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看过王小波的人，看看几篇他写的杂文。# WaterWorld - 未名水世界
M*u
1 楼
王小波的作品，时代三部曲，红拂夜奔，都读过，对他的评价，见人见智，他的文字尽
管张狂，但我觉得他的文章还是具有思想性的，比如控诉文革对人的迫害，陈清扬这类
典型的人物，比那种山楂树的主人公更懂得爱情，破鞋也有春天，他的文章布局有时候
很困惑，因为大多数人的小说都围绕一个主题，每个人物都像是服务一个故事，他的人
物个性比较鲜明，有时候看文章的发展就感觉到游离于主题以外。他对官僚主义的讽刺
也很独到。具体到王小波的经历，他先插过队，然后来美国留学，难能可贵的是他的作
品中不止是让你了解常识，他还试图让你读到智慧，他的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像海
子的死一样，对于看重精神内涵的自由知识分子来说，成为一种仪式。
说到方舟子，最他妈讨厌了，最喜欢judge别人，而且这货最具有摇摆性，双重标准，
比如说人家崇洋媚外，自己把美国FDA饮用水铬限量标准0.1mg/L篡改为1对毒胶囊进行
辩护，评价人，写结论，无不如是，从来都是以点代面，尼玛的，毛主席教导看待事物
两分法，矛盾论，这孙子天天就是自己矛盾的人格，矛盾的人生，给世界制造矛盾。
我看国学
文/王小波
我现在四十多岁了，师长还健在，所以依然是晚生。当年读研究生时，老师对我说，你
国学底子不行，我就发了一回愤，从《四书》到二程、朱子乱看了一通。我读书是从小
说读起，然后读四书；做人是从知青做起，然后做学生。这样的次序想来是有问题。虽
然如此，看古书时还是有一些古怪的感慨，值得敝帚自珍。读完了《论语》闭目细思，
觉得孔子经常一本正经地说些大实话，是个挺可爱的老天真。自己那几个学生老挂在嘴
上，说这个能干啥，那个能干啥，像老太太数落孙子一样，很亲切。老先生有时候也鬼
头鬼脑，那就是“子见南子”那一回。出来以后就大呼小叫，一口咬定自己没“犯色”
。总的来说，我喜欢他，要是生在春秋，一定上他那里念书，因为那儿有一种“匹克威
克俱乐部”的气氛。至于他的见解，也就一般，没有什么特别让人佩服的地方。至于他
特别强调的礼，我以为和“文化革命”里搞的那些仪式差不多，什么早请示晚汇报，我
都经历过，没什么大意思。对于幼稚的人也许必不可少，但对有文化的成年人就是一种
负担。不过，我上孔老夫子的学，就是奔那种气氛而去，不想在那里长什么学问。
《孟子》我也看过了，觉得孟子甚偏执，表面上体面，其实心底有股邪火。比方说，他
提到墨子、杨朱，“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如此立论，已然不是一个绅士的作为。至
于他的思想，我一点都不赞成。有论家说他思维缜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他基本的方
法是推己及人，有时候及不了人，就说人家是禽兽、小人；这股凶巴巴恶狠狠的劲头实
在不讨人喜欢。至于说到修辞，我承认他是一把好手，别的方面就没什么。我一点都不
喜欢他，如果生在春秋，见了面也不和他握手。我就这么读过了孔、孟，用我老师的话
来说，就如“春风过驴耳”。我的这些感慨也只是招得老师生气，所以我是晚生。
假如有人说，我如此立论，是崇洋媚外，缺少民族感情，这是我不能承认的。但我承认
自己很佩服法拉第，因为给我两个线圈一根铁棍子，让我去发现电磁感应，我是发现不
出来的。牛顿、莱布尼兹，特别是爱因斯坦，你都不能不佩服，因为人家想出的东西完
全在你的能力之外。这些人有一种惊世骇俗的思索能力，为孔孟所无。按照现代的标准
，孔孟所言的“仁义”啦，“中庸”啦，虽然是些好话，但似乎都用不着特殊的思维能
力就能想出来，琢磨得过了分，还有点肉麻。这方面有一个例子：记不清二程里哪一程
，有一次盯着刚出壳的鸭雏使劲看。别人问他看什么，他说，看到毛茸茸的鸭雏，才体
会到圣人所说“仁”的真意。这个想法里有让人感动的地方，不过仔细一体会，也没什
么了不起的东西在内。毛茸茸的鸭子虽然好看，但再怎么看也是只鸭子。再说，圣人提
出了“仁”，还得让后人看鸭子才能明白，起码是辞不达意。我虽然这样想，但不缺少
民族感情。因为我虽然不佩服孔孟，但佩服古代中国的劳动人民。劳动人民发明了做豆
腐，这是我想象不出来的。
我还看过朱熹的书，因为本科是学理工的，对他“格物”的论述看得特别的仔细。朱子
用阴阳五行就可以格尽天下万物，虽然阴阳五行包罗万象，是民族的宝贵遗产，我还是
以为多少有点失之于简单。举例来说，朱子说，往井底下一看，就能看到一团森森的白
气。他老人家解释适，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此乃太极图之象），井底至阴之地，有一
