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章晋：没有母语的人民 zt# WaterWorld - 未名水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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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章晋：没有母语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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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次转到微评 万里如虎 于 2011/5/30 23:43:49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黄章晋：没有母语的人民
一直有这样的念头，我将来退休，要当一段时间作家，至于写什么，并没有想清楚
，去年的一天，无意中看完一位长者自传，便给自己一个任务：至少要把这未完成的作
品改写出来，让更多人看到。
这本名叫《换骨记》的自传，无书号无定价，其实就是印出来散给亲朋好友的自我
安慰。我得到的这本，是三四年前父母亲寄来，当时似乎还有一层嘱托，看它是否有正
规的出版价值。我只草草翻了几分钟，就得出结论，没有任何出版价值，然后，它就在
书堆某个角落里躺着，直到我无意中翻起。
作者是我父母当年在新疆兵团结识的湖南同乡，粗略算来，迄今已四十年，当时环
境下，两家关系胜亲戚，他比我父母年长一辈，自然我一直拿他当爷爷看。他系因前国
军中校而服刑新疆，又是刽子手曾国荃后人，成分已经不能再坏，所以，我最早的印象
里，他总是满脸微笑而很少说话，后来才逐渐活跃并有机会展示其极好的旧学底子。和
我家同时迁回湖南后，老先生转向曾国藩研究，海内外常有论文发表。
我对《换骨记》的失望，首先是很想知道他们当年服刑新疆时的经历。这段历史不
见于文献，你能看到的，只是王震率领的转业大军和知识青年如何先后扎根建设新疆。
而我不但很早就从长辈、老师那里听到犯人建设新疆的只言片语，周围还有大批人被称
为“新生人员”或“新生人员子女”，甚至还有“新生连队”这个词，不难猜测，其中
有过一段滤掉的历史。然而，我按目录直接翻到《换骨记》关于新疆的部分，在这本近
十万字的书中，这部分只有短短几页，很快就跳到家庭团聚、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了，
而其间的时间跨度实际上长达18年！
尤让我失望的是，这部分之后就是最后一章《尾声：姓“国”乎？姓“共”乎？》
，基本是对此后几十年极其粗线条的勾勒和生世感怀，大抵叹息他参加国军实系日本侵
华在即的报国之举，而抗战胜利后他不但未参与内战，还一度心向共产党，更曾与地下
党合作参加起义，奈何却顶着国民党的帽子受罪一生，家破人亡、几度辗转阎王殿前，
谁曾想，风水轮流转，国民党又成我党国争取对象，连战访京竟成党国一大喜事，“看
来，我是既姓‘国’又姓‘共’了。”
老实说，从他身上，我多少再次看到我的另一位长辈的影子。这位今天还在新疆的
长辈，与他所不同者，是其在新疆就地起义就地坐牢。十多年来，这位长辈每来信，必
附一份他在各类统战刊物上的诗作。读来颇像党的离退休老干部写就。唯一的区别，也
许就在于这种老干体诗的前两三行——我本少年热血投笔从戎，奈何国共兄弟彼此战场
弯弓月。接下来的感慨，则与党内老干部别无二致，比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颠倒是非
，幸得党中央英明，拨开乌云重见天日，国家蒸蒸日上，本人虽蹉跎青春，但夕阳晚景
无限红……其对改革开放的欣喜欣慰，对党国英明神武的颂扬，尤在偶尔还发发牢骚的
中共老干部之上。
也难怪，他现下的待遇确实与党的老干部别无二致。两年前我去拜访，他正住院，
很是开心地告诉我住的是老干病房。老先生年过八十，无论眉宇、身板，都是一副为我
党打下江山的老将军范儿，绝对看不出他从20来岁到快退休的岁月，都在监狱和煤矿井
下度过。
说来这位长辈人生反差颇大。据说当年军校毕业回乡，一身美式军服玉树临风，引
提亲者无数，但乡下庸脂俗粉显然不入他眼，他声称如若娶妻，要么日本女人要么大户
人家独生女。又据说，他打麻将骨牌从来只赢不输，因为牌桌上的小姐太太们都愿把钱
输给他。看他今天的派头，想来此说不虚。
我家亲戚中，有这种强烈身份错觉的不止这一位，甚至还有更离奇的。在我看，无
论是他们，还是《换骨记》作者，按理，都受过完整旧式教育，甚至还留洋，断不该在
陈述自己一生时，完全在“政协体”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套
子里打转儿。相比之下，正牌儿的我党干部在《炎黄春秋》中的回忆文字，都明显要更
