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助的433.8万人：拿最低的工资，做最辛苦的工作

正值雨后，黑云压城。冯芊芊站在全县核酸检测演习的现场，蜷缩在密不透风的防护服之下，口罩、护目镜、手套、鞋套，所有一切严严实实地包裹住她一米五五、七十多斤的身躯——这让她濒临窒息。

帐篷和物资是昨晚她和同事们几乎熬了通宵搭建、布置好的。副县长正在为此次演习发表讲话，话筒时而发出高频刺耳的杂音。按照计划，一会儿会有安排好的附近居民排队依次做核酸检测，其中一位扮演“阳性确诊病例”。在医护人员“检测”出来之后，旁边的卫健委工作人员会火速上前处理这起“病例”——这是疫情蔓延到这座东南沿海县城前的未雨绸缪，是居安思危的实战演练。

所有人都严阵以待，但冯芊芊撑不住了。她对身旁的护士说自己可能马上会晕倒，护士让她再坚持一下，因为正在现场直播；她想摘下口罩来喘口气，但摄像机一直对着她。她看到了自己所属街道的领导，想用最后一丝力气走过去问领导该怎么办，但下一秒，她眼前一黑晕了过去。她听到惊呼声在耳边响起。

醒来的时候，她躺在一辆车里。后来她得知，在她晕倒后，县人民医院院长把她抱到自己车里，给她喝了藿香正气水、量了血压。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工作，她终于在晕倒后得以喘息片刻。

不到25岁的冯芊芊，是这座县城某社区的工作人员。她所在的辖区内有4栋公寓、8栋楼房、一栋写字楼和一个大型商超。在网格化管理的今天，冯芊芊需要为辖区内的任何风吹草动负责。不管是垃圾桶倒了需要收拾，还是组织居民打疫苗、引导异地返乡人员隔离，都属于她的工作范畴。成为社区工作者三年多来，她没有一个夜晚能放心地让手机静音，也几乎从未拥有过完整的周末。

她的日常，就是中国433.8万社区工作者的缩影。

一、“几乎没有人会感恩社区工作者”

4月13日

早上7点到 一早上在外面捡垃圾 捡烟头 拉电瓶车自行车；

中午社区吃饭 下午接待“创建文明城市”检查组 写××社区就《关于建立校外少工委的实施意见》和《少先队青少年宫（活动中心）代表大会工作指引》意见

傍晚去××园处理一对夫妻居家隔离

晚上8:30返回社区准备大规模核酸检测

4月14日

凌晨4点下班 早上6点上班 全民大规模核酸检测 剪视频发布视频

——摘自冯芊芊的工作日志

4月14日的全县核酸检测，让冯芊芊记忆深刻。

4月初，因为一名初筛阳性的货车司机，两天前曾经在她所在县城的高速服务区暂时停车休息，当晚，冯芊芊接到通知，需要立即排查两天前下午1点以后，在高速服务站工作和旅居的所有人员——这意味着，她和同事需要给自己辖区内的上万户居民挨个打电话，详细询问他们的行程轨迹。

但这样的追踪对于县疫情防控工作而言依旧是不够的。于是，在一周后，全县居民进行了系统、彻底的核酸检测，把可能的传染源扼杀在萌芽状态。

对冯芊芊来说，这又是一个鏖战整宿的不眠之夜。第二天九点多，来核酸的居民得知她一夜未睡、还没顾上吃早餐，忙跑回家给她拿来两个大包子和一盒牛奶。她把这份早餐拍照发到了社交媒体上，附上了两个爱心。

这是冯芊芊日常工作中少有的欣慰时刻。疫情发生以来，她所在的县城仅在2020年初有过一例确诊，但这两年多，决策指令始终要求社区工作者对所在辖区“严防死守”，稍有差池就直接问责到楼栋网格员身上。“压力真的特别大，我本来就挺瘦的，之前来社区的时候还有80多斤，现在只有70多斤，因为没时间吃、没时间睡，一直在瘦瘦瘦。”