团阳气，也属正常。我相信，你往井里一看，不光能看到一团白气，还能看到一个人头
，那就是你本人（我对这一点很有把握，认为不必做实验了）。不知为什么，这一点他
没有提到。可能观察得不仔细，也可能是视而不见，对学者来说，这是不可原谅的。还
有可能是井太深，但我不相信宋朝就没有浅一点的井。用阴阳学说来解释这个现象不大
可能，也许一定要用到几何光学。虽然要求朱子一下推出整个光学体系是不应该的，那
东西太过复杂，往那个方向跨一步也好。但他根本就不肯跨。假如说，朱子是哲学家、
伦理学家，不能用自然科学家的标准来要求，我倒是同意的。可怪的是，咱们国家几千
年的文明史，就是出不了自然科学家。
现在可以说，孔孟程朱我都读过了。虽然没有很钻进去，但我也怕钻进去就爬不出来。
如果说，这就是中华文化遗产的主要部分，那我就要说，这点东西太少了，拢共就是人
际关系里那么一点事，再加上后来的阴阳五行。这么多读书人研究了两千年，实在太过
分。我们知道，旧时的读书人都能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随便点出两个字就能知道它在
书中什么地方。这种钻研精神虽然可佩，这种做法却十足是神经病。显然，会背诵爱因
斯坦原著，成不了物理学家；因为真正的学问不在字句上，而在于思想。就算文科有点
特殊性，需要背诵，也到不了这个程度。因为“文革”里我也背过毛主席语录，所以以
为，这个调调我也懂——说是诵经念咒，并不过分。
二战期间，有一位美国将军深入敌后，不幸被敌人堵在了地窖里，敌人在头上翻箱倒柜
，他的一位随行人员却咳嗽起来。将军给了随从一块口香糖让他嚼，以此来压制咳嗽。
但是该随从嚼了一会儿，又伸手来要，理由是：这一块太没味道。将军说：没味道不奇
怪，我给你之前已经嚼了两个钟头了！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四书五经再好，也不能
几千年地念；正如口香糖再好吃，也不能换着人地嚼。当然，我没有这样地念过四书，
不知道其中的好处。有人说，现代的科学、文化，林林总总，尽在儒家的典籍之中，只
要你认真钻研。这我倒是相信的，我还相信那块口香糖再嚼下去，还能嚼出牛肉干的味
道，只要你不断地嚼。我个人认为，我们民族最重大的文化传统，不是孔孟程朱，而是
这种钻研精神。过去钻研四书五经，现在钻研《红楼梦》。我承认，我们晚生一辈在这
方面差得很远，但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四书也好，《红楼梦》也罢，本来只是几本书
，却硬要把整个大千世界都塞在其中。我相信世界不会因此得益，而是因此受害。
任何一门学问，即便内容有限而且已经不值得钻研，但你把它钻得极深极透，就可以挟
之以自重，换言之，让大家都佩服你；此后假如再有一人想挟这门学问以自重，就必须
钻得更深更透。此种学问被无数的人这样钻过，会成个什么样子，实在难以想象。那些
钻进去的人会成个什么样子，更是难以想象。古宅闹鬼，树老成精，一门学问最后可能
变成一种妖怪。就说国学吧，有人说它无所不包，到今天还能拯救世界，虽然我很乐意
相信，但还是将信将疑。
人性的逆转
有位西方的发展学者说：贫穷是一种生活方式。言下之意是说，有些人受穷，是因为他
不想富裕。这句话是作为一种惊世骇俗的观点提出的，但我狭隘的人生经历却证明此话
大有道理。对于这句话还可以充分地推广：贫困是一种生活方式，富裕是另一种生活方
式；追求聪明是一种人生的态度，追求愚蠢则是另一种生活态度。在这个世界上，有一
些人在追求快乐，另一些人在追求痛苦；有些人在追求聪明，另一些人在追求愚蠢。这
种情形常常能把人彻底搞糊涂。
洛克先生以为，人人都追求快乐，这是不言自明的。以此为基础，他建立了自己的哲学
大厦。斯宾诺莎也说，人类行为的原动力是自我保存。作为一个非专业的读者，我认为
这是同一类的东西，认为人趋利而避害，趋乐而避苦，这是伦理学的根基。以此为基础
，一切都很明白。相比之下，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大不相同，认为礼高于利，义又高于
生，这样就创造了一种比较复杂的伦理学。由此产生了一个矛盾，到底该从利害的角度
来定义崇高，还是另有一种先验的东西，叫做崇高——举例来说，孟子认为，人皆有恻
隐之心，这是人先天的良知良能，这就是崇高的根基。我也不怕人说我是民族虚无主义
，反正我以为前一种想法更对。从前一种想法里产生富裕，从后一种想法里产生贫困；
从前一种想法里产生的总是快乐，从后一种想法里产生的总是痛苦。我坚定不移地认为
，前一种想法就叫做聪明，后一种想法就叫做愚蠢。笔者在大学里学的是理科，凭这样
的学问底子，自然难以和专业哲学家理论，但我还是以为，这些话不能不说。