平实更少党化色彩。
我未见过比这更荒谬的事情。所以，我随意翻了几页《换骨记》，就把它丢到一边。
然而，到某一天，真正从头看完《换骨记》，我不由为自己的轻狂和缺少对一代人
的同情理解而悔恨。老先生的文字对新疆着墨不多，确实有体力精力不济缘故，毕竟他
写此书时，已盲一目，且只余0.1的视力。更重要一个原因是，相比他被发配新疆前的
经历，新疆确实不值得他花费太多心血，毕竟新疆余生，即使算不得天堂，至少也是脱
离苦海。
它实在有其独特的文献价值。
我相信他越近开头写得越细致，确有他刻骨难忘的因素。比如“镇反”期间，他被
捕却阴差阳错躲过“先按照人口的千分之一杀掉一批”。有两个细节让我难忘：一个，
是他在外地被昔日的老熟人立功举报，结果他关押了十个月而错过“镇反”高潮，但那
位举报他的“恩人”却因回乡赶上镇反而被枪决。另一个，是对“轧子室”的描述，该
室得名于一种靠在墙边的刑具，系对半锯开挖出许多小洞的原木，被关押者双腿夹在圆
洞中，稍动一下必皮开肉裂，生不如死，一少年当不得痛楚，便以拳头自碎睾丸求死。
我几乎没有看过“镇反”对象的详细亲历文字。毕竟，“镇反”属于杀敌人，至多
错在扩大化，它得到的关注远不如造成大批“自己人”死亡的大饥荒、文革。此间的死
者，只在近些年才作为一个数字被人提起。
老先生死罪得免，活罪难逃。1951年因“历史反革命”获刑12年，其间两度摸到阎
王殿大门。一次是大饥荒时服刑甘肃安西县双塔堡水库，另一次是被押送徒步穿越沙漠
的极度干渴。
双塔堡水库离著名的夹边沟不算太远，外间鲜知其名，但这里的惨剧就规模而言，
则远超夹边沟。关于双塔堡水库，网上可查到的寥寥相关文字称，发配至此的右派，比
发配到夹边沟的更不幸，因为这里的主力是“叛乱者”，环境、条件极为恶劣，连房子
都没有。也许正因这里多系久经考验而幸存的反革命，与夹边沟那些突然被打入深渊的
右派相比，大都已练就金刚不坏之身，比如老先生此前就曾在宁夏西北的西大滩潮湖农
场锤炼过，故双塔堡水库总体死亡率要低于夹边沟。1958年一万八千名各种人犯被押送
至此，1960年水库完工，约万人埋骨异乡。作为亲历者，老先生对此间犯人如何生产、
如何生活、如何被管理，如何应对恶劣环境，以及无时不在的饥饿，写得极为细腻。它
该是那一万八千人留下的最翔实文献，如果不是惟一的话。
《换骨记》中关于饥饿的描述，最后一次出现是在1961年抵达新疆之时。他们在终
点被卸下火车，沿铁道步行，突然有人凭第六感跳进一垃圾箱，果然发现有堆西瓜皮，
于是大伙冲上去把西瓜皮抢得干干净净。当然，老先生没有去——就像在双塔堡水库，
一位中暑的同伴昏厥呕吐，众人立即围上去吃光了呕吐物。按老先生的话说，是人的尊
严让他挡住诱惑。
老先生与家人1950年分离，1965年，也就是老先生刑满释放3年后，才获准家人户
口迁往新疆团聚。老先生系狱时，太太带着3个孩子，肚还怀着一个，15年后重逢，仅
长女幸存。老太太也不容易，出身书香门第，15年间靠洗衣做保姆维持生计，40出头再
见夫婿，已是身体弯成九十度，轻得只有一把骨头的半埋人。
书中一位与他同由湖南而辗转新疆的人物，也是当年我父母的朋友，邵阳人氏，无
妻无子亦似无亲人，1980年前后去世。那时物资渐丰，逢年过节到我家造访，他很是舍
得买糖果给我。据说，死后停尸太平间，晚上竟被老鼠咬去耳鼻，当时众议其身世孤苦
让人怜。但看过此书方知，相比当年饿死后或被野狗或被同伴刨出吃掉的难友，他毕竟
赶上了几年丰足日子，死可瞑目。
此前，我不知党国1959年颁布的特赦令原来并不只是对那些战犯有效，按政策，老
先生已服完三分之二刑期，当获自由，但他真正被“落实政策”，是特赦令颁布28年后
的1987年。而按1977年的政策，他不但可平反“错划”，还可解决县团级待遇。书的末
尾，相当篇幅是他为落实政策和待遇，上访求告，四处碰壁，受尽冷眼终至绝望。说实
话，这些文字读来更让人心酸。
苏联有个冷笑话：苏联公民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死后被平反昭雪的权利。老先生和
我的一些长辈们的遭遇，无非是一种相对皆大欢喜的中国版本。我知道，我站在时间这
头的看法，其实是饱汉不知饿人饥，但老先生苦苦上访，我无法不将之视作被猫玩到半
死的老鼠，生机复见后却把猫当成保护者。
如果，老先生当年像我那位长辈一样及时落实政策，二三十年优渥的“县团级”待
遇下来，是否会自觉以老干部自居，忆及当年，笔下是否还有沉痛，甚至是否还会有这
样一本《换骨记》，我不敢以常情度之。
我大体能理解，经过此番历练的人，几乎绝难以平实纯粹的文字细叙自己的经历。
毕竟这等被改造对象，并非只是身受苦役，甚至，苦役不过是让被改造者明白，自由与
否，存活之念，皆在全身心向组织靠拢一途。
《换骨记》中提到过无法忍受苦役和精神摧残的抗争者，有人愤而写下一首《我的
斗争》，私下传递：“血肉凝成的唐来渠，把我们的青春葬送。一切勇敢的人，起来，
罢工！这就是斗争。”此人命运如何，不必多言。
可以想象，活下来的人，在超强度的意识形态灌输下，倘其内心尚存一寸抵挡与拒
斥的自留地，则不是被自己的“同犯”（犯人之间既要表现出认罪悔改的积极态度，又