居民给冯芊芊送来的早餐

近日，上海某公众号通报了一起浦东新区某社工“不服从组织安排，拒绝承担工作任务，造成严重不良影响”而被开除的消息。这位社工的丈夫随即在微博上发布了妻子是因为同事确诊，自己作为密接人员隔离后还没有进行核酸检测，所以没有按时到岗。这起事件在冯芊芊组建的全国社工群里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大家都感觉基层真的挺无助的”。

之后，冯芊芊在那则通报下面留言，“大部分社区工作人员都非常尽心尽责，大家都极其认真地对待疫情防控。如果这个人真的是这样子消极懈怠的话，也不足以代表我们社工群体，不能把我们做过的工作全部抹杀掉。”

她等了许久，自己的留言也没有被放出来。

冯芊芊觉得，社区工作者不仅很难得到领导们的理解和认可，和民众打交道时，也常常遇到不那么“听话”的居民。这一点，在极端严格的疫情防控期体现得尤为明显。

比如前段时间，冯芊芊所在社区有位理发师从外地返回，因为出发地有一例确诊，按照县里的防疫政策，这位理发师需要居家隔离14天。但他无法理解的是，明明有两位同事和他一起回来，他们两个却不需要隔离。冯芊芊和领导沟通后了解到，那两个人所居住的小区执行的是市里的防疫政策，而她所在辖区执行的是县里加码过后的防疫政策。

“其实领导也觉得这样‘一刀切’的政策很不人性化，但每个人都不敢担责，只好执行。”

虽然这个理发师按规定居家隔离了，但在一个深夜，冯芊芊接到居民举报电话，说他晚上一个人偷偷跑了出去。

“我和同事赶紧去了他家，发现他果然不在家，就让他老婆给他打电话。过了一会儿，这个人自己慢悠悠地回来了。”冯芊芊记得，理发师告诉她，自己实在憋不住了，就跑到附近的公园里溜达溜达透透气。冯芊芊安慰他，还剩最后两三天，再坚持坚持，马上就自由了。“其实他还算好说话的，有些人会骂哭你，一开口就口带脏字那种。”

按照工作要求，冯芊芊经常需要在辖区内转悠。基本每天都有人从外地回来，她要上门和他们沟通，让他们签署“居家观察承诺书”，告知隔离注意事项，然后给门上装门磁。门磁连着她的手机App，如果隔离人员开门，就会触发瞬间让人惊醒的报警声。

更有效的监管来自于左邻右舍。手机警报只能告知社工们隔离人员的开门时间，但如果真的有人走出家门，总是逃不过周围群众的眼睛。按照规定，冯芊芊也要给每户隔离家庭门口贴上“此户有居家隔离人员，不要靠近”的封条，“周围邻居的眼睛就是监控”。

会有人在被贴门磁或封条的时候情绪激动，如果实在沟通不了，冯芊芊只能求助于综合执法人员，“他们有一定的震慑作用”。

由于社区工作者所隶属的居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没有行政级别，社工们也不属于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员工，没有编制，仅和社区签订劳动合同，有些甚至是和第三方派遣公司签订的劳动派遣合同。他们日常穿的衣服是醒目的红马甲，上面没有任何与“政府”有关的元素，通常只印着“志愿者”“为人民服务”这几个大字。在平时的新闻中，他们会被认为是“志愿者”或者被简单地称为“红马甲”。“所以群众一般也只会感恩志愿者，没有人会想到社区工作者这个群体。”冯芊芊无奈地说。

二、“姐姐，等解封了我就去看你”

3月20日

整理台账

写文章《居家隔离不用慌，送菜上门有人帮！文昌未来社区人口家庭协会志愿者担任“采购员”》

下午和袁××大喇叭在××园、××城、沿街店铺巡查

在“文明××公众号”发表《文明实践助抗疫 | “采购员”架起“连心桥”，隔离病毒不隔爱！》

晚上加班整理李×文章

———摘自冯芊芊的工作日志

冯芊芊会尽力满足居家隔离人员所有的需求。她经常和同事抬着面粉、油、蔬菜为隔离人员补充物资，她会帮他们取快递、倒垃圾，甚至跑到小朋友的学校帮隔离在家的小朋友记录作业、收拾课本。前两天，有个隔离人员在很晚的时候给她打电话，让她帮忙买包烟，她也照做了。她不想拒绝这些被关在家里的居民的请求，“人心惶惶的，尽量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们都满足吧。”

