改好的，倒是很让人信服的名言。
2005年前后我因为要编写北大统战史略，偶然在统战部的档案里看见一份1950年代
有关季老的材料。当时季老40多岁，任东语系主任。材料里有两点评价我还有印象：一
是说季老比较好名誉，什么荣誉都要争，如果西语系受了表扬，他就会比较介意；二是
说季老一个人在北京生活，长期把妻子留在山东老家不接过来，想和妻子离婚，又不好
意思提出来，毕竟是妻子多年承担了家庭责任。季老和夫人的关系从季承的说法里得到
了证实，虽然材料带有那个年代的特点，但这两点评价应该是大体不差的。季老去世前
几年，忽然提出要辞去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桂
冠，博得了舆论的不少好评。但北大有学者认为这也是季老获取名誉的一种方式。我不
知道季老的想法，也不敢完全苟同这种看法，不过季老好名誉的特点看来北大有一些人
还是了解的。
季老去世前后还出现了一些戏剧性事件，不断形成热点新闻，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
平息下来。先是钱文忠以季老的“关门弟子”自居，给季老行跪拜大礼，着实炒作了一
番；然后又传出季老收藏的书画“失窃”，时任秘书杨锐被停职，此事甚至惊动了温家
宝总理；再有季老13年未见面的儿子季承回到他身边，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后续情节。
2009年季老逝世后，围绕季老的遗产季承和北大发生了持续纠纷；季承出版了《我和父
亲季羡林》一书，全面披露了季老特殊的家庭生活。中间还穿插了季老故居被盗等事件
，整个过程颇似一部跌宕起伏的电视连续剧。
对这些事情我了解的有限，谈不了多少看法，不过在季老的遗产问题上倒是有些话
想说。据说季老早就表态将他收藏的字画等文物捐给北大，季老毕竟是耄耋之年，生前
最后几年一直住在301医院。北大校方早就可以根据季老的愿望，请季老立下有效遗嘱
，将文物移交给学校妥善保管起来，其实北大图书馆就有季老的工作室。但是北大校方
却一直不作为，似乎季老可以长生不老下去。在季承回家之后，虽然季老和儿子之间有
过很深的隔阂，但面对的毕竟是血浓于水的亲生儿子，季老不再明确表态将文物捐赠给
北大，也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只是季老去世后其遗产纠纷愈演愈烈，对北大和季老
的名誉都有不小损害，这种情况恐怕也不是季老愿意看到的。另外季承的书我没有看，
不过主要内容也有所了解。虽然季承的做法让很多人难以接受，认为他损害了季老的形
象，但也有不少人赞许季承不为亲者讳的勇气，是讲了真话的。
季老愈到晚年名气愈大、影响愈大，所谓树大招风，可利用的价值自然也大。刘波
、钱文忠等人可能都听过季老的课，但是“亲授弟子”、“关门弟子”之类恐怕是谈不
上的。季老的秘书中我只认识李玉洁女士，有一年我和李玉洁一起去机场接从韩国访问
归来的季老和郝斌副校长，一路上李女士十分健谈，感觉是一位干练、直爽、风风火火
的老太太。李玉洁长年照顾季老，早就被很多人视为是季老的家庭成员，那一次我带《
今日名流》杂志社的人去季老家，他们都以为李玉洁是季老的夫人。2003年底我所在的
党委统战部搬到燕南园53号办公，紧邻54号李玉洁家，但我只见她回来过一次。为了翻
建53号小楼，施工部门在54号东侧搭了几间临时建筑，没有及时拆除。李玉洁看到后大
为不满，不仅骂施工单位，也高喊着让统战部长出来，后来干脆找来一帮人把临时建筑
拆了。我不禁感慨老太太跟着季老见了很多世面，口气、脾气都大了许多。我不了解李
玉洁等人对季老的作用，但是季老受到身边一批人的包围、影响恐怕是难以避免的。
季老生前和身后，各种宣传、介绍、回忆、评价他的文章都非常多。我和季老的接
触十分有限，本来是没有必要再写这些文字的。不过季老毕竟名气极大、影响极大，是
一位非常有代表性的北大前辈学者，我也不能不对季老有所关注。尽管我没有能力对季
老做全面评价，也不妨把我知道的一点季老的事情，把我对季老的一些看法告诉世人，
或许能对人们了解季老起到一点拾遗补缺的作用。
我想季老作为一位大学问家应该是没有什么异议的，他在梵文等领域的造诣、贡献
、成就是得到公认的，他对待学问的认真、刻苦、勤奋早就被奉为学界的典范；季老还
是一位不错的散文家，他的散文很有影响，不乏许多对真、善、美的追求。但季老又是
有局限的，首先他不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以他的身份、阅历、影响，他没有对时代、
社会发出多少令人警醒、发人深思的声音，而是比较顺从、配合，充当了某种适应体制
需要的角色；其次季老应该是一个公认的好人，虽然他在家庭中未必是一个好丈夫、好
父亲，但他远不能称得上是伟人，尽管很多人希望他成为伟人，甚至有人认为他已经是
伟人了。在季老去世前的若干年里，他一直是北大资格最老、名望最高的教授，是最能
代表北大形象的一位前辈学者。但是季老的局限也是比较明显的，有些“盛名之下其实
难副”。同样是盛名之下，被许多社会公众还寄予厚望的北大，其实早就彻底依附于体
制，整体上失去了为社会贡献有价值的思想和行动的能力。何况在今天的北大，能够达
到季老做人、做学问境界的学者，恐怕也已经不多了。
此文摘自谢宁的回忆录《我在北京大学的三十年》。作者谢宁，中文系1981级校友，毕
业后留校，在校党委办公室工作，曾任党委书记王学珍的秘书。文中记述了他对八十年
代以来历任校领导的印象，此处仅截取有关丁石孙的一段。照片来自网络，与谢宁原著
无关。
丁石孙
丁石孙是1984年3月和王学珍同时上任的，王学珍任党委书记，丁石孙任校长。此
前我还不知道丁石孙的名字，只是在他任校长时听说他当过数学系主任。我第一次看到
丁石孙是在电视上，当时我们1981级的学生到位于昌平的北大200号植树，时任日本首
相中曾根康弘访华并在北大发表演讲。丁石孙在办公楼礼堂主持了演讲会。在我有印象
的历任日本首相中，我认为中曾根是最有派头的。但是当我们在电视直播中看到身材高
大的丁石孙穿着笔挺的西装，风度翩翩地致欢迎词，邀请中曾根上台演讲，姿态不卑不
亢，举止极为得体，都不禁为之感慨：到底是北大的校长！在同学们的普遍印象中，丁
石孙的风度丝毫不亚于中曾根，我们都由衷地为丁校长的气质所折服。
1985年我大学毕业后到党委办公室工作，我在办公楼二楼上班，丁石孙的办公室在
一楼，他经常也会上来和书记们开会、商量工作，多半是在201的会议室或是王学珍的
办公室。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上下班时经常会在办公楼前看见丁石孙，这时候的他穿的往
往是一件洗的有些发白的蓝色或灰色制服，骑一辆旧自行车，在他停自行车要进办公楼
或推车准备离开时，多半会有人上去和他说一些事情，下班时他经常是推着自行车边走
边和人谈话。在办公楼上班的若干年里我有一种体会：我是书记办公室的秘书，经常会
听书记们说话，处理事情，所以对历任的书记、副书记基本上都有一定了解；校长们则
不同，虽然也能随时看到他们，但平时没有直接的接触，所以我对历任校长、副校长的
特点、脾气秉性就不甚了了。包括丁石孙在内，只能从有限的了解中谈一些看法，而丁
石孙在校长任内给我印象最深的，主要也是他在处理学潮问题上的一些态度。
1985年发生了“918”学潮，此次学潮的发起主要是由于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等政
要参拜了靖国神社，同学们出于爱国主义热情要表示抗议，但是上面又不愿意让学生上
街游行。9月18日当天北大部分学生聚集在南校门内，准备出去游行，刚上班没几天的
我也被派到南门，和一些学校的干部负责拦阻游行学生。我到现场的时候，看到南门已
经关闭了。其实聚集的学生们硬要打开南门，推开我们几个手无寸铁的工作人员并不用
太费力，他们也可以转到其他校门出去。但是这些情况都没有发生，学生们只是聚集在
南门内，情绪并不激烈，和我们形成一种僵持但并无任何冲突的局面。这时候丁石孙发
表了广播讲话，他在讲话中说：有一些同学是出于爱国热情要纪念“918”，校方已接
受同学们的要求，在五四操场举行纪念大会，请同学们前往参加。现在有些同学去南校
门集结，坚持要到校外进行活动，这是错误的。我郑重地请同学们考虑，不要一时冲动
，做出错误的行为，要警惕少数人利用你们的爱国热情做出后果严重的事情来（丁石孙
讲话内容摘自《北京大学记事》）。我曾估计丁石孙的广播讲话是根据上面的口径起草
的，不过也基本符合这个时期他本人和学校多数干部、教师对学潮问题的认识。2013年
底我在《炎黄春秋》上看到丁石孙《我在北大当校长》的访谈，丁石孙说讲话稿是陈昊
苏给他准备好的，他自己也不清楚南校门是谁下令关的，我想应该也是上面的领导下的
指令。
虽然恢复高考后曾有过北大学生因对住宿、伙食、熄灯等问题不满而闹过事，但
1985年至1989年之间的学潮，却没有哪一次是由于北大校方的原因造成的，归根到底都
是社会思潮和社会问题在青年学生中一种反映。但是上面却并不这么看，学潮一发生，
北大校方往往会受到指责，认为是他们没有做好学生的工作。我记得“918”学潮之后
，有一次上面几位领导来北大，就在办公楼201会议室开会。我在外面听到时任北京市
委副书记的徐惟诚大发雷霆，虽然听不清他说的话，但声音实在是太大，只能说是在咆
哮。后来党委研究室副主任赵存生出来说，他看见徐惟诚训话时唾沫直喷到对面人的脸
上，不过我不记得那次丁石孙是否在里面。前些年我和曾在党委研究室工作的金小鹏闲
聊，他说有一次他参加了学校的干部研讨会，何东昌、徐惟诚等领导来北大听汇报时就
由他介绍情况，丁石孙也在场。当金小鹏汇报到研讨会上北大的干部普遍对“自由化”
、对学潮问题有不同意见时，何东昌就不高兴了，质问说难道都是这样的看法？副书记
郝斌在一旁证实说的确都是这种看法。丁石孙随即拍案而起，大声说：就是嘛，学潮跟
我有什么关系！然后拉开门拂袖而去。后来金小鹏从郝斌那里了解到，汇报开始之前，
何东昌一再指责丁石孙对“自由化”、对学潮“立场不坚定，旗帜不鲜明”。
不过我那时候还不了解丁石孙对学潮的看法，没有听过他这方面的言论，但我还是
能感觉到他的一些变化。1985年学潮时丁石孙发表广播讲话劝阻学生；1987年元旦当天
北大有数十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被带离现场，当晚有几千名学生包围了办公楼，丁石孙
出面和学生对话。处理学潮属于思想政治工作领域，虽然主要由校党委负责，但丁石孙
都会参与，只要一发生学潮，丁石孙都会到办公楼二楼和王学珍等领导一起商量，研究
应对之策。不过据我的记忆，到了1988年柴庆丰事件发生后，丁石孙似乎不再直接参与
处理学潮了。
其实北大的干部、教师那几年逐渐对处理学潮的方式方法产生了不同意见。季老（
季羡林）虽有“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的处世哲学，但他在怀念胡乔木的文章中，
讲到1986年冬天胡乔木询问他应该如何看待学潮。季老明确表示“青年学生是爱国的。
在上者和年长者唯一正确的态度是理解和爱护，诱导与教育。个别人过激的言行可以置
之不理。”胡乔木当着季老的面表示完全赞成。季老的观点也代表了大多数北大教师、
干部对学潮的看法。1988年暑期学校召开了工作研讨会，我参加了部分院系干部小组讨
论会的记录工作，我现在无法查阅当初的记录稿，但我印象中与会的干部们普遍对处理
学潮的做法不赞成。当时听说中央政治局针对柴庆丰事件开了四次会，有人就说政治局
为北大的事情开了四次会，实在是让我们很荣幸，不过希望中央能就教育问题多开几次
会；我记得中文系主任严家炎说，现在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了，不能还像过去那样，总是
要求思想统一、万众一心，要允许出现不同的声音。我虽然没有直接听到过丁石孙的言
论，但估计他总体上也是这些看法。
1989年的学潮规模空前、过程复杂，影响极其深远。政治风波期间我经常昼夜在办
公室值班，但几乎没有印象看见过丁石孙，更不了解他的态度。到了这年的5月初，丁
石孙率北大代表团出席在美国举行的大学校长会议，离开了工作一线。大概是在宣布戒
严之后，丁石孙此时尚未回国，他在夏威夷发表了一次谈话，对这次学潮有所肯定，在
学生中引起极大反响。不过到了丁石孙回国时，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的谈话
明显不合时宜了。我不记得他再参加过学校的相关会议，也没有印象他以校长身份参加
过公务活动，好像是住到医院去了。我们都明白，在当时的形势下，丁石孙肯定不会再
担任校长了。不过按照中国政治的特点，也没有明确说过他不宜再担任校长，或是干脆
宣布免去他的职务，只是到了这年8月份，丁石孙以任期届满的理由离开了校长岗位。
丁石孙在《炎黄春秋》的访谈中对1988年的柴庆丰事件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均没有涉及
，多少也印证了我他没有参与处理这两次学潮的记忆。
丁石孙离任后到民盟中央担任了副主席，费孝通先生退下来前，据说在民盟内部进
行过多次测评，丁石孙一直是接替费老呼声最高的人选。于是他接任了民盟中央主席，
并担任了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进入了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不过正如人们只知
道蔡元培当过北大校长，而不大知道他还当过政府考试院院长等高官一样。在现有体制
下，不管丁石孙是当民盟中央主席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基本上都是荣誉性质
的，不可能有太多发挥余地。我们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丁石孙出席各种会议、活动，偶尔
也会看到他回北大参加一些公务活动。
丁石孙任北大校长将近五年半，任期不算很长，我和他的直接接触更是极为有限，
写不出更多内容。在丁石孙任内，我确实很难说出他有多少了不起的言行，我印象比较
深的，是1986年他率先提出了把北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使北大师生深受鼓舞。
他提出过北大应该像国外大学那样向社会开放，大学不是“管”的，而是要“经营”的
；还说过他只是搞专业的，当校长并不合适，应该让会管理的人做大学校长。在北大的
具体事务上，丁石孙也只是领导班子成员之一，何况他这个校长还要受到许多上级部门
的干涉，不可能有太多的发挥余地。但我认为丁石孙仍然是北大历史上一位重要的、有
特殊地位的校长，他应该是北大历史上最后一位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保持了自己独立人
格的校长。在当时的背景下，丁石孙不可能对中国大的政治环境有多少影响，但是他有
自己独立的思考、判断，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守住了作为北大校长的底线。
几年前我和曾任过北大社科处处长的苏志中闲谈，苏志中告诉我：丁石孙任职期间
北大曾提出过对政治课进行改革，结果消息传到了上面，就变成了北大要取消政治课。
教育部等部门开始追查，苏志中他们面临很大的压力。丁石孙知道后明确表态：不要理
睬他们。我还听见过丁石孙曾以半开玩笑的口气说教育部应该取消。对于任何一位有独
立思想、有自己办学主张的大学校长而言，来自行政部门的干预都是难以忍受的，蔡元
培如此，刘道玉如此，丁石孙也是如此。但遗憾的是刘道玉、丁石孙这些有作为的大学
校长却生不逢时，难以实现他们的理想和主张。
在丁石孙校长之后，北大的行政化、官僚化倾向越来越明显，权力的干预更是不断
加强、无所不在，北大已经自觉自愿地彻底同化于体制。期待北大再出现蔡元培、胡适
那样的校长已经如同天方夜谭，产生丁石孙那样保持着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的校长也基
本上不再有可能性。丁石孙之后的北大是一个不断自我矮化的北大，丁石孙之后的历任
北大校长则呈现出持续矮化的形象。于是丁石孙校长留给我们的高大背影也就愈发显得
高大起来，当我们在对蔡元培、胡适等老校长的风采感到无限神往的时候，还应该记得
北大曾经有过一位丁石孙校长。
北大向何处去？
前言
我对北大最早的印象可能是来自于“梁效”。我当时还是小学生，但也要不断受“评法
批儒”、“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教育，“梁效”的大名早就耳熟能详了。开始我以为
“梁效”是一个人，后来才明白是北大、清华两所学校大批判组的笔名，由此知道了北
大、清华是中国最著名的两所大学。上中学以后高考开始恢复，北大更是成为了无数学
子无限向往的地方。记得高一时我去一位同学家里，看到墙上挂着他父亲年轻时佩戴北
大校徽的大幅照片，顿时非常羡慕，似乎也憧憬过自己能否戴上北大的校徽。不过那个
年代信息比较闭塞，我根本估计不出自己就读的中学和我本人的高考竞争力，北大对我
来说只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存在。1981年 我参加了高考，我们那时候是估分填报志愿的
，我感觉考的还不错。幼年时我曾在关中农村的外祖母家生活过几年，对农村比较有感
情，当时还很有些想改变农村面貌的理想，于是考虑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作为第
一选择。就在交报名表的当天，父亲的一位同事有事来家里，他顺便问了一下我的高考
情况，建议我第一志愿应该报北大。因为这次偶然的到访，我临时改变了志愿，分数公
布后我的成绩位于陕西省文科类考生前十名之列，这样我就被录取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考上北大的确给家人带来了荣耀，也让我异常兴奋，开学报到前几天我就没有睡好觉，
带着激动和疲倦，我和几位一起考上北大的同学坐了一天一夜火车到了北京，在火车上
我和另外两位男生也没有合过眼。我们是清晨不到5点下车的，出站后找到了北大的新
生接待处，此后聚集在接待处的新生越来越多，但是一直等到早上7点多，才看到学校
派来了两辆迎接新生的大轿车。由于车少人多，所有的新生都往上挤，混乱中我们帮同
来的两位女生挤上车，把随身行李也塞进去了。我和两位男生没有挤上去，只好摇摇晃
晃地乘了2个多小时公交车，才终于来到北大。进校后我忙着办理各种入学手续，等把
托运行李都搬到老旧的宿舍后，却看到地面、桌椅、床铺上全是白灰，显然是粉刷后没
有清理。我虽然疲惫的只想睡觉，也只能和室友们一起打扫，直到当天晚上才基本上收
拾干净。
北大简陋的物质条件让我从对大学生活的极度憧憬中感到一些失望，大概是恢复高考后
北大学生的数量增加很多，学校没有能力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食堂的伙食也非常简单
，记忆比较深的是大一时每天晚饭只有“肉末白菜粉”一道菜，就是把肉末、白菜和粉
条炒在一起，一毛钱一份，主食只有馒头和玉米粥，我们需要排半小时队才能打到饭菜
；浴室则更为简陋，全校只有一处破旧的公共浴室，洗澡时人挤的像沙丁鱼罐头一样；
大讲堂那时候还没有座椅，报到时每个新生交几块钱押金领一个方凳，新生开学典礼我
们就是拎着方凳去参加的。如果想看电影，也是拎着方凳到大讲堂，或者拎的更远去东
操场看露天电影。
虽然生活条件比较差，但我很快还是感觉到了在北大上学的优越之处。入学后没几天，
我们中文系新生就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了鲁迅诞辰100周 年纪念大会，见到了除邓小平之
外几乎所有的重要领导人，聆听了胡耀邦总书记激情澎湃的讲话。尽管后来我才明白我
们实际上是去“填座位”的，但当时却让我有了一种“通天”的感觉，似乎和最高层的
距离很近。特别是对我这样的外地学生而言，如果不是上了北大，中央高层领导可能永
远都是神秘和遥不可及的。至于各种名人我们见的就更多了，那时候北大整天有各种讲
座，各界名流经常来北大讲演或参加活动，而且大都是学生们自己请来的。名人们一般
也会给北大学生面子，很愿意来北大，很希望在北大得到认可。不过北大学生可能是见
过的名人太多，名人们如果讲的不好，经常会得到鼓倒掌和嘘声的待遇，或是干脆大批
地离场，让名人们很是下不来台。此外北大学生还经常能请到各类文艺团体来学校演出
，国内一流的文艺团体几乎都来过北大，有的来过多次；有些热门电影的首映式也是在
北大举行的，我才知道那些在银幕上光彩照人的演员，其实近距离看时往往并不起眼。
那个年代北大最大的特点是政治气氛很浓，学生们的政治热情很高，有一种以天下为己
任的抱负。我们入学之后，就多次听到上几届学生谈起1980年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的盛
况。区县级人大代表是迄今为止最高级别的直接选举，当年的北大学生投入了极高的参
与热情，部分学生参加了竞选，表达了许多政治主张。1981年春天中国男排逆转战胜韩
国队后，北大学生喊出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也令我们无限神往，很快我们
就在中国女排首次夺得世界冠军，国家男足世界杯预选赛大胜科威特队时体会到了那种
激情。1984年国庆35周年庆祝游行的队伍中，和我们同在一个方阵的1981级生物系学生
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被认为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定格画面，体现了北大学生对
处于个人声望最高时期的邓小平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坚定支持。除了这些大的场面之外，
北大学生平时关心政治问题的热情也很高，涉及到国家政治生活的讲座、讨论往往会受
到热烈欢迎；各种场合中的讨论和争辩更是随处可见，有一段时间32楼南面的院子里学
生们还办过一个咖啡馆，经常可以在那里听到各种时事新闻的发布以及对国家前途的讨
论。
1985年春天我即将大学毕业，面临就业的选择。大概是我平时表现出了一些对政治问题
的兴趣，系里主管学生工作的老师问我是否愿意去校党委工作。前任党委秘书哈伟就是
中文系1978级的，他要离职深造，党委办公室希望再找一位中文系的毕业生接替。我一
向对自己的人生没有明确规划，不清楚到底什么职业适合我，可供选择的其他要人单位
也没有足够的吸引力，于是想着先留校工作也不错。这样1985年8月我就到校党委办公
室报到上班，身份从大学生变成了一位党务工作者。
1985年可能是北大学生政治倾向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虽然北大师生中也有一些对
政治问题的不同看法，不过从总体上看，北大师生和中央高层是比较一致的，对改革开
放是全力支持的。但是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见成效带来的上下一心的“蜜月”之后，一
些深层次的问题开始显现。到了1980年代的中后期，北大的政治气氛仍然非常浓厚，只
是不同的意见和声音逐渐多了起来，尤其在学生中表现的比较明显，学潮成为了这个时
期的一条主线，先后出现了四次比较大的学潮，最后一次是1989年 的政治风波。在这
几年里，北大党委的工作主要是围绕着学潮进行的。我作为一位亲历者和旁观者，认为
在这几次学潮中，北大师生虽然和上层有不少分歧，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和声音，但是就
总体和主流而言，北大师生一直是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他们只是希望党能够改进自
己的问题，做出一些顺应时代潮流的变化。
1989年 的政治风波对北大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北大的走向。政
治风波之后的北大校园曾经异常安静，到了学生区恢复往日的喧闹之后，听到最多的声
音已不再是读书声和讨论声，而是从一大片宿舍楼里传出的此起彼伏的麻将牌的声音，
我也是那时候学会打麻将的。北大学生关心政治的气氛不再浓厚，一种苦闷和迷茫的感
觉则弥漫在校园中。此后的北大逐渐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直到今天仍在持续，我虽
然一直身处其中，但是也难以对它的发生发展有完整清晰的认识。
我并不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北大有多么完美，当时的北大同样存在着各种问题和弊端
，有很多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但是学校的总体氛围是积极向上的，师生们的思想是比
较活跃的，理想主义色彩是比较浓厚的。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时，北大出版社出版了
《精神的魅力》一书，中文系谢冕教授在其中《永远的校园》一文充满诗意和激情地写
道：“ 这真是一块圣地。数十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
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先于天下的严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
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这更是一种精神合成的魅力。科学与民主是未经确认
却是事实上的北大校训。二者作为刚柔结合的象征，构成了北大的精神支柱。把这座校
园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现象加以考察，便可发现科学民主作为北大精神支柱无所不在的
影响。正是它，生发了北大恒久长存的对于人类自由境界和社会民主的渴望与追求。”
谢冕教授对于北大精神的概括或许有些溢美之处，但至少是体现了北大的一种传统，一
种长期追求的境界。
变化是逐渐开始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所能感到的北大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对精神
、文化方面的追求转向了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从思想上的活跃转向了实用主义的盛行
。这种变化是逐步的、渐进的，甚至是身处其中的人难以明察的。
北大的变化固然有政治、社会、外部环境等方面的作用，但很大程度上也是主动选择的
结果，是一种出于趋利避害本能的变化，只是这种变化来的过于彻底，已经到了让几乎
所有人都无法接受的程度。对于北大的变化，几位主要领导人发挥了很大作用，其中作
用最大的则非任彦申莫属。任彦申的能力在于他善于审时度势，他不是简单地执行上面
的指令，而是能够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北大的实际，提出一系列颇有说服力的主张。在任
彦申还没有成为北大的主要领导人之前，他的主张就在北大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可，尤
其是他提出的北大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服务和支持的观点，
更被认为是北大当时唯一可做的选择。北大的大多数人恐怕都没有意识到，这种观点将
北大的作用局限在经济、技术领域，放弃了北大历史上曾经发挥过的，而且应该继续发
挥的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方面的引领作用，从而使北大愈来愈趋向于工具化和实用化。
与此同时，任彦申将北大逐步改造的适应体制需要，并建立起北大自身行政化、官僚化
体制的意图也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此后又经过许智宏、闵维方、周其凤、朱善璐等主
要领导人的持续推进，其发展程度愈演愈烈，终于使北大形成了全面的官本位体制，各
级官员成为了北大最有地位、最有身份、最有话语权的群体。
在行政化、官僚化倾向的主导下，北大的学院、系、研究所等学术机构也逐渐演变为官
本位制，真正的学者、真正的学术实际上并没有多高地位。虽然北大的自然科学领域引
进和涌现了一些出色的学者，个别学科在世界上的排名有了提高，但往往只是成为官员
们炫耀政绩的“面子工程”，成为他们邀功请赏的筹码；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独立自
由的学术精神不断受到压制，有批判精神的学者被边缘化，比较懂得配合的则获得了较
高的推崇。还有一批善于经营、长袖善舞的“风云教授”大行其道、名利双收，活跃在
学校的各个领域。尽管北大的某些学科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总体上功利性比较强，在学
术上、科研上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性很小。这么多年来人文社科领域没有出现新的大师
级人物，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领域没有再产生王选级别的成果就足以说明问题，更遑论
“世界一流”了。
北大的学生总体上则是实用化、工具化教育的必然产物。其实我从大学毕业之后，同北
大学生就没有多少直接接触，不了解学生群体的状况，但是又能从很多方面感觉到他们
的变化。当然学生群体的变化也是逐步的，当他们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关心不被鼓励并受
到限制之后，自然就会把兴趣转移到其他方面。经过长期的教育引导，北大学生多数已
不再关心国家大事，不再有对社会发展方向的深入思考，他们可以只关心自己的利益，
可以配合学校官僚们的表演，可以充当表达官方意愿的工具，但却不知道北大的传统，
甚至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学问。我曾看到过一篇署名老愚的《面试研究生》的文章，
作者曾面试过一批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的研究生，从求职简历看上去个个可谓人
中翘楚，博学多识，但面试的结果却让作者“不由自主地崩溃了”，认为他们“无知识
，无立场，无求真之诚意······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不读圣贤书。”虽然作者
遇到的学生可能有一定偶然性，但是对中国大学有所了解的人都不难判断：现在的大学
包括北大在内，基本上都是大批量地培养着这种类型的学生。
其实一些重要领导人对北大、对北大的学生还是寄予很大期望的。1988年北大90周年校
庆时，我曾去过位于台基厂的彭真同志住处，取回了彭真为北大的题词。我记得题词的
大意是希望北大要继承优良传统，站在历史潮头，推动历史车轮前进；2010年 五四青
年节温家宝总理来北大，当温家宝和北大学生见面时，一再表示纪念“五四”首先应该
继承“五四”科学、民主的精神，北大学生应该懂“科学民主”四个字，他要求同学们
讲真话，不要怕讲错话。在场的北大学生却无一人理解温家宝的苦心，只是问了一些无
关紧要的问题。有人曾做过统计，温家宝2010年 讲过六次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他也
许会在北大就政治体制改革做进一步的阐述，但是北大学生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温家
宝失望之余，只好说一问周围的同学都是学生干部，不用说都是学校安排的。其实就是
学校不做任何安排，其他北大学生也不会提出有分量的问题来。评论家何三畏先生就此
写了一篇《让人绝望的北大学生的提问》，对北大学生的现状进行了准确评论。不知道
是对北大的失望还是出于别的考虑，温家宝离任前在清华大学做了一次重要演讲，当温
家宝阐述着民主与法治、公平与正义、自由与平等这些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时，又不知
道会有多少北大、清华的学生认真思考这些问题。
就在我即将完成这部书稿的时候，习近平同志以最高领导人的身份于2014年5月4日来到
北大，向北大师生提出了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对北大学生一向是看重的，早
在1990年暑期校团委组织学生去福州市社会实践时，我曾随队前往。时任福州市委书记
的习近平专程来到我们驻地，同我们进行了两三个小时的座谈交流。他没有讲什么大道
理，而是以自己下乡插队等实际的经历和体会，对北大学生给予了关心和期望。习近平
到中央工作后又先后5次来北大，他提出的价值理念无疑是有针对性的，是继承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只是经过了这么多年实用性、功利性的
教育，现在的北大学生还能否理解这些价值的内涵，能否承担起这么大的期望？我不能
不对他们表示怀疑。
任彦申
我认识任彦申的时间比较早。1985年“918”学潮之后，大概是上面要调查了解北大学
生的思想状况，于是由刚从清华大学调任北京市委教育部副部长的任彦申带队，带了几
个干部来北大调研。他们具体是怎么调研的我不清楚，我只是负责安排他们在勺园的食
