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太庆 zt# WaterWorld - 未名水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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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
王太庆 王太庆，西方哲学史家、翻译家。生于1922年1月，安额铜陵人。l943年入
西南联大求学，194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47年8月至1949年7月任中国哲学会西
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研究编译员。1949年8月至l952年9月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哲学
编译室助教。1952年9月至1965年3月任北大哲学系助教、讲师。1965年3月至1978年3月
任银川宁夏医学院讲师。1979年1月回北大任教至今，现为哲学系教授。 1999.11
去世。 一 我爱钻研哲学问题，因此爱读古今中外的哲学书、历史书和文学书
。这并不是象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只是出于好奇，而是由于我的时代向我的同胞们提出
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人到哪里去？我和大家一样要给自己找出一个答案。我生在北洋
军阀的时代，进小学时看到换了旗子，但是有一点不变，就是中国还在挨打。小学还没
毕业就来了“九·一八”，丢掉半壁河山，高中一年级时爆发“七·七”事变，开始全
面抗战。这一系列的打击板着面孔在催促幼小的心灵早熟。我父亲是只读过三年私垫靠
自学成为知识分子的会计，他要我念书却希望我学“实科”，进农业或工业学校，靠技
术吃饭。我没有他当学徒的痛苦经历，又靠着他从小县城毕业考上省城的初中，再转到
上海有洋人的工业学校，看得多了，不能满足于单纯技术了。 我上初中接触了声
光化电，可是最感兴越的是希腊故事，再就是文天祥的《正气歌》、史可法的《复多尔
衮收》。念法文我偏喜欢看圣女贞德的抗英事迹，《马赛曲》也能背。进了高中，工厂
实习成绩平平，假日却爱上四马路，到书店里站着看书，从尼采的《苏鲁支语录》看起
，直看到杜兰的《哲学的故事》。看得似懂非懂，还想再读些别的；也正因为自己知道
有许多东西不懂，想求助于别人写的文章，进一步把它弄懂，但是没有成功，因为我不
懂的地方别人也很少说。我自己意识到中国人到哪里去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个哲学问题
，但是我听来的那点哲学还远不够用。 抗日战争开始后，我离开上海回到故乡，
起初是参加了抗日群众运动，办报纸，以后家乡沦陷，躲藏在乡下养病。这样，不但离
开了学校，而且离开了书本。有三年多我只能苦思冥想，连谈话的朋友都没有。这才体
会到两句古话：“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于是逃出沦陷区，先在黄山
脚下做了一个学期刻腊纸的抄写员，然后跑到四川当流亡学生，念完高中课程。我不但
补足了数理化，也恢复了自己学的习惯，把能弄到手的一本英文书Hays and Moon的世
界史念完了，还读了冯友兰先生的新著《新理学》和《新原人》。冯先生的哲学吸引了
我，因为他提出来的的确是哲学问题，与我自己想到的连起来了，但是他的主张和方法
并没抓住我，我不能完全满意，因而没有满足。可是因为冯先生的缘故，我下定决心要
学哲学，而且要到西南联大去学。 二 昆明很苦，而且老要逃警报，可是一进
联大我感到回了老家，一辈子不想离开它。那里有最好的学习条件：老师们在以身作则
地钻研，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生活比学生还苦，却没有一个人叫苦，也没有
一个人下海。他们为了改变人的（首先是我们中国人的）命运，在不断地追求真理，修
正错误。教师们在在这样做，学生们也大都模仿着这样做。我们中国人比较现实，因此
科学不发达，一说科学就想到船坚炮利，这种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的精神，只能达到船
不坚炮不利的结果。这是中国人挨打的主要原因之一，科学精神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
键。 但是联大并不是单提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连清华缩影的
联大工学院也不是这样。这里强烈要求抓住科学的根本，这是哲学问题。科学不只是应
