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梦”已成神话 (转载)# Stock
x*g
1 楼
【 以下文字转载自 Military 讨论区 】
文/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美国的不平等程度正处于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点。不管你如何解读，收入最高的
人群正享用着更大的一块蛋糕；位于贫困线以下的人群正在扩大。中值收入和最高收入
人群之间的差距也在拉大。美国曾经认为自己是一个中产阶级国家，但情况已不再是这
样了。
经济学家们引用“边际生产率理论”（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为此类差
异提供理由，该理论用更大的社会贡献来解释更高的收入。但那些提供推动技术进步的
知识、从而真正改变我们的社会的人，得到的报酬相对微薄。想想激光、图灵机的发明
人，或者DNA的发现者吧。华尔街高薪人士的创新把全球经济推向毁灭的边缘，可这些
金融企业家们照样揣着巨额收入一走了事。
如果滴漏（Trickle-down）经济学有一点点道理的话，人们对于不平等的心态或许
会好一点。但美国人如今的收入中值不及15年以前；全职男性员工的收入中值低于40多
年前。与此同时，那些收入最高的人群从未像现在这样富有。
一些人辩称，不平等程度加剧是市场不可避免的副产品。错：有好几个国家在降低
不平等程度的同时保持了经济增长。
市场是用游戏规则塑造而成的。我们的政治体制制定了造福于富人、而让其他人付
出代价的规则。金融监管听任掠夺性的放贷和欺骗性的信用卡业务实践泛滥，从而让金
钱从底层向顶层转移。为衍生品提供优先权的破产法也是如此。全球化的规则（资金可
以自由流动，但员工不可以）加剧了本已巨大的议价不对称性：企业威胁，除非员工做
出巨大让步，否则将离开所在国家。
教科书告诉我们，只有放弃增长或效率，我们才能拥有一个更平等的社会。然而，
更仔细的分析显示，我们正为不平等付出巨大代价：它加剧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不稳
定，也加剧了增长放缓。拥有最健康经济的西方国家（例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也
是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
在二战后不平等程度较低的那几十年里，美国经济的增速远远快于1980年以后。
1980年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超出比例地流向收入最高人群。从各个国家的长期数
据来看，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平等、增长和稳定之间似乎存在着一定联系。
从好的方面来看：通过减少“寻租”（设法分得更大一块蛋糕，而不是把蛋糕做得
更大），减少给美国带来这么多不平等的扭曲机制，我们可以让美国社会更加公平，也
让美国经济运转得更好。针对投机者的税率，尚不及挣钱谋生者和创新者适用税率的一
半，这样的法律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我们的价值观，但也扭曲了我们的经济，鼓励年轻
人投机，而不是投入生产活动。因为顶层有这么多收入来自“寻租”，因此对收入最高
人群征更高的税会抑制“寻租”。
过去，人们觉得美国遍地是机会。可在如今的美国，一个孩子在人生机遇方面依赖
父母收入的程度，超过欧洲或有数据记录的其他任何发达工业国家。昔日的美国努力创
造机会均等的“美国梦”。但如今，“美国梦”只是个神话。
美国能够再次变成一个遍地是机会的地方，但这种变化不会自动发生。只要我们还
在实行这样的政策——削减公共教育和有助于增加中下层发展机会的其他项目、同时削
减收入最高人群适用的税率——这种变化就不会发生。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
（Barack Obama）支持公共教育等投资，并支持“巴菲特规则”（要求针对收入最高人
群的所得税税率至少达到普通人的水平），这些举措的方向都是正确的。共和党总统候
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提出要裁减公务员，同时在另一个问题上（投
机产生的资本利得适用税率是否应低于辛勤工作所得）保持沉默，这些都令人担忧。
美国将不得不面临一个抉择：如果继续走近几十年的老路，机会的匮乏将意味着社
会分化更加严重，经济增长率降低，社会、政治和经济更加不稳定。抑或，美国可以意
识到：经济已失衡。黄金时代之后迎来进步时代，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
）的过分行为引发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而大萧条又引出罗斯福新政（New
Deal）。每次发现自己正走向极端之后，这个国家都把自己拉回了正常轨道。问题是，
