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苏联解体20年祭zz# WaterWorld - 未名水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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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苏联解体20年祭zz
今年是苏联“剧变”20周年。20年前，这个具有93年历史、有1900万(占居民总数
近1/10)党员、执政74年的共产党超级大国寿终正寝了。
提到这次“剧变”，我们虽然已经有关于苏联解体的不同解说，但是“领导人因素
说”一直是最有影响的“主流”说法。我国许多论著习惯上总是说“苏联解体之痛、东
欧剧变之苦”，这个“历史悲剧”都是“叛徒戈尔巴乔夫”惹的祸。“万方有罪，罪在
朕躬”这句中国古代统治者装样子的“罪己诏”中常见的自责之语，常常被我们用在关
于苏联解体的“罪他诏”上：千怪万怪，都怪苏联前领导“挑选接班人”不慎，把个“
叛徒”扶上了宝座，于是苏联解体据说就“都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和‘民主化’
惹的祸”。于是有些人就从反面接受教训，一切行动都是要与“民主化”反着来，逆“
公开性”而动，以为这样就可以消除对现存体制的“不利因素”，就可以保证“铁打的
江山万年长”了。
然而很少有人问，为什么苏联的这个体制这样脆弱，它自我标榜的“政治正确性”
与“合法性”为什么就这么经不起大众信息自由和“广场测试”(夏兰斯基：《“论民
主：自由战胜暴政与恐怖的威力》2004年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出版，第三章)的考验？
今天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曾提到俄罗斯有人也持类似观点，那些人说：“太遗憾了
，我们当初没有按中国模式发展，那样就能保持政治体制的稳定”，而梅德韦杰夫断然
否认了这种说法：“我并不认为，我们当时有别的可以选择的发展方式，所以我不认为
，我们有别的什么道路可走”(“麦德维杰夫与国际政治学家的对话”，见中央编译局
主办：《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1期，105页)。
显然，梅德韦杰夫认为苏联体制的垮台有其内在逻辑，并不能归罪于哪个个人。其
实即便是铁杆的强硬派，当时也承认这个体制失去了民心。1990年，当时已经97岁的斯
大林时代的意识形态元老卡冈诺维奇说“公开性变成了单行道”，“只朝一边走”，公
开性成了声讨控诉苏共罪行的“歇斯底里”狂潮。但他却没说这“双行道”该怎么走法
？在“控诉”斯大林的同时也把他的“敌人”一块儿骂？他应该记得，就连他自己也曾
险些成为“敌人”，即便是他和日丹诺夫这样的铁杆斯大林分子，在斯大林一人之下万
人之上的时候，都可以随便地“被流放”和“被吓死”(1948年日丹诺夫的儿子小日丹
诺夫因为反对科学权威李森科，被斯大林怒斥，日丹诺夫受到刺激死于心脏病突发，实
际是被吓死的)。这些人尚且如此，更何况一般老百姓？出现这种一边倒的“单行道”
局面，原因何在？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背叛”，就能掀起这场群众性的“愤怒声讨”
运动吗，就能够葬送掉“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吗？就能够埋葬掉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吗
？如果是这样，这个党岂不是太弱不禁风了？
“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是俄国历史上最可悲的记忆
前些年我们有些人到俄罗斯去拍了一部大骂戈尔巴乔夫这个“叛徒”造成苏联剧变
的电视片，他们见到老人和左派人士就问，“你给斯大林打多少分，给戈尔巴乔夫打多
少分？叶利钦打多少分？”据说结果令他们很满意。但连陪同的翻译都认为，在一个多
元的社会里，做这种有选择性的调查是不负责任的、不具有客观性的。即便如此，他们
在与一些亲俄共的学者座谈的时候，以为这些左派会说出他们想要的答案，结果没想到
，却得到了这样一种答复：“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是不值得的”！
的确，即使在今天的俄罗斯怀念苏联、不满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左派群体中，也
很少有人同意苏联的垮台仅仅因为出了“叛徒”这种说法。前俄共中央委员斯拉温就根
据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这种说法斥之为“唯心主义的个人决定论”。他在交谈时指
出：那么多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因为出了一两个“坏人”就崩溃、就变成资本主义了？而
众多资本主义国家怎么就没有一个因为出了几名“好人”就垮台、就变成社会主义呢？
所以他认为批判叶利钦是可以的，但对旧体制的反思更重要。实际上，对于前苏联“以
人为代价的现代化”的反思如今即便在左派中也是流行的，因为它已成为“俄国历史上