无资格彼此称同志，故以“同犯”互称）斗争而死，便是自绝于人民。几轮汰洗，求生
本能必会让幸存者在语言上被完全组织化。
老先生在宁夏西大滩潮湖农场时，兼过墙报任务和劳动现场的宣传任务，当时那种
受重视和被视为先进的成就感，想来当极为深刻，以致半个世纪后，老先生对自己写的
一些快板书依然记忆犹新。兹照录两条：
其一
李振涛，呱呱叫，抓紧装土不伸腰。
王贵本是飞毛腿，背起土来跑得快。
突击组长吴天保，掌握劳动有高招，
他言道，背土不但要快跑，还要背篓装得高；
跑得快，装得高，多装快跑讲实效。
其二
一分队，学榜样，调动人马摆战场。
大小组长来带头，争先快跑和多装。
一组本是好劳力，个个脸上透红光；
二组、三组不示弱，准备加油干一场。
你若问，干得最好是哪几个。
等会我，一个一个来表扬。
同犯们，今天我们向站领导表决心，
流动红旗我们十中队要不要？
不过，老先生的努力从不曾被组织承认过，为减刑立功，他努力劳动，努力宣传，
努力做同犯思想工作，不但未获任何减刑机会，似连劳动和学习积极分子亦不曾获得。
他曾为之歌颂过、赞美过、幻想过的潮湖农场，在留下几十页细致描述后，不得不
以几段话匆匆结尾，因为荒漠辟出农田，虽历时两年终于完工，但1955年播种，收获不
及种子的十分之一，这一万亩农田终因盐碱化而废弃。
我终于能体谅那些向组织积极靠拢，或欣然或悲痛的文字，尽管这类文字与描述生
之痛苦的文字，经常相伴出现，互相牴牾。我想，作者可能根本无法意识这种矛盾，更
一生无法找到适当的语言，来缝合这种撕裂感。在我看，它文本上的失败，却真实呈现
了这些人精神上的痛苦与分裂。
对试图寻找人生意义和价值的人来说，此种人生注定无法摆脱痛苦与分裂。连战跨
过海峡与宿敌握手，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也就是个重大新闻而已。但对老先生来说，
却是最后岁月一抹肯定其人生的神光，其经历一生荣苦皆不脱到底是“共”还是“国”
，全书以此结尾，一生纠结，无力思索，更无答案，最后，只能搬来一句中国式的捣浆
糊为自己的一生画上句号：“看来，我是既姓‘国’又姓‘共’了。”
只能是捣浆糊。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框架里，他的一生
大抵只能写到这个程度。他们这代人重述历史，只能取自我辩护姿态，而且“履历合法
化”的辩护词无非如此：参加国军是为了抗战，内战时厌恶内战且没上战场，最后时刻
还光荣参加起义，被新政权改造时，态度一直积极良好，改革开放的政策从来坚决拥护
……
寻求人生意义和价值，终需依附于某种思想或价值体系，在老先生能找到和依靠的
资源中，只有此种解释，才能赋予其命运的合理性与人生的正面价值，哪怕老先生因此
无一字提及曾两次在抗战受伤——不抢风头显然是种得体的姿态，——否则何以面对自
己的一生？近世中国人很现实，失败者没有同情，更没有自我价值安放的空间。
其实，我那位全然以老干部自居的长辈，何曾不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何曾不知道
这种悖论，但为什么要在精神上跟自己过不去？宁愿选择遗忘，是最好的自我精神保护。
伟大如钱学森，亦不能免俗。其人生价值的最大化阐述，恰是今日座标下的伟大爱
国者形象。他曾寻求移民美国的事实，“溢出”这个叙事框架，只能假装不存在。就如
《换骨记》中曾谈到，内战爆发时，老先生曾想在国共之外另走第三条道路，追随李济
深路线。能有这几句语焉不详，大抵是因为今天的话语体系里，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尚
可在统战范畴内找到位置。
无论如何，老先生有古拉格群岛的经历，但绝不可能有类似《古拉格群岛》的作品
。没错，中国固然有古拉格，但绝不会有《古拉格群岛》，不会有《日瓦格医生》等苏
联同类作品。此事非关勇气与道德，而关乎思考和认识能力。
中国与苏联不但有过相同苦难，且同在苦难后集体舔舐过伤口。在苏联，为“解冻
文学”，在中国，为“伤痕文学”。两者虽相似之处不胜枚举，但风格之异显著，高下
之别立判。“伤痕文学”可视为官版语言的反向自然延伸，极为抒情、情感浓烈、爱憎
分明、沉重忧伤，而苏联“解冻文学”常见的历史批判的力量、理性思考的沉淀、宽恕
与同情的情怀、细腻温情的深沉，则几乎看不到，“伤痕文学”甚至只能勉强算“解冻
文学”的幼稚抒情版。
这是思想资源的匮乏和语言的贫乏，甚至，你也可以直接说，“伤痕文学”时期的
汉语，几乎就是一种完全不能胜任文学功能的工具。
经过前三十年的改造，语音基于北京方言的普通话、书写表达标准来自延安窑洞的
、经不断革命化提纯的官方现代汉语，以中央对地方、国家对个人、现代对传统、标准
对非标准、正确对异端的强力，独占一切现代传播工具，横扫一切公共空间，变成公共
交流和表达的惟一格式。
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曾如此高效地消灭一种活着的语言，
推广一种人造语言：全体国民长时间被组织集中学习，每天开会听报告、谈心得、做检
