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美国让我第一次感觉身在异乡zz# Returnee - 海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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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
我第一次到美国是在40年前。那是1977年的夏天，我20岁。吉米·卡特(Jimmy Carter)
已于数月前入主白宫。我和五个朋友在宾夕法尼亚州伯利恒租了一辆房车，遵从佛利伍
麦克(Fleetwood Mac)那专横的命令——那年夏天传遍街头巷尾的金曲《不要停》(Don
’t Stop)——疯狂开往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再开回去。埃尔维斯·普莱斯利(
Elvis Presley)在孟菲斯去世那天——1977年8月16日——我们正驾车穿越南方，离得
不太远。但我们因为英文水平不济而错过了那条消息。
自那以来，我在英语方面取得了进步，也曾多次重访美国。我曾以游客、居民、丈
夫、父亲和儿子的身份前来——1987年，我的父母命我开车带他们在亚利桑那州各处逛
了两个星期。我曾以记者、教师、讲师和作家的身份前来（我写了一本书讲述1990年代
中期在美国无忧无虑的生活。）
我为了研讨会和长途火车旅行而来——从缅因州的波特兰到俄勒冈州的波特兰，从
华盛顿特区到华盛顿州。我为总统选举、巡回签售会、体育盛事和采访而来。我记得在
洛杉矶遇到的不喜欢我的麦当娜(Madonna)，还有在水牛城遇到的布鲁斯·斯普林斯汀(
Bruce Springsteen)，调音期间他让E大街乐队(E Street Band)“为我们的意大利客人
”表演《迷失于洪流》(Lost in the Flood)。
这一次，我为一场旨在促进欧洲和北美开展对话的年度大会而来。共有来自30多个
国家的百余名政治领导人以及工业、金融业、学界和媒体界的专业人士到会。我们一起
度过了美好的三天。你一眼就能分清美国人与欧洲人——穿衬衫和轻盈夏裙的主人，与
穿毛衣和风衣抵御猛烈的空调冷风的客人。主会议室很大。但还不够大。里边有一头金
色大象，其身影令人挥之不去。他的名字叫唐纳德·特朗普。
40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常常到访美国的我本以为，自己已经体验过这个国家的每
一种氛围。但我错了。我从未见过如此以自我为中心的美国人。一个在此刻身处美国的
欧洲人赶上了一个古怪的时机。人人都很友好，议程中也有一些跨大西洋议题。但美国
人的心思似乎在别的地方——往东几英里处的白宫周围。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似乎仍在
设法慢慢习惯自己的新总统——不论是敌是友。大会第三天关于欧盟未来的讨论，就像
某个周五下午的数学课一样激起了兴奋之情。
不管你怎么看特朗普，他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很难被约束。他正利用去年11月
的意外收获做他猛然想到的任何事情。他完全不可预测。他的支持者享受这一点；他的
反对者则不然。但每个人都感到迷惑。我曾经或许有些天真地以为，这个国家，或者至
少是大多数与时俱进的国人，眼下应该已经归于平静。错了——我遇到的人和七个月前
一样茫然。
我们相遇之时，特朗普总统正宣布会让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那是在他未表态支
持北约第五条的几天后——该条款规定，对一个缔约国的攻击会被视为对全体缔约国的
攻击。阿肯色州的一些选民或许并不在意，但我们与会的大多数人都很在意。
我试图传递一个欧洲人对特朗普的说辞的观感。美国人或许会讨论“美国优先”这
一让人联想起法西斯主义的字眼是否妥当，但欧洲人更关心的不是措辞，而是措辞背后
的意图。如果美国优先，那欧洲是处于第二位或第三位吗？还是说排在后边？
一种新的美国例外主义？更有可能的是，一种反复重现的美国式虚妄：要自给自足
。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陆军中将H·R·麦克马斯特(H.R. McMaster)和国家经济委
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席加里·科恩(Gary Cohn)在《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上撰文称，“这个世界不是‘全球社区’，而是各国政府、非
政府力量以及企业为了利益参与其中、相互竞逐的竞技场。”真的吗？你们如何看待美
国和欧洲——携手——击败了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它们如何发展壮大、为本国公民创
造财富？是相互帮助还是“为了利益而在一个竞技场上相互竞逐”？
或许这仅仅是一种修辞，或许欧洲人的反应更加感性而非理性。但如果你和某人—
—可以是一个合作伙伴，一个朋友，或者一个友邦——相识已有40载，情感是很重要的
。当我思及这些情感，思及跨大西洋地区团结一致的精神时，我会回想起从9·11事件
到注定没有好结果的入侵伊拉克之间的那些岁月。北约成员国曾一道进驻阿富汗，同仇
敌忾地应对我们共同的安全——更重要的是我们共同的价值观——所遭遇的挑战。
那种情感已经褪色，但我一直希望它在挑战降临之际重现：鉴于我们有太多共通之
处——历史和民主，自由和法治——而世界又如此混乱，精诚团结至关重要。现如今穿
行于美国，我担心那种情感已经消失了。但我随即意识到——我来这儿待这么长时间，
有着充分的理由。
