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 WaterWorld - 未名水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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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
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
2010年08月12日来源：腾讯发表评论
社会主义流氓学的纲领
觉起期（1980～2002）
八十年代以来的后毛主义时代，基于极权主义的逐步解体、人口的严重过剩导致大
规模的土地危机、城市经济改革带来大量新的职位，从而导致流民现象卷土重来，而且
变本加厉。广义流氓社会死灰复燃，开始了全面复兴的进程。这一剧烈的社会变化促成
了流氓学的苏醒。从八十年代后期到本文写作时为止，大约有几十种相关著作在中国大
陆、香港和台湾地区出版或在互联网上传播，形成了流氓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其中正式
出版物以陈宝良《中国流氓史》、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和龚鹏程《游的精神
文化史论》（台湾）为代表，而互联网读物则当以王毅《明代流氓文化的恶性膨胀与专
制政体的关系及其对国民心理的影响》和任不寐的《灾变论》为样板。所有这些著述都
大大扩展和深化了流氓学的研究，将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认知高度。
流氓学的四大类型
狭义流氓学、广义流氓学、外围流氓学和西方流氓学
狭义流氓学
流氓－帮会研究是狭义流氓学的主要母题，也是传统的国家主义流氓学的核心。陈
宝良的《中国流氓史》是这方面的代表。
王毅《明代流氓文化的恶性膨胀与专制政体的关系及其对国民心理的影响》一文，
与陈宝良的著述形成鲜明对比：它仅仅是一个断代史的分析，但在社会文化心理方面却
有全面而深入的铺叙，其思想分析深度为陈著所望尘莫及，是“影射史学”在流氓研究
方面的代表。
王毅指出，中国传统的流氓文化在明代恶性膨胀。在既定的国家权力体制及其社会
财富分配制度中，明代流氓阶层比任何时候都善于通过依附权势、欺诈钻营等等手段而
谋生和满足贪欲。在文章的末尾，王毅暗示了明代流氓现象和当代中国社会的同构性。
作者指出，中国君权专制制度就是流氓文化发展的根源。由于预伏了这样的历史文化基
因，所以只要后世的专制权力恶性膨胀机制没有被现代民主制度所根本取代，那么流氓
文化循着我们叙述过的既有轨迹而再度泛滥，恐怕势在必然。王毅的著述深入揭示了专
制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之间的互动、互相依存和互相滋生的秘密，显示了迄今为止狭义
流氓学的最高成就。
广义流氓学
广义流氓学不仅把狭义流氓，而且也把各种身份破裂者以及最广泛意义上的“游者
”纳入研究领域。在这方面，王学泰的著述具有显著地位。他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首次打开了流氓学研究的视域，提醒世人关注作
为“隐形社会”的游民社会。
王学泰认为游民即指所有脱离了当时社会秩序的人群，也即“脱序者”。它起源于
流民，包括游侠、游士(游民知识份子)、江湖艺人等等。该书不仅详尽地分析了这些亚
社群的特征，城市游民的生成机制，而且进一步利用民间通俗文艺作品，细致研究了隐
含在游民文本中的游民意识和游民文化，如英雄崇拜、尚武习刀的游侠意气、忠义情结
、平等意识、渴望发迹变泰心理、反社会性格、帮派意识、暴力倾向、复仇主义等等，
从而为中国游民意识形态勾勒了一个基本轮廓。
此外，传播于互联网上的任不寐的《灾变论》，深入探究了流氓的成因，把灾变作
为流氓形成的主要动因，尽管失之偏颇，但它所发出的警告，却是对国家主义的一种严
厉警示。
无论狭义还是广义，上述著述无疑都是大陆学派的样本。大陆学派的流氓研究接受
了国家主义的影响，其基本特征在于将流氓、游民和灾民都视为社会灾难的根源。在大
陆学派的模式中，流氓（流民和游民）永远是负面的道德标志，代表着破坏、颠覆、混
乱、解构等黑暗性势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海洋文化和游历文化为精神特征的
台湾学界，却把游民视为一种正面的光明势力加以颂扬。
龚鹏程《游的精神文化史论》17是岛屿学派的杰出代表。该书从一开始就质疑“乡
土中国”的传统理念，认为中国实际上是“居与游互动的社会”，它包含“居民”和“
游民”这两种基本类型。游者是中国文化的主要势力之一。但长期以来，存在着“土”
对“水”的压迫和蔑视，这实际上是居民社会对流民社会的歧视，显示了居民社会的文
化强权。导致这种霸权的建立的原因在于，农业社会需要与土地联姻的固定的农民。他
们的生活方式受到皇帝、官僚阶层和乡村宗法制度的坚定支持。
这是从文化类型学的角度对传统中国文化理念所作的重大颠覆。它推翻了大陆学派
的居民社会主体论，建立了居民－游民的二元论体系，这个二元体系不是光明与黑暗的
对位结构，而是两种正面力量的明亮互动。龚著还以此为逻辑前提，展开对中国旅游文
化的历史探究，描绘了“游”作为民族精神内核的历史线索。龚鹏程的另一个重要贡献
