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强：为占领辩护# WaterWorld - 未名水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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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强：为占领辩护
自2011年初以来，大概没有什么其他概念比“占领”更让人惊心动魄了。仅仅一个简单
的占领，occupy，经过开罗人民的演练，占领几乎等同于革命，然后在特拉维夫、马德
里、华尔街、和基辅蔓延开去，成为当下最为引入注目的政治现象。
不过，最新的，宝岛台湾所发生的“占领立法院”行动，在许多大陆知识分子的笔下，
占领却变成了“民粹”、“暴民”等等危害所谓台湾民主的危险举动，如洪水猛兽般，
连带社运和抗争这些无论民主社会普遍存在、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可歌可泣的民主行动
，几乎都被视为对所谓“法律和秩序”的伤害。
然而，身处一个法制刚刚起步、尚不能取得公众信心的威权国家，充斥着社会转型的复
杂、海量矛盾，却几乎找不到一个国家法律机构能够信服地担当实现正义的最后场所，
居然以法律迷信，以其不可挑战的绝对神圣性和权威性来看待至多只是轻微违法的集体
占领行动，如何不能教人觉得荒唐甚至反动？
虽然，笔者早在十几年前，就曾经批评潘维先生的法制迷信，那篇2001年《天涯》刊出
的商榷文指出，民主和法制的关系犹如法治硬币的两面，无论经验还是理论，都不存在
法制优先的可能性。今天，面对大众知识和威权主义的看门狗仍然坚持无稽的法制绝对
主义，对占领怀着恐惧、进行中伤，更有必要为占领而辩护。
所谓占领，本来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概念，也不是什么创新的行动样式，或者全新的社运
剧目，如果只就占领行动本身来说，几乎就和人类文明的历史一样久远。自大约5万年
前，现代人走出非洲，迁徙和定居便成为智慧的传播和积累的主要形式，借此，现代人
才可能淘汰各地、各色的疯狂原始人。在今天看来，直立动物的迁徙就是运动，定居不
过是占领的长期化而已。
用另一种术语可能更便于理解，即殖民，是另一种占领的长期化，特别是大航海时代开
启的殖民，打开了启蒙时代的大门。只是，因其同时包含的政治霸权和经济掠夺，改变
了占领的中性含义，特别是后发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在满洲的殖民以及随后的全面入侵，
让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仍然对殖民主义、连带对占领耿耿于怀。
也许，中华先民过早定居，或者习惯了北温带的气候，或者因为中土地理的“大陆岛”
结构、几条向西、向南的狭窄走廊以及东面的大海、北面和西面的高原和酷寒都阻绝了
中华先民进一步探索外部世界的好奇心，以至从秦至清的两千年间，中华版图的格局基
本不变，中华文化里的占领意识似乎也因此长期凝固。直到1893年光绪皇帝的一纸诏书
，根据1842和1860两个《中英条约》，结束此前从明到清数百年的海禁历史，允许并保
护中国人在海外的殖民。某种程度上，此前在南洋逐渐发展起来的殖民民族主义，主要
是其中的华人会党，连同孙文为首的现代民族主义者，便因此有了自由进出中国然后发
起革命的迂回空间与可能。
换言之，从19到20世纪，包括中国在内各国民族革命的兴起中，占领不仅伴随着对殖民
主义的控诉，也更多地伴随着反殖民、争取民族独立战争的进程，既有战略层面也有战
术层面的。在军事领域，无论武器和组织如何变化，无论海空天军如何起着决定性作用
，中国人钟爱的大步兵仍然是最基本的军种，因为它是实现占领的唯一力量。以至于，
另一方面，中国人仍然习惯于在意识形态化的宣传中使用诸如“占领互联网”、“占领
舆论阵地”这样的修辞。与暴力、威权紧密相联，占领似乎也成为曼克思·韦伯意义上
国家暴力垄断的代名词。
但是，在社运的历史中，跟人类的迁徙和进化史如出一辙，占领却是最基本的运动形式
，是最普遍也可能是最有效的抗争方式，贯穿着几乎所有抗争运动、抗争剧目，包括各