对于人人都追求快乐这个不言自明的道理罗素却以为不尽然，他举受虐狂作为反例。当
然，受虐狂在人口中只占极少数。但是受虐却不是罕见的品行。七十年代，笔者在农村
插队，在学大寨的口号鞭策下，劳动的强度早已超过了人力所能忍受的极限，但那些工
作却是一点价值也没有的。对于这些活计，老乡们概括得最对：没别的，就是要给人找
些罪来受。但队干部和积极分子们却乐此不疲，干得起码是不比别人少。学大寨的结果
是使大家变得更加贫穷。道理很简单：人干了艰苦的工作之后，就变得很能吃，而地里
又没有多长出任何可吃的东西。这个例子说明，人人都有所追求，这个道理是不错的，
但追求的却可以是任何东西：你总不好说任何东西都是快乐吧。
人应该追求智慧，这对西方人来说是很容易接受的道理；苏格拉底甚至把求知和行善画
上了等号。但是中国人却说“难得糊涂”，仿佛是希望自己变得笨一点。在我身上，追
求智慧的冲动比追求快乐的冲动还要强烈，因为这个原故，在我年轻时，总是个问题青
年、思想改造的重点对象。我是这么理解这件事的：别人希望我变得笨一些。谢天谢地
，他们没有成功。人应该改变自己，变成某种样子，这大概是没有疑问的。有疑问的只
是应该变聪明还是变笨。像这样的问题还能举出一大堆，比方说，人（尤其是女人）应
该更漂亮、更性感一些，还是更难看、让人倒胃一些；对别人应该更粗暴、更野蛮一些
，还是更有礼貌一些；等等。假如你经历过中国的七十年代，就会明白，在生活的每一
个方面，都有不同的答案。你也许会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每个时代都有自己
的风尚，但我对这种话从来就不信。我更相信乔治·奥威尔的话：一切的关键就在于必
须承认一加一等于二；弄明白了这一点，其他一切全会迎刃而解。
我相信洛克的理论。人活在世上，趋利趋乐暂且不说，首先是应该避苦避害。这种信念
来自我的人生经验：我年轻时在插队，南方北方都插过。谁要是有同样的经历就会同意
，为了谋生，人所面临的最大任务是必须搬动大量沉重的物质：这些物质有时是水，有
时是粪土，有时是建筑材料，等等。到七十年代中期为止，在中国南方，解决前述问题
的基本答案是：一根扁担。在中国的北方则是一辆小车。我本人以为，这两个方案都愚
不可及。在前一个方案之下，自肩膀至脚跟，你的每一寸肌肉、每一寸骨骼都在百十公
斤重物的压迫之下，会给你带来腰疼病、腿疼病。后一种方案比前种方案强点不多，虽
然车轮承担了重负，但车上的重物也因此更多。假如是往山上推的话，比挑着还要命。
西方早就有人在解决这类问题，先有阿基米德，后有牛顿。卡特，所以在一二百年前就
把这问题解决了。而在我们中国，到现在也没解决。你或者会以为，西方文明有这么一
点小长处，善于解决这种问题，但我以为这是不对的。主要的因素是感情问题。、西方
人以为，人的主要情感源于自身，所以就重视解决肉体的痛苦。中国人以为，人的主要
情感是亲亲敬长，就不重视这种问题。这两种想法哪种更对？当然是前者。现在还有人
说，西方人纲常败坏，过着痛苦的生活——这种说法是昧良心的。西方生活我见过，东
方的生活我也见过。西方人儿女可能会吸毒，婚姻可能会破裂，总不会早上吃两片白薯
干，中午吃两片白薯干，晚上再吃两片白薯干，就去挑一天担子，推一天的重车！从孔
孟到如今，中国的哲学家从来不挑担、不推车。所以他们的智慧从不考虑降低肉体的痛
苦，专门营造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理论。
在西方人看来，人所受的苦和累可以减少，这是一切的基础。假设某人做出一份牺牲，
可以给自己或他人带来很多幸福，这就是崇高——洛克就是这么说的。孟子不是这么说
，他的崇高另有根基，远不像洛克的理论那么能服人。据我所知，孟子远不是个笨蛋。
除了良知良能，他还另有说法。他说反对他意见的人（杨朱、墨子）都是禽兽。由此得
出了崇高的定义：有种东西，我们说它是崇高，是因为反对它的人都不崇高。这个定义
一直沿用到了如今。细想起来，我觉得这是一种模糊不清的混蛋逻辑，还不如直说凡不
同意我意见者都是王八蛋为好。总而言之，这种古怪的论证方式时常可以碰到。
在七十年代，发生了这样一回事：河里发大水，冲走了一根国家的电线杆。有位知青下
水去追，电杆没捞上来，人也淹死了。这位知青受到表彰，成了革命烈士。这件事引起
了一点小小的困惑：我们知青的一条命，到底抵不抵得上一根木头？结果是困惑的人惨
遭批判，结论是：国家的一根稻草落下水也要去追。至于说知青的命比不上一根稻草，
人家也没这么说。他们只说，算计自己的命值点什么，这种想法本身就不崇高。坦白地
说，我就是困惑者之一。现在有种说法，以为民族的和传统的就是崇高的。我知道它的
论据：因为反民族和反传统的人很不崇高。但这种论点吓不倒我。
过去欧洲有个小岛，岛上是苦役犯服刑之处。犯人每天的工作是从岛东面挑起满满的一
