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博：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 省级领导人的晋升机制和中央布局# LeisureTime - 读书听歌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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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
这是我毕业论文的中文版本。因为懒惰没有逐字翻译，也是意译为主，但基本力求保持
学术的严谨。如果有人好奇国外大学的荣誉学位毕业论文究竟在干什么，希望这能让您
略窥一二。但我会告诉你其实上交的那天上午我还在十万火急赶写两大个自然段吗！所
以，这基本上是水着写着拖着大半年出来的东西。真是个痛苦的过程。
本文尝试剖析中国党政官员的晋升机制，尤其是在省级一二把手层面上的升迁，平调，
以及退休机制。自05年以来，中国学者周黎安提出的“晋升锦标赛”就获得了广泛关注
。这个理论认为，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其任内辖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同时，这是一场胜利者表攫取巨大权力，而落败者退无可退的锦标赛，每位官员的目标
都十分明确，用经济发展程度作为评判标准也简单易行。这也导致了地方官员对GDP，
外商投资等促发展手段的强烈追求，甚至有学者用此高效的经济行政效率来解释中国的
发展奇迹。
不可否认的是，注重经济发展的官员对中国的发展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其主动寻找投
资，疏通银行借贷，修建基础设施等举措对地区的发展都至关重要。但这是否意味着经
济进步是衡量官员的主要标准？我们能否定量地衡量GDP对官员升迁的重要性？本文同
时展示了两位作者用线性回归来分析官员晋升条件的研究——尽管他们所采用的方法相
近，数据类似，却因为标准不一而得出了迥异的结论。
而本文试图推出的论点则是：
1）省长比省委书记更加受到经济标准的评判。
2）在省委书记的晋升上，从1990年至今，地区之间的差异巨大，可大致分为三大梯队
。基本上，分到第三大梯队地区意味着省委书记职业生涯的终结。
3）第一梯队的省委书记本身掌握着巨大的资源，成为了地方一大诸侯，而他们的更上
一层楼必然是政治局或者政治局常委。这导致了中央必须对战略，政治，经济大省的省
委书记人选万分谨慎。基本上，一旦他们坐上了这个位子，就等于他们已经获得了晋升
的门票，而并不是坐上了这个位子之后中央才对他们进行考核，决定是否晋升。这和传
统的理论观点有较大差别。原因很简单，因为要移除任何一个第一梯队的省委书记，中
央都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例子包括希伯来，陈希T等。
4）承接上点，因为获得了战略要职意味着升迁几率的大大提升，这将使得在县，市一
路上来的重要地区（如首府，经济开发区）任职的官员都比其平级官员有更大的优势。
这种优势可以不断积累。数据显示，在最终升到高位的官员中，都有着类似的“早发迹
”累积优势（cumulative advantage). 这在中共中央出台了干部年龄限制的措施后更
加明显。本文的个案研究则包括了胡，汪洋等政治明星。
5）现行体制下，在省级乃至国家级别的官员任命上，任人唯亲和派系实际上受到了很
大制约，主要因为对官员资历的要求上已经形成了体制化的共识（
institutionalization),并且受到轮岗制度的制约。但因为4）中所述的跨级别快速提
升以及年龄限制，使得强权政治人物依然能够在体系内培养对自己忠实的下属，比如邓
对胡，胡对共青团系统人士的扶持。这是一个精巧的博弈游戏。通常使用拖延策略可以
使一个超过年龄限制的政敌自动出局。
我个人整理的数据库包括了1988年至2012年6月，31个省级行政区，共181人次的省委书
记。其余数据采用不同作者的研究成果。
中国怎么选人，安排人？
毫无疑问，中国对人事的控制之紧，管理之严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少见的。中国从苏联
继承下的这套体制称为Nomenklatura. 简单来说，就是每个党政职位都有明确的规定，
由哪个上级党组织来决定其人事任免。从中央，省，县，到乡，1000余万的干部都在这
个体制下，由组织部管理运行。从毛泽东时代起，就有专门的干部档案制度由组织部门
管理，记载了对干部的评价，政治背景，工作资料。这个体系即使在文革时代都没有受