最让她挂心的，是那些本身有基础病但还是要被隔离的居民。曾经有个居民从杭州的医院看病回来，按照县城政策应该集中隔离，但因为他的身体状况实在欠佳，冯芊芊为他申请到居家隔离，让医护人员每天上门来为他做核酸检测。就在前一天，这个居民告诉冯芊芊，他要去杭州复诊了，自己的病实在耽搁不了，冯芊芊马上报告给领导，请求能够让他去杭州复查。“我只是一个基层工作者，没有执法权，也没有那么大的权力说让你出来你就能出来，还是得向上面打报告。”每到这时，冯芊芊会有一种深切的无助感，“但应该还是会让他去的，会让他去的。”她喃喃地重复道。

在东北某县城做社区工作者的张雅婷，专门用一个本子来记录小区封锁后那些有基础病或者家里有急事不得不出门的居民。从3月29日中午县城确诊了第一例后马上封锁，到4月23号解封，张雅婷生活的小县城停摆了二十多天。其间，居民足不出户，张雅婷需要负责辖区内居民的日常生活正常运转。

最开始，她让这些患病的居民打120急救电话，因为只有执法车辆和急救车辆可以自由出入小区。但县城医疗资源有限，所有隔离在家的患病居民都在打120，已经没有车可以派了。她所在辖区内有位老人有严重的糖尿病，每天都需要打胰岛素。小区突然封控，家里储存的胰岛素只够支撑几天，其余的备用药物都放在了乡下。张雅婷本来想开车去帮老人把药取回来，但是单位只有一张车辆通行证，需要用这张证来保证挨家挨户的上门核酸。县里所有公共交通和出租车都停运了，没有通行证的车辆禁止上路。张雅婷甚至想过步行到乡下帮老人取药，但来回需要一整天的时间，她实在抽不出身来。

防护面罩是不透气的塑料膜，阳光一照，分外灼热。

封锁期间，还有一个小女孩哭着给她打电话，告诉她自己的母亲就要去世了，弥留之际只想再见女儿一面。张雅婷当即让小姑娘收拾东西准备出门，她去找领导协调。“小姑娘哭着跟我说她不敢。将心比心，如果是我的话，母亲就要去世了，我还管你什么批准不批准，我肯定直接闯出去了。这个时候我必须做她的依靠，不能让她留下终生遗憾。”

将近一个月的封锁期，全县所需的生活物资都是由保供货车从外地运来的。张雅婷经常要去高速路口迎接这些车辆，把他们指引到卸货地点后再把他们送回到高速路口。这个过程中，她需要穿着全套的防护服。防护面罩是不透气的塑料膜，像是给脸上覆上了一层塑料大棚，阳光一照，分外灼热。给司机指路的时候，她总是深吸一口气，看一眼前面的路，然后慢慢吐出气来，不然呼气就会在面罩上形成一层浓稠的白雾，整个世界瞬间变得模糊不清。

穿着防护服，上厕所也成了极麻烦的事。护士曾经给他们演示过该怎么在上厕所的时候按步骤依次卸下防护，张雅婷觉得，“这套流程走下来，要是拉肚子的肯定憋不住了。”

那段时间，她都是半夜回家，早上五点出门上班。虽然工作辛苦，但她觉得还是有一些“值得”的时刻。她记得，辖区里有个姑娘，因为父亲生重病，她想要出小区探望，但是小区门口有别的部门派来的执勤人员看守。“遇到这种情况，执勤的人通常会跟居民说，‘社区的人只要让你出去我就让你出去’，其实就是既不想担责任又不想做坏人，把棘手难题都甩给我们。”张雅婷说。但那个小姑娘没有为难“社区的人”，而是一个人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和执勤的人“从中午一点唠到了晚上七点”，最后她终于出去了。“她知道我们特别不容易，不想给我们添麻烦，所以自始至终都没有让我们出面，一个人把这件事解决了。”

