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 人口问题造成经济衰退#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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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a6617910102vep9.html?tj=fina
■2015年全面放开生育，停废社会抚养费征收，改计划生育系统为鼓励生育机构
■重启和恢复城市化进程及其红利
■充分发挥人才和人力资本红利，推动经济增长
■强力推进创新战略，争取创新红利，超越人口红利下行对经济增长的拖累
经过对大量数据及其流程的分析，我们认为，人口增缓、老化和流动不畅，可能会
造成经济长期和深度的衰退。
中国人口先衰造成经济下行
有学者说，经济增长速度是因为按照德、日、韩、台等经验，中国以购买力平价计
算的人均GDP接近了他们1.1万美元的发展水平而跌下来的，这值得商榷。下行的首要原
因是，人口生育率下降，婴儿和青少年人口大规模萎缩，人口增速放慢，老龄化，劳动
年龄人口减少造成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大陆高增长结束时人口比韩台老化。中国2011年人口生育率和增长率，
高于韩国，低于台湾高增长结束之2002年和1997年。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高于韩
国和台湾，人口中位年龄比韩国和台湾要老11-12岁。
（2）中国大陆高增长结束时，发展水平低于韩台的一半。韩国和台湾按汇率计算
的人均GDP已经分别达到1.2万和1.4万美元。而我们2011年人均汇率计算的GDP只有5414
美元。
（3）消费活跃和年轻劳动力人口大规模减少。一是0-14岁人口，2013比1982年净
减少11830万人；收入边际储蓄率高、传统消费型的65岁以上人口从4991万人，增加到
了13199万人。二是最有活力和学习能力的19-22岁人口在2009年达到1亿的顶峰之后已
经开始快速减少，到2018年将只剩下5000多万。据最近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研究，中国到
2030年，将会出现多达2450万的劳动力短缺。
（4）中国大陆高增长时间比韩台短9-14年。台韩经济分别从1951年和1961年开始
加速增长，1997年和2002年各自从8%的速度跌下来。我们如果从1979年算起，2011年，
即33年后从8%速度跌下来。
那么，这样的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会有什么影响呢？结果是经济增长速度下
降，持续不断地衰退。这将会导致：
（1）从消费方面看，婴儿、儿童、小学、中学等生活和教育消费开始增长疲软和
萎缩。普通小学在校生，2013年比1979年净减少5303万人。目前普通小学在校人数每年
以300万-400万人的数量在萎缩，以后规模会越来越大。未来连续的问题是，大学教育
将会过剩和萎缩；后来就业的工厂等程度不同地会开始过剩并倒闭；住宅刚性需求在
2015年顶峰后回落，房地产会萧条。
（2）从劳动力供给看，劳动力会形成短缺并老化，工资持续上升，经济竞争的劳
动力红利下降，而产品中所含的养老成本将急剧上升。从2012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
每年以350万左右的规模减少。由于劳动力增长和供给的放缓和减少，农民工工资从
2008年的1340元增加到2013年的2609元。产业成本急剧上升，出口竞争力大幅度下降。
从德、日、韩、台的发展过程看，他们有的没有对人口增长进行控制，有的即使出
台了指导性的计划生育，也未能得以真正实施。但分析相关数据，他们无一例外地，都
进入了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社会；也无一例外地在此时，经济增速降到了8%以下，并很
快跌入了平均4%的速度区间。而我们在人口增速会自然降低下来的变化趋势上，又人为
地强制推行了计划生育，结果必然是“未富先老，未强先衰”。从未来变化推测，这样
的经济衰退，可能是长时间的，并且幅度有可能较大。
人口城市化推动力已丧失
韩国和台湾8%经济增长速度结束之2002年和1997年，其人口城市化水平不约而同地
是80%。国内学者也提出，中国人口名义和实际的城市化为50%多和35%左右，到80%，应