用技术，主要在于理论核心；而且科学不只是自然科学，此外还有社会科学，社会科学
更是解决中国落后问题的关键。联大的物质条件非常差，实验室的设备是几乎老掉牙的
，然而联大能出科学家，这主要是靠人的科学精神。这是我在这所大学亲身体味到的第
一课，一辈子都忘不掉。 科学是实事求是的，不能讲排场拿架子，压抑别人抬高
自己。联大同学好议论，对事不对人，没有什么为亲者讳的老毛病。我从这里头看到科
学前进的希望，也学着这样做，不凭一时心血来潮下判断肯定或否定，一定要认真研究
，如果判断错了，要再从头研究。 还在初入学的时候我选了冯友兰先生的“伦理
学”。他讲的内容就是他的《新原人》一书，我早读过的。他的方法是让同学先提问题
，他用解答问题的方式讲课。我每次课前都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写出来提问，他都逐字宣
读了，然后一一分析，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个方法我过去没有见过，听了觉得大有益处
。并不是说在所有的问题上他都说服了我，而是说他的分析启发了我继续深入思考，使
我的看法不停在原处而前进了。冯先生是不喜欢黑格尔的辩证法的，但他的认真态度却
正好教了我辨证思考方法。 我的另一位哲学启蒙老师贺麟先生在“哲学概论”课
中给了我难忘的启迪。他并不是以客观方式照讲某个别人的思想，而是以他自已的哲学
见解为纲贯串一些主要的哲学问题来讲授的，但是又不是空论，密切联系中国哲学和西
方哲学的史实立论。他的课好象物理、化学课上的实习，用亲身的活动示范，来教我们
学哲学。我学到：哲学并不是什么脑子灵的人灵机一动，要学习，先跟古人学，对照着
事实，看别人是怎么分析的，最后更上一层楼得出自己的结论。如果不学历史，那就等
于初生婴儿，停留在呀呀学语的原始阶段。经验要全面，既要知道中国人的历史，也要
知道外国人的历史。学习西方哲学的历史对于我们来说尤其重要，因为正是西方人揍了
我们，我们不知道那船坚炮利背后的根本，就还要挨揍。学历史，就必须老老实实地念
书。要想不念书耍机灵是不行的。 三 怎样念书？在这个问题上，我必须感谢
陈康先生。陈先生教我们希腊哲学．办法是领着我们一句一句读，读出它的本来面目，
。（傻按：“，。”，原书如此。）既不把自己的想法往古人身上贴，也不把古人的说
法拉来给自己的说法作注脚。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做到“人我不混，物我分清”。
这是最严格的科学态度。而且这并不是只呼一声口号，他亲身给我们作了榜样，有他译
注的柏拉图的《巴曼尼得斯篇》为凭。这样做比较费力，乖巧的人不大情愿干。但是我
反复考虑，接受了，因为这正解决了我们中国学习西方哲学不够认真，因而常常捕风捉
影的毛病。 贺麟先生大力提倡翻译西方哲学经典著作，这是跟陈先生的科学读书
法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过去我国的翻译不够，而且不严格，以致于想读书的人得不到书
，得到的书又在内容上打了折扣。这样就严重地影响了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了解，因而
影响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我走了贺先生指出的路，从青年到老年都在翻译哲学原著，
而且老在盼望着我国哲学翻译质量的提高。我也教书，目的也是和翻译一样，在于促进
我们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了解。我没有著书立说，虽然有些人认为翻译只是传声筒，低
人一等，我觉得这个传声筒也很值得一做，可能比自己著书立说的用处还要大一些。
总起来说，我认为只有科学是我们的出路，它是实事求是的认识，哲学的任务就在
于为实事求是作论证。人的认识就是实事求是的发展过程：从实际出发，加上认识主体
的分析和综合，求得一定程度的“是”，这是第一步。以后的人再继续这个过程，同时
吸取前人的成就，加以批判的提高，求得进一步的“是”。后人的认识是前人认识的发
展，前人的认识是初步的、相对的真理，后人发展了它，前进了一步，但还是相对的真
理。如此反复，至于无穷。 我国习惯上以为“哲学家”是无条件的“哲人”或“
智慧的人”（sophos），加以崇拜，便称之为圣人”。“圣人”是偶像化了的，其作用
只能是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因此我很不愿意做“哲学家”。当然我更不愿意做兜售“智
慧”的即所谓“智者”（sophists）。的确我不是那个意义的“哲学家”或“智者”。
但是我追求真理、爱好“智慧”（sophia），很愿意做个“爱智者”（Philosophos）
，用现在中国话说，就是“学哲学的”或“搞哲学的”。“哲学工作者”这个名字我也
不敢当。