宿。这次调研的时间比较长，至少有一两个月吧，任彦申走的时候我到过他的房间，他
把几个人应付的伙食费交给了我。勺园是当年北大接待客人条件最好的地方，虽然是公
务活动，但按当时规定个人要付一部分伙食费，大概是每人每天一块钱。此后的几年里
学潮不断，任彦申应该还会经常来北大，但那时候来北大的大人物实在太多，我没有对
他有特别的印象。
不过在1989年政治风波前后，我记得任彦申多次来过北大。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风波平息
之后，他有一次在办公楼礼堂给北大学生作报告。任彦申确实很有口才，讲话很生动，
他虽然是力图说明平息政治风波的必要性、合理性，但口气并不强硬，不是用官方的大
道理教训人、吓唬人，而是试图以他的见解说服学生。我记得他讲了政治风波期间的一
些情况，例如讲到虽然宣布戒严了，但其后的一段时间并不是解放军在戒严，实际上是
学生戒了严。台下立即热烈鼓掌，这种掌声谁都能听出其特定的含义，任彦申当然不会
不明白，但他似乎也受到了这种掌声的鼓励，越讲越有精神，不断得到许多热烈的掌声。
到了1991年初，上面调整了北大的党委班子，原党委书记王学珍卸任，由北京市委副书
记汪家鏐兼任北大党委书记，任彦申调任北大党委副书记，主管宣传工作。汪家鏐主要
还是在北京市委工作，她一般只是每周来北大一两次，对北大的日常工作过问不多。但
是任彦申迅速地进入了角色，我很快就感觉到他的能力确实比较强，做事很干练，讲话
、写文章都很有一套。有一次任彦申和我说过，本来是要安排他去崇文区当区长的，由
于北大当时的特殊情况，才被点名调到北大，以加强北大党委的班子。任彦申到北大后
一直很活跃，经常讲话、作报告。我那几年身体不好，也很少参加学校的各种会议，直
接听他讲话的时候不多，印象中他宣讲的主要还是防止和平演变的那一套观点。任彦申
对于形势的判断力比较强，对上面的意图领会的比较深，当时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最受
重视，任彦申兼任了北大党校的校长，还在公共政治课教研室的基础上筹建马克思主义
学院，并自任第一任院长，加强对北大意识形态领域的掌控。
任彦申对于政治形势的变化一向非常敏感、善于把握，不过真正体现出他这方面能力的
，还是在邓小平1992年初南巡讲话之后。因为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国内舆论气氛大变，
继续讲“姓社姓资”那一套肯定不合时宜了。1992年年中我听过一次任彦申的报告，主
要是讲解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但他不是单纯地解读南巡讲话，而是把邓小平政治风波
之后接见戒严部队的讲话和南巡讲话做了对比，认为这两个讲话都非常重要。他说邓小
平如果政治风波之后马上讲南巡讲话的内容就会不合适，而如果南巡讲话时还是讲接见
戒严部队的那些内容也不行，就会不符合当前的形势。所以这两个讲话在当时背景下都
是非常恰当的，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样任彦申就十分巧妙地化解了某些前后不一致
之处，不露痕迹地将他的立场、观点迅速转变到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精神上来。
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任彦申的兴趣似乎主要不再在意识形态领域了，而是适时地转向
了经济领域。不过他对舆论宣传工作仍然很重视，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两件事：一次是
1992年十四大召开后第二天，北大经济系教师解万英跳楼自杀，后来有一家经济类的报
纸（具体是哪家报纸我记不清了，可能是《首都经济信息报》）以《北大教授跳楼记》
为题，对这一事件做了长篇报道。任彦申大发雷霆，将写这篇报道的两位记者找来训话
，我刚把他们领进任彦申的办公室，就听见他劈头盖脸地训斥说这几年好容易把北大稳
定住了，但你们的这篇报道又把北大“搞乱了”；还有一次是在1996年初，《中国青年
》杂志发表了中文系教师韩毓海的一篇文章——《北大，魂兮归来》。这篇文章我当时
也看了，我认为韩毓海到北大的时间不长，对北大的一些事情看的比较表面化，不过内
容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任彦申这时候已经当了党委书记，他对韩毓海的文章非常恼怒
，他是否当面批过韩毓海我不知道，我只看到《中国青年》杂志的有关负责人被叫到北
大，受到了任彦申的当面斥责。
1992年之后，任彦申的主要注意力转移到了经济领域，尤其对发展校办产业非常热心，
应该是他首先提出推倒北大南墙搞商业开发的，并一手促成了以房地产开发为主的北大
资源公司的成立。推倒南墙引起了舆论的不少非议，当然外界也存在一些误解，北大倒
不是不要围墙，而是在围墙的位置上建商业用房。另外北大在当时办学经费非常紧张的
情况下搞一些商业开发，确实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所以任彦申的主张还是得到了很多支
持。任彦申对北大方正等校办产业也极为重视，热衷于方正公司的各种具体运作，例如
促成方正公司在香港上市，力主由王选担任方正香港公司董事局主席等等。我在办公室
经常能看到方正等校办产业的人，或者来送文件，或者向任彦申汇报。任彦申曾提出过
一系列观点，例如说北大要实现“产学研”的结合，科研工作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
”，进而提出要培养“有市场头脑的科学家”，以及“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
我那时候对任彦申的这些见解也很佩服，有一次他要写一篇关于校办产业的文章，由他
口授让我记录。我记下来以后觉得就是一篇比较完整的文章，有理有据，对他的能力更
是大为叹服。那几年北大的校办产业在任彦申的主导下名声大噪，在全国高校中独领风
骚。方正负责人甚至夸口说以后国家每年给北大投入多少钱，方正就也给北大上交多少
，一时令人极为振奋，只是后来的实际距离这一承诺相距何其遥远。
客观地讲，任彦申确实是比较有能力、有魄力、有思想的官员，无论是他提出的一些主
张，还是实际做的一些事情，在北大都得到了相当的认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经济
建设热潮的大背景下，红极一时的北大校办产业也为他赢得了一定的声望。到了1994年
北大召开第九次党代会，任彦申顺利接替汪家鏐当上了党委书记，正式成为北大的一把
手。在任彦申当上党委书记之前，他在北大领导班子成员中已经比较突出了，我感觉没
有人能对他接任书记一职形成挑战。担任书记后任彦申进一步提出校党委要管全局，抓
大事，要着重对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进行谋划和决策，要统揽改革、发展、
稳定的全局。我认为从1992年之后到2000年初，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北大的各项重要
举措和办学思路，都比较深地受到了任彦申的主导。
1997任彦申顺利地被推选为代表北大出席中共十五大的代表，以他的身份和以往的惯例
，我们都估计他应该进入中央委员会，起码应该当上中央候补委员，前两任党委书记王
学珍、汪家鏐在任时都是中央候补委员。十五大开幕前要准备证件照，任彦申对出席会
议还是很重视的，他有一张标准像自己比较满意，但底片找不到了，就让党办副主任薛
松岩拿这张照片进行翻拍。我看到翻拍后的照片色彩有些变化，效果并不理想，就开玩
笑对薛松岩说不要因此影响任书记的当选。不想十五大上任彦申真的没有进入中央委员
会，反倒是一向比较低调，而且不是十五大正式代表的陈佳洱校长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不过任彦申毕竟是任彦申，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这个小小的挫折应该不会对他有多大影
响，机遇很快就出现了。1998年北大将迎来建校100周年，北大的百年校庆无疑会引起
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对北大的主要领导人来说，更是一个可以充分表现的舞台。早在
校庆前几年，北大就开始筹备相关活动，组建了若干个工作班子，校庆前一年还在南校
门设立了倒计时钟。任彦申对北大百年校庆可能造成的影响十分清楚，对校庆活动可谓
是竭尽所能、全力以赴，要将其做成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我从1997年春天后被调整到
党委研究室，不再担任书记秘书工作，我本来就是个小人物，对领导们如何进行决策没
有机会参与，只是离领导们比较近，时不时能得到些信息。既然不在领导身边了，我对
有关校庆的决策就更是知之甚少，不过还是能感觉到北大百年校庆的重大决策都深深地
打上了任彦申的烙印，所有重要的举措尽在他的掌控之中。
首先是对北大创办的背景进行了特别阐释，强调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由清政府创办
的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京师大学堂不仅是全国的最高学府，还是全国最高的教育行
政机关。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历史不长，到底哪所大学创办最早？并没有权威的定论，
之前已经有大学庆祝过建校100周年了。北大特别强调其政府官方的背景，这样就把京
师大学堂和一些更早的由外国人或民间创办的学校区分开来，似乎是要说明北大才是和
政府关系最密切、最正规的大学。以此思想为主导，北大的百年校庆就不仅是北大自己
的事情，而且应该是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政府行为，应该由政府出面支持甚至直接参与主
办。
百年校庆最重要的一项活动就是纪念大会了。既然要达到政府行为的目的，那么纪念大
会在什么地方举行就非常有讲究了，如果是放在北大，好像就不足以体现政府官方的背
景。虽然领导班子里有不同的意见，但任彦申一直主张庆祝大会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校庆之后有人编了一本书，主要是讲述校庆前后的过程，当时已到北大出版社工作的刘
乐坚让我帮忙看看是否有必要出版。我大致看了一下，全书洋洋30万字，通篇充斥着对
任彦申、闵维方等人校庆事迹的歌功颂德，极尽肉麻吹捧之能事。例如其中有这样的内
容：领导们就校庆大会究竟在校内还是在人民大会堂开争执不下，时间已经很紧迫了，
在某次会议上，“任彦申像天神一样神威凛凛地站起来，斩钉截铁地说：就在人民大会
堂了。”我不了解这本书的写作背景，认为内容过于谄媚夸张，不宜出版。不过我也和
刘乐坚开玩笑说如果存心想调侃任彦申等人，倒是不妨出了。后来好像是没有出。
除了确定庆祝大会的举办地点，邀请最高领导人等政要出席大会更是校庆活动的重中之
重。另外还提出要给江泽民授名誉博士学位，江泽民没有接受。此外，通过国家邮政局
发行了北大百年校庆纪念邮票，将一颗由北大校友发现的小行星通过国际小天体命名委
员会命名为“北京大学星”，通过铁道部开通了北大校友返校专列，举办了百年校庆庆
典晚会“光明行”并由中央电视台进行直播，等等。庆祝大会当天，由北京市有关方面
进行交通管制，200辆满载着北大师生、校友的大巴车队一字排开，绵延数公里，一路
绿灯驶往人民大会堂，引来无数路人或羡慕、或不解的目光。这一系列活动不见得都是
任彦申直接策划的，但都体现了任彦申要将北大百年校庆做成政府行为的指导思想，是
在多个政府部门支持下实现的。最高领导人也很给北大面子，先是亲自来北大“暖寿”
，又携数位主要领导人出席纪念大会。任彦申自然要忙前忙后，一时风光无限，其间还
接受了因被朱镕基点名而名声大噪的凤凰卫视吴小莉的专访。任彦申侃侃而谈、挥洒自
如，据说让见过不少世面的吴小莉也为之折服。
不过除了这些台前的事情之外，任彦申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最高领导人出席庆祝大
会肯定要发表一篇讲话，任彦申事先就带了几个人起草讲话初稿，他后来和我们说过起
草过程。对于讲话稿如何写任彦申是很费了一番心思的，要使之成为一篇指导性、纲领
性的文件。江泽民的讲话我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是在哈佛大学的演说，另一次就是北大
百年校庆大会的讲话。我不知道任彦申起草的讲话稿和江泽民最终的定稿有多大差别，
不过从任彦申的讲述里，他的思路、提法基本上都得到了采纳。5月4日人民大会堂的庆
祝大会是由任彦申主持的，他的口才、能力又获得了一次难得的表演舞台。
任彦申凭着北大百年校庆的机遇大出了一番风头，借着这股余热，又有最高领导人讲话
中提出的中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任彦申很快开始了新的策划。
最高领导人是在北大百年校庆时发出的号召，北大自然应该率先响应。当时有一种普遍
的看法，是认为中国的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首先在于办学经费过于悬殊，所以建
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我在党委研究室的同事还写过一篇文章，被收录
到《新华文摘》上，中心意思就是说国家应该给北大重点支持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不
过任彦申考虑的更周全一些，虽然北大有中国最高学府的声誉，但如果仅要求国家向北
大增加投入似乎又过于特殊，毕竟中国的名牌大学不止北大一所，而其中唯一和北大地
位相当的就只有清华了。于是任彦申提议联合清华，共同提出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
计划，建议国家对北大、清华加大投入。这一计划得到了急于做出政绩的教育主管部门
的支持，经过一番运作，北大、清华从1999年开始在三年内各得到18亿的资金投入，此
外还有后续投入。后来又有一些其他大学被吸纳进来，成为一项波及范围更广的所谓“
985计划”，因最高领导人1998年5月在北大百年校庆的讲话而得名。任彦申的谋划使北
大、清华获得了很大的实际利益，以前国内的一些著名大学和北大、清华大体还是在一
个层次上，但“985计划”的实施却使得北大、清华一下子鹤立鸡群，对其他大学形成
了压倒性的优势地位，特别是在每年的招生中垄断了国内最优秀的生源。至于这一计划
是否影响了大学之间的平等竞争，是否真正提高了中国大学的办学水平，则恐怕是一个
不太好说的问题。
百年校庆的高潮刚刚过去，又一次足以令世界瞩目的重大机遇再次降临到北大。1998年
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并要在北大发表演讲。克林顿不仅是世界头号强国的总统，
而且还很年轻，颇有些明星范儿，所引起的关注度可想而知。任彦申十分清楚克林顿到
访北大的分量，虽然他对如何接待的具体环节不见得都亲力亲为，也不像百年校庆那样
可以一直站在前台，但一定会有整体上的掌控。为了接待克林顿，北大方面可谓十分细
心周到，我知道的就有为克林顿发表演讲的办公楼礼堂安装了空调，将办公楼东面通往
未名湖的一条泥土小道铺设成水泥路，我曾戏称之为“克林顿小道”，后来因为克林顿
演讲会上回答提问的时间比较长，没有走这条小道。北大方面也坚持了一定的原则，美
方事先提出克林顿发表演讲时，为了安保要使用白宫的讲台。北大坚决拒绝了，认为在
北大演讲就要用北大的讲台。后来双方达成妥协，用白宫的讲台，但是在讲台上悬挂北
大的标志。不过更周密的筹备是在台面下进行的。
克林顿来访当天我去接待中山大学的党办主任李尚德，我安排他在勺园住下后，正好电
视上开始直播克林顿的演讲。看到提问环节，我们感觉到每个学生的提问都咄咄逼人，
很有些火药味，有抱怨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不如中国人对美国多的，有指责美国向台湾
出售武器的，有质问克林顿微笑背后还隐藏着什么的，有提出美国在人权与民主方面是
不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的。尤其是后来被称为“反美女生”的马楠提出她不认为国家的
自由和个人的自由有什么冲突，认为自由是自己一种主动的选择，像中国现在的繁荣发
展正是中国人民自由的选择，并告诫克林顿“只有真正懂得自由的人才会更加尊重别人
的自由”。因为这些问题太一致，倾向性太强了，反而让我们觉得不对劲。李尚德就问
我：这些提问都是安排的吧？我也有同样的感觉，但我不了解内情。
克林顿离开后我回到办公楼，很快我就在书记秘书的桌上发现了打印好的一页纸，刚才
学生们的提问内容都在上面，和提问时的语言几乎一模一样。我顺便问了一下，秘书回
答说都是任书记拟的。后来人们惊诧“反美女生”马楠为什么要嫁给美国人？其实马楠
这些提问的学生们本来就未必真反美，只是出于讨好学校当局和为了自己出风头，充当
了一次任彦申的传声筒而已。据说是学生们先准备了一些问题，任彦申看后不满意，于
是亲自草拟了这些提问。当天参加演讲会的学生也都是精心选择的，大多是比较可靠的
学生干部。虽然提问者由美方随机选择，但如果选择另外的人也还是会提出同样的问题
，用中国话讲早就“设好了埋伏”。当然任彦申设计这些提问也不过是揣摩了某些官方
机构和某些领导人的意图，将他们不便于向美方说的话通过北大学生之口讲出来，以此
表达对美方的不满和对自己的辩护。
1999年1月北大召开了第十次党代会。北大党委作为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按党章规定应该
三到五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并进行换届，但是实际上北大的党代会很少按时召开。我经
历过1986年的第八次党代会，和上届召开已经过去了8年，1994年召开了第九次党代会
，和第八次党代会又隔了8年。1999年的第十次党代会总算是正常了，此后2003年召开
了第十一次党代会，也算按时召开，但是再往后2012年才召开第十二次，和第十一次隔
了9年。北大的党代会究竟什么时候召开，并不是按照党章规定，而是根据实际形势或
者是一些领导人的意图而定。1999年之前我就听任彦申多次说过要按时召开党代会，要
使北大的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这个理由自然很站得住脚。不过根据我对当时学校领导
班子情况的了解，一再强调要按时召开党代会，恐怕也有让一些老领导尽快腾出位置，
让一批任彦申选拔任用的比较得心应手的年轻干部尽早上位的考虑。
党代会召开之前的党代表选举还差点出了意外。任彦申的代表名额是划拨到由党委各职
能部门组成的一机关党委选举的，由各部门的全体党员，包括离退休党员一起投票选举
，不占一机关党委的代表名额，但是也要经过投票。一机关党委书记王丽梅专门在会上
做了说明，但是选举的结果却是任彦申的得票比较低，差点没有选上党代表。事后王丽
梅立即跑过来向任彦申解释可能是她没有讲明白，我还听见任彦申说如果我选不上，看
这次党代会怎么开的话。我也没搞清楚到底是王丽梅没有说明白，还是有不少人故意不
投任彦申的票，总之任彦申当选党代表了，党代会也顺利召开了。无论是这次党代会确
定的指导思想，还是在人事的安排上，基本上都实现了任彦申的意图。
此后在我的印象中，任彦申在北大做的最后一件大事就是推行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由于
“985计划”使北大获得了较大的经费支持，1999年北大开始进行人事分配制度改革，
对这件事情我还要另外陈述，这里就不再多说。对任彦申的各种做法学校里也有一些不
同意见，任彦申就此讲过一些观点，他说北大已经改变了过去那种动荡不安、争论不休
的局面，现在要做到“不讨论，不争论”，对看准了事情就大胆去干。我理解他的意思
是希望大家不要对学校的决策指手画脚，最好是不要讨论，不要发表意见，以免争执不
下、贻误时机。我最后听到他的话是由于新的人事分配制度拉大了收入差距，许多人心
理不平衡，任彦申在一次会上讲了一些老同志心态平和的例子，要求大家对收入差距问
题要“想得开”。
2000年初北京大学和北京医科大学合并，任彦申调离北大出任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其后任江苏省委副书记。任彦申离开北大后十年多我没有见过他，对他在江苏的情况
更是没有任何发言权，不过我曾遇到过和他有关联的事情。前几年北大房管部的人和我
说，他们在清理住房时发现一套中关园一居室的房子是我签名办的入住手续，他们也估
计这套房子不是我的，进一步了解到是任彦申的。据他们说找到任彦申时他表示“忘了
”，后来任彦申把房子交回给了学校，但又听说他对北大的做法不太满意。任彦申来北
大时还住在清华大学东南小区，我曾经去过他家，是一套三居室的老式住房，为了方便
他休息，就在红四楼给了他一间集体宿舍。当时北大的住房条件非常紧张，隔壁的一位
青年教师虽然结了婚，还只能和别人合住一间宿舍，看到任彦申不常来，就向他提出可
否将宿舍借给自己用。任彦申表示是学校给我的，不能随便给别人，据说是搞得不愉快
，任彦申也不太愿意再去宿舍了。以后又给他换了中关园的一居室，确实是我去办的手
续，还找人帮他打扫了房间。我当时也是和别人合住一间10平米左右的集体宿舍，对这
套有厨房、卫生间的一居室十分羡慕，心里想着如果能给我一套就好了。不过等到北大
资源宾馆盖好之后，任彦申大概也不需要中关园的房子了。
2011年秋天我才又一次见到任彦申。我听说是他提出想和原来北大办公室的人聚一聚，
于是在北京市委组织部和新闻出版总署任职的前党办主任刘宇辉、副主任薛松岩安排了
聚会，也通知我参加了。任彦申此前出了两本书，一本是《从清华园到未名湖》，一本
是《后知后觉》，前一本我看过，后一本还没有看，我估计聚会时肯定要谈这两本书，
正好同事那里有《后知后觉》，就赶紧拿来翻了一遍。果然聚会时一落座，刘宇辉就问
我看了任书记的书没有，我只好表示两本书都看了，而且觉得后一本比前一本更好，思
想更解放了一些，胆子更大了一些。任彦申也马上面露微笑。
其实我对任彦申这两本书的看法也不全是违心之论。这两本书的风格首先是比较平实、
朴素，基本上都是自己的语言，没有什么官话套话，这一点在当今的领导干部群体中是
非常难得的。不过我最佩服的还是任彦申在书中能够左右逢源，可以将不同的观点融为
一体，从而达到表明自己立场的能力。例如任彦申在《从清华园到未名湖》中对社会思
潮和学潮的看法，他一方面认为“应当尊重思想自由的价值，承认多元共生的权利，容
忍异己声音的存在”，认为“学潮是青年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一种
群体行为，是他们表达自身政治诉求，维护自身权益、发泄对某些社会现象不满的一种
有力武器”，对思想自由和青年学生的政治热情多有肯定；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中国“必
须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社会目标以及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公共价值观”，
认为1980年代的学潮“反映出的一个突出特点和政治倾向是‘全盘西化’的倾向，即资
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青年学生容易产生混乱和偏激”。任彦申这些从不同角度提出
的看法，单独看起来都很有道理，但也令人有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感觉，最终的结论还
是回到了“政治正确”的立场上。
任彦申这两本书更多的篇幅是在讲领导艺术、用人之道这些官场上的内容，是“官场人
说官场事，局中人讲局中理”。比较而言，《后知后觉》确实写得更深入一些，对目前
官场上的许多问题、弊端都把握得比较准，谈领导艺术、用人之道也很有些见地，不过
总体上都没有超过传统政治经验的范畴。另外我也无法得出任彦申言论和行为完全相符
的结论，例如他多次讲到领导干部要胸怀宽广、豁达大度，要能够宽容、包容，要听不
同的意见。但是联想到他对解万英之死报道的态度，对韩毓海文章的恼怒，让人感到他
虽然道理讲的不错，但实际上自己也是做不到的。
任彦申的两本书确实都有一定的价值，听说卖的都不错。书中涉及到不少热点问题，尤
其是涉及到官场上的很多现象，任彦申并不像一些官方喉舌那样强调其天然合理性，用
大道理压人，用大帽子吓人，而是比较充分地揭示了不少问题，确实有令人信服的地方
。但他总的基调还是立足于维护现有体制，他对许多现象的分析是比较准确的，虽然也
提到了一些制度因素，但并未就此深入下去，对许多问题、弊端产生的深层原因则语焉
不详，基本上没有触及政治制度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其实如果从政治制度的层面进行分
析，任彦申所提出的这些问题都不难进行更合理的解释，也不难提出更有效的解决办法
，但他显然是有意不去触及这个层面。2013年任彦申又出版了新书《如何是好》，我专
门买了一本，为他的新书销量做了一点贡献。这本书我感觉和前两本书有一些重复的地
方，主要还是为官心得、领导艺术这些内容，总的看没有什么大的突破。当然也能看出
任彦申对自己的政治经验是比较自负的，他这些年还是读了不少书的，书中对中国传统
典籍，以及西方理论著述的运用显得更熟练了。
那天聚会的主题基本上就是两个：一是高度评价任彦申的两本书，另一个就是回顾任彦
申对北大百年校庆的贡献。任彦申看上去精神很好、情绪很高，不断讲述他对北大百年
校庆的谋划、举措，在座者无不表示叹服，我们还听他说他也是2011年清华大学百年校
庆的总顾问。任彦申当时已经从江苏省委副书记位置上退下来了，还担任江苏省政协副
主席，席间有人问他现在都忙些什么？任彦申和我们这些老部下在一起显得很放松，毫
不避讳地说：“我现在就是吃喝玩乐”。我理解任彦申虽然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但他
对于官场上“假大空”的那一套也是很反感的，毕竟退居二线了，没有必要非去捧场。
果然他表示说政协开会的时候不想去就不去了，不愿意听那些官话套话，经常的日程是
出去吃饭、唱歌、旅游，说起到广西和陈章良吃了什么野味，平时唱歌时会有歌星作陪
，并提到曲比阿乌的名字。饭后任彦申还有其他安排，但在大家的一致要求下还是唱了
几首歌，果然字正腔圆、很有味道，比以前大有长进，我心里感慨有歌星陪着唱到底不
一样。
任彦申在北大工作的时间不算很长，前后9年有余，担任党委书记5年半左右。不过在我
看来，任彦申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对北大影响最大、带来最多变化的领导人。我并不认
为以前的北大是什么象牙之塔，不食人间烟火似的，但是任彦申主政前的北大，特别是
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同体制或多或少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多少还保留了一些传统。
任彦申的看法则是“过去的北大总嫌过于自大、过于清高、过于图慕虚名了一些，在世
人面前常常摆出一副与众不同的姿态、咄咄逼人的气势，为此吃了不少亏”。他并且有
针对性地提出“今后的北大，必需摆正与社会的关系，不能总是以社会的指导者、旁观
者、评论者的面目出现……而应当努力消除北大与社会的鸿沟，贴近社会……在与群众
结合、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去展现自己的优势，在科教兴国中去实现自身的价值。”（
以上引文均见于《从清华园到未名湖》一书）
这些话虽然是任彦申在书中总结的，但他在北大期间已经讲过不少此类观点，也确实是
按照这种思路做的。我认为任彦申在北大的主要言行，都是力图要将北大改造得更符合
体制需要，更迎合世俗，更具备工具性和可操作性，而保持着一定传统的北大在任彦申
眼里则是“自大、清高、图虚名、会吃亏”的。但是任彦申在改造的过程中又加上了浓
厚的个人色彩，他对上面的意图并不是简单地照本宣科、人云亦云，而是能以自己的理
解，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北大的实际状况，提出颇具说服力的言论和见解，从而使他的主
张、做法在北大获得了相当大的支持。任彦申在北大一直是强调要“改革”的，认为“
北大必须走改革之路，以改革求生存、促发展”，不过他“改革”的整体思路则是要使
北大向体制化、官僚化、商业化方向不断靠拢。任彦申对北大的改造应该说是相当成功
的，逐步将北大引导到符合体制需要、迎合世俗观念的道路上，后来的北大领导人不过
是在任彦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终于使北大彻底实现了向体制化、官僚化、商业化的转
变。虽然北大的转变和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社会形势密切相关，但是任彦申确实在这一
过程中发挥了最为显著的作用。
任彦申在当今的官员群体中，可以说是不可多得的兼具口才、笔力、行政能力的一员干
才，尽管他只是副部级官员，其综合能力却大大超出许多比他地位高很多的官员。大概
在北大百年校庆之后，时任党委研究室主任的岳庆平及我们几位同事和任彦申吃饭，当
然主要的话题无非就是不断捧任彦申。我那时候对任彦申还很佩服，就举了尼克松评价
李光耀能力非常强，但是仅治理新加坡这个小国家是才未尽其用的例子，认为任彦申担
任北大的党委书记未免可惜了，应该到更大的舞台上发挥作用。我当时倒不完全是有意
捧任彦申，而是确实认为他有能力担任更重要的职务。其实在此前后，任彦申也多次向
上面表达过希望换岗的想法，他的理由是干部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并不好，往往待疲了，
失去了创造的冲动。他可能会认为自己对北大的稳定、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百年校庆
更是将北大推到了一个高峰，恐怕也有些希望论功行赏，更上一层楼的想法。
其实从政治制度的角度看，以任彦申的综合能力，如果在一种主要凭本事、唯才是用的
制度下，是完全可以如鱼得水，竞争到更高位置的。任彦申最高的职位不过是做到副部
级，而能力远在他之下的闵维方、朱善璐都达到了这一级别，而且先后成为中央候补委
员，朱善璐还担任过更有实权的南京市委书记一职。任彦申在他的新书《如何是好》中
也感慨说“惟独从政做官，不能太有理想，很难给自己订一个具体的做官目标。因为做
官最难把握个人命运，是一个前途最不确定的职业，你能不能做官，做多大的官，在哪
儿做官，这一切都是个人难以预料的……做官除了靠本事，靠努力之外，还有一个运气
问题。”任彦申的这些感慨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制度问题，他肯定也会在这种官员任用
的体制下感受过不公，可以说他既是现有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同时某种程度上也是这
种体制内的失意者。但是任彦申肯定不会公开质疑中国的政治体制，更不会致力于改变
这种体制，而是会根据现有体制的框架，做出最符合他自身利益的选择。
钱理群先生近来曾提出过一个观点，他认为：“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
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
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我不知道钱理群先生是否有具体的所指，我也不是简单地认为任彦申就是这种人，但是
他的一些做法却未免是开风气之先的。
叶丽宁
叶丽宁是1987年从北大法律系本科毕业的，被选留到党委研究室工作，她是东北人，家
是吉林市的。刚开始同事的时候我感觉她还是比较本分的，也没有表现出很会来事的一
面。叶丽宁上班后不久党委办公室、研究室被分配了一个去通州支教的名额，为期一年
，当时那里的条件很艰苦，我自己也不愿意去，不知道是不是叶丽宁主动要求的，最后
是派她去了。支教结束后叶丽宁又怀了孕，有一段时间为了保胎没有上班，她大学毕业
不久就结婚了，丈夫是清华大学的，印象里是她的中学同学。叶丽宁还和我们说过大学
期间她光顾着恋爱了，没顾上好好学习。
叶丽宁结婚的时候条件非常简陋，她在校内27楼和别人合住一间10平方米的宿舍，结婚
时曾在宿舍请我们几个同事吃过饭。由于房间太小，只能在两张单人床中间摆一张桌子
，我们侧着身子才能坐进去。当时北大的教职工，特别是青年教职工的住房条件普遍很
差，我刚上班时是6个人住一间宿舍，感觉和上学时没多大区别，只是房间稍大一些，
两年后才调整为3人一间。记得我们的月工资大概还不到100元，有一次叶丽宁花500元
买了一个收录机，跟我说她兴奋的一晚上都在听。不过叶丽宁多少还是显示了一些不同
之处，她和研究室、办公室的领导们关系都比较好，能主动为他们做一些私人方面的事
情，甚至她的父母也会参与进来。
1989年政治风波期间，叶丽宁可能是快临产了，我印象中那段时间她基本上没有上班。
政治风波之后我们经常进行政治学习和思想整顿，叶丽宁也参与了。当时正是我、金小