到太大影响。事实上，文革时期北京的集权达到了巅峰，对干部的管理干预甚至深入到
了乡的级别。
而今天，这个体制基本上遵循着“向下两级”的体制。也就是说，一个级别的党组织直
接管理下两级组织的人事任免权。比如中央会对省级书记，省长直接任命，同时会对市
长人选做决定。但通常，除了重要城市的市长会由中央直接考量，大部分的管辖只向下
延伸一级以增加效率。
组织部只是一个执行单位。真正做决定是地区党委的常委，又因为民主集中制，往往由
书记，党政主要人员做决策。比如党的中央委员会名义上为权力来源，但政局常委的九
人团才是最高决策机构，直接管辖省委书记，省长。
这个体制的好处在于——明确，高效。谁来决定升迁是组织定下的刚性原则，每个官员
都知道自己的前途系于何处。和选举制不同，官员不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取悦选民，
揣度民众需求。当然这也是最大的弊端之一，使得暗中交易，包庇，乃至派系都可能泛
滥。
锦标赛？
周黎安将官员的晋升描述成一个锦标赛。人人争先恐后，力求更上一层楼。官员往往不
进则退，因为每个级别的岗位都有最高年龄限制，爬不上去就只能原地踏步。官员这个
职业更没有通常意义上的退路，辞职下海在近年来逐渐绝迹，不只是因为风险的考量，
也因为中央对前官员经商的诸多限制，以及一旦退出政界往往人走茶凉。与其自己出来
干，不如在职期间掌握有权力，通过各种关系以谋得利益。
当然，要使得锦标赛成立，必须要符合几个条件：
1）获胜的名额一定。很明显，升迁的官职数量有限，条件满足。
2）每个官员要能对自己的成绩负责。如果官员无法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那上级也
就无从评判他的优劣，从而决定提拔与否。一把手负责制在体系内部是成立的，首先是
因为权力的高度集中。其次，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原因是地区权力的增强和中央权力的下
放，使得地区首脑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有直接权力和责任。大量学者的研究显
示，地区的官员正扮演着一个中层经理的角色，既执行上层命令，又同时自主管理。随
着改革开放，地区更是承担了不少创新的职能，比如建立经济开发区，制定招商政策。
90年代曾被学者卡地亚描述为一个开发区狂热的年代，各地大规模兴建经济开发区，侵
占农地，迫使中央政府于99年回收土地用途转换的审批权，并誓死守卫耕地红线。而92
年的分税制实际上弱化了中央对地方财政的控制力，使得至今土地财政依然是地方的重
要经济来源。这些政策都使得地方首脑有更强的自主权。
3）有明确的裁判。裁判是谁必须清楚，政令不出于二，才能让候选人们知道去讨好谁
。而在中国的体制内，上级党委是明确而唯一的人事决策机构，并且随着向下一级管辖
逐渐取代两级管辖或者越级任命，使得裁判的身份越来越清晰。
4）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是否有一个明确，简单，可行的标准来衡量官员的表现。
这也是本文着重探讨之处。首先，在干部选拔制度正规化层面上这似乎是成立的。1980
年，邓小平公开提出了干部制度的改革，并在第二年就大量提拔年轻，高学历的干部.
1982年中央委员会有近20%的席位被砍掉，同时新一届当选的委员有一半都是新上任的
。1983年，在邓的强力主导下，接近1/3的省委书记和省长退休到人大或政协，尤其是
超过65岁的。之后，干部不断朝着年轻化，专业化，高教育水平的趋势发展。随着干部
管理文件的定型，这个体制也愈加制度化。
然而，如果真有一个简单通行的标准来决定谁上谁下，最有可能的就是经济发展。这不
但因为中央决策所强调的以经济建设为纲，更是因为官员自身利益考量，以及社会推动
的结果。于是，周教授和Opper,以及另外三名国内学者都做同一件事情——用计量经济
学的研究方法来实证检验这个假设。但他们的结果却大大不同。
不同结果的实证检验
这一部分比较technical,所以只是简略摘取原论文。简单说，就是三次研究中，作者都
将省长和省委书记的升迁几率作为因变量。比如一个书记在任五年，第五年升迁了，这
个结果是一个变量。而当地在这几年中的经济发展水平（取绝对值或GDP与上一届之差
的移动平均值），任期长短，65岁与否（binomial )，教育程度，滞后省平均GDP等关
键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同时，他们控制了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乃至第五年作为自
变量。一个样本就是一个年头的数据，比如说，X书记在2010年，没有升迁，年龄59，
大学教育，经济比去年增长4%等。所有的观察构成了一个unbalanced panel data.
