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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与投行女职员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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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与投行女职员的缘分# WaterWorld - 未名水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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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文字转载自 Military 讨论区 】
发信人: sautin (老将萨乌丁), 信区: Military
标 题: 华润与投行女职员的缘分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un May 11 12:33:44 2014, 美东)
华润集团前董事长宋林遭遇二次实名举报,如今已被中纪委调查。
虽然,中纪委调查还没有最后的结果,但通过梳理华润旗下上市公司的资本运作,
却可以清晰看到这些资本运作背后两大投行瑞银、瑞信的影响。
而被指为宋林情妇的杨丽娟,先后在瑞信、瑞银工作过,华润旗下公司与两大投行
的合作,与杨丽娟的“轨迹”暗合。
在华润事件之前,摩根大通因雇佣中国官员子女遭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海外
投行在中国“入乡随俗”,利用一些关系获取项目的做法早已不是新闻,但宋林事件无
疑让海外投行参与国企的业务运作中的“暗箱操作”更多暴露于阳光下。
■本报综合报道
华润旗下公司与瑞银(右)、瑞信(左)两大投行的合作,与杨丽娟的“轨迹”暗
合。资料图片
情妇潜伏投行
“包养情妇和涉嫌贪腐比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更为严重,这应该是中纪委迅速介入调
查的原因之一。”针对华润集团前董事长宋林被调查一事,一位长期研究中央反腐政策
的专家分析。
北京《新京报》报道,对于被第二次实名举报的宋林来说,“情妇”杨丽娟无疑是
其被中纪委调查的一味引子。2014年4月15日,新华社旗下《经济参考报》记者王文志
在微博第二次实名举报宋林包养情妇并涉嫌贪腐,贴出宋林与“情妇”的亲密合照。17
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证实宋林正接受组织调查。
此前,2013年7月17日,王文志第一次实名举报宋林等高管在收购山西金业资产的
百亿元(人民币,下同)并购案中故意放水,致使数十亿元国资流失。
包养情妇为何比国有资产流失的性质还要严重?这是因为宋林案这次牵扯出了瑞士
银行(瑞银)、瑞士信贷(瑞信)两家国际投行可能通过雇佣杨丽娟进而获得央企巨额
项目的内幕。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从2009年到2012年,瑞信一直是华润集团及其分公司收购
和资本市场活动中最重要的顾问机构之一。华润将多个投行交易项目给了瑞信,这正好
与杨丽娟在瑞信工作时间吻合。
2009年,年过30岁的杨丽娟加入瑞信。当年瑞信就成为了华润四笔后续股票销售交
易与一笔IPO业务的簿记管理人及牵头经办人。2010年,瑞信还负责了华润的后续股票
发售交易。