鹏等青年人和一些老同志思想上分歧较大，正在受到批评教育，倍感压力，同时也是和
赵亨利之间矛盾最尖锐的时期。虽然我们承认自己年轻，容易上当受骗，但对赵亨利借
机整人的做法也很反感，经常有一些或明或暗的较量。叶丽宁毕竟是青年人，政治风波
前后我觉得她思想倾向上和我们比较一致，应该会比较同情我们，但她的表现却让我大
为吃惊。在一次会上，我、金小鹏、赵亨利等人都做了发言，而且有明显的对立情绪。
叶丽宁也说了话，她没有针对我们，而是高度评价了赵亨利等办公室、研究室的领导，
当她说到领导们对我们实在是太好了时，突然激动了起来，竟然泪流满面、哽咽失声了
。我确实没有想到她会这样讲话，会场上的气氛一直很紧张，我和金小鹏等人正在饱受
压力，她却说领导们对“我们”实在太好了，我们只能在吃惊之余哭笑不得。
叶丽宁确实没有指责我们，她只是适时地站到了赵亨利等人的阵营中，她的“效忠”姿
态也得到了赵亨利的高度认可。虽然后来赵亨利并不满意叶丽宁离开研究室，另择高枝
，但等叶丽宁成了北大的风云人物，赵亨利也颇为自得，并认为这个人才是他首先发现
培养的。而且在叶丽宁离开资源集团但尚未受到通缉之前，我有一次见到赵亨利，他还
很为叶丽宁担忧，说叶丽宁的事最后也没有个说法，她没有工作、没有工资。我只好说
叶丽宁挣的钱恐怕几辈子都花不完，还用得着我们操心。
1992年任彦申提出拆掉北大南墙搞商业开发，为此成立了北大资源公司，后来发展为资
源集团。此前叶丽宁曾和我说过呆在研究室没意思，想出去干点事情。我当时对前途十
分迷茫，加之身患疾病，还对她泼冷水说有什么好干的，混日子罢了。但是叶丽宁有自
己的打算，南街工程提出后，她主动要求去搞房地产开发。资源公司一成立，叶丽宁就
担任了副总经理，从此开始了她在北大的风光岁月。几年之后，叶丽宁又当上了资源集
团的总裁，更是成为了北大炙手可热的人物。从资源公司到资源集团，叶丽宁才算是如
鱼得水，赵亨利对她的欣赏无关紧要了，她已经有了更深厚的背景和更广阔的舞台。记
得南街资源楼建成不久，叶丽宁请我们几个以前的同事去吃饭、唱歌。我们正唱歌的时
候，看到已经担任党委书记的任彦申也来了，他是来找叶丽宁的，要亲自修改资源公司
的一份报告。资源公司是任彦申一手建立起来的，他对公司的事情经常亲力亲为，不过
他以北大头号人物之尊专门来公司修改文稿，还是让我多少感到一点意外。
叶丽宁能够在资源公司平步青云，最主要的依靠无疑就是任彦申了。关于他们之间的关
系坊间有很多说法，甚至说他们有特殊关系，邹恒甫微博事件中还坚持这种说法。对此
我没有任何根据，不能妄加揣测。叶丽宁本人倒是没有什么姿色，刚到资源公司时穿着
打扮还比较土气，有一次我看她穿着一条适合年轻女孩子穿的裙子，就开玩笑说她打扮
的像个少女。不过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后来我再见她时衣着高级了，脸部也明显修饰
过了。虽然有关叶丽宁和任彦申的传闻有些捕风捉影，但是他们之间存在深层的利益关
系，形成为一种牢固的利益共同体应该是不会有疑义的，可以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叶丽宁会为任彦申安排许多他不便于出面的事情，提供许多正常途径不便于享受的待
遇；任彦申则会完全信任、支持叶丽宁，就是她出了问题，任彦申也一定会全力施救，
确保其共同利益不受到损害和追究。当然叶丽宁背后的靠山并非只有任彦申，以她这方
面的能力，肯定和校内外多位权势人物都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任彦申调到江苏后不久，
我就听说叶丽宁拜了许智宏为“*****”，是真是假、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我不敢确定
。但是如果说叶丽宁和许智宏之间不存在任何利益关系，我同样也是不会相信的。
叶丽宁成了大红人之后我就很少再见过她，只是偶尔会听到一些关于她的传闻。大概在
1990年代后期，有一位同事曾问我知道叶丽宁一年挣多少钱吗？我当时每月的工资最多
1000元左右，就很大胆地估计她可能有几十万的年薪吧。但是这位同事告诉我叶丽宁的
年薪是180万，而且只是固定收入。我尽管有一定的心理准备，还是不免为此感到吃惊
。不过叶丽宁红火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2005年之前她就因为卷入新疆某公司的事情被
有关方面带走调查过，随即淡出了北大资源集团。在此前后我参加过一次学校的财务工
作会议，听财务部门负责人说其实资源集团并没有给北大上缴多少钱，但是用北大的名
义贷了不少款。后来我又听一位曾在北大工作的人说叶丽宁发奖金，有一次就给自己发
了300万，这些钱实际上是贷款来的。对有关她的这些传闻我无法一一证实，但恐怕也
是无风不起浪的。到了2010年，因涉嫌私分国有资产，叶丽宁和资源集团其他几个人被
海淀检察院立案侦查，检方初步核实涉案金额为2000余万元。不过此前叶丽宁已跑到了
国外，司法机关进行了网上通缉。
以我作为同事的眼光，我觉得叶丽宁是一位比较普通的女人，她既没有出众的相貌，也
没有过人的才能。以前北大党委机关选人的标准是比较传统的，就是有些风情、时尚的
女性都不在考虑之列。叶丽宁应该是比较传统的女人，除了和领导的关系密切一些之外
，她在党委研究室期间并没有任何突出表现。如果她一直在党委机关工作，估计至少能
做到处级干部的位置，在家里可能是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妇，日子会过的平平安安，不会
大富大贵，但起码是富足的。同她后来坐拥巨资、有多处房产、但是又不得不逃亡国外
的生活相比，那个住在集体宿舍，买一台500元的收录机就很满足的叶丽宁或许幸福感
还更强一些。当然叶丽宁是不满足于普通生活的，她有一种要一心向上、出人头地的欲
望，这种欲望虽然使她红极一时，但终于又归于沉寂，而且是有国不能归，有家不能回。
不过话说回来，叶丽宁无论是成为风光无限的女总裁还是成为了通缉对象，其根本原因
都在于北大的校办产业管理体制。北大的校办产业始于1980年代，在当时办学经费非常
紧张的情况下，通过创办校办产业增加一些收入，补充办学经费的不足，确实有一定的
合理性。到了任彦申时期，北大的校办产业进入了鼎盛期，甚至将其作为办学方向上的
重大突破，一时间似乎校办产业就可以为北大提供丰厚的资金来源。比资源集团影响大
得多的方正集团，更是夸口说以后国家给北大多少投入方正就给多少。但是任彦申离开
北大后不久，我听当时主管财务的常务副校长闵维方在办公楼礼堂介绍北大的财务状况
，他通报说之前5年北大的资金收入总共是30多个亿，其中校办产业上缴了1个多亿。我
当场估算了一下，占北大这5年总收入的3%多一些。我不免十分失望，北大的校办产业
名气那么大，销售收入那么多，对学校的回报却极为有限，还占用了学校的不少资源，
真可谓是“枉担了虚名”。以后我没有再听到这方面的具体数据，但是校办产业在北大
的总收入中所占份额一直不高则是确定无疑的。
虽然校办产业给北大的回报十分有限，但却并不妨碍公司高级管理阶层获得高额的收入
，叶丽宁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不过更大的问题还在于校办公司和北大的产权关系并不
明晰，给北大上缴不上缴？上缴多少？并没有明确的规则，往往由公司和校方私底下讨
价还价，这样就存在很大的运作空间。虽然公司给北大上缴的不多，但是他们却会和校
方的权力人物建立密切的关系，公司有独立的财务，掌握着巨额的资金和大量的资源。
在学校正常的体制下，某些权力人物在资金的使用，资源的获取，个人的享受方面毕竟
会受到一些限制，而这些校办公司都可以充分提供，甚至还可以为某些权力人物的子女
、亲属提供安排和帮助。
1990年代中期手机还比较罕见，党委办公室曾经有两部数字模拟手机，我一度使用过其
中一部，但我不知道手机费是谁交的，后来才知道是方正公司出的钱。手机费不过是小
意思，我知道任彦申、吴树青都做过方正公司的董事，公司也发给过他们董事费，当然
任彦申、吴树青没有拿这笔钱，而是用于了某项奖励或基金。但是我不敢确定这么多年
下来，校办公司和某些校领导之间没有形成其他的利益关系。我偶尔就听到某某领导被
某某公司“搞定了”的说法，这种“搞定”的含义外人虽不清楚，但当事人都会心知肚
明。在北大的某些权力人物和校办公司之间，已经形成了多种利益共同体，叶丽宁和任
彦申不过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对。校办产业尽管对北大贡献不多，但确实让一部分人富
起来了，也让一部分人享受起来了。
叶丽宁虽然倒台了，但是北大校方和校办产业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依然存在，学校
和公司之间依然没有权利义务方面的明确规则。叶丽宁这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校办公
司的经营者毕竟还是北大的人，他们可能多少还会考虑北大的利益。但是据我了解，目
前北大校办公司管理阶层的组成人员更加复杂，利益诉求更加多样。对于北大的校办产
业而言，产生叶丽宁的土壤依然存在而且更加肥沃，叶丽宁应该不会是最后一个被通缉
的北大校办产业负责人。
赵存生 赵亨利
1985年我刚到党委办公室时，赵存生和赵亨利都是党委研究室的副主任。研究室的工作
主要是负责起草校党委的各种报告、文件，主任由俄语系教授陆嘉玉兼任，他一方面要
搞业务，另外还在做落实政策方面的工作，不常来研究室。日常工作是由赵存生、赵亨
利两人负责的，王学珍经常称他们为“研究室二赵”。“二赵”是当时党委主要的笔杆
子，他们年龄相近，工作性质类似，为方便起见，我将两人的事情放在一起写。
赵存生是沈阳人，说话有明显的东北口音，赵亨利也在东北工作过。因为都在办公楼
201上班，我和“二赵”平时接触的机会比较多。在我的印象中，赵存生思想上显得保
守、正统一些，为人也比较老实、厚道，性格似乎还有些懦弱，讨论问题时如果别人反
驳了他的看法，他一般就不再说话了，不过也不会对人有什么芥蒂；赵亨利头两年给我
的印象则是思想上比较开明，言论比较大胆开放，经常在讨论问题时发表批评性意见。
大约在1987年，赵存生、赵亨利都得到了提拔，赵存生升任为党委研究室主任，赵亨利
则当了党委办公室主任并兼任研究室副主任。渐渐地两个人的差别开始体现出来了：赵
存生还是整天起草各种报告、文件，待人处事方面也没有感觉到明显的变化；赵亨利虽
然当了党办主任，但办公室的事务主要是由老资格的副主任李宝珍管，他基本上还是做
研究室文字方面的工作，但毕竟身份不同了，感觉上不像之前那么随和了，有些如鲁迅
说的“一阔脸就变”，时不时会摆出点领导的架子来。
印象中我和赵亨利之间倒没有什么直接的矛盾，无非是偶尔板起面孔说我几句，不过研
究室的金小鹏则开始和赵亨利发生了冲突。金小鹏比我早一年到校党委工作，他虽然只
高我一级，但年龄比我大五六岁，他当过兵、参加过工作，有一定社会阅历，又喜欢读
书，讨论各种问题时往往很有见地。赵亨利和金小鹏的关系以前是比较融洽的，赵亨利
对金小鹏很欣赏，认为他很有思想，还让我要好好向他学习；金小鹏对赵亨利也心存感
激，金小鹏的妻子在外地，他寒暑假探亲时往往晚一些回来，赵存生、赵亨利也都比较
宽容。赵亨利刚当上党办主任时，金小鹏还和我说过你们有了一个好主任的话，不过随
着赵亨利地位的上升，二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
我认为直接的原因是金小鹏那时候毕竟年轻气盛，思想又比较激进，赵亨利则身份有了
变化，讨论问题时不像以前那样放的开了。金小鹏见解比较高，能言善辩，赵亨利争论
不过他，感到伤了面子。研究室的工作本来不需要严格坐班，赵亨利有时候就在家里写
材料，不过金小鹏确实也有些散漫，经常上班时来的比较晚。同以前可以让金小鹏探亲
晚归不同，赵亨利在一次会上十分严肃地强调要遵守劳动纪律，当然主要是针对金小鹏
的，于是金小鹏也只好一大早就来了。假期里办公室和研究室的人是一起排值班的，大
概就在他们出现矛盾那一年的暑假，本来已经排定好了值班人员，金小鹏却因为祖父病
重赶回江苏老家，没有参加值班，后来赵亨利甚至对金小鹏说他祖父的事是编造的。到
了下一个假期排班时，我听到赵亨利有些故意地说：排班时要找靠得住的，别到时候谁
的爷爷又死了。赵存生则要厚道些，没有说什么话。
1988年北大迎来了90周年校庆，确定5月4日当天在大讲堂举行庆祝大会，虽然总体规模
不能和后来的百年校庆相比，但也是相当隆重了。事先我们得知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
、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要在校庆大会上发表一个讲话，讲话稿由北大提供。于是赵亨利
让办公室、研究室的几个年轻人分别起草一篇李铁映的讲话稿。我也认真地进行了思考
，以我当时的认识水平，提出北大应该在国家发展中起到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赵亨
利看了以后态度挺好，笑着说领导上这样讲可能不太合适，然后把他起草的稿子也让我
看了。我看他写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套话，诸如“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
来”之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我有些不以为然，但是也不好说什么。
5月4日当天庆祝大会的规格不低，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启立领衔出席
，其他到会的还有北京市长陈希同，以及费孝通、雷洁琼、王汉斌、周培源等多位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其他领导、各界名流更是济济一堂。庆祝大会
气氛很热烈，但是李铁映讲话时却出了问题。李铁映用的就是赵亨利起草的稿子，当年
的北大学生是不大给领导、名人们面子的，他们没耐心听那些正确的废话。于是李铁映
讲话时全场嘘声不断，搞得他很是下不来台，后来一直都对北大耿耿于怀。当然出现这
种情况也不能说是赵亨利的责任，即使李铁映的讲话是别人起草的或是他亲自写的，估
计基本上也还是那些内容。
赵亨利号称是北大的笔杆子，校党委许多重要文稿都出自他的手笔，他本人也颇有些自
负，认为自己虽然是学理科出身的，但人文方面也很强。任彦申曾说过他刚来时领导们
讨论文稿，感觉赵亨利对他说话很不客气，后来发现任彦申很会写文章，态度才变得好
起来。不过赵亨利的文章在我看来和他本人有些类似，干巴巴的，可以说是既无思想又
无文采。到了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虽然赵亨利早已去了出版社，陈佳洱校庆大会上的
讲话还是找他起草的。这篇讲话除了罗列了一些官方口径的北大历史之外，就是表达了
几个决心，没有提出任何有思想、有深度的见解。我听了之后感到内容实在干瘪，同百
年校庆这样重大的场合实在太不相称。任彦申大概心思不在这里，也不好干预陈佳洱的
讲话内容，事后他也说一听就知道是赵亨利的口气，对这篇讲话很不满意。过了若干年
，我在一个偶然的场合里听见赵亨利的夫人对人说，（陈校长讲话）谁写的都不行，后
来陈校长找了我们家老赵才写好的。
不过赵存生、尤其是赵亨利给我的主要印象还是在1989年政治风波期间形成的。赵存生
一向是谨小慎微的，比较听话，对上面的决策历来是拥护的，他或许也有一些个人的想
法，但不会明显地表露出来，政治风波期间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言行；赵亨利则不同，
最初我以为他的思想比较开明，但是随着地位的变化，以及和金小鹏之间逐渐产生的矛
盾，开始有意识地表现出对官方立场的维护。政治风波开始之后，由于相当一段时期内
形势十分复杂，上面的态度也不明确，办公室的人，甚至包括几位党委领导在内，都会
或多或少表达一些看法和忧虑。但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赵亨利始终一言不发，不过到了
《人民日报》4·26社论发表之后，赵亨利却马上表示坚决拥护，而且口气很坚决、态
度很强硬。但是在之后一段形势不明朗的时候，赵亨利又开始一言不发，持续到宣布戒
严，随后又是闭口不言。总之政治风波期间赵亨利要么不发一言，要么就是强硬发言，
发言或不发言都取决于形势是否明朗化。
不过赵亨利最令我刻苦铭心的言论还是在政治风波之后。对于最后的流血结局，我想这
也是包括决策者在内任何一方都不愿意看到的。但是赵亨利则不然，他曾以非常轻巧的
口气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才打死三百多人，这不多嘛。我当时在场，听了他的话确
实直觉得后背发冷。鲁迅针对三一八事件曾说过有一些评论是可以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
魄的，我以前不明白，但是赵亨利的话确实让我有惊心动魄的感觉，由此我才开始对鲁
迅有了一点略微深入的理解。
政治风波之后党委办公室、研究室的情况也比较微妙。我们几位年轻人政治风波期间虽
然没有什么具体的行为，但或多或少都表现出一些思想上的倾向，党委领导和单位的老
同事一般都比较理解。但是和之前的沉默形成鲜明对比，此时的赵亨利则非常强硬，调
子很高，大有将异己彻查到底的势头。首当其冲的是金小鹏，其实金小鹏政治风波之前
就不被信任了，那段时间基本上没有上班，自然也没有多少被抓住不放的言行。但由于
之前积累的矛盾和金小鹏的一贯立场，他被认为不适合在党委机关工作，要求他离职。
这个决定主要应该是赵亨利提出的，当然赵存生也不会反对。在一次小范围会议上赵亨
利对金小鹏进行了尖锐指责，赵存生的态度则要温和一些。我当时也受到不少压力，不
好多说话。倒是在二赵眼里一向比较本分的研究室的另一位年轻同事刘乐坚，虽然平时
不多说话，这时候却为金小鹏讲了不少公道话，令人大为佩服，当然刘乐坚随即就得到
了被二赵谈话的待遇。迫于当时的形势，金小鹏也做了自我检讨，勉强通过了党员重新
登记，不过他最后还是离开了党委研究室。那段时间我看到赵亨利咄咄逼人的态度，为
求自保，就在一次支部会上夸赞一些老同志一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像有的人一看
形势不明朗就一言不发。那次会上赵亨利不在场，但我是有意针对他说的。
虽然赵亨利政治风波之后表现得很积极，态度很强硬，但他就像风波期间一些调门很高
的人一样，并没有捞到什么实际的好处。风波之前就风闻他要被安排到更重要的位置上
去，风波之后反而原地不动了。大概在1990年代初期，王学珍、赵亨利联名发表了一篇
《继承和发扬北京大学的光荣革命传统》的文章，我印象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
以官方需要的口径重新解释了北大的传统。文章主要应该是赵亨利起草的，大概是“亨
利”这两个字太西化，和文章的主旨不符，发表时用的是“赵恒力”的名字。中央广播
电台、电视台等官方媒体都宣传了文章的观点，赵亨利那段时间自然也颇为得意。
1990年底我患了慢性疾病，其后的几年身体状况一直较差，但基本上还能坚持工作，只
是1993年下半年后病情有所发展，曾回西安家中休养了半年。1994年春节后我感觉身体
有所好转，从西安回来准备上班。当时我只有30岁出头，虽然病情不稳定，迁延难治，
但还不到完全不能工作的程度，我也不想这么年轻就长期休病假。赵亨利和我谈了话，
其间一直板着脸，态度冷若冰霜，让我要么继续治病，要么像正常人一样上班，说话时
根本不抬眼看人。我当时可能是因为久病不愈，心理比较脆弱，谈话过程中感到眼泪快
要夺眶而出了，强忍着不能在他这种人面前流泪。后来算是开恩让我上班了。
大概到了1995年左右，赵亨利被安排到北大出版社担任总编辑，我终于结束了和他长达
十年的同事关系。前些年我有一次和出版社前总编苏志中闲聊，苏志中说赵亨利接替他
时，他告诉赵亨利多抓抓出版社的事，不要多往国外跑，结果他一年之内就出了四次国
。我知道赵亨利是爱显摆的人，好容易有了这个位置和机会，他怎么可能放过呢？赵亨
利虽然当上了总编，但毕竟年纪不小了，在出版社干了没几年就年龄到线卸任了。我和
赵亨利共事期间实在是领教够了他的为人，不过以前我们每年元旦时要在办公室搞一次
新年聚餐，有条件的同事每人会做一个拿手菜带到办公室。赵亨利的东北大拉皮做的确
实不错，荤素搭配、爽口不腻，每次都被大家吃的精光。以后我虽然在东北或其他地方
多次吃过大拉皮，但还没有吃到比赵亨利做的更好的。
赵存生在1990年代初期兼任了新成立的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当初调他兼任这
个职务时，听说他为此琢磨了很久，他是个比较内向的人，有些患得患失。到了1994年
北大召开第九次党代会时，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赵存生担任了校党委副书记，主管宣传
工作。赵存生个性比较软弱，属于那种给他权力也不知道怎么用的领导，在下属面前也
没有多少威严。虽然他当上了副书记，但平时出头露面的时候并不很多，经常是在办公
室里看书、看文件，有一两次还借过我的书在办公室看。往往是其他领导都忙不过来时
，有些活动才请他出面圆场。不过赵存生为人确实比较和善，在副书记的任上也中规中
矩，没有多少特别值得一提的事情。
赵存生对我虽然没有特别的关照，但也还说得过去。大概在1990年代中后期，听说赵存
生也提出过对我的职务安排问题，不过他毕竟比较软，不能坚持自己的意见，一旦其他
人说一句否定的话，他也就没有其他话了。1999年底我离
作者：谢宁
(2014-12-17 10:26:30)
这是迄今为止，我在自己博客里转发的唯一一篇他人的作品，是我一个好朋友写的一篇
长文。这个好朋友在北大学习、工作、生活了三十三年，其中二十九年是在北大历任最
高领导人身边和北大学校党委核心机关任职，因此他对北大三十年来的成长历程、演进
步伐、发展脉络历历在目，如数家珍；对北大三十年历届领导人的所作所为、颠三倒四
、秽迹劣行洞察入微，铭记于心；对北大从一个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圣地最终蜕变成为
八卦新闻笑柄的堕落过程了如指掌，铁证如山。因此，由他来为北大和北大领导人立此
存照，言之凿凿，辩无可辩，堪称信史。
也许在不明真相的外人看来，值此乱世，北大还不失为一个象牙塔。但是北大人自己知
道——当然除了本文作者，大家都“皇帝的新装”——，燕园只有西门外两个石狮子是
干净的了。对今天北大的肮脏，九十年代初以来的历届北大领导人负有不可逃脱的罪责
。这些领导人在倒行逆施、祸校秧学的时候，肆无忌惮，利令智昏，全然不记得中国的
古话“人在做，天在看”。他们更全然不知道，他们的作恶一直在被一双锐利的眼睛一
滴不露地注视着、记录着，他们毁灭北大、摧残学术、扼杀思想的罪行，注定要被钉在
历史和人心的耻辱柱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是至高永
恒的真理，没有一笔孽债能躲过追讨：本文公诸于世的今天，正是他们遭报应的开始。
前年邹恒浦事件闹得最凶的时候，我曾对作者有以问之，作者告诉我：邹谈及的那些算
得了什么？余之所知，胜彼百倍。今天这篇长文，终于揭开了北大种种黑幕的一角。接
下来，我们期待着作者能告诉我们更多。
作为一个学生、教师、教育管理和党务工作者，本文作者在号称“最高学府”的北大学
习、工作、生活、调研了几十年，深谙中国大学、中国教育的现象和实质。加上他又长
于观察和思考，能从北大的丑陋万象、北大领导人的猥琐百态切入，进而揭示、批判中
国大学体制的缺陷与弊端、中国教育制度的落后与低劣，并为中国大学、中国教育探索
一线生机。微言大义，胜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宣言”、“高等教育行动计划”、“中
国高等教育白皮书”等等的言而无信和废话连篇。
三十年来，进进出出和至今仍在校园中或欺世盗名、或苟活偷生的北大人，凡不下几十
万众。但我相信，没有、也不可能有第二人有本文作者这种观察、思考和著述。从这个
角度，本文作者堪称北大历史上、特别是解放后北大历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人物，本文
也必定成为北大校史上一部独树一帜、独一无二的经典性文献。
作者文学专业出身，文笔极佳。本文逻辑严谨，语言丰满，张驰有度，活泼生动，栩栩
如生，让人一见难以释手，值得所有过去和今天的北大人，所有好奇、关注、崇拜和鄙
夷北大的人，以及所有关心中国大学、中国教育、中国政治体制和中国前途命运的人细
细品读。
本文原标题是“北大向何处去？”，“污秽的北大和丑陋的北大权贵们”是我擅自所改
的标题，与作者无关。自今日起，全文将陆续登出，与大家分享。
北大向何处去？
前言
我对北大最早的印象可能是来自于“梁效”。我当时还是小学生，但也要不断受“评法
批儒”、“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教育，“梁效”的大名早就耳熟能详了。开始我以为
“梁效”是一个人，后来才明白是北大、清华两所学校大批判组的笔名，由此知道了北
大、清华是中国最著名的两所大学。上中学以后高考开始恢复，北大更是成为了无数学
子无限向往的地方。记得高一时我去一位同学家里，看到墙上挂着他父亲年轻时佩戴北
大校徽的大幅照片，顿时非常羡慕，似乎也憧憬过自己能否戴上北大的校徽。不过那个
年代信息比较闭塞，我根本估计不出自己就读的中学和我本人的高考竞争力，北大对我
来说只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存在。1981年我参加了高考，我们那时候是估分填报志愿的，
我感觉考的还不错。幼年时我曾在关中农村的外祖母家生活过几年，对农村比较有感情
，当时还很有些想改变农村面貌的理想，于是考虑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作为第一
选择。就在交报名表的当天，父亲的一位同事有事来家里，他顺便问了一下我的高考情
况，建议我第一志愿应该报北大。因为这次偶然的到访，我临时改变了志愿，分数公布
后我的成绩位于陕西省文科类考生前十名之列，这样我就被录取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考上北大的确给家人带来了荣耀，也让我异常兴奋，开学报到前几天我就没有睡好觉，
带着激动和疲倦，我和几位一起考上北大的同学坐了一天一夜火车到了北京，在火车上
我和另外两位男生也没有合过眼。我们是清晨不到5点下车的，出站后找到了北大的新
生接待处，此后聚集在接待处的新生越来越多，但是一直等到早上7点多，才看到学校
派来了两辆迎接新生的大轿车。由于车少人多，所有的新生都往上挤，混乱中我们帮同
来的两位女生挤上车，把随身行李也塞进去了。我和两位男生没有挤上去，只好摇摇晃
晃地乘了2个多小时公交车，才终于来到北大。进校后我忙着办理各种入学手续，等把
托运行李都搬到老旧的宿舍后，却看到地面、桌椅、床铺上全是白灰，显然是粉刷后没
有清理。我虽然疲惫的只想睡觉，也只能和室友们一起打扫，直到当天晚上才基本上收
拾干净。
北大简陋的物质条件让我从对大学生活的极度憧憬中感到一些失望，大概是恢复高考后
北大学生的数量增加很多，学校没有能力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食堂的伙食也非常简单
，记忆比较深的是大一时每天晚饭只有“肉末白菜粉”一道菜，就是把肉末、白菜和粉
条炒在一起，一毛钱一份，主食只有馒头和玉米粥，我们需要排半小时队才能打到饭菜
；浴室则更为简陋，全校只有一处破旧的公共浴室，洗澡时人挤的像沙丁鱼罐头一样；
大讲堂那时候还没有座椅，报到时每个新生交几块钱押金领一个方凳，新生开学典礼我
们就是拎着方凳去参加的。如果想看电影，也是拎着方凳到大讲堂，或者拎的更远去东
操场看露天电影。
虽然生活条件比较差，但我很快还是感觉到了在北大上学的优越之处。入学后没几天，
我们中文系新生就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了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见到了除邓小平之
外几乎所有的重要领导人，聆听了胡耀邦总书记激情澎湃的讲话。尽管后来我才明白我
们实际上是去“填座位”的，但当时却让我有了一种“通天”的感觉，似乎和最高层的
距离很近。特别是对我这样的外地学生而言，如果不是上了北大，中央高层领导可能永
远都是神秘和遥不可及的。至于各种名人我们见的就更多了，那时候北大整天有各种讲
座，各界名流经常来北大讲演或参加活动，而且大都是学生们自己请来的。名人们一般
也会给北大学生面子，很愿意来北大，很希望在北大得到认可。不过北大学生可能是见
过的名人太多，名人们如果讲的不好，经常会得到鼓倒掌和嘘声的待遇，或是干脆大批
地离场，让名人们很是下不来台。此外北大学生还经常能请到各类文艺团体来学校演出
，国内一流的文艺团体几乎都来过北大，有的来过多次；有些热门电影的首映式也是在
北大举行的，我才知道那些在银幕上光彩照人的演员，其实近距离看时往往并不起眼。
那个年代北大最大的特点是政治气氛很浓，学生们的政治热情很高，有一种以天下为己
任的抱负。我们入学之后，就多次听到上几届学生谈起1980年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的盛
况。区县级人大代表是迄今为止最高级别的直接选举，当年的北大学生投入了极高的参
与热情，部分学生参加了竞选，表达了许多政治主张。1981年春天中国男排逆转战胜韩
国队后，北大学生喊出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也令我们无限神往，很快我们
就在中国女排首次夺得世界冠军，国家男足世界杯预选赛大胜科威特队时体会到了那种
激情。1984年国庆35周年庆祝游行的队伍中，和我们同在一个方阵的1981级生物系学生
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被认为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定格画面，体现了北大学生对
处于个人声望最高时期的邓小平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坚定支持。除了这些大的场面之外，
北大学生平时关心政治问题的热情也很高，涉及到国家政治生活的讲座、讨论往往会受
到热烈欢迎；各种场合中的讨论和争辩更是随处可见，有一段时间32楼南面的院子里学
生们还办过一个咖啡馆，经常可以在那里听到各种时事新闻的发布以及对国家前途的讨
论。
1985年春天我即将大学毕业，面临就业的选择。大概是我平时表现出了一些对政治问题
的兴趣，系里主管学生工作的老师问我是否愿意去校党委工作。前任党委秘书哈伟就是
中文系1978级的，他要离职深造，党委办公室希望再找一位中文系的毕业生接替。我一
向对自己的人生没有明确规划，不清楚到底什么职业适合我，可供选择的其他要人单位
也没有足够的吸引力，于是想着先留校工作也不错。这样1985年8月我就到校党委办公
室报到上班，身份从大学生变成了一位党务工作者。
1985年可能是北大学生政治倾向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虽然北大师生中也有一些对
政治问题的不同看法，不过从总体上看，北大师生和中央高层是比较一致的，对改革开
放是全力支持的。但是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见成效带来的上下一心的“蜜月”之后，一
些深层次的问题开始显现。到了1980年代的中后期，北大的政治气氛仍然非常浓厚，只
是不同的意见和声音逐渐多了起来，尤其在学生中表现的比较明显，学潮成为了这个时
期的一条主线，先后出现了四次比较大的学潮，最后一次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在这几
年里，北大党委的工作主要是围绕着学潮进行的。我作为一位亲历者和旁观者，认为在
这几次学潮中，北大师生虽然和上层有不少分歧，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和声音，但是就总
体和主流而言，北大师生一直是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他们只是希望党能够改进自己
的问题，做出一些顺应时代潮流的变化。
1989年的政治风波对北大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北大的走向。政治
风波之后的北大校园曾经异常安静，到了学生区恢复往日的喧闹之后，听到最多的声音
已不再是读书声和讨论声，而是从一大片宿舍楼里传出的此起彼伏的麻将牌的声音，我
也是那时候学会打麻将的。北大学生关心政治的气氛不再浓厚，一种苦闷和迷茫的感觉
则弥漫在校园中。此后的北大逐渐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直到今天仍在持续，我虽然
一直身处其中，但是也难以对它的发生发展有完整清晰的认识。
我并不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北大有多么完美，当时的北大同样存在着各种问题和弊端
，有很多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但是学校的总体氛围是积极向上的，师生们的思想是比
较活跃的，理想主义色彩是比较浓厚的。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时，北大出版社出版了
