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重庆追寻"后来居上"的改革与发展逻辑（一）# WaterWorld - 未名水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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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刘亢 黄豁 汤耀国
本月下旬重庆市委将召开一次全会，主题定为：“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
据悉，一系列相关的措施将在全会上敲定。继去年推出专题报道“别样重庆”之后，本
刊一直关注着这个西部大城市不断演进的轨迹：从明确提出民生导向型发展，到正在酝
酿的“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布局，似乎可以看出重庆追寻“后来居上”的改
革与发展逻辑。
解放碑，重庆著名的商业中心，有人称其为“西部第一街”。
高楼林立，人潮涌动，街道的一边路易威登、杰尼亚等世界奢侈品牌专卖店正在装修，
一幅幅耀眼的广告招牌，蓬勃着财富的气息，置身于此，恍若走在北京王府井、香港铜
锣湾或纽约第五大道。
不过，只需从这里走出几百米，就可看到正在拆除中的危旧房片区“十八梯”——一个
7000户城市困难居民栖身的“老重庆”。
目光再远一些，解放碑500多公里外的大巴山深处、渝鄂陕三省市交界的巫溪县，贫困
人口仍占总人口的一成多，“那里不少农民一辈子都没到过解放碑。”
这是真实的重庆，也是当今中国的一个缩影。
去年，中国经济总量奇迹般地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令人倍感振奋，而地区、城乡、
贫富之间的三大差距尺度之大，也令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了紧迫的气息。
高层对此的忧患，亦不断见于各类讲话、文件之中。“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写入今年3月由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成为一个具有类于法定约束力的
要求。
在重庆，本月下旬重庆市委要召开一次全会，主题定为：“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
裕”。据悉，一系列相关的措施，将在全会上敲定。
在此之前，火辣的重庆已率先在全国鸣出一炮：今年年初，重庆将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
系数，列入了全市“十二五”规划目标系，提出到2015年将其由当前的0.42降至0.35。
按学界共识，基尼系数超过0.4，即亮“黄灯”二级警戒，0.5即是严重的“红线”，综
合多方统计，中国贫富差距已临近“红线”边缘。
同时，在缩小另两大差距方面，重庆也给自己确立了行动坐标：城乡收入差距要由目前
的3.4:1缩小到2.5:1左右；按人均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的主城区与边远区县差
距，由目前的2.2:1缩小到2:1左右。
重庆，中国第四个直辖市，与其他三个发达的直辖市不一样的是，它位于西部，有大得
多的乡村、大得多的山区、多得多的农民，尽管经过“十一五”的长足发展，人均GDP
从1100美元翻番到了4000美元以上，赶上全国平均水平，仍排名在全国各省份的二十位
之后，但缘何在此阶段就主动提出触碰“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这个世纪性的
难题？
到了在“后半句”多下功夫的时候
“敢下这个决心，绝不是盲目的，而是建立在科学思考的基础上”
“不必等到发展的高级阶段，再去研究合理分配与共同富裕的问题。”《瞭望》新闻周
刊记者在探访重庆期间听到了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这一主张。
他认为，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就要在发展的过程中，统筹兼
顾，考虑好、处理好城与乡、工与农、发展与分配的关系，从而实现科学发展、建设和
谐家园。他说，“我们敢下这个决心，绝不是盲目的，而是建立在科学思考的基础上。”
十七大后不久，薄熙来就任重庆市委书记，三年多来令这座西部山城热词频出，新闻不
断，屡为外界瞩目，“打黑”、“唱红”、“五个重庆”、“民生十条”，如今，又多
了一个“促进共同富裕”。
薄熙来把前述热词归为一个，为了改革开放推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他说，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最
终实现共同富裕。由“先富”到“共富”的愿景，极大地激发了中国社会的活力，使改
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30多年过去了，‘前半句’已基本做到了，今后还必须坚持，同时要在‘后半句’多
下功夫。”薄熙来说，“缩小三大差距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和方向的根本问题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到了要做好促进共同富裕这篇大文章的时候了。”
重庆，一个特别而又典型的地方，它集合了中国的多重特征。在这里，大城市、大农村
、大山区、大库区及民族地区集于一体，东、中、西部三个区域的阶段性矛盾汇聚一身。
全市8.24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比京、津、沪三个直辖市加起来的总面积还多一倍多，
3200多万重庆人中，农村人口超过2000万，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
出；直接管辖的行政单元40个，其中20多个县有14个是“国家级贫困县”，直辖之初农
村贫困人口达366万；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很大，既有代表东部地区水平的都
市发达经济圈，又有代表中西部地区发展水平的渝东南、渝东北贫困山区，区域间人均
GDP差距最大近10倍。
重庆作为直辖市，相比之下，既不靠海，也不沿边，在奔向富裕的征途上，各方条件不
具备先发优势，客观上是一个后来者。重庆特别需要发展，而且特别需要更快的、更好
的发展。
后来者当然也有后发优势，其中不仅包含对先发者腾飞路径的借鉴，也包括对先发者在
发展中所遇问题更前置性的规避。在发展中不断显性化的三大差距，几乎是所有省份发
展中遇到的共同问题。
有差距，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找到缩小差距的得当路径。三大差距一旦形成不可逆
的扩大之势，必然会遭遇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机，这对后来者来说，受到的打击
会更大。
重庆没有选择“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径，没有选择“先建设、再收拾”的方式，他们
