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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北京城东福西贵南贫北贱,但此言并非绝对。自国民党北伐成功以后,北京有钱人
少了。因为有钱人下台的去了天津,在台上的去了南京。南来北往讨生活的人,不论贫
富与阶级,都生活在胡同里。
小时候,胡同里斜对门有一家有个哥哥叫小三子,脑子好像有点毛病,没上成学,成天
家里呆着看电视。他爸爸是地道的“骆驼祥子”,解放前拉洋车,解放后蹬三轮儿的,
姓平,当时就八十多了。平老头太穷了,娶不起媳妇,由街道介绍分配了一个,那老太
太有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双手跟鸡爪子似的。乍着手,眯缝着眼睛、奢咧着嘴唇、拄
着根棍儿,一步一蹭地去胡同里上官茅房。这就是小三子的父母,他还有俩姐姐,好容
易嫁出去,都管不了娘家。九几年,他在饭馆里给人家洗猪肠子,每月一百块钱。后来
父母去世,胡同拆迁,小三子就一人儿,给他找了小破楼房一居室,吃低保凑合活着,
想来现在也有五十多了。
这就是胡同里的穷苦人,每条胡同都有吃街道补助,平常舍不得吃肉,只能买点血豆腐
或肺头小肠,回家凑合解馋的人(现在下水也不便宜了)。大家都知道哪家困难,但从
来没人会绕着走,更没想过让他们找外地的亲戚,离开这儿。相反,街坊之间能想法儿
帮衬,煮了饺子给人家端一碗。白送东西怕伤人面子,会低价给人东西,您瞅这外套您
能穿?您给五块钱拿走吧。
在北京,小三子这样的人家不算最贫苦。按说过去最破的地方,还是天桥、先农坛墙根
儿一带,比龙须沟还惨。每家房子都是擦屁股的砖头(指碎砖烂瓦)盖的一两间小破窝
棚,家家儿挨在一起,两边形成一条条的小“胡同”,没院子一说。房子小到开门就能
上炕,讲不到居家布局。小“胡同”里面地都堆砌了各种杂物,窗根儿底下就是臭沟,
让人没地方下脚。这地方一路过就想起相声大师侯宝林在自传里写的事儿。
侯宝林童年时被迫以捡煤核、卖报纸、拉水车为生。煤核儿是没烧透的乏煤,中间的芯
儿还是黑的,捡早了烫手,晚了就被别人捡走了。捡的时候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还
别被人抢了,也怕熟人看见。白天撂地卖完艺,晚上睡觉没被子,要向被货铺租被子,
那家租被子的女老板叫马三姐。看他可怜总是不收他钱。男老板问:“给钱了吗?”马
三姐就喊:“给啦!”实际上不要。唱琴书的关学曾也卖过臭豆腐、给人家送过门神。
送门神是卖门神那张纸码儿,说几句吉祥话,以讨得一点赏钱。
再比如,骆驼祥子是乡下失去土地而进城的人,他没手艺,空有一身力气,每个月只挣
几块袁大头,但也攒钱买下了车,若是运气好,他能在北京赁处像样的房子,把虎妞娶
回家过日子。即便是他落魄了,还能混个送殡打幡儿的不至于饿死。与拉洋车的同时期
兴旺的是北京的警察制度。警察最早是弹压街面,帮助群众的,大家都是街里街坊,并
不会欺压百姓。他们管拉洋车的不会太罚款,马路边上能设有供洋车夫喝茶水的地方,
会管着洋车夫不许跑得太快,以防止炸了肺跑死。因此北京街面上讨生活的人,大多能
彼此和谐,相互制约,不会被人追着打撵着跑。
过去的穷人也有乐呵的时候,可能是消息闭塞,不知道富裕的人怎么活着。再起码是“
穷帮穷,富帮富”,穷苦人不会多有文化,但尚能维系着街坊邻里的关系,好比香港的
九龙城寨一样。当然,穷苦人的生活不能美化,他们的工作没地位没尊严。人家坐着你
站着,人家吃着你看着。但穷苦人想不到这么多,先饱腹再说吧。
但不论有钱没钱,都讲礼义廉耻,都一样喝豆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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