最可悲的记忆”。
当然不是所有的左派都如此，比如久加诺夫就说，“在最近一百年的现代化经验中
，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最成功的榜样”。不过有意思的是，今天俄罗斯这样的“原
教旨社会主义者”大都痛恨普京，而普京却是我们这些采访者心中的偶像。而这位好人
普京一方面被另一位好人久加诺夫恨之入骨，另一方面他却是大坏蛋叶利钦亲自挑选的
接班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最伟大的好人斯大林在杀光了一切疑似的坏人之后，
千挑万选留下的接班人赫鲁晓夫，按我们那些采访者的说法却又是一个大坏蛋。呜呼！
一位俄罗斯学者总结说，世界历史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现代化模式，一种是“以人
为主体的现代化”，另一种是“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在后一种现代化中，国家可以
有高速增长的GDP，可以有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可以有世界上最高的大楼，可以有超过
美国的核弹头总当量、可以有很多的钢产量，只要是国家认定需要的东西、事关脸面上
的排场，全国自上而下地齐动员，一准能获得期望的效果。然而所有这些不过是冷战思
维下的“冒虚火”，不要说在军备竞争中没有获胜，这些所谓的傲人成就又有多少是从
人着眼？即便是在苏联最辉煌的上世纪70年代末，苏联工人的工资水平仅为美国工人的
31%，居民消费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33%。在苏联“建立国家”和“攫取财富”是同义词
，这种统治方式也叫做“从人民中获取满足国家行为的手段”，“社会主义不是被看作
目的，而是被看作一种动员型的意识形态”。
因为这种以人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并不是让国民生活得更美好、更自由，而是为了
争夺世界霸权，往好里说是对“大国特殊责任论”的担当、是为了国家的安全战略，往
坏里说是一种不自信的伪民族主义，是一种帝国模式的伪现代化，是一种没有“人”只
有“国”的主观意志。这种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是苏联模式最大的失败。人民成为被政
府绑架的人质，成为国家强大的牺牲品。瓦西里耶夫说：“俄国的悲剧就在于，它在皮
鞭的驱使下在伪现代化的道路上比其他国家走得更远，在伪现代化的方面取得的公认的
数字成果后，在‘人’的现代化方面勉强达到非洲的水平”。这种以牺牲个体的充满血
腥成长过程，“再现了等级制、人身依附等中世纪原则”，“这个事实成了俄国文明发
展中最阴暗可怕的现象”。在和资本主义拼实力的过程中，是以苏联人的性命和不自由
作为交换的，它一方面试图在经济上赶超西方，另一方面却在违反现代文明的基础上发
展自己，而且他也并没有使苏联变成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
无疑，俄国学者们的这些反思不会出现在采访者所拍的政论片中。但俄国学者的这
些“痛定思痛”的思考当真是可以忽略掉的吗？虽然俄共对采访者的亲苏共情结感到很
亲切，但是他们自己也承认，不管给历史人物打多少分，从目前的选情看，他们距离政
权是越来越远了。恐怕这才是真正的打分吧。2010年5月初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接
受《消息报》的采访时说，“坦率地说，苏联政权……只能被称为极权政权，在这个政
权统治下，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受到压制”。所以他非常强调要搞“人的现代化”，过去
那种不顾人民死活的现代化、“给国家争面子的现代化”、“领导人对军事威力的崇拜
的现代化”以及为了“炫耀帝国光荣的现代化”，所有要让民众成为所谓的“国家成功
”的受害者的发展模式，都被实践证明是背离了人类文明的。
压制毁掉了真正的“理想主义”
俄国学者们强调，在这种与朝鲜“先军政治”类似的“国防意识高于一切”的概念
下，国家强大是以个体作为整体的殉道者为前提的，在钳制和驯服的状态下“造成了人
民政权的错觉”。因为这一模式是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它的高度集权的“强迫”动员
性社会是以压制性的恐惧政策和舆论统治作后盾的，它具体表现在社会单位化、单位国
家化、国家政治化，社会只不过是苏共政权附属物，是没有任何主观能动性的被动的客
体。戈尔巴乔夫把这种“国家控制、国家所有、国家干预达到无所不及的地步，几乎每
一步都需要国家官员批准”的整齐划一的“官方国民性”称作典型的“苏联生活方式”
。在这个国度里，所有的个体没有选择的余地，在苏联1940年出版的《简明哲学词典》
中甚至对“个人”的词条下的解释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群众，群众的解放是个人
解放的基本条件”。个体的“一切都被限定和安排在现行制度的框架里，人们不能决定
任何事情，一切需由当局代他们决定”(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