要用辩证法的逻辑，主动寻找一条“边快速发展、边消解差距”的求进新路。
去年的重庆市委全会，推出“民生十条”，明确走以民生为导向的发展之路，包括推动
政府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与公平化，要求全市财政支出和干部精力“两个50%”用于解决
老百姓住房、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问题，规划两年半内，全市投入3000亿元
，办好“十件民生大事”，让2000多万群众直接受惠。“如果对百姓的疾苦麻木不仁，
只顾发展经济，想快也快不了，路子会越走越窄。”薄熙来说。
“重庆正做的和要做的，正是一方面要继续让更多的人富裕起来，一方面更加关注低收
入群体。”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认为，这种在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
裕上的“两手抓”方式，相当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
共同富裕，人类一个古老的话题，从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
为公”的“大同”设想，到美国现代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撰写的名著《富足社会》，每
个国家、每个时代都在叩问、求解这一难题。
“这个问题，现在全世界都没有做到。”薄熙来说，这正是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要努力
实现的小平同志的遗愿。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的价值取向，创党之初便确立以开创一个平等而富裕
的新中国为己任。执政之后，几经挫折，认识到平等并不等于平均，后者往往导致共同
贫穷。
于是，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
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中国人民拨开了通往共同富裕道路上的迷雾。
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小岗村农民在“大包干”生死契
约上按下红手印到深圳由渔村到开放特区的嬗变，30多年的改革开放，就是对实现共同
富裕不懈探索和孜孜以求的历程。今天，如何在加速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有
效防止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的社会分化，靠改革、靠发展来缩小城乡、区域、贫富
三大差距，成为中国的一大课题。
“邓小平曾设想，要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着手解决这一问题的‘后半句’。现在新世纪
十年过去了，到了要在‘后半句’多下功夫的阶段了。”中国社科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
同样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区别，是少数人富裕与共同富裕的区别，要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不仅要把“前半句”坚持好，还要将“后半句
”的目标实现好。
共产党有责任、有能力、有办法让越来越多的人走向富裕。重庆求进，意在契合更好更
快发展的逻辑。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刘亢 黄豁 汤耀国
本月下旬重庆市委将召开一次全会，主题定为：“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
据悉，一系列相关的措施将在全会上敲定。继去年推出专题报道“别样重庆”之后，本
刊一直关注着这个西部大城市不断演进的轨迹：从明确提出民生导向型发展，到正在酝
酿的“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布局，似乎可以看出重庆追寻“后来居上”的改
革与发展逻辑。
解放碑，重庆著名的商业中心，有人称其为“西部第一街”。
高楼林立，人潮涌动，街道的一边路易威登、杰尼亚等世界奢侈品牌专卖店正在装修，
一幅幅耀眼的广告招牌，蓬勃着财富的气息，置身于此，恍若走在北京王府井、香港铜
锣湾或纽约第五大道。
不过，只需从这里走出几百米，就可看到正在拆除中的危旧房片区“十八梯”——一个
7000户城市困难居民栖身的“老重庆”。
目光再远一些，解放碑500多公里外的大巴山深处、渝鄂陕三省市交界的巫溪县，贫困
人口仍占总人口的一成多，“那里不少农民一辈子都没到过解放碑。”
这是真实的重庆，也是当今中国的一个缩影。
去年，中国经济总量奇迹般地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令人倍感振奋，而地区、城乡、
贫富之间的三大差距尺度之大，也令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了紧迫的气息。
高层对此的忧患，亦不断见于各类讲话、文件之中。“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写入今年3月由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成为一个具有类于法定约束力的
要求。
在重庆，本月下旬重庆市委要召开一次全会，主题定为：“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
裕”。据悉，一系列相关的措施，将在全会上敲定。
在此之前，火辣的重庆已率先在全国鸣出一炮：今年年初，重庆将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
系数，列入了全市“十二五”规划目标系，提出到2015年将其由当前的0.42降至0.35。
按学界共识，基尼系数超过0.4，即亮“黄灯”二级警戒，0.5即是严重的“红线”，综
合多方统计，中国贫富差距已临近“红线”边缘。
同时，在缩小另两大差距方面，重庆也给自己确立了行动坐标：城乡收入差距要由目前
的3.4:1缩小到2.5:1左右；按人均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的主城区与边远区县差
距，由目前的2.2:1缩小到2:1左右。
重庆，中国第四个直辖市，与其他三个发达的直辖市不一样的是，它位于西部，有大得
多的乡村、大得多的山区、多得多的农民，尽管经过“十一五”的长足发展，人均GDP
从1100美元翻番到了4000美元以上，赶上全国平均水平，仍排名在全国各省份的二十位
之后，但缘何在此阶段就主动提出触碰“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这个世纪性的
难题？
到了在“后半句”多下功夫的时候
“敢下这个决心，绝不是盲目的，而是建立在科学思考的基础上”
