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深圳：外卖员睡桥洞 大厂人搬电脑

让一座拥有2000万人口的城市慢下来并不容易。 深圳大约有914条公交路线，每位公车司机日均停靠258个站台，每天挂挡1500次，踩下1000余脚油门和刹车。深圳的12条地铁线路上，每天会有542万人次抵达城市的各个角落。由于疫情封控，从3月14日开始，这些如毛细血管般的交通脉络停止了流动。 这个城市的74个街道、800多个社区，也从3月14日起进入了封闭式管理。一夜之间，黄色、红色、白色的围挡出现在小区门口、村头和路旁。无论是华为、腾讯、富士康等等这样的世界500强，还是另外222万家带着淘金梦的创业公司、服装厂、电子厂……除一些保供企业外，所有企业一律居家办公，暂停生产经营活动。 但即便是深圳宣告暂时“停摆”，仍然会发现，这座以效率著称的城市，每一个齿轮都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转动着。 把“搞钱”挂在嘴边的深圳人，得知封控后的第一反应是赶去公司搬电脑，冲去仓库补发货，甚至拖着行李驻扎岗位；静下来的街道上，外卖员还在不舍昼夜地飞驰，行李随身携带；对互联网人来说，离开熄了灯的写字楼，居家的所有时间都可以折算为工作时长；小店的老板舍不得关门，又禁不住亏损，掐着一分一厘算账…… 这里的人们像湍急的河水，一遍遍冲刷着这座城市的河床。承载着淘金、安身立命的期待，也漂浮着停工、离场的忧虑，偶尔又会荡漾着人文的柔波，是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气质。 深圳空荡的街道。图 / 受访者提供 冲进夜幕 “还能上班吗？” 3月13日下午5点，范明月愣愣地想。她是深圳一家印刷厂的女工，住在龙岗的城中村，两小时前，村里一个在政府机关上班的人告诉她，明天整个深圳的公交、地铁都会停运。照惯例，周末的最后一个晚上，她把3岁半的女儿送到了独竹村的父母家，准备独自回出租屋，但晚上7点14分，还没离开，她就收到了通知。 十几分钟后，在服装厂上班的江小英也看到了新闻。“除保供企业外，所有企业一律居家办公，暂停生产经营活动”。同样的念头在她脑子里蹦出来：“还能上班吗？”晚上10点，服装厂的通知下来了，“住厂内宿舍的人照常上班，住厂外的能居家办公的就居家办公，不能的就停工”，江小英属于最后一类，她负责服装厂里的样衣制作，离开了缝纫机，什么也做不了。 互联网人离不开的是电脑。犹豫了几小时后，张颖还是在当天晚上10点抵达南山区的科兴科学园。她要进入公司，把电脑搬回家——不是笔记本电脑，而是超大的显示屏、整台主机，以及配套的蓝牙键盘和鼠标。 大多数人也是这么干的，张颖第一次在园区里看到如此多的跑腿小哥，保安说，今天来搬电脑的人实在太多，进出写字楼需要每个公司的批准字条，很多人因此担起了一个组甚至一个公司的搬运工，他们把显示器、主机列队似地摆在门口，等候跑腿小哥的认领。她公司里已经有好几位回来搬电脑的同事，塑料袋、行李箱、小拖车全用上了，最夸张的，是连打印机一起搬走，最不济的，也让同事帮忙将公司电脑里的资料传给自己。 在深圳福田区，13号夜里，外卖员张茂柳也目睹了同样的画面：车公庙工业园区的员工们来回搬送着显示屏、主机和键盘，“像搬家一样”。而就在一个多星期前，这里才刚刚解封，同样的“搬家”画面来回上演了两遍。 深圳人对工作的执念在这一晚持续高涨，他们不是把公司搬回家，就是搬进公司。 3月13日晚，科兴工业园区的员工用行李箱运走电脑。图 / 受访者提供 “今晚就得去厂里住。”江小英等不及了。她是湖北人，经历过2020年初隔离在家的日子，也体会过“不工作就没有工资”。夜里11点出头，她带了几件随身用品，出现在服装厂的门口。“快进去吧，12点后就不让进了。”