夫回忆录》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132页)。
这种社会模式必然会造成了四个后果：
第一，它与理想背离，但又需要借助理想的号召力进行社会动员和欺骗，必然会导
致理想模式的“空心化”，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特殊的宗教”，这就造成了它的虚
伪性。十月革命后，苏俄政权很快就发生了“理想主义蜕变”，与它所许诺的目标模式
毫无共同之处，正如圣西门批评雅各宾专政时所说的，在争取自由平等的伟大目标下，
产生了一种新的奴役形式，一个新的“黑白颠倒世界”。虽然1936年苏联宪法宣布：“
人剥削人的现象已经被铲除”(《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84页)，阶级结构已
经根本改观，作为苏联社会结构的核心的“两阶一层”都是“人民的范畴”，但实际上
来自国家的剥削超过了1861年以前的农奴制时期，全体苏联人都处在变相的“普遍农奴
制”状态。
1938年苏联实行“劳动登记册”制度，复活了沙皇时代就已经废除的农奴制特征“
连环保”，所以苏联坊间里把联共(布)称为“第二次农奴制”，(联共(布)的俄语缩写
“ВКП”与“第二次农奴制”的俄文缩写“ВКП”恰好是相同的)。自从斯大林提
出“靠内部积累发展国家的工业”以后，整个苏联时期的积累率都保持在26%-40%的高
水平，靠从民间汲取发展国家是当时的发展战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居民的
总纳税额增加了2.3倍，1929年没有加入集体农庄的所谓富农纳税额是集体农庄庄员的
17倍，而从1929-1938年的10年间物价上涨了近6倍，远远大于沙俄时代。苏联为了负担
欧洲规模最大、开支最多的常备军，就需要不断地消耗国家的财力，从农民身上抽取资
金，甚至牺牲农民的生命也在所不惜，集体化的1930年代初在哈萨克斯坦，农村人口缩
减了30.9%，在伏尔加河流域人口减少了23%，在乌克兰自然减员20.5%，在北高加索减
少了20.4%，而1933年运往国外1800万公担谷物，如果停止粮食出口就可以避免这场惨
绝人寰的灾难，就可以有700万人的性命存活下来，但是斯大林拒绝这样做。他认为，
政权与民众的关系不是“政权依靠人民，而是人民依附政权”。为了国家的强大，必须
要以一代人作为代价。
这一模式是以强制作为后盾的，它用恐惧社会的压制性和舆论统治来震慑社会、规
范人们的行为、控制人们的思想。正如帕斯捷尔纳柯在《日瓦戈医生》中所说的，这种
体制“教育人们不要思考，也不要做出判断”，只要求服从。用托洛茨基的话说，“我
们虽然说的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而主要体现的是不服从者不得食，在政府是唯一的雇主
的国家里，反叛就等于饿死”。官僚集团的上层排除了在协商基础上解决社会矛盾，当
时苏联提出的口号是“既然进行阶级斗争，那就需要恐怖，既然阶级斗争会加剧，恐怖
自然也会加剧，一天不搞恐怖危险，两天不搞恐怖党就会灭亡”(拉津斯基：《斯大林
秘闻》257页)。于是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每次选举100%的人都无条件地拥护共产党
的领导，但是阶级敌人的队伍却在不断扩大，据苏联内务部统计，从1921-1954年仅记
录在案的被判处“反革命”罪的罪犯就达约380万人(塔斯社1992年1月23日电)。
“面具人”难以充当体制的基础
第二，强制措施的时效性。谁都知道，强制社会“只要压力减轻便会很快丧失了自
身的潜力”，政权只有不断加大对民众的控制才能保持住，即便在统治者能够提供足够
的资源保持对民众的控制力度时，严控的效应也会递减，收效也难以长久，因为人们对
恐惧感的麻木程度也会增加，通过舆论控制和个人崇拜只能在某一个阶段凑效，而且不
可以重复使用。它只能被迫投入越来越多的精力、越来越大的成本用来控制自己的人民
，只要这种控制稍一放松，就如麦德维杰夫所说的，它“释放出来的自由的火花就像丛
林大火一样迅速燎原，从而将一个帝国的大厦烧毁”。比如后斯大林时代，尽管勃列日
涅夫“重新斯大林化”，也在大搞个人崇拜和严刑峻法，他所推行的书报检查制度和压
制思想的程度和力度并不比任何一个时代减少(1969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思想
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组建了专项负责知识分子“思想动态”的克格勃第五局，
它的任务是“纠正一切意识形态的偏离倾向”)，但是人们的“免疫”程度却大大提高
了，人们已经厌倦了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博弈能力也大大提高。而金字塔顶端的腐败
与伪装，使政府和政治家没有了早期领导人的道义感召力，他们的“刚性”因为官僚主
义的实用哲学和“去意识形态化”物质追求和权力追求而显得“底气不足”了。
由于恐怖效应，这种体制必然会造就大量的“面具人”和“两面派”，在这种社会
内的人可以分为四种：认同当权者的既得利益(忠实信仰者虽然也有，但人数很少)者；
公开表明观点的持不同政见者；不赞成当权者做法，但是处于恐惧中不敢公开发表真实
想法的“面具人”；逃避国家的控制、反政治迫害的“地下人”。其实，在这种体制能
够正常运转的情况下，第一种人和第三种人、第二种和第四种人是无法区分的。人们看
