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币，榨干了韩国年轻人
6月30日上午，韩国全罗南道莞岛，一辆沉底的奥迪汽车被打捞上来。车里塞着三具高度腐烂的尸体。经确认，正是已经失踪多日的10岁女孩赵友娜和她的父母。
一个月前，赵友娜的父母找学校老师请假，说要带孩子去济州岛体验生活一个月。实际上，他们则是举家开车去了全罗南道莞岛郡的一家养老院，窝在里面整日不出门。
年幼的赵友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看到父亲每天趴在电脑前，忙着搜索着什么。直到有一天，她在昏睡时被母亲抱上汽车。父亲一脚油门，带一家三口冲进了深海。
父亲在网上搜索的东西，是“LUNA币”和“安眠药”。
“LUNA币”是在韩国非常火热的加密货币。几个月前，赵友娜的父亲就一直沉迷炒币，不料五月初，LUNA币的币值在48小时内从90美元暴跌到不足0.0001美元，几近清零。
这对赵友娜的家庭是致命的打击。不仅赔得血本无归，还背上巨额债务。绝望的夫妻决定一起投海自杀，为了不让女儿太过痛苦，他们在出发前给女儿灌下安眠药。
因炒币而失去生命，这在韩国早已不是第一例了。最近几年，炒币在韩国卷起了狂潮，5100万的韩国人口，承载着世界30%的加密货币交易量。年轻人是主力军。据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FSC）统计，在韩国，炒加密货币的20-39岁年轻人共有308万，占这年龄段全部人口的23%。也就是说，每五个年轻人里，就有一个在炒币。今年第一季度，在韩国四大虚拟货币交易所上，又新增了250 万个新账户，其中六成多是年轻人。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炒币早已不是业余的消遣，而是未来全部人生的赌注。
炒币就是未来
在同一年，另一个20岁的大学生失去了未来，因为炒币失败而患上忧郁症，自杀身亡。一个月后，又有一个30岁的IT从业者在虚拟币上亏损近1万美元后自杀。
尽管面临血本无归的风险，这几年还是有无数年轻人义无反顾地杀入虚拟币的战场。
去年，三星公司的一名员工的离职信传遍网络。该员工声称自己炒币净赚400多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3亿元），决定辞职享受人生。
这样的暴富神话像海妖的歌声一样，诱惑着在生活里扑腾的人们。
拥有耶鲁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郑在恩在一家跨国化妆品公司做文创经理。她在比特币上投了3万美元，原因只是跟风。“身边的朋友都在谈论这个，几乎每个人都投了钱。”她的语气似乎有些无奈，“而且确实很多人都赚了钱，原来经济紧张的人换了新款包，还有人换了车。”
“买币就是时尚。”另一个首尔大学生也认同这一点。
这股风让韩国两成的网吧关了门，专心“挖矿”比特币。去年，经韩国网友计算，一个拥有200台电脑的网吧，每天挖矿15小时，就可以获利100万韩元左右，约合人民币5800元，远高于网吧正常营业的收入。
顶级足球俱乐部的球员也抵挡不住诱惑。也是在去年，曾经的豪门俱乐部首尔FC正面临保级危机，而队内盛行的炒币风气是球员水平下滑的一个原因。比起炒币能带来的利润，赢球的奖金似乎都变得微不足道。在训练中，年轻球员都在热烈地讨论炒币，而非足球。新教练上任后试图整改这一情况，却遭到球员的联合反对。
众人对炒币的激情像是汇成一堵墙，共同屏蔽反对的声音。
政府曾试图加强监管，司法部长朴相基称虚拟货币交易是赌博行为，计划出台法案禁止民众通过交易所进行虚拟货币交易。然而，几天后一份超过13万民众签名的请愿书被递交到青瓦台，抵制这项提案。最终，朴相基撤销了提案，并公开道歉。
金融委员长殷成洙也曾要求虚拟货币交易所依法完成注册，否则将被全部关停。他说，虚拟货币无法被认定为是金融资产，它只是一种投机媒介。
就在他发言的第二天，一个企业职员在韩国总统府官网发出请愿，“要求殷成洙金融委员长辞职。”他还在请愿书中讽刺道，“四、五十岁的这代人都在投机买房，二、三十岁的人投资虚拟货币就是歧途？我们只是在向前辈学习。”很快，这封请愿书就得到了20万人的支持。在韩国，一旦请愿超过20万人支持，政府就必须得作出回应。
被舆论裹挟的政府，在2017年底开始将虚拟货币合法化，于2021年正式确认虚拟货币为公民合法资产，将交易所认定为正规金融机构。炒币变得和炒股、买基金一样，成为一项进入千家万户的日常投资活动。
