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施一公院士高论# Returnee - 海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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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
简评施一公院士高论
王利民
2014年9月24日
施一公，我这样的国家政权恐怖主义和奴隶主义双重压榨下的失败者，都跟他有过两
面之缘。第一次是2003年9月，我到他在普伦斯顿大学的实验室去面试。他称我要向
我的博士指导老师Wilfredo Colon道歉，他的这一点意见，都十一年了，我都不屑
理睬！他当时信心爆棚，称要是四十岁之前没拿到美国院士头衔的话，他就亏了。我
对他的这一豪言壮语一直都没有什么同鸣感，因此没去研究美国政权到底怎么栽培---
抑或是抑制---他的了。那时，我说，那你为何不回中国发展呢？他当时是没有任何回
答的。第二次是2005年下半年，我到了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做博士后（施以前也在此做过博士后），他回此处做了一学术报告，我也学习
了点。参加学术报告的人，少有洋人的身影，是对华人或中国人的一种蔑视。施教授
可能见到了我，因为他居然在不是跟我直接说话的情况下说了几句跟学术报告无关的
话，好像称什么在别人实验室里做自己的事，我的解读是：施看我居然也进了他曾经
进的地方，心里不爽，要找点我能明白的东西来刺痛我。
除此两次面对面接触之外，我对他当年给所谓温家宝总理的公开短信印象深刻。他在
向中国政府鼓吹一个貌似美国科研体制的管理模式。
加上今天看到的下面所转贴的施院士高论，我这个“失败者”来对施一公这个成功人士
来说点一戳到底的个人认识：施是一个所谓文革“浩劫”的鼓吹者；施是个忙于往高舔
的经营者，对普通人的命运是不屑一顾，只因为施自己是成功了的；施所吹捧的那些
教育、科研模式，是绝对（注：绝对）解决不了中国落后的根本问题的，反倒让中国
在教育、科研上都完全附庸、受控、服务于外界流氓霸权，反倒会导致中国更加落
后，然后导致中国和普通中国人更加被外强奴役和压榨。
中国要想强大，就要摆脱对流氓霸权“文明”的依赖和信仰，独立自主地搞自己的一
套，为本国和本国人民服务为根本出发点，以本国人民，包括普通人民每个成员，的
评议来作为本国政权、政策的评议体系，而不是处处关注外国政权、外国人怎么说中
国和中国人。概括起来，走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正版社会主义道
路，这样国家能腾飞，人民能安康。
不容置疑，我的这个分析、评议，对施一公院士没有表示尊重。但是，别忘了，我这
样被沦为“失败者”的失败者，是什么样的外界推手营造的？有些人只会把我这样的“失
败”完全归咎于我自己，只会栽赃嫁祸于他人他处，绝对不敢扯上国家政权恐怖主义和
经济命脉奴隶主义的边。
****以下是转贴别人所叙述的施一公院士高论。
9月16日，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三届年会在武汉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出席并就中国的创新人才培养发表演讲，以下为演
讲实录：
如今我们的GDP已经全球第二，但是看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作为一个国家
我们排在20名开外。我不知道在座的哪一位可以心安理得的面对这个数字。我们有14
亿人口，我们号称我们勤劳勇敢智慧，我们号称重视教育、重视科技、重视人才。我
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还可以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我们还是刚刚起步，文革刚刚结束
三十多年，但无论怎么样，我希望大家能有这样的意识，就是我们的科技实力、创新
能力、科技质量在世界上排在20名开外。
有的人或许会怀疑，认为我说的不对，会说我们都上天揽月、下海捉鳖了，怎么可能
创新不够，我们都高铁遍布祖国大地了，怎么可能科技实力排在20名开外。我想说的
是，你看到的指标和现象，这是经济实力决定的，不是科技实力决定的。我们占的是
什么优势，我们占的是经济体量的优势。请大家别忘了1900年我们签订《辛丑条约》
赔款九亿八千万白银的时候，中国的GDP也是世界第一，但大不代表强，这是我们面临
的一个沉重的现实。
我在海外的时候，只要有人说我的祖国的坏话，我会拼命去争论，因为我觉得我很爱
国。我四月份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上领奖，在晚宴的时候，跟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
聊天，谈到中国的科技发展，他很不屑一顾，我觉得很委屈、很愤懑，但是我轻描淡
写的说了一句：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登月已经实现了，你们在哪儿？但他回敬了一
句，让我说不出话。他说：施教授，如果我们有你们中国的经济体量，我们能把五百
个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来。