门口的保安催促道。那一刻她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想法是：“我真的太幸运了，能抢在12点前，至少周一我可以上班了。”她脚步飞快，踏进夜色里。 范明月所在的印刷厂是个小厂子，算上老板、老板娘，一共才5个人，显然是不能开工了。但她姐姐去的那个厂子大，晚上11点30分，姐姐打来电话，说要搬进工厂宿舍，让范明月帮忙整行李。一只塑料桶里装上衣架、沐浴露，再捆一床被子和一些衣物，一周的生活物品就全部打包好了。 连夜赶回公司的，还有一群券商工作者。为了接下来的周一，安信证券、平安证券、华林证券等多家券商都派了核心人员驻地办公。平日里穿的西装是要抛下的，T恤、短裤会更舒适，一张张折叠床撑在工位旁，整箱的泡面、牛奶在角落里堆出了半墙高。 时间成了这一晚最宝贵的财富。一位外贸从业者为了能按时交货，凌晨找了辆卡车把货品拉去了广州；一家线上首饰店的店主冲进了自家仓库，硬生生地赶在午夜快递停运前，发掉了3000多个包裹。 夜幕里，深圳创维基地的灯还明晃晃地亮着。接到停工通知后，创维内部召开了一场极短的线上会议，为保障接下来一周的生产，一夜之间，30车物料，从深圳、东莞，全部转运到了广州基地。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抓住最后一夜。 富士康工人陈航也在13号晚上8点接到了全面停工的通知。他12年前进入富士康，除了单休，就再也没有停歇。他的人生就像富士康的流水线，有条不紊地继续着，如今咣啷一声停了。“现在整个工厂都停转了，流水线上，只要有一个环节有问题，剩下的就做不出来。” 3月14日凌晨1点，一家家具定制厂的老板郭升不知道自己还能补救些什么，但他还是坚持回到厂里，打了个地铺睡下。“就像你在地里种了农作物，突然天气预报说今晚要下冰雹，你就得去地里看着。”去年5月，这家工厂也因疫情封闭过一次，时间长达26天。 凌晨2点28分，距离深圳数十公里的惠州市惠东县发生4.1级地震。震感传来，睡得不安稳的郭升一下子惊醒了。他想起第二天15号是给员工们发薪的日子，但工厂目前连着亏损了5个月，已经很难保证下个月还能发出工资。 这一夜真的太漫长了，郭升一直辗转到凌晨4点。一夜愁绪后，他做好了从头开始的准备。这些年，他把事业从30平米的小作坊，做到3000平米的工厂，“疫情过了，大不了再回到曾经的30平米”。有两个员工找过他，问要不要晚上偷偷组织大家开工，郭升苦笑，拒绝了：“很多客户都居家隔离了，没有订单，你做什么？” 图 / 视觉中国 被打破的效率 几乎每一个深圳人都会熟悉“深圳速度”：从GDP不足3亿到如今过3万亿的特大城市，深圳的崛起是惊人的，蛇口一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板子，记录着深圳的起跑速度，无数有关速度的传奇故事在这块土地上诞生。 但3月14日，新的一天到来后，这座以速度著称的城市，真的慢了下来。 阳光大片大片地落在马路上，很多人终于察觉，滨河大道上的宫粉羊蹄甲开了，景田北8街的木棉花落下了，市民中心的黄花风铃木一簇簇地挂满枝头。路上疾驰的外卖员们，成了这座城市里少有的还在流动的人。王茂柳能更畅快地骑行了，过去，他要在网格一般的街道上，用喇叭声将周围扎堆的人群分开，但这几天，喇叭失效，人消失不见，他驾过福田区，曾经喧闹的金融中心只剩下景观树在沙沙作响。 与此同时，他感受到效率变低了。疫情后，部分城中村被管控，外卖员们无法进村，人和电动车拥堵在检疫点外。为了避免重复劳动，商家一般会集中出餐， “卡餐的时间比以往长多了”。王茂柳会迅速在一堆外卖中扒拉、装包，毕竟，这比过去面对面拿餐“慢了10倍不止”。 等餐时间有些长，他必须加快速度。