就连总统选举，各党派候选人都要通过表示对虚拟币的绝对支持来获取选票。今年当选总统的尹锡烈就画出大饼说要进一步放宽加密货币交易政策，还推出了以自己照片和视频为原型的NFT，真让人感叹韩国人也太容易被收割了。
高房价、就业内卷导致的阶级固化，在东亚已经非常普遍，而韩国特有的“财阀经济”，让这一问题格外严重。
20世纪60年代初，韩国还是极度贫困的农业国，当时的总统朴正熙引领国民开启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化转型，无数工人用血与汗拼出“汉江奇迹”，让韩国经济快速增长，教育爆发式扩张。也就是在那时，家族大企业在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下发展了起来，形成了财阀。在朴正熙执政的时期，强政府与大财阀尚能相互挟持，而在1987年韩国走向民主化后，政府对财阀的制衡能力下降，导致寡头资本不断扩张。
1998年，金融危机横扫亚洲，韩国也未能幸免。本身，韩国就是靠着高举外债堆出了财阀，而当金融危机降临时，汇率崩溃，大量的外债让国家直接濒临破产，只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让渡一部分管理权力的后果就是在第二年失业人口超过130万人，自杀率提高42%。为了拯救国家，韩国民众自发把家里的金子捐出来，一共捐了227吨，相当于国家一半的外汇储备。
国家是救回来了，但各行各业必须面临巨大的结构调整。中产阶级大规模缩水，大量下沉到下层阶级，这导致工薪阶层失业、降薪、晋升困难的情况变得常见，很多人开始把长期不稳定就业视为常态。
风暴过后，人人自危，财阀的大厦却屹立不倒。韩国在经济危机后变成 “沙漏型社会”，下层越来越多，越来越苦，而资本却在持续扩张，让个体的价值不断贬值。上层阶级对民众的“吸血”，不只在于财产，更是精神的折磨。
最近几年，财阀倾轧普通人的事件在韩国屡见不鲜。2014年，一家航空公司会长的女儿因为不喜欢头等舱送夏威夷果的方式，在机场迫使已经在滑行的客机返回登机口，要求空乘人员给她下跪，在将其赶走后才允许飞机起飞。
职场霸凌也渗透在各个角落。下属排成一排给领导撑伞，领导霸占电梯，领导掌掴、辱骂下属……据调查，韩国29%的职员表示曾遭受过上级的虐待。还有财阀操纵娱乐圈，迫害明星的新闻可以说是全球闻名。现在的韩国影视剧里，也常常描绘财阀的高压与恐怖，有的也不乏讽刺，和人们喜闻乐见的普通人“复仇”的戏码。
不过，当回到现实，看着手里薄薄的工资，再抬头望向深入云霄的摩天大楼，韩国年轻人发现自己被这些林立的高楼投下的巨大阴影笼罩，喘不过气来。面对遥不可及的房价，严酷的职场环境，永远都无法跨越的阶级鸿沟，年轻人们开始不愿再相信“劳动创造价值”这一曾经普世的道理。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成为“达观一代”——挣得少，没有正规职业，没有晋升空间，但依然安于现状。还有很多年轻人自称 “三抛一代”，即抛弃恋爱、结婚、生育，独自一身轻。
“三抛一代”、“达观一代”最向往的职业是公务员，2019年韩国有50万年轻人在家不工作，全职备考公务员，只求“上岸”。可惜公务员考试竞争太激烈，有的岗位录取率仅有2.4%，比哈佛的录取率还低。
通过常规手段无法上岸，许多韩国人不得不放手一搏，将人生全部底牌压在赌桌上。“赌性”长期根植于韩国人的基因。
九十年代，韩国经济飞速增长，人均收入翻倍，很多暴富者都染上了赌瘾。国内禁赌，就专门飞到海外的赌场挥霍。去的人多了，很多海外赌场的VIP包房开始专门为韩国赌客准备泡菜和紫菜包饭。
经济危机后，韩国开启了全民炒股的时代，散户们在股市杀红了眼，为了抵挡通货膨胀，也为了实现暴富梦想。由于没有年龄限制，韩国股票交易所里活跃的帐户达6000万个，超过了韩国的总人口。在今年3月份的三星电子股东大会上，甚至出现了数名小学生股东的身影。
如今韩国年轻人选择全职炒币，甚至是贷款炒币，也是在求一个出路，制造新时代的“汉江奇迹”。只是这条路过于虚无，终究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本文授权转载自真故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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