查、大批判……一切个人的时间、空间被尽可能挤占压缩，这种包裹着特定思维方式、
历史观、道德观、世界观的语言系统逐渐深植于每个大脑。
它不断侵入和挤占个人领域的表达和思考，完成了对全民感知和表达能力和模式的
重塑和同化。成功实现了全民语言贫乏化和空洞化。作为思想的工具，表达的工具，语
言的宣教化，不但使人们难于表达与官方意识形态无关的情感、趣味、审美，甚至难于
灵敏地感受它。
这种语言的丧失创造力，宣教本身就是个最好例子。——你甚至不难发现，《人民
日报》今天的语言远不如文革时期鲜活。“会战”、“战役”、“春风”、“高潮”之
类修辞，首次出现是语言创新，泛滥在今天，则是僵尸。今天宣教语言之贫乏，从上到
下，甚至语言模式只有清一色的“三个代表”、“四个坚持”、“五个绝不”、“六个
确保”……。
这种僵化语言对认识和想象力的无形钳制，首先当然是公共事件，比如我们习惯用
“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这个指称，而民间曾广泛通用的“苦日子”，由
于无法进入公共空间而几近消亡。而像“解放后”、“改革开放以来”之类指称，甚至
从来不曾出现过民间的、非意识形态化的版本，它的约束甚至体现为，我们试图结构它
时，也会自觉以阵营、以意识形态划分。
官话的普及，无疑会左右人的记忆和认识能力，我留意到，在我父辈对文革前的历
史记忆和叙事，与官方版本有极大差异，但文革爆发后的部分，却总是与至少一个官方
版本高度契合。除非有极强烈而清醒的批判意识，或者干脆就是个彻底的文盲，或者集
体有强大的地方方言保护——方言强度总是与官方意识形态输入强度成反比，否则无法
逃避和抗拒官话对个人的重塑和同化。
或许值得一说的是，《换骨记》的作者经历超强红色语言轰炸，好在还有古诗词的
熏陶。先人留下的表达方式，使他可轻易挣脱想象和表达的枷锁，进入真正自由之境。
妻儿万里之外，遥寄书信慰离情，用现代汉语，少不了平平仄仄颂党恩，老老实实重做
人的表白，用古诗，则别有真情：
记取别时秋雨濛，又惊黄叶东西风。
年来夜夜关山月，长照相思五处同。
又如，同伴瘐死牢中，狱卒除下同伴脚镣时，他以占句送别，那一刻也除却了自己
精神上的脚镣：
乱世死生焉足论，人间谁与赋同情？
脚镣除下君知否，此去黄泉喜步轻。
“伤痕文学”的最大伤痕，在于前三十年刚刚结束，尽管有需求，人们却无法用语
言精细准确表达一切个人化的感触体验，甚至缺少足够灵敏和细微的感知能力。生于这
个时代的不幸，甚至在你若放歌一曲时，无论是何经历，是何观念，脱口而出的，必然
是红歌，区别或许只在中国红歌还是苏联红歌。
只有语言技能在后三十年才接受训练的人，才能因现代汉语功能的逐渐丰富和完备
，有机会成为一个具备健全感知、思考、表达能力的人。顺带说一句，非北方方言区的
南方人，通常面临特殊的困难，因为他们用于文字表达的语言，实际并非母语，这就是
为什么南方作家很难写出鲜活生动文字的原因。
然而，尽管官话今天被迫一点点从个人领域退出，对我们思维、情感、判断、表达
的无形惯性影响仍在。你不用与台湾或香港人深入交流，便可明显体察到这种区别——
台湾香港远不如大陆有更深厚复杂的历史素材，但他们有细腻深沉远胜大陆的文学和影
视作品。无论是感知还是表达，大陆甚至明显逊色于弹丸之地的香港。只有一样为大陆
所擅长，那就是官民一致、无所不用其极的煽情——它是前三十年留给今日中国的一条
精神阑尾。
这是一代中国人的宿命。《换骨记》的遗憾，自当在这个背景下同情性理解——同
情性理解，正是我们的语言和思维习惯中被成功清除掉的东西之一。
无疑，在我看来，《换骨记》是本远未完成的作品。而且，书中不少普通人的经历
和故事，都自有单独挖掘整理的价值。遗憾而痛心的是，《换骨记》的老先生已经辞世
，我再无采访整理的可能，但依据这个现成底本，依然可有所为。
前几天，无意在一位有志于文学的同事桌上看到一本保罗·策兰的诗集，我不知此
为何人，听得大致介绍和极力推崇后，非要借回一读。原因很简单，策兰面临的特殊困
境，让我想起并重新审视和理解《换骨记》。
策兰生于战前的罗马尼亚，但故乡战后被划归乌克兰，作为一个流亡西欧永失故土
的诗人，策兰更深切的不幸在于，他是父母均死于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但母语却偏是
德语，此种命运的悖论，可用他的一句话概括：“妈妈，我在用敌人的语言写诗。”
固然，德语之于策兰，可有敌人语言的沉痛，但作为工具，无论是抚摸内心至苦至
痛，还是抒发表达这种痛感，却绝无障碍或先天不足，毕竟，德语不是一种与特定观念
体系牢牢锁定的工具，亦从未曾与丰厚的历史文化源头与真实的社会隔断。即使在苏联
时代，俄语也不曾被整体彻底消毒改造，阉割为只有单一功能的死语言。
其实，《换骨记》在另一重意味上，何尝不是用敌人的语言写就的自传。我希望时
间能给我足够距离，让我写出这种应当不下于策兰的痛感。它并非个别人。毕竟对整整
一代中国人，甚至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使用的是自己的语言，却于自己熟悉的环境、熟