在国内，我觉得自己是个批判者，因为我很难容忍我们自己不居安思危。我们对国家
的科技实力和现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怎么发展，怎么办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并
形成一定的共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争论来争论去的层面。
首先我想讲，大学是核心。中国的大学很有意思，比如我所在的清华大学，学生从入
学开始，就要接受“就业引导教育”。堂堂清华大学，都要引导学生去就业，都让学生
脑子里时时刻刻有一根弦叫就业，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
业。就业只是一个出口，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就
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提供多少就业，跟大学没有直接关
系。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
地方。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
钻。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
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这个
国家出了大问题。管理学在清华、在北大、在整个中国都很热，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
一件事情。专科学校办学的理念，是培养专业人才，为行业输送螺丝钉，但大学是培
养大家之才，培养国家各个行业精英和领袖的地方，不能混淆。
学不以致用。你们没听错，我们以前太强调学以致用。我上大学的时候都觉得，学某
一门课没什么用，可以不用去上。其实在大学学习，尤其是本科的学习，从来就不是
为了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用不上，因为你无法预测将来，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技术革
新，你都是无法预测的，这个无法预测永远先发生，你预测出来就不叫创新。
大学里根本的导向出了大问题，那么怎么办？其实很简单，教育部给大学松绑。大学
多样化，政府不要把手伸的太长，不要一刀切，不要每个学校都就业引导，每个学校
都用就业这个指标考核领导，这对大学有严重干扰。
我对基础研究也有一个看法。我们国家非常强调成果转化，现在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加强转化”。但我想问一句，转化从哪儿来。我们的大学是因为有很多高新技术没有转
化成生产力呢，还是我们根本就不存在这些高新技术？我认为是后者。我们的大学现
在基础研究能力太差，转化不出来，不是缺乏转化，是没有可以转化的东西。
当一个大学教授有了一个成果，无论是多么基础的发明，只要有应用前景和产业转化
的可能，就会有跨国公司蜂拥而来，我就是个例子。我十四五年前，有个简单的、我
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发现，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动来找我。这些公司就像那些禁毒
的狗一样不停在闻，在看，在听，他们非常敏感，不可能漏掉一个有意义的发现。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大家没听错，今年在人
大会议我听到这个话后觉得心情很沉重。术业有专攻，我只懂我的基础研究，懂一点
教育，你让我去做经营管理，办公司、当总裁，这是把我的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
地方。人不可能一边做大学教授，一边做公司的管理人员，一边还要管金融。我们从
领导到学校，从中央到地方，在鼓励科技人员创办企业，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鼓励
科技人员把成果和专利转让给企业，他们可以以咨询的方式、科学顾问的方式参与，
但让他们自己出来做企业就本末倒置了。我想这个观点是有很多争议的，但是我笃信
无疑。
我可以举个例子，JosephGoldstein，因为发现了调控血液和细胞内胆固醇代谢的
LDL受体，获得1985年的诺贝尔奖获。他是美国很多大企业的幕后控制者，包括辉
瑞，现在非常富有，应该说是最强调转化的一个人。他两年之前在《科学》周刊上写
了一篇文章，抨击特别强调转化。他说转化是来自于基础研究，当没有强大的基础研
究的时候，如何能转化。他说，当他意识到基础研究有多么重要的时候，他就只是去
做基础研究，转化是水到渠成的，当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转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
苗助长。他列举了他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学医的学生做基础研究从而改变
了美国医疗制药史的过程，很有意思。