《精神的魅力》一书，中文系谢冕教授在其中《永远的校园》一文充满诗意和激情地写
道：“ 这真是一块圣地。数十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
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先于天下的严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
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这更是一种精神合成的魅力。科学与民主是未经确认
却是事实上的北大校训。二者作为刚柔结合的象征，构成了北大的精神支柱。把这座校
园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现象加以考察，便可发现科学民主作为北大精神支柱无所不在的
影响。正是它，生发了北大恒久长存的对于人类自由境界和社会民主的渴望与追求。”
谢冕教授对于北大精神的概括或许有些溢美之处，但至少是体现了北大的一种传统，一
种长期追求的境界。
变化是逐渐开始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所能感到的北大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对精神
、文化方面的追求转向了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从思想上的活跃转向了实用主义的盛行
。这种变化是逐步的、渐进的，甚至是身处其中的人难以明察的。
北大的变化固然有政治、社会、外部环境等方面的作用，但很大程度上也是主动选择的
结果，是一种出于趋利避害本能的变化，只是这种变化来的过于彻底，已经到了让几乎
所有人都无法接受的程度。对于北大的变化，几位主要领导人发挥了很大作用，其中作
用最大的则非任彦申莫属。任彦申的能力在于他善于审时度势，他不是简单地执行上面
的指令，而是能够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北大的实际，提出一系列颇有说服力的主张。在任
彦申还没有成为北大的主要领导人之前，他的主张就在北大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可，尤
其是他提出的北大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服务和支持的观点，
更被认为是北大当时唯一可做的选择。北大的大多数人恐怕都没有意识到，这种观点将
北大的作用局限在经济、技术领域，放弃了北大历史上曾经发挥过的，而且应该继续发
挥的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方面的引领作用，从而使北大愈来愈趋向于工具化和实用化。
与此同时，任彦申将北大逐步改造的适应体制需要，并建立起北大自身行政化、官僚化
体制的意图也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此后又经过许智宏、闵维方、周其凤、朱善璐等主
要领导人的持续推进，其发展程度愈演愈烈，终于使北大形成了全面的官本位体制，各
级官员成为了北大最有地位、最有身份、最有话语权的群体。
在行政化、官僚化倾向的主导下，北大的学院、系、研究所等学术机构也逐渐演变为官
本位制，真正的学者、真正的学术实际上并没有多高地位。虽然北大的自然科学领域引
进和涌现了一些出色的学者，个别学科在世界上的排名有了提高，但往往只是成为官员
们炫耀政绩的“面子工程”，成为他们邀功请赏的筹码；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独立自
由的学术精神不断受到压制，有批判精神的学者被边缘化，比较懂得配合的则获得了较
高的推崇。还有一批善于经营、长袖善舞的“风云教授”大行其道、名利双收，活跃在
学校的各个领域。尽管北大的某些学科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总体上功利性比较强，在学
术上、科研上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性很小。这么多年来人文社科领域没有出现新的大师
级人物，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领域没有再产生王选级别的成果就足以说明问题，更遑论
“世界一流”了。
北大的学生总体上则是实用化、工具化教育的必然产物。其实我从大学毕业之后，同北
大学生就没有多少直接接触，不了解学生群体的状况，但是又能从很多方面感觉到他们
的变化。当然学生群体的变化也是逐步的，当他们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关心不被鼓励并受
到限制之后，自然就会把兴趣转移到其他方面。经过长期的教育引导，北大学生多数已
不再关心国家大事，不再有对社会发展方向的深入思考，他们可以只关心自己的利益，
可以配合学校官僚们的表演，可以充当表达官方意愿的工具，但却不知道北大的传统，
甚至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学问。我曾看到过一篇署名老愚的《面试研究生》的文章，
作者曾面试过一批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的研究生，从求职简历看上去个个可谓人
中翘楚，博学多识，但面试的结果却让作者“不由自主地崩溃了”，认为他们“无知识
，无立场，无求真之诚意······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不读圣贤书。”虽然作者
遇到的学生可能有一定偶然性，但是对中国大学有所了解的人都不难判断：现在的大学
包括北大在内，基本上都是大批量地培养着这种类型的学生。
其实一些重要领导人对北大、对北大的学生还是寄予很大期望的。1988年北大90周年校
庆时，我曾去过位于台基厂的彭真同志住处，取回了彭真为北大的题词。我记得题词的
大意是希望北大要继承优良传统，站在历史潮头，推动历史车轮前进；2010年五四青年
节温家宝总理来北大，当温家宝和北大学生见面时，一再表示纪念“五四”首先应该继
承“五四”科学、民主的精神，北大学生应该懂“科学民主”四个字，他要求同学们讲
真话，不要怕讲错话。在场的北大学生却无一人理解温家宝的苦心，只是问了一些无关
紧要的问题。有人曾做过统计，温家宝2010年讲过六次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他也许会
在北大就政治体制改革做进一步的阐述，但是北大学生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温家宝失
望之余，只好说一问周围的同学都是学生干部，不用说都是学校安排的。其实就是学校
不做任何安排，其他北大学生也不会提出有分量的问题来。评论家何三畏先生就此写了
一篇《让人绝望的北大学生的提问》，对北大学生的现状进行了准确评论。不知道是对
北大的失望还是出于别的考虑，温家宝离任前在清华大学做了一次重要演讲，当温家宝
阐述着民主与法治、公平与正义、自由与平等这些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时，又不知道会
有多少北大、清华的学生认真思考这些问题。
就在我即将完成这部书稿的时候，习近平同志以最高领导人的身份于2014年5月4日来到
北大，向北大师生提出了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对北大学生一向是看重的，早
在1990年暑期校团委组织学生去福州市社会实践时，我曾随队前往。时任福州市委书记
的习近平专程来到我们驻地，同我们进行了两三个小时的座谈交流。他没有讲什么大道
理，而是以自己下乡插队等实际的经历和体会，对北大学生给予了关心和期望。习近平
到中央工作后又先后5次来北大，他提出的价值理念无疑是有针对性的，是继承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只是经过了这么多年实用性、功利性的
教育，现在的北大学生还能否理解这些价值的内涵，能否承担起这么大的期望？我不能
不对他们表示怀疑。
北大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校的教学、研究工作逐步走向实用化、功利化，管理体制
则实现了彻底的行政化、官僚化。不论从哪方面看，这些做法都完全违背了基本的教育
规律，同世界高水平大学的通行规则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在学校行政官员的主导下
，北大却提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计划，甚至还多次制定了具体的时间表。建设
世界一流大学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丁石孙时期就提出了，当时提出这个目标是真诚的，也
是全校上下都比较认可的。但是到了任彦申主导下的北大百年校庆，再次提出加快创建
世界一流大学时，就已经带有很强的功利色彩，实际上是希望因此得到国家的重点投入
。闵维方任职时期，又提出北大要“向着世界一流大学迅跑”，把建设高水平大学的过
程等同于“跑步”，只能令人想起当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滑稽。朱善璐上台之后
，“迅跑”都嫌太慢了，他要让北大 “冲刺入列”，就是要以冲刺的速度进入到世界
一流大学的行列。
在北大这几位主要领导人中，除了任彦申还比较实际一些，以谋求一定的利益为目的之
外，闵维方的“迅跑”只能让人觉得可笑，朱善璐的“冲刺入列”则更是十分荒唐。北
大的所谓“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实际上已经和一些利益集团套取国家资金和社会
资源，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做法如出一辙。虽然不能和动辄获得巨额投入的大型利益
集团相提并论，但目的则是相同的。再说例如铁道利益集团虽然浪费了大量资金，但毕
竟还建成了若干条可以运行的高铁，而北大的“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却是一个根本不可
能达到的目标。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所一流大学是整天叫嚷着“创建”出来的，他们所做
的无非都是按照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创造出一个有利于提高办学水平的环境，至于能
否发展为世界一流大学，则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完全是一个顺其自然的过程。而北
大行政化、官僚化的管理体制，功利化的办学方向，同建设高水平大学的目标完全是背
道而驰的，离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只会越来越远。正如当年完全违背经济规律的“大跃
进”遭受惨重失败一样，以“大跃进”思维提出的、完全违背教育规律的北大“创建世
界一流大学”计划，也必将成为世人的笑话。
大约在四五年前，我和几位以前在北大共事的朋友聚会，他们都非常关心北大的情况。
于是我谈了北大的一些现状，这几位朋友也感到很惊诧，有人就建议我应该把这些事情
写下来，作为一种历史的记录。我听后受到启发，但估计如实地写出来发表，肯定会引
起极大震动，其后果可能是我无法承受的。于是我初步的设想是等我退休之后，等现在
的这些人和事都过去了再写，即使我写一些客观的事实，讲一些不中听的话，应该不会
对我有太大影响。此后当我和北大几位关系比较密切的朋友谈起这种设想时，又有人建
议我现在就应该写，认为再过若干年，有的事情记的可能不会太准确了。我觉得这个建
议也很有道理，于是也想过不妨先写出来，等到适当时候再拿出来。但是我本人一向得
过且过，本性又比较疏懒，很长时间都没有产生动笔的念头。
这些年北大不断被所谓“负面新闻”所困扰。我平时见到一些校外的人，不管是北大的
校友还是和北大没什么关系的人，都经常问我北大到底是怎么了？我一下子很难回答清
楚，觉得是应该写一本书把北大的真相告诉世人。不过真正促使我下决心的，主要还是
我对北大现状的愤怒和绝望，特别是北大官僚们的随心所欲和无所顾忌。我觉得是到了
对他们说“不”的时候了，不仅应该让社会公众了解北大的真相，也有必要让更多的师
生了解北大的内幕。前两年我和一位比较熟悉的教授闲谈，他不知道从什么渠道听说朱
善璐要调走，竟然很担心，认为朱善璐是能为老百姓办事的。我不禁哑然失笑，只能感
慨北大的有些老师实在是太善良、太天真了。实际上不仅一般的社会公众对北大了解不
多，我在和许多北大的教师、干部交流后有一种明显的感觉，那就是他们对北大的实际
状况也是很隔膜的，尤其是不了解北大的官场运作，往往是以一种善良的愿望去理解学
校的领导人。
其实我本人对北大的官场也不是很了解了。前几年我有一次路过办公楼，看见一位副校
级领导走出来，秘书跟在身后，台阶下停着一辆小车。我以为秘书是跟领导一起外出的
，却看见秘书抢上去打开车门，等领导坐进去后再关上车门，然后目送车子离开后再进
去。我不禁大开眼界，感慨自己在北大这么多年了，在办公楼里也做过十多年秘书，却
不知道秘书出来只是给领导拉车门的。我不由得回想起王学珍、丁石孙、陈佳洱等人骑
着自行车上下班的情景，感到也有必要将我知道的北大过去的那些事告诉世人，通过北
大近三十年来的变化，特别是发生在主要领导人身上的变化，或许可以从某些方面解释
北大为什么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由于内心产生了这种想法，我对北大的官场也进行了特别的观察，逐渐意识到这些年来
北大的权力运作是非常不透明的，北大的领导人，特别是主要领导人是不受任何约束的
，做事情是不讲规则的，甚至可以说北大最大的规则就是不讲规则。现任的校党委副书
记于鸿君曾说过北大是事业单位，所以我们不算是官员。他们确实不是一般的官员，就
是在外面的官场上，对于官员的职数、待遇、退职年龄等方面还有一些规定，而这些官
场上的一般规则在北大几乎是不存在的。我虽然在北大党委机关近30年了，也不禁对北
大官场的实际状况感到吃惊。当然我看到的还只是冰山的一角，至于那些我看不到的，
隐藏在更深处的各种利益关系、权力依附，就不是我能够全面了解的。目前的北大不要
说还能为国家的发展进步，为中国社会的民主法治建设发挥引领作用，而是其自身的官
僚化程度，权力自肥的腐朽程度已经到了难以令人接受的程度。即使按照党纪国法，按
照现行体制内一系列规章制度的要求，北大也已经走得太远了。
对于北大的现状，不仅校内存在普遍的不满情绪，校外也有不少人看得比较清楚。李敖
先生虽然愈到晚年愈有娱乐化倾向，但他2005年在北大演讲时说“北大变孬了”还是很
准确的；杜君立先生在《孔庆东时代的北大》一文中断言：“北大作为中国最精英的人
文思想发源地早已不复存在……一个蔡元培和胡适时代的北大几乎恍如隔梦。”社会舆
论更是不断对北大进行激烈的批评，这些批评绝大多数并不是有意与北大过不去，而是
北大的一系列表现早已引起了公愤。但是我也不能不遗憾地认为：北大内部虽然不乏一
批忧虑学校前途的人，但是真正有勇气、有能力指出北大问题的人并不很多；校外的人
虽然可以用敏锐的判断力判断出北大的状况，但他们对北大的内幕毕竟难以全面深入地
了解。甚至还有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仍然对北大抱有一些幻想，期待北大能像历史上曾做
过的那样，继续发挥引领社会进步的作用。
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让我越来越觉得有必要写这本书。本书的目的主要是通过我个人
的视角，对北大近三十年来主要的领导人，一些重要的人物、重大的事件，做出我个人
的分析和评价，或许有助于校内外读者了解一些北大的真相。我在北大是一个微不足道
的小人物，由于位置和观察判断能力的局限，我对于这些人物、事件的了解也是不全面
的，肯定有一些偏颇之处，特别是对这些人物的分析评价只是从我观察到的角度做出的
，不能代表他们的全貌。我唯一的优势是曾长期在校党委领导机关工作过，同北大近三
十年来的主要领导人都有或多或少的接触，可能比一般人更了解北大领导层的运行状况
。书中所写到的事情，大部分是我亲历的，有些事情虽然没有亲历，但都是有可靠信息
来源的，凡是道听途说、没有确凿根据的事情一概不在我的写作范围之内。
我在开始写作之前列过一个名单，大部分是历任校级领导干部，只是有的人因为我了解
不够或出于其他考虑，没有都列入最终的写作计划。我经历过的十多位党委书记、校长
中，除了汪家鏐、王恩哥之外，都有专门的篇幅。汪家鏐我接触极少，基本上没有什么
了解，她给我的印象主要是一位上层意志的坚定执行者；王恩哥任职时间不长，我没有
和他打过交道，还需要观察。不过他只在北大读过博士学位，到北大工作的时间也不长
，不大可能对北大有很深入的了解。他上台后的一些做法已经引起了不少非议，但愿他
还是慎重一些为好。
当年的我是怀着一种崇拜、景仰的心情进入北大的，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经过了这么30
余年，我心目中的北大却离我越来越远，而一个腐败、堕落、病入膏肓的北大则愈来愈
占据了我几乎所有的空间，让我难以忍受、艰于呼吸。北大历史上最杰出的校长蔡元培
先生曾提出“往昔昏浊之世，必有一部分之清流，与敝俗奋斗”。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正
是这样的“清流”，而现在的北大则早已自觉自愿地融入了浊流，而且在其中兴风作浪
；鲁迅先生也曾说过“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
的道路走”。鲁迅先生如果活到今天，一定会收回他的这番话。现在的北大不仅不能再
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不断向着坏的、往下的道路走，
而且根本看不到底线的所在。
北大的另一位老校长胡适先生甘愿成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灵鸟。我虽然只是个
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而且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大半生都浑浑噩噩，不知道自己该做些
什么，但我对胡适先生的勇气和境界也十分景仰。我曾经以“劝谏者”的口气给学校当
局提出过一些意见、建议，但都如泥牛入海般地毫无声息。在北大腐朽、僵化的官僚体
制面前，任何客气的劝说都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必须采取一种直截了当、直斥其非的方
式，或许才可以有所触动。如果我的这本书能够发挥一点作用，让更多的北大人有所警
醒，让社会舆论形成一定的压力，多少迟滞一些北大不断向下沉沦的速度，我将感到极
大欣慰，为之付出任何代价也在所不惜。
我的写作计划虽然是私底下进行的，但还是和校内外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进行过沟通。
令我感到鼓舞的是他们几乎都对我表示了支持，尽管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我的整体想法
。特别是我的妻子马兴源给予了我最大的支持，她不仅为此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而
且在明知道可能有很大风险的前提下仍然鼓励我做这件事，并愿意和我共同承担一切后
果。正是有了这些支持和鼓励，尽管我清楚这本书的出版将给北大当局带来巨大冲击，
也将立即置我于风口浪尖之上，我还是可以有足够的勇气迎接一切挑战。当然我也相信
我的行为将会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得到北大绝大多数师生的坚决支持。我还要感
谢这个开放的互联网时代，有人说互联网是上帝送给中国人的最好礼物，它又何尝不是
送给我的最好礼物？不仅让我方便地查阅了很多资料，提高了事实的准确度，更重要的
是它使得信息的传播难以阻碍，即使我的书稿不能顺利出版，也可以通过互联网而广泛
传播。
在正式书稿之后附录了我写的一些文章，时间跨度从2000年至2010年。这些文章基本上
都公开发表过，大部分是针对北大提出的意见、建议，同书稿正文有内在的联系，可以
供广大读者参考。为保持原貌，我对这些文章没有再做修改。
尽管我对北大的现状进行了激烈批评，但是也应该看到：北大还是有一批坚持独立思考
，坚持思想自由，坚持为国家民族前途命运负责任的优秀学者。只是这批学者在北大受
到了排挤、冷遇，被边缘化，没有成为北大整体形象的代表，但他们却正是北大得以恢
复传统的骨干和脊梁；同时北大还有一大批致力于专业研究，致力于培养人才的杰出学
者，正是由于他们对科研、教育事业的不懈追求，才使得北大在极为浮躁的环境下，仍
然在部分学科领域取得了一些进展，保持了北大在国内高校中的相对领先地位。《精神
的魅力》一书还收录了厉以宁先生的一篇文章，他认为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出
现了两个北大：一个是外面看得见、听得到的北大，是浮在水面上的北大；另一个是继
承并发扬了探索精神的北大人才能察觉到的北大，是深藏在北大人心中，具有高度社会
责任感的北大。张曼菱女士近期出版了《北大回忆》一书，在介绍严家炎先生的文章中
，提到严家炎仍然有一句话“真北大不会亡”。
大概是我平时看到的北大的怪现状、阴暗面太多，可能对北大的情况估计的过于严重了
。厉以宁“两个北大”的观点，严家炎“真北大不会亡”的看法，又让我意识到确实还
存在着另一个北大：这个北大不仅存在于那些坚持理想信念的北大人身上，实际上也存
在于许多虽然迎合世俗，但在内心深处还残存着一点理想火种的北大人身上。北大如果
还想重新树立起在中国社会的形象，获得凤凰涅槃般的重生，唯一的出路就在于将这些
火种重新点燃，继承和发扬北大的优良传统，继续高举起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按照人类
共有的价值观念，准确把握世界和中国的前进方向，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为中国社会
最终实现民主与法治、公平与正义、自由与平等付出全部努力，做出新的贡献。
北大在中国历史上至少发挥过两次影响全局的作用：一次是正面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时期成为了新思想的策源地，正如陈平原教授所言“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
一所大学竟然曾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样的机遇，其实是千载难求的”；另一次却是
负面的，北大前副校长郝斌在其《流水何曾洗是非》一书中认为“文革”初期的北大，
是中国政治棋盘上的金角银边，是整体布局者的开局谋篇之处，是兵家必争之地。不管
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北大确实有能力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在中国的改革
进入到攻坚阶段的关键时期，北大如果能以壮士断腕般的勇气，彻底抛弃过去的谬误，
发掘出“另一个北大”的 “正能量”，还是有机会重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辉煌，
再次改写中国的历史，成为推动中国思想、政治、社会、文化进步的正面力量。
中国向何处去？北大向何处去？今天的北大人应该对此做出自己的回答。
项子明
我第一次见到项子明是在1983年夏季，那次我们是去大讲堂听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的报
告，介绍当年五一节四医大学生在陕西华山抢险救人的事迹。时任北大党委代理书记的
项子明亲自主持了报告会。当时的北大学生思想比较活跃，也不大讲情面，作报告的人
即使职位再高、名气再大，如果讲不出有价值内容来，都能让人下不来台，而且越是所
谓“正面教育”的报告往往越不受欢迎。那次的报告人只是四医大的几名年轻学生，不
免都有些紧张。项子明首先讲话，他讲了什么我记不清了，印象比较深的是他的普通话
很好，而且还带有一些京腔，而我通常见到的老干部们都是讲方言的。项子明讲了没几
句，不知道为什么竟哈哈大笑起来，于是全场两千多人都跟着笑起来。项子明这一笑，
让会场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报告人也没那么紧张了。他们讲的内容都是围绕着
抢险救人过程的，确实比较具体、实在，其中一位北京籍的女生口才极好，令人印象深
刻。报告会始终气氛热烈，掌声不断，是我多年来在北大听过的最受欢迎的一次“正面
教育”的报告。
项子明任代理书记期间我曾在校学生会当过一段小干事，那时候的北大学生会其实也很
有些官场特点，我们这些小干事都学着巴结学生会的部长们，或更高职位的学生干部，
以期弄个副部长、部长当当。不过当时学生会的能量还是不小的，能组织许多大型活动
，也能请到许多高官、名人。我在学生会呆了一段日子，觉得自己干不上去，就主动离
开了。其间我不时在学生干部那里听到一些对项子明的议论，那时候北大上下之间关系
比较密切、融洽，校领导也十分重视同青年学生打交道、交朋友。在项子明任职前后，
有几位刚从北大毕业的学生会主要干部开始在政界崭露头角，于是在校的学生干部们也
很受鼓舞。从他们的议论中，我知道项子明是支持、重视青年干部的，他的形象是比较
开明的，得到了许多青年学生的信任和尊敬。
1985年我大学毕业，被选留到校党委办公室工作。其实以我在学生会的简短经历，应该
说明我是不善于在官场里混的，这次选择可能是一个错误。当然这是后话了，我当时对
自己并没有清醒的认识。项子明已于1984年3月不再担任校党委代理书记，但还担任着
北大顾问和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经常参与学校的工作和各种社会活动。记得我刚上班
没几天，恰逢项子明从陕西考察回京，办公室需要安排人去机场接一下，于是我自告奋
勇地表示认识项子明，可以去接。在机场出站口，我果然从人流中一眼就认出了项子明
，他虽然是满头银发，但看起来精神很好，步履轻捷。我迎上去作了自我介绍，项子明
十分热情，因我是陕西人，很自然地我们就有了共同的话题，他在回来的路上不断同我
谈起陕西的风土人情。记得那次他还很随便地说起去陕西之前已诊断出患了鼻咽癌，在
我的印象里当时的人都是谈癌色变的，不过项子明好像并不在意，感觉上他只是在说一
种平常的疾病。
因为项子明患了鼻咽癌需要治疗，从陕西回来后他基本上就不参与北大的日常工作了，
他在办公楼二楼的办公室也不再保留。1985年底项子明从朗润园的一套四居室公寓搬入
燕南园63号的两间平房里。燕南园是燕园中的“园中之园”，环境幽雅，当时还健在的
王力、朱光潜、冯友兰、陈岱孙等一些名望极高的老教授都住在这里。63号平房前面有
一小块空地，刚搬进来时十分荒芜杂乱，项子明用心经营，遍植花木，还撒上了他女儿
从美国带回的草籽——那时国内还极少有这个草种，一般的草坪秋天后就黄了，但这种
草入冬之后还是绿的。项子明还在第二年春天买了一株白玉兰，我和党委研究室的金小
鹏去帮他在屋前种下，记得他当时满有信心地说：明年春天就可以开花了。项子明对北
大是非常有感情的，虽然他的夫人在真武庙还有一套老式的三居室，但他大部分时间都
住在燕南园。
项子明原名汪志天，因参加北平地下党改名项子明，解放前在北京做地下党学生工作，
任北京大学地下党负责人。解放后历任北京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主任，市委常委、秘书
长等职，“文革”期间受到冲击，被撤职、批判、监督劳动。“文革”后期复出后，又
先后在北京市的一些部门任职，回北大前任北京市对外经济贸易进出口委员会常务副主
任。项子明对北大很有感情，喜欢大学的氛围，有要办好一所大学的理想。于是他在年
过花甲、临近离休之际回北大工作，先任校党委副书记，后任代理书记，他是很希望在
北大有一番作为的。本来项子明是应该干一任北大党委书记的，据丁石孙《我在北大当
校长》访谈中的回忆：项子明1983年访问哈佛大学时，告诉在这里当访问学者的丁石孙
，让丁石孙回国当北大校长，他当党委书记，两个人合作。不过后来项子明并没有当上
党委书记，据说主要是由于他在畅观楼事件中得罪过彭真，遭到了彭真的反对，所以他
仅以代理书记的职务主持北大工作一年多即匆匆离任。
项子明离任后是希望能在北大安度晚年的，但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却是多灾多难：他先
是在1985年发现患了鼻咽癌，经过积极治疗，比较快地恢复了健康。不想一波刚平、一
波又起，1987年间他不慎摔倒，造成颅内出血，几乎危及生命，在天坛医院做了开颅手
术才逐渐恢复过来。当时我们都说他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但1989年初的一次检
查中发现他又患了结肠癌并已转移到肝部，项子明的生命受到了真正的威胁。经过接连
两次的大手术和其它治疗，居然又奇迹般地将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当时我们还乐观
地认为他可以再次大难不死，但这些治疗手段都只不过让他的生命多延续了一些时间。
在项子明生前的最后几年中，因为他多次住院，唯一的女儿又在国外，我作为单位工作
人员经常要为他办理一些具体事务，如送他去医院，办理住院、出院、医药费报销等事
宜。这几年里我多次去他家里，也多次听过他的谈话。项子明一生阅历丰富，同许多重
要领导人都有交往，我曾不止一次听他谈起彭德怀同志，认为彭德怀是共产党历史上最
正直、最敢讲真话的人，他对某些权倾一时的大人物则时有微词。作为一位经历了几十
年风雨的老党员、老干部，项子明对国家的政治形势一直非常关心。我每次去他家里，
一般都会和我谈这方面的话题，他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谈及当前时弊，常有一
针见血之论。项子明实际上是通过彭德怀等人不同的兴衰浮沉，不同的遭遇、命运，并
以自己几十年的实际经历，对共产党的历史、制度等方面进行过许多思考。
记得1989年寒假前我去燕南园项子明家里时，他还是同往常一样和我谈起当前的形势，
但不像平时那样谈兴甚浓，而是话语不多，似乎有些忧心忡忡。最后他突然说了一句“
邓最近有个讲话，杀气腾腾”，此后再不发一言。我不明白他的所指，只好告辞离开。
春节后邓小平的讲话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了，我作为秘书也负责将文件送党委领导们传阅
。我看到邓小平的讲话对“自由化”的泛滥极为不满，表示不能再退让了，并说了一句
“实在不行，我们还有300万军队”的话。当时的党委书记王学珍等领导看后觉得这句
话讲的过于严重，商量后决定向中层干部传达时先不讲这句话，当然就是讲了一般人也
不会意识到其严重程度。只是后来形势的发展证明了项子明的政治经验比较丰富，他的
预感是比较准确的。
1989年政治风波期间项子明虽然在进行治疗，但他对形势的变化一直非常关切，由于很
多时候局势不明朗，项子明很关注从各种渠道得到的信息。我每次去他那里，都要同我
交流信息、议论形势。项子明是希望事态能够得到和平解决的，他甚至还在北大学生送
来的某份请愿书上签了名。政治风波之后王孝庭大骂有些老同志给我们党施加压力，我
认为他主要指的应该就是项子明。
到了1989年下半年，项子明的身体状况已是每况愈下了。我每次去他那里，虽仍有兴致
谈论一些问题，而且分析判断能力不减，但精力却是大不如前了。谈及当前形势，项子
明往往是低头叹息，继而默然无语。他对自己的病况实际上也很清楚，已经预感到将不
久于人世了，他有时候会拿一张纸，工工整整写上许多人的名字，都是一些已经去世的
人。但项子明还总是对去看望的人说：我身体很好，没有问题。实际上无论是对自己的
身体，还是对当时的形势，他都已彻底失去了信心。
进入1990年以后，项子明的病情日趋恶化，住到了真武庙的家里，生活已基本不能自理
。但他还是心系北大，曾经在一个下雪天乘车回到北大，长时间坐在车里不走，经我们
劝说后才离开——他是要最后看一眼北大的校园。3月初我送他去住院，项子明的定点
医疗单位是友谊医院。不料当我们到达医院后，预定好的病房却被陈希同住进去了。于
是我只能陪着垂危之身的项子明，于春寒料峭中在车内呆了一个多小时，等待医院方面
另行安排病房。陈希同曾经是项子明在北京市委工作时的老部下，在项子明住院后也曾
多次看望并给予关照，我和项子明夫人颜纯教授当天还在医院大厅里碰见过陈希同，陈
希同对颜纯说他是“拉稀了”。陈希同可能并不知道他住进了项子明的病房，不过对医
院方面来说，当然还是大领导的小毛病更需要重视。
项子明住院后我曾数次前去探望，还曾在他的病房中守护过一夜，当时他已经非常虚弱
了，但仍坚持自己起身洗脸、刷牙。次日我离开时，项子明几次向我说：谢谢你，麻烦