外卖员对小路、天桥的位置熟记于心，王茂柳回忆起附近有一个天桥，可以抄近道，匆忙骑过去，发现天桥已经被封，只留下一个50厘米宽的缝隙，同向、逆向的外卖员扶着电动车面面相觑，王茂柳暴躁地直拍脑袋。外卖员李赣也是如此，常常骑到一半，从远处看到道路中间的红色挡板，才知道“这条路又被封了”，但平台导航还没有来得及更新路况，他只能掉头再寻一条路线。 被封的街道。图 / 受访者提供 城中村大，可能容纳数万人，但如今的外卖，只能送到城中村附近的检疫点，王茂柳会随身携带一支大头笔，在检疫点留下外卖后，写上大大的房号方便辨认。李赣常常是拨通顾客电话，才得知对方无法走出城中村，而这个检疫点距离城中村大门仍有一小段距离。一个进不去，一个出不来，这单外卖只能重新打包返回餐厅。但商家并不同意取消订单，李赣联系平台客服，对方告诉他，“选择顾客拒收”，他照做后，发现自己没有配送费，还被罚款了10元钱。“后来我申诉了，取消了罚款，但是来回40分钟全浪费了。”当天，他同步排了5个单子，这一单严重超时后，剩下的4单接连受到影响，全部超时，“只能硬着头皮跑完”。 98年出生的广西女孩陈小涛在深圳宝安区的城中村开了一家螺蛳粉店。她明显感到，封控后外卖员不够用了。尽管此前，外卖平台已经联系她，告知了封控后会存在运力不足的情况，需要她提高配送费。“原来每公里4.5元的配送费，现在要8元起。”即便如此，很多时候也没有外卖员接单，14号这天，她处理了8起因无人配送而退款的订单。 如果是城中村的人点的外卖，陈小涛会骑上电动三轮车亲自去送。不过，店里只有她一人，总是还在配送的路上，又进了新的订单。忙碌并不意味着好生意，陈小涛发现，现在一整天的营业额才过1000元，是上个月日平均的一半。“因为不能堂食了”，陈小涛算了算今天路过店门口的人，不过40个。“人们不是在排队做核酸，就是去排队做核酸的路上。”只有当喇叭响起，人群倾巢而出时，陈小涛才记起这座城市流动时的状态。 仍有一些人陷在另一种湍流里。大厂员工许鑫达已经居家办公三周，工作以一种无孔不入的方式侵入他的生活，“好像从早上一睁眼到晚上睡觉前，全都是工作时间”。物理空间上的职场消失了。从前，在科兴科学园的大楼里，每到午休时间，楼层都会熄灯两小时，发出“停止”工作的信号，但居家后，这种 “免打扰”模式失效了，“大家都知道，你一定是在家里，一定是在电脑前，一定随时待命”。 这位大厂人讲起话来语速飞快，一直反复提及“效率，效率”。工作时间拉长并不意味着效率提高。许鑫达的感受是，过去，很多工作当面就能沟通完毕，眼下却要拆分成好几个会议。他数了数，3月14日那天，他参与了13个线上会议，他甚至觉得，每次视频会议前，等待人员到齐的那几分钟太浪费了。 最让许鑫达感到疲惫的是工作汇报会。“大家都还在卷，远程卷的特征是，在各个会里面，大家疯狂地去把自己每天做的事情很细致地罗列出来，让领导知道你很努力。这是我觉得效率变低的一个原因，但是也没办法，你必须要去汇报，必须要表示我真的在干活，我真的很努力。” 深圳互联网人的内卷和努力，早在2月25日科兴科学园的那场大撤离里显露无疑。被誉为“中国加班第一楼”的科兴科学园，坐落着腾讯互娱、乐逗、墨麟、第七大道、盖娅……不足0.14平方千米的弹丸之地上，4栋写字楼，容纳了近百家游戏公司。每天晚上10点开始，园区里人头攒头，网约车的队伍可以等上200多人，玻璃幕墙背后的灯火会齐刷刷地亮至天明。但在2月25日那天，许多习惯了深夜下班的互联网人第一次看到了白天的下班人潮。 2月25日，科兴工业园区的员工从公司搬出电脑。图 / 受访者提供 起因是当天下午，园区大楼里出现了核酸混检的阳性病例，大楼被临时管控，4点左右，已经有一批批离开工位的躁动声。一位同事对许鑫达说：“大家快跑，偷偷地跑。”很快，领导也默许了这种行为。许鑫达中断了会议，把笔记本塞进双肩包，随着人群跑了起来。一路上，他看见产品经理一边跑，一边带着蓝牙耳机继续和研发勾兑需求，有人带上了主机和显示器一起跑，“尽管没有听老板说要带上电脑，但还是感受到了大家自发地卷”。