我们一定要看看历史，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史，也要去看科学发展史，看看各个国家强
大的地方是如何起来的，而不是想当然的拔苗助长。
创新人才的培养，也跟我们的文化氛围有关。我问大家一句，你们认为我们的文化鼓
励创新吗？我觉得不鼓励，我们的文化鼓励枪打出头鸟，当有人在出头的时候，比如
像我这样，特别是有人在攻击我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在看笑话。当一个人想创新的
时候，同样有这个问题。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议。科学跟民主是
两个概念，科学从来不看少数服从多数，在科学上的创新是需要勇气的。
三年前，我获得以色列一个奖后应邀去以色列大使馆参加庆祝酒会，期间大使先生跟
我大谈以色列人如何重视教育，我也跟他谈中国人也是如何的重视教育。他笑咪咪的
看着我说，你们的教育方式跟我们不一样。他给我举了原以色列总理Shimon Peres
的例子，说他小学的时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亲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今天你
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问题老师回答不上来，第二个你今天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老师
和同学们觉得印象深刻。我听了以后叹了口气，说我不得不承认，我的两个孩子每天
回来，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
我们有一千四百万中小学教师，我们虽然口口声声希望孩子培养创新、独立思考的思
维，但我们的老师真的希望孩子们多提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吗？这和我们的部分文
化，师道尊严又是矛盾的，所以我们在创新的路上的确还背负了沉重的文化枷锁。
我想我今天的意图已经达到了，但我想说我并不是悲观，其实我很乐观，我每天都在
鼓励自己，我们的国家很有前途，尤其是过去两年，我真切的看到希望。现在无论是
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教育领域深层次的思考和变革，这个大潮真正的开始了。在这样
的大潮中，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一件事就够了，实事求是的讲出自己的观点，在自己的
领域内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贡献。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会大有前途
王利民
2014年9月24日
施一公，我这样的国家政权恐怖主义和奴隶主义双重压榨下的失败者，都跟他有过两
面之缘。第一次是2003年9月，我到他在普伦斯顿大学的实验室去面试。他称我要向
我的博士指导老师Wilfredo Colon道歉，他的这一点意见，都十一年了，我都不屑
理睬！他当时信心爆棚，称要是四十岁之前没拿到美国院士头衔的话，他就亏了。我
对他的这一豪言壮语一直都没有什么同鸣感，因此没去研究美国政权到底怎么栽培---
抑或是抑制---他的了。那时，我说，那你为何不回中国发展呢？他当时是没有任何回
答的。第二次是2005年下半年，我到了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做博士后（施以前也在此做过博士后），他回此处做了一学术报告，我也学习
了点。参加学术报告的人，少有洋人的身影，是对华人或中国人的一种蔑视。施教授
可能见到了我，因为他居然在不是跟我直接说话的情况下说了几句跟学术报告无关的
话，好像称什么在别人实验室里做自己的事，我的解读是：施看我居然也进了他曾经
进的地方，心里不爽，要找点我能明白的东西来刺痛我。
除此两次面对面接触之外，我对他当年给所谓温家宝总理的公开短信印象深刻。他在
向中国政府鼓吹一个貌似美国科研体制的管理模式。
加上今天看到的下面所转贴的施院士高论，我这个“失败者”来对施一公这个成功人士
来说点一戳到底的个人认识：施是一个所谓文革“浩劫”的鼓吹者；施是个忙于往高舔
的经营者，对普通人的命运是不屑一顾，只因为施自己是成功了的；施所吹捧的那些
教育、科研模式，是绝对（注：绝对）解决不了中国落后的根本问题的，反倒让中国
在教育、科研上都完全附庸、受控、服务于外界流氓霸权，反倒会导致中国更加落
后，然后导致中国和普通中国人更加被外强奴役和压榨。
中国要想强大，就要摆脱对流氓霸权“文明”的依赖和信仰，独立自主地搞自己的一
套，为本国和本国人民服务为根本出发点，以本国人民，包括普通人民每个成员，的
评议来作为本国政权、政策的评议体系，而不是处处关注外国政权、外国人怎么说中
国和中国人。概括起来，走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正版社会主义道
路，这样国家能腾飞，人民能安康。
不容置疑，我的这个分析、评议，对施一公院士没有表示尊重。但是，别忘了，我这
样被沦为“失败者”的失败者，是什么样的外界推手营造的？有些人只会把我这样的“失
败”完全归咎于我自己，只会栽赃嫁祸于他人他处，绝对不敢扯上国家政权恐怖主义和
经济命脉奴隶主义的边。