当还会以8%以上的速度高增长15-20年。但我们的分析结论却令人十分忧虑。
人口向城镇流动，其居住增加导致房地产蓬勃发展，以及财富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
高，是推动经济高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之一。然而，分析显示：（1）城镇中的住宅供
应量已经严重过剩。扣除拆除的住宅后，2014年底城镇的各类住宅，总量约为2.33亿-2
.63亿套。城镇2014年如果按照增加1000万人口计算，为74111万人，3口人一家，约为2
.47亿户，户均0.94到1.06套住宅。从2014年底，正在施工和新开工的面积计算，又有
5947万套的潜在供给，竣工后将又有2.92亿-3.22亿套住宅，可以满足8.76亿-9.22亿人
口居住。（2）农民工总体上买不起城镇的住宅，大多数进城农民只是出来常住打工。3
亿左右的农民工及其家庭，在工作地买房的只有0.9%，在靠近原住地的县城等买房的只
有15%左右。2013年农村农民买房的房价收入比为17.53年，城镇农民工房价收入比为10
年。总体上买不起城镇住宅。2013年城镇农民工平均消费支出中，50%用于房租。2014
年，扣除约700万套库存和农民工所购买的约1600万套，1.14万户城镇居民中，约13%家
庭租房，66%为1套房，21%的2394万多套房家庭，拥有5.6-6.9套住宅。城镇住宅分配严
重不公。
中国与德日韩台市民化的城市化根本不同，是“青出老回”“未化先滞”。（1）
土地产权不明和配置方式扭曲，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导致农民总体上没有得到土地财产
性收益，加之房价畸高，创业资本不足，没有能力去购买城镇的住宅。（2）人口流程
实际是青年出村老年回，总体上并没能成为最终居住在城镇的市民。将有3亿-4亿人口
，代际出回循环，比城镇老年人口财富和消费低33%左右，形成巨额的消费塌陷。
解决思路与对策
中国经济下行，不是正常体制结构国家和地区的单纯过冷问题，而是发展中人口过
快萎缩和提前衰老以及人口城市化不畅所致。治疗的思路和办法如下：
第一，2015年全面放开生育，停废社会抚养费征收，改计划生育系统为鼓励生育机
构。这将带来几个好处：（1）对刺激经济增长有益。全面放开，将会增加婴儿，体检
、妇产、奶粉、玩具、其他儿童用品，生活和教育消费逐年上升。人们创业和工作的积
极性会强化，家政就业会增加。（2）放开生育符合中华民族长远的安全和竞争利益。
印度本世纪末时，高中低三个预测，人口可能在18亿-23亿之间，美国可能达到5亿-6亿
，而中国如果下降至8亿，经济发展有可能受到印度崛起的夹击，并且经济实力又会被
美国所超过。（3）全面放开不会导致人口暴增。从单独二孩政策以来，预计这部分生
育200万左右，结果只有60多万。人们考虑抚养成本，不愿意生二孩。从台韩的实践看
，即使政府鼓励，都难以提高生育率。
第二，重启和恢复城市化进程及其红利。2015年，除北上广深外，彻底取消户籍管
制；加快推进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小城镇和小城市率先落实负面清单管理，改善创业和
企业经营环境，发展和活跃县域经济；改革农村土地制度，让农民有财产性收益；改地
方财政土地出让金为房地产税体制，探索压缩中央专项，并扩大对县级财政直接一般性
转移支付的制度，控制住地价再度暴涨，逐步提高农民工家庭的收入水平，推进农民进
入县城和小城市，实现就业和住房，并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配套等方面实现市民化的
城市化。
第三，充分发挥人才和人力资本红利，推动经济增长。虽然我们的人口红利逆转下
行，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和海外留学，使中华民族积累了规模巨大的人才和人力
资本。加快改革高等和职业教育体制和内容，培养创新型人才和制造业服务业升级需要
的高素质劳动力；改变我们各行各业不利于创新创业的体制、机制和潜规则环境，吸引
留学生归国创业创新。
第四，强力推进创新战略，争取创新红利，超越人口红利下行对经济增长的拖累。
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收益下降，资源和环境约束越来越大，人口红利逆转。对此，只有
保持创新自信，最大力度地改革体制机制，明晰知识产权，形成利益激励，国家投入基