得见的只有两种人，即铁杆信仰者和持不同政见者两头都很少，中间大多数是那些可以
随时改变信仰的被迫者或趋炎附势者以及蛰伏于地下的“民间力量”，他们都在根据政
治天平摆动伺机而动，大量的口是心非者和“面具人”是这个社会的一大特点。
比如在1985年时对苏联人进行民意调查，99%的人都会表示拥护苏共的领导，1988
年12月苏联新选举法通过后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差额选举，1989年4月选举结果，苏共的
拥护率马上就减少了1/3，叶利钦、萨哈罗夫、波波夫、索布恰克这些民主派纷纷当选
，之所以还有不少共产党员当选，是因为他们“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强调自己是共产党员
”(尼·雷日科夫：《背叛的历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250页)。到1990年苏共支
持率更进一步降到不足1/2。是不是这些人仅仅过了几年想法就改变了呢？当然不是，
唯一改变的是，庞大的两面派阵营不再害怕表达他们真实的信念。“虽然不可能知道一
个社会内部到底有多少两面派，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管制性的社会里人们不能自由地
表达思想，把越来越多的忠实信仰者推向两面派阵营，而他们一旦不再恐惧地与政权疏
远，这批人就再不可能回到原来的阵营中了”，“面具人”的“生存智慧”是可以根据
政治力量的平衡转化成“反体制”的“斗争智慧”的，原本就热闹非凡的“地下活动”
也会随之浮出水面而公开化。1988年末，“多党制”还是个具有负面意义的词汇，到
1989年6月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闭幕时，在近700个接受调查的与会者中，约有42%的人
称他们反对“一党专政”((美)迈克尔·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
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70页)。
缺乏公开性损害了政权自身
第三，这种体制形成的“社会国家化”的同构性结构组织的致命弱点，是它的脆弱
性。1922-1928年，内务人民委员会禁止了120多个全国性社会组织的活动。斯大林说，
“保证党的领导”是这些非党社团“全部工作中最主要的和最最重要的一点”。在这种
体制下的群众组织只不过是官僚机器上的衍生品。人所周知，铁幕国家没有社会，人们
只知道政府，而不知道政府之外还有其他的社会组织。托洛茨基就说过，国家可以“强
制性的干预公民生活的一切方面”。从1929年以后，苏联工会唯一的任务是动员劳动者
完成国家计划。在上世纪20年代以后，苏联可以说没有一家真正的社会组织，所有的个
人都是被国家“绑架”的人质，社会的主动性被斩断，“对业余空间的侵犯、对日常生
活实行无孔不入的政治化”是一种常态。1930年代的所谓社会组织是200万党员、400万
共青团员、1200万国防建设促进会会员、1700工会会员和300万工农通信员，所有这些
社会组织都必须严格地服从国家政权的命令，不能展现自我发展机制的社会功能。社会
束缚于政权之下就等于斩断了社会的自愈能力和修复功能，窒息了社会自身的创造性因
素，这种同构性的社会结构既稳定也脆弱，就像没有牢固地基的整体框架的建筑物，因
为承重结构单一不分散，立在那里的时候光鲜高大，稍遇地震就会“呼啦啦的大厦倾”
整体垮塌。苏共对社会的改造是以控制为主，党控制了所有的社会资源，使单位的触角
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组织无所不能地侵吞着个人的私人空间，毁掉了一个正
常社会应有的民间生长的土壤和运行机制，卡死了民间的活力，把所有的社会组织都视
为反动组织而取缔，剪除了传统村社的自治功能，使社会自救模式成为不可能、自愈能
力和修复功能统统丧失。因为在管制型社会中，整个社会肌体处在被动状态，并造成官
民对立的体制内的“弱政治参与”和体制外的“泛政治化”取向的逆反状态。
2010年10月，我们在与俄罗斯《祖国历史》的主编梅杜舍夫斯基的座谈中，他说俄
国的学者也在反复讨论，国家的公权与个人信息自由之间的界线在哪里？统治者总是以
为把所有的事情都把握在自己可控的范围内，就可以做到有效的防范和治理。殊不知这
样做造成的逆反效果先不说，就从统治者的立场看，首先是阻碍了领导者自己的眼界，
造成他们信息来源的单一化。比如说各个地区反映上去的信息都是有利于自己“政绩”
的。其次，在高度控制的社会中，信息的链条中间环节过多会降低决策的灵活性，也会
影响到领导者的判断力。比如，斯大林就因为信息量太大而分不清主次，不能快速做出
有效的判断，他大量工作“无效化”，使这个体系陷入瘫痪，靠惯性运作。在勃列日别
夫时代，监视和窃听持不同政见著名人物的有几套班子，致使索尔仁尼琴的卷宗多达
105卷，萨哈罗夫的卷宗多达505卷，这几套系统内部的意见常常不统一，人人都是替自
己盘算而算计着让别人承担责任，于是就注定了效率低下和被动局面。勃列日涅夫有一
个围绕他的20多人的秘书组和写作班子，而在他两次中风以后，基本上处在不“亲政”
的状态，这个写作集体最大的工作就是对勃列日涅夫进行“读心术”，靠揣测勃列日涅
夫的意图进行“领导讲话”的编写工作，勃列日涅夫唯一的任务就是不出错地朗读好这
些稿件。而写作团队本身又分为好几派，他的政策也就表现得“荡秋千”似的两边晃悠