悉的生活，缺少足够的感知、表达能力；于曾经的历史，行进中的时间，缺少记忆和和
思考的能力，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我们是没有母语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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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次转到微评 万里如虎 于 2011/5/30 23:43:49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黄章晋：没有母语的人民
一直有这样的念头，我将来退休，要当一段时间作家，至于写什么，并没有想清楚
，去年的一天，无意中看完一位长者自传，便给自己一个任务：至少要把这未完成的作
品改写出来，让更多人看到。
这本名叫《换骨记》的自传，无书号无定价，其实就是印出来散给亲朋好友的自我
安慰。我得到的这本，是三四年前父母亲寄来，当时似乎还有一层嘱托，看它是否有正
规的出版价值。我只草草翻了几分钟，就得出结论，没有任何出版价值，然后，它就在
书堆某个角落里躺着，直到我无意中翻起。
作者是我父母当年在新疆兵团结识的湖南同乡，粗略算来，迄今已四十年，当时环
境下，两家关系胜亲戚，他比我父母年长一辈，自然我一直拿他当爷爷看。他系因前国
军中校而服刑新疆，又是刽子手曾国荃后人，成分已经不能再坏，所以，我最早的印象
里，他总是满脸微笑而很少说话，后来才逐渐活跃并有机会展示其极好的旧学底子。和
我家同时迁回湖南后，老先生转向曾国藩研究，海内外常有论文发表。
我对《换骨记》的失望，首先是很想知道他们当年服刑新疆时的经历。这段历史不
见于文献，你能看到的，只是王震率领的转业大军和知识青年如何先后扎根建设新疆。
而我不但很早就从长辈、老师那里听到犯人建设新疆的只言片语，周围还有大批人被称
为“新生人员”或“新生人员子女”，甚至还有“新生连队”这个词，不难猜测，其中
有过一段滤掉的历史。然而，我按目录直接翻到《换骨记》关于新疆的部分，在这本近
十万字的书中，这部分只有短短几页，很快就跳到家庭团聚、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了，
而其间的时间跨度实际上长达18年！
尤让我失望的是，这部分之后就是最后一章《尾声：姓“国”乎？姓“共”乎？》
，基本是对此后几十年极其粗线条的勾勒和生世感怀，大抵叹息他参加国军实系日本侵
华在即的报国之举，而抗战胜利后他不但未参与内战，还一度心向共产党，更曾与地下
党合作参加起义，奈何却顶着国民党的帽子受罪一生，家破人亡、几度辗转阎王殿前，
谁曾想，风水轮流转，国民党又成我党国争取对象，连战访京竟成党国一大喜事，“看
来，我是既姓‘国’又姓‘共’了。”
老实说，从他身上，我多少再次看到我的另一位长辈的影子。这位今天还在新疆的
长辈，与他所不同者，是其在新疆就地起义就地坐牢。十多年来，这位长辈每来信，必
附一份他在各类统战刊物上的诗作。读来颇像党的离退休老干部写就。唯一的区别，也
许就在于这种老干体诗的前两三行——我本少年热血投笔从戎，奈何国共兄弟彼此战场
弯弓月。接下来的感慨，则与党内老干部别无二致，比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颠倒是非
，幸得党中央英明，拨开乌云重见天日，国家蒸蒸日上，本人虽蹉跎青春，但夕阳晚景
无限红……其对改革开放的欣喜欣慰，对党国英明神武的颂扬，尤在偶尔还发发牢骚的
中共老干部之上。
也难怪，他现下的待遇确实与党的老干部别无二致。两年前我去拜访，他正住院，
很是开心地告诉我住的是老干病房。老先生年过八十，无论眉宇、身板，都是一副为我
党打下江山的老将军范儿，绝对看不出他从20来岁到快退休的岁月，都在监狱和煤矿井
下度过。
说来这位长辈人生反差颇大。据说当年军校毕业回乡，一身美式军服玉树临风，引
提亲者无数，但乡下庸脂俗粉显然不入他眼，他声称如若娶妻，要么日本女人要么大户
人家独生女。又据说，他打麻将骨牌从来只赢不输，因为牌桌上的小姐太太们都愿把钱
输给他。看他今天的派头，想来此说不虚。
我家亲戚中，有这种强烈身份错觉的不止这一位，甚至还有更离奇的。在我看，无
论是他们，还是《换骨记》作者，按理，都受过完整旧式教育，甚至还留洋，断不该在
陈述自己一生时，完全在“政协体”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套
子里打转儿。相比之下，正牌儿的我党干部在《炎黄春秋》中的回忆文字，都明显要更
平实更少党化色彩。
我未见过比这更荒谬的事情。所以，我随意翻了几页《换骨记》，就把它丢到一边。
然而，到某一天，真正从头看完《换骨记》，我不由为自己的轻狂和缺少对一代人
的同情理解而悔恨。老先生的文字对新疆着墨不多，确实有体力精力不济缘故，毕竟他
写此书时，已盲一目，且只余0.1的视力。更重要一个原因是，相比他被发配新疆前的