扩展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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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001.com/show_hdr.php?xname=PPDDMV0&dname=FUD0241&xpos=5
西南联大求学，194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47年8月至1949年7月任中国哲学会西
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研究编译员。1949年8月至l952年9月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哲学
编译室助教。1952年9月至1965年3月任北大哲学系助教、讲师。1965年3月至1978年3月
任银川宁夏医学院讲师。1979年1月回北大任教至今，现为哲学系教授。 1999.11
去世。 一 我爱钻研哲学问题，因此爱读古今中外的哲学书、历史书和文学书
。这并不是象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只是出于好奇，而是由于我的时代向我的同胞们提出
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人到哪里去？我和大家一样要给自己找出一个答案。我生在北洋
军阀的时代，进小学时看到换了旗子，但是有一点不变，就是中国还在挨打。小学还没
毕业就来了“九·一八”，丢掉半壁河山，高中一年级时爆发“七·七”事变，开始全
面抗战。这一系列的打击板着面孔在催促幼小的心灵早熟。我父亲是只读过三年私垫靠
自学成为知识分子的会计，他要我念书却希望我学“实科”，进农业或工业学校，靠技
术吃饭。我没有他当学徒的痛苦经历，又靠着他从小县城毕业考上省城的初中，再转到
上海有洋人的工业学校，看得多了，不能满足于单纯技术了。 我上初中接触了声
光化电，可是最感兴越的是希腊故事，再就是文天祥的《正气歌》、史可法的《复多尔
衮收》。念法文我偏喜欢看圣女贞德的抗英事迹，《马赛曲》也能背。进了高中，工厂
实习成绩平平，假日却爱上四马路，到书店里站着看书，从尼采的《苏鲁支语录》看起
，直看到杜兰的《哲学的故事》。看得似懂非懂，还想再读些别的；也正因为自己知道
有许多东西不懂，想求助于别人写的文章，进一步把它弄懂，但是没有成功，因为我不
懂的地方别人也很少说。我自己意识到中国人到哪里去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个哲学问题
，但是我听来的那点哲学还远不够用。 抗日战争开始后，我离开上海回到故乡，
起初是参加了抗日群众运动，办报纸，以后家乡沦陷，躲藏在乡下养病。这样，不但离
开了学校，而且离开了书本。有三年多我只能苦思冥想，连谈话的朋友都没有。这才体
会到两句古话：“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于是逃出沦陷区，先在黄山
脚下做了一个学期刻腊纸的抄写员，然后跑到四川当流亡学生，念完高中课程。我不但
补足了数理化，也恢复了自己学的习惯，把能弄到手的一本英文书Hays and Moon的世
界史念完了，还读了冯友兰先生的新著《新理学》和《新原人》。冯先生的哲学吸引了
我，因为他提出来的的确是哲学问题，与我自己想到的连起来了，但是他的主张和方法
并没抓住我，我不能完全满意，因而没有满足。可是因为冯先生的缘故，我下定决心要
学哲学，而且要到西南联大去学。 二 昆明很苦，而且老要逃警报，可是一进
联大我感到回了老家，一辈子不想离开它。那里有最好的学习条件：老师们在以身作则
地钻研，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生活比学生还苦，却没有一个人叫苦，也没有
一个人下海。他们为了改变人的（首先是我们中国人的）命运，在不断地追求真理，修
正错误。教师们在在这样做，学生们也大都模仿着这样做。我们中国人比较现实，因此
科学不发达，一说科学就想到船坚炮利，这种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的精神，只能达到船
不坚炮不利的结果。这是中国人挨打的主要原因之一，科学精神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
键。 但是联大并不是单提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连清华缩影的
联大工学院也不是这样。这里强烈要求抓住科学的根本，这是哲学问题。科学不只是应
用技术，主要在于理论核心；而且科学不只是自然科学，此外还有社会科学，社会科学
更是解决中国落后问题的关键。联大的物质条件非常差，实验室的设备是几乎老掉牙的