最后那个晚上，我和几个新认识的美国朋友聊天。“美国时不时地忘记欧洲这个老
伙计，和世界上的一些新伙伴坠入爱河，”我说。“在1980年代是日本，在1990年代是
俄罗斯，在2000年代是中国。去吧，尽管去风流快活！但别忘了——跟你们结婚的是我
们。”
已于数月前入主白宫。我和五个朋友在宾夕法尼亚州伯利恒租了一辆房车，遵从佛利伍
麦克(Fleetwood Mac)那专横的命令——那年夏天传遍街头巷尾的金曲《不要停》(Don
’t Stop)——疯狂开往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再开回去。埃尔维斯·普莱斯利(
Elvis Presley)在孟菲斯去世那天——1977年8月16日——我们正驾车穿越南方，离得
不太远。但我们因为英文水平不济而错过了那条消息。
自那以来，我在英语方面取得了进步，也曾多次重访美国。我曾以游客、居民、丈
夫、父亲和儿子的身份前来——1987年，我的父母命我开车带他们在亚利桑那州各处逛
了两个星期。我曾以记者、教师、讲师和作家的身份前来（我写了一本书讲述1990年代
中期在美国无忧无虑的生活。）
我为了研讨会和长途火车旅行而来——从缅因州的波特兰到俄勒冈州的波特兰，从
华盛顿特区到华盛顿州。我为总统选举、巡回签售会、体育盛事和采访而来。我记得在
洛杉矶遇到的不喜欢我的麦当娜(Madonna)，还有在水牛城遇到的布鲁斯·斯普林斯汀(
Bruce Springsteen)，调音期间他让E大街乐队(E Street Band)“为我们的意大利客人
”表演《迷失于洪流》(Lost in the Flood)。
这一次，我为一场旨在促进欧洲和北美开展对话的年度大会而来。共有来自30多个
国家的百余名政治领导人以及工业、金融业、学界和媒体界的专业人士到会。我们一起
度过了美好的三天。你一眼就能分清美国人与欧洲人——穿衬衫和轻盈夏裙的主人，与
穿毛衣和风衣抵御猛烈的空调冷风的客人。主会议室很大。但还不够大。里边有一头金
色大象，其身影令人挥之不去。他的名字叫唐纳德·特朗普。
40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常常到访美国的我本以为，自己已经体验过这个国家的每
一种氛围。但我错了。我从未见过如此以自我为中心的美国人。一个在此刻身处美国的
欧洲人赶上了一个古怪的时机。人人都很友好，议程中也有一些跨大西洋议题。但美国
人的心思似乎在别的地方——往东几英里处的白宫周围。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似乎仍在
设法慢慢习惯自己的新总统——不论是敌是友。大会第三天关于欧盟未来的讨论，就像
某个周五下午的数学课一样激起了兴奋之情。
不管你怎么看特朗普，他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很难被约束。他正利用去年11月
的意外收获做他猛然想到的任何事情。他完全不可预测。他的支持者享受这一点；他的
反对者则不然。但每个人都感到迷惑。我曾经或许有些天真地以为，这个国家，或者至
少是大多数与时俱进的国人，眼下应该已经归于平静。错了——我遇到的人和七个月前
一样茫然。
我们相遇之时，特朗普总统正宣布会让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那是在他未表态支
持北约第五条的几天后——该条款规定，对一个缔约国的攻击会被视为对全体缔约国的
攻击。阿肯色州的一些选民或许并不在意，但我们与会的大多数人都很在意。
我试图传递一个欧洲人对特朗普的说辞的观感。美国人或许会讨论“美国优先”这
一让人联想起法西斯主义的字眼是否妥当，但欧洲人更关心的不是措辞，而是措辞背后
的意图。如果美国优先，那欧洲是处于第二位或第三位吗？还是说排在后边？
一种新的美国例外主义？更有可能的是，一种反复重现的美国式虚妄：要自给自足
。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陆军中将H·R·麦克马斯特(H.R. McMaster)和国家经济委
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席加里·科恩(Gary Cohn)在《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上撰文称，“这个世界不是‘全球社区’，而是各国政府、非
政府力量以及企业为了利益参与其中、相互竞逐的竞技场。”真的吗？你们如何看待美
国和欧洲——携手——击败了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它们如何发展壮大、为本国公民创
造财富？是相互帮助还是“为了利益而在一个竞技场上相互竞逐”？
或许这仅仅是一种修辞，或许欧洲人的反应更加感性而非理性。但如果你和某人—
—可以是一个合作伙伴，一个朋友，或者一个友邦——相识已有40载，情感是很重要的
。当我思及这些情感，思及跨大西洋地区团结一致的精神时，我会回想起从9·11事件
到注定没有好结果的入侵伊拉克之间的那些岁月。北约成员国曾一道进驻阿富汗，同仇
敌忾地应对我们共同的安全——更重要的是我们共同的价值观——所遭遇的挑战。
那种情感已经褪色，但我一直希望它在挑战降临之际重现：鉴于我们有太多共通之
处——历史和民主，自由和法治——而世界又如此混乱，精诚团结至关重要。现如今穿
行于美国，我担心那种情感已经消失了。但我随即意识到——我来这儿待这么长时间，
有着充分的理由。
最后那个晚上，我和几个新认识的美国朋友聊天。“美国时不时地忘记欧洲这个老
伙计，和世界上的一些新伙伴坠入爱河，”我说。“在1980年代是日本，在1990年代是
俄罗斯，在2000年代是中国。去吧，尽管去风流快活！但别忘了——跟你们结婚的是我
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