还有一次，张雅婷在社区体温群里让居民轮流报体温，有居民对此不理解，一直在群里破口大骂。那个小姑娘不仅努力维持着群里的秩序，还给张雅婷打来了语音电话，安慰啜泣中的张雅婷，“姐姐，等解封了我就去看你，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那不是普通的安慰，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共情，让我觉得我没白干，有人能理解我。”

张雅婷所在社区的工作者

三、“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

1月18日 早上把宣传稿件文字图片发给吴× ，下午拍摄工作人员贺新年视频，县委组织部陈××、朱××调研红色物业联盟情况，晚上去××园上门挨家挨户宣传下载“反诈APP”

1月19日 早上市、县风貌办来××社区调研未来社区建设，去渡口××社区学习，下午给社区居民打电话催打第三针疫苗，写宣传稿件《××社区“多抓手”，助推居民“新生活”》，开会布置××社区落实加强针工作，晚上加班继续催第三针疫苗，今日《××日报》头版刊登《“历”轻情谊重（图片稿）》

———摘自冯芊芊工作日志

世上远不只防疫一件事。作为服务群众的基层自治组织，社区工作冗杂繁琐到远超出常人的想象，用他们圈内的话来说叫“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

首先是宣传任务。冯芊芊说，上个月因为她所在地级市确诊病例较多，各社区加大疫情防控力度，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每个社区都在比拼谁写的相关新闻报道更多。冯芊芊和同事们被要求一天写一篇工作心得，上传到县城自主研发的政务App上。

考核指标不容商榷。上个月，冯芊芊在县级以上的媒体共发表了44篇与本社区防疫工作相关的报道，44篇，是领导的明确指示。事实上，为了向领导证明自己的确完成了工作，或者方便用于日后的宣传报道，社工们只要在工作就一定会拍照“留痕”。拍过，就证明做过；没拍照，即便做再多，领导也可以选择不相信。

但一旦出事，即便有这些照片作证也无济于事。前不久冯芊芊的辖区内有户居民被诈骗了200多万，领导问责的时候，她拿出了当时去那户人家登门宣传反诈的照片以及居民本人签署的承诺书，“承诺说他一定会火眼金睛，不会相信网上的陷阱，不会被诈骗”。但领导回应说，你的确登门宣传也让居民签署承诺书了，但你的宣传没有做到“入脑入心”，所以导致居民还是被骗了。

每一项任务都有考核排名，排名结果会在政务App上显示，甚至连各社区居民下载这款App的数量和活跃人数本身都有排名。为了完成上面下达的居民购买本地保险的任务，冯芊芊和同事们最后自己花钱帮很多居民买了这个保险。为了完成让居民打疫苗的任务量，他们兵分几路：有的去县里的工业园区、养老院反复游说，“开着私家车拉一些坐轮椅的高龄老人来打疫苗”；有的守在县城的高速路口、医院门口，劝导经过的路人去接种。当时的冯芊芊，看到一辆公交车上下来一大拨乘客，就会马上飞奔过去问“你们打疫苗了吗”；在路上看到任何一个路人，都会条件反射般地想，这个人打疫苗了吗，能不能拉来记在我们社区的名额下面。

疫情发生后，不少会议转移到了线上，每个社区都安装了视联网，县里是主会场，社区是分会场，会有屏幕对准社工们。有时，为了让会场显得不那么空旷，冯芊芊需要扮演一个“与会人员”，参与一些完全跟她无关的会议。比如上周，冯芊芊参与了县里组织的一场关于大学生创业的会议，因为她长得比较年轻，所以也坐在了会场里，冒充一名大学生。她把这种任务称为“充人头”。

在深圳某社区负责妇联工作的林宣仪，即便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也没有停掉每月一次的社区妇女议事会和儿童议事会。她认为，这次全国性疫情，深圳之所以防疫工作能够做得这么好，就是因为基层治理水平远超全国其他地区，“彻底打通了最后一公里”。