先说他们得出相同结论的地方。
任期越长，升职几率越小。所以，别在一个地方为官太长。中央似乎不大喜欢深耕，能
升迁的人一般都是快速爬梯子的。能像新疆之王那样待个那么久的，到最后依然是要退
下来。大概因为常在岸边走，哪有不湿鞋，要想在一个利益盘根错节的地方存活很久，
必须要被卷入漩涡中。所以，快速轮岗和上升实际上是最大的保护。
65岁以上升迁几率小（1%显著）。这几乎是一个硬性标准了，超过65岁的基本丧失了进
政治局的希望。要升官要早出头。
教育程度越高走的越高，但不是非常显著。
最主要的是，对于所有省长（不包括书记）来说，这三次研究得出了一致结论：经济发
展是一个重要的正面决定标准，在95%的置信区间内有效。这几乎是三个作者一致同意
的地方。
他们所分歧的地方：
对于省委书记来说，周的研究显示经济发展是重要的。但Opper却发现，在控制了地区
效应后经济表现不再重要。控制地区效应，也就是说经济进步的指标只和上一届省委书
记相关，而不是甘肃的书记需要和广东的书记相比拼。这明显是一个进步，毕竟，中央
在做决定的同时也不会这样不公平地做横向评比。而最新的一次研究（由王，徐和张进
行的）则做了进一步优化。这一次，他们重新定义了“升迁”——省委书记的升迁不再
包括进入中央部委。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虽然中央部委属于中央，其级别和省委书记相
同，而且进入中央常常意味着丧失巨大的处事权力，这也常被中央用来约束地方权力过
大的书记，充其量只能算是平调，甚至是明升暗降。这样的处理，使得很大升迁被列入
了平调范围。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再一次被显示为不重要。
我的分析
省委书记为什么重要？
首先，强人政治的时代已经过去，政治局内没有任何一个人一言九鼎，贯行的是集体决
策制度。因此，要想政令通行，来自中央的政治家必须要拉拢地方大员作为自己的政治
同盟。省委书记是地方的第一把手，直接负责政令执行。即使他们表面上维护中央，依
然可以动用权力阻碍，抗拒中央的命令，比如良玉和宝宝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公开叫板。
即使只是暗中动手脚，依然可以让中央无话可说，而把过错推给大环境乃至下人。
更重要的是省委书记是国家领导人的晋身台阶。自90年以来，原则上政治局委员都要有
地方行政的经历才能服人，数据上，在过去两届常委中，只有温和曾没有当过省委书记
。所以，在决定31个省委书记的人选时，政治局实际上是在决定未来国家主宰者的候选
人，必须慎重。不然甚至可能面临着失权后被清算的局面。
因此可以看出，和省长不同，书记更加接近权力的巅峰，责任也不仅仅在于经济发展。
地方的政治稳定，国家未来的政治方向，都是书记要考虑的事情，也是中央在人事决策
时要思考的。
Opper在分析中引入过一个变量——和中央的关系。这个变量包括是否在团中央担任过
职责，是否有和现任国家领导人在同一个部门共事，甚至是否是校友，再将“关系”量
化评分。结果显示，这个变量对升迁的影响力是显著的（当然这个评分是一个主观的标
准）。这也说明，信任是险恶官场上领导人不得不倚重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秘书等职
位会有很大的升迁机会，为什么会有任人唯亲现象，为什么官员会抱团共进退。
我的数据
我的数据包括了从90年至12年的所有省委书记，并记载了他们任期起始时的年龄，任职
省份，出路，以及最终位置。升迁只包括了进入政治局。同时，我记载了一个省委书记
在任期内是否已经身处政治局之中。这被称为Cross-listing.以2008年为例，26名政治
局委员中只有6个同时是省委书记。这意味着这些省委书记的权力非同一般。严格来讲
，他们的升迁是必然的，因为政治局委员身份本身就已经高出书记一个级别。
下表中显示了按照省份排列的升迁几率（不含Cross-listing)。从中可以看出，上海位
列第一，60%的省委书记在任后立即升到了政治局，其次是北京和浙江，比率在50%上下
。但要注意的是，在31个省份中，有18个省从来没有书记升上中央。考虑到省委书记的
任期一般为一任，升不上则岌岌可危，这些省可以说是地道的没有希望的省份。
一个更加宽泛的标准把升迁和政治局列席同时进行统计。从中可以看出，北京，上海的
书记百分之百进入政治局，不是升上去，就是就任时已经在政治局中。唯一能解释为什
么上一个标准中不是百分百的原因只有一个——升不上去的人全部非正常出局。否则没
有任何方法将两市领导人驱逐出升迁通道。
广东，天津，重庆紧随其后，分别为0.8,0.8,0.4。四大直辖市加广东经济大省几乎垄
断了上升空间。
接下来包括了山东，新疆，四川。联想到之前数据显示省级以上官员的籍贯以山东最多