础研究和重点项目，企业成为创新主体，促进新技术市场化和产业化，使新产业蓬勃发
展，技术进步弯道超车，将目前中国在全球的竞争力从30位左右，提升到10位以内，我
们才有可能在经济增长的下行困境中突围。
■2015年全面放开生育，停废社会抚养费征收，改计划生育系统为鼓励生育机构
■重启和恢复城市化进程及其红利
■充分发挥人才和人力资本红利，推动经济增长
■强力推进创新战略，争取创新红利，超越人口红利下行对经济增长的拖累
经过对大量数据及其流程的分析，我们认为，人口增缓、老化和流动不畅，可能会
造成经济长期和深度的衰退。
中国人口先衰造成经济下行
有学者说，经济增长速度是因为按照德、日、韩、台等经验，中国以购买力平价计
算的人均GDP接近了他们1.1万美元的发展水平而跌下来的，这值得商榷。下行的首要原
因是，人口生育率下降，婴儿和青少年人口大规模萎缩，人口增速放慢，老龄化，劳动
年龄人口减少造成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大陆高增长结束时人口比韩台老化。中国2011年人口生育率和增长率，
高于韩国，低于台湾高增长结束之2002年和1997年。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高于韩
国和台湾，人口中位年龄比韩国和台湾要老11-12岁。
（2）中国大陆高增长结束时，发展水平低于韩台的一半。韩国和台湾按汇率计算
的人均GDP已经分别达到1.2万和1.4万美元。而我们2011年人均汇率计算的GDP只有5414
美元。
（3）消费活跃和年轻劳动力人口大规模减少。一是0-14岁人口，2013比1982年净
减少11830万人；收入边际储蓄率高、传统消费型的65岁以上人口从4991万人，增加到
了13199万人。二是最有活力和学习能力的19-22岁人口在2009年达到1亿的顶峰之后已
经开始快速减少，到2018年将只剩下5000多万。据最近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研究，中国到
2030年，将会出现多达2450万的劳动力短缺。
（4）中国大陆高增长时间比韩台短9-14年。台韩经济分别从1951年和1961年开始
加速增长，1997年和2002年各自从8%的速度跌下来。我们如果从1979年算起，2011年，
即33年后从8%速度跌下来。
那么，这样的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会有什么影响呢？结果是经济增长速度下
降，持续不断地衰退。这将会导致：
（1）从消费方面看，婴儿、儿童、小学、中学等生活和教育消费开始增长疲软和
萎缩。普通小学在校生，2013年比1979年净减少5303万人。目前普通小学在校人数每年
以300万-400万人的数量在萎缩，以后规模会越来越大。未来连续的问题是，大学教育
将会过剩和萎缩；后来就业的工厂等程度不同地会开始过剩并倒闭；住宅刚性需求在
2015年顶峰后回落，房地产会萧条。
（2）从劳动力供给看，劳动力会形成短缺并老化，工资持续上升，经济竞争的劳
动力红利下降，而产品中所含的养老成本将急剧上升。从2012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
每年以350万左右的规模减少。由于劳动力增长和供给的放缓和减少，农民工工资从
2008年的1340元增加到2013年的2609元。产业成本急剧上升，出口竞争力大幅度下降。
从德、日、韩、台的发展过程看，他们有的没有对人口增长进行控制，有的即使出
台了指导性的计划生育，也未能得以真正实施。但分析相关数据，他们无一例外地，都
进入了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社会；也无一例外地在此时，经济增速降到了8%以下，并很
快跌入了平均4%的速度区间。而我们在人口增速会自然降低下来的变化趋势上，又人为
地强制推行了计划生育，结果必然是“未富先老，未强先衰”。从未来变化推测，这样
的经济衰退，可能是长时间的，并且幅度有可能较大。
人口城市化推动力已丧失
韩国和台湾8%经济增长速度结束之2002年和1997年，其人口城市化水平不约而同地
是80%。国内学者也提出，中国人口名义和实际的城市化为50%多和35%左右，到80%，应
当还会以8%以上的速度高增长15-20年。但我们的分析结论却令人十分忧虑。
人口向城镇流动，其居住增加导致房地产蓬勃发展，以及财富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
