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滨州摄影人的悲剧，说说我的第六次跨越生死线# PhotoGear - 摄影器材
T*I
1 楼
滨州两位华人摄影爱好者几天前不幸惨死火车轮下。这幕情景勾起了我心中一段后怕了
20多年的类似经历，不同的是，我在1/100秒的机会下活了下来，至今依然迷恋摄影。
那是1988年五一节期间。我被五个儿时校园里的伙伴叫上一起到武昌游玩，其中之一是
来自广西南宁的王宇。他比我小两岁，他的父母和我父亲曾经是洪湖二中的同事，他的
父母还都曾做我的高中物理老师。我们俩小时候在一个校园里长大，从小就玩在一起。
文革结束约5年后，他们全家搬到了广西的南宁，夫妻双双进了南宁铁路中学任教。
那年我已经从武汉的同济医科大学毕业快满一年了，任职于母校的87级卫生系的学生政
治辅导员。其他四位分别是我小学三年级班主任老师的儿子王巍（当年7月即将从武汉
水运工程学院毕业）、吕红斌（我校83级医疗一系学生，也将于当年7月毕业）、肖红
俊（我校84级医疗一系学生，我小学同学肖红斌的弟弟）和杨斌（武汉体育学院86级学
生，原洪湖二中教导主任的儿子）。王宇当年即将从广西大学毕业，上半年正在武汉地
区做毕业实习。他们几位是小学同学，都比我小两岁左右。
我们一行来到了武昌桥头，然后我和王宇翻过低矮的水泥护栏到了铁路边上。我一脚踩
在铁轨上，另一只脚踩在枕木端点上，王宇则背靠在水泥护栏上，双手则抓在言护栏并
行且被固定在护栏上的铁管上。看到远处的铁路尽头来了一列火车，但我无法判断那列
火车行驶在哪一道铁轨上。只是想当然地认为它应该像汽车一样行驶在另一条铁轨上。
于是，我举起相机准备给王宇拍照。那个相机是一个旁轴相机。在等待火车靠近和对焦
的时间里，我已全然忘了自己所处的位置，只为着视镜对焦框里的精彩构图所着迷，就
在我认为应该按快门时，便按下快门，没想到，快门没反应，于是知道事先没卷片，于
是把相机从眼前移下了来，准备卷片后再照。就在相机刚刚离开视线时，出现在我眼前
的是巨大的火车头。我已经没有时间做出惊讶的反应了，也没有惊慌失措，而是沉着而
快速地移开双腿，向路边的护栏扑了过去，一只手紧紧地抓住了那个铁管。我想我首先
移动的是左脚，而就在我的右脚离开枕木端点的一瞬间，火车头部下端的那个铁扫把的
边缘擦着我的裤管飞驰而去。也就是在那一瞬间，我的头上和学生时代定做的铁灰色西
服式校服被泼了一碗热水（还好，水温并不高，所以没被烫伤）。那是火车司机的一个
小小的恶搞。
那天站在铁轨上，直到火车临近时，我似乎什么也没听见。似乎听见过汽笛声，但完全
不以为然。直到从护栏里面出来，当时站在护栏外的另外4个伙伴顿时欢呼得跳跃起来
。他们纷纷告诉我说，他们曾一起全力呼喊让我离开，但我其实什么也没听见，尽管我
们之间仅仅隔着3~4米左右的距离。所以，有人在评论滨州的两位摄影人的悲剧时问为
何火车来了那么大的声音他们竟然听不见？我想告诉大家的是，那时我不仅听不见身后
几位同伴的呼喊，即使是列车的隆隆声，我也完全听不见了。我想我的耳膜早已不知不
觉中被铁轨上发生的巨大轰鸣声振得麻木了。
这是我一生中经历的11次生死之间的第六次。那天是个大晴天，拍照时设定的光圈是8
，曝光时间是1/125。所以，我估计这次生死之间的风险维系在可能是仅仅1/100秒的时
间差之上。
一回首时间已经过去26年了。26年里，每当偶尔回忆起那段惊险，总会在内心深处感受
着那种令人颤栗的后怕和恐惧感。如果说我的一生有过一些奇迹般的经历，那么，这无
疑是上帝安排的一次针对我的生死观的最大的考验，因为仅仅一个月之后，我生命中的
灵中之遇便离开了我。她曾让我体验到了人生至高无上的巨大的幸福，也因此而留给了
我无以复加的巨大的伤痛。即使26年过去了，她依然是我心中的太阳，仿佛我的灵魂的
另一半。尽管那是永远无法结合的另一半，但她留给我的青春和美丽却成了我一生中一
份取之不尽的灵命之粮。我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那次在铁轨上跨越生死线，我将如何超
越那次失恋并拥有现在和未来。