这一次还会这样吗？
文/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美国的不平等程度正处于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点。不管你如何解读，收入最高的
人群正享用着更大的一块蛋糕；位于贫困线以下的人群正在扩大。中值收入和最高收入
人群之间的差距也在拉大。美国曾经认为自己是一个中产阶级国家，但情况已不再是这
样了。
经济学家们引用“边际生产率理论”（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为此类差
异提供理由，该理论用更大的社会贡献来解释更高的收入。但那些提供推动技术进步的
知识、从而真正改变我们的社会的人，得到的报酬相对微薄。想想激光、图灵机的发明
人，或者DNA的发现者吧。华尔街高薪人士的创新把全球经济推向毁灭的边缘，可这些
金融企业家们照样揣着巨额收入一走了事。
如果滴漏（Trickle-down）经济学有一点点道理的话，人们对于不平等的心态或许
会好一点。但美国人如今的收入中值不及15年以前；全职男性员工的收入中值低于40多
年前。与此同时，那些收入最高的人群从未像现在这样富有。
一些人辩称，不平等程度加剧是市场不可避免的副产品。错：有好几个国家在降低
不平等程度的同时保持了经济增长。
市场是用游戏规则塑造而成的。我们的政治体制制定了造福于富人、而让其他人付
出代价的规则。金融监管听任掠夺性的放贷和欺骗性的信用卡业务实践泛滥，从而让金
钱从底层向顶层转移。为衍生品提供优先权的破产法也是如此。全球化的规则（资金可
以自由流动，但员工不可以）加剧了本已巨大的议价不对称性：企业威胁，除非员工做
出巨大让步，否则将离开所在国家。
教科书告诉我们，只有放弃增长或效率，我们才能拥有一个更平等的社会。然而，
更仔细的分析显示，我们正为不平等付出巨大代价：它加剧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不稳
定，也加剧了增长放缓。拥有最健康经济的西方国家（例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也
是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
在二战后不平等程度较低的那几十年里，美国经济的增速远远快于1980年以后。
1980年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超出比例地流向收入最高人群。从各个国家的长期数
据来看，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平等、增长和稳定之间似乎存在着一定联系。
从好的方面来看：通过减少“寻租”（设法分得更大一块蛋糕，而不是把蛋糕做得
更大），减少给美国带来这么多不平等的扭曲机制，我们可以让美国社会更加公平，也
让美国经济运转得更好。针对投机者的税率，尚不及挣钱谋生者和创新者适用税率的一
半，这样的法律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我们的价值观，但也扭曲了我们的经济，鼓励年轻
人投机，而不是投入生产活动。因为顶层有这么多收入来自“寻租”，因此对收入最高
人群征更高的税会抑制“寻租”。
过去，人们觉得美国遍地是机会。可在如今的美国，一个孩子在人生机遇方面依赖
父母收入的程度，超过欧洲或有数据记录的其他任何发达工业国家。昔日的美国努力创
造机会均等的“美国梦”。但如今，“美国梦”只是个神话。
美国能够再次变成一个遍地是机会的地方，但这种变化不会自动发生。只要我们还
在实行这样的政策——削减公共教育和有助于增加中下层发展机会的其他项目、同时削
减收入最高人群适用的税率——这种变化就不会发生。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
（Barack Obama）支持公共教育等投资，并支持“巴菲特规则”（要求针对收入最高人
群的所得税税率至少达到普通人的水平），这些举措的方向都是正确的。共和党总统候
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提出要裁减公务员，同时在另一个问题上（投
机产生的资本利得适用税率是否应低于辛勤工作所得）保持沉默，这些都令人担忧。
美国将不得不面临一个抉择：如果继续走近几十年的老路，机会的匮乏将意味着社
会分化更加严重，经济增长率降低，社会、政治和经济更加不稳定。抑或，美国可以意
识到：经济已失衡。黄金时代之后迎来进步时代，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
）的过分行为引发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而大萧条又引出罗斯福新政（New
Deal）。每次发现自己正走向极端之后，这个国家都把自己拉回了正常轨道。问题是，
这一次还会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