经历，新疆确实不值得他花费太多心血，毕竟新疆余生，即使算不得天堂，至少也是脱
离苦海。
它实在有其独特的文献价值。
我相信他越近开头写得越细致，确有他刻骨难忘的因素。比如“镇反”期间，他被
捕却阴差阳错躲过“先按照人口的千分之一杀掉一批”。有两个细节让我难忘：一个，
是他在外地被昔日的老熟人立功举报，结果他关押了十个月而错过“镇反”高潮，但那
位举报他的“恩人”却因回乡赶上镇反而被枪决。另一个，是对“轧子室”的描述，该
室得名于一种靠在墙边的刑具，系对半锯开挖出许多小洞的原木，被关押者双腿夹在圆
洞中，稍动一下必皮开肉裂，生不如死，一少年当不得痛楚，便以拳头自碎睾丸求死。
我几乎没有看过“镇反”对象的详细亲历文字。毕竟，“镇反”属于杀敌人，至多
错在扩大化，它得到的关注远不如造成大批“自己人”死亡的大饥荒、文革。此间的死
者，只在近些年才作为一个数字被人提起。
老先生死罪得免，活罪难逃。1951年因“历史反革命”获刑12年，其间两度摸到阎
王殿大门。一次是大饥荒时服刑甘肃安西县双塔堡水库，另一次是被押送徒步穿越沙漠
的极度干渴。
双塔堡水库离著名的夹边沟不算太远，外间鲜知其名，但这里的惨剧就规模而言，
则远超夹边沟。关于双塔堡水库，网上可查到的寥寥相关文字称，发配至此的右派，比
发配到夹边沟的更不幸，因为这里的主力是“叛乱者”，环境、条件极为恶劣，连房子
都没有。也许正因这里多系久经考验而幸存的反革命，与夹边沟那些突然被打入深渊的
右派相比，大都已练就金刚不坏之身，比如老先生此前就曾在宁夏西北的西大滩潮湖农
场锤炼过，故双塔堡水库总体死亡率要低于夹边沟。1958年一万八千名各种人犯被押送
至此，1960年水库完工，约万人埋骨异乡。作为亲历者，老先生对此间犯人如何生产、
如何生活、如何被管理，如何应对恶劣环境，以及无时不在的饥饿，写得极为细腻。它
该是那一万八千人留下的最翔实文献，如果不是惟一的话。
《换骨记》中关于饥饿的描述，最后一次出现是在1961年抵达新疆之时。他们在终
点被卸下火车，沿铁道步行，突然有人凭第六感跳进一垃圾箱，果然发现有堆西瓜皮，
于是大伙冲上去把西瓜皮抢得干干净净。当然，老先生没有去——就像在双塔堡水库，
一位中暑的同伴昏厥呕吐，众人立即围上去吃光了呕吐物。按老先生的话说，是人的尊
严让他挡住诱惑。
老先生与家人1950年分离，1965年，也就是老先生刑满释放3年后，才获准家人户
口迁往新疆团聚。老先生系狱时，太太带着3个孩子，肚还怀着一个，15年后重逢，仅
长女幸存。老太太也不容易，出身书香门第，15年间靠洗衣做保姆维持生计，40出头再
见夫婿，已是身体弯成九十度，轻得只有一把骨头的半埋人。
书中一位与他同由湖南而辗转新疆的人物，也是当年我父母的朋友，邵阳人氏，无
妻无子亦似无亲人，1980年前后去世。那时物资渐丰，逢年过节到我家造访，他很是舍
得买糖果给我。据说，死后停尸太平间，晚上竟被老鼠咬去耳鼻，当时众议其身世孤苦
让人怜。但看过此书方知，相比当年饿死后或被野狗或被同伴刨出吃掉的难友，他毕竟
赶上了几年丰足日子，死可瞑目。
此前，我不知党国1959年颁布的特赦令原来并不只是对那些战犯有效，按政策，老
先生已服完三分之二刑期，当获自由，但他真正被“落实政策”，是特赦令颁布28年后
的1987年。而按1977年的政策，他不但可平反“错划”，还可解决县团级待遇。书的末
尾，相当篇幅是他为落实政策和待遇，上访求告，四处碰壁，受尽冷眼终至绝望。说实
话，这些文字读来更让人心酸。
苏联有个冷笑话：苏联公民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死后被平反昭雪的权利。老先生和
我的一些长辈们的遭遇，无非是一种相对皆大欢喜的中国版本。我知道，我站在时间这
头的看法，其实是饱汉不知饿人饥，但老先生苦苦上访，我无法不将之视作被猫玩到半
死的老鼠，生机复见后却把猫当成保护者。
如果，老先生当年像我那位长辈一样及时落实政策，二三十年优渥的“县团级”待
遇下来，是否会自觉以老干部自居，忆及当年，笔下是否还有沉痛，甚至是否还会有这
样一本《换骨记》，我不敢以常情度之。
我大体能理解，经过此番历练的人，几乎绝难以平实纯粹的文字细叙自己的经历。
毕竟这等被改造对象，并非只是身受苦役，甚至，苦役不过是让被改造者明白，自由与
否，存活之念，皆在全身心向组织靠拢一途。
《换骨记》中提到过无法忍受苦役和精神摧残的抗争者，有人愤而写下一首《我的
斗争》，私下传递：“血肉凝成的唐来渠，把我们的青春葬送。一切勇敢的人，起来，
罢工！这就是斗争。”此人命运如何，不必多言。
可以想象，活下来的人，在超强度的意识形态灌输下，倘其内心尚存一寸抵挡与拒
斥的自留地，则不是被自己的“同犯”（犯人之间既要表现出认罪悔改的积极态度，又
无资格彼此称同志，故以“同犯”互称）斗争而死，便是自绝于人民。几轮汰洗，求生
本能必会让幸存者在语言上被完全组织化。
老先生在宁夏西大滩潮湖农场时，兼过墙报任务和劳动现场的宣传任务，当时那种
受重视和被视为先进的成就感，想来当极为深刻，以致半个世纪后，老先生对自己写的
一些快板书依然记忆犹新。兹照录两条：
其一