你了。此后有一天我忽然接到医院打来电话，项子明指名要我去。我以为他或许有所嘱
托，当即出发赶往医院，但到病房时项子明正在昏睡。我在病床前侍立良久，看到他已
经是形销骨立、一息奄奄，内心十分沉痛。项子明醒来后看见我，好像略有兴致，但仅
问过数语后又无力地合上双目，并无要紧的嘱托。此后我又和学校负责人去医院看过他
一次，再过了一两天就接到了医院告知他去世的电话，他是3月29日凌晨去世的。后来
我听颜纯教授谈及项子明临终前一直没有留下什么遗言。
项子明的遗体告别仪式大约有上千人参加，我看到很多人泪流满面，是一种发自内心的
悲痛，比起生平介绍上那些千篇一律的赞誉之词，或许更能体现出他在人们心目中的位
置。我对项子明的一生所知不多，不过在我和他有限的交往中，感到与他同时代的许多
老干部相比，项子明身上更多地具备了比较宽容、开明的思想和作风。从一件小事上也
可以体现出他的开明：我曾偶然听到过一位学工干部对他表示不满，说项子明任代理书
记时，学工干部发现某对男女生同居，要进行处分。项子明却轻描淡写地说年轻人有这
个需要嘛，不赞成处分学生。须知当时有过“严打”的历史背景，大学里关于男女关系
的校规也十分严厉，但项子明对青年学生的此类行为却是不想过度追究的。
项子明是从延安时期走过来的老党员、老干部，同那个年代的许多人一样，早年的他对
共产党、对毛主席都有一种非常朴素的感情，从来没有过任何怀疑，即使在畅观楼事件
上得罪了彭真也是出于对毛主席的忠诚。但是在经历过“文革”之后，他曾告诉我们说
对有些事才看的明白了，感到以前的自己是没有什么主见的。项子明晚年对共产党的历
史和制度进行过一些探索和反思，我以为他总体上的思路是倾向于共产党应该走顺应时
代发展潮流的道路的。尽管项子明在北大主政的时间非常短，他也已经去世许多年了，
但我和他的这些交往，他的一些思路还是值得记录下来的
【转按：网传标题有改动。作者是81级北大人，与北大管理层有深入的了解，文章信息
量极大。尤其是文章披露的95年即开始的校方组织北大女生陪唱歌以及朱善璐主动为各
种权贵提供博士学位以利益交换的事情，都是我第一次看到确实的指正。】
朱善璐是哲学系1979级的学生，大约在1982到1983年之间，他是北大的校学生会主
席。学生会主席当时在我眼里就是很大的官了，我这样的小干事一般是见不到的。我记
得有一次开会时朱善璐走了进来，他戴着一顶军帽，年纪看起来比我们大许多，但不记
得他讲没讲话。后来我知道他是1953年生人，当时已经快30岁了。朱善璐1983年大学毕
业后留校工作，（实际上,朱留校后的第一个职务是北大学生会专职秘书长。世界上居
然有这种职务！——编者注）任校团委副书记。
1985年秋天新生报到入校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在学生宿舍区遇到朱善璐，他当时
已升任为校团委书记。朱善璐知道我是刚到党委办公室工作的，跟我说他要去新生宿舍
看一看，让我和他一起去。我们去了中文系的女生宿舍，当年中文系破格招收了几个少
女作家，我们见到了其中的一两位，只是她们虽然当时很引人关注，但后来都无声无息
、泯然众人了。不过我对朱善璐喜欢到处跑、闲不住特点留下了最初的印象。
从1985年9.18学潮开始，北大进入了学潮比较频繁的时期。其间朱善璐先是任校团
委书记，后来又接替郭景海当了学工部长，是学工口的重要干部，应对学潮应该是他的
主要工作。我经常会在党委办公室看到朱善璐，不过除了那次他受到王孝庭的严厉训斥
之外，我对他别的事情倒没有太多印象。1988年暑假前发生了柴庆丰事件，朱善璐处理
这次学潮时累病了，听说是得了心肌炎，只好离职休息，还曾经离开北京去外地休养过
一段。本来他的病不太严重，但是我听学工部的人说朱善璐病情刚有好转，就进行了跑
步锻炼，想尽快恢复体质，结果跑了没几天引起心肌损伤，不得不彻底病休。这一下就
休养了好几年，直到1992年前后才开始恢复工作。
我早些时候对朱善璐了解不多，只知道他工作上非常投入，经常没日没夜地干，不
过也能感觉出他迫切希望上升的心态。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最初的几届北大学生可谓
是天之骄子，当时北大每年招2000左右本科生，研究生极少，四个年级的在校生共8000
多人，号称“八千精英”，学生会的主要干部更被视为政治明星。北大学生会一般每年
换届一次，由从高到低的各年级学生依次担任主要干部：1977级是张炜担任学生会主席
，李克强任副主席兼常代会会长；1978级是潘维明任主席。张炜一毕业就去天津任团市
委书记，后来又做了天津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李克强尚未毕业就担任了校团委书记
，不到两年即调团中央任书记处候补书记是任学校部部长,一年后担任团中央候补书记——编者注>；潘维明则接替李克强任团委
书记；不久调回上海，短时间内就当上了上海市委宣传
部长。美国《时代》杂志曾将他们预测为中国未来的政治领袖，只是后来张炜、潘维明
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了政治舞台。到了我入校的1981年，大学生没那么稀缺了，北大学生
的“精英”程度也有所降低。不过我们在入学典礼上听学工部长刘崑讲话，还是说北大
学生将来是要担负党和国家重要职责的，顿时让我们十分激动，全场响起了非常热烈的
掌声。
作为1979级学生，朱善璐继张炜、潘维明之后担任了学生会主席，不过未来的政治
领袖毕竟不可能太多，到了朱善璐毕业的时候，就没有再得到特别的安排。只是前面有
张炜等人迅速升迁的参照，朱善璐难免也对自己抱有很大的预期。本来朱善璐生病后应
该好好休息，但他却急于锻炼身体，要尽快恢复工作，实际上是非常迫切地想回到权力
的竞技场上。他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可惜从效果上看是欲速不达、事与愿违。
朱善璐病休期间我见他的次数不多，只记得1989年政治风波期间我去他家里送过材
料，他当时住在未名湖北边全斋的平房里。朱善璐笑着和我说他是“家徒四壁”，我一
看确实如此，不大的房间显得空空荡荡，不多的几件家具更是十分简陋。朱善璐虽然养
病，还是很关心时局，我记得也和他说了现在情况不明朗，请他安心养病的话。当时北
大教职工普遍待遇低下，朱善璐又上有老、下有小，加之需要养病，家庭经济状况自然
更紧张。后来朱善璐身体恢复后当了组织部长，家里没有电话不行，但当时安装一部电
话需要五六千块，朱善璐实在掏不起这笔钱，最后听说是由单位出钱给他装了电话。
朱善璐毕竟是学生会主席出身，虽然没有像别人那样平步青云，但从政的起点还算
比较高，又当过团委书记、学工部长，所以他恢复工作后就被任命为组织部长，不到一
年就升任为校党委副书记。朱善璐当了副书记之后，我作为党委秘书对他才有了比较多
的接触和了解。
朱善璐任副书记后主管学生和组织工作，这两项工作事情都比较多，以往是由两位
副书记分别主管的，朱善璐却是一身二任。学生工作关系到“稳定压倒一切”的既定方
针，朱善璐上任时学潮的余波犹在，凡是涉及到学生的事情上面都高度重视，朱善璐自
然要竭力表现；组织工作则要面对全校上百个院系、部门，班子换届、干部调整几乎随
时进行，更是一项头绪繁多的工作。朱善璐如果有比较强的能力，能够处理好主次关系
、轻重缓急，而且善于用人，一身兼二任也未尝不可。但是这位老兄对待工作却是从来
不讲章法，眉毛胡子一把抓，往往越抓越忙、越抓越乱。
我在朱善璐身边时发现他的一大特点是几乎没有时间观念，他每天都从早到晚把日
程排得满满的，或是开会，或是找人谈话，或是外出，但一般都是前面的事情还没完，
后面的时间就到了，于是不断往后拖延。那时候校领导们没有专车，朱善璐外出时让我
向车队要车，例如他要求司机下午5点来接他，但是到了6点，他前面的日程还在进行中
。如果偶然几次这样倒也罢了，但朱善璐却从无例外，推迟一小时出发对他来说算是基
本正常，往往还要继续拖延。等候的时间长了，司机们也会烦躁，我经常要向上来询问
的司机解释，他们也只好叹息着下去接着等。有人约好了或临时来找朱善璐，但他又往
往不在，等不及了只好托我传话。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明明随时看到他进进出出，但
就是找不到一刻可以插话的时机，或者和人谈话，或者打电话，好容易看他谈完了、打
完了，我正想上去说话，他又急着赶往下一场活动了。就这么过了三五天或者更长时间
，我硬是和他说不上话，如果事情没那么要紧，也就只好拖过去了。
时间一长，我发现朱善璐的工作方式有有意为之的一面。虽然他负责的头绪比较多
，但也到不了需要没日没夜的程度，他这样做更多是在显示一种姿态，显得他比谁都忙
，比谁都投入，以此获得领导上的好感和赞赏。当然思维上的混乱、能力上的不足也是
造成朱善璐忙乱不堪的重要原因，例如他和人讲一件事情，能力强的领导三言两语就说
清楚了，他可能要反复强调半个小时，他打一个普通的电话往往就需要很长时间。我曾
听见他和时任团委书记王登峰通电话，听见他交代召开学代会、研代会的事情，说要把
这两个会开成团结的会、向上的会、鼓劲的会等等，一下子说了有五六个词。我记不住
那么多，总之都是些社论上的语言。
朱善璐的另一大特点是非常热衷于拉关系，尤其是喜欢和领导人拉关系。有时候他
的办公室堆得东西太多，我作为秘书只好帮他清理一下，时常会在他的办公桌上看到一
些领导人的名片，其中我看到过某些省委书记、省长的名片。朱善璐去外地时往往主动
去找当地省级领导，他毕竟是北大的副书记，这些领导一般也会给面子。1995年暑期朱
善璐带学工口干部去辽宁葫芦岛市考察，我也跟着去了，参加考察的人分乘一辆大巴和
一辆中巴从学校出发。我们一到葫芦岛市界，就有地方上的官员来接，还享受了警车开
道的待遇。那次出行我沿途在一些市县交界处，经常看到有小车停在界碑前，有时还有
警车，小车上的人分别下车握手，或是欢迎，或是告别。我才知道官场上的很多迎送，
已经不在政府所在地了，而是延伸到了其管辖的边界上。我们在葫芦岛市也得到了当地
高规格的接待，每到一处食宿条件都很好，朱善璐善于拉关系的特点确实发挥了作用。
回京时路过某驻军部队所在地，大概也是朱善璐事先联系好了，我们在部队营房住了一
夜。为了给我们腾出住宿的地方，士兵们出去拉练了，第二天上午还安排我们打了靶。
总之我们在朱善璐的带领下，兴致勃勃地完成了这次考察，至于都考察了什么内容我倒
是没有任何印象了。
大约在1995年下半年朱善璐到中央党校学习了几个月，他所在的班上都是和他职位
差不多的各地官员。学习期间朱善璐回来说要带班上的同学到北大参观，让我联系安排
了参观路线。参观当天他向任彦申汇报了，说带党校的同学来北大看看，这些人以后可
能对北大有帮助。任彦申说了一句那有什么用就忙自己的事去了。那天朱善璐不知又有
什么事，让我先带他们到各处参观，晚上在勺园餐厅用餐时他再过来。晚饭开始时朱善
璐还没有到，但他让学工口安排了一些女生晚饭后陪着唱歌。结果我们在包间吃饭时就
到了一拨女生，我只好出来让餐厅拿一些饮料让她们在外面等，不想等我们吃完饭后又
来了一拨女生。大概是学工口之间没有协调好，分别安排了两批女生前来助兴，最后只
好让两拨女生都进来了。不过这批官员们还比较收敛，倒是没有看到他们对北大女生有
过分的举动。
那天朱善璐席间反复强调了一个意思，说你们都是很有实力的，北大没什么资源，
不过各位如果需要拿个什么学位，我们可以提供帮助。那时候许多官员已经热衷于读学
位了，我多次听到朱善璐接待各类官员时，都要向他们表示说北大可以帮助拿学位。其
间他本人也读了政治学系的博士研究生，他没有硕士学历，是直接读博的。朱善璐回北
大任党委书记后，我在一次会上听他说他的博士学位没时间读，后来看到社会上对官员
读学位有很多批评，他觉得自己再读下去不合适，就主动放弃了。
1996年暑假前后朱善璐调任为海淀区委副书记，他临走前北大学生中有一点动态，
具体是什么事我记不清了，无非是涉及到了稳定。当时兼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尉健行发话
说让朱善璐先不要上任，处理好北大的事情再走。有了高层领导的指示，朱善璐立刻兴
奋起来，加班加点，大会小会上进行布置。但是他又没有什么新鲜内容，无法就是反复
强调北大要稳定之类的话，有的会上一讲就是三四个小时。其间我和党办副主任李宝珍
在办公楼前遇到一位系总支书记，他大概是连着听了几次朱善璐讲话听烦了，和我们说
能不能劝劝老朱，讲话不要那么啰嗦了。我们也只能表示无奈。
朱善璐对于上面的任何指令都是极其重视的，“唯上”是他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
北京市委教育工委是一个主管思想政治工作的部门，以前叫市委教育部，在上世纪八十
年代取消市委工业部、农业部等部门时曾考虑过要一并取消。有人认为大学的思想政治
工作很重要，关系到“稳定压倒一切”，于是改名为市委高校工委得以保留，后来又更
名为教育工委。我和这个部门断断续续打过近30年交道，虽然他们的名称、人员已经多
次更替了，但其工作思路和方法却从来没有改变过，只要有一点小事被他们知道了，一
定要寻根问底，上纲上线，把芝麻看成西瓜，把蚂蚁当作大象。然后不断发出指令要求
北大做工作，这些指令往往十分刁钻，要么无法执行，要么让人难以接受。假如一件事
情可以有多种方式进行处理，他们一定会选择其中最简单、最生硬、最愚蠢、最能激化
矛盾的方式，至于“做工作”的实际效果则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我就亲历过有人不过
是略有一点想法和动向，被他们要求不断“做工作”，做着做着就做到彻底的对立面去
了。其实不光是教育工委，许多党政部门在处理思想动态、安全稳定问题上几乎都是这
种思路，结果都是不断激化矛盾、制造对立面。
有一次教育工委还不知道北大的某件事（具体事情我想不起来了），但是朱善璐却
要主动汇报。我平时写这类材料早就写烦了，向朱善璐抱怨说这点小事还用得着汇报吗
？朱善璐则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这件事）汇报了，出了问题就没有我们的责任，要是
不汇报，出了问题就是我们的责任了。后来朱善璐当了教育工委的书记，我认为倒是一
种比较合适的安排，他们之间可谓相得益彰，朱善璐肯定会对教育工委的风格完全接受
并发扬光大的。
朱善璐离开北大后，先是当海淀区委副书记，后来当了书记，然后做了北京市委常
委、教育工委书记。那些年我基本上没见过他，只有一次我去家园食堂吃饭，意外地看
见朱善璐一个人坐在食堂的一角，看样子是在这里刚吃完饭。我想和他也没什么可说的
，就不必过去打招呼了。北京奥运会前我在学校新闻网上看到朱善璐来北大体育馆视察
，这个馆将举办奥运会乒乓球比赛，当时刚刚建成。我看到报道上说朱善璐指出乒乓球
馆的建设要体现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理念，感到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朱
善璐还是没有什么长进，还是只会讲一些官话套话。再说乒乓球馆已经建成了，这些话
也不适合事后才讲吧。
此后不久看到朱善璐调任为南京市委书记。我觉得像他这样既没有能力又很喜欢揽
事的官员，在教育工委这类政工部门干能量还有限，到了南京这样经济发达，又有近千
万人口的大城市，朱善璐折腾起来的代价可就大了。他在南京的情况我不了解，不过
2011年我见到任彦申时听他说过：朱善璐喜欢往下面跑，看到老百姓生活有困难倒是很
热心，提什么要求他都满口答应，但是回去后他就把说过的话忘掉了。市委书记说话不
算数，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极端的例子是他答应为某人解决住房，但是按政策又无法
落实，市里只好买了一套房子替他圆场。另外2013年落马的季建业，就是在朱善璐任市
委书记时当上南京市代市长、市长的。以朱善璐的观察判断能力，对季建业违法乱纪、
包养情妇之类的事情或许难以明察，但是他总不会不知道季建业在南京砍梧桐树，大拆
大建，大搞政绩工程的行为吧。不过朱善璐也一直是喜欢做表面文章的，在热衷于政绩
工程方面他不会和季建业有多大区别。
北大党委书记在闵维方任职后期就一直传说要换人，但是等到很多人都不耐烦了，
新的书记人选还是没有浮出水面，据说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接替者。当然在现有的干部
体制下，北大的书记、校长只可能在极有限的范围内进行选择，想选出众望所归的人选
并不比中彩票的概率更高。虽然我早就对任何一位新任书记、校长不抱期望了，但是当
我听说朱善璐要回北大任党委书记时，还是感到了深深的失望。我对朱善璐有一定了解
，知道他思维层次非常肤浅，做事情没有任何章法，由他当北大的一把手，只会让北大
乱上加乱。我当时就说恐怕过不了多久，北大的人就会念闵维方的好，起码闵不至于整
天折腾。我还和同事们说最好不要让朱善璐关注我们，任何事情汇报到他那里，没有他
不重视的，但也没有他真重视的，如果他经常过问我们的工作，就会让我们非常忙乱，
而这种繁忙通常都是毫无意义的。很快我的这些看法就变成了现实，只是其严重程度远
远超出我的预计。
朱善璐当副书记时毕竟资历还浅，北大的官场风气也远没有现在浓厚，再说他不是
北大的最高领导，虽然能力差一些，讲话啰嗦一些，毕竟还能有些分寸。到了朱善璐当
过海淀区委书记、北京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南京市委书记再回到北大的时候，他已在地
方官场上历练多年，虽然还是没学到什么领导艺术，但毕竟体会了一把手的权力滋味；
同时北大的风气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形成了完全唯领导意图是从的官僚化体制，学校的
整体氛围已经能够充分满足他的欲望，他可以不受任何制约地天马行空、为所欲为了。
同以前一样，朱善璐在工作安排上还是没有任何章法，而且更加任性，预定的日程
说变就变、随时在变，不到最后时刻都无法预计。以前朱善璐当副书记时让我通知开会
，如果交代的比较早，我多半拖几天再通知，他经常会改变原来的计划。但是现在的朱
善璐早已今非昔比，不是光推迟开几次会的那点能量了。
2012年春天朱善璐计划去香港，日程、机票都定好了，统战部长也要随他出行。本
来他们预定在某个周三出发，到了这周周一上班时，我听部长说他们不去了。朱善璐这
次去要会见曾荫权、李兆基等政商界要人。李兆基此前为北大捐款2亿元建起了人文学
苑，曾荫权本来没必要见他，但朱善璐提出他一定要见到特首。于是北大外事部门动用
了大量关系，终于安排了他和曾荫权会面，但谁也没想到朱善璐突然决定不去了。据说
外事部门的人一闻此讯，连“跳楼的心都有”。北大对外交往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
失礼的情况，外事部门只好给港方人士一个个发函致歉，并多方设法补救。朱善璐取消
香港之行并非遇到什么天大的事，我注意了一下此后几天他的活动安排，他是去北大深
圳研究生院参加了一次普通的活动，其间见到了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也只
是一次礼节性会面。
朱善璐虽然善变，但有一点他是从来不变的，那就是以结识、会见各种高官、政界
名流为最大满足。大概朱善璐认为汪洋比曾荫权官大，所以他为了见汪洋而可以不见曾
荫权、李兆基，这样在别人看来极为反常的事情对朱善璐来说其实是完全正常的。听说
他还让外事部门给他安排会见克林顿、潘基文，外事部门也颇感为难，姑且不论他见克
林顿、潘基文有什么实际意义，光是和克林顿的见面费就需要一笔不少于10万美元的资
金，这笔钱从哪里出？所幸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说他见了克林顿。朱善璐实际上是以北
大的地位、资源满足他追逐高官、名流的个人愿望，他唯一考虑只是他们的地位和名气
，为此他可以改变所有的既定安排。
2012年暑期统战部组织了一批党外人士去江西考察，行程已经安排好了，朱善璐得
知后表示他要和党外人士在井冈山开一次座谈会。为了满足他的时间计划，我们只好改
变原定行程，退掉已经订好的车票，把原打算第一站到的井冈山改为最后一站，另外让
几位不参加考察活动的民主党派负责人专程飞赴井冈山，参加为期半天的座谈会。这类
座谈会朱善璐上台后我参加过几次，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讲一些大话套话，其他人只需
要附和着表几句态就行了。就是这样一次毫无意义的座谈会，我们不得不为此改变既定
行程，付出更大的工作量和资金投入，只是为了满足他又一次的个人表演。而且朱善璐
当时还要求第二年的考察必须去延安，别的地方都不行，于是党外人士2013年只好去了
延安，所幸的是这一次他本人没有去。
2013年上半年朱善璐让我们筹备召开全校统战工作会议，说是要重视统战工作。其
实重视不重视根本不在于开会，做一件实际重视的事情可能比开十次会都有用，但是朱
善璐的重视却只有开会。朱善璐当面和主管副书记、统战部长确定了会议日期。我一看
时间已经很紧了，对他的善变也有些麻痹了，就马上预定了会场并交了押金，与此同时
我们向中央统战部、北京市委统战部等部门发出了邀请。但是会议临近时朱善璐又决定
推迟召开，于是预定的会场只好更改，押金也打了水漂，只能等着他重新确定时间，将
会议的组织工作再做一遍，而且一直提心吊胆地怕他又变。总算会议时间没有再改，我
们一直提着的心才终于放下来。
我所在的统战部不过是北大很小的一个部门，朱善璐过问的时候并不多，都要被他
折腾的手忙脚乱。全校有上百个院系、部门，他又喜欢到处插手，不知有多少次活动因
为他而被搞得人仰马翻。当然最辛苦的还是他身边的秘书和两办的工作人员，朱善璐的
活动安排经常一改再改，他除了睡觉之外从不休息，但也从不考虑别人的休息时间，这
些人只得没日没夜地伺候他。有的工作人员住的远，不得不在学校附近租房子住；更有
的年轻人该恋爱的不敢谈恋爱，该结婚的不敢结婚，该要孩子的不敢要孩子；他的专任
秘书更是累病了好几次，不得不再找一位更年轻的同时做他的秘书。其他校领导、有的
部门负责人据说夜里十二点前都不敢上床睡觉，听说杨河十二点以后就接过他好几次电
话，但没有一次是急迫到非要半夜三更不让人安宁的。以朱善璐的工作风格，北大许多
部门都需要增加编制，增加大量的工作量和资金投入，因为他而产生的各种效应肯定会
对GDP的增加有所贡献。
朱善璐身边的人虽然为他拼死拼活地干，但如果认为这些人能得到安排提拔大概又
是一种错觉。前些年朱善璐还在南京的时候，我接待过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的几个干部，
中午吃饭时我看司机比较面熟，一问果然就是朱善璐任教工委书记时的专车司机。我看
他长得和以前常见的汪家鏐的司机有几分相像，就顺便问汪的司机怎么样了？朱的司机
回答说很不错，当了副教授，党校那里又给了一套房子。汪家鏐是从北京市委副书记兼
北大党委书记调任为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她的司机跟着去是当了副教授还是相当于
副教授待遇，朱的司机未必很清楚，但汪家鏐没有亏待他应该是可信的。我又问朱善璐
给了你什么待遇？司机摇摇头说什么都没有，还说海淀区委、教育工委跟在朱善璐身边
干的人也没有安排，都是原地不动。朱善璐不用身边人，在外面任职不用北大的人早有
传闻，我从他的司机这里又得到了证实。问题是这些人拼命为他干，他是可以在职权范
围内做适当安排的，无论从人情世故还是官场规则上讲都是正常可行的。但这时候朱善
璐却要坚持原则，不讲关系和情面，对这些拼死拼活为他服务的干部视而不见。
对于身边的人或关系比较近的人，朱善璐往往弃而不用，反倒是有的他不熟悉的干
部可能一下子被他看中，很快就提拔起来了。朱善璐用人不喜欢“日久生情”，而是喜
欢“一见钟情”，所以要想在朱善璐手下得到提拔，最好是离他远一些。身边的人虽然
干的多，但他的要求往往不合常理、不近人情，没法让他满意。就像有的老人身边有子
女，但一起生活往往会产生一些矛盾，总有不满意的地方，这时候一个远方的子女回来
照顾了几天，老人就认为这个子女最好，全然忘了常年伺候他的其实是身边的子女。朱
善璐用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赶时髦、图虚名，例如学历开始吃香了，朱善璐用干
部就非常看重学历。以前博士还比较稀少，王登峰二十来岁拿到博士学位，30岁就当上
了教授。朱善璐对王登峰似乎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欢和欣赏，选拔他担任了校团委书记
。记得有一次王登峰到朱善璐的办公室，大概是头几天忙什么事情累着了，朱善璐就让
他斜躺在沙发上，说话时口气十分柔和，可谓关切备至。现在博士、教授已经多如牛毛
了，但朱善璐还是喜欢追求这些名堂，他自己只是学士，那些博士、教授，甚至是院士
们能为他所用，或许他也可以从中获得了一种满足。
朱善璐虽然当上了北大的最高负责人，但是他对于如何管理北大没有任何思路和主
张，只会照搬官场上形式主义、政绩工程那一套。他上任后提出北大要“冲刺入列”，
意思是北大要以冲刺的姿态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比闵维方的“迅跑”又加快了速
度。北大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的标题是“勇担使命、团结奋斗，更加执著地加快推进创
建世界一流大学步伐”，非常符合朱善璐“假大空”的语言风格。为此他提出北大要实
现“跨越式发展”，提出了所谓“2048”远景规划和“三步走”战略设想，把北大的历
史分为三个50年，从1898年至1949年前是第一个50年，从1949年至1998年是第二个50年
，从1998年至2048年是第三个50年。北大要在2018年建校120周年前后，率先跻身世界
一流大学行列，到2048年建校150周年前后，全面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朱善
璐的这些提法被写入了2012年召开的北大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他进而将这些目标简化
为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北大梦”，甚至还对“梦”进行了分解，要求全校各单位
都要有“梦”，例如他要求我们有“统战梦”。有的老同志私下和我说，朱善璐的一系
列提法都是完全违背教育规律的。其实这样说还算比较客气，实际上朱善璐本人完全是
生活在“梦”中的，他是真心以为他在带领着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学“冲刺”，他不仅自
己做梦，还要求北大的人都跟着他做梦，只是不知道他还有没有梦醒的时分。
北大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是朱善璐主持起草的。他先是要求全校各单位都要提出建
议，为了替统战部应景，我也以邓小平主持起草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不超过五千字为
例，建议党代会报告不要写得太长、面面俱到，当然我也知道这些建议对他毫无作用。
此外他还要求一批批、一遍遍地开座谈会，光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开了好几次。报告稿完
成后，他又多次要求征求修改意见。报告稿洋洋3万多字，比十八大报告，比历届政府
工作报告都要长，办公室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反复印刷。到了党代会召开的前两天，朱善
璐再次要求征求意见，而且必须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那天是休息日，又遇上下雨，我
只好赶到办公室一个个打电话，或者请党外人士自己来拿，或者找人送去。对于这样一
篇冗长、空洞，事无巨细、面面俱到的报告，还非要在党代会召开前夕再走一遍形式。
我不知道朱善璐是诚心征求意见还是有意折腾人，不过这样倒符合他只会做表面文章的
一贯风格。
以我对朱善璐的长期观察，我认为他基本上是不读书、不看报，也不思考问题的。
首先他根本没有时间看书看报，我估计他至少大学时代就不大看书了，他一直热衷于社
会工作，又当了学生会主席，以他的工作方式，根本不会有时间看书学习。我只是在朱
善璐当副书记时见他看过书，那时他要读政治学系的博士学位，曾经把办公室的门关上
，嘱咐我不要让人打扰他，说他要准备一下英语考试。还说虽然他肯定能上，但英语也
不能考的太差，大概有两三次把自己关在屋里看了一阵英语，此后我再未见过或听说他
看了什么书。我知道的北大历任党委书记中，王学珍写过不少文章，任彦申出了好几本
书，闵维方也写过“迅跑”。但是我认识朱善璐有30年了，却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的署名
文章，哪怕是一篇几百字的短文。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北大几位主要领导人的最大特点就是不断向体制靠拢、表现
出一种“效忠”的姿态，不过他们的表现还是有区别的：任彦申有自己的思路和策略，
是一种有意识的引导；闵维方既要迎合但又不熟悉套路，未免有些生硬、蛮干；许智宏
是在体制的庇护下逍遥自在；周其凤显得有些天真烂漫，乃至不自觉地成为了某种喜剧
式人物；朱善璐则是从骨子里和体制融为一体，除了体制内那些僵化的思维和语言，他
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如果偶然接触一下朱善璐，可能会觉得他对人很热情，讲话
也有点激情，他能够将官面上的话变成自己的口语，听上去好像是那么回事。但只要多
听他几次讲话，就不难发现不管在什么场合，对待什么问题，他说的基本上都是同样的
话，表面上慷慨激昂、义正词严，实际上空无一物。
朱善璐喜欢开会，喜欢讲话，喜欢做批示。他的批示我以前就见过很多，往往从头
批到尾，洋洋洒洒，几乎占满了所有的空白处。现在凡是他的批示下来，办公室还要专
门打印一张“领导批示誊清件”，以便他那些冗长、杂乱的字迹能让人看清。朱善璐更
喜欢会见领导人、各界名流，喜欢到处察看。从好的方面讲，朱善璐确实有深入基层的
一面，闵维方当了9年半党委书记，但从来没有专门来过统战部，朱善璐上任后来过不
止一次。朱善璐对工作似乎是非常投入的，他有时一天要安排二十多件事，每天不到深
夜是不会回家的，不仅周围工作人员忙的团团转，据说连他的夫人也无法适应。
加班加点对朱善璐来说是一种正常状态，任彦申多年前就说过什么时候朱善璐不加
班了，他的水平就提高了，前两年我听任彦申又说过这个话。任彦申这样说实际上是很
看不起朱善璐的，他在新书《如何是好》中有一段话大概主要是针对朱善璐说的，“他
们终日劳碌，加班加点，马不停蹄地工作着。不论大事小事，交给别人都不放心；不论
分内分外，都要亲自过问；不分轻重缓急，只要心血来潮就去抓。他们最大的爱好就是
开会，把大部分精力都消磨在文山会海中。他们没有既定的目标和固定的行动计划，谁
找他他就为谁办事，谁官大他就听谁的，工作日程不断变来变去，不仅自己手忙脚乱，
搞得部下也穷于应付，疲于奔命。这种忙而无序、劳而无功的瞎忙，弄得大家怨声载道
。”听说也有其他前任校领导当面劝朱善璐不要太折腾了，但是这些劝告对他都毫无作
用。胡锦涛同志曾提出“不折腾”，但朱善璐却是无时无刻不在“折腾”。我所能庆幸
的是我在朱善璐身边时，他“折腾”的程度还没有这么厉害，对我的个人生活还没有明
显影响。
不知道是任彦申他们没有看透还是没有把话说透，从表面上看朱善璐确实是在忙于
工作，他整天都忙着会见、开会、讲话、批示、考察，没有片刻的空闲，确实会让人觉
得他对工作非常投入，非常有激情。实际上他的这种“工作”状态更多是一种个人的需
要，正如有人喜欢运动，有人喜欢打牌，有人喜欢喝酒，有人喜欢夜夜笙歌一样。朱善
璐的“工作”对他而言实际上是一种娱乐，他既不读书，又不思考，也没有其他爱好，
我估计他如果有5分钟空闲就会立刻坐立不安、不知所措。但是一旦“工作”起来，朱
善璐就非常充实，他喜欢那种忙忙碌碌，一声令下手下人都围着他转的感觉。“工作”
对朱善璐而言已经是一种须臾不可离开的状态，实际上已经是一种病态，我估计他可能
有狂躁病的某些症状。至于他“工作”的效果，不知是北京还是南京的人早就给他总结
了三句话，“心中一团火，脑中一团麻，办事一团糟”。
朱善璐的一系列表现固然有他个人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制度环境造成的。首先，如
果在一种优胜劣汰的用人机制下，像朱善璐这样早就引起过很多非议，而且思维层次和
工作能力都很低下的人，是不适合安排到南京市委书记、北大党委书记这样重要位置上
的，尽管他对自己可能还有更高的期望；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在目前的体制下
，一个地方或一个单位的主要官员，特别是一把手，往往都处在毫无监督、毫无制约的
环境中。他们说任何话，做任何决策，一般都不会听到反对的声音。北大虽然是一所大
学，实际上早就彻底官场化了，朱善璐在北大也没有受到任何制约。如果北大的领导层
比较正常，朱善璐许多荒唐的讲话、决定是会受到质疑和反对的，例如他要取消和曾荫
权的会面，应该有人劝阻他不能这么做，但遗憾的是北大领导层早就没有这样的人了。
朱善璐这类官员就像是被宠坏了的孩子，非常任性，无论做什么事都没有人阻止，他也
根本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只是到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后，北大的一些同志对朱善璐的做法实在有
些忍无可忍，才不同程度地提出了一些意见。朱善璐似乎也有所收敛，连我都能感觉到