大撤离的结果是虚惊一场，楼内并没有人确诊，不过，也是从这天开始，他所在公司的员工们就进入了居家办公的状态。 他没想到，仅仅是半个月后，另一个周日夜晚，深圳的各大写字楼都会上演同样的一幕，就像这座城市关闸前，总会出现最后的激流。 许鑫达居家办公三天后、返回公司拿搬显示器那天，空空荡荡的园区。图 / 受访者提供 激流里的人 为了在“停摆”中保持激流勇进，深圳人自有办法。 疫情的动态随时可能发生变化，李赣在15日当天早上10点接到社区“只进不出”的通知，那时他还没走出城中村，外卖送不了，赚钱也要搁置，而他起了大早出门开工的合租室友，现在也回不了家。但外卖员不愿意错过任何一个挣钱的机会。张平安已经在深圳漂泊接近1个月，早在2月13日，他所在的城中村已经开始实施部分管控，带着迪卡侬大促时买好的不到200元的帐篷和睡袋，他匆忙离家。 张平安已经记不清这些天夜里躺过多少地方，回忆起来，总归离不开公园、街边和公共厕所，“累了躺下就睡”。公园是最糟糕的，大树下蚊子多，“能把你的血吸干”。后来这些地方逐一被管控，张平安在红树林生态公园附近的桥洞里住下。 “桥洞的环境在深圳数一数二。”一个晚上，能有100多个外卖员蜷缩在这里，如果没有提前占好位置，“早就抢不到地方了”。有人带了帐篷，有人就着薄床垫、薄被直接睡下，有人则干脆和衣躺在地上。在钢筋架构的桥洞里，车辆从头顶吭哧吭哧驶过，不远处深圳湾海浪扑打岸边的声音清晰可闻，发出空荡的回响，但外卖员们无心关注这些声音，“能做到这份上的人已经想开了，你能懂这是什么意思吗？”从早上9点跑到凌晨两点，他说自己累得回到桥洞只想倒头就睡。 红树林生态公园附近的桥洞里。图 / 受访者提供 张平安今年30岁，几年前从河南来到深圳。做外卖员的日子里，他发生过5次车祸，最严重的是去年9月，他的左臂被划拉出几个数十厘米的大口子，皮肉直接翻开，剧烈的疼痛暴露在空气里，一共缝了94针，打了两个大钢钉。从那以后，张平安送外卖，都会随身携带应急药包。 “时间就是金钱，每浪费一分钟就是在消耗体力和脑力。”他反复说。他同时接两个平台的单，一天跑上十六七个小时，少则80多单，多的时候能超过130单。他已经一周没洗过澡，上次洗澡还是在一个公共卫生间，有免费的水，免费的电，还有免费wifi，“深圳的厕所就像五星级酒店一样，那么先进”。如今睡在桥洞，至少没有恼人的蚊子，可以直接睡在铺开的军绿色睡袋上，第二天睁眼就跑单。“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搞钱，除了钱，你给我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 王茂柳无法做到这样“拼命”，为了争取跑单，他也在城中村被封之前跑了出来，晚上，他会徘徊在龙岗大小的旅馆，找一个过夜的地方。他的送单轨迹主要集中在福田、南山一带，之前考虑过在罗湖找旅馆住下，但打电话过去，对方听说他从福田来，直接告知“现在整个罗湖你们都住不了”。 他得为小旅馆的价格精打细算，“挑那种特别特别便宜的”，每次能挤下3个外卖员。龙岗的小旅馆价格会有浮动，14号他订的153元，到了15号只要60元了。虽然距离市区远了点，但好在便宜，尤其是分摊后，到了傍晚，他会在外卖员群发消息：“有谁一块住啊？” 人有地方睡，车也得有地方待着。王茂柳觉得，共享电池续航里程太短，他无法像张平安一样，扫码换个电池一觉安心睡到天亮，在找小旅馆前，他总会问对方：“能给电动车充电不？不止一辆。” 尽管这样，“单子其实并没有比过去多”。大部分商家直接关了门，跑单也因为封路更费时间，跑来跑去，和过去挣得差不多，“但一天不赚钱不行啊”，何况疫情带来的开销更大了。“深圳快餐，一个是猪脚饭，一个是永和大王，两个都是外卖员们的最爱。”