李振涛，呱呱叫，抓紧装土不伸腰。
王贵本是飞毛腿，背起土来跑得快。
突击组长吴天保，掌握劳动有高招，
他言道，背土不但要快跑，还要背篓装得高；
跑得快，装得高，多装快跑讲实效。
其二
一分队，学榜样，调动人马摆战场。
大小组长来带头，争先快跑和多装。
一组本是好劳力，个个脸上透红光；
二组、三组不示弱，准备加油干一场。
你若问，干得最好是哪几个。
等会我，一个一个来表扬。
同犯们，今天我们向站领导表决心，
流动红旗我们十中队要不要？
不过，老先生的努力从不曾被组织承认过，为减刑立功，他努力劳动，努力宣传，
努力做同犯思想工作，不但未获任何减刑机会，似连劳动和学习积极分子亦不曾获得。
他曾为之歌颂过、赞美过、幻想过的潮湖农场，在留下几十页细致描述后，不得不
以几段话匆匆结尾，因为荒漠辟出农田，虽历时两年终于完工，但1955年播种，收获不
及种子的十分之一，这一万亩农田终因盐碱化而废弃。
我终于能体谅那些向组织积极靠拢，或欣然或悲痛的文字，尽管这类文字与描述生
之痛苦的文字，经常相伴出现，互相牴牾。我想，作者可能根本无法意识这种矛盾，更
一生无法找到适当的语言，来缝合这种撕裂感。在我看，它文本上的失败，却真实呈现
了这些人精神上的痛苦与分裂。
对试图寻找人生意义和价值的人来说，此种人生注定无法摆脱痛苦与分裂。连战跨
过海峡与宿敌握手，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也就是个重大新闻而已。但对老先生来说，
却是最后岁月一抹肯定其人生的神光，其经历一生荣苦皆不脱到底是“共”还是“国”
，全书以此结尾，一生纠结，无力思索，更无答案，最后，只能搬来一句中国式的捣浆
糊为自己的一生画上句号：“看来，我是既姓‘国’又姓‘共’了。”
只能是捣浆糊。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框架里，他的一生
大抵只能写到这个程度。他们这代人重述历史，只能取自我辩护姿态，而且“履历合法
化”的辩护词无非如此：参加国军是为了抗战，内战时厌恶内战且没上战场，最后时刻
还光荣参加起义，被新政权改造时，态度一直积极良好，改革开放的政策从来坚决拥护
……
寻求人生意义和价值，终需依附于某种思想或价值体系，在老先生能找到和依靠的
资源中，只有此种解释，才能赋予其命运的合理性与人生的正面价值，哪怕老先生因此
无一字提及曾两次在抗战受伤——不抢风头显然是种得体的姿态，——否则何以面对自
己的一生？近世中国人很现实，失败者没有同情，更没有自我价值安放的空间。
其实，我那位全然以老干部自居的长辈，何曾不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何曾不知道
这种悖论，但为什么要在精神上跟自己过不去？宁愿选择遗忘，是最好的自我精神保护。
伟大如钱学森，亦不能免俗。其人生价值的最大化阐述，恰是今日座标下的伟大爱
国者形象。他曾寻求移民美国的事实，“溢出”这个叙事框架，只能假装不存在。就如
《换骨记》中曾谈到，内战爆发时，老先生曾想在国共之外另走第三条道路，追随李济
深路线。能有这几句语焉不详，大抵是因为今天的话语体系里，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尚
可在统战范畴内找到位置。
无论如何，老先生有古拉格群岛的经历，但绝不可能有类似《古拉格群岛》的作品
。没错，中国固然有古拉格，但绝不会有《古拉格群岛》，不会有《日瓦格医生》等苏
联同类作品。此事非关勇气与道德，而关乎思考和认识能力。
中国与苏联不但有过相同苦难，且同在苦难后集体舔舐过伤口。在苏联，为“解冻
文学”，在中国，为“伤痕文学”。两者虽相似之处不胜枚举，但风格之异显著，高下
之别立判。“伤痕文学”可视为官版语言的反向自然延伸，极为抒情、情感浓烈、爱憎
分明、沉重忧伤，而苏联“解冻文学”常见的历史批判的力量、理性思考的沉淀、宽恕
与同情的情怀、细腻温情的深沉，则几乎看不到，“伤痕文学”甚至只能勉强算“解冻
文学”的幼稚抒情版。
这是思想资源的匮乏和语言的贫乏，甚至，你也可以直接说，“伤痕文学”时期的
汉语，几乎就是一种完全不能胜任文学功能的工具。
经过前三十年的改造，语音基于北京方言的普通话、书写表达标准来自延安窑洞的
、经不断革命化提纯的官方现代汉语，以中央对地方、国家对个人、现代对传统、标准
对非标准、正确对异端的强力，独占一切现代传播工具，横扫一切公共空间，变成公共
交流和表达的惟一格式。
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曾如此高效地消灭一种活着的语言，
推广一种人造语言：全体国民长时间被组织集中学习，每天开会听报告、谈心得、做检
查、大批判……一切个人的时间、空间被尽可能挤占压缩，这种包裹着特定思维方式、
历史观、道德观、世界观的语言系统逐渐深植于每个大脑。
它不断侵入和挤占个人领域的表达和思考，完成了对全民感知和表达能力和模式的
重塑和同化。成功实现了全民语言贫乏化和空洞化。作为思想的工具，表达的工具，语