学校里似乎清静了一些。但是他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就在我们举办的统战系统2014年
新年联欢会上，虽然总共只有一个多小时的活动安排，但是朱善璐又做了长达半个多小
时的讲话，全然不考虑他的讲话完全不合时宜，不顾及（其实他根本觉察不到）会场上
普遍的厌烦情绪。今年五四习近平同志到北大考察，座谈会上让朱善璐发言控制在10分
钟，但他还是足足讲了20分钟；今年5月底朱善璐率北大代表团访问台湾，在宋楚瑜安
排的招待宴会上，宋楚瑜作为主人讲了半小时，朱善璐则喧宾夺主地讲了45分钟。
除了“工作”之外，朱善璐确实没有其他嗜好，特别是没有听说他有什么桃色新闻
，他似乎也没有明显为自己和家人谋取过更多的利益。从我和他的接触中，我觉得他还
是比较朴素、比较随和的，按一般标准他可能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官、清官。虽然人
们都痛恨贪官，那些贪官们一经暴露几乎无不是财色兼收，但在朱善璐身上我却感到了
一些迷茫。他确实既不贪、又不色，我甚至假设朱善璐如果多少好一点色，有限度地谋
取一点个人利益，只要不像动辄富可敌国、情妇成群的大贪官们那么过分，或许能耗费
掉他的一些多余精力，可能还比他这样整天折腾的破坏性更小一些，浪费的资源更少一
些。其实早在朱善璐当副书记的时候，有一位车队的司机可能是被他折腾的烦了，这位
司机平常就爱说点怪话，有一次我乘他的车时跟我说：你回去告诉朱善璐啊，让他晚上
多陪陪老婆。原话的口味还要更重一些，但是我现在越琢磨越觉得这位司机的话其实是
很有道理的。
季老
在北大只要一提起季老，所有人都会知道是季羡林先生。季老不仅在北大人人皆知
，就是在国内的知识界、文化界、舆论界，只要说起季老的大名，几乎也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和季老同时代的老一辈学者中，虽然不乏一批大师级人物，但能够有季老这
样的知名度，得到季老这种政治礼遇的，几乎找不出第二个人。
季老有这么大的名气，首先应该和他的资历、背景有关。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北
大集中了全国人文社科界最多的著名学者，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评定的北大一级教授中
，季老是最年轻的一位。其他人大都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先后去世，1997年陈岱孙先
生去世后，北大的老一级教授就只有季老一人了，全国范围内有这种资历的学者也属凤
毛麟角；其次，许多大学者一辈子从事的都是高深的学问，普通人自然不懂，无从了解
。季老的专业研究如梵文、巴利文虽然没多少人懂，吐火罗文更是全世界也没几个人能
懂的文字，但季老又善于写散文，很多人读过他的散文作品。他还写过《牛棚杂忆》、
《留德十年》这样颇有些影响的书，一般人都可以通过这些文字了解季老；再有，季老
受到的政治礼遇极高，他去世前几年住在301医院，温家宝总理几乎每年都去探望，前
后去了五次；还有季老的家事，如他和儿子的关系，关于他遗产的纠纷等等，多次成为
舆论的热点，无形中也使得季老名气大增。
我是1981年考入北大的，那时候北大的前辈学者还有不少，季老只是其中之一。印
象中我也听到过季老的一些逸闻趣事，例如说有新生看到一位衣着朴素的老人，以为是
学校的老工友，就委托他照看一下行李，开学典礼上才知道他是时任副校长的季老。
1985年我大学毕业后到校党委当秘书，季老那时已不担任副校长了，我也极少能看见他
，但我经常会在办公楼看到李玉洁女士，听人说她是季老的秘书。我心里还有些不解，
当时王力、冯友兰这些老学者还在，但没听说他们有专职的秘书，另外我以为秘书应该
是像我这样年轻的，而李玉洁看起来差不多是退休年龄了，因此对季老的特别之处留下
了一些印象。不过在我参加工作的头些年里，一直没有和季老有直接的接触，也不知道
多少关于他的事情。
大约在1990年代初期，有一段时间我早晨上班时经常会在图书馆北边的路口遇到季
老，后来看到有报道说季老为了写书，每天都要去图书馆查资料。我不记得季老的夫人
是哪一年去世的，就在我时常遇到季老的那段时间里，有一天早上似乎天气不好，好像
还点下了点雪，但我仍然在路上遇到了季老。我记得那天到办公室后，听同事说季老的
夫人去世了。我当时很有些纳闷，为什么季老在夫人刚刚去世时还照常外出呢？后来也
看到有报道以敬佩的口气说季老一心扑在研究上，夫人去世时仍然坚持工作。我是在过
了很长时间以后，才了解了一些季老的家庭背景，特别是季老去世后看到他儿子季承的
说法，才算解开了当年的疑惑。
我直接和季老的接触大约只有两三次。1998年是北大建校100周年，不知出于什么
考虑，最高领导人忽然对北大的百年校庆异常热心起来，先是于4月29日来北大“暖寿
”，又于5月4日出席纪念大会并发表讲话。我私下里曾有一种看法，当时朱镕基刚刚出
任总理，又是要闯“地雷阵”、“万丈深渊”，又是要“准备一百口棺材”，一时风头
正盛。最高领导人有意为北大造势，是否还有更深层的考虑？毕竟朱镕基和最高领导层
的几位清华校友都颇为引人瞩目。当然我只是妄加猜测，不过有人以朱镕基出席校庆大
会看起来似乎不愉快，对我的看法表示了一定认可。
“暖寿”当天在勺园举行了一次座谈会，由北大老中青三代教师和学生代表参加。
以季老的资历和名望，自然要躬逢其盛。有关这次座谈会的报道说最高领导人一见季老
，即说了“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一见，三生有幸”的客气话，足见季老的分量之
重、名望之高。季老当然要在会上重点发言，不过我听一位参加座谈会的人说，季老那
天的发言比较一般。我后来专门查了一下有关报道，季老大概说了两个意思：一是人才
培养要注意文理并重，二是要采取措施避免人才流失。季老是座谈会上辈分最高的“一
老”，其发言确实未见出彩之处；反倒是参加座谈会的“一小”——法律系女生李岭的
发言令我印象深刻。她将北大学生的状态概括为三句话：学习上勤奋努力，生活上丰富
多彩，政治上积极上进。并表示爱祖国、爱北大，是我们的口号。我们要把自己的命运
同祖国的命运、北大的命运联在一起，要努力努力再努力，学习学习再学习，以实际行
动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实在是佩服这位小女生对北大当局和最高领导人意图的把握能力
，果然她发言结束后，“江泽民同志带头鼓掌”。
最高领导人亲临北大是一件大事，按照惯例要马上报送北大师生的反映，上面也迫
不及待地开始催问了。我当时在党委研究室工作，和几位同事分头收集各方面的反映，
季老的看法自然是首先需要了解的。当天晚上我打电话到季老家，记得是李玉洁接的电
话，她听明白意思后说季老已经睡下了，不便再让他起来。当时在场的领导们也只好作
罢。但过了不长时间，季老的电话就打回来了，季老还没有睡着，询问了来电情况后亲
自回了电话。我做记录时感觉季老很激动，他说这是历史上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到北大，
意义十分重大，其他的话我记不起来了，基本上都是这类意思。通话过程中季老激动、
兴奋之情始终溢于言表。
我还有一次和季老直接接触是在1999年底。当时我的大学同学曾楚风在湖北主编《
今日名流》杂志，因为马上要进入21世纪了，他们想请一些名人发表对新世纪的看法、
展望。季老是北大辈分、名望最高的学者，于是找到我希望能请季老谈一谈。我和李玉
洁联系后征得季老同意，于是陪杂志社的几个人到朗润园季老家中拜访。我是第一次进
季老家，看到季老家里的摆设十分简朴，家具都比较老旧。季老应该是刚吃过午饭，桌
子上还摆着一些没吃完的白菜豆腐之类的家常饭菜。我们还未坐定，就在一个比较显眼
的位置上看到电影明星许晴的照片，季老爱猫是很有名的，照片一看就是许晴抱着季老
的猫拍的。我们都有些好奇，我感觉季老似乎也在等着我们询问，果然曾楚风刚一开口
，季老马上就用十分愉悦的口气说：噢，那是许晴。进一步解释说是他的学生刘波正在
和许晴恋爱，是刘波和许晴来家里时拍的。
刘波其人此前我见过，但不知道他正在和许晴恋爱，只知道他是诚成文化公司的董
事长，在北大读研究生期间可能也受过季老的指教，所以对外说他是季老的学生。刘波
曾策划出版过一套影响不小、售价很高的《传世藏书》，并请季老任主编，不过季老自
己说他那个主编是“挂名的”。刘波还出资200万美元设立了以季羡林为名的研究基金
，我参加了在友谊宾馆举行基金成立仪式。经季老解释后我们才明白了，一位是才子、
富商，一位是当红女明星，更有一位名满天下的前辈学者，他们之间的交往对任何一方
而言都是锦上添花的事情，季老当然也可以为女明星的崇拜而感到几分自得。至于听说
刘波和许晴分手，破了产并跑到国外，这些已经是后话了。
但是当问及季老对21世纪的看法和展望时，我却不禁有些失望。作为一位享有盛誉
的大学者，又是一位饱经风霜、年近九旬的世纪老人，我以为季老理应对新世纪谈出一
些深邃、独到的见解。但季老似乎没有多少想说的话，经曾楚风他们一再恳请，也只是
简单地谈了一点看法。或许是这些看法太平常了，我已经想不起来季老都说了些什么，
总之感觉是像我这样学识、阅历都非常浅的人也能认识到的。后来我从季老的文章里看
到他对21世纪做过一些展望，例如季老在《梦游21世纪》一文中就写到：“我梦到，我
们的国家继续安定团结，繁荣昌盛下去……56个民族团结得像一个人。南方不再洪水泛
滥，北方没有森林火灾……”；“我梦到，在每一个家庭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
妻相敬相爱，相忍相让……对待爱情坚贞真实，谁也不做露水夫妻，把离婚当作家常便
饭……”。诸如此类的一些梦想和期待，作为一种愿望也许是好的，但是在中国社会还
充满着各种问题和冲突，人性在可预期的未来不可能有太大改变的前提下，季老的想法
只能是一种“梦游”。
如果和一些真正的大家相比，季老的思想深度的确比较有限。例如爱因斯坦虽然是
一位大科学家，但他对人类社会的问题也有深刻的洞见；陈独秀、鲁迅、胡适等北大前
辈学者，无不以思想的深度和力度而贡献卓著、影响至今。相比之下，季老的见解恐怕
就太简单、太理想化了一些。我不是苛求季老，不要求他一定达到大思想家的境界。但
季老毕竟是这个时代年龄最长、辈分最高、名气最大的学者之一，以他的阅历、身份、
影响力，完全可以对这个时代及国家民族的未来发表更深入一些的见解，他也应该有这
个责任和义务。但是季老显然离这样的期待相距较远。
对季老的专业研究我是一窍不通的，他的散文我看过一些，不是太多。我认为季老
的散文是写得不错的，例如写胡适的，写胡乔木的，虽然不见得全面，但写出了很多真
情实感，文笔也比较质朴。我曾听王学珍说季老在“文革”中所受的迫害远不是最重的
，《牛棚杂忆》真实地记录了这段历史，但是这本书最大的不足，还是对“文革”这样
一场空前浩劫发生发展的深层原因缺乏分析；《留德十年》我感到也有类似缺憾，对于
德意志这样一个科学和文化素养很高的民族为什么会走上法西斯道路，季老似乎也没有
多少涉及。
前些年季老发表了一些观点，例如他讲过“21世纪必将是东方的世纪，将迎来东方
文化的全面繁荣与复兴”；还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他是指西方文化虽然长
期占据主流，但将会逐渐让位于东方文化；他尤其推崇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观念。
这些观点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对于博大精深的东西方文化都所知甚少，不过
总觉得在中国这样一个还没有经过深入的思想启蒙，民主、自由、法治等人类公认的普
遍原则还远没有深入人心的国度里，是否急于期待东方文化的复兴？我曾听汤一介先生
明确讲过不同意季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看法，认为我们现在主要还是要学
习西方文化。我对季老的见解比较认可、印象深刻的是他积多年阅历的一些经验之谈，
例如他讲坏人不知道自己是坏人，坏人是不会改好的，倒是很让人信服的名言。
2005年前后我因为要编写北大统战史略，偶然在统战部的档案里看见一份1950年代
有关季老的材料。当时季老40多岁，任东语系主任。材料里有两点评价我还有印象：一
是说季老比较好名誉，什么荣誉都要争，如果西语系受了表扬，他就会比较介意；二是
说季老一个人在北京生活，长期把妻子留在山东老家不接过来，想和妻子离婚，又不好
意思提出来，毕竟是妻子多年承担了家庭责任。季老和夫人的关系从季承的说法里得到
了证实，虽然材料带有那个年代的特点，但这两点评价应该是大体不差的。季老去世前
几年，忽然提出要辞去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桂
冠，博得了舆论的不少好评。但北大有学者认为这也是季老获取名誉的一种方式。我不
知道季老的想法，也不敢完全苟同这种看法，不过季老好名誉的特点看来北大有一些人
还是了解的。
季老去世前后还出现了一些戏剧性事件，不断形成热点新闻，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
平息下来。先是钱文忠以季老的“关门弟子”自居，给季老行跪拜大礼，着实炒作了一
番；然后又传出季老收藏的书画“失窃”，时任秘书杨锐被停职，此事甚至惊动了温家
宝总理；再有季老13年未见面的儿子季承回到他身边，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后续情节。
2009年季老逝世后，围绕季老的遗产季承和北大发生了持续纠纷；季承出版了《我和父
亲季羡林》一书，全面披露了季老特殊的家庭生活。中间还穿插了季老故居被盗等事件
，整个过程颇似一部跌宕起伏的电视连续剧。
对这些事情我了解的有限，谈不了多少看法，不过在季老的遗产问题上倒是有些话
想说。据说季老早就表态将他收藏的字画等文物捐给北大，季老毕竟是耄耋之年，生前
最后几年一直住在301医院。北大校方早就可以根据季老的愿望，请季老立下有效遗嘱
，将文物移交给学校妥善保管起来，其实北大图书馆就有季老的工作室。但是北大校方
却一直不作为，似乎季老可以长生不老下去。在季承回家之后，虽然季老和儿子之间有
过很深的隔阂，但面对的毕竟是血浓于水的亲生儿子，季老不再明确表态将文物捐赠给
北大，也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只是季老去世后其遗产纠纷愈演愈烈，对北大和季老
的名誉都有不小损害，这种情况恐怕也不是季老愿意看到的。另外季承的书我没有看，
不过主要内容也有所了解。虽然季承的做法让很多人难以接受，认为他损害了季老的形
象，但也有不少人赞许季承不为亲者讳的勇气，是讲了真话的。
季老愈到晚年名气愈大、影响愈大，所谓树大招风，可利用的价值自然也大。刘波
、钱文忠等人可能都听过季老的课，但是“亲授弟子”、“关门弟子”之类恐怕是谈不
上的。季老的秘书中我只认识李玉洁女士，有一年我和李玉洁一起去机场接从韩国访问
归来的季老和郝斌副校长，一路上李女士十分健谈，感觉是一位干练、直爽、风风火火
的老太太。李玉洁长年照顾季老，早就被很多人视为是季老的家庭成员，那一次我带《
今日名流》杂志社的人去季老家，他们都以为李玉洁是季老的夫人。2003年底我所在的
党委统战部搬到燕南园53号办公，紧邻54号李玉洁家，但我只见她回来过一次。为了翻
建53号小楼，施工部门在54号东侧搭了几间临时建筑，没有及时拆除。李玉洁看到后大
为不满，不仅骂施工单位，也高喊着让统战部长出来，后来干脆找来一帮人把临时建筑
拆了。我不禁感慨老太太跟着季老见了很多世面，口气、脾气都大了许多。我不了解李
玉洁等人对季老的作用，但是季老受到身边一批人的包围、影响恐怕是难以避免的。
季老生前和身后，各种宣传、介绍、回忆、评价他的文章都非常多。我和季老的接
触十分有限，本来是没有必要再写这些文字的。不过季老毕竟名气极大、影响极大，是
一位非常有代表性的北大前辈学者，我也不能不对季老有所关注。尽管我没有能力对季
老做全面评价，也不妨把我知道的一点季老的事情，把我对季老的一些看法告诉世人，
或许能对人们了解季老起到一点拾遗补缺的作用。
我想季老作为一位大学问家应该是没有什么异议的，他在梵文等领域的造诣、贡献
、成就是得到公认的，他对待学问的认真、刻苦、勤奋早就被奉为学界的典范；季老还
是一位不错的散文家，他的散文很有影响，不乏许多对真、善、美的追求。但季老又是
有局限的，首先他不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以他的身份、阅历、影响，他没有对时代、
社会发出多少令人警醒、发人深思的声音，而是比较顺从、配合，充当了某种适应体制
需要的角色；其次季老应该是一个公认的好人，虽然他在家庭中未必是一个好丈夫、好
父亲，但他远不能称得上是伟人，尽管很多人希望他成为伟人，甚至有人认为他已经是
伟人了。在季老去世前的若干年里，他一直是北大资格最老、名望最高的教授，是最能
代表北大形象的一位前辈学者。但是季老的局限也是比较明显的，有些“盛名之下其实
难副”。同样是盛名之下，被许多社会公众还寄予厚望的北大，其实早就彻底依附于体
制，整体上失去了为社会贡献有价值的思想和行动的能力。何况在今天的北大，能够达
到季老做人、做学问境界的学者，恐怕也已经不多了。
此文摘自谢宁的回忆录《我在北京大学的三十年》。作者谢宁，中文系1981级校友，毕
业后留校，在校党委办公室工作，曾任党委书记王学珍的秘书。文中记述了他对八十年
代以来历任校领导的印象，此处仅截取有关丁石孙的一段。照片来自网络，与谢宁原著
无关。
丁石孙
丁石孙是1984年3月和王学珍同时上任的，王学珍任党委书记，丁石孙任校长。此
前我还不知道丁石孙的名字，只是在他任校长时听说他当过数学系主任。我第一次看到
丁石孙是在电视上，当时我们1981级的学生到位于昌平的北大200号植树，时任日本首
相中曾根康弘访华并在北大发表演讲。丁石孙在办公楼礼堂主持了演讲会。在我有印象
的历任日本首相中，我认为中曾根是最有派头的。但是当我们在电视直播中看到身材高
大的丁石孙穿着笔挺的西装，风度翩翩地致欢迎词，邀请中曾根上台演讲，姿态不卑不
亢，举止极为得体，都不禁为之感慨：到底是北大的校长！在同学们的普遍印象中，丁
石孙的风度丝毫不亚于中曾根，我们都由衷地为丁校长的气质所折服。
1985年我大学毕业后到党委办公室工作，我在办公楼二楼上班，丁石孙的办公室在
一楼，他经常也会上来和书记们开会、商量工作，多半是在201的会议室或是王学珍的
办公室。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上下班时经常会在办公楼前看见丁石孙，这时候的他穿的往
往是一件洗的有些发白的蓝色或灰色制服，骑一辆旧自行车，在他停自行车要进办公楼
或推车准备离开时，多半会有人上去和他说一些事情，下班时他经常是推着自行车边走
边和人谈话。在办公楼上班的若干年里我有一种体会：我是书记办公室的秘书，经常会
听书记们说话，处理事情，所以对历任的书记、副书记基本上都有一定了解；校长们则
不同，虽然也能随时看到他们，但平时没有直接的接触，所以我对历任校长、副校长的
特点、脾气秉性就不甚了了。包括丁石孙在内，只能从有限的了解中谈一些看法，而丁
石孙在校长任内给我印象最深的，主要也是他在处理学潮问题上的一些态度。
1985年发生了“918”学潮，此次学潮的发起主要是由于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等政
要参拜了靖国神社，同学们出于爱国主义热情要表示抗议，但是上面又不愿意让学生上
街游行。9月18日当天北大部分学生聚集在南校门内，准备出去游行，刚上班没几天的
我也被派到南门，和一些学校的干部负责拦阻游行学生。我到现场的时候，看到南门已
经关闭了。其实聚集的学生们硬要打开南门，推开我们几个手无寸铁的工作人员并不用
太费力，他们也可以转到其他校门出去。但是这些情况都没有发生，学生们只是聚集在
南门内，情绪并不激烈，和我们形成一种僵持但并无任何冲突的局面。这时候丁石孙发
表了广播讲话，他在讲话中说：有一些同学是出于爱国热情要纪念“918”，校方已接
受同学们的要求，在五四操场举行纪念大会，请同学们前往参加。现在有些同学去南校
门集结，坚持要到校外进行活动，这是错误的。我郑重地请同学们考虑，不要一时冲动
，做出错误的行为，要警惕少数人利用你们的爱国热情做出后果严重的事情来（丁石孙
讲话内容摘自《北京大学记事》）。我曾估计丁石孙的广播讲话是根据上面的口径起草
的，不过也基本符合这个时期他本人和学校多数干部、教师对学潮问题的认识。2013年
底我在《炎黄春秋》上看到丁石孙《我在北大当校长》的访谈，丁石孙说讲话稿是陈昊
苏给他准备好的，他自己也不清楚南校门是谁下令关的，我想应该也是上面的领导下的
指令。
虽然恢复高考后曾有过北大学生因对住宿、伙食、熄灯等问题不满而闹过事，但
1985年至1989年之间的学潮，却没有哪一次是由于北大校方的原因造成的，归根到底都
是社会思潮和社会问题在青年学生中一种反映。但是上面却并不这么看，学潮一发生，
北大校方往往会受到指责，认为是他们没有做好学生的工作。我记得“918”学潮之后
，有一次上面几位领导来北大，就在办公楼201会议室开会。我在外面听到时任北京市
委副书记的徐惟诚大发雷霆，虽然听不清他说的话，但声音实在是太大，只能说是在咆
哮。后来党委研究室副主任赵存生出来说，他看见徐惟诚训话时唾沫直喷到对面人的脸
上，不过我不记得那次丁石孙是否在里面。前些年我和曾在党委研究室工作的金小鹏闲
聊，他说有一次他参加了学校的干部研讨会，何东昌、徐惟诚等领导来北大听汇报时就
由他介绍情况，丁石孙也在场。当金小鹏汇报到研讨会上北大的干部普遍对“自由化”
、对学潮问题有不同意见时，何东昌就不高兴了，质问说难道都是这样的看法？副书记
郝斌在一旁证实说的确都是这种看法。丁石孙随即拍案而起，大声说：就是嘛，学潮跟
我有什么关系！然后拉开门拂袖而去。后来金小鹏从郝斌那里了解到，汇报开始之前，
何东昌一再指责丁石孙对“自由化”、对学潮“立场不坚定，旗帜不鲜明”。
不过我那时候还不了解丁石孙对学潮的看法，没有听过他这方面的言论，但我还是
能感觉到他的一些变化。1985年学潮时丁石孙发表广播讲话劝阻学生；1987年元旦当天
北大有数十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被带离现场，当晚有几千名学生包围了办公楼，丁石孙
出面和学生对话。处理学潮属于思想政治工作领域，虽然主要由校党委负责，但丁石孙
都会参与，只要一发生学潮，丁石孙都会到办公楼二楼和王学珍等领导一起商量，研究
应对之策。不过据我的记忆，到了1988年柴庆丰事件发生后，丁石孙似乎不再直接参与
处理学潮了。
其实北大的干部、教师那几年逐渐对处理学潮的方式方法产生了不同意见。季老（
季羡林）虽有“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的处世哲学，但他在怀念胡乔木的文章中，
讲到1986年冬天胡乔木询问他应该如何看待学潮。季老明确表示“青年学生是爱国的。
在上者和年长者唯一正确的态度是理解和爱护，诱导与教育。个别人过激的言行可以置
之不理。”胡乔木当着季老的面表示完全赞成。季老的观点也代表了大多数北大教师、
干部对学潮的看法。1988年暑期学校召开了工作研讨会，我参加了部分院系干部小组讨
论会的记录工作，我现在无法查阅当初的记录稿，但我印象中与会的干部们普遍对处理
学潮的做法不赞成。当时听说中央政治局针对柴庆丰事件开了四次会，有人就说政治局
为北大的事情开了四次会，实在是让我们很荣幸，不过希望中央能就教育问题多开几次
会；我记得中文系主任严家炎说，现在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了，不能还像过去那样，总是
要求思想统一、万众一心，要允许出现不同的声音。我虽然没有直接听到过丁石孙的言
论，但估计他总体上也是这些看法。
1989年的学潮规模空前、过程复杂，影响极其深远。政治风波期间我经常昼夜在办
公室值班，但几乎没有印象看见过丁石孙，更不了解他的态度。到了这年的5月初，丁
石孙率北大代表团出席在美国举行的大学校长会议，离开了工作一线。大概是在宣布戒
严之后，丁石孙此时尚未回国，他在夏威夷发表了一次谈话，对这次学潮有所肯定，在
学生中引起极大反响。不过到了丁石孙回国时，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的谈话
明显不合时宜了。我不记得他再参加过学校的相关会议，也没有印象他以校长身份参加
过公务活动，好像是住到医院去了。我们都明白，在当时的形势下，丁石孙肯定不会再
担任校长了。不过按照中国政治的特点，也没有明确说过他不宜再担任校长，或是干脆
宣布免去他的职务，只是到了这年8月份，丁石孙以任期届满的理由离开了校长岗位。
丁石孙在《炎黄春秋》的访谈中对1988年的柴庆丰事件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均没有涉及
，多少也印证了我他没有参与处理这两次学潮的记忆。
丁石孙离任后到民盟中央担任了副主席，费孝通先生退下来前，据说在民盟内部进
行过多次测评，丁石孙一直是接替费老呼声最高的人选。于是他接任了民盟中央主席，
并担任了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进入了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不过正如人们只知
道蔡元培当过北大校长，而不大知道他还当过政府考试院院长等高官一样。在现有体制
下，不管丁石孙是当民盟中央主席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基本上都是荣誉性质
的，不可能有太多发挥余地。我们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丁石孙出席各种会议、活动，偶尔
也会看到他回北大参加一些公务活动。
丁石孙任北大校长将近五年半，任期不算很长，我和他的直接接触更是极为有限，
写不出更多内容。在丁石孙任内，我确实很难说出他有多少了不起的言行，我印象比较
深的，是1986年他率先提出了把北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使北大师生深受鼓舞。
他提出过北大应该像国外大学那样向社会开放，大学不是“管”的，而是要“经营”的
；还说过他只是搞专业的，当校长并不合适，应该让会管理的人做大学校长。在北大的
具体事务上，丁石孙也只是领导班子成员之一，何况他这个校长还要受到许多上级部门
的干涉，不可能有太多的发挥余地。但我认为丁石孙仍然是北大历史上一位重要的、有
特殊地位的校长，他应该是北大历史上最后一位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保持了自己独立人
格的校长。在当时的背景下，丁石孙不可能对中国大的政治环境有多少影响，但是他有
自己独立的思考、判断，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守住了作为北大校长的底线。
几年前我和曾任过北大社科处处长的苏志中闲谈，苏志中告诉我：丁石孙任职期间
北大曾提出过对政治课进行改革，结果消息传到了上面，就变成了北大要取消政治课。
教育部等部门开始追查，苏志中他们面临很大的压力。丁石孙知道后明确表态：不要理
睬他们。我还听见过丁石孙曾以半开玩笑的口气说教育部应该取消。对于任何一位有独
立思想、有自己办学主张的大学校长而言，来自行政部门的干预都是难以忍受的，蔡元
培如此，刘道玉如此，丁石孙也是如此。但遗憾的是刘道玉、丁石孙这些有作为的大学
校长却生不逢时，难以实现他们的理想和主张。
在丁石孙校长之后，北大的行政化、官僚化倾向越来越明显，权力的干预更是不断
加强、无所不在，北大已经自觉自愿地彻底同化于体制。期待北大再出现蔡元培、胡适
那样的校长已经如同天方夜谭，产生丁石孙那样保持着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的校长也基
本上不再有可能性。丁石孙之后的北大是一个不断自我矮化的北大，丁石孙之后的历任
北大校长则呈现出持续矮化的形象。于是丁石孙校长留给我们的高大背影也就愈发显得
高大起来，当我们在对蔡元培、胡适等老校长的风采感到无限神往的时候，还应该记得
北大曾经有过一位丁石孙校长。
北大向何处去？
前言
我对北大最早的印象可能是来自于“梁效”。我当时还是小学生，但也要不断受“评法
批儒”、“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教育，“梁效”的大名早就耳熟能详了。开始我以为
“梁效”是一个人，后来才明白是北大、清华两所学校大批判组的笔名，由此知道了北
大、清华是中国最著名的两所大学。上中学以后高考开始恢复，北大更是成为了无数学
子无限向往的地方。记得高一时我去一位同学家里，看到墙上挂着他父亲年轻时佩戴北
大校徽的大幅照片，顿时非常羡慕，似乎也憧憬过自己能否戴上北大的校徽。不过那个
年代信息比较闭塞，我根本估计不出自己就读的中学和我本人的高考竞争力，北大对我
来说只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存在。1981年 我参加了高考，我们那时候是估分填报志愿的
，我感觉考的还不错。幼年时我曾在关中农村的外祖母家生活过几年，对农村比较有感
情，当时还很有些想改变农村面貌的理想，于是考虑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作为第
一选择。就在交报名表的当天，父亲的一位同事有事来家里，他顺便问了一下我的高考
情况，建议我第一志愿应该报北大。因为这次偶然的到访，我临时改变了志愿，分数公
布后我的成绩位于陕西省文科类考生前十名之列，这样我就被录取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考上北大的确给家人带来了荣耀，也让我异常兴奋，开学报到前几天我就没有睡好觉，
带着激动和疲倦，我和几位一起考上北大的同学坐了一天一夜火车到了北京，在火车上
我和另外两位男生也没有合过眼。我们是清晨不到5点下车的，出站后找到了北大的新
生接待处，此后聚集在接待处的新生越来越多，但是一直等到早上7点多，才看到学校
派来了两辆迎接新生的大轿车。由于车少人多，所有的新生都往上挤，混乱中我们帮同
来的两位女生挤上车，把随身行李也塞进去了。我和两位男生没有挤上去，只好摇摇晃
晃地乘了2个多小时公交车，才终于来到北大。进校后我忙着办理各种入学手续，等把
托运行李都搬到老旧的宿舍后，却看到地面、桌椅、床铺上全是白灰，显然是粉刷后没
有清理。我虽然疲惫的只想睡觉，也只能和室友们一起打扫，直到当天晚上才基本上收
拾干净。
北大简陋的物质条件让我从对大学生活的极度憧憬中感到一些失望，大概是恢复高考后
北大学生的数量增加很多，学校没有能力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食堂的伙食也非常简单
，记忆比较深的是大一时每天晚饭只有“肉末白菜粉”一道菜，就是把肉末、白菜和粉
条炒在一起，一毛钱一份，主食只有馒头和玉米粥，我们需要排半小时队才能打到饭菜
；浴室则更为简陋，全校只有一处破旧的公共浴室，洗澡时人挤的像沙丁鱼罐头一样；
大讲堂那时候还没有座椅，报到时每个新生交几块钱押金领一个方凳，新生开学典礼我
们就是拎着方凳去参加的。如果想看电影，也是拎着方凳到大讲堂，或者拎的更远去东
操场看露天电影。
虽然生活条件比较差，但我很快还是感觉到了在北大上学的优越之处。入学后没几天，
我们中文系新生就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了鲁迅诞辰100周 年纪念大会，见到了除邓小平之
外几乎所有的重要领导人，聆听了胡耀邦总书记激情澎湃的讲话。尽管后来我才明白我
们实际上是去“填座位”的，但当时却让我有了一种“通天”的感觉，似乎和最高层的
距离很近。特别是对我这样的外地学生而言，如果不是上了北大，中央高层领导可能永
远都是神秘和遥不可及的。至于各种名人我们见的就更多了，那时候北大整天有各种讲
座，各界名流经常来北大讲演或参加活动，而且大都是学生们自己请来的。名人们一般
也会给北大学生面子，很愿意来北大，很希望在北大得到认可。不过北大学生可能是见
过的名人太多，名人们如果讲的不好，经常会得到鼓倒掌和嘘声的待遇，或是干脆大批
地离场，让名人们很是下不来台。此外北大学生还经常能请到各类文艺团体来学校演出
，国内一流的文艺团体几乎都来过北大，有的来过多次；有些热门电影的首映式也是在
北大举行的，我才知道那些在银幕上光彩照人的演员，其实近距离看时往往并不起眼。
那个年代北大最大的特点是政治气氛很浓，学生们的政治热情很高，有一种以天下为己
任的抱负。我们入学之后，就多次听到上几届学生谈起1980年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的盛
况。区县级人大代表是迄今为止最高级别的直接选举，当年的北大学生投入了极高的参
与热情，部分学生参加了竞选，表达了许多政治主张。1981年春天中国男排逆转战胜韩
国队后，北大学生喊出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也令我们无限神往，很快我们
就在中国女排首次夺得世界冠军，国家男足世界杯预选赛大胜科威特队时体会到了那种
激情。1984年国庆35周年庆祝游行的队伍中，和我们同在一个方阵的1981级生物系学生
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被认为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定格画面，体现了北大学生对
处于个人声望最高时期的邓小平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坚定支持。除了这些大的场面之外，