，和新疆的战略重要性，这些比率似乎都可以获得一定的解释。
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经济绝对不是衡量升迁的几率的第一标准。从79到08的复合增
长率来看，前几名的是广东，浙江，福建，内蒙古，山东，江苏，河南。而北京，上海
并不在列。固然这因为上海等本身资质雄厚，增长速度有限，但很明显，经济增长率不
是重要因素，政治和战略考虑才是，经济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
所以，我们能说31个省级首脑在竞争中央政治局席位的时候，处于同一个起跑线吗？绝
对不行。地方的差异是巨大的鸿沟。一旦被分配到甘肃，黑龙江等等地，从历史数据来
看就已经没有升迁的机会了。
其次，这些书记在换届时有很大的年龄梯度差异，这也是为什么我要统计年龄的原因。
我把每个省委书记任期开始时的年龄分成三个组：59-65，54-58，46-53。这样分的原
因在于省级领导人的一般年龄是55上下，国家领导人上任时不超过65，十六届政治局时
平均年龄是60。这是邓，江年代延续下来的传统，使得干部队伍越来越年轻化。因此，
第一组书记基本不会再上升，因为任期结束时已经过老。第二组是有利竞争者，应该说
恰到好处，如果任期结束不升则基本出局。而第三组则欣欣向荣，其中包括了我数据中
最年轻记录的保持者们，46岁的省委书记小胡胡春Hua。
结果显示，第三组，也就是年龄最小的一组升迁几率高达22%，比中间组的18%还高，更
不用说最老那组的8%。最老的那组有70%的几率会退休，基本属于养老组。
和传统的观点不一样，并不是越有资历越可能升迁。事实上越年轻出头往往意味着越大
的升迁机会。我统计了那些最终进入到政治局的省委书记。他们的平均年龄为54.75，
低于样本平均年龄57.2。
这意味着什么？
以上数据表明，省与省之间的差距十分巨大。能不能升迁常常决定于你去了哪个省，而
且这些省的重要性在于政治而非经济。这是事先决定的，而不是一己之力可以改变。因
此，这必然导致争夺升迁机会的竞赛在决定书记人选之前就已经开始，而不是在任期间
中央再来考察。
四大直辖市加上广东等战略大省的控制权是每个政治局委员必争的，他们将尽力将自己
所信任的人安排至这些位子上。这些省本身就享有巨大的中央支持。上海接受的中央转
移支付七倍于河南，尽管其本身比后者更富裕。政治不稳定的省份，比如西藏，则名列
接受中央援助的第一位。这些省份要求更高超的政治技巧，也使得其首脑更有可能成为
国家领导人。
这些省份的首脑职位争夺必将白热化。真正能竞争中央职位的也就30来个省级领导人，
去除没希望的省份，太老的书记，也就十来人。而今天的人事决策越来越集体化，集体
化意味着一个常委要想说服其他人接受自己的亲信，必须要让亲信的资历有说服力。没
有担当过一级大省重任的候选人何来此说服力？因此，任何一个派系必须抢先控制这些
制高点，让自己信赖的下属担任省级要职，今后才好在决定继任者的会议上为他们说话。
在干部选拔制度化后，每个上升到顶层的领导人都必须在20多年的官场经历中存活，要
有基层经历，有教育背景，有人支持。仅仅有关系是不够的，这些关系必须要转换成资
历。
关键的大省的位置毫无疑问更加容易出成绩。比如胡在xz省的发迹，汪洋在广东。
更重要的是，一旦抢占了这些要职，基本难以被驱逐。任何驱逐都会引起政坛的动荡。
比如对北京陈，上海陈，以及重庆希伯来的清洗。因此，这些位子就像易守难攻的堡垒
，难以撼动。他们手头上也有更多的资源去和中央谈判，去显示自己。因此，这就是典
型的马太效应，多者越多，败者恒败。
政治场上的老手都深知此道。也因此造成了官场上特殊的累积优势。能够越早占据关键
职位，意味着越大的升迁几率。能够越早升迁，则能够越快到达顶峰，突破年龄限制的
封锁。从县级到省级都是如此，因此，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年龄段年轻的反而有优势
。这无疑是对年老资历的逆袭，却不无其内在道理。
邓所看重的胡就是如此，他在43岁就成为了贵州的省委书记，是有史以来的记录第一。
依照本文提出的累计优势理论，他成为总书记也并不让人意外。今天热门的政治明星汪
洋也在当年被邓称为“娃娃书记”，习于37就成为福州市委书记，克强38就成为团中央
大佬。
这也是为什么下一届全会的看点不只在于政治局，更在于这些年来陆陆续续的省级调任
。这些都是长线的布局。有时候宁可用短期的中央职位去交易省级职位，也就是因为省
级职位构成了长期的接班队伍，只要肯潜伏，终将能发挥作用，用资历说话。但当然也
不排除政敌在将来用年龄锁死对方阵营的生力军。所以，越是年轻，越能留有战略纵深
，越有机会。
这也是为什么主席这一职位在集体决策中有一定优势。他能提出人事任免，其他人又不
好干涉地方官员的任命，因为一干涉就意味着在中央上拼杀需要做出让步。所以，主席