不同于其他地区只有几个人管理整个社区的方方面面，深圳社区工作者的人员配置非常齐全。林宣仪所在社区不算网格员就有70多人，妇联、残联、老协、核酸检测和疫苗专班小组都有明确分工，不会让一个人身兼多职。

林宣仪大学毕业于QS世界大学排名第11位的知名高校。回国后，她先在腾讯市场部工作了四年，后来加入了一家创业公司，没过多久，这家公司走到了穷途末路，而她正处于已婚未育的阶段，她发现自己在求职市场上找不到工作了。于是，她打算考公务员。第一次考公没能成功，她暂时来到了社区工作。

林宣仪在辖区内小学门口宣传社区妇联的职能

当时，林宣仪到手6000多块钱的工资，虽然远高于全国其他社区工作者，但就深圳的生活成本而言，也仅是温饱而已。

林宣仪所属辖区内有很多工业园区和城中村。疫情发生后，因为工厂无法正常开工，流动摊贩等非稳定就业者的失业率急剧上升，家暴数量大增。林宣仪记得一起最极端的案例，因为深圳当时禁止堂食和流动餐车，一个摆夜市的男子好几个月没有收入，他的妻子因为脊椎问题失去了劳动能力，于是那名男子带着妻子一起跳楼自杀。

“还好有人发现得早，及早在楼下布控了气垫一类的东西。”后来，林宣仪和同事们上门慰问了这户人家，给了他一笔慰问金，劝他不如回老家另谋生路，并且和他的房东商议，减免了他半年的房租。

在深圳规定接触性服务行业暂停营业期间，为解决辖区内一对聋哑夫妻的收入问题，林宣仪组织了一场广场上的义剪活动，许久没有出门理发的居民可以免费让这对夫妻理发，最后由社区支付给这对夫妻一笔费用。

“我们的宣导用的都是土办法，发传单、去工业区和学校宣讲，不论是失业在家找不到工作，还是对居住环境不满，都可以来找我们反映意见。”林宣仪觉得，“有问题找社区”的宣导在深圳已经深入人心。

四、“反正我们是编外人员”

1月22日 周末加班 疫情防控打电话 写两委述职报告

1月23日 周末加班 下午2:30在××社区进行两委述职报告

———摘自冯芊芊工作日志

“两委”，指的是社区党支部委员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社区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因为和政府没有劳动关系，因而社区工作者们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资，只能领取补贴，而补贴标准按照《组织法》第十七条规定“由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规定并拨付；经居民会议同意，可以从居民委员会的经济收入中给予适当补助。”

薪资过低，是全国社区工作者普遍面临的问题。本科毕业前，冯芊芊在一家企业实习，到手的实习工资有4000多块钱。毕业之后，她听从家里人的意见考了所在社区的岗位，以总成绩第一名被录取，她和所属街道签了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第一个月的工资发到手只有1900元，被震惊到的她当时就想辞职，但家里人劝她再等等，“说让我就当个过渡，因为我们这边规定在社区工作满三年之后可以考对口的事业编。”

现在，冯芊芊已经做满了三年，她的工资从1900涨到了2600，第一个合同已经到期，街道办也没有找她续签下一份合同。她了解到有些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同事一辈子都没有见过劳动合同，“反正我们是编外人员，没人重视我们的事。”

冯芊芊准备参加今年的事业编考试。她看了今年的招聘公告，市里和其他县区都没有社区的对应岗位，只有她所在县城有合适岗位，这意味着，她要和全市的社工们去竞争仅有的一个名额。

有了编制，不仅意味着得到了体制的认同，更重要的是，在工作的时候可以得到和别人无差别的尊重。因为没有编制，几乎所有社区工作者都能感受到自己被区别对待。在一个全国社工群里，有位社区工作者说，2020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属于行政级别的街道办事处所有工作人员都能领到政府分发的口罩和消毒凝露，而真正奔波在防疫第一线的社工们却没有资格领取，“那是最寒心的时刻”。