北大学生平时关心政治问题的热情也很高，涉及到国家政治生活的讲座、讨论往往会受
到热烈欢迎；各种场合中的讨论和争辩更是随处可见，有一段时间32楼南面的院子里学
生们还办过一个咖啡馆，经常可以在那里听到各种时事新闻的发布以及对国家前途的讨
论。
1985年春天我即将大学毕业，面临就业的选择。大概是我平时表现出了一些对政治问题
的兴趣，系里主管学生工作的老师问我是否愿意去校党委工作。前任党委秘书哈伟就是
中文系1978级的，他要离职深造，党委办公室希望再找一位中文系的毕业生接替。我一
向对自己的人生没有明确规划，不清楚到底什么职业适合我，可供选择的其他要人单位
也没有足够的吸引力，于是想着先留校工作也不错。这样1985年8月我就到校党委办公
室报到上班，身份从大学生变成了一位党务工作者。
1985年可能是北大学生政治倾向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虽然北大师生中也有一些对
政治问题的不同看法，不过从总体上看，北大师生和中央高层是比较一致的，对改革开
放是全力支持的。但是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见成效带来的上下一心的“蜜月”之后，一
些深层次的问题开始显现。到了1980年代的中后期，北大的政治气氛仍然非常浓厚，只
是不同的意见和声音逐渐多了起来，尤其在学生中表现的比较明显，学潮成为了这个时
期的一条主线，先后出现了四次比较大的学潮，最后一次是1989年 的政治风波。在这
几年里，北大党委的工作主要是围绕着学潮进行的。我作为一位亲历者和旁观者，认为
在这几次学潮中，北大师生虽然和上层有不少分歧，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和声音，但是就
总体和主流而言，北大师生一直是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他们只是希望党能够改进自
己的问题，做出一些顺应时代潮流的变化。
1989年 的政治风波对北大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北大的走向。政
治风波之后的北大校园曾经异常安静，到了学生区恢复往日的喧闹之后，听到最多的声
音已不再是读书声和讨论声，而是从一大片宿舍楼里传出的此起彼伏的麻将牌的声音，
我也是那时候学会打麻将的。北大学生关心政治的气氛不再浓厚，一种苦闷和迷茫的感
觉则弥漫在校园中。此后的北大逐渐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直到今天仍在持续，我虽
然一直身处其中，但是也难以对它的发生发展有完整清晰的认识。
我并不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北大有多么完美，当时的北大同样存在着各种问题和弊端
，有很多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但是学校的总体氛围是积极向上的，师生们的思想是比
较活跃的，理想主义色彩是比较浓厚的。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时，北大出版社出版了
《精神的魅力》一书，中文系谢冕教授在其中《永远的校园》一文充满诗意和激情地写
道：“ 这真是一块圣地。数十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
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先于天下的严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
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这更是一种精神合成的魅力。科学与民主是未经确认
却是事实上的北大校训。二者作为刚柔结合的象征，构成了北大的精神支柱。把这座校
园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现象加以考察，便可发现科学民主作为北大精神支柱无所不在的
影响。正是它，生发了北大恒久长存的对于人类自由境界和社会民主的渴望与追求。”
谢冕教授对于北大精神的概括或许有些溢美之处，但至少是体现了北大的一种传统，一
种长期追求的境界。
变化是逐渐开始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所能感到的北大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对精神
、文化方面的追求转向了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从思想上的活跃转向了实用主义的盛行
。这种变化是逐步的、渐进的，甚至是身处其中的人难以明察的。
北大的变化固然有政治、社会、外部环境等方面的作用，但很大程度上也是主动选择的
结果，是一种出于趋利避害本能的变化，只是这种变化来的过于彻底，已经到了让几乎
所有人都无法接受的程度。对于北大的变化，几位主要领导人发挥了很大作用，其中作
用最大的则非任彦申莫属。任彦申的能力在于他善于审时度势，他不是简单地执行上面
的指令，而是能够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北大的实际，提出一系列颇有说服力的主张。在任
彦申还没有成为北大的主要领导人之前，他的主张就在北大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可，尤
其是他提出的北大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服务和支持的观点，
更被认为是北大当时唯一可做的选择。北大的大多数人恐怕都没有意识到，这种观点将
北大的作用局限在经济、技术领域，放弃了北大历史上曾经发挥过的，而且应该继续发
挥的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方面的引领作用，从而使北大愈来愈趋向于工具化和实用化。
与此同时，任彦申将北大逐步改造的适应体制需要，并建立起北大自身行政化、官僚化
体制的意图也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此后又经过许智宏、闵维方、周其凤、朱善璐等主
要领导人的持续推进，其发展程度愈演愈烈，终于使北大形成了全面的官本位体制，各
级官员成为了北大最有地位、最有身份、最有话语权的群体。
在行政化、官僚化倾向的主导下，北大的学院、系、研究所等学术机构也逐渐演变为官
本位制，真正的学者、真正的学术实际上并没有多高地位。虽然北大的自然科学领域引
进和涌现了一些出色的学者，个别学科在世界上的排名有了提高，但往往只是成为官员
们炫耀政绩的“面子工程”，成为他们邀功请赏的筹码；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独立自
由的学术精神不断受到压制，有批判精神的学者被边缘化，比较懂得配合的则获得了较
高的推崇。还有一批善于经营、长袖善舞的“风云教授”大行其道、名利双收，活跃在
学校的各个领域。尽管北大的某些学科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总体上功利性比较强，在学
术上、科研上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性很小。这么多年来人文社科领域没有出现新的大师
级人物，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领域没有再产生王选级别的成果就足以说明问题，更遑论
“世界一流”了。
北大的学生总体上则是实用化、工具化教育的必然产物。其实我从大学毕业之后，同北
大学生就没有多少直接接触，不了解学生群体的状况，但是又能从很多方面感觉到他们
的变化。当然学生群体的变化也是逐步的，当他们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关心不被鼓励并受
到限制之后，自然就会把兴趣转移到其他方面。经过长期的教育引导，北大学生多数已
不再关心国家大事，不再有对社会发展方向的深入思考，他们可以只关心自己的利益，
可以配合学校官僚们的表演，可以充当表达官方意愿的工具，但却不知道北大的传统，
甚至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学问。我曾看到过一篇署名老愚的《面试研究生》的文章，
作者曾面试过一批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的研究生，从求职简历看上去个个可谓人
中翘楚，博学多识，但面试的结果却让作者“不由自主地崩溃了”，认为他们“无知识
，无立场，无求真之诚意······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不读圣贤书。”虽然作者
遇到的学生可能有一定偶然性，但是对中国大学有所了解的人都不难判断：现在的大学
包括北大在内，基本上都是大批量地培养着这种类型的学生。
其实一些重要领导人对北大、对北大的学生还是寄予很大期望的。1988年北大90周年校
庆时，我曾去过位于台基厂的彭真同志住处，取回了彭真为北大的题词。我记得题词的
大意是希望北大要继承优良传统，站在历史潮头，推动历史车轮前进；2010年 五四青
年节温家宝总理来北大，当温家宝和北大学生见面时，一再表示纪念“五四”首先应该
继承“五四”科学、民主的精神，北大学生应该懂“科学民主”四个字，他要求同学们
讲真话，不要怕讲错话。在场的北大学生却无一人理解温家宝的苦心，只是问了一些无
关紧要的问题。有人曾做过统计，温家宝2010年 讲过六次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他也
许会在北大就政治体制改革做进一步的阐述，但是北大学生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温家
宝失望之余，只好说一问周围的同学都是学生干部，不用说都是学校安排的。其实就是
学校不做任何安排，其他北大学生也不会提出有分量的问题来。评论家何三畏先生就此
写了一篇《让人绝望的北大学生的提问》，对北大学生的现状进行了准确评论。不知道
是对北大的失望还是出于别的考虑，温家宝离任前在清华大学做了一次重要演讲，当温
家宝阐述着民主与法治、公平与正义、自由与平等这些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时，又不知
道会有多少北大、清华的学生认真思考这些问题。
就在我即将完成这部书稿的时候，习近平同志以最高领导人的身份于2014年5月4日来到
北大，向北大师生提出了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对北大学生一向是看重的，早
在1990年暑期校团委组织学生去福州市社会实践时，我曾随队前往。时任福州市委书记
的习近平专程来到我们驻地，同我们进行了两三个小时的座谈交流。他没有讲什么大道
理，而是以自己下乡插队等实际的经历和体会，对北大学生给予了关心和期望。习近平
到中央工作后又先后5次来北大，他提出的价值理念无疑是有针对性的，是继承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只是经过了这么多年实用性、功利性的
教育，现在的北大学生还能否理解这些价值的内涵，能否承担起这么大的期望？我不能
不对他们表示怀疑。
任彦申
我认识任彦申的时间比较早。1985年“918”学潮之后，大概是上面要调查了解北大学
生的思想状况，于是由刚从清华大学调任北京市委教育部副部长的任彦申带队，带了几
个干部来北大调研。他们具体是怎么调研的我不清楚，我只是负责安排他们在勺园的食
宿。这次调研的时间比较长，至少有一两个月吧，任彦申走的时候我到过他的房间，他
把几个人应付的伙食费交给了我。勺园是当年北大接待客人条件最好的地方，虽然是公
务活动，但按当时规定个人要付一部分伙食费，大概是每人每天一块钱。此后的几年里
学潮不断，任彦申应该还会经常来北大，但那时候来北大的大人物实在太多，我没有对
他有特别的印象。
不过在1989年政治风波前后，我记得任彦申多次来过北大。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风波平息
之后，他有一次在办公楼礼堂给北大学生作报告。任彦申确实很有口才，讲话很生动，
他虽然是力图说明平息政治风波的必要性、合理性，但口气并不强硬，不是用官方的大
道理教训人、吓唬人，而是试图以他的见解说服学生。我记得他讲了政治风波期间的一
些情况，例如讲到虽然宣布戒严了，但其后的一段时间并不是解放军在戒严，实际上是
学生戒了严。台下立即热烈鼓掌，这种掌声谁都能听出其特定的含义，任彦申当然不会
不明白，但他似乎也受到了这种掌声的鼓励，越讲越有精神，不断得到许多热烈的掌声。
到了1991年初，上面调整了北大的党委班子，原党委书记王学珍卸任，由北京市委副书
记汪家鏐兼任北大党委书记，任彦申调任北大党委副书记，主管宣传工作。汪家鏐主要
还是在北京市委工作，她一般只是每周来北大一两次，对北大的日常工作过问不多。但
是任彦申迅速地进入了角色，我很快就感觉到他的能力确实比较强，做事很干练，讲话
、写文章都很有一套。有一次任彦申和我说过，本来是要安排他去崇文区当区长的，由
于北大当时的特殊情况，才被点名调到北大，以加强北大党委的班子。任彦申到北大后
一直很活跃，经常讲话、作报告。我那几年身体不好，也很少参加学校的各种会议，直
接听他讲话的时候不多，印象中他宣讲的主要还是防止和平演变的那一套观点。任彦申
对于形势的判断力比较强，对上面的意图领会的比较深，当时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最受
重视，任彦申兼任了北大党校的校长，还在公共政治课教研室的基础上筹建马克思主义
学院，并自任第一任院长，加强对北大意识形态领域的掌控。
任彦申对于政治形势的变化一向非常敏感、善于把握，不过真正体现出他这方面能力的
，还是在邓小平1992年初南巡讲话之后。因为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国内舆论气氛大变，
继续讲“姓社姓资”那一套肯定不合时宜了。1992年年中我听过一次任彦申的报告，主
要是讲解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但他不是单纯地解读南巡讲话，而是把邓小平政治风波
之后接见戒严部队的讲话和南巡讲话做了对比，认为这两个讲话都非常重要。他说邓小
平如果政治风波之后马上讲南巡讲话的内容就会不合适，而如果南巡讲话时还是讲接见
戒严部队的那些内容也不行，就会不符合当前的形势。所以这两个讲话在当时背景下都
是非常恰当的，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样任彦申就十分巧妙地化解了某些前后不一致
之处，不露痕迹地将他的立场、观点迅速转变到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精神上来。
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任彦申的兴趣似乎主要不再在意识形态领域了，而是适时地转向
了经济领域。不过他对舆论宣传工作仍然很重视，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两件事：一次是
1992年十四大召开后第二天，北大经济系教师解万英跳楼自杀，后来有一家经济类的报
纸（具体是哪家报纸我记不清了，可能是《首都经济信息报》）以《北大教授跳楼记》
为题，对这一事件做了长篇报道。任彦申大发雷霆，将写这篇报道的两位记者找来训话
，我刚把他们领进任彦申的办公室，就听见他劈头盖脸地训斥说这几年好容易把北大稳
定住了，但你们的这篇报道又把北大“搞乱了”；还有一次是在1996年初，《中国青年
》杂志发表了中文系教师韩毓海的一篇文章——《北大，魂兮归来》。这篇文章我当时
也看了，我认为韩毓海到北大的时间不长，对北大的一些事情看的比较表面化，不过内
容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任彦申这时候已经当了党委书记，他对韩毓海的文章非常恼怒
，他是否当面批过韩毓海我不知道，我只看到《中国青年》杂志的有关负责人被叫到北
大，受到了任彦申的当面斥责。
1992年之后，任彦申的主要注意力转移到了经济领域，尤其对发展校办产业非常热心，
应该是他首先提出推倒北大南墙搞商业开发的，并一手促成了以房地产开发为主的北大
资源公司的成立。推倒南墙引起了舆论的不少非议，当然外界也存在一些误解，北大倒
不是不要围墙，而是在围墙的位置上建商业用房。另外北大在当时办学经费非常紧张的
情况下搞一些商业开发，确实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所以任彦申的主张还是得到了很多支
持。任彦申对北大方正等校办产业也极为重视，热衷于方正公司的各种具体运作，例如
促成方正公司在香港上市，力主由王选担任方正香港公司董事局主席等等。我在办公室
经常能看到方正等校办产业的人，或者来送文件，或者向任彦申汇报。任彦申曾提出过
一系列观点，例如说北大要实现“产学研”的结合，科研工作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
”，进而提出要培养“有市场头脑的科学家”，以及“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
我那时候对任彦申的这些见解也很佩服，有一次他要写一篇关于校办产业的文章，由他
口授让我记录。我记下来以后觉得就是一篇比较完整的文章，有理有据，对他的能力更
是大为叹服。那几年北大的校办产业在任彦申的主导下名声大噪，在全国高校中独领风
骚。方正负责人甚至夸口说以后国家每年给北大投入多少钱，方正就也给北大上交多少
，一时令人极为振奋，只是后来的实际距离这一承诺相距何其遥远。
客观地讲，任彦申确实是比较有能力、有魄力、有思想的官员，无论是他提出的一些主
张，还是实际做的一些事情，在北大都得到了相当的认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经济
建设热潮的大背景下，红极一时的北大校办产业也为他赢得了一定的声望。到了1994年
北大召开第九次党代会，任彦申顺利接替汪家鏐当上了党委书记，正式成为北大的一把
手。在任彦申当上党委书记之前，他在北大领导班子成员中已经比较突出了，我感觉没
有人能对他接任书记一职形成挑战。担任书记后任彦申进一步提出校党委要管全局，抓
大事，要着重对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进行谋划和决策，要统揽改革、发展、
稳定的全局。我认为从1992年之后到2000年初，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北大的各项重要
举措和办学思路，都比较深地受到了任彦申的主导。
1997任彦申顺利地被推选为代表北大出席中共十五大的代表，以他的身份和以往的惯例
，我们都估计他应该进入中央委员会，起码应该当上中央候补委员，前两任党委书记王
学珍、汪家鏐在任时都是中央候补委员。十五大开幕前要准备证件照，任彦申对出席会
议还是很重视的，他有一张标准像自己比较满意，但底片找不到了，就让党办副主任薛
松岩拿这张照片进行翻拍。我看到翻拍后的照片色彩有些变化，效果并不理想，就开玩
笑对薛松岩说不要因此影响任书记的当选。不想十五大上任彦申真的没有进入中央委员
会，反倒是一向比较低调，而且不是十五大正式代表的陈佳洱校长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不过任彦申毕竟是任彦申，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这个小小的挫折应该不会对他有多大影
响，机遇很快就出现了。1998年北大将迎来建校100周年，北大的百年校庆无疑会引起
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对北大的主要领导人来说，更是一个可以充分表现的舞台。早在
校庆前几年，北大就开始筹备相关活动，组建了若干个工作班子，校庆前一年还在南校
门设立了倒计时钟。任彦申对北大百年校庆可能造成的影响十分清楚，对校庆活动可谓
是竭尽所能、全力以赴，要将其做成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我从1997年春天后被调整到
党委研究室，不再担任书记秘书工作，我本来就是个小人物，对领导们如何进行决策没
有机会参与，只是离领导们比较近，时不时能得到些信息。既然不在领导身边了，我对
有关校庆的决策就更是知之甚少，不过还是能感觉到北大百年校庆的重大决策都深深地
打上了任彦申的烙印，所有重要的举措尽在他的掌控之中。
首先是对北大创办的背景进行了特别阐释，强调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由清政府创办
的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京师大学堂不仅是全国的最高学府，还是全国最高的教育行
政机关。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历史不长，到底哪所大学创办最早？并没有权威的定论，
之前已经有大学庆祝过建校100周年了。北大特别强调其政府官方的背景，这样就把京
师大学堂和一些更早的由外国人或民间创办的学校区分开来，似乎是要说明北大才是和
政府关系最密切、最正规的大学。以此思想为主导，北大的百年校庆就不仅是北大自己
的事情，而且应该是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政府行为，应该由政府出面支持甚至直接参与主
办。
百年校庆最重要的一项活动就是纪念大会了。既然要达到政府行为的目的，那么纪念大
会在什么地方举行就非常有讲究了，如果是放在北大，好像就不足以体现政府官方的背
景。虽然领导班子里有不同的意见，但任彦申一直主张庆祝大会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校庆之后有人编了一本书，主要是讲述校庆前后的过程，当时已到北大出版社工作的刘
乐坚让我帮忙看看是否有必要出版。我大致看了一下，全书洋洋30万字，通篇充斥着对
任彦申、闵维方等人校庆事迹的歌功颂德，极尽肉麻吹捧之能事。例如其中有这样的内
容：领导们就校庆大会究竟在校内还是在人民大会堂开争执不下，时间已经很紧迫了，
在某次会议上，“任彦申像天神一样神威凛凛地站起来，斩钉截铁地说：就在人民大会
堂了。”我不了解这本书的写作背景，认为内容过于谄媚夸张，不宜出版。不过我也和
刘乐坚开玩笑说如果存心想调侃任彦申等人，倒是不妨出了。后来好像是没有出。
除了确定庆祝大会的举办地点，邀请最高领导人等政要出席大会更是校庆活动的重中之
重。另外还提出要给江泽民授名誉博士学位，江泽民没有接受。此外，通过国家邮政局
发行了北大百年校庆纪念邮票，将一颗由北大校友发现的小行星通过国际小天体命名委
员会命名为“北京大学星”，通过铁道部开通了北大校友返校专列，举办了百年校庆庆
典晚会“光明行”并由中央电视台进行直播，等等。庆祝大会当天，由北京市有关方面
进行交通管制，200辆满载着北大师生、校友的大巴车队一字排开，绵延数公里，一路
绿灯驶往人民大会堂，引来无数路人或羡慕、或不解的目光。这一系列活动不见得都是
任彦申直接策划的，但都体现了任彦申要将北大百年校庆做成政府行为的指导思想，是
在多个政府部门支持下实现的。最高领导人也很给北大面子，先是亲自来北大“暖寿”
，又携数位主要领导人出席纪念大会。任彦申自然要忙前忙后，一时风光无限，其间还
接受了因被朱镕基点名而名声大噪的凤凰卫视吴小莉的专访。任彦申侃侃而谈、挥洒自
如，据说让见过不少世面的吴小莉也为之折服。
不过除了这些台前的事情之外，任彦申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最高领导人出席庆祝大
会肯定要发表一篇讲话，任彦申事先就带了几个人起草讲话初稿，他后来和我们说过起
草过程。对于讲话稿如何写任彦申是很费了一番心思的，要使之成为一篇指导性、纲领
性的文件。江泽民的讲话我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是在哈佛大学的演说，另一次就是北大
百年校庆大会的讲话。我不知道任彦申起草的讲话稿和江泽民最终的定稿有多大差别，
不过从任彦申的讲述里，他的思路、提法基本上都得到了采纳。5月4日人民大会堂的庆
祝大会是由任彦申主持的，他的口才、能力又获得了一次难得的表演舞台。
任彦申凭着北大百年校庆的机遇大出了一番风头，借着这股余热，又有最高领导人讲话
中提出的中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任彦申很快开始了新的策划。
最高领导人是在北大百年校庆时发出的号召，北大自然应该率先响应。当时有一种普遍
的看法，是认为中国的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首先在于办学经费过于悬殊，所以建
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我在党委研究室的同事还写过一篇文章，被收录
到《新华文摘》上，中心意思就是说国家应该给北大重点支持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不
过任彦申考虑的更周全一些，虽然北大有中国最高学府的声誉，但如果仅要求国家向北
大增加投入似乎又过于特殊，毕竟中国的名牌大学不止北大一所，而其中唯一和北大地
位相当的就只有清华了。于是任彦申提议联合清华，共同提出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
计划，建议国家对北大、清华加大投入。这一计划得到了急于做出政绩的教育主管部门
的支持，经过一番运作，北大、清华从1999年开始在三年内各得到18亿的资金投入，此
外还有后续投入。后来又有一些其他大学被吸纳进来，成为一项波及范围更广的所谓“
985计划”，因最高领导人1998年5月在北大百年校庆的讲话而得名。任彦申的谋划使北
大、清华获得了很大的实际利益，以前国内的一些著名大学和北大、清华大体还是在一
个层次上，但“985计划”的实施却使得北大、清华一下子鹤立鸡群，对其他大学形成
了压倒性的优势地位，特别是在每年的招生中垄断了国内最优秀的生源。至于这一计划
是否影响了大学之间的平等竞争，是否真正提高了中国大学的办学水平，则恐怕是一个
不太好说的问题。
百年校庆的高潮刚刚过去，又一次足以令世界瞩目的重大机遇再次降临到北大。1998年
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并要在北大发表演讲。克林顿不仅是世界头号强国的总统，
而且还很年轻，颇有些明星范儿，所引起的关注度可想而知。任彦申十分清楚克林顿到
访北大的分量，虽然他对如何接待的具体环节不见得都亲力亲为，也不像百年校庆那样
可以一直站在前台，但一定会有整体上的掌控。为了接待克林顿，北大方面可谓十分细
心周到，我知道的就有为克林顿发表演讲的办公楼礼堂安装了空调，将办公楼东面通往
未名湖的一条泥土小道铺设成水泥路，我曾戏称之为“克林顿小道”，后来因为克林顿
演讲会上回答提问的时间比较长，没有走这条小道。北大方面也坚持了一定的原则，美
方事先提出克林顿发表演讲时，为了安保要使用白宫的讲台。北大坚决拒绝了，认为在
北大演讲就要用北大的讲台。后来双方达成妥协，用白宫的讲台，但是在讲台上悬挂北
大的标志。不过更周密的筹备是在台面下进行的。
克林顿来访当天我去接待中山大学的党办主任李尚德，我安排他在勺园住下后，正好电
视上开始直播克林顿的演讲。看到提问环节，我们感觉到每个学生的提问都咄咄逼人，
很有些火药味，有抱怨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不如中国人对美国多的，有指责美国向台湾
出售武器的，有质问克林顿微笑背后还隐藏着什么的，有提出美国在人权与民主方面是
不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的。尤其是后来被称为“反美女生”的马楠提出她不认为国家的
自由和个人的自由有什么冲突，认为自由是自己一种主动的选择，像中国现在的繁荣发
展正是中国人民自由的选择，并告诫克林顿“只有真正懂得自由的人才会更加尊重别人
的自由”。因为这些问题太一致，倾向性太强了，反而让我们觉得不对劲。李尚德就问
我：这些提问都是安排的吧？我也有同样的感觉，但我不了解内情。
克林顿离开后我回到办公楼，很快我就在书记秘书的桌上发现了打印好的一页纸，刚才
学生们的提问内容都在上面，和提问时的语言几乎一模一样。我顺便问了一下，秘书回
答说都是任书记拟的。后来人们惊诧“反美女生”马楠为什么要嫁给美国人？其实马楠
这些提问的学生们本来就未必真反美，只是出于讨好学校当局和为了自己出风头，充当
了一次任彦申的传声筒而已。据说是学生们先准备了一些问题，任彦申看后不满意，于
是亲自草拟了这些提问。当天参加演讲会的学生也都是精心选择的，大多是比较可靠的
学生干部。虽然提问者由美方随机选择，但如果选择另外的人也还是会提出同样的问题
，用中国话讲早就“设好了埋伏”。当然任彦申设计这些提问也不过是揣摩了某些官方
机构和某些领导人的意图，将他们不便于向美方说的话通过北大学生之口讲出来，以此
表达对美方的不满和对自己的辩护。
1999年1月北大召开了第十次党代会。北大党委作为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按党章规定应该
三到五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并进行换届，但是实际上北大的党代会很少按时召开。我经
历过1986年的第八次党代会，和上届召开已经过去了8年，1994年召开了第九次党代会
，和第八次党代会又隔了8年。1999年的第十次党代会总算是正常了，此后2003年召开
了第十一次党代会，也算按时召开，但是再往后2012年才召开第十二次，和第十一次隔
了9年。北大的党代会究竟什么时候召开，并不是按照党章规定，而是根据实际形势或
者是一些领导人的意图而定。1999年之前我就听任彦申多次说过要按时召开党代会，要
使北大的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这个理由自然很站得住脚。不过根据我对当时学校领导
班子情况的了解，一再强调要按时召开党代会，恐怕也有让一些老领导尽快腾出位置，
让一批任彦申选拔任用的比较得心应手的年轻干部尽早上位的考虑。
党代会召开之前的党代表选举还差点出了意外。任彦申的代表名额是划拨到由党委各职
能部门组成的一机关党委选举的，由各部门的全体党员，包括离退休党员一起投票选举
，不占一机关党委的代表名额，但是也要经过投票。一机关党委书记王丽梅专门在会上
做了说明，但是选举的结果却是任彦申的得票比较低，差点没有选上党代表。事后王丽
梅立即跑过来向任彦申解释可能是她没有讲明白，我还听见任彦申说如果我选不上，看
这次党代会怎么开的话。我也没搞清楚到底是王丽梅没有说明白，还是有不少人故意不
投任彦申的票，总之任彦申当选党代表了，党代会也顺利召开了。无论是这次党代会确
定的指导思想，还是在人事的安排上，基本上都实现了任彦申的意图。
此后在我的印象中，任彦申在北大做的最后一件大事就是推行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由于
“985计划”使北大获得了较大的经费支持，1999年北大开始进行人事分配制度改革，
对这件事情我还要另外陈述，这里就不再多说。对任彦申的各种做法学校里也有一些不
同意见，任彦申就此讲过一些观点，他说北大已经改变了过去那种动荡不安、争论不休
的局面，现在要做到“不讨论，不争论”，对看准了事情就大胆去干。我理解他的意思
是希望大家不要对学校的决策指手画脚，最好是不要讨论，不要发表意见，以免争执不
下、贻误时机。我最后听到他的话是由于新的人事分配制度拉大了收入差距，许多人心
理不平衡，任彦申在一次会上讲了一些老同志心态平和的例子，要求大家对收入差距问
题要“想得开”。
2000年初北京大学和北京医科大学合并，任彦申调离北大出任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其后任江苏省委副书记。任彦申离开北大后十年多我没有见过他，对他在江苏的情况
更是没有任何发言权，不过我曾遇到过和他有关联的事情。前几年北大房管部的人和我
说，他们在清理住房时发现一套中关园一居室的房子是我签名办的入住手续，他们也估
计这套房子不是我的，进一步了解到是任彦申的。据他们说找到任彦申时他表示“忘了
”，后来任彦申把房子交回给了学校，但又听说他对北大的做法不太满意。任彦申来北
大时还住在清华大学东南小区，我曾经去过他家，是一套三居室的老式住房，为了方便
他休息，就在红四楼给了他一间集体宿舍。当时北大的住房条件非常紧张，隔壁的一位
青年教师虽然结了婚，还只能和别人合住一间宿舍，看到任彦申不常来，就向他提出可
否将宿舍借给自己用。任彦申表示是学校给我的，不能随便给别人，据说是搞得不愉快
，任彦申也不太愿意再去宿舍了。以后又给他换了中关园的一居室，确实是我去办的手
续，还找人帮他打扫了房间。我当时也是和别人合住一间10平米左右的集体宿舍，对这