大可从周边入手，建立起后续队伍，进行围攻打长期战斗。因此你今天可以看到干部年
轻化的现象。这不只是制度理性，也是战略理性。主席的优势也被称为procedural
advantage，曾经在美国的议会中被政治家精巧利用。
所以，和美国版本的论文结词不同，这篇中文的结词就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http://blog.renren.com/GetEntry.do?id=860346409&owner=240402460
学术的严谨。如果有人好奇国外大学的荣誉学位毕业论文究竟在干什么，希望这能让您
略窥一二。但我会告诉你其实上交的那天上午我还在十万火急赶写两大个自然段吗！所
以，这基本上是水着写着拖着大半年出来的东西。真是个痛苦的过程。
本文尝试剖析中国党政官员的晋升机制，尤其是在省级一二把手层面上的升迁，平调，
以及退休机制。自05年以来，中国学者周黎安提出的“晋升锦标赛”就获得了广泛关注
。这个理论认为，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其任内辖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同时，这是一场胜利者表攫取巨大权力，而落败者退无可退的锦标赛，每位官员的目标
都十分明确，用经济发展程度作为评判标准也简单易行。这也导致了地方官员对GDP，
外商投资等促发展手段的强烈追求，甚至有学者用此高效的经济行政效率来解释中国的
发展奇迹。
不可否认的是，注重经济发展的官员对中国的发展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其主动寻找投
资，疏通银行借贷，修建基础设施等举措对地区的发展都至关重要。但这是否意味着经
济进步是衡量官员的主要标准？我们能否定量地衡量GDP对官员升迁的重要性？本文同
时展示了两位作者用线性回归来分析官员晋升条件的研究——尽管他们所采用的方法相
近，数据类似，却因为标准不一而得出了迥异的结论。
而本文试图推出的论点则是：
1）省长比省委书记更加受到经济标准的评判。
2）在省委书记的晋升上，从1990年至今，地区之间的差异巨大，可大致分为三大梯队
。基本上，分到第三大梯队地区意味着省委书记职业生涯的终结。
3）第一梯队的省委书记本身掌握着巨大的资源，成为了地方一大诸侯，而他们的更上
一层楼必然是政治局或者政治局常委。这导致了中央必须对战略，政治，经济大省的省
委书记人选万分谨慎。基本上，一旦他们坐上了这个位子，就等于他们已经获得了晋升
的门票，而并不是坐上了这个位子之后中央才对他们进行考核，决定是否晋升。这和传
统的理论观点有较大差别。原因很简单，因为要移除任何一个第一梯队的省委书记，中
央都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例子包括希伯来，陈希T等。
4）承接上点，因为获得了战略要职意味着升迁几率的大大提升，这将使得在县，市一
路上来的重要地区（如首府，经济开发区）任职的官员都比其平级官员有更大的优势。
这种优势可以不断积累。数据显示，在最终升到高位的官员中，都有着类似的“早发迹
”累积优势（cumulative advantage). 这在中共中央出台了干部年龄限制的措施后更
加明显。本文的个案研究则包括了胡，汪洋等政治明星。
5）现行体制下，在省级乃至国家级别的官员任命上，任人唯亲和派系实际上受到了很
大制约，主要因为对官员资历的要求上已经形成了体制化的共识（
institutionalization),并且受到轮岗制度的制约。但因为4）中所述的跨级别快速提
升以及年龄限制，使得强权政治人物依然能够在体系内培养对自己忠实的下属，比如邓
对胡，胡对共青团系统人士的扶持。这是一个精巧的博弈游戏。通常使用拖延策略可以
使一个超过年龄限制的政敌自动出局。
我个人整理的数据库包括了1988年至2012年6月，31个省级行政区，共181人次的省委书
记。其余数据采用不同作者的研究成果。
中国怎么选人，安排人？
毫无疑问，中国对人事的控制之紧，管理之严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少见的。中国从苏联
继承下的这套体制称为Nomenklatura. 简单来说，就是每个党政职位都有明确的规定，
由哪个上级党组织来决定其人事任免。从中央，省，县，到乡，1000余万的干部都在这
个体制下，由组织部管理运行。从毛泽东时代起，就有专门的干部档案制度由组织部门
管理，记载了对干部的评价，政治背景，工作资料。这个体系即使在文革时代都没有受
到太大影响。事实上，文革时期北京的集权达到了巅峰，对干部的管理干预甚至深入到
了乡的级别。