，然而联大能出科学家，这主要是靠人的科学精神。这是我在这所大学亲身体味到的第
一课，一辈子都忘不掉。 科学是实事求是的，不能讲排场拿架子，压抑别人抬高
自己。联大同学好议论，对事不对人，没有什么为亲者讳的老毛病。我从这里头看到科
学前进的希望，也学着这样做，不凭一时心血来潮下判断肯定或否定，一定要认真研究
，如果判断错了，要再从头研究。 还在初入学的时候我选了冯友兰先生的“伦理
学”。他讲的内容就是他的《新原人》一书，我早读过的。他的方法是让同学先提问题
，他用解答问题的方式讲课。我每次课前都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写出来提问，他都逐字宣
读了，然后一一分析，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个方法我过去没有见过，听了觉得大有益处
。并不是说在所有的问题上他都说服了我，而是说他的分析启发了我继续深入思考，使
我的看法不停在原处而前进了。冯先生是不喜欢黑格尔的辩证法的，但他的认真态度却
正好教了我辨证思考方法。 我的另一位哲学启蒙老师贺麟先生在“哲学概论”课
中给了我难忘的启迪。他并不是以客观方式照讲某个别人的思想，而是以他自已的哲学
见解为纲贯串一些主要的哲学问题来讲授的，但是又不是空论，密切联系中国哲学和西
方哲学的史实立论。他的课好象物理、化学课上的实习，用亲身的活动示范，来教我们
学哲学。我学到：哲学并不是什么脑子灵的人灵机一动，要学习，先跟古人学，对照着
事实，看别人是怎么分析的，最后更上一层楼得出自己的结论。如果不学历史，那就等
于初生婴儿，停留在呀呀学语的原始阶段。经验要全面，既要知道中国人的历史，也要
知道外国人的历史。学习西方哲学的历史对于我们来说尤其重要，因为正是西方人揍了
我们，我们不知道那船坚炮利背后的根本，就还要挨揍。学历史，就必须老老实实地念
书。要想不念书耍机灵是不行的。 三 怎样念书？在这个问题上，我必须感谢
陈康先生。陈先生教我们希腊哲学．办法是领着我们一句一句读，读出它的本来面目，
。（傻按：“，。”，原书如此。）既不把自己的想法往古人身上贴，也不把古人的说
法拉来给自己的说法作注脚。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做到“人我不混，物我分清”。
这是最严格的科学态度。而且这并不是只呼一声口号，他亲身给我们作了榜样，有他译
注的柏拉图的《巴曼尼得斯篇》为凭。这样做比较费力，乖巧的人不大情愿干。但是我
反复考虑，接受了，因为这正解决了我们中国学习西方哲学不够认真，因而常常捕风捉
影的毛病。 贺麟先生大力提倡翻译西方哲学经典著作，这是跟陈先生的科学读书
法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过去我国的翻译不够，而且不严格，以致于想读书的人得不到书
，得到的书又在内容上打了折扣。这样就严重地影响了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了解，因而
影响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我走了贺先生指出的路，从青年到老年都在翻译哲学原著，
而且老在盼望着我国哲学翻译质量的提高。我也教书，目的也是和翻译一样，在于促进
我们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了解。我没有著书立说，虽然有些人认为翻译只是传声筒，低
人一等，我觉得这个传声筒也很值得一做，可能比自己著书立说的用处还要大一些。
总起来说，我认为只有科学是我们的出路，它是实事求是的认识，哲学的任务就在
于为实事求是作论证。人的认识就是实事求是的发展过程：从实际出发，加上认识主体
的分析和综合，求得一定程度的“是”，这是第一步。以后的人再继续这个过程，同时
吸取前人的成就，加以批判的提高，求得进一步的“是”。后人的认识是前人认识的发
展，前人的认识是初步的、相对的真理，后人发展了它，前进了一步，但还是相对的真
理。如此反复，至于无穷。 我国习惯上以为“哲学家”是无条件的“哲人”或“
智慧的人”（sophos），加以崇拜，便称之为圣人”。“圣人”是偶像化了的，其作用
只能是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因此我很不愿意做“哲学家”。当然我更不愿意做兜售“智
慧”的即所谓“智者”（sophists）。的确我不是那个意义的“哲学家”或“智者”。
但是我追求真理、爱好“智慧”（sophia），很愿意做个“爱智者”（Philosophos）
，用现在中国话说，就是“学哲学的”或“搞哲学的”。“哲学工作者”这个名字我也
不敢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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