言的宣教化，不但使人们难于表达与官方意识形态无关的情感、趣味、审美，甚至难于
灵敏地感受它。
这种语言的丧失创造力，宣教本身就是个最好例子。——你甚至不难发现，《人民
日报》今天的语言远不如文革时期鲜活。“会战”、“战役”、“春风”、“高潮”之
类修辞，首次出现是语言创新，泛滥在今天，则是僵尸。今天宣教语言之贫乏，从上到
下，甚至语言模式只有清一色的“三个代表”、“四个坚持”、“五个绝不”、“六个
确保”……。
这种僵化语言对认识和想象力的无形钳制，首先当然是公共事件，比如我们习惯用
“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这个指称，而民间曾广泛通用的“苦日子”，由
于无法进入公共空间而几近消亡。而像“解放后”、“改革开放以来”之类指称，甚至
从来不曾出现过民间的、非意识形态化的版本，它的约束甚至体现为，我们试图结构它
时，也会自觉以阵营、以意识形态划分。
官话的普及，无疑会左右人的记忆和认识能力，我留意到，在我父辈对文革前的历
史记忆和叙事，与官方版本有极大差异，但文革爆发后的部分，却总是与至少一个官方
版本高度契合。除非有极强烈而清醒的批判意识，或者干脆就是个彻底的文盲，或者集
体有强大的地方方言保护——方言强度总是与官方意识形态输入强度成反比，否则无法
逃避和抗拒官话对个人的重塑和同化。
或许值得一说的是，《换骨记》的作者经历超强红色语言轰炸，好在还有古诗词的
熏陶。先人留下的表达方式，使他可轻易挣脱想象和表达的枷锁，进入真正自由之境。
妻儿万里之外，遥寄书信慰离情，用现代汉语，少不了平平仄仄颂党恩，老老实实重做
人的表白，用古诗，则别有真情：
记取别时秋雨濛，又惊黄叶东西风。
年来夜夜关山月，长照相思五处同。
又如，同伴瘐死牢中，狱卒除下同伴脚镣时，他以占句送别，那一刻也除却了自己
精神上的脚镣：
乱世死生焉足论，人间谁与赋同情？
脚镣除下君知否，此去黄泉喜步轻。
“伤痕文学”的最大伤痕，在于前三十年刚刚结束，尽管有需求，人们却无法用语
言精细准确表达一切个人化的感触体验，甚至缺少足够灵敏和细微的感知能力。生于这
个时代的不幸，甚至在你若放歌一曲时，无论是何经历，是何观念，脱口而出的，必然
是红歌，区别或许只在中国红歌还是苏联红歌。
只有语言技能在后三十年才接受训练的人，才能因现代汉语功能的逐渐丰富和完备
，有机会成为一个具备健全感知、思考、表达能力的人。顺带说一句，非北方方言区的
南方人，通常面临特殊的困难，因为他们用于文字表达的语言，实际并非母语，这就是
为什么南方作家很难写出鲜活生动文字的原因。
然而，尽管官话今天被迫一点点从个人领域退出，对我们思维、情感、判断、表达
的无形惯性影响仍在。你不用与台湾或香港人深入交流，便可明显体察到这种区别——
台湾香港远不如大陆有更深厚复杂的历史素材，但他们有细腻深沉远胜大陆的文学和影
视作品。无论是感知还是表达，大陆甚至明显逊色于弹丸之地的香港。只有一样为大陆
所擅长，那就是官民一致、无所不用其极的煽情——它是前三十年留给今日中国的一条
精神阑尾。
这是一代中国人的宿命。《换骨记》的遗憾，自当在这个背景下同情性理解——同
情性理解，正是我们的语言和思维习惯中被成功清除掉的东西之一。
无疑，在我看来，《换骨记》是本远未完成的作品。而且，书中不少普通人的经历
和故事，都自有单独挖掘整理的价值。遗憾而痛心的是，《换骨记》的老先生已经辞世
，我再无采访整理的可能，但依据这个现成底本，依然可有所为。
前几天，无意在一位有志于文学的同事桌上看到一本保罗·策兰的诗集，我不知此
为何人，听得大致介绍和极力推崇后，非要借回一读。原因很简单，策兰面临的特殊困
境，让我想起并重新审视和理解《换骨记》。
策兰生于战前的罗马尼亚，但故乡战后被划归乌克兰，作为一个流亡西欧永失故土
的诗人，策兰更深切的不幸在于，他是父母均死于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但母语却偏是
德语，此种命运的悖论，可用他的一句话概括：“妈妈，我在用敌人的语言写诗。”
固然，德语之于策兰，可有敌人语言的沉痛，但作为工具，无论是抚摸内心至苦至
痛，还是抒发表达这种痛感，却绝无障碍或先天不足，毕竟，德语不是一种与特定观念
体系牢牢锁定的工具，亦从未曾与丰厚的历史文化源头与真实的社会隔断。即使在苏联
时代，俄语也不曾被整体彻底消毒改造，阉割为只有单一功能的死语言。
其实，《换骨记》在另一重意味上，何尝不是用敌人的语言写就的自传。我希望时
间能给我足够距离，让我写出这种应当不下于策兰的痛感。它并非个别人。毕竟对整整
一代中国人，甚至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使用的是自己的语言，却于自己熟悉的环境、熟
悉的生活，缺少足够的感知、表达能力；于曾经的历史，行进中的时间，缺少记忆和和
思考的能力，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我们是没有母语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