种最为温和普通的抗议。反而，从温和到激进的光谱中，恰是最为极端和激进的抗争形
式中，如恐怖破坏、暗杀爆炸、或者最新的互联网骇客攻击等等，却很难觅到占领的踪
迹，它们都不以占领为目的或手段。占领与激进主义或者极端主义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而那些最为温和、普遍的社运抗争手段，从静坐到游行，分别是以身体和语言实现对公
共空间的占领，游行也只是一种动态的占领。这些在19世纪30年代初英国议会外普通人
民进行的抗议手段，在当时却属于“非法”占领，因为按照当时法律，人们在街头的静
坐和举牌，都是非法占用公共场所、占用街道、妨碍他人通行和社会秩序。在当时的保
守派看来，这些和平抗议就是对“法律和秩序”的冲击，与大革命的暴民无异。可是，
1832年改革法案后，这些抗议形式为政客和公众接受，成为合法，也成为今天世界上的
标准抗议剧目。然后，这些集体占领式的抗争继续推动了1867年改革法案普选权的扩大
、不断推动着英国民主的进步和社会权利的实现。
本来，世界上，从来没有一种民主体制是僵化、其权威不容挑战的，如果有，那一定就
成为妨碍民主参与、阻止社会变化的障碍。尤其法律作为一种文本化、制度化的规范，
如果不能适应社会的变化，其本身就是需要被破除或者改变的对象，需要被新的法律所
代替。而推动新的法律的讨论与通过，却总是需要各种体制外社会运动的表达和推动，
尽管这在古雅典的直接民主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当现代工业社会愈益复杂而代议
政治应运而生，稍后不久，社会运动便风起云涌，显示其必要性和正当性了。除了英国
的例子，美国19世纪中后期的民主发展，很大程度上，同样是占领战术的战略化和普遍
化的结果。
以南北战争为例，当1833年废奴条约通过后，南方各州的蓄奴法案便成为与世界潮流和
工业革命格格不入的障碍。第一次通过获得北方大众普遍政治参与而组成并胜选的共和
党，在林肯领导下，只能以武装占领改变南方的法律。内战后兴起的进步运动，面对工
业托拉斯的兴起，则采取了工会占据厂房和生产线、甚至占领铁路的方式，改变了劳资
的谈判力量对比，也推动了19世纪最后十年谢尔曼法等连串法律的通过。现在，这种占
领厂房形式的抗争，也叫罢工，不过是工运最基本的形式，也是绝大多数国家宪法所保
障的基本权利。当然，一个较少也较近的例外是新加坡，按照新加坡的法律，严格禁止
罢工，甚至限制三人以上在街道的示威，其理由是“可能危害私有产权”。惊奇的是，
这一带有强烈英国殖民主义和冷战色彩、极端仇视工人阶级权利的法理解释，居然在最
近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对太阳化学运的批评中隔海复活了。
在美国战后的民权运动中，占领更是变成一种从个人行动到大规模包围的全方位民主运
动。特别是1955年12月1日，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一位百货公司的裁缝，43岁的
黑人妇女，罗莎·帕克斯，下班路上乘坐公共汽车时，拒绝应白人司机布莱克的要求，
向一位后上车的白人乘客让座，然后被逮捕。按照当时种族隔离的地方法律，公车前四
排为白人保留，黑人须坐车厢后部，必要时须向白人让座，且买票时也要在前门上车跟
司机买票后下车，从后门再次上车。这些无比繁琐的“拜占庭式”的法律看上去是多么
缜密，又是何等细致的培养着人们的服从习惯。而对帕克斯太太来说，宁愿冒着逮捕的
危险也要坚决占领哪怕只是一个普通的公交车座位，因为从那年夏天参加了美国有色人
种协会组织的活动之后，这种种族隔离对人的尊严的侵犯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容忍。
然而，重要的，在白人司机布莱克眼中，或者当时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反民权运动者心
中，确实不仅仅是违法这么简单，而是对所谓秩序的挑战。这是时至今天，许多卫道士
们所无法容忍的。而所谓秩序，就是法国社会学家福柯和朗西埃先后所说的控制与“区
隔”，对人按种族、肤色、性别、出身、阶级、教育、地域、年龄、财富等等进行各种