，而且因为写作班子是个集体行为，最后的定稿往往是把有锋芒的地方都磨掉后的妥协
产物，导致空话、废话、套话、假话连篇。
来源: 经济观察报 | 来源日期：2011-04-30
今年是苏联“剧变”20周年。20年前，这个具有93年历史、有1900万(占居民总数
近1/10)党员、执政74年的共产党超级大国寿终正寝了。
提到这次“剧变”，我们虽然已经有关于苏联解体的不同解说，但是“领导人因素
说”一直是最有影响的“主流”说法。我国许多论著习惯上总是说“苏联解体之痛、东
欧剧变之苦”，这个“历史悲剧”都是“叛徒戈尔巴乔夫”惹的祸。“万方有罪，罪在
朕躬”这句中国古代统治者装样子的“罪己诏”中常见的自责之语，常常被我们用在关
于苏联解体的“罪他诏”上：千怪万怪，都怪苏联前领导“挑选接班人”不慎，把个“
叛徒”扶上了宝座，于是苏联解体据说就“都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和‘民主化’
惹的祸”。于是有些人就从反面接受教训，一切行动都是要与“民主化”反着来，逆“
公开性”而动，以为这样就可以消除对现存体制的“不利因素”，就可以保证“铁打的
江山万年长”了。
然而很少有人问，为什么苏联的这个体制这样脆弱，它自我标榜的“政治正确性”
与“合法性”为什么就这么经不起大众信息自由和“广场测试”(夏兰斯基：《“论民
主：自由战胜暴政与恐怖的威力》2004年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出版，第三章)的考验？
今天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曾提到俄罗斯有人也持类似观点，那些人说：“太遗憾了
，我们当初没有按中国模式发展，那样就能保持政治体制的稳定”，而梅德韦杰夫断然
否认了这种说法：“我并不认为，我们当时有别的可以选择的发展方式，所以我不认为
，我们有别的什么道路可走”(“麦德维杰夫与国际政治学家的对话”，见中央编译局
主办：《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1期，105页)。
显然，梅德韦杰夫认为苏联体制的垮台有其内在逻辑，并不能归罪于哪个个人。其
实即便是铁杆的强硬派，当时也承认这个体制失去了民心。1990年，当时已经97岁的斯
大林时代的意识形态元老卡冈诺维奇说“公开性变成了单行道”，“只朝一边走”，公
开性成了声讨控诉苏共罪行的“歇斯底里”狂潮。但他却没说这“双行道”该怎么走法
？在“控诉”斯大林的同时也把他的“敌人”一块儿骂？他应该记得，就连他自己也曾
险些成为“敌人”，即便是他和日丹诺夫这样的铁杆斯大林分子，在斯大林一人之下万
人之上的时候，都可以随便地“被流放”和“被吓死”(1948年日丹诺夫的儿子小日丹
诺夫因为反对科学权威李森科，被斯大林怒斥，日丹诺夫受到刺激死于心脏病突发，实
际是被吓死的)。这些人尚且如此，更何况一般老百姓？出现这种一边倒的“单行道”
局面，原因何在？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背叛”，就能掀起这场群众性的“愤怒声讨”
运动吗，就能够葬送掉“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吗？就能够埋葬掉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吗
？如果是这样，这个党岂不是太弱不禁风了？
“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是俄国历史上最可悲的记忆
前些年我们有些人到俄罗斯去拍了一部大骂戈尔巴乔夫这个“叛徒”造成苏联剧变
的电视片，他们见到老人和左派人士就问，“你给斯大林打多少分，给戈尔巴乔夫打多
少分？叶利钦打多少分？”据说结果令他们很满意。但连陪同的翻译都认为，在一个多
元的社会里，做这种有选择性的调查是不负责任的、不具有客观性的。即便如此，他们
在与一些亲俄共的学者座谈的时候，以为这些左派会说出他们想要的答案，结果没想到
，却得到了这样一种答复：“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是不值得的”！
的确，即使在今天的俄罗斯怀念苏联、不满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左派群体中，也
很少有人同意苏联的垮台仅仅因为出了“叛徒”这种说法。前俄共中央委员斯拉温就根
据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这种说法斥之为“唯心主义的个人决定论”。他在交谈时指
出：那么多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因为出了一两个“坏人”就崩溃、就变成资本主义了？而
众多资本主义国家怎么就没有一个因为出了几名“好人”就垮台、就变成社会主义呢？
所以他认为批判叶利钦是可以的，但对旧体制的反思更重要。实际上，对于前苏联“以
人为代价的现代化”的反思如今即便在左派中也是流行的，因为它已成为“俄国历史上
最可悲的记忆”。
当然不是所有的左派都如此，比如久加诺夫就说，“在最近一百年的现代化经验中
，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最成功的榜样”。不过有意思的是，今天俄罗斯这样的“原