，就是引用了文化精神分析和文化象征符码分析的方法，对现存历史文本作了全新阐释
，从而为广义流氓学开辟了一条奇特的道路。龚著的缺陷是在赞美游民精神的同时，完
全回避游民文化的负面价值，结果在摆脱大陆主义的桎梏之后，又掉进了岛屿意识的研
究圈套
2010年08月12日来源：腾讯发表评论
社会主义流氓学的纲领
觉起期（1980～2002）
八十年代以来的后毛主义时代，基于极权主义的逐步解体、人口的严重过剩导致大
规模的土地危机、城市经济改革带来大量新的职位，从而导致流民现象卷土重来，而且
变本加厉。广义流氓社会死灰复燃，开始了全面复兴的进程。这一剧烈的社会变化促成
了流氓学的苏醒。从八十年代后期到本文写作时为止，大约有几十种相关著作在中国大
陆、香港和台湾地区出版或在互联网上传播，形成了流氓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其中正式
出版物以陈宝良《中国流氓史》、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和龚鹏程《游的精神
文化史论》（台湾）为代表，而互联网读物则当以王毅《明代流氓文化的恶性膨胀与专
制政体的关系及其对国民心理的影响》和任不寐的《灾变论》为样板。所有这些著述都
大大扩展和深化了流氓学的研究，将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认知高度。
流氓学的四大类型
狭义流氓学、广义流氓学、外围流氓学和西方流氓学
狭义流氓学
流氓－帮会研究是狭义流氓学的主要母题，也是传统的国家主义流氓学的核心。陈
宝良的《中国流氓史》是这方面的代表。
王毅《明代流氓文化的恶性膨胀与专制政体的关系及其对国民心理的影响》一文，
与陈宝良的著述形成鲜明对比：它仅仅是一个断代史的分析，但在社会文化心理方面却
有全面而深入的铺叙，其思想分析深度为陈著所望尘莫及，是“影射史学”在流氓研究
方面的代表。
王毅指出，中国传统的流氓文化在明代恶性膨胀。在既定的国家权力体制及其社会
财富分配制度中，明代流氓阶层比任何时候都善于通过依附权势、欺诈钻营等等手段而
谋生和满足贪欲。在文章的末尾，王毅暗示了明代流氓现象和当代中国社会的同构性。
作者指出，中国君权专制制度就是流氓文化发展的根源。由于预伏了这样的历史文化基
因，所以只要后世的专制权力恶性膨胀机制没有被现代民主制度所根本取代，那么流氓
文化循着我们叙述过的既有轨迹而再度泛滥，恐怕势在必然。王毅的著述深入揭示了专
制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之间的互动、互相依存和互相滋生的秘密，显示了迄今为止狭义
流氓学的最高成就。
广义流氓学
广义流氓学不仅把狭义流氓，而且也把各种身份破裂者以及最广泛意义上的“游者
”纳入研究领域。在这方面，王学泰的著述具有显著地位。他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首次打开了流氓学研究的视域，提醒世人关注作
为“隐形社会”的游民社会。
王学泰认为游民即指所有脱离了当时社会秩序的人群，也即“脱序者”。它起源于
流民，包括游侠、游士(游民知识份子)、江湖艺人等等。该书不仅详尽地分析了这些亚
社群的特征，城市游民的生成机制，而且进一步利用民间通俗文艺作品，细致研究了隐
含在游民文本中的游民意识和游民文化，如英雄崇拜、尚武习刀的游侠意气、忠义情结
、平等意识、渴望发迹变泰心理、反社会性格、帮派意识、暴力倾向、复仇主义等等，
从而为中国游民意识形态勾勒了一个基本轮廓。
此外，传播于互联网上的任不寐的《灾变论》，深入探究了流氓的成因，把灾变作
为流氓形成的主要动因，尽管失之偏颇，但它所发出的警告，却是对国家主义的一种严
厉警示。
无论狭义还是广义，上述著述无疑都是大陆学派的样本。大陆学派的流氓研究接受
了国家主义的影响，其基本特征在于将流氓、游民和灾民都视为社会灾难的根源。在大
陆学派的模式中，流氓（流民和游民）永远是负面的道德标志，代表着破坏、颠覆、混
乱、解构等黑暗性势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海洋文化和游历文化为精神特征的
台湾学界，却把游民视为一种正面的光明势力加以颂扬。
龚鹏程《游的精神文化史论》17是岛屿学派的杰出代表。该书从一开始就质疑“乡
土中国”的传统理念，认为中国实际上是“居与游互动的社会”，它包含“居民”和“
游民”这两种基本类型。游者是中国文化的主要势力之一。但长期以来，存在着“土”
对“水”的压迫和蔑视，这实际上是居民社会对流民社会的歧视，显示了居民社会的文
化强权。导致这种霸权的建立的原因在于，农业社会需要与土地联姻的固定的农民。他
们的生活方式受到皇帝、官僚阶层和乡村宗法制度的坚定支持。
这是从文化类型学的角度对传统中国文化理念所作的重大颠覆。它推翻了大陆学派
的居民社会主体论，建立了居民－游民的二元论体系，这个二元体系不是光明与黑暗的
对位结构，而是两种正面力量的明亮互动。龚著还以此为逻辑前提，展开对中国旅游文
化的历史探究，描绘了“游”作为民族精神内核的历史线索。龚鹏程的另一个重要贡献
，就是引用了文化精神分析和文化象征符码分析的方法，对现存历史文本作了全新阐释
，从而为广义流氓学开辟了一条奇特的道路。龚著的缺陷是在赞美游民精神的同时，完
全回避游民文化的负面价值，结果在摆脱大陆主义的桎梏之后，又掉进了岛屿意识的研
究圈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