挑水，走过崎岖的山道，到岛西面倒掉。这岛的东面是地中海，水从地中海里汲来。西
面也是地中海，这担水还要倒回地中海去。既然都是地中海，所以是通着的。我想，倒
在西面的水最终还要流回东面去。无价值的吃苦和无代价的牺牲大体就是这样的事。有
人会说，这种劳动并非毫无意义，可以陶冶犯人的情操、提升犯人的灵魂；而有些人会
立刻表示赞成，这些人就是那些岛上的犯人——我听说这岛上的看守手里拿着鞭子，很
会打人。根据我对人性的理解，就是离开了那座岛屿，也有人会保持这种观点。假如不
是这样，劳动改造就没有收到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人性就被逆转了。
从这个例子来看，要逆转人性，必须有两个因素：无价值的劳动和暴力的威胁，两个因
素缺一不可。人性被逆转之后，他也就糊涂了。费这么大劲把人搞糊涂有什么好处，我
就不知道，但想必是有的，否则不会有这么个岛。细想起来，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里就
包含了这种东西。举个例子来说，朝廷的礼节。见皇上要三磕九叩、扬尘舞蹈，这套把
戏耍起来很吃力，而且不会带来任何收益，显然是种无代价的劳动。但皇上可以廷杖臣
子，不老实的马上拉下去打板子。有了这两个因素，这套把戏就可以耍下去，把封建士
大夫的脑子搞得很糊涂。回想七十年代，当时学大寨和抓阶级斗争总是一块搞的，这样
两个因素就凑齐了。我下乡时，和父老乡亲们在一起。我很爱他们，但也不能不说：他
们早就被逆转了。我经历了这一切，脑子还是不糊涂，还知道一加一等于二，这只说明
一件事：要逆转人性，还要有第三个因素，那就是人性的脆弱。
我认为七十年代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个看法和一些同龄人是一样的。七十年代的
青年和现在的青年很不一样，更热情、更单纯、更守纪律、对生活的要求更低，而且更
加倒霉。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是一种极难得的际遇，这些感受和别人是一样的。有些
人认为这种经历是一种崇高的感受，我就断然反对，而且认为这种想法是病态的。让我
们像奥威尔一样，想想什么是一加一等于二，七十年代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个极
痛苦的年代。很多年轻人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而且这种牺牲毫无价值。想清楚了这
些事，我们再来谈谈崇高的问题。就七十年代这个例子来说，我认为崇高有两种：一种
是当时的崇高，领导上号召我们到农村去吃苦，说这是一种光荣。还有一种崇高是现在
的崇高，忍受了这些痛苦、做出了自我牺牲之后，我们自己觉得这是崇高的。我觉得这
后一种崇高比较容易讲清楚。弗洛伊德对受虐狂有如下的解释：假如人生活在一种无力
改变的痛苦之中，就会转而爱上这种痛苦，把它视为一种快乐，以便使自己好过一些。
对这个道理稍加推广，就会想到：人是一种会自己骗自己的动物。我们吃了很多无益的
苦，虚掷了不少年华，所以有人就想说，这种经历是崇高的。这种想法可以使他自己好
过一些，所以它有些好作用。很不幸的是它还有些坏作用：有些人就据此认为，人必须
吃一些无益的苦、虚掷一些年华，用这种方法来达到崇高。这种想法不仅有害，而且是
有病。
说到吃苦、牺牲，我认为它是负面的事件。吃苦必须有收益，牺牲必须有代价，这些都
属一加一等于二的范畴。我个人认为，我在七十年代吃的苦、做出的牺牲是无价值的，
所以这种经历谈不上崇高；这不是为了贬低自己，而是为了对现在和未来发生的事件有
个清醒的评价。逻辑学家指出，从正确的前提能够推导出正确的结论，但从一个错误的
前提就什么都能够推导出来。把无价值的牺牲看作崇高，也就是接受了一个错误的前提
。此后你就会什么鬼话都能说出口来，什么不可信的事都肯信——这种状态正确的称呼
叫做“糊涂”。人的本性是不喜欢犯错误的，所以想把他搞糊涂，就必须让他吃很多的
苦——所以糊涂也很难得呀。因为人性不总是那么脆弱，所以糊涂才难得。经过了七十
年代，有些人对人世间的把戏看得更清楚，他就是变得更聪明。有些人对人世间的把戏
更看不懂了，他就是变得更糊涂。不管发生了哪种情况，七十年代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我要说出我的结论，中国人一直生活在一种有害哲学的影响之下，孔孟程朱编出了这套
东西，完全是因为他们在社会的上层生活。假如从整个人类来考虑问题，早就会发现，
趋利避害，直截了当地解决实际问题最重要——说实话，中国人在这方面已经很不像样