****以下是转贴别人所叙述的施一公院士高论。
9月16日，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三届年会在武汉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出席并就中国的创新人才培养发表演讲，以下为演
讲实录：
如今我们的GDP已经全球第二，但是看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作为一个国家
我们排在20名开外。我不知道在座的哪一位可以心安理得的面对这个数字。我们有14
亿人口，我们号称我们勤劳勇敢智慧，我们号称重视教育、重视科技、重视人才。我
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还可以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我们还是刚刚起步，文革刚刚结束
三十多年，但无论怎么样，我希望大家能有这样的意识，就是我们的科技实力、创新
能力、科技质量在世界上排在20名开外。
有的人或许会怀疑，认为我说的不对，会说我们都上天揽月、下海捉鳖了，怎么可能
创新不够，我们都高铁遍布祖国大地了，怎么可能科技实力排在20名开外。我想说的
是，你看到的指标和现象，这是经济实力决定的，不是科技实力决定的。我们占的是
什么优势，我们占的是经济体量的优势。请大家别忘了1900年我们签订《辛丑条约》
赔款九亿八千万白银的时候，中国的GDP也是世界第一，但大不代表强，这是我们面临
的一个沉重的现实。
我在海外的时候，只要有人说我的祖国的坏话，我会拼命去争论，因为我觉得我很爱
国。我四月份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上领奖，在晚宴的时候，跟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
聊天，谈到中国的科技发展，他很不屑一顾，我觉得很委屈、很愤懑，但是我轻描淡
写的说了一句：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登月已经实现了，你们在哪儿？但他回敬了一
句，让我说不出话。他说：施教授，如果我们有你们中国的经济体量，我们能把五百
个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来。
在国内，我觉得自己是个批判者，因为我很难容忍我们自己不居安思危。我们对国家
的科技实力和现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怎么发展，怎么办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并
形成一定的共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争论来争论去的层面。
首先我想讲，大学是核心。中国的大学很有意思，比如我所在的清华大学，学生从入
学开始，就要接受“就业引导教育”。堂堂清华大学，都要引导学生去就业，都让学生
脑子里时时刻刻有一根弦叫就业，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
业。就业只是一个出口，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就
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提供多少就业，跟大学没有直接关
系。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
地方。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
钻。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
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这个
国家出了大问题。管理学在清华、在北大、在整个中国都很热，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
一件事情。专科学校办学的理念，是培养专业人才，为行业输送螺丝钉，但大学是培
养大家之才，培养国家各个行业精英和领袖的地方，不能混淆。
学不以致用。你们没听错，我们以前太强调学以致用。我上大学的时候都觉得，学某
一门课没什么用，可以不用去上。其实在大学学习，尤其是本科的学习，从来就不是
为了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用不上，因为你无法预测将来，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技术革
新，你都是无法预测的，这个无法预测永远先发生，你预测出来就不叫创新。
大学里根本的导向出了大问题，那么怎么办？其实很简单，教育部给大学松绑。大学
多样化，政府不要把手伸的太长，不要一刀切，不要每个学校都就业引导，每个学校
都用就业这个指标考核领导，这对大学有严重干扰。
我对基础研究也有一个看法。我们国家非常强调成果转化，现在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加强转化”。但我想问一句，转化从哪儿来。我们的大学是因为有很多高新技术没有转
化成生产力呢，还是我们根本就不存在这些高新技术？我认为是后者。我们的大学现