冯芊芊上门给居民测体温

偶尔，冯芊芊所在的县城会有公务员“下沉社区”，完成一些基层工作。社区工作人员需要对他们的表现打分。但冯芊芊觉得，自己接触到的公务员们普遍认为是来“帮你们社区干活的”，任务分派下去，会有人找到社区争辩说为什么分给别的单位的片区这么小而分给他们的这么大、楼栋里的居民这么多。有领导巡查的时候，他们会积极表演干活，领导走后，“他们就躲在楼道里面乘凉闲聊，实际上活都是我们社区和物业一起干的”。

打分的时候，社区工作人员会被暗示“不要拿着鸡毛当令箭”。冯芊芊说，因为社区不是经营性组织，完全没有收入，开展工作所需经费和社工们每月的“工资”都是由共建单位补贴的，所以哪一个单位他们都得罪不起。“每个单位每个人我们都给他们打‘优秀’，肯定不会给他们差评，因为还要靠他们的拨款活着。”

而在东北的张雅婷，现在连“社区工作者”这个职业身份都没有了。毕业后通过县里公开招考进入社区的她，一开始和街道办签署了为期两年的合同。现在两年过去，街道办把他们的劳动关系转成了第三方劳动派遣——“五险一金”中的“一金”被取消了，每月的“工资”仅有发到手的1500元，基本和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持平。

前不久，省里为“两委”成员调拨了疫情防控专项补贴，但张雅婷因为已经不属于正式的社区工作者，所以没有拿到这笔专项补贴金。

“心里挺委屈的。不仅是没能领到这笔钱，而且干到第三年了，每天都很累很辛苦。最难的封控期都挺过来了，但到最后没有人承认你的辛苦，直接说你不是一线人员。”连没编制的社工身份都被剥夺了，张雅婷觉得，自己现在算是一个彻底的“三无人员”。

唯一的出路就是考编制。但倾向于基层的编制岗位都仅限市区的社工报考，县城里的事业编张雅婷又都不符合报考条件。今年她有一个同事报名了公务员考试，复习了没几天，三月份本地疫情暴发，每天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没有，更别提复习备考了。也没有人敢辞职备考，“都怕没考上还丢了这份工作”。

薪资过低，是社区工作者们普遍面临的问题。

其实张雅婷并不厌恶这份工作，她觉得很少有一份工作可以接触到党建、团建、妇联、残联、卫生、文化等各个条线的工作人员，可以了解到各个部门是如何工作和运转的，这是一件非常有挑战性的事情；在帮助到别人的时候，也会得到暖心的反馈和肯定。这些都足以让她继续坚持下去。但挣扎在温饱线上的收入，以及方方面面的区别对待，让她决定还是找其他的出路吧。

这也是很多社区工作者共同的感受。在社区工作两年多之后，林宣仪考去了图书馆，虽然还是编外人员，但每天坐办公室，清闲了很多。林宣仪至今觉得在社区妇联工作的日子是她职场生涯最开心的时光，但坚持不下去的原因也是薪资实在不匹配劳动量，“深圳市公务员的年终绩效，可能就是我们一年的税前工资，差距实在是太悬殊了”。

因为最近全国社区都在组织60岁以上的老人打防疫疫苗，社区工作者们又聚集在群里倾诉这项任务的考核标准多么严苛。满屏密密麻麻的吐槽中，有人问了一句，如果考上事业编就不用做这些工作了吗？考上编制以后的日子会轻松很多吗？

群里出现了难得的静默。过了一会儿，有位在职的社区工作者说：“只要能考走就行，再差的编制岗位也比社工强。”

虽然总有抱怨，但冯芊芊也永远记得，她在全县核酸检测实战演习当天晕倒醒来后，给救助她的医生发了一段话：“听说是您将我及时送到车内，非常感谢，我以后也会向您学习，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们。”

这世上还有比社区工作者更能体会帮助他人有多快乐吗？想到这里，冯芊芊就觉得可以继续坚持下去。她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多久：下个月？明年？又一个三年？起码此刻，她还在坚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