高，是推动经济高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之一。然而，分析显示：（1）城镇中的住宅供
应量已经严重过剩。扣除拆除的住宅后，2014年底城镇的各类住宅，总量约为2.33亿-2
.63亿套。城镇2014年如果按照增加1000万人口计算，为74111万人，3口人一家，约为2
.47亿户，户均0.94到1.06套住宅。从2014年底，正在施工和新开工的面积计算，又有
5947万套的潜在供给，竣工后将又有2.92亿-3.22亿套住宅，可以满足8.76亿-9.22亿人
口居住。（2）农民工总体上买不起城镇的住宅，大多数进城农民只是出来常住打工。3
亿左右的农民工及其家庭，在工作地买房的只有0.9%，在靠近原住地的县城等买房的只
有15%左右。2013年农村农民买房的房价收入比为17.53年，城镇农民工房价收入比为10
年。总体上买不起城镇住宅。2013年城镇农民工平均消费支出中，50%用于房租。2014
年，扣除约700万套库存和农民工所购买的约1600万套，1.14万户城镇居民中，约13%家
庭租房，66%为1套房，21%的2394万多套房家庭，拥有5.6-6.9套住宅。城镇住宅分配严
重不公。
中国与德日韩台市民化的城市化根本不同，是“青出老回”“未化先滞”。（1）
土地产权不明和配置方式扭曲，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导致农民总体上没有得到土地财产
性收益，加之房价畸高，创业资本不足，没有能力去购买城镇的住宅。（2）人口流程
实际是青年出村老年回，总体上并没能成为最终居住在城镇的市民。将有3亿-4亿人口
，代际出回循环，比城镇老年人口财富和消费低33%左右，形成巨额的消费塌陷。
解决思路与对策
中国经济下行，不是正常体制结构国家和地区的单纯过冷问题，而是发展中人口过
快萎缩和提前衰老以及人口城市化不畅所致。治疗的思路和办法如下：
第一，2015年全面放开生育，停废社会抚养费征收，改计划生育系统为鼓励生育机
构。这将带来几个好处：（1）对刺激经济增长有益。全面放开，将会增加婴儿，体检
、妇产、奶粉、玩具、其他儿童用品，生活和教育消费逐年上升。人们创业和工作的积
极性会强化，家政就业会增加。（2）放开生育符合中华民族长远的安全和竞争利益。
印度本世纪末时，高中低三个预测，人口可能在18亿-23亿之间，美国可能达到5亿-6亿
，而中国如果下降至8亿，经济发展有可能受到印度崛起的夹击，并且经济实力又会被
美国所超过。（3）全面放开不会导致人口暴增。从单独二孩政策以来，预计这部分生
育200万左右，结果只有60多万。人们考虑抚养成本，不愿意生二孩。从台韩的实践看
，即使政府鼓励，都难以提高生育率。
第二，重启和恢复城市化进程及其红利。2015年，除北上广深外，彻底取消户籍管
制；加快推进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小城镇和小城市率先落实负面清单管理，改善创业和
企业经营环境，发展和活跃县域经济；改革农村土地制度，让农民有财产性收益；改地
方财政土地出让金为房地产税体制，探索压缩中央专项，并扩大对县级财政直接一般性
转移支付的制度，控制住地价再度暴涨，逐步提高农民工家庭的收入水平，推进农民进
入县城和小城市，实现就业和住房，并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配套等方面实现市民化的
城市化。
第三，充分发挥人才和人力资本红利，推动经济增长。虽然我们的人口红利逆转下
行，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和海外留学，使中华民族积累了规模巨大的人才和人力
资本。加快改革高等和职业教育体制和内容，培养创新型人才和制造业服务业升级需要
的高素质劳动力；改变我们各行各业不利于创新创业的体制、机制和潜规则环境，吸引
留学生归国创业创新。
第四，强力推进创新战略，争取创新红利，超越人口红利下行对经济增长的拖累。
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收益下降，资源和环境约束越来越大，人口红利逆转。对此，只有
保持创新自信，最大力度地改革体制机制，明晰知识产权，形成利益激励，国家投入基
础研究和重点项目，企业成为创新主体，促进新技术市场化和产业化，使新产业蓬勃发
展，技术进步弯道超车，将目前中国在全球的竞争力从30位左右，提升到10位以内，我
们才有可能在经济增长的下行困境中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