在基础研究能力太差，转化不出来，不是缺乏转化，是没有可以转化的东西。
当一个大学教授有了一个成果，无论是多么基础的发明，只要有应用前景和产业转化
的可能，就会有跨国公司蜂拥而来，我就是个例子。我十四五年前，有个简单的、我
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发现，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动来找我。这些公司就像那些禁毒
的狗一样不停在闻，在看，在听，他们非常敏感，不可能漏掉一个有意义的发现。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大家没听错，今年在人
大会议我听到这个话后觉得心情很沉重。术业有专攻，我只懂我的基础研究，懂一点
教育，你让我去做经营管理，办公司、当总裁，这是把我的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
地方。人不可能一边做大学教授，一边做公司的管理人员，一边还要管金融。我们从
领导到学校，从中央到地方，在鼓励科技人员创办企业，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鼓励
科技人员把成果和专利转让给企业，他们可以以咨询的方式、科学顾问的方式参与，
但让他们自己出来做企业就本末倒置了。我想这个观点是有很多争议的，但是我笃信
无疑。
我可以举个例子，JosephGoldstein，因为发现了调控血液和细胞内胆固醇代谢的
LDL受体，获得1985年的诺贝尔奖获。他是美国很多大企业的幕后控制者，包括辉
瑞，现在非常富有，应该说是最强调转化的一个人。他两年之前在《科学》周刊上写
了一篇文章，抨击特别强调转化。他说转化是来自于基础研究，当没有强大的基础研
究的时候，如何能转化。他说，当他意识到基础研究有多么重要的时候，他就只是去
做基础研究，转化是水到渠成的，当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转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
苗助长。他列举了他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学医的学生做基础研究从而改变
了美国医疗制药史的过程，很有意思。
我们一定要看看历史，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史，也要去看科学发展史，看看各个国家强
大的地方是如何起来的，而不是想当然的拔苗助长。
创新人才的培养，也跟我们的文化氛围有关。我问大家一句，你们认为我们的文化鼓
励创新吗？我觉得不鼓励，我们的文化鼓励枪打出头鸟，当有人在出头的时候，比如
像我这样，特别是有人在攻击我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在看笑话。当一个人想创新的
时候，同样有这个问题。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议。科学跟民主是
两个概念，科学从来不看少数服从多数，在科学上的创新是需要勇气的。
三年前，我获得以色列一个奖后应邀去以色列大使馆参加庆祝酒会，期间大使先生跟
我大谈以色列人如何重视教育，我也跟他谈中国人也是如何的重视教育。他笑咪咪的
看着我说，你们的教育方式跟我们不一样。他给我举了原以色列总理Shimon Peres
的例子，说他小学的时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亲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今天你
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问题老师回答不上来，第二个你今天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老师
和同学们觉得印象深刻。我听了以后叹了口气，说我不得不承认，我的两个孩子每天
回来，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
我们有一千四百万中小学教师，我们虽然口口声声希望孩子培养创新、独立思考的思
维，但我们的老师真的希望孩子们多提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吗？这和我们的部分文
化，师道尊严又是矛盾的，所以我们在创新的路上的确还背负了沉重的文化枷锁。
我想我今天的意图已经达到了，但我想说我并不是悲观，其实我很乐观，我每天都在
鼓励自己，我们的国家很有前途，尤其是过去两年，我真切的看到希望。现在无论是
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教育领域深层次的思考和变革，这个大潮真正的开始了。在这样
的大潮中，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一件事就够了，实事求是的讲出自己的观点，在自己的
领域内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贡献。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会大有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