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长封锁160天，这些城市几乎被遗忘了
广西的东兴，持续封城60天。
疫情下的边境小城生活（摄影：斌先生）
封锁带来的困境，鲜少被人看到。
撰文 陈沁、洪冰蟾、周天澄
责编 陈子文
李尚今年40岁，2014年他来瑞丽租了一栋楼做青旅，又按揭买了一套自住的房子，就这样结束了十年的漂泊生活，把这里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瑞丽三面接壤缅甸，边境线长达169.8公里，进出口贸易繁荣，生活节奏又不紧不慢。在李尚看来，这里是一个包容又充满机遇的地方。当地的傣族和景颇族人淳朴善良，缅甸、泰国、印巴人，还有全国各地的移民带来了多元的文化和美食。封城前，青旅最低的入住率也有60%，他原本计划在缅甸再开一家分店。
2021年3月31日封城后，因为家在封控区，李尚无法回家，只能住在店里。依靠之前囤的物资和联系骑手送菜，他能勉强维持日常生活。虽然不断听到政府发放生活物资的消息，但李尚只收到过一次，是一份凉茶。物价涨了不少，原本一斤8块左右的小米辣，后来涨到近40块。
李尚周围的朋友，几乎都选择离开瑞丽，以前喊一声就在宵夜摊上见面的人们，如今各奔东西谋求生路。
根据瑞丽官方发布的数据，最近的一次全民核酸检测（2022月4月18日）约有19万人，而一年前的核酸检测（2021年4月13日）约有38万人。这意味着在这一年里至少有20万人离瑞。
玉石商人刘珊珊还记得最开始做核酸，得排40多分钟的长队，前几天她下楼直接就能做上。她居住的楼层共有6户，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陆续搬走，如今只剩下她一家还会在夜晚亮起灯。
姐告是国内最大最早的玉石市场，陆地跟缅甸的木姐相连，经由姐告大桥与瑞丽市区隔江相望
刘珊珊时常接到小姐妹的电话，告诉她要离开的消息，然后便是哭泣声。
有人去广东继续做玉石生意，有人回老家，有人彻底改了行，卖菜、卖酒、做骑手，有人为了孩子读书搬到临近的城市。瑞丽多数中小学，除了高三，长达一年没有复课。孩子每天在家上网课，有时师生比是惊人的1:800。
在瑞丽，夜不能寐的人是很多的。刘珊珊总是失眠，发愁债务，纠结要不要离开。她来瑞丽16年，在姐告和城区分别租了一个铺面卖玉石。姐告的米柜有两米长，一年租金2万4，转让费4万，城区的租金一年2万，做生意贷款了15万，刚刚还掉4万多，明年得还完剩下的十几万。车贷刚刚还完，房贷每个月要6千多块。
封城进入50天后，广西东兴市人的朋友圈里，一个视频流传开来：一个中年男人，正在抱头痛哭，连续50多轮核酸检测，已经让他濒临崩溃。
今年2月23日晚上，四川人古月先觉察到异样，因为在东兴口岸做中越贸易，她平日需要发很多快递，所以“消息更灵通一点”，她发现所有物流都停了——入夜的东兴市，悄无声息地封了城。
古月是四川移民，在东兴已是第六个年头。在东兴口岸，她主要做越南特产的生意，卖榴莲饼、盐焗腰果、咖啡和旅游纪念品，有两个孩子要养活。
东兴口岸不大，和越南仅隔着一条北仑河，一座111米长的桥跨越其上，连接着两个国家。以前，她站在商铺门口，能看到对岸的越南人打篮球。
古月还记得2019年底的东兴口岸，“那一片特别灿烂”。过年的时候，到处人头攒动，大家都在忙碌着备货，如今只剩一片萧条。
印象里，东兴的街道上随处可见杨桃、香蕉、菠萝蜜和龙眼树，果实成熟的时候，空气里会有一种特别的甜香，这都是家乡四川看不到的景象，但她已经50多天没怎么出过门了（出门的机会，主要是做核酸）。
网格化管理后，整个小城分为有疫区和无疫区，一旦一栋楼里有阳性病例，会将整栋的居民拉去隔离。街道上早已空落，紧闭的卷帘门和灰扑扑的店招，仿佛泄露着这座口岸城市的暮气，在以往，它本充满活力。
封锁带来的生存问题，都很具体。虽然能通过“群接龙”的方式买到菜，但物价涨得厉害，原来2块钱一斤的青菜，现在要7块钱。跑腿费从最初的10块钱，上涨到20块。水果很难买，大人可以不吃，但作为母亲，她想让孩子吃到。一岁多的小朋友，还在用纸尿裤、喝奶粉，这些都是开支。古月一家五口人，极尽控制，以前最基本的生活开销要50块，现在“100块也打不住”。
封锁前夜晚的东兴街头（摄影：斌先生）
生活成本在上涨，但整个城市已停滞，大家无法出门工作，所有人面对最现实的问题，是经济上的困境。