强制性的人为划分，然后分而治之，构成所谓秩序。种族隔离不过是其中最显而易见的
一种，其实现代社会生活当中，类似的区隔如各种成见的顽固存在一般，无所不在。占
领，在这个意义上，通过对特定空间的侵入，冒犯各种成见，穿透区隔体制。也因此，
占领作为一种集体行动，无论静坐、集会、游行这样最基本、简单的样式，还是包围、
冲击，都先天具有一种理论和现实的激进性。
帕克斯太太一个人的占领结果，在马丁·路德·金的领导下，民权组织发起了法律诉讼
和大规模罢车运动，直到1956年11月13日最高法院做出判决，判定在公交车上实施种族
隔离是违宪的。蒙哥马利市的黑人罢乘也一直持续到法院命令12月20日到达该市的第二
天。整整一年多的罢乘运动中，很多黑人宁愿每天步行几个小时，甚至20英里，当然也
有多达300辆黑人志愿出租车的支持，只为支持帕克斯太太的几分钟占领、直至不公平
的法律作出改变，取得如此一丁点却意义巨大的社会变革。之后，我们都知道，1968年
占领华盛顿特区的“穷人大游行”，对美国社会、民主乃至世界的改变和推动功莫大焉
。而马丁·路德·金本人也因筹备此次占领行动而被枪杀。
在更为广大的殖民地或发展中地区，甘地模式的非暴力抗争运动，同样以各种占领的抗
争方式推动着民族独立和民主建设。占领，最集中体现的，是非暴力的抗争，就其根本
，仍然是一种表达。当然，在威权主义者眼中，如此非暴力的和平抗议，穿透了此前单
向度的国家暴力垄断，形成了平日罕见的国家与民众的直接对峙，创造了一个与其说是
公投时刻或者宪法时刻，不如说是保卫社会的时刻，不能把说对其执政合法性的巨大挑
战。
这即是，学生们在立院外墙所书写的，“当独裁成为事实，革命便成为义务”。当几个
政治幼稚的年轻人深觉马英九政权试图以潜含特洛伊木马的服贸协定进行利益交换、对
台湾民主形成威胁，而产生极大的政治不信任，不得不以占领立法院行动表达抗议。尽
管此次太阳花运动，已经持续两周之久的占领中，秩序井然，组织有序，平静温和，占
领的学生和参与者每日都在讨论、学习。可是，围绕他们的占领，在台海两岸仍然展开
了许多对占领的质疑，尤其是各种反动论调沉渣泛起。可是当上个周日，数十万台北的
普通市民穿上黑衣，走上凯达格兰大道，集会支持学生们的占领和诉求，这种更大规模
的占领，或者说，一次空前的公民自治运动，以及由此展开的政治参与和审议，也许是
对占领的最好辩护了。
（吴强博士为清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自2011年初以来，大概没有什么其他概念比“占领”更让人惊心动魄了。仅仅一个简单
的占领，occupy，经过开罗人民的演练，占领几乎等同于革命，然后在特拉维夫、马德
里、华尔街、和基辅蔓延开去，成为当下最为引入注目的政治现象。
不过，最新的，宝岛台湾所发生的“占领立法院”行动，在许多大陆知识分子的笔下，
占领却变成了“民粹”、“暴民”等等危害所谓台湾民主的危险举动，如洪水猛兽般，
连带社运和抗争这些无论民主社会普遍存在、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可歌可泣的民主行动
，几乎都被视为对所谓“法律和秩序”的伤害。
然而，身处一个法制刚刚起步、尚不能取得公众信心的威权国家，充斥着社会转型的复
杂、海量矛盾，却几乎找不到一个国家法律机构能够信服地担当实现正义的最后场所，
居然以法律迷信，以其不可挑战的绝对神圣性和权威性来看待至多只是轻微违法的集体
占领行动，如何不能教人觉得荒唐甚至反动？
虽然，笔者早在十几年前，就曾经批评潘维先生的法制迷信，那篇2001年《天涯》刊出
的商榷文指出，民主和法制的关系犹如法治硬币的两面，无论经验还是理论，都不存在
法制优先的可能性。今天，面对大众知识和威权主义的看门狗仍然坚持无稽的法制绝对
主义，对占领怀着恐惧、进行中伤，更有必要为占领而辩护。
所谓占领，本来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概念，也不是什么创新的行动样式，或者全新的社运
剧目，如果只就占领行动本身来说，几乎就和人类文明的历史一样久远。自大约5万年
前，现代人走出非洲，迁徙和定居便成为智慧的传播和积累的主要形式，借此，现代人
才可能淘汰各地、各色的疯狂原始人。在今天看来，直立动物的迁徙就是运动，定居不
过是占领的长期化而已。
用另一种术语可能更便于理解，即殖民，是另一种占领的长期化，特别是大航海时代开