了——这不是什么哲学的思辨，而是我的生活经验。我们的社会里，必须有改变物质生
活的原动力，这样才能把未来的命脉握在自己的手里。
管张狂，但我觉得他的文章还是具有思想性的，比如控诉文革对人的迫害，陈清扬这类
典型的人物，比那种山楂树的主人公更懂得爱情，破鞋也有春天，他的文章布局有时候
很困惑，因为大多数人的小说都围绕一个主题，每个人物都像是服务一个故事，他的人
物个性比较鲜明，有时候看文章的发展就感觉到游离于主题以外。他对官僚主义的讽刺
也很独到。具体到王小波的经历，他先插过队，然后来美国留学，难能可贵的是他的作
品中不止是让你了解常识，他还试图让你读到智慧，他的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像海
子的死一样，对于看重精神内涵的自由知识分子来说，成为一种仪式。
说到方舟子，最他妈讨厌了，最喜欢judge别人，而且这货最具有摇摆性，双重标准，
比如说人家崇洋媚外，自己把美国FDA饮用水铬限量标准0.1mg/L篡改为1对毒胶囊进行
辩护，评价人，写结论，无不如是，从来都是以点代面，尼玛的，毛主席教导看待事物
两分法，矛盾论，这孙子天天就是自己矛盾的人格，矛盾的人生，给世界制造矛盾。
我看国学
文/王小波
我现在四十多岁了，师长还健在，所以依然是晚生。当年读研究生时，老师对我说，你
国学底子不行，我就发了一回愤，从《四书》到二程、朱子乱看了一通。我读书是从小
说读起，然后读四书；做人是从知青做起，然后做学生。这样的次序想来是有问题。虽
然如此，看古书时还是有一些古怪的感慨，值得敝帚自珍。读完了《论语》闭目细思，
觉得孔子经常一本正经地说些大实话，是个挺可爱的老天真。自己那几个学生老挂在嘴
上，说这个能干啥，那个能干啥，像老太太数落孙子一样，很亲切。老先生有时候也鬼
头鬼脑，那就是“子见南子”那一回。出来以后就大呼小叫，一口咬定自己没“犯色”
。总的来说，我喜欢他，要是生在春秋，一定上他那里念书，因为那儿有一种“匹克威
克俱乐部”的气氛。至于他的见解，也就一般，没有什么特别让人佩服的地方。至于他
特别强调的礼，我以为和“文化革命”里搞的那些仪式差不多，什么早请示晚汇报，我
都经历过，没什么大意思。对于幼稚的人也许必不可少，但对有文化的成年人就是一种
负担。不过，我上孔老夫子的学，就是奔那种气氛而去，不想在那里长什么学问。
《孟子》我也看过了，觉得孟子甚偏执，表面上体面，其实心底有股邪火。比方说，他
提到墨子、杨朱，“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如此立论，已然不是一个绅士的作为。至
于他的思想，我一点都不赞成。有论家说他思维缜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他基本的方
法是推己及人，有时候及不了人，就说人家是禽兽、小人；这股凶巴巴恶狠狠的劲头实
在不讨人喜欢。至于说到修辞，我承认他是一把好手，别的方面就没什么。我一点都不
喜欢他，如果生在春秋，见了面也不和他握手。我就这么读过了孔、孟，用我老师的话
来说，就如“春风过驴耳”。我的这些感慨也只是招得老师生气，所以我是晚生。
假如有人说，我如此立论，是崇洋媚外，缺少民族感情，这是我不能承认的。但我承认
自己很佩服法拉第，因为给我两个线圈一根铁棍子，让我去发现电磁感应，我是发现不
出来的。牛顿、莱布尼兹，特别是爱因斯坦，你都不能不佩服，因为人家想出的东西完
全在你的能力之外。这些人有一种惊世骇俗的思索能力，为孔孟所无。按照现代的标准
，孔孟所言的“仁义”啦，“中庸”啦，虽然是些好话，但似乎都用不着特殊的思维能
力就能想出来，琢磨得过了分，还有点肉麻。这方面有一个例子：记不清二程里哪一程
，有一次盯着刚出壳的鸭雏使劲看。别人问他看什么，他说，看到毛茸茸的鸭雏，才体
会到圣人所说“仁”的真意。这个想法里有让人感动的地方，不过仔细一体会，也没什
么了不起的东西在内。毛茸茸的鸭子虽然好看，但再怎么看也是只鸭子。再说，圣人提
出了“仁”，还得让后人看鸭子才能明白，起码是辞不达意。我虽然这样想，但不缺少
民族感情。因为我虽然不佩服孔孟，但佩服古代中国的劳动人民。劳动人民发明了做豆
腐，这是我想象不出来的。
我还看过朱熹的书，因为本科是学理工的，对他“格物”的论述看得特别的仔细。朱子
用阴阳五行就可以格尽天下万物，虽然阴阳五行包罗万象，是民族的宝贵遗产，我还是
以为多少有点失之于简单。举例来说，朱子说，往井底下一看，就能看到一团森森的白
气。他老人家解释适，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此乃太极图之象），井底至阴之地，有一
团阳气，也属正常。我相信，你往井里一看，不光能看到一团白气，还能看到一个人头
，那就是你本人（我对这一点很有把握，认为不必做实验了）。不知为什么，这一点他