所附图片是自己在windows的画图软件里凭印象胡乱画的。但现场的大致结构基本如图
所示。
20多年的类似经历，不同的是，我在1/100秒的机会下活了下来，至今依然迷恋摄影。
那是1988年五一节期间。我被五个儿时校园里的伙伴叫上一起到武昌游玩，其中之一是
来自广西南宁的王宇。他比我小两岁，他的父母和我父亲曾经是洪湖二中的同事，他的
父母还都曾做我的高中物理老师。我们俩小时候在一个校园里长大，从小就玩在一起。
文革结束约5年后，他们全家搬到了广西的南宁，夫妻双双进了南宁铁路中学任教。
那年我已经从武汉的同济医科大学毕业快满一年了，任职于母校的87级卫生系的学生政
治辅导员。其他四位分别是我小学三年级班主任老师的儿子王巍（当年7月即将从武汉
水运工程学院毕业）、吕红斌（我校83级医疗一系学生，也将于当年7月毕业）、肖红
俊（我校84级医疗一系学生，我小学同学肖红斌的弟弟）和杨斌（武汉体育学院86级学
生，原洪湖二中教导主任的儿子）。王宇当年即将从广西大学毕业，上半年正在武汉地
区做毕业实习。他们几位是小学同学，都比我小两岁左右。
我们一行来到了武昌桥头，然后我和王宇翻过低矮的水泥护栏到了铁路边上。我一脚踩
在铁轨上，另一只脚踩在枕木端点上，王宇则背靠在水泥护栏上，双手则抓在言护栏并
行且被固定在护栏上的铁管上。看到远处的铁路尽头来了一列火车，但我无法判断那列
火车行驶在哪一道铁轨上。只是想当然地认为它应该像汽车一样行驶在另一条铁轨上。
于是，我举起相机准备给王宇拍照。那个相机是一个旁轴相机。在等待火车靠近和对焦
的时间里，我已全然忘了自己所处的位置，只为着视镜对焦框里的精彩构图所着迷，就
在我认为应该按快门时，便按下快门，没想到，快门没反应，于是知道事先没卷片，于
是把相机从眼前移下了来，准备卷片后再照。就在相机刚刚离开视线时，出现在我眼前
的是巨大的火车头。我已经没有时间做出惊讶的反应了，也没有惊慌失措，而是沉着而
快速地移开双腿，向路边的护栏扑了过去，一只手紧紧地抓住了那个铁管。我想我首先
移动的是左脚，而就在我的右脚离开枕木端点的一瞬间，火车头部下端的那个铁扫把的
边缘擦着我的裤管飞驰而去。也就是在那一瞬间，我的头上和学生时代定做的铁灰色西
服式校服被泼了一碗热水（还好，水温并不高，所以没被烫伤）。那是火车司机的一个
小小的恶搞。
那天站在铁轨上，直到火车临近时，我似乎什么也没听见。似乎听见过汽笛声，但完全
不以为然。直到从护栏里面出来，当时站在护栏外的另外4个伙伴顿时欢呼得跳跃起来
。他们纷纷告诉我说，他们曾一起全力呼喊让我离开，但我其实什么也没听见，尽管我
们之间仅仅隔着3~4米左右的距离。所以，有人在评论滨州的两位摄影人的悲剧时问为
何火车来了那么大的声音他们竟然听不见？我想告诉大家的是，那时我不仅听不见身后
几位同伴的呼喊，即使是列车的隆隆声，我也完全听不见了。我想我的耳膜早已不知不
觉中被铁轨上发生的巨大轰鸣声振得麻木了。
这是我一生中经历的11次生死之间的第六次。那天是个大晴天，拍照时设定的光圈是8
，曝光时间是1/125。所以，我估计这次生死之间的风险维系在可能是仅仅1/100秒的时
间差之上。
一回首时间已经过去26年了。26年里，每当偶尔回忆起那段惊险，总会在内心深处感受
着那种令人颤栗的后怕和恐惧感。如果说我的一生有过一些奇迹般的经历，那么，这无
疑是上帝安排的一次针对我的生死观的最大的考验，因为仅仅一个月之后，我生命中的
灵中之遇便离开了我。她曾让我体验到了人生至高无上的巨大的幸福，也因此而留给了
我无以复加的巨大的伤痛。即使26年过去了，她依然是我心中的太阳，仿佛我的灵魂的
另一半。尽管那是永远无法结合的另一半，但她留给我的青春和美丽却成了我一生中一
份取之不尽的灵命之粮。我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那次在铁轨上跨越生死线，我将如何超
越那次失恋并拥有现在和未来。
所附图片是自己在windows的画图软件里凭印象胡乱画的。但现场的大致结构基本如图
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