启的殖民，打开了启蒙时代的大门。只是，因其同时包含的政治霸权和经济掠夺，改变
了占领的中性含义，特别是后发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在满洲的殖民以及随后的全面入侵，
让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仍然对殖民主义、连带对占领耿耿于怀。
也许，中华先民过早定居，或者习惯了北温带的气候，或者因为中土地理的“大陆岛”
结构、几条向西、向南的狭窄走廊以及东面的大海、北面和西面的高原和酷寒都阻绝了
中华先民进一步探索外部世界的好奇心，以至从秦至清的两千年间，中华版图的格局基
本不变，中华文化里的占领意识似乎也因此长期凝固。直到1893年光绪皇帝的一纸诏书
，根据1842和1860两个《中英条约》，结束此前从明到清数百年的海禁历史，允许并保
护中国人在海外的殖民。某种程度上，此前在南洋逐渐发展起来的殖民民族主义，主要
是其中的华人会党，连同孙文为首的现代民族主义者，便因此有了自由进出中国然后发
起革命的迂回空间与可能。
换言之，从19到20世纪，包括中国在内各国民族革命的兴起中，占领不仅伴随着对殖民
主义的控诉，也更多地伴随着反殖民、争取民族独立战争的进程，既有战略层面也有战
术层面的。在军事领域，无论武器和组织如何变化，无论海空天军如何起着决定性作用
，中国人钟爱的大步兵仍然是最基本的军种，因为它是实现占领的唯一力量。以至于，
另一方面，中国人仍然习惯于在意识形态化的宣传中使用诸如“占领互联网”、“占领
舆论阵地”这样的修辞。与暴力、威权紧密相联，占领似乎也成为曼克思·韦伯意义上
国家暴力垄断的代名词。
但是，在社运的历史中，跟人类的迁徙和进化史如出一辙，占领却是最基本的运动形式
，是最普遍也可能是最有效的抗争方式，贯穿着几乎所有抗争运动、抗争剧目，包括各
种最为温和普通的抗议。反而，从温和到激进的光谱中，恰是最为极端和激进的抗争形
式中，如恐怖破坏、暗杀爆炸、或者最新的互联网骇客攻击等等，却很难觅到占领的踪
迹，它们都不以占领为目的或手段。占领与激进主义或者极端主义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而那些最为温和、普遍的社运抗争手段，从静坐到游行，分别是以身体和语言实现对公
共空间的占领，游行也只是一种动态的占领。这些在19世纪30年代初英国议会外普通人
民进行的抗议手段，在当时却属于“非法”占领，因为按照当时法律，人们在街头的静
坐和举牌，都是非法占用公共场所、占用街道、妨碍他人通行和社会秩序。在当时的保
守派看来，这些和平抗议就是对“法律和秩序”的冲击，与大革命的暴民无异。可是，
1832年改革法案后，这些抗议形式为政客和公众接受，成为合法，也成为今天世界上的
标准抗议剧目。然后，这些集体占领式的抗争继续推动了1867年改革法案普选权的扩大
、不断推动着英国民主的进步和社会权利的实现。
本来，世界上，从来没有一种民主体制是僵化、其权威不容挑战的，如果有，那一定就
成为妨碍民主参与、阻止社会变化的障碍。尤其法律作为一种文本化、制度化的规范，
如果不能适应社会的变化，其本身就是需要被破除或者改变的对象，需要被新的法律所
代替。而推动新的法律的讨论与通过，却总是需要各种体制外社会运动的表达和推动，
尽管这在古雅典的直接民主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当现代工业社会愈益复杂而代议
政治应运而生，稍后不久，社会运动便风起云涌，显示其必要性和正当性了。除了英国
的例子，美国19世纪中后期的民主发展，很大程度上，同样是占领战术的战略化和普遍
化的结果。
以南北战争为例，当1833年废奴条约通过后，南方各州的蓄奴法案便成为与世界潮流和
工业革命格格不入的障碍。第一次通过获得北方大众普遍政治参与而组成并胜选的共和
党，在林肯领导下，只能以武装占领改变南方的法律。内战后兴起的进步运动，面对工
业托拉斯的兴起，则采取了工会占据厂房和生产线、甚至占领铁路的方式，改变了劳资
的谈判力量对比，也推动了19世纪最后十年谢尔曼法等连串法律的通过。现在，这种占
领厂房形式的抗争，也叫罢工，不过是工运最基本的形式，也是绝大多数国家宪法所保
障的基本权利。当然，一个较少也较近的例外是新加坡，按照新加坡的法律，严格禁止