华润系上市公司公吿显示,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以来有5笔与瑞信有关的交易。
而在此之前,瑞信与华润唯一的往来是在2009年,为华润燃气重组提供咨询服务,并且
在2007年为华润置地的后续股权出售担任账簿管理人及牵头经办人。
杨丽娟加入后,2009年5月,华润置地配售股份,集资超过40亿港元。瑞信担任惟
一配售经办人兼惟一全球协调人。
同年9月,华润集团旗下的华润水泥在香港上市,集资近64亿港元,瑞信和摩根士
丹利担任联席保荐人及全球协调人。2010年9月,华润燃气进行股份配售,瑞信同样担
任配售代理,配售规模近25亿港元。
尽管没有公开信息表明在上述业务中,杨丽娟起到何种作用,但公开资料显示,从
2012年杨丽娟离开瑞信加入瑞银后,瑞信再没有给华润集团任何一笔交易担任过顾问。
丰厚的提成
原本跟华润合作不多的瑞银,在2012年6月之后,也即杨丽娟加盟后,与华润展开
的合作不断深入与扩大。
2012年杨丽娟加入瑞银香港之后,华润一直是她亲自管理的最主要客户。据媒体报
道,杨丽娟目前确实供职于瑞银投行部中国团队,级别是执行董事。根据瑞银2009年年
报显示,当年该行给予董事的基本收入为32.5万瑞士法郎,折合港币约为242.2万元。
在杨丽娟加入瑞银之前,瑞银为华润集团及其分公司担任顾问的交易屈指可数,据
计算,在杨丽娟加入瑞银之前,瑞银为华润处理的三笔交易总规模不足8.5亿美元。
杨丽娟加入瑞银两年后,瑞银成为了华润集团两次大型债券发售的联合簿记管理人
,华润两项债券交易以及两笔收购交易使得瑞银与华润相关的业务规模膨胀到77亿美元
,合作金额骤增8倍。此外,她还在华润集团两次史上最大的公开并购交易中担任顾问。
这两项业务分别为华润和英国超市集团乐购(TESCO)的合作以及后来失败的华润
电力和姐妹公司华润燃气去年7月的合并计划。
华润万家并购英国在华连锁超市乐购(TESCO)案始于2013年,当年8月10日,华润
万家母公司华润创业和英国超市连锁乐购同时宣布,双方将成立一家合资企业。
根据华润创业在港交所发布的公吿称,该合资企业如果成立,将成为双方于内地、
香港及澳门经营大卖场、超级市场、便利店等独一平台。2013年10月2日,乐购宣布,
将内地零售及房地产物业和现金43.25亿元注入与华润创业合作成立的子公司。
鑫麒麟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郑炜介绍,依照国际惯例,投行会基于处理交易的
规模来收取费用。正常情况下,在一笔收购案中,收取的费用大约为收购案标的总金额
的1%到3%左右。以10亿元的并购案为例,投资银行一般能够获得1000万到3000万的提成
收入。而作为具体执行业务部门,将能获得投行提成基础上20%至40%分成。如若投资顾
问本人在交易中起到关键作用,还将能获得5%-10%的收入。
如果按照最低提成比例来计算华润万家并购乐购案,以43.25亿作为并购标的总金
额来计算,杨丽娟可能获得215万元的提成收入。
升级版“白手套”
宋林案的曝出,让人们看到了外资投行由雇佣中国官员子女,到雇佣官员情妇的升
级,因为情妇无疑比子女更有隐蔽性。
北京《中国经营报》报道,“事实上,很多现任官员或国企高层的子女还很年轻(
以宋林来看,现年仅51岁),即使有出国留学的背景,但大部分还不足以升任到外资投
行比较高的职位,由此也就难于在相关项目中进行斡旋或洗钱,加上明显的父子关系,
起不到‘白手套’的作用,而‘情妇’能回避上述缺陷。”知情人士表示。
据瑞银内部员工反映,“人们一直认为华润某高层是杨丽娟的叔叔。”这种模糊的
关系定位一方面暗示了信任关系,另一方面亦强化了“白手套”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
看,“情妇”路径显然比“子女”路径更为有利。
那么,外资投行雇佣中国官员或国企负责人的子女或情妇,与国企腐败之间是否存
在逻辑上的必然呢?