过去在任何一个地方，无论是街边还是城中村，王茂柳只要人往里头一扎，就能吃上饭，但现在找来找去，40分钟过去，猪脚饭和永和大王都不见踪影，他只能去那家还开着的兰州拉面， “那里消费挺高，一顿得要18块、20块”，从前他一整天的饭钱经常不超过22块。 对于被迫停工的陈航而言，压力像藤蔓一样缠绕住这个刚踏入中年的男人——在广西老家，他有年迈的父母、全职在家的妻子和三个孩子要养活。富士康多停一天工，就意味着少一天收入。算上加班补贴，他在富士康一个月能拿到7千元。从2019年开始，如果是白班，陈航会在晚上9点下班后兼职跑外卖，忙到12点回家，“一个月能多挣3千块”。 一切都因为“钱不够”。为了挣钱，2014年大儿子刚出生后，他跳出富士康，去了北京做塔吊工人，“工资是高了”，但发放时间晚，有时候连着好几个月才发一次，家里实在无法周转，只能又回到富士康。后来老二、老三接连出生，他发现自己已经无法离开富士康，“钱少，但这里至少稳定，家里每个月等我寄钱吃下一顿，我承受不了任何风险”。 如今待在家隔离，他每天晚上通过视频，耐着性子教小孩写语文作业。突然有时间和家人相处，他发现已经没法辅导儿子小学二年级的作业。“赞美的近义词是什么？”儿子问他。应该是“漂亮”吧，想了半天，他说。 尽管关门5天了，开了7家中餐馆的老板老李还是不愿意停下， 他“让厨师去思考新菜品，前厅做营销活动培训，服务员进行线上内训”。而他自己则是思考店铺的下一步走向，因为疫情无常，“不可以纯粹期待一件事发生”，老李斩钉截铁地说。他认真算过成本，每天外卖营业额需要达到3000元，才能满足收支平衡，他因此暂时关停了5家店， “毕竟一睁眼就是一万块”。 人们对工作、营业有多少执念，对失业、倒闭就有多恐惧。 大厂裁员风声鹤唳的当下，许鑫达说：“现在大环境不好，为了保住工作，必须卷。”就在几天前，有传闻称他所在的公司整体将裁员30%。 陈小涛不想关门，尽管她库存的螺蛳粉只能维持一天半，但她总会想起之前爱来店里的一位烧烤师傅，和她一样，开过餐饮店创业，但因为疫情，店难以维持，亏损欠债后，师傅就去别人店里做烧烤，新一轮疫情下，这家店状况也不好，一个月的工资甚至很难维持温饱。有一天，凌晨4点，陈小涛骑车去进货，看到师傅喝得醉醺醺得走来。她觉得恐惧：那个是不是也是自己的未来？ 午夜到来前成功搬进工厂的江小英顺利坐在了缝纫机前，她知道自己必须得工作。这股一定要上班的劲儿，最早源自疫情最初那一年。那个冬天，江小英的婆婆患上癌症住院了，做木工的丈夫骨折无法工作，儿子还等着大学新学期的学费。因为疫情，一家三口在十几平米的单间里睡上下铺，洗衣做饭全拢在一起，江小英1000多元的底薪是全家的收入。 她至今记得，那时她给厂里的领导打电话，带着忧虑，说明了家里的情况，希望不要被裁员。后来厂里经过几次人员优化，她依然一路幸运地留了下来。可是疫情之下，服装厂收益每况日下，踩着缝纫机的江小英一直担心，“即便不是今天，未来的哪天可能也会被优化”。 网格人生与深圳希望 像一辆永动列车，深圳给予落寞者、失败者、期待者数以万计的机会，摩天大楼和城中村同时吞吐着大厂程序员、白领、外卖员和建筑工人，每个人都被折叠其中。直到列车慢下来，不同网格的人生被逐一拆解，折叠的一面被打开。 王茂柳来深圳前，病了一段时间，在广东茂名老家休息了大半年。他至今记得自己抵达深圳的那一天，2020年10月1日，堵了12小时的车，他一夜没睡，刚到深圳天亮了，打开车门，“是一种生命力的感觉”。 来深圳后，他的精神状态好多了，“只要你愿意跑出去，就能挣到钱”。他不喜欢用“赚”这个词，要用“挣”，意思是钱是用双手一点一点挣来的。现在大街上格外冷清，王茂柳送外卖路过深圳市民中心，空空荡荡，他发现自己竟然不用刹车了，突然一阵落寞。黄花风铃木已经开了，过去这里有带着孩子散步的母亲，奔跑放风筝的人，弹吉他的歌手，现在只有叽叽喳喳的鸟叫。 