没有提到。可能观察得不仔细，也可能是视而不见，对学者来说，这是不可原谅的。还
有可能是井太深，但我不相信宋朝就没有浅一点的井。用阴阳学说来解释这个现象不大
可能，也许一定要用到几何光学。虽然要求朱子一下推出整个光学体系是不应该的，那
东西太过复杂，往那个方向跨一步也好。但他根本就不肯跨。假如说，朱子是哲学家、
伦理学家，不能用自然科学家的标准来要求，我倒是同意的。可怪的是，咱们国家几千
年的文明史，就是出不了自然科学家。
现在可以说，孔孟程朱我都读过了。虽然没有很钻进去，但我也怕钻进去就爬不出来。
如果说，这就是中华文化遗产的主要部分，那我就要说，这点东西太少了，拢共就是人
际关系里那么一点事，再加上后来的阴阳五行。这么多读书人研究了两千年，实在太过
分。我们知道，旧时的读书人都能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随便点出两个字就能知道它在
书中什么地方。这种钻研精神虽然可佩，这种做法却十足是神经病。显然，会背诵爱因
斯坦原著，成不了物理学家；因为真正的学问不在字句上，而在于思想。就算文科有点
特殊性，需要背诵，也到不了这个程度。因为“文革”里我也背过毛主席语录，所以以
为，这个调调我也懂——说是诵经念咒，并不过分。
二战期间，有一位美国将军深入敌后，不幸被敌人堵在了地窖里，敌人在头上翻箱倒柜
，他的一位随行人员却咳嗽起来。将军给了随从一块口香糖让他嚼，以此来压制咳嗽。
但是该随从嚼了一会儿，又伸手来要，理由是：这一块太没味道。将军说：没味道不奇
怪，我给你之前已经嚼了两个钟头了！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四书五经再好，也不能
几千年地念；正如口香糖再好吃，也不能换着人地嚼。当然，我没有这样地念过四书，
不知道其中的好处。有人说，现代的科学、文化，林林总总，尽在儒家的典籍之中，只
要你认真钻研。这我倒是相信的，我还相信那块口香糖再嚼下去，还能嚼出牛肉干的味
道，只要你不断地嚼。我个人认为，我们民族最重大的文化传统，不是孔孟程朱，而是
这种钻研精神。过去钻研四书五经，现在钻研《红楼梦》。我承认，我们晚生一辈在这
方面差得很远，但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四书也好，《红楼梦》也罢，本来只是几本书
，却硬要把整个大千世界都塞在其中。我相信世界不会因此得益，而是因此受害。
任何一门学问，即便内容有限而且已经不值得钻研，但你把它钻得极深极透，就可以挟
之以自重，换言之，让大家都佩服你；此后假如再有一人想挟这门学问以自重，就必须
钻得更深更透。此种学问被无数的人这样钻过，会成个什么样子，实在难以想象。那些
钻进去的人会成个什么样子，更是难以想象。古宅闹鬼，树老成精，一门学问最后可能
变成一种妖怪。就说国学吧，有人说它无所不包，到今天还能拯救世界，虽然我很乐意
相信，但还是将信将疑。
人性的逆转
有位西方的发展学者说：贫穷是一种生活方式。言下之意是说，有些人受穷，是因为他
不想富裕。这句话是作为一种惊世骇俗的观点提出的，但我狭隘的人生经历却证明此话
大有道理。对于这句话还可以充分地推广：贫困是一种生活方式，富裕是另一种生活方
式；追求聪明是一种人生的态度，追求愚蠢则是另一种生活态度。在这个世界上，有一
些人在追求快乐，另一些人在追求痛苦；有些人在追求聪明，另一些人在追求愚蠢。这
种情形常常能把人彻底搞糊涂。
洛克先生以为，人人都追求快乐，这是不言自明的。以此为基础，他建立了自己的哲学
大厦。斯宾诺莎也说，人类行为的原动力是自我保存。作为一个非专业的读者，我认为
这是同一类的东西，认为人趋利而避害，趋乐而避苦，这是伦理学的根基。以此为基础
，一切都很明白。相比之下，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大不相同，认为礼高于利，义又高于
生，这样就创造了一种比较复杂的伦理学。由此产生了一个矛盾，到底该从利害的角度
来定义崇高，还是另有一种先验的东西，叫做崇高——举例来说，孟子认为，人皆有恻
隐之心，这是人先天的良知良能，这就是崇高的根基。我也不怕人说我是民族虚无主义
，反正我以为前一种想法更对。从前一种想法里产生富裕，从后一种想法里产生贫困；
从前一种想法里产生的总是快乐，从后一种想法里产生的总是痛苦。我坚定不移地认为
，前一种想法就叫做聪明，后一种想法就叫做愚蠢。笔者在大学里学的是理科，凭这样
的学问底子，自然难以和专业哲学家理论，但我还是以为，这些话不能不说。
对于人人都追求快乐这个不言自明的道理罗素却以为不尽然，他举受虐狂作为反例。当
然，受虐狂在人口中只占极少数。但是受虐却不是罕见的品行。七十年代，笔者在农村