熟悉外资投行的中国专家透露,“外资投行参与了大量的中国项目,而在这些项目
中,‘人脉’是竞争的关键因素,这也是不少外资投行选择雇佣中国官员的子女、亲戚
或官员情妇的重要原因。”
上述专家同时表示,“对于刚刚起步发展的中国金融及投资市场来说,国际投行的
资历、水平各有千秋,主要的差异点就在于人脉。由于外资投行在华的主要市场目标在
于国企或大型央企的投资或金融项目,这些项目金额巨大,其收益又与项目金额挂钩,
所以,如何建立与这些大型国企之间的人脉关系成为投行面向市场部门的重要工作。”
“这一目标似乎与一些国企负责人的想法一拍即合,因为按照现行国企负责人的政
策看,中国国企MBO(管理者收购)政策搁置多年,这意味著那些精明强干的国企负责
人虽然有良好的社会地位,但其正当的财富收入却非常有限,他们在公司没有股权,工
资收入与市场上私营企业主的收入差距巨大。于是,在投资项目或金融项目中的寻租机
会成为其为个人谋利的重要路径。”
或许,宋林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动机而动了“贪念”,最后葬送了自己的前程。同时
,他与情妇杨丽娟的借外资投行进行洗钱的方式也揭开了外资投行在华腐败的冰山一角。
“入乡随俗”之路
应该说,每一次的国企改革,都不可避免地裹挟著国企内部人的恶意蚕食,当国企
改制中大量国有资产如滔滔洪水一般流失而去,这些人摇身一变成为身家亿万的财富新
贵。从这一角度来看,当前的严格反腐恰恰是推动改革进入深水区必不可少的抓手。
而在所有的国企腐败方式中,外资投行参与的国企腐败通常表现出金额巨大,技术
操作复杂,涉及层面较高的情况。
看看外资投行在华的主要业务,无非是IPO、股份配售、债券发行以及合资,但是
要想拿到这些项目却并不容易。一方面,他们面临著中国监管部门的监管,另一方面他
们需要在中国市场上足够的“入乡随俗”。
2011年年初,《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称“外资投行在华业务面临多重挑战”,
强调中国监管部门依然拥有决定谁能参与本地市场上市交易的绝对话语权。而另一方面
,缺少关键路径也是外资投行在华业务碰壁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金融数据机构Dealogic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大陆股市共有融资交易375笔。
高盛成立于2004年的合资公司仅担任了其中一笔交易的簿记行,规模为8.8亿美元。瑞
银的情况稍好,但也远远比不上占据了市场主导地位的两大中资巨头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中信证券”)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于是,以高盛、瑞银等为代表的国际投行,很长一段时间,它们的主要业务来自于
利用在中国市场的影响力来推动全球业务的发展,指导中国企业在海外进行并购或赴纽
约上市。
这当然是有利可图的项目,伴随中国企业走出去并大规模地进行海外投资,收购矿
山、油田,对于在这方面缺少足够经验的中国企业来说,国际投行有大量的业务可以参
与。然而,来自国际投行业务部门的知情人士表示,“要想参与到这样的项目里面,其
实并不简单,水非常深。”
投行腐败路径
知情人士介绍,“这一方面要与项目的负责人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是要与
更高层的人士之间建立起信任的关系。因为如果一个项目存在操作的猫腻,没有足够的
信任关系是不行的。”
而这种“猫腻”,就包括了宋林案被举报所涉及到的资产转移和洗钱问题。
“外资银行在洗钱方面有很多技术性的操作,事实上这也是投行所擅长做的事情。
典型的方式就在于所收购股权的处理方面,比如中国国企到海外去收购一家公司的股权
,单纯从海内外媒体报道以及各种信息渠道来看,可能外人永远都无法看到所收购股权
的真相,因为披露出来的股权占比往往并不是最终的数字。”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不少的海外收购项目中,中国所收回来的股权,有相当一部
分是被外资投行或其他第三方机构转移到了个人的名下,当然,外资投行也从中分得了
巨额收益。”
“敢于这样做的并不是普通的官员,有些国企负责人甚至也不过是‘代理’,这也
是中国很多海外收购项目多年来难于盈利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些收购并非是从企业的经
济收益上进行考虑的,而纯粹是进行资产转移的工具或者路径。”上述人士透露。
由此,“雇佣情妇”也就成为一个关键的联结者,来自于一家知名投行的负责人就
抱怨,“我们在各方面的资历都比对方要好,但因为缺少关键人脉,我丢掉了这个项目
。”
业内人士表示,“宋林案提醒中国负责海外资产监管的部门和审计部门,严查外资
投行参与的国企腐败行为应该成为接下来的一项重要工作。”
“而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对于外资投行来说,除了过去主要的IPO业务,或者海外
收购业务,在私募股权市场、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等方面,外资投行也正不断提升市场
份额。在这些业务中是否会衍生出新的腐败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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