罢工，甚至限制三人以上在街道的示威，其理由是“可能危害私有产权”。惊奇的是，
这一带有强烈英国殖民主义和冷战色彩、极端仇视工人阶级权利的法理解释，居然在最
近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对太阳化学运的批评中隔海复活了。
在美国战后的民权运动中，占领更是变成一种从个人行动到大规模包围的全方位民主运
动。特别是1955年12月1日，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一位百货公司的裁缝，43岁的
黑人妇女，罗莎·帕克斯，下班路上乘坐公共汽车时，拒绝应白人司机布莱克的要求，
向一位后上车的白人乘客让座，然后被逮捕。按照当时种族隔离的地方法律，公车前四
排为白人保留，黑人须坐车厢后部，必要时须向白人让座，且买票时也要在前门上车跟
司机买票后下车，从后门再次上车。这些无比繁琐的“拜占庭式”的法律看上去是多么
缜密，又是何等细致的培养着人们的服从习惯。而对帕克斯太太来说，宁愿冒着逮捕的
危险也要坚决占领哪怕只是一个普通的公交车座位，因为从那年夏天参加了美国有色人
种协会组织的活动之后，这种种族隔离对人的尊严的侵犯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容忍。
然而，重要的，在白人司机布莱克眼中，或者当时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反民权运动者心
中，确实不仅仅是违法这么简单，而是对所谓秩序的挑战。这是时至今天，许多卫道士
们所无法容忍的。而所谓秩序，就是法国社会学家福柯和朗西埃先后所说的控制与“区
隔”，对人按种族、肤色、性别、出身、阶级、教育、地域、年龄、财富等等进行各种
强制性的人为划分，然后分而治之，构成所谓秩序。种族隔离不过是其中最显而易见的
一种，其实现代社会生活当中，类似的区隔如各种成见的顽固存在一般，无所不在。占
领，在这个意义上，通过对特定空间的侵入，冒犯各种成见，穿透区隔体制。也因此，
占领作为一种集体行动，无论静坐、集会、游行这样最基本、简单的样式，还是包围、
冲击，都先天具有一种理论和现实的激进性。
帕克斯太太一个人的占领结果，在马丁·路德·金的领导下，民权组织发起了法律诉讼
和大规模罢车运动，直到1956年11月13日最高法院做出判决，判定在公交车上实施种族
隔离是违宪的。蒙哥马利市的黑人罢乘也一直持续到法院命令12月20日到达该市的第二
天。整整一年多的罢乘运动中，很多黑人宁愿每天步行几个小时，甚至20英里，当然也
有多达300辆黑人志愿出租车的支持，只为支持帕克斯太太的几分钟占领、直至不公平
的法律作出改变，取得如此一丁点却意义巨大的社会变革。之后，我们都知道，1968年
占领华盛顿特区的“穷人大游行”，对美国社会、民主乃至世界的改变和推动功莫大焉
。而马丁·路德·金本人也因筹备此次占领行动而被枪杀。
在更为广大的殖民地或发展中地区，甘地模式的非暴力抗争运动，同样以各种占领的抗
争方式推动着民族独立和民主建设。占领，最集中体现的，是非暴力的抗争，就其根本
，仍然是一种表达。当然，在威权主义者眼中，如此非暴力的和平抗议，穿透了此前单
向度的国家暴力垄断，形成了平日罕见的国家与民众的直接对峙，创造了一个与其说是
公投时刻或者宪法时刻，不如说是保卫社会的时刻，不能把说对其执政合法性的巨大挑
战。
这即是，学生们在立院外墙所书写的，“当独裁成为事实，革命便成为义务”。当几个
政治幼稚的年轻人深觉马英九政权试图以潜含特洛伊木马的服贸协定进行利益交换、对
台湾民主形成威胁，而产生极大的政治不信任，不得不以占领立法院行动表达抗议。尽
管此次太阳花运动，已经持续两周之久的占领中，秩序井然，组织有序，平静温和，占
领的学生和参与者每日都在讨论、学习。可是，围绕他们的占领，在台海两岸仍然展开
了许多对占领的质疑，尤其是各种反动论调沉渣泛起。可是当上个周日，数十万台北的
普通市民穿上黑衣，走上凯达格兰大道，集会支持学生们的占领和诉求，这种更大规模
的占领，或者说，一次空前的公民自治运动，以及由此展开的政治参与和审议，也许是
对占领的最好辩护了。
（吴强博士为清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