插队，在学大寨的口号鞭策下，劳动的强度早已超过了人力所能忍受的极限，但那些工
作却是一点价值也没有的。对于这些活计，老乡们概括得最对：没别的，就是要给人找
些罪来受。但队干部和积极分子们却乐此不疲，干得起码是不比别人少。学大寨的结果
是使大家变得更加贫穷。道理很简单：人干了艰苦的工作之后，就变得很能吃，而地里
又没有多长出任何可吃的东西。这个例子说明，人人都有所追求，这个道理是不错的，
但追求的却可以是任何东西：你总不好说任何东西都是快乐吧。
人应该追求智慧，这对西方人来说是很容易接受的道理；苏格拉底甚至把求知和行善画
上了等号。但是中国人却说“难得糊涂”，仿佛是希望自己变得笨一点。在我身上，追
求智慧的冲动比追求快乐的冲动还要强烈，因为这个原故，在我年轻时，总是个问题青
年、思想改造的重点对象。我是这么理解这件事的：别人希望我变得笨一些。谢天谢地
，他们没有成功。人应该改变自己，变成某种样子，这大概是没有疑问的。有疑问的只
是应该变聪明还是变笨。像这样的问题还能举出一大堆，比方说，人（尤其是女人）应
该更漂亮、更性感一些，还是更难看、让人倒胃一些；对别人应该更粗暴、更野蛮一些
，还是更有礼貌一些；等等。假如你经历过中国的七十年代，就会明白，在生活的每一
个方面，都有不同的答案。你也许会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每个时代都有自己
的风尚，但我对这种话从来就不信。我更相信乔治·奥威尔的话：一切的关键就在于必
须承认一加一等于二；弄明白了这一点，其他一切全会迎刃而解。
我相信洛克的理论。人活在世上，趋利趋乐暂且不说，首先是应该避苦避害。这种信念
来自我的人生经验：我年轻时在插队，南方北方都插过。谁要是有同样的经历就会同意
，为了谋生，人所面临的最大任务是必须搬动大量沉重的物质：这些物质有时是水，有
时是粪土，有时是建筑材料，等等。到七十年代中期为止，在中国南方，解决前述问题
的基本答案是：一根扁担。在中国的北方则是一辆小车。我本人以为，这两个方案都愚
不可及。在前一个方案之下，自肩膀至脚跟，你的每一寸肌肉、每一寸骨骼都在百十公
斤重物的压迫之下，会给你带来腰疼病、腿疼病。后一种方案比前种方案强点不多，虽
然车轮承担了重负，但车上的重物也因此更多。假如是往山上推的话，比挑着还要命。
西方早就有人在解决这类问题，先有阿基米德，后有牛顿。卡特，所以在一二百年前就
把这问题解决了。而在我们中国，到现在也没解决。你或者会以为，西方文明有这么一
点小长处，善于解决这种问题，但我以为这是不对的。主要的因素是感情问题。、西方
人以为，人的主要情感源于自身，所以就重视解决肉体的痛苦。中国人以为，人的主要
情感是亲亲敬长，就不重视这种问题。这两种想法哪种更对？当然是前者。现在还有人
说，西方人纲常败坏，过着痛苦的生活——这种说法是昧良心的。西方生活我见过，东
方的生活我也见过。西方人儿女可能会吸毒，婚姻可能会破裂，总不会早上吃两片白薯
干，中午吃两片白薯干，晚上再吃两片白薯干，就去挑一天担子，推一天的重车！从孔
孟到如今，中国的哲学家从来不挑担、不推车。所以他们的智慧从不考虑降低肉体的痛
苦，专门营造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理论。
在西方人看来，人所受的苦和累可以减少，这是一切的基础。假设某人做出一份牺牲，
可以给自己或他人带来很多幸福，这就是崇高——洛克就是这么说的。孟子不是这么说
，他的崇高另有根基，远不像洛克的理论那么能服人。据我所知，孟子远不是个笨蛋。
除了良知良能，他还另有说法。他说反对他意见的人（杨朱、墨子）都是禽兽。由此得
出了崇高的定义：有种东西，我们说它是崇高，是因为反对它的人都不崇高。这个定义
一直沿用到了如今。细想起来，我觉得这是一种模糊不清的混蛋逻辑，还不如直说凡不
同意我意见者都是王八蛋为好。总而言之，这种古怪的论证方式时常可以碰到。
在七十年代，发生了这样一回事：河里发大水，冲走了一根国家的电线杆。有位知青下
水去追，电杆没捞上来，人也淹死了。这位知青受到表彰，成了革命烈士。这件事引起
了一点小小的困惑：我们知青的一条命，到底抵不抵得上一根木头？结果是困惑的人惨
遭批判，结论是：国家的一根稻草落下水也要去追。至于说知青的命比不上一根稻草，
人家也没这么说。他们只说，算计自己的命值点什么，这种想法本身就不崇高。坦白地
说，我就是困惑者之一。现在有种说法，以为民族的和传统的就是崇高的。我知道它的
论据：因为反民族和反传统的人很不崇高。但这种论点吓不倒我。
过去欧洲有个小岛，岛上是苦役犯服刑之处。犯人每天的工作是从岛东面挑起满满的一
挑水，走过崎岖的山道，到岛西面倒掉。这岛的东面是地中海，水从地中海里汲来。西
面也是地中海，这担水还要倒回地中海去。既然都是地中海，所以是通着的。我想，倒