教旨社会主义者”大都痛恨普京，而普京却是我们这些采访者心中的偶像。而这位好人
普京一方面被另一位好人久加诺夫恨之入骨，另一方面他却是大坏蛋叶利钦亲自挑选的
接班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最伟大的好人斯大林在杀光了一切疑似的坏人之后，
千挑万选留下的接班人赫鲁晓夫，按我们那些采访者的说法却又是一个大坏蛋。呜呼！
一位俄罗斯学者总结说，世界历史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现代化模式，一种是“以人
为主体的现代化”，另一种是“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在后一种现代化中，国家可以
有高速增长的GDP，可以有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可以有世界上最高的大楼，可以有超过
美国的核弹头总当量、可以有很多的钢产量，只要是国家认定需要的东西、事关脸面上
的排场，全国自上而下地齐动员，一准能获得期望的效果。然而所有这些不过是冷战思
维下的“冒虚火”，不要说在军备竞争中没有获胜，这些所谓的傲人成就又有多少是从
人着眼？即便是在苏联最辉煌的上世纪70年代末，苏联工人的工资水平仅为美国工人的
31%，居民消费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33%。在苏联“建立国家”和“攫取财富”是同义词
，这种统治方式也叫做“从人民中获取满足国家行为的手段”，“社会主义不是被看作
目的，而是被看作一种动员型的意识形态”。
因为这种以人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并不是让国民生活得更美好、更自由，而是为了
争夺世界霸权，往好里说是对“大国特殊责任论”的担当、是为了国家的安全战略，往
坏里说是一种不自信的伪民族主义，是一种帝国模式的伪现代化，是一种没有“人”只
有“国”的主观意志。这种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是苏联模式最大的失败。人民成为被政
府绑架的人质，成为国家强大的牺牲品。瓦西里耶夫说：“俄国的悲剧就在于，它在皮
鞭的驱使下在伪现代化的道路上比其他国家走得更远，在伪现代化的方面取得的公认的
数字成果后，在‘人’的现代化方面勉强达到非洲的水平”。这种以牺牲个体的充满血
腥成长过程，“再现了等级制、人身依附等中世纪原则”，“这个事实成了俄国文明发
展中最阴暗可怕的现象”。在和资本主义拼实力的过程中，是以苏联人的性命和不自由
作为交换的，它一方面试图在经济上赶超西方，另一方面却在违反现代文明的基础上发
展自己，而且他也并没有使苏联变成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
无疑，俄国学者们的这些反思不会出现在采访者所拍的政论片中。但俄国学者的这
些“痛定思痛”的思考当真是可以忽略掉的吗？虽然俄共对采访者的亲苏共情结感到很
亲切，但是他们自己也承认，不管给历史人物打多少分，从目前的选情看，他们距离政
权是越来越远了。恐怕这才是真正的打分吧。2010年5月初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接
受《消息报》的采访时说，“坦率地说，苏联政权……只能被称为极权政权，在这个政
权统治下，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受到压制”。所以他非常强调要搞“人的现代化”，过去
那种不顾人民死活的现代化、“给国家争面子的现代化”、“领导人对军事威力的崇拜
的现代化”以及为了“炫耀帝国光荣的现代化”，所有要让民众成为所谓的“国家成功
”的受害者的发展模式，都被实践证明是背离了人类文明的。
压制毁掉了真正的“理想主义”
俄国学者们强调，在这种与朝鲜“先军政治”类似的“国防意识高于一切”的概念
下，国家强大是以个体作为整体的殉道者为前提的，在钳制和驯服的状态下“造成了人
民政权的错觉”。因为这一模式是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它的高度集权的“强迫”动员
性社会是以压制性的恐惧政策和舆论统治作后盾的，它具体表现在社会单位化、单位国
家化、国家政治化，社会只不过是苏共政权附属物，是没有任何主观能动性的被动的客
体。戈尔巴乔夫把这种“国家控制、国家所有、国家干预达到无所不及的地步，几乎每
一步都需要国家官员批准”的整齐划一的“官方国民性”称作典型的“苏联生活方式”
。在这个国度里，所有的个体没有选择的余地，在苏联1940年出版的《简明哲学词典》
中甚至对“个人”的词条下的解释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群众，群众的解放是个人
解放的基本条件”。个体的“一切都被限定和安排在现行制度的框架里，人们不能决定
任何事情，一切需由当局代他们决定”(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
夫回忆录》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132页)。
这种社会模式必然会造成了四个后果：
第一，它与理想背离，但又需要借助理想的号召力进行社会动员和欺骗，必然会导