“不必等到发展的高级阶段，再去研究合理分配与共同富裕的问题。”《瞭望》新闻周
刊记者在探访重庆期间听到了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这一主张。
他认为，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就要在发展的过程中，统筹兼
顾，考虑好、处理好城与乡、工与农、发展与分配的关系，从而实现科学发展、建设和
谐家园。他说，“我们敢下这个决心，绝不是盲目的，而是建立在科学思考的基础上。”
十七大后不久，薄熙来就任重庆市委书记，三年多来令这座西部山城热词频出，新闻不
断，屡为外界瞩目，“打黑”、“唱红”、“五个重庆”、“民生十条”，如今，又多
了一个“促进共同富裕”。
薄熙来把前述热词归为一个，为了改革开放推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他说，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最
终实现共同富裕。由“先富”到“共富”的愿景，极大地激发了中国社会的活力，使改
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30多年过去了，‘前半句’已基本做到了，今后还必须坚持，同时要在‘后半句’多
下功夫。”薄熙来说，“缩小三大差距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和方向的根本问题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到了要做好促进共同富裕这篇大文章的时候了。”
重庆，一个特别而又典型的地方，它集合了中国的多重特征。在这里，大城市、大农村
、大山区、大库区及民族地区集于一体，东、中、西部三个区域的阶段性矛盾汇聚一身。
全市8.24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比京、津、沪三个直辖市加起来的总面积还多一倍多，
3200多万重庆人中，农村人口超过2000万，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
出；直接管辖的行政单元40个，其中20多个县有14个是“国家级贫困县”，直辖之初农
村贫困人口达366万；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很大，既有代表东部地区水平的都
市发达经济圈，又有代表中西部地区发展水平的渝东南、渝东北贫困山区，区域间人均
GDP差距最大近10倍。
重庆作为直辖市，相比之下，既不靠海，也不沿边，在奔向富裕的征途上，各方条件不
具备先发优势，客观上是一个后来者。重庆特别需要发展，而且特别需要更快的、更好
的发展。
后来者当然也有后发优势，其中不仅包含对先发者腾飞路径的借鉴，也包括对先发者在
发展中所遇问题更前置性的规避。在发展中不断显性化的三大差距，几乎是所有省份发
展中遇到的共同问题。
有差距，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找到缩小差距的得当路径。三大差距一旦形成不可逆
的扩大之势，必然会遭遇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机，这对后来者来说，受到的打击
会更大。
重庆没有选择“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径，没有选择“先建设、再收拾”的方式，他们
要用辩证法的逻辑，主动寻找一条“边快速发展、边消解差距”的求进新路。
去年的重庆市委全会，推出“民生十条”，明确走以民生为导向的发展之路，包括推动
政府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与公平化，要求全市财政支出和干部精力“两个50%”用于解决
老百姓住房、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问题，规划两年半内，全市投入3000亿元
，办好“十件民生大事”，让2000多万群众直接受惠。“如果对百姓的疾苦麻木不仁，
只顾发展经济，想快也快不了，路子会越走越窄。”薄熙来说。
“重庆正做的和要做的，正是一方面要继续让更多的人富裕起来，一方面更加关注低收
入群体。”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认为，这种在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
裕上的“两手抓”方式，相当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
共同富裕，人类一个古老的话题，从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
为公”的“大同”设想，到美国现代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撰写的名著《富足社会》，每
个国家、每个时代都在叩问、求解这一难题。
“这个问题，现在全世界都没有做到。”薄熙来说，这正是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要努力
实现的小平同志的遗愿。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的价值取向，创党之初便确立以开创一个平等而富裕
的新中国为己任。执政之后，几经挫折，认识到平等并不等于平均，后者往往导致共同
贫穷。
于是，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
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中国人民拨开了通往共同富裕道路上的迷雾。
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小岗村农民在“大包干”生死契
约上按下红手印到深圳由渔村到开放特区的嬗变，30多年的改革开放，就是对实现共同
富裕不懈探索和孜孜以求的历程。今天，如何在加速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有
效防止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的社会分化，靠改革、靠发展来缩小城乡、区域、贫富
三大差距，成为中国的一大课题。
“邓小平曾设想，要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着手解决这一问题的‘后半句’。现在新世纪
十年过去了，到了要在‘后半句’多下功夫的阶段了。”中国社科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
同样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区别，是少数人富裕与共同富裕的区别，要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不仅要把“前半句”坚持好，还要将“后半句
”的目标实现好。
共产党有责任、有能力、有办法让越来越多的人走向富裕。重庆求进，意在契合更好更
快发展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