而今天，这个体制基本上遵循着“向下两级”的体制。也就是说，一个级别的党组织直
接管理下两级组织的人事任免权。比如中央会对省级书记，省长直接任命，同时会对市
长人选做决定。但通常，除了重要城市的市长会由中央直接考量，大部分的管辖只向下
延伸一级以增加效率。
组织部只是一个执行单位。真正做决定是地区党委的常委，又因为民主集中制，往往由
书记，党政主要人员做决策。比如党的中央委员会名义上为权力来源，但政局常委的九
人团才是最高决策机构，直接管辖省委书记，省长。
这个体制的好处在于——明确，高效。谁来决定升迁是组织定下的刚性原则，每个官员
都知道自己的前途系于何处。和选举制不同，官员不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取悦选民，
揣度民众需求。当然这也是最大的弊端之一，使得暗中交易，包庇，乃至派系都可能泛
滥。
锦标赛？
周黎安将官员的晋升描述成一个锦标赛。人人争先恐后，力求更上一层楼。官员往往不
进则退，因为每个级别的岗位都有最高年龄限制，爬不上去就只能原地踏步。官员这个
职业更没有通常意义上的退路，辞职下海在近年来逐渐绝迹，不只是因为风险的考量，
也因为中央对前官员经商的诸多限制，以及一旦退出政界往往人走茶凉。与其自己出来
干，不如在职期间掌握有权力，通过各种关系以谋得利益。
当然，要使得锦标赛成立，必须要符合几个条件：
1）获胜的名额一定。很明显，升迁的官职数量有限，条件满足。
2）每个官员要能对自己的成绩负责。如果官员无法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那上级也
就无从评判他的优劣，从而决定提拔与否。一把手负责制在体系内部是成立的，首先是
因为权力的高度集中。其次，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原因是地区权力的增强和中央权力的下
放，使得地区首脑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有直接权力和责任。大量学者的研究显
示，地区的官员正扮演着一个中层经理的角色，既执行上层命令，又同时自主管理。随
着改革开放，地区更是承担了不少创新的职能，比如建立经济开发区，制定招商政策。
90年代曾被学者卡地亚描述为一个开发区狂热的年代，各地大规模兴建经济开发区，侵
占农地，迫使中央政府于99年回收土地用途转换的审批权，并誓死守卫耕地红线。而92
年的分税制实际上弱化了中央对地方财政的控制力，使得至今土地财政依然是地方的重
要经济来源。这些政策都使得地方首脑有更强的自主权。
3）有明确的裁判。裁判是谁必须清楚，政令不出于二，才能让候选人们知道去讨好谁
。而在中国的体制内，上级党委是明确而唯一的人事决策机构，并且随着向下一级管辖
逐渐取代两级管辖或者越级任命，使得裁判的身份越来越清晰。
4）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是否有一个明确，简单，可行的标准来衡量官员的表现。
这也是本文着重探讨之处。首先，在干部选拔制度正规化层面上这似乎是成立的。1980
年，邓小平公开提出了干部制度的改革，并在第二年就大量提拔年轻，高学历的干部.
1982年中央委员会有近20%的席位被砍掉，同时新一届当选的委员有一半都是新上任的
。1983年，在邓的强力主导下，接近1/3的省委书记和省长退休到人大或政协，尤其是
超过65岁的。之后，干部不断朝着年轻化，专业化，高教育水平的趋势发展。随着干部
管理文件的定型，这个体制也愈加制度化。
然而，如果真有一个简单通行的标准来决定谁上谁下，最有可能的就是经济发展。这不
但因为中央决策所强调的以经济建设为纲，更是因为官员自身利益考量，以及社会推动
的结果。于是，周教授和Opper,以及另外三名国内学者都做同一件事情——用计量经济
学的研究方法来实证检验这个假设。但他们的结果却大大不同。
不同结果的实证检验
这一部分比较technical,所以只是简略摘取原论文。简单说，就是三次研究中，作者都
将省长和省委书记的升迁几率作为因变量。比如一个书记在任五年，第五年升迁了，这
个结果是一个变量。而当地在这几年中的经济发展水平（取绝对值或GDP与上一届之差
的移动平均值），任期长短，65岁与否（binomial )，教育程度，滞后省平均GDP等关
键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同时，他们控制了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乃至第五年作为自
变量。一个样本就是一个年头的数据，比如说，X书记在2010年，没有升迁，年龄59，
大学教育，经济比去年增长4%等。所有的观察构成了一个unbalanced panel data.