致理想模式的“空心化”，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特殊的宗教”，这就造成了它的虚
伪性。十月革命后，苏俄政权很快就发生了“理想主义蜕变”，与它所许诺的目标模式
毫无共同之处，正如圣西门批评雅各宾专政时所说的，在争取自由平等的伟大目标下，
产生了一种新的奴役形式，一个新的“黑白颠倒世界”。虽然1936年苏联宪法宣布：“
人剥削人的现象已经被铲除”(《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84页)，阶级结构已
经根本改观，作为苏联社会结构的核心的“两阶一层”都是“人民的范畴”，但实际上
来自国家的剥削超过了1861年以前的农奴制时期，全体苏联人都处在变相的“普遍农奴
制”状态。
1938年苏联实行“劳动登记册”制度，复活了沙皇时代就已经废除的农奴制特征“
连环保”，所以苏联坊间里把联共(布)称为“第二次农奴制”，(联共(布)的俄语缩写
“ВКП”与“第二次农奴制”的俄文缩写“ВКП”恰好是相同的)。自从斯大林提
出“靠内部积累发展国家的工业”以后，整个苏联时期的积累率都保持在26%-40%的高
水平，靠从民间汲取发展国家是当时的发展战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居民的
总纳税额增加了2.3倍，1929年没有加入集体农庄的所谓富农纳税额是集体农庄庄员的
17倍，而从1929-1938年的10年间物价上涨了近6倍，远远大于沙俄时代。苏联为了负担
欧洲规模最大、开支最多的常备军，就需要不断地消耗国家的财力，从农民身上抽取资
金，甚至牺牲农民的生命也在所不惜，集体化的1930年代初在哈萨克斯坦，农村人口缩
减了30.9%，在伏尔加河流域人口减少了23%，在乌克兰自然减员20.5%，在北高加索减
少了20.4%，而1933年运往国外1800万公担谷物，如果停止粮食出口就可以避免这场惨
绝人寰的灾难，就可以有700万人的性命存活下来，但是斯大林拒绝这样做。他认为，
政权与民众的关系不是“政权依靠人民，而是人民依附政权”。为了国家的强大，必须
要以一代人作为代价。
这一模式是以强制作为后盾的，它用恐惧社会的压制性和舆论统治来震慑社会、规
范人们的行为、控制人们的思想。正如帕斯捷尔纳柯在《日瓦戈医生》中所说的，这种
体制“教育人们不要思考，也不要做出判断”，只要求服从。用托洛茨基的话说，“我
们虽然说的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而主要体现的是不服从者不得食，在政府是唯一的雇主
的国家里，反叛就等于饿死”。官僚集团的上层排除了在协商基础上解决社会矛盾，当
时苏联提出的口号是“既然进行阶级斗争，那就需要恐怖，既然阶级斗争会加剧，恐怖
自然也会加剧，一天不搞恐怖危险，两天不搞恐怖党就会灭亡”(拉津斯基：《斯大林
秘闻》257页)。于是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每次选举100%的人都无条件地拥护共产党
的领导，但是阶级敌人的队伍却在不断扩大，据苏联内务部统计，从1921-1954年仅记
录在案的被判处“反革命”罪的罪犯就达约380万人(塔斯社1992年1月23日电)。
“面具人”难以充当体制的基础
第二，强制措施的时效性。谁都知道，强制社会“只要压力减轻便会很快丧失了自
身的潜力”，政权只有不断加大对民众的控制才能保持住，即便在统治者能够提供足够
的资源保持对民众的控制力度时，严控的效应也会递减，收效也难以长久，因为人们对
恐惧感的麻木程度也会增加，通过舆论控制和个人崇拜只能在某一个阶段凑效，而且不
可以重复使用。它只能被迫投入越来越多的精力、越来越大的成本用来控制自己的人民
，只要这种控制稍一放松，就如麦德维杰夫所说的，它“释放出来的自由的火花就像丛
林大火一样迅速燎原，从而将一个帝国的大厦烧毁”。比如后斯大林时代，尽管勃列日
涅夫“重新斯大林化”，也在大搞个人崇拜和严刑峻法，他所推行的书报检查制度和压
制思想的程度和力度并不比任何一个时代减少(1969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思想
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组建了专项负责知识分子“思想动态”的克格勃第五局，
它的任务是“纠正一切意识形态的偏离倾向”)，但是人们的“免疫”程度却大大提高
了，人们已经厌倦了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博弈能力也大大提高。而金字塔顶端的腐败
与伪装，使政府和政治家没有了早期领导人的道义感召力，他们的“刚性”因为官僚主
义的实用哲学和“去意识形态化”物质追求和权力追求而显得“底气不足”了。
由于恐怖效应，这种体制必然会造就大量的“面具人”和“两面派”，在这种社会
内的人可以分为四种：认同当权者的既得利益(忠实信仰者虽然也有，但人数很少)者；
公开表明观点的持不同政见者；不赞成当权者做法，但是处于恐惧中不敢公开发表真实
想法的“面具人”；逃避国家的控制、反政治迫害的“地下人”。其实，在这种体制能
够正常运转的情况下，第一种人和第三种人、第二种和第四种人是无法区分的。人们看
得见的只有两种人，即铁杆信仰者和持不同政见者两头都很少，中间大多数是那些可以
随时改变信仰的被迫者或趋炎附势者以及蛰伏于地下的“民间力量”，他们都在根据政
治天平摆动伺机而动，大量的口是心非者和“面具人”是这个社会的一大特点。
比如在1985年时对苏联人进行民意调查，99%的人都会表示拥护苏共的领导，1988
