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绩优异留美学生每天打电话问母亲:明天穿什么# Returnee - 海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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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文字转载自 Headline 讨论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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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一成绩优异留美学生每天打电话问母亲:明天穿什么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un Oct 16 23:53:00 2011, 美东)
一名成绩优异的男生留学美国后，每天打越洋电话回来问妈妈：“明天穿什么?”“孩子的天性被打磨没了，成了呆子，这样的教育就是一种罪过!”近日，2011年全国阳光教育论坛在武汉市第25中学举行，湖北教学学会秘书长、第二师范学院教授谭细龙如是说。
谭细龙曾在湖北省内的一所初中讲学，发现学校宣传栏中，百余名优秀学生中男生不足10人。当前，中小学校园“阴盛阳衰”是不争的事实。“现在的中小学教育，更适应女孩发展。”谭细龙说，中小学教育要求学生乖、听话，坐着不要动，而男生天性好动，善于奇思妙想，这与中小学教育相违背，于是他们常被归为“坏学生”。
另外，现在对学生的性格导向往往偏向女性化，无论是评先进还是选班干部，都以女孩的性格为标准。男孩的活泼好动、行为粗犷、探索欲强等性格特征，非但在学校中得不到鼓励，反而可能受到压抑。
谭细龙说起身边的一个例子：一名教授因为儿子好动，就把孩子绑在椅子上学习，渐渐地这名男生变“乖”了，成了“好学生”。后来这名男生留学美国，每天还要打越洋电话问妈妈：今天上衣该穿什么，裤子该穿哪条……谭细龙摇着头说：“如果教育将一个鲜活的孩子教成了呆子，那就是罪过!”
中央教研院院长：教育应为学生保留自由空间
“3300个高考状元，为什么没有出现出类拔萃的人物？”昨天下午举行的华东师范大学60周年校庆主题论坛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袁振国教授如此发问。
据跟踪统计，自我国恢复正常高考以来，每年各省份都有文理科“状元”，至今已产生约3300名。但袁振国表示，这些按高考制度选拔出的“状元”，日后不论在政界、军界、学界还是文艺界、企业界，都几乎未有成名成家者。他认为，尽管中国基础教育水平在国际上并不算低，但人才创新能力并不算强。
以高考制度为代表，一些国内教育制度性安排已造成学校教育机构的固化僵化。袁振国举例说，比如每年高考数学科目通常一共23题，而且第22题一般是几何试题；然而，当有一届高考数学减为22题，或第21题不是几何题时，老师和学生就开始无所适从。个中原因，恐怕就是因为应试教育中的“题海战术”，都是完全按照“23题”套路来反复训练的。
“教育绝不是知识传递式的事业，而是充满创造性的事业。”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大终身教授叶澜认为，创造力应是人的生命本能，好的教师能够将知识转化为教育，以教育来激发学生内在创新能力。华东师大教育科学学院院长丁钢教授则表示，我国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应该让教师更聪明地教学、让学生更聪明地学习。
袁振国也表示，教育制度性安排应为学生创造性的养成保留自由空间，这种空间不容压榨与扼杀。他以研究课题为证：世界上100位最优秀的科学家、社会活动家、企业家、文艺家中，只有科学家明显依赖于学校教育程度与水平，其余名家的成就与学校教育关系并不显著，甚至无明显“正相关”。因此，在固有体制之外，为学生开辟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空间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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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一成绩优异留美学生每天打电话问母亲:明天穿什么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un Oct 16 23:53:00 2011, 美东)
一名成绩优异的男生留学美国后，每天打越洋电话回来问妈妈：“明天穿什么?”“孩子的天性被打磨没了，成了呆子，这样的教育就是一种罪过!”近日，2011年全国阳光教育论坛在武汉市第25中学举行，湖北教学学会秘书长、第二师范学院教授谭细龙如是说。
谭细龙曾在湖北省内的一所初中讲学，发现学校宣传栏中，百余名优秀学生中男生不足10人。当前，中小学校园“阴盛阳衰”是不争的事实。“现在的中小学教育，更适应女孩发展。”谭细龙说，中小学教育要求学生乖、听话，坐着不要动，而男生天性好动，善于奇思妙想，这与中小学教育相违背，于是他们常被归为“坏学生”。
另外，现在对学生的性格导向往往偏向女性化，无论是评先进还是选班干部，都以女孩的性格为标准。男孩的活泼好动、行为粗犷、探索欲强等性格特征，非但在学校中得不到鼓励，反而可能受到压抑。
谭细龙说起身边的一个例子：一名教授因为儿子好动，就把孩子绑在椅子上学习，渐渐地这名男生变“乖”了，成了“好学生”。后来这名男生留学美国，每天还要打越洋电话问妈妈：今天上衣该穿什么，裤子该穿哪条……谭细龙摇着头说：“如果教育将一个鲜活的孩子教成了呆子，那就是罪过!”
中央教研院院长：教育应为学生保留自由空间
“3300个高考状元，为什么没有出现出类拔萃的人物？”昨天下午举行的华东师范大学60周年校庆主题论坛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袁振国教授如此发问。
据跟踪统计，自我国恢复正常高考以来，每年各省份都有文理科“状元”，至今已产生约3300名。但袁振国表示，这些按高考制度选拔出的“状元”，日后不论在政界、军界、学界还是文艺界、企业界，都几乎未有成名成家者。他认为，尽管中国基础教育水平在国际上并不算低，但人才创新能力并不算强。
以高考制度为代表，一些国内教育制度性安排已造成学校教育机构的固化僵化。袁振国举例说，比如每年高考数学科目通常一共23题，而且第22题一般是几何试题；然而，当有一届高考数学减为22题，或第21题不是几何题时，老师和学生就开始无所适从。个中原因，恐怕就是因为应试教育中的“题海战术”，都是完全按照“23题”套路来反复训练的。
“教育绝不是知识传递式的事业，而是充满创造性的事业。”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大终身教授叶澜认为，创造力应是人的生命本能，好的教师能够将知识转化为教育，以教育来激发学生内在创新能力。华东师大教育科学学院院长丁钢教授则表示，我国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应该让教师更聪明地教学、让学生更聪明地学习。
袁振国也表示，教育制度性安排应为学生创造性的养成保留自由空间，这种空间不容压榨与扼杀。他以研究课题为证：世界上100位最优秀的科学家、社会活动家、企业家、文艺家中，只有科学家明显依赖于学校教育程度与水平，其余名家的成就与学校教育关系并不显著，甚至无明显“正相关”。因此，在固有体制之外，为学生开辟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空间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