先说他们得出相同结论的地方。
任期越长，升职几率越小。所以，别在一个地方为官太长。中央似乎不大喜欢深耕，能
升迁的人一般都是快速爬梯子的。能像新疆之王那样待个那么久的，到最后依然是要退
下来。大概因为常在岸边走，哪有不湿鞋，要想在一个利益盘根错节的地方存活很久，
必须要被卷入漩涡中。所以，快速轮岗和上升实际上是最大的保护。
65岁以上升迁几率小（1%显著）。这几乎是一个硬性标准了，超过65岁的基本丧失了进
政治局的希望。要升官要早出头。
教育程度越高走的越高，但不是非常显著。
最主要的是，对于所有省长（不包括书记）来说，这三次研究得出了一致结论：经济发
展是一个重要的正面决定标准，在95%的置信区间内有效。这几乎是三个作者一致同意
的地方。
他们所分歧的地方：
对于省委书记来说，周的研究显示经济发展是重要的。但Opper却发现，在控制了地区
效应后经济表现不再重要。控制地区效应，也就是说经济进步的指标只和上一届省委书
记相关，而不是甘肃的书记需要和广东的书记相比拼。这明显是一个进步，毕竟，中央
在做决定的同时也不会这样不公平地做横向评比。而最新的一次研究（由王，徐和张进
行的）则做了进一步优化。这一次，他们重新定义了“升迁”——省委书记的升迁不再
包括进入中央部委。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虽然中央部委属于中央，其级别和省委书记相
同，而且进入中央常常意味着丧失巨大的处事权力，这也常被中央用来约束地方权力过
大的书记，充其量只能算是平调，甚至是明升暗降。这样的处理，使得很大升迁被列入
了平调范围。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再一次被显示为不重要。
我的分析
省委书记为什么重要？
首先，强人政治的时代已经过去，政治局内没有任何一个人一言九鼎，贯行的是集体决
策制度。因此，要想政令通行，来自中央的政治家必须要拉拢地方大员作为自己的政治
同盟。省委书记是地方的第一把手，直接负责政令执行。即使他们表面上维护中央，依
然可以动用权力阻碍，抗拒中央的命令，比如良玉和宝宝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公开叫板。
即使只是暗中动手脚，依然可以让中央无话可说，而把过错推给大环境乃至下人。
更重要的是省委书记是国家领导人的晋身台阶。自90年以来，原则上政治局委员都要有
地方行政的经历才能服人，数据上，在过去两届常委中，只有温和曾没有当过省委书记
。所以，在决定31个省委书记的人选时，政治局实际上是在决定未来国家主宰者的候选
人，必须慎重。不然甚至可能面临着失权后被清算的局面。
因此可以看出，和省长不同，书记更加接近权力的巅峰，责任也不仅仅在于经济发展。
地方的政治稳定，国家未来的政治方向，都是书记要考虑的事情，也是中央在人事决策
时要思考的。
Opper在分析中引入过一个变量——和中央的关系。这个变量包括是否在团中央担任过
职责，是否有和现任国家领导人在同一个部门共事，甚至是否是校友，再将“关系”量
化评分。结果显示，这个变量对升迁的影响力是显著的（当然这个评分是一个主观的标
准）。这也说明，信任是险恶官场上领导人不得不倚重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秘书等职
位会有很大的升迁机会，为什么会有任人唯亲现象，为什么官员会抱团共进退。
我的数据
我的数据包括了从90年至12年的所有省委书记，并记载了他们任期起始时的年龄，任职
省份，出路，以及最终位置。升迁只包括了进入政治局。同时，我记载了一个省委书记
在任期内是否已经身处政治局之中。这被称为Cross-listing.以2008年为例，26名政治
局委员中只有6个同时是省委书记。这意味着这些省委书记的权力非同一般。严格来讲
，他们的升迁是必然的，因为政治局委员身份本身就已经高出书记一个级别。
下表中显示了按照省份排列的升迁几率（不含Cross-listing)。从中可以看出，上海位
列第一，60%的省委书记在任后立即升到了政治局，其次是北京和浙江，比率在50%上下
。但要注意的是，在31个省份中，有18个省从来没有书记升上中央。考虑到省委书记的
任期一般为一任，升不上则岌岌可危，这些省可以说是地道的没有希望的省份。
一个更加宽泛的标准把升迁和政治局列席同时进行统计。从中可以看出，北京，上海的
书记百分之百进入政治局，不是升上去，就是就任时已经在政治局中。唯一能解释为什
么上一个标准中不是百分百的原因只有一个——升不上去的人全部非正常出局。否则没
有任何方法将两市领导人驱逐出升迁通道。
广东，天津，重庆紧随其后，分别为0.8,0.8,0.4。四大直辖市加广东经济大省几乎垄
断了上升空间。
接下来包括了山东，新疆，四川。联想到之前数据显示省级以上官员的籍贯以山东最多
，和新疆的战略重要性，这些比率似乎都可以获得一定的解释。
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经济绝对不是衡量升迁的几率的第一标准。从79到08的复合增
长率来看，前几名的是广东，浙江，福建，内蒙古，山东，江苏，河南。而北京，上海
