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于丹品论语看儒学的悲惨命运 zt# WaterWorld - 未名水世界
b*n
1 楼
从于丹品论语看儒学的悲惨命运
文/周舆
于丹讲论语，走的是“六经注我”的路子，这本无可厚非。问题是她要表达的这个
“我”何其浅薄，无端地把“经”给糟蹋了。
于丹其实并不了解孔子在当时是个“托古改制”的改革者，他幻想用理想化的传统
的封建秩序去抵挡日益发展的专制主义秩序，想用血缘的宗法的封建纽带去冲破新兴地
主阶级和商人用暴力和金钱打造的新锁链。封建秩序是以血缘维系的固化的等级制度，
而专制秩序则依赖于暴力和金钱。孔子的悲剧就在于他的整个思想体系还停留在落后的
血缘宗法时代，面对发展中的历史早就文不对题了。
孔子是时代的弃儿，春秋以降诸侯们信奉的是法家，而不是儒家。宋国是殷人之后
，宋襄公曾经梦想以“仁义”得天下，结果死得很惨，两千多年后还被毛伟人斥为“蠢
猪”。而同样是殷人之后的孔子，却把殷商以及西周时代的仁义观系统化和理想化了。
但事实上，秦国是依靠法家结束了几百年的乱局，完成了向专制社会的转型。
尽管专制主义很不是东西，在当时却是历史的必然。因为，除了法家，别的思想流
派开的药方都不对症。——儒家的仁义，形似“蠢猪”；道家的“小国寡民”，在诸侯
生死相竞的地缘政治面前如同画饼充饥；而墨家的“非攻”“兼爱”，在诸侯们无法遏
制的野心面前如同天方夜谭。
但在专制主义秩序最终建立之时，儒家却获得了“新生”——汉武帝慧眼独具地发
现了儒家的“剩余”价值。于是孔子被从地底下挖了出来并登上神位，曾经是专制主义
死对头的儒家开始成为专制主义的侍女。从秦到清，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社会，中国政
治制度的本质和基础其实是法家，而儒家却被历代统治者用来构筑官方意识形态和社会
伦理。这其实是中国两千年专制社会最可笑和最大的一个悖论，是中国社会走向表里不
一的开始，也是一次次走向崩溃的根源之一。因为，来自血缘社会传统的儒家学说一方
面无法钳制强霸的法家政治体制，另一方面却对商业社会的发生发展构成严重束缚。事
实上，直到今天，中共反腐败的招数也是儒家式的，重思想教育和内部“纪律”，而轻
来自外部的法制手段。
应该说，儒家学说在中国诸子百家中是最容易被歪曲和利用的。事实上，它本是拥
护封建反对专制的，可最终被专制主义利用了两千多年。尽管在很多时候，儒家学说对
专制主义也有一定消毒去火之功效，也孕育了象文天祥、史可法那样舍身取义的脊梁人
物，但在古代中国只有读书读成书呆子才能成为那样的人，就整个官场而言，都烂在泥
里，根本挑不出几个好人。因而，两千多年来，由法家政治和儒家伦理所构筑的专制主
义社会，是彻底失败的，儒家学说的最终定位应该是专制主义的帮凶！
儒家学说似乎被权贵者用顺了手，帝制时代结束了，但儒家学说的历史使命还远没
有终结。每逢时代交替，都有人把它拎出来晾晾。袁世凯要当皇帝则先祭孔，北大诸贤
要开展新文化运动也以打倒“孔家店”为主攻目标，而毛要批判林彪则顺手拉来孔子陪
绑搞什么“批林批孔”，后来批周恩来则更拉来了孔子的先师周公搞什么“批周公”，
而现在则又有一个教传媒学的于女士大谈孔子。
有趣的是，现在的中国，又一次经历着伟大的社会转型，只是情况与春秋时代正好
相反。现在是由毛时代的专X主义，向地方分割和部门垄断的封X主义转型。于是，权贵
们迫切需要一种适应时代需要的意识形态，他们要求构筑一种“同而不和”的虚假和谐
。于丹的“心得”和“感悟”正适合了这一需要，她的“感悟”得以在2008春节登上央
视绝非历史的偶然。于丹这一回搬出孔子，其实是中国历史又一次亵渎孔子。孔子地下
有知，恐怕他笑不出来。
我不了解于丹女士是否了解儒家学说在中国的苦难命运，但从其对论语解读的累累
硬伤上来看，她似乎对儒家学说的基本概念也不是很清楚。
从根本上看，于丹的观点，反映了中国还没有经历公民社会洗礼这一事实，“仁”
“义”的概念，其实都根源于血缘宗法以及家长制、等级制，这些东西无法使中国获得
新生！
香港、台湾以及海外的某些汉学家，为儒学复兴做着艰苦的工作，他们希望以此为
中华民族开万世太平。对他们的精神，我表示钦佩；但对他们的工作，我不以为然。至
于于氏用《读者文摘》上的小故事所演绎的论语“心得”和“感悟”，那只是小儿科的
东西，除了赤裸裸地为“和谐”服务这一点可歌可泣外，别的就不值一提了。
问题在于，传统儒学害了中国，新儒学也救不了中国，而于丹的“心得”和“感悟
”则连儒学的边都没沾上。
中国怎样才能获得新生呢？
中国的新生，其实恰恰应该从彻底抛弃“忠孝仁义、“君君、臣臣、子子”的封建
宗法观念、建立起以个人为本位的自由主义社会伦理开始。
当国人不再考虑我对他“仁”点，他对我“仁”点，而是考虑我不能做违法的事，
我不能妨碍别人，别人也不能妨碍我时，中国的新生也许才真正到来！
周舆于天津蛰居斋
2008年2月26日上午