李赣觉得深圳如此便利，几块钱的地铁票，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他之前在东莞和深圳的电子厂都待过一阵，出来后觉得送外卖比电子厂自由多了，不用上夜班。他还喜欢深圳的天气，不冷不热，比老家赣州好，“那冬天冷的啊”。 外卖员们对这座城市的变化了如指掌。疫情之后，华强北送电脑、手机和电子配件的少了，点的最多的外卖是汉堡、螺蛳粉和猪脚饭，张平安甚至能通过声音长短判断救护车的用途，如果声音断断续续，运输的应该是医疗设备，“如果声音响个不停，那就是病人了”。 范明月讲起话来常发出阵阵笑声，她天性乐观，“不工作就先歇会儿吧”。虽然停工一周意味着失去了1000多元的收入，也是她一个月的房租，但她终于有时间给女儿那辆粉色自行车换上新的内胎，带着她在城中村追着风骑车。发现她家附近的野花开得正盛，母女俩还采了一把。她还爱弹尤克里里，“因为封村，隔壁琴行这几天基本没人，那我就去客串一下客人”，悠扬的曲子飘出来，混杂着对面楼里的吵闹声，以及不远处喇叭里的通知声，她感受到一种生活的实感。她想过，解封后，一定找时间带女儿去一趟大梅沙的海边。 范明月女儿抱着摘来的野花。图 / 受访者提供 许鑫达家里的工位正一点点搭建起来。居家工作，用了3天笔记本电脑后，那时园区还没封控，他回了趟公司，搬回了大尺寸的显示屏，后来又在网上花了1400多元下单了一张人体工学椅。距离完美办公地点，还缺一个食堂。许鑫达想念那些到了点就能去食堂的日子，如今他和同事们一到饭点就会在群里讨论“吃什么”。有人叫外卖，有人煮起速冻水饺，还有人直接吃起了泡面。对已经习惯让大厂准备好一切的人来说，重新开始日常生活，似乎没那么简单。 网格人生并不相同，但所有人都寄希望于深圳重新起飞。一位南山区的早餐店店主在深圳卫健委的公号推送下说，看到封控消息时自己崩溃了，3月1日开始这家店没有赚过一分钱，店租、人工全都自己贴，“看着家人的相片眼红了，真的崩溃了”。3个小时后，社区人员联系到了这位店主，告诉他，遵守疫情防控规定下，可以正常进行营业并给他办理好了出入证明，并且向他订购了“100个猪肉包、100个菜包和50个糯米卷”。 桃源地铁站的几位外卖小哥因为害怕被封在小区内，无法出门挣钱，索性露宿街头，南山区委会临时调用了活动场所，并给他们派发了物资。在深圳市商务局的指导下，饿了么联合飞猪，也拿出部分酒店为有需要的外卖员提供洗漱、休息等服务区。 一位博主在隔离期间快要崩溃时，发现对面楼栋的邻居穿着比基尼躺在楼顶上，身体舒展，脸上放了一顶遮阳帽，她把照片传到社交平台上，附文“只要心中有沙，哪里都是马尔代夫”。 读大学的陈丽在傍晚时突然听到小区有人在演奏萨克斯，仔细一听，是《渔光曲》。她的小区不大，楼栋呈半圆形分布，萨克斯低昂的声音回荡在楼间。一曲完毕后，许多邻居探出头来，打开手机手电筒，大喊“再来一首！”紧接着又是一曲《我和我的祖国》，一位唱美声的中年男人加入，带动了周边的邻居，声音从小到大，直至贯彻小区。 3月16日晚上，深圳官方也发布信息，称深圳福田、南山部分街道划定了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释放了部分解封的信号。 即使经历这一轮，王茂柳也没想过离开深圳。来深圳送外卖的第一天，他骑上电动车，遇见一场大雨，因为没穿防水服，一身淋湿，手机进水报废了，还摔了一跤，“奶茶撒了一地”。他一度不想干了，但为了那股初到深圳时感受到“生命力”，他坚持到现在。 再度路过市民中心时，柔软的黄花风铃落下，躺在电动车的车篮里，王茂柳想用手捞起丢掉，但犹豫了一下，最后，他带着那朵花继续开走了。 黄花风铃木迎风绽放。图 / 视觉中国 （除陈小涛外，文中涉及人物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