并不在列。固然这因为上海等本身资质雄厚，增长速度有限，但很明显，经济增长率不
是重要因素，政治和战略考虑才是，经济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
所以，我们能说31个省级首脑在竞争中央政治局席位的时候，处于同一个起跑线吗？绝
对不行。地方的差异是巨大的鸿沟。一旦被分配到甘肃，黑龙江等等地，从历史数据来
看就已经没有升迁的机会了。
其次，这些书记在换届时有很大的年龄梯度差异，这也是为什么我要统计年龄的原因。
我把每个省委书记任期开始时的年龄分成三个组：59-65，54-58，46-53。这样分的原
因在于省级领导人的一般年龄是55上下，国家领导人上任时不超过65，十六届政治局时
平均年龄是60。这是邓，江年代延续下来的传统，使得干部队伍越来越年轻化。因此，
第一组书记基本不会再上升，因为任期结束时已经过老。第二组是有利竞争者，应该说
恰到好处，如果任期结束不升则基本出局。而第三组则欣欣向荣，其中包括了我数据中
最年轻记录的保持者们，46岁的省委书记小胡胡春Hua。
结果显示，第三组，也就是年龄最小的一组升迁几率高达22%，比中间组的18%还高，更
不用说最老那组的8%。最老的那组有70%的几率会退休，基本属于养老组。
和传统的观点不一样，并不是越有资历越可能升迁。事实上越年轻出头往往意味着越大
的升迁机会。我统计了那些最终进入到政治局的省委书记。他们的平均年龄为54.75，
低于样本平均年龄57.2。
这意味着什么？
以上数据表明，省与省之间的差距十分巨大。能不能升迁常常决定于你去了哪个省，而
且这些省的重要性在于政治而非经济。这是事先决定的，而不是一己之力可以改变。因
此，这必然导致争夺升迁机会的竞赛在决定书记人选之前就已经开始，而不是在任期间
中央再来考察。
四大直辖市加上广东等战略大省的控制权是每个政治局委员必争的，他们将尽力将自己
所信任的人安排至这些位子上。这些省本身就享有巨大的中央支持。上海接受的中央转
移支付七倍于河南，尽管其本身比后者更富裕。政治不稳定的省份，比如西藏，则名列
接受中央援助的第一位。这些省份要求更高超的政治技巧，也使得其首脑更有可能成为
国家领导人。
这些省份的首脑职位争夺必将白热化。真正能竞争中央职位的也就30来个省级领导人，
去除没希望的省份，太老的书记，也就十来人。而今天的人事决策越来越集体化，集体
化意味着一个常委要想说服其他人接受自己的亲信，必须要让亲信的资历有说服力。没
有担当过一级大省重任的候选人何来此说服力？因此，任何一个派系必须抢先控制这些
制高点，让自己信赖的下属担任省级要职，今后才好在决定继任者的会议上为他们说话。
在干部选拔制度化后，每个上升到顶层的领导人都必须在20多年的官场经历中存活，要
有基层经历，有教育背景，有人支持。仅仅有关系是不够的，这些关系必须要转换成资
历。
关键的大省的位置毫无疑问更加容易出成绩。比如胡在xz省的发迹，汪洋在广东。
更重要的是，一旦抢占了这些要职，基本难以被驱逐。任何驱逐都会引起政坛的动荡。
比如对北京陈，上海陈，以及重庆希伯来的清洗。因此，这些位子就像易守难攻的堡垒
，难以撼动。他们手头上也有更多的资源去和中央谈判，去显示自己。因此，这就是典
型的马太效应，多者越多，败者恒败。
政治场上的老手都深知此道。也因此造成了官场上特殊的累积优势。能够越早占据关键
职位，意味着越大的升迁几率。能够越早升迁，则能够越快到达顶峰，突破年龄限制的
封锁。从县级到省级都是如此，因此，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年龄段年轻的反而有优势
。这无疑是对年老资历的逆袭，却不无其内在道理。
邓所看重的胡就是如此，他在43岁就成为了贵州的省委书记，是有史以来的记录第一。
依照本文提出的累计优势理论，他成为总书记也并不让人意外。今天热门的政治明星汪
洋也在当年被邓称为“娃娃书记”，习于37就成为福州市委书记，克强38就成为团中央
大佬。
这也是为什么下一届全会的看点不只在于政治局，更在于这些年来陆陆续续的省级调任
。这些都是长线的布局。有时候宁可用短期的中央职位去交易省级职位，也就是因为省
级职位构成了长期的接班队伍，只要肯潜伏，终将能发挥作用，用资历说话。但当然也
不排除政敌在将来用年龄锁死对方阵营的生力军。所以，越是年轻，越能留有战略纵深
，越有机会。
这也是为什么主席这一职位在集体决策中有一定优势。他能提出人事任免，其他人又不
好干涉地方官员的任命，因为一干涉就意味着在中央上拼杀需要做出让步。所以，主席
大可从周边入手，建立起后续队伍，进行围攻打长期战斗。因此你今天可以看到干部年
轻化的现象。这不只是制度理性，也是战略理性。主席的优势也被称为procedural
advantage，曾经在美国的议会中被政治家精巧利用。
所以，和美国版本的论文结词不同，这篇中文的结词就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http://blog.renren.com/GetEntry.do?id=860346409&owner=2404024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