(本文节选自《从于丹和毛新宇看权贵第三代的思维方式及时代智商》，因无法全
文发出，仅节选部分论述。)
文/周舆
于丹讲论语，走的是“六经注我”的路子，这本无可厚非。问题是她要表达的这个
“我”何其浅薄，无端地把“经”给糟蹋了。
于丹其实并不了解孔子在当时是个“托古改制”的改革者，他幻想用理想化的传统
的封建秩序去抵挡日益发展的专制主义秩序，想用血缘的宗法的封建纽带去冲破新兴地
主阶级和商人用暴力和金钱打造的新锁链。封建秩序是以血缘维系的固化的等级制度，
而专制秩序则依赖于暴力和金钱。孔子的悲剧就在于他的整个思想体系还停留在落后的
血缘宗法时代，面对发展中的历史早就文不对题了。
孔子是时代的弃儿，春秋以降诸侯们信奉的是法家，而不是儒家。宋国是殷人之后
，宋襄公曾经梦想以“仁义”得天下，结果死得很惨，两千多年后还被毛伟人斥为“蠢
猪”。而同样是殷人之后的孔子，却把殷商以及西周时代的仁义观系统化和理想化了。
但事实上，秦国是依靠法家结束了几百年的乱局，完成了向专制社会的转型。
尽管专制主义很不是东西，在当时却是历史的必然。因为，除了法家，别的思想流
派开的药方都不对症。——儒家的仁义，形似“蠢猪”；道家的“小国寡民”，在诸侯
生死相竞的地缘政治面前如同画饼充饥；而墨家的“非攻”“兼爱”，在诸侯们无法遏
制的野心面前如同天方夜谭。
但在专制主义秩序最终建立之时，儒家却获得了“新生”——汉武帝慧眼独具地发
现了儒家的“剩余”价值。于是孔子被从地底下挖了出来并登上神位，曾经是专制主义
死对头的儒家开始成为专制主义的侍女。从秦到清，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社会，中国政
治制度的本质和基础其实是法家，而儒家却被历代统治者用来构筑官方意识形态和社会
伦理。这其实是中国两千年专制社会最可笑和最大的一个悖论，是中国社会走向表里不
一的开始，也是一次次走向崩溃的根源之一。因为，来自血缘社会传统的儒家学说一方
面无法钳制强霸的法家政治体制，另一方面却对商业社会的发生发展构成严重束缚。事
实上，直到今天，中共反腐败的招数也是儒家式的，重思想教育和内部“纪律”，而轻
来自外部的法制手段。
应该说，儒家学说在中国诸子百家中是最容易被歪曲和利用的。事实上，它本是拥
护封建反对专制的，可最终被专制主义利用了两千多年。尽管在很多时候，儒家学说对
专制主义也有一定消毒去火之功效，也孕育了象文天祥、史可法那样舍身取义的脊梁人
物，但在古代中国只有读书读成书呆子才能成为那样的人，就整个官场而言，都烂在泥
里，根本挑不出几个好人。因而，两千多年来，由法家政治和儒家伦理所构筑的专制主
义社会，是彻底失败的，儒家学说的最终定位应该是专制主义的帮凶！
儒家学说似乎被权贵者用顺了手，帝制时代结束了，但儒家学说的历史使命还远没
有终结。每逢时代交替，都有人把它拎出来晾晾。袁世凯要当皇帝则先祭孔，北大诸贤
要开展新文化运动也以打倒“孔家店”为主攻目标，而毛要批判林彪则顺手拉来孔子陪
绑搞什么“批林批孔”，后来批周恩来则更拉来了孔子的先师周公搞什么“批周公”，
而现在则又有一个教传媒学的于女士大谈孔子。
有趣的是，现在的中国，又一次经历着伟大的社会转型，只是情况与春秋时代正好
相反。现在是由毛时代的专X主义，向地方分割和部门垄断的封X主义转型。于是，权贵
们迫切需要一种适应时代需要的意识形态，他们要求构筑一种“同而不和”的虚假和谐
。于丹的“心得”和“感悟”正适合了这一需要，她的“感悟”得以在2008春节登上央
视绝非历史的偶然。于丹这一回搬出孔子，其实是中国历史又一次亵渎孔子。孔子地下
有知，恐怕他笑不出来。
我不了解于丹女士是否了解儒家学说在中国的苦难命运，但从其对论语解读的累累
硬伤上来看，她似乎对儒家学说的基本概念也不是很清楚。
从根本上看，于丹的观点，反映了中国还没有经历公民社会洗礼这一事实，“仁”
“义”的概念，其实都根源于血缘宗法以及家长制、等级制，这些东西无法使中国获得
新生！
香港、台湾以及海外的某些汉学家，为儒学复兴做着艰苦的工作，他们希望以此为
中华民族开万世太平。对他们的精神，我表示钦佩；但对他们的工作，我不以为然。至
于于氏用《读者文摘》上的小故事所演绎的论语“心得”和“感悟”，那只是小儿科的
东西，除了赤裸裸地为“和谐”服务这一点可歌可泣外，别的就不值一提了。
问题在于，传统儒学害了中国，新儒学也救不了中国，而于丹的“心得”和“感悟
”则连儒学的边都没沾上。
中国怎样才能获得新生呢？
中国的新生，其实恰恰应该从彻底抛弃“忠孝仁义、“君君、臣臣、子子”的封建
宗法观念、建立起以个人为本位的自由主义社会伦理开始。
当国人不再考虑我对他“仁”点，他对我“仁”点，而是考虑我不能做违法的事，
我不能妨碍别人，别人也不能妨碍我时，中国的新生也许才真正到来！
周舆于天津蛰居斋
2008年2月26日上午
(本文节选自《从于丹和毛新宇看权贵第三代的思维方式及时代智商》，因无法全
文发出，仅节选部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