古月的朋友，同在东兴口岸做生意的汕尾人柳现对此感触很深。有一次，他在自己的小区群里，看到一个储蓄用尽的人，在向社区申请“5斤大米，一小瓶花生油”——封城持续太久了，很多人生计无着。
在3月25日，柳现策划了自己的“出逃”，那是东兴封城的第30天。“刚好封了一个月，我看不到任何希望，就决定走了。”当时离开的政策，是自费在酒店隔离5天，每天的花费是100元，酒店环境极为简陋，但离开是他仅存的希望，他归心似箭。
疫情期间的高速公路（摄影：斌先生）
柳现虽然回到了家乡，但留在东兴的，是积压在口岸商铺里价值十几万的库存，其中很多是保质期有限的越南食品。每每想到这些损失，他会彻夜难眠。
摄影：斌先生
志愿者做着最辛苦、最累的活儿，承受着几乎日均一次的核酸——春天的东兴，白天的气温有时逼近30℃——裹着不透气的大白服。“就像把你牢牢捆住，每个人都动弹不得”。
因为封城当晚，她身在郊区，没能赶回城区的家，和丈夫被封在了两地。也因此，生活上相对城区自由一些，当她站在家中天台，还能看到远处的田野与山峦，也聊算“疫情中的一点安慰”。
萧萧其实是个乐观的人，在最悲伤的时刻，也会尽量调节自己的情绪。但她也遇到一些非常急迫的事情，与她不在一处封锁的父亲，因为肺癌手术，只剩下一个肺，每天需要吃靶向药维持生命，但在封锁中，药吃完了该怎么办？一家人感到一筹莫展。
绥芬河自今年的1月25日以来，封城已经断续持续了快三个月的时间，快递、药店、医院门诊全线停滞。对于2002年出生的市民小方来说，最大的痛苦还不是生活的不便，而是她失去了睡眠。
她有复杂的精神类疾病史，焦虑症和失眠症反复发作，她所需要的镇定剂和安眠药都面临断药的风险。“处境很为难，但是大家又普遍觉得，这好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急症，所以找不到任何开药的途径。”
她开始节约地吃药，从每天的服用到两天一服再到三天一服，最后实在是吃完了，失眠困住了她。“最严重的一次，四天三夜没有合过眼，困得快要背过气儿去了，但就是不能睡。那种感觉太痛苦了，人长期不睡觉，真的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长期的失眠同时诱发了严重的皮肤过敏。多病的她一直就这么挺着，直到最近几天，城市开始部分地复工复产，她才开到了药。
绥芬河的黄昏
小方是绥芬河本地人，因为身体原因，她选择了成为一位自由职业的设计师，可以远程办公，她留在了家乡这座黑龙江小城里。她说，这座城市人口不过十万有余，人人都是熟人，社交简单，生活方便，空气一直很好，是她心里的安全区。比起大城市，她更喜欢这里。
这里是边境城市，与俄罗斯接壤，1999年，这里设立了绥芬河中俄互市贸易区。小方的童年记忆里，绥芬河街头巷尾随处可见俄罗斯人，中小学也设有俄语课程。“一半以上的市民，家里多少会做点卖俄货的小生意。”
绥芬河俄货商店的巧克力（摄影：小盐粒儿）
2021年以来，这座边境城市在输入性病例前显得尤其脆弱。到了今年，断断续续几度封城，快递发不出也收不到。俄货一条街自疫情以来，已经倒闭了大半。
摄影：可爱小白龙
小方一直认为自己相比起这些要靠贸易为生的市民来说，算是“非常幸运的”。她家里囤货还算丰富，父母工作相对稳定，属于这座城市里受到影响较小的一批人。但即使如此，她也感觉到每一个家人都在封城里受困。
她母亲在学校工作。疫情发生的三年里，绥芬河市的中小学生几乎没有再重返过校园，所有的教学都在网课上完成——即使这座小城里的很多老师曾连电脑都不会用，大家努力维持对教学质量的要求。
她曾经非常喜欢小城市彼此之间的亲厚，亲人朋友都住得很近，互相交流、照顾很方便。现在，她却看到一种连续性的痛苦。
不断有小道消息在传播，“几天后就解封”的信息给人希望，又不断破灭。
在这座藏不住消息的小城市，她常常听说因为没有收入来源、因为物价上涨而导致的冲突。
夕阳西下穿校服的学生
相比起大城市如上海，疫情的相关信息还能被关注到，绥芬河这座老龄化严重的小城，鲜有声音可以出现在网络上，即使偶尔有，也很快会被众声喧哗所淹没。她觉得，这座深感其痛的城市，几乎已经被遗忘了。
这次，我们还联系到了一位当地的高三学生林林。高中三年，她仅有高一第一学期是在学校度过的，其他时间都在家里上网课。现在她在家备考，高考的志愿未定，但她已经想好，“我要离开这里”。
▼
微信扫码关注该文公众号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