在西面的水最终还要流回东面去。无价值的吃苦和无代价的牺牲大体就是这样的事。有
人会说，这种劳动并非毫无意义，可以陶冶犯人的情操、提升犯人的灵魂；而有些人会
立刻表示赞成，这些人就是那些岛上的犯人——我听说这岛上的看守手里拿着鞭子，很
会打人。根据我对人性的理解，就是离开了那座岛屿，也有人会保持这种观点。假如不
是这样，劳动改造就没有收到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人性就被逆转了。
从这个例子来看，要逆转人性，必须有两个因素：无价值的劳动和暴力的威胁，两个因
素缺一不可。人性被逆转之后，他也就糊涂了。费这么大劲把人搞糊涂有什么好处，我
就不知道，但想必是有的，否则不会有这么个岛。细想起来，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里就
包含了这种东西。举个例子来说，朝廷的礼节。见皇上要三磕九叩、扬尘舞蹈，这套把
戏耍起来很吃力，而且不会带来任何收益，显然是种无代价的劳动。但皇上可以廷杖臣
子，不老实的马上拉下去打板子。有了这两个因素，这套把戏就可以耍下去，把封建士
大夫的脑子搞得很糊涂。回想七十年代，当时学大寨和抓阶级斗争总是一块搞的，这样
两个因素就凑齐了。我下乡时，和父老乡亲们在一起。我很爱他们，但也不能不说：他
们早就被逆转了。我经历了这一切，脑子还是不糊涂，还知道一加一等于二，这只说明
一件事：要逆转人性，还要有第三个因素，那就是人性的脆弱。
我认为七十年代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个看法和一些同龄人是一样的。七十年代的
青年和现在的青年很不一样，更热情、更单纯、更守纪律、对生活的要求更低，而且更
加倒霉。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是一种极难得的际遇，这些感受和别人是一样的。有些
人认为这种经历是一种崇高的感受，我就断然反对，而且认为这种想法是病态的。让我
们像奥威尔一样，想想什么是一加一等于二，七十年代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个极
痛苦的年代。很多年轻人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而且这种牺牲毫无价值。想清楚了这
些事，我们再来谈谈崇高的问题。就七十年代这个例子来说，我认为崇高有两种：一种
是当时的崇高，领导上号召我们到农村去吃苦，说这是一种光荣。还有一种崇高是现在
的崇高，忍受了这些痛苦、做出了自我牺牲之后，我们自己觉得这是崇高的。我觉得这
后一种崇高比较容易讲清楚。弗洛伊德对受虐狂有如下的解释：假如人生活在一种无力
改变的痛苦之中，就会转而爱上这种痛苦，把它视为一种快乐，以便使自己好过一些。
对这个道理稍加推广，就会想到：人是一种会自己骗自己的动物。我们吃了很多无益的
苦，虚掷了不少年华，所以有人就想说，这种经历是崇高的。这种想法可以使他自己好
过一些，所以它有些好作用。很不幸的是它还有些坏作用：有些人就据此认为，人必须
吃一些无益的苦、虚掷一些年华，用这种方法来达到崇高。这种想法不仅有害，而且是
有病。
说到吃苦、牺牲，我认为它是负面的事件。吃苦必须有收益，牺牲必须有代价，这些都
属一加一等于二的范畴。我个人认为，我在七十年代吃的苦、做出的牺牲是无价值的，
所以这种经历谈不上崇高；这不是为了贬低自己，而是为了对现在和未来发生的事件有
个清醒的评价。逻辑学家指出，从正确的前提能够推导出正确的结论，但从一个错误的
前提就什么都能够推导出来。把无价值的牺牲看作崇高，也就是接受了一个错误的前提
。此后你就会什么鬼话都能说出口来，什么不可信的事都肯信——这种状态正确的称呼
叫做“糊涂”。人的本性是不喜欢犯错误的，所以想把他搞糊涂，就必须让他吃很多的
苦——所以糊涂也很难得呀。因为人性不总是那么脆弱，所以糊涂才难得。经过了七十
年代，有些人对人世间的把戏看得更清楚，他就是变得更聪明。有些人对人世间的把戏
更看不懂了，他就是变得更糊涂。不管发生了哪种情况，七十年代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我要说出我的结论，中国人一直生活在一种有害哲学的影响之下，孔孟程朱编出了这套
东西，完全是因为他们在社会的上层生活。假如从整个人类来考虑问题，早就会发现，
趋利避害，直截了当地解决实际问题最重要——说实话，中国人在这方面已经很不像样
了——这不是什么哲学的思辨，而是我的生活经验。我们的社会里，必须有改变物质生
活的原动力，这样才能把未来的命脉握在自己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