年12月苏联新选举法通过后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差额选举，1989年4月选举结果，苏共的
拥护率马上就减少了1/3，叶利钦、萨哈罗夫、波波夫、索布恰克这些民主派纷纷当选
，之所以还有不少共产党员当选，是因为他们“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强调自己是共产党员
”(尼·雷日科夫：《背叛的历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250页)。到1990年苏共支
持率更进一步降到不足1/2。是不是这些人仅仅过了几年想法就改变了呢？当然不是，
唯一改变的是，庞大的两面派阵营不再害怕表达他们真实的信念。“虽然不可能知道一
个社会内部到底有多少两面派，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管制性的社会里人们不能自由地
表达思想，把越来越多的忠实信仰者推向两面派阵营，而他们一旦不再恐惧地与政权疏
远，这批人就再不可能回到原来的阵营中了”，“面具人”的“生存智慧”是可以根据
政治力量的平衡转化成“反体制”的“斗争智慧”的，原本就热闹非凡的“地下活动”
也会随之浮出水面而公开化。1988年末，“多党制”还是个具有负面意义的词汇，到
1989年6月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闭幕时，在近700个接受调查的与会者中，约有42%的人
称他们反对“一党专政”((美)迈克尔·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
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70页)。
缺乏公开性损害了政权自身
第三，这种体制形成的“社会国家化”的同构性结构组织的致命弱点，是它的脆弱
性。1922-1928年，内务人民委员会禁止了120多个全国性社会组织的活动。斯大林说，
“保证党的领导”是这些非党社团“全部工作中最主要的和最最重要的一点”。在这种
体制下的群众组织只不过是官僚机器上的衍生品。人所周知，铁幕国家没有社会，人们
只知道政府，而不知道政府之外还有其他的社会组织。托洛茨基就说过，国家可以“强
制性的干预公民生活的一切方面”。从1929年以后，苏联工会唯一的任务是动员劳动者
完成国家计划。在上世纪20年代以后，苏联可以说没有一家真正的社会组织，所有的个
人都是被国家“绑架”的人质，社会的主动性被斩断，“对业余空间的侵犯、对日常生
活实行无孔不入的政治化”是一种常态。1930年代的所谓社会组织是200万党员、400万
共青团员、1200万国防建设促进会会员、1700工会会员和300万工农通信员，所有这些
社会组织都必须严格地服从国家政权的命令，不能展现自我发展机制的社会功能。社会
束缚于政权之下就等于斩断了社会的自愈能力和修复功能，窒息了社会自身的创造性因
素，这种同构性的社会结构既稳定也脆弱，就像没有牢固地基的整体框架的建筑物，因
为承重结构单一不分散，立在那里的时候光鲜高大，稍遇地震就会“呼啦啦的大厦倾”
整体垮塌。苏共对社会的改造是以控制为主，党控制了所有的社会资源，使单位的触角
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组织无所不能地侵吞着个人的私人空间，毁掉了一个正
常社会应有的民间生长的土壤和运行机制，卡死了民间的活力，把所有的社会组织都视
为反动组织而取缔，剪除了传统村社的自治功能，使社会自救模式成为不可能、自愈能
力和修复功能统统丧失。因为在管制型社会中，整个社会肌体处在被动状态，并造成官
民对立的体制内的“弱政治参与”和体制外的“泛政治化”取向的逆反状态。
2010年10月，我们在与俄罗斯《祖国历史》的主编梅杜舍夫斯基的座谈中，他说俄
国的学者也在反复讨论，国家的公权与个人信息自由之间的界线在哪里？统治者总是以
为把所有的事情都把握在自己可控的范围内，就可以做到有效的防范和治理。殊不知这
样做造成的逆反效果先不说，就从统治者的立场看，首先是阻碍了领导者自己的眼界，
造成他们信息来源的单一化。比如说各个地区反映上去的信息都是有利于自己“政绩”
的。其次，在高度控制的社会中，信息的链条中间环节过多会降低决策的灵活性，也会
影响到领导者的判断力。比如，斯大林就因为信息量太大而分不清主次，不能快速做出
有效的判断，他大量工作“无效化”，使这个体系陷入瘫痪，靠惯性运作。在勃列日别
夫时代，监视和窃听持不同政见著名人物的有几套班子，致使索尔仁尼琴的卷宗多达
105卷，萨哈罗夫的卷宗多达505卷，这几套系统内部的意见常常不统一，人人都是替自
己盘算而算计着让别人承担责任，于是就注定了效率低下和被动局面。勃列日涅夫有一
个围绕他的20多人的秘书组和写作班子，而在他两次中风以后，基本上处在不“亲政”
的状态，这个写作集体最大的工作就是对勃列日涅夫进行“读心术”，靠揣测勃列日涅
夫的意图进行“领导讲话”的编写工作，勃列日涅夫唯一的任务就是不出错地朗读好这
些稿件。而写作团队本身又分为好几派，他的政策也就表现得“荡秋千”似的两边晃悠
，而且因为写作班子是个集体行为，最后的定稿往往是把有锋芒的地方都磨掉后的妥协
产物，导致空话、废话、套话、假话连篇。
来源: 经济观察报 | 来源日期：2011-0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