套有厨房、卫生间的一居室十分羡慕，心里想着如果能给我一套就好了。不过等到北大
资源宾馆盖好之后，任彦申大概也不需要中关园的房子了。
2011年秋天我才又一次见到任彦申。我听说是他提出想和原来北大办公室的人聚一聚，
于是在北京市委组织部和新闻出版总署任职的前党办主任刘宇辉、副主任薛松岩安排了
聚会，也通知我参加了。任彦申此前出了两本书，一本是《从清华园到未名湖》，一本
是《后知后觉》，前一本我看过，后一本还没有看，我估计聚会时肯定要谈这两本书，
正好同事那里有《后知后觉》，就赶紧拿来翻了一遍。果然聚会时一落座，刘宇辉就问
我看了任书记的书没有，我只好表示两本书都看了，而且觉得后一本比前一本更好，思
想更解放了一些，胆子更大了一些。任彦申也马上面露微笑。
其实我对任彦申这两本书的看法也不全是违心之论。这两本书的风格首先是比较平实、
朴素，基本上都是自己的语言，没有什么官话套话，这一点在当今的领导干部群体中是
非常难得的。不过我最佩服的还是任彦申在书中能够左右逢源，可以将不同的观点融为
一体，从而达到表明自己立场的能力。例如任彦申在《从清华园到未名湖》中对社会思
潮和学潮的看法，他一方面认为“应当尊重思想自由的价值，承认多元共生的权利，容
忍异己声音的存在”，认为“学潮是青年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一种
群体行为，是他们表达自身政治诉求，维护自身权益、发泄对某些社会现象不满的一种
有力武器”，对思想自由和青年学生的政治热情多有肯定；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中国“必
须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社会目标以及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公共价值观”，
认为1980年代的学潮“反映出的一个突出特点和政治倾向是‘全盘西化’的倾向，即资
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青年学生容易产生混乱和偏激”。任彦申这些从不同角度提出
的看法，单独看起来都很有道理，但也令人有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感觉，最终的结论还
是回到了“政治正确”的立场上。
任彦申这两本书更多的篇幅是在讲领导艺术、用人之道这些官场上的内容，是“官场人
说官场事，局中人讲局中理”。比较而言，《后知后觉》确实写得更深入一些，对目前
官场上的许多问题、弊端都把握得比较准，谈领导艺术、用人之道也很有些见地，不过
总体上都没有超过传统政治经验的范畴。另外我也无法得出任彦申言论和行为完全相符
的结论，例如他多次讲到领导干部要胸怀宽广、豁达大度，要能够宽容、包容，要听不
同的意见。但是联想到他对解万英之死报道的态度，对韩毓海文章的恼怒，让人感到他
虽然道理讲的不错，但实际上自己也是做不到的。
任彦申的两本书确实都有一定的价值，听说卖的都不错。书中涉及到不少热点问题，尤
其是涉及到官场上的很多现象，任彦申并不像一些官方喉舌那样强调其天然合理性，用
大道理压人，用大帽子吓人，而是比较充分地揭示了不少问题，确实有令人信服的地方
。但他总的基调还是立足于维护现有体制，他对许多现象的分析是比较准确的，虽然也
提到了一些制度因素，但并未就此深入下去，对许多问题、弊端产生的深层原因则语焉
不详，基本上没有触及政治制度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其实如果从政治制度的层面进行分
析，任彦申所提出的这些问题都不难进行更合理的解释，也不难提出更有效的解决办法
，但他显然是有意不去触及这个层面。2013年任彦申又出版了新书《如何是好》，我专
门买了一本，为他的新书销量做了一点贡献。这本书我感觉和前两本书有一些重复的地
方，主要还是为官心得、领导艺术这些内容，总的看没有什么大的突破。当然也能看出
任彦申对自己的政治经验是比较自负的，他这些年还是读了不少书的，书中对中国传统
典籍，以及西方理论著述的运用显得更熟练了。
那天聚会的主题基本上就是两个：一是高度评价任彦申的两本书，另一个就是回顾任彦
申对北大百年校庆的贡献。任彦申看上去精神很好、情绪很高，不断讲述他对北大百年
校庆的谋划、举措，在座者无不表示叹服，我们还听他说他也是2011年清华大学百年校
庆的总顾问。任彦申当时已经从江苏省委副书记位置上退下来了，还担任江苏省政协副
主席，席间有人问他现在都忙些什么？任彦申和我们这些老部下在一起显得很放松，毫
不避讳地说：“我现在就是吃喝玩乐”。我理解任彦申虽然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但他
对于官场上“假大空”的那一套也是很反感的，毕竟退居二线了，没有必要非去捧场。
果然他表示说政协开会的时候不想去就不去了，不愿意听那些官话套话，经常的日程是
出去吃饭、唱歌、旅游，说起到广西和陈章良吃了什么野味，平时唱歌时会有歌星作陪
，并提到曲比阿乌的名字。饭后任彦申还有其他安排，但在大家的一致要求下还是唱了
几首歌，果然字正腔圆、很有味道，比以前大有长进，我心里感慨有歌星陪着唱到底不
一样。
任彦申在北大工作的时间不算很长，前后9年有余，担任党委书记5年半左右。不过在我
看来，任彦申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对北大影响最大、带来最多变化的领导人。我并不认
为以前的北大是什么象牙之塔，不食人间烟火似的，但是任彦申主政前的北大，特别是
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同体制或多或少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多少还保留了一些传统。
任彦申的看法则是“过去的北大总嫌过于自大、过于清高、过于图慕虚名了一些，在世
人面前常常摆出一副与众不同的姿态、咄咄逼人的气势，为此吃了不少亏”。他并且有
针对性地提出“今后的北大，必需摆正与社会的关系，不能总是以社会的指导者、旁观
者、评论者的面目出现……而应当努力消除北大与社会的鸿沟，贴近社会……在与群众
结合、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去展现自己的优势，在科教兴国中去实现自身的价值。”（
以上引文均见于《从清华园到未名湖》一书）
这些话虽然是任彦申在书中总结的，但他在北大期间已经讲过不少此类观点，也确实是
按照这种思路做的。我认为任彦申在北大的主要言行，都是力图要将北大改造得更符合
体制需要，更迎合世俗，更具备工具性和可操作性，而保持着一定传统的北大在任彦申
眼里则是“自大、清高、图虚名、会吃亏”的。但是任彦申在改造的过程中又加上了浓
厚的个人色彩，他对上面的意图并不是简单地照本宣科、人云亦云，而是能以自己的理
解，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北大的实际状况，提出颇具说服力的言论和见解，从而使他的主
张、做法在北大获得了相当大的支持。任彦申在北大一直是强调要“改革”的，认为“
北大必须走改革之路，以改革求生存、促发展”，不过他“改革”的整体思路则是要使
北大向体制化、官僚化、商业化方向不断靠拢。任彦申对北大的改造应该说是相当成功
的，逐步将北大引导到符合体制需要、迎合世俗观念的道路上，后来的北大领导人不过
是在任彦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终于使北大彻底实现了向体制化、官僚化、商业化的转
变。虽然北大的转变和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社会形势密切相关，但是任彦申确实在这一
过程中发挥了最为显著的作用。
任彦申在当今的官员群体中，可以说是不可多得的兼具口才、笔力、行政能力的一员干
才，尽管他只是副部级官员，其综合能力却大大超出许多比他地位高很多的官员。大概
在北大百年校庆之后，时任党委研究室主任的岳庆平及我们几位同事和任彦申吃饭，当
然主要的话题无非就是不断捧任彦申。我那时候对任彦申还很佩服，就举了尼克松评价
李光耀能力非常强，但是仅治理新加坡这个小国家是才未尽其用的例子，认为任彦申担
任北大的党委书记未免可惜了，应该到更大的舞台上发挥作用。我当时倒不完全是有意
捧任彦申，而是确实认为他有能力担任更重要的职务。其实在此前后，任彦申也多次向
上面表达过希望换岗的想法，他的理由是干部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并不好，往往待疲了，
失去了创造的冲动。他可能会认为自己对北大的稳定、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百年校庆
更是将北大推到了一个高峰，恐怕也有些希望论功行赏，更上一层楼的想法。
其实从政治制度的角度看，以任彦申的综合能力，如果在一种主要凭本事、唯才是用的
制度下，是完全可以如鱼得水，竞争到更高位置的。任彦申最高的职位不过是做到副部
级，而能力远在他之下的闵维方、朱善璐都达到了这一级别，而且先后成为中央候补委
员，朱善璐还担任过更有实权的南京市委书记一职。任彦申在他的新书《如何是好》中
也感慨说“惟独从政做官，不能太有理想，很难给自己订一个具体的做官目标。因为做
官最难把握个人命运，是一个前途最不确定的职业，你能不能做官，做多大的官，在哪
儿做官，这一切都是个人难以预料的……做官除了靠本事，靠努力之外，还有一个运气
问题。”任彦申的这些感慨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制度问题，他肯定也会在这种官员任用
的体制下感受过不公，可以说他既是现有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同时某种程度上也是这
种体制内的失意者。但是任彦申肯定不会公开质疑中国的政治体制，更不会致力于改变
这种体制，而是会根据现有体制的框架，做出最符合他自身利益的选择。
钱理群先生近来曾提出过一个观点，他认为：“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
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
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我不知道钱理群先生是否有具体的所指，我也不是简单地认为任彦申就是这种人，但是
他的一些做法却未免是开风气之先的。
叶丽宁
叶丽宁是1987年从北大法律系本科毕业的，被选留到党委研究室工作，她是东北人，家
是吉林市的。刚开始同事的时候我感觉她还是比较本分的，也没有表现出很会来事的一
面。叶丽宁上班后不久党委办公室、研究室被分配了一个去通州支教的名额，为期一年
，当时那里的条件很艰苦，我自己也不愿意去，不知道是不是叶丽宁主动要求的，最后
是派她去了。支教结束后叶丽宁又怀了孕，有一段时间为了保胎没有上班，她大学毕业
不久就结婚了，丈夫是清华大学的，印象里是她的中学同学。叶丽宁还和我们说过大学
期间她光顾着恋爱了，没顾上好好学习。
叶丽宁结婚的时候条件非常简陋，她在校内27楼和别人合住一间10平方米的宿舍，结婚
时曾在宿舍请我们几个同事吃过饭。由于房间太小，只能在两张单人床中间摆一张桌子
，我们侧着身子才能坐进去。当时北大的教职工，特别是青年教职工的住房条件普遍很
差，我刚上班时是6个人住一间宿舍，感觉和上学时没多大区别，只是房间稍大一些，
两年后才调整为3人一间。记得我们的月工资大概还不到100元，有一次叶丽宁花500元
买了一个收录机，跟我说她兴奋的一晚上都在听。不过叶丽宁多少还是显示了一些不同
之处，她和研究室、办公室的领导们关系都比较好，能主动为他们做一些私人方面的事
情，甚至她的父母也会参与进来。
1989年政治风波期间，叶丽宁可能是快临产了，我印象中那段时间她基本上没有上班。
政治风波之后我们经常进行政治学习和思想整顿，叶丽宁也参与了。当时正是我、金小
鹏等青年人和一些老同志思想上分歧较大，正在受到批评教育，倍感压力，同时也是和
赵亨利之间矛盾最尖锐的时期。虽然我们承认自己年轻，容易上当受骗，但对赵亨利借
机整人的做法也很反感，经常有一些或明或暗的较量。叶丽宁毕竟是青年人，政治风波
前后我觉得她思想倾向上和我们比较一致，应该会比较同情我们，但她的表现却让我大
为吃惊。在一次会上，我、金小鹏、赵亨利等人都做了发言，而且有明显的对立情绪。
叶丽宁也说了话，她没有针对我们，而是高度评价了赵亨利等办公室、研究室的领导，
当她说到领导们对我们实在是太好了时，突然激动了起来，竟然泪流满面、哽咽失声了
。我确实没有想到她会这样讲话，会场上的气氛一直很紧张，我和金小鹏等人正在饱受
压力，她却说领导们对“我们”实在太好了，我们只能在吃惊之余哭笑不得。
叶丽宁确实没有指责我们，她只是适时地站到了赵亨利等人的阵营中，她的“效忠”姿
态也得到了赵亨利的高度认可。虽然后来赵亨利并不满意叶丽宁离开研究室，另择高枝
，但等叶丽宁成了北大的风云人物，赵亨利也颇为自得，并认为这个人才是他首先发现
培养的。而且在叶丽宁离开资源集团但尚未受到通缉之前，我有一次见到赵亨利，他还
很为叶丽宁担忧，说叶丽宁的事最后也没有个说法，她没有工作、没有工资。我只好说
叶丽宁挣的钱恐怕几辈子都花不完，还用得着我们操心。
1992年任彦申提出拆掉北大南墙搞商业开发，为此成立了北大资源公司，后来发展为资
源集团。此前叶丽宁曾和我说过呆在研究室没意思，想出去干点事情。我当时对前途十
分迷茫，加之身患疾病，还对她泼冷水说有什么好干的，混日子罢了。但是叶丽宁有自
己的打算，南街工程提出后，她主动要求去搞房地产开发。资源公司一成立，叶丽宁就
担任了副总经理，从此开始了她在北大的风光岁月。几年之后，叶丽宁又当上了资源集
团的总裁，更是成为了北大炙手可热的人物。从资源公司到资源集团，叶丽宁才算是如
鱼得水，赵亨利对她的欣赏无关紧要了，她已经有了更深厚的背景和更广阔的舞台。记
得南街资源楼建成不久，叶丽宁请我们几个以前的同事去吃饭、唱歌。我们正唱歌的时
候，看到已经担任党委书记的任彦申也来了，他是来找叶丽宁的，要亲自修改资源公司
的一份报告。资源公司是任彦申一手建立起来的，他对公司的事情经常亲力亲为，不过
他以北大头号人物之尊专门来公司修改文稿，还是让我多少感到一点意外。
叶丽宁能够在资源公司平步青云，最主要的依靠无疑就是任彦申了。关于他们之间的关
系坊间有很多说法，甚至说他们有特殊关系，邹恒甫微博事件中还坚持这种说法。对此
我没有任何根据，不能妄加揣测。叶丽宁本人倒是没有什么姿色，刚到资源公司时穿着
打扮还比较土气，有一次我看她穿着一条适合年轻女孩子穿的裙子，就开玩笑说她打扮
的像个少女。不过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后来我再见她时衣着高级了，脸部也明显修饰
过了。虽然有关叶丽宁和任彦申的传闻有些捕风捉影，但是他们之间存在深层的利益关
系，形成为一种牢固的利益共同体应该是不会有疑义的，可以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叶丽宁会为任彦申安排许多他不便于出面的事情，提供许多正常途径不便于享受的待
遇；任彦申则会完全信任、支持叶丽宁，就是她出了问题，任彦申也一定会全力施救，
确保其共同利益不受到损害和追究。当然叶丽宁背后的靠山并非只有任彦申，以她这方
面的能力，肯定和校内外多位权势人物都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任彦申调到江苏后不久，
我就听说叶丽宁拜了许智宏为“*****”，是真是假、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我不敢确定
。但是如果说叶丽宁和许智宏之间不存在任何利益关系，我同样也是不会相信的。
叶丽宁成了大红人之后我就很少再见过她，只是偶尔会听到一些关于她的传闻。大概在
1990年代后期，有一位同事曾问我知道叶丽宁一年挣多少钱吗？我当时每月的工资最多
1000元左右，就很大胆地估计她可能有几十万的年薪吧。但是这位同事告诉我叶丽宁的
年薪是180万，而且只是固定收入。我尽管有一定的心理准备，还是不免为此感到吃惊
。不过叶丽宁红火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2005年之前她就因为卷入新疆某公司的事情被
有关方面带走调查过，随即淡出了北大资源集团。在此前后我参加过一次学校的财务工
作会议，听财务部门负责人说其实资源集团并没有给北大上缴多少钱，但是用北大的名
义贷了不少款。后来我又听一位曾在北大工作的人说叶丽宁发奖金，有一次就给自己发
了300万，这些钱实际上是贷款来的。对有关她的这些传闻我无法一一证实，但恐怕也
是无风不起浪的。到了2010年，因涉嫌私分国有资产，叶丽宁和资源集团其他几个人被
海淀检察院立案侦查，检方初步核实涉案金额为2000余万元。不过此前叶丽宁已跑到了
国外，司法机关进行了网上通缉。
以我作为同事的眼光，我觉得叶丽宁是一位比较普通的女人，她既没有出众的相貌，也
没有过人的才能。以前北大党委机关选人的标准是比较传统的，就是有些风情、时尚的
女性都不在考虑之列。叶丽宁应该是比较传统的女人，除了和领导的关系密切一些之外
，她在党委研究室期间并没有任何突出表现。如果她一直在党委机关工作，估计至少能
做到处级干部的位置，在家里可能是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妇，日子会过的平平安安，不会
大富大贵，但起码是富足的。同她后来坐拥巨资、有多处房产、但是又不得不逃亡国外
的生活相比，那个住在集体宿舍，买一台500元的收录机就很满足的叶丽宁或许幸福感
还更强一些。当然叶丽宁是不满足于普通生活的，她有一种要一心向上、出人头地的欲
望，这种欲望虽然使她红极一时，但终于又归于沉寂，而且是有国不能归，有家不能回。
不过话说回来，叶丽宁无论是成为风光无限的女总裁还是成为了通缉对象，其根本原因
都在于北大的校办产业管理体制。北大的校办产业始于1980年代，在当时办学经费非常
紧张的情况下，通过创办校办产业增加一些收入，补充办学经费的不足，确实有一定的
合理性。到了任彦申时期，北大的校办产业进入了鼎盛期，甚至将其作为办学方向上的
重大突破，一时间似乎校办产业就可以为北大提供丰厚的资金来源。比资源集团影响大
得多的方正集团，更是夸口说以后国家给北大多少投入方正就给多少。但是任彦申离开
北大后不久，我听当时主管财务的常务副校长闵维方在办公楼礼堂介绍北大的财务状况
，他通报说之前5年北大的资金收入总共是30多个亿，其中校办产业上缴了1个多亿。我
当场估算了一下，占北大这5年总收入的3%多一些。我不免十分失望，北大的校办产业
名气那么大，销售收入那么多，对学校的回报却极为有限，还占用了学校的不少资源，
真可谓是“枉担了虚名”。以后我没有再听到这方面的具体数据，但是校办产业在北大
的总收入中所占份额一直不高则是确定无疑的。
虽然校办产业给北大的回报十分有限，但却并不妨碍公司高级管理阶层获得高额的收入
，叶丽宁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不过更大的问题还在于校办公司和北大的产权关系并不
明晰，给北大上缴不上缴？上缴多少？并没有明确的规则，往往由公司和校方私底下讨
价还价，这样就存在很大的运作空间。虽然公司给北大上缴的不多，但是他们却会和校
方的权力人物建立密切的关系，公司有独立的财务，掌握着巨额的资金和大量的资源。
在学校正常的体制下，某些权力人物在资金的使用，资源的获取，个人的享受方面毕竟
会受到一些限制，而这些校办公司都可以充分提供，甚至还可以为某些权力人物的子女
、亲属提供安排和帮助。
1990年代中期手机还比较罕见，党委办公室曾经有两部数字模拟手机，我一度使用过其
中一部，但我不知道手机费是谁交的，后来才知道是方正公司出的钱。手机费不过是小
意思，我知道任彦申、吴树青都做过方正公司的董事，公司也发给过他们董事费，当然
任彦申、吴树青没有拿这笔钱，而是用于了某项奖励或基金。但是我不敢确定这么多年
下来，校办公司和某些校领导之间没有形成其他的利益关系。我偶尔就听到某某领导被
某某公司“搞定了”的说法，这种“搞定”的含义外人虽不清楚，但当事人都会心知肚
明。在北大的某些权力人物和校办公司之间，已经形成了多种利益共同体，叶丽宁和任
彦申不过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对。校办产业尽管对北大贡献不多，但确实让一部分人富
起来了，也让一部分人享受起来了。
叶丽宁虽然倒台了，但是北大校方和校办产业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依然存在，学校
和公司之间依然没有权利义务方面的明确规则。叶丽宁这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校办公
司的经营者毕竟还是北大的人，他们可能多少还会考虑北大的利益。但是据我了解，目
前北大校办公司管理阶层的组成人员更加复杂，利益诉求更加多样。对于北大的校办产
业而言，产生叶丽宁的土壤依然存在而且更加肥沃，叶丽宁应该不会是最后一个被通缉
的北大校办产业负责人。
赵存生 赵亨利
1985年我刚到党委办公室时，赵存生和赵亨利都是党委研究室的副主任。研究室的工作
主要是负责起草校党委的各种报告、文件，主任由俄语系教授陆嘉玉兼任，他一方面要
搞业务，另外还在做落实政策方面的工作，不常来研究室。日常工作是由赵存生、赵亨
利两人负责的，王学珍经常称他们为“研究室二赵”。“二赵”是当时党委主要的笔杆
子，他们年龄相近，工作性质类似，为方便起见，我将两人的事情放在一起写。
赵存生是沈阳人，说话有明显的东北口音，赵亨利也在东北工作过。因为都在办公楼
201上班，我和“二赵”平时接触的机会比较多。在我的印象中，赵存生思想上显得保
守、正统一些，为人也比较老实、厚道，性格似乎还有些懦弱，讨论问题时如果别人反
驳了他的看法，他一般就不再说话了，不过也不会对人有什么芥蒂；赵亨利头两年给我
的印象则是思想上比较开明，言论比较大胆开放，经常在讨论问题时发表批评性意见。
大约在1987年，赵存生、赵亨利都得到了提拔，赵存生升任为党委研究室主任，赵亨利
则当了党委办公室主任并兼任研究室副主任。渐渐地两个人的差别开始体现出来了：赵
存生还是整天起草各种报告、文件，待人处事方面也没有感觉到明显的变化；赵亨利虽
然当了党办主任，但办公室的事务主要是由老资格的副主任李宝珍管，他基本上还是做
研究室文字方面的工作，但毕竟身份不同了，感觉上不像之前那么随和了，有些如鲁迅
说的“一阔脸就变”，时不时会摆出点领导的架子来。
印象中我和赵亨利之间倒没有什么直接的矛盾，无非是偶尔板起面孔说我几句，不过研
究室的金小鹏则开始和赵亨利发生了冲突。金小鹏比我早一年到校党委工作，他虽然只
高我一级，但年龄比我大五六岁，他当过兵、参加过工作，有一定社会阅历，又喜欢读
书，讨论各种问题时往往很有见地。赵亨利和金小鹏的关系以前是比较融洽的，赵亨利
对金小鹏很欣赏，认为他很有思想，还让我要好好向他学习；金小鹏对赵亨利也心存感
激，金小鹏的妻子在外地，他寒暑假探亲时往往晚一些回来，赵存生、赵亨利也都比较
宽容。赵亨利刚当上党办主任时，金小鹏还和我说过你们有了一个好主任的话，不过随
着赵亨利地位的上升，二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
我认为直接的原因是金小鹏那时候毕竟年轻气盛，思想又比较激进，赵亨利则身份有了
变化，讨论问题时不像以前那样放的开了。金小鹏见解比较高，能言善辩，赵亨利争论
不过他，感到伤了面子。研究室的工作本来不需要严格坐班，赵亨利有时候就在家里写
材料，不过金小鹏确实也有些散漫，经常上班时来的比较晚。同以前可以让金小鹏探亲
晚归不同，赵亨利在一次会上十分严肃地强调要遵守劳动纪律，当然主要是针对金小鹏
的，于是金小鹏也只好一大早就来了。假期里办公室和研究室的人是一起排值班的，大
概就在他们出现矛盾那一年的暑假，本来已经排定好了值班人员，金小鹏却因为祖父病
重赶回江苏老家，没有参加值班，后来赵亨利甚至对金小鹏说他祖父的事是编造的。到
了下一个假期排班时，我听到赵亨利有些故意地说：排班时要找靠得住的，别到时候谁
的爷爷又死了。赵存生则要厚道些，没有说什么话。
1988年北大迎来了90周年校庆，确定5月4日当天在大讲堂举行庆祝大会，虽然总体规模
不能和后来的百年校庆相比，但也是相当隆重了。事先我们得知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
、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要在校庆大会上发表一个讲话，讲话稿由北大提供。于是赵亨利
让办公室、研究室的几个年轻人分别起草一篇李铁映的讲话稿。我也认真地进行了思考
，以我当时的认识水平，提出北大应该在国家发展中起到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赵亨
利看了以后态度挺好，笑着说领导上这样讲可能不太合适，然后把他起草的稿子也让我
看了。我看他写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套话，诸如“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
来”之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我有些不以为然，但是也不好说什么。
5月4日当天庆祝大会的规格不低，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启立领衔出席
，其他到会的还有北京市长陈希同，以及费孝通、雷洁琼、王汉斌、周培源等多位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其他领导、各界名流更是济济一堂。庆祝大会
气氛很热烈，但是李铁映讲话时却出了问题。李铁映用的就是赵亨利起草的稿子，当年
的北大学生是不大给领导、名人们面子的，他们没耐心听那些正确的废话。于是李铁映
讲话时全场嘘声不断，搞得他很是下不来台，后来一直都对北大耿耿于怀。当然出现这
种情况也不能说是赵亨利的责任，即使李铁映的讲话是别人起草的或是他亲自写的，估
计基本上也还是那些内容。
赵亨利号称是北大的笔杆子，校党委许多重要文稿都出自他的手笔，他本人也颇有些自
负，认为自己虽然是学理科出身的，但人文方面也很强。任彦申曾说过他刚来时领导们
讨论文稿，感觉赵亨利对他说话很不客气，后来发现任彦申很会写文章，态度才变得好
起来。不过赵亨利的文章在我看来和他本人有些类似，干巴巴的，可以说是既无思想又
无文采。到了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虽然赵亨利早已去了出版社，陈佳洱校庆大会上的
讲话还是找他起草的。这篇讲话除了罗列了一些官方口径的北大历史之外，就是表达了
几个决心，没有提出任何有思想、有深度的见解。我听了之后感到内容实在干瘪，同百
年校庆这样重大的场合实在太不相称。任彦申大概心思不在这里，也不好干预陈佳洱的
讲话内容，事后他也说一听就知道是赵亨利的口气，对这篇讲话很不满意。过了若干年
，我在一个偶然的场合里听见赵亨利的夫人对人说，（陈校长讲话）谁写的都不行，后
来陈校长找了我们家老赵才写好的。
不过赵存生、尤其是赵亨利给我的主要印象还是在1989年政治风波期间形成的。赵存生
一向是谨小慎微的，比较听话，对上面的决策历来是拥护的，他或许也有一些个人的想
法，但不会明显地表露出来，政治风波期间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言行；赵亨利则不同，
最初我以为他的思想比较开明，但是随着地位的变化，以及和金小鹏之间逐渐产生的矛
盾，开始有意识地表现出对官方立场的维护。政治风波开始之后，由于相当一段时期内
形势十分复杂，上面的态度也不明确，办公室的人，甚至包括几位党委领导在内，都会
或多或少表达一些看法和忧虑。但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赵亨利始终一言不发，不过到了
《人民日报》4·26社论发表之后，赵亨利却马上表示坚决拥护，而且口气很坚决、态
度很强硬。但是在之后一段形势不明朗的时候，赵亨利又开始一言不发，持续到宣布戒
严，随后又是闭口不言。总之政治风波期间赵亨利要么不发一言，要么就是强硬发言，
发言或不发言都取决于形势是否明朗化。
不过赵亨利最令我刻苦铭心的言论还是在政治风波之后。对于最后的流血结局，我想这
也是包括决策者在内任何一方都不愿意看到的。但是赵亨利则不然，他曾以非常轻巧的
口气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才打死三百多人，这不多嘛。我当时在场，听了他的话确
实直觉得后背发冷。鲁迅针对三一八事件曾说过有一些评论是可以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
魄的，我以前不明白，但是赵亨利的话确实让我有惊心动魄的感觉，由此我才开始对鲁
迅有了一点略微深入的理解。
政治风波之后党委办公室、研究室的情况也比较微妙。我们几位年轻人政治风波期间虽
然没有什么具体的行为，但或多或少都表现出一些思想上的倾向，党委领导和单位的老
同事一般都比较理解。但是和之前的沉默形成鲜明对比，此时的赵亨利则非常强硬，调
子很高，大有将异己彻查到底的势头。首当其冲的是金小鹏，其实金小鹏政治风波之前
就不被信任了，那段时间基本上没有上班，自然也没有多少被抓住不放的言行。但由于
之前积累的矛盾和金小鹏的一贯立场，他被认为不适合在党委机关工作，要求他离职。
这个决定主要应该是赵亨利提出的，当然赵存生也不会反对。在一次小范围会议上赵亨
利对金小鹏进行了尖锐指责，赵存生的态度则要温和一些。我当时也受到不少压力，不
好多说话。倒是在二赵眼里一向比较本分的研究室的另一位年轻同事刘乐坚，虽然平时
不多说话，这时候却为金小鹏讲了不少公道话，令人大为佩服，当然刘乐坚随即就得到
了被二赵谈话的待遇。迫于当时的形势，金小鹏也做了自我检讨，勉强通过了党员重新
登记，不过他最后还是离开了党委研究室。那段时间我看到赵亨利咄咄逼人的态度，为
求自保，就在一次支部会上夸赞一些老同志一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像有的人一看
形势不明朗就一言不发。那次会上赵亨利不在场，但我是有意针对他说的。
虽然赵亨利政治风波之后表现得很积极，态度很强硬，但他就像风波期间一些调门很高
的人一样，并没有捞到什么实际的好处。风波之前就风闻他要被安排到更重要的位置上
去，风波之后反而原地不动了。大概在1990年代初期，王学珍、赵亨利联名发表了一篇
《继承和发扬北京大学的光荣革命传统》的文章，我印象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
以官方需要的口径重新解释了北大的传统。文章主要应该是赵亨利起草的，大概是“亨
利”这两个字太西化，和文章的主旨不符，发表时用的是“赵恒力”的名字。中央广播
电台、电视台等官方媒体都宣传了文章的观点，赵亨利那段时间自然也颇为得意。
1990年底我患了慢性疾病，其后的几年身体状况一直较差，但基本上还能坚持工作，只
是1993年下半年后病情有所发展，曾回西安家中休养了半年。1994年春节后我感觉身体
有所好转，从西安回来准备上班。当时我只有30岁出头，虽然病情不稳定，迁延难治，
但还不到完全不能工作的程度，我也不想这么年轻就长期休病假。赵亨利和我谈了话，
其间一直板着脸，态度冷若冰霜，让我要么继续治病，要么像正常人一样上班，说话时
根本不抬眼看人。我当时可能是因为久病不愈，心理比较脆弱，谈话过程中感到眼泪快
要夺眶而出了，强忍着不能在他这种人面前流泪。后来算是开恩让我上班了。
大概到了1995年左右，赵亨利被安排到北大出版社担任总编辑，我终于结束了和他长达
十年的同事关系。前些年我有一次和出版社前总编苏志中闲聊，苏志中说赵亨利接替他
时，他告诉赵亨利多抓抓出版社的事，不要多往国外跑，结果他一年之内就出了四次国
。我知道赵亨利是爱显摆的人，好容易有了这个位置和机会，他怎么可能放过呢？赵亨
利虽然当上了总编，但毕竟年纪不小了，在出版社干了没几年就年龄到线卸任了。我和
赵亨利共事期间实在是领教够了他的为人，不过以前我们每年元旦时要在办公室搞一次
新年聚餐，有条件的同事每人会做一个拿手菜带到办公室。赵亨利的东北大拉皮做的确
实不错，荤素搭配、爽口不腻，每次都被大家吃的精光。以后我虽然在东北或其他地方
多次吃过大拉皮，但还没有吃到比赵亨利做的更好的。
赵存生在1990年代初期兼任了新成立的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当初调他兼任这
个职务时，听说他为此琢磨了很久，他是个比较内向的人，有些患得患失。到了1994年
北大召开第九次党代会时，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赵存生担任了校党委副书记，主管宣传
工作。赵存生个性比较软弱，属于那种给他权力也不知道怎么用的领导，在下属面前也
没有多少威严。虽然他当上了副书记，但平时出头露面的时候并不很多，经常是在办公
室里看书、看文件，有一两次还借过我的书在办公室看。往往是其他领导都忙不过来时
，有些活动才请他出面圆场。不过赵存生为人确实比较和善，在副书记的任上也中规中
矩，没有多少特别值得一提的事情。
赵存生对我虽然没有特别的关照，但也还说得过去。大概在1990年代中后期，听说赵存
生也提出过对我的职务安排问题，不过他毕竟比较软，不能坚持自己的意见，一旦其他
人说一句否定的话，他也就没有其他话了。1999年底我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