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就是这么倔强：你越罚，我越买

看了网上传的一些图片，不禁感叹：成都人太疯狂了，这一波购物下来，十天半个月不用“下楼”了。

成都人之所以这样做，说白了还是被吓的：上海人的“饿”，还在眼前飘荡，谁都不愿意再重温这样的日子。不仅仅是成都，换作任何一个城市，有了前车之鉴后，谁又不是囤好干粮，准备“过冬”呢。

今天，上海的一件事上了热搜：巴黎贝甜疫情期间无证生产被罚58万。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事人在疫情封控期间封闭了位于景联路759号的工厂，安排部分因疫情防控措施无法回到住所的员工前往其培训中心暂时过渡，并利用培训中心烘焙设备及物流中心配送的原材料制作面包自用。随着封控持续，周边社区对糕点产品需求增大，当事人于4月23日至4月26日期间，在上述培训中心内从事糕点类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该地址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相关资质。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属于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对其处以没收物品、没收违法所得5.85万元、罚款58.5万元的处罚。

四天时间就挣了5.85万，还是在疫情期间。巴黎贝甜“够黑”的，而且没有生产经营许可证，属于三无产品。因此，上海市场监督管理局罚得好！觉得58.5万还是罚得少了，你看榆林5斤芹菜罚了6.6万，大庆2块钱的土豆罚了30万。相比较而言，上海这边还是有点软：面包怎么也比芹菜、土豆值钱吧。

不过接着往下看上海人的回复，有点不淡定了。上海人这是怎么了，分不出好坏来？你看他们的留言，一个个争着抢着、吵着闹着要去巴黎贝甜买面包，而且还是在这个热搜词条下回复，这不是公然跟上海市监局叫板嘛。其中，搜狐新闻最调皮，直接用了“团购需求大”做标题。

俗话说：事出反常必有妖。上海人这么做，里边定然是有隐情的。想到这，觉得自己真是个傻蛋，开头不就说过了：疫情期间，上海人“饿”啊。所以，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买了三无产品。事后，还有一颗感恩的心：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这种朴素的德道观，上海人没有忘记。

细细想来，又觉得哪个地方不对：上海人，为什么饿？自然是家里边没东西吃了。那么，为什么家里没东西了？因为，静态管理了。既然是静态管理，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应该配送物资啊？既然巴黎贝甜因为三无产品被处罚，那么那些没有及时给市民配送物资的人，是不是更应该受处理呢？通俗易懂地说：前者虽有瑕疵，但却是为了救人；后者应该救人，但是做得十分不到位。两相比较，后者的罪过比前者要大得多。

当然，上海也追究了一些人的责任，总是觉得又有哪些地方还是不对。突然间又想起来了，在疫情期间，闹出假阳性事件的上海中科润达医学检验实验室、上海钧济医学检验所，还能够堂而皇之地进核酸检测合格名单当中。

吃巴黎贝甜面包的上海人，有拉肚子的吗？看上海人的反应，好像没有。但是，上海这两家核酸检测机构，可是明晃晃地出现了假阳。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

法律，如果不严格执行，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从这方面讲，上海市监局的处罚没有任何问题。同样的，榆林跟大庆的执法，也是于法有据。但是，舆论却出现了反向的评价。这，就是一件十分值得探讨的事情了。

我们首先得搞明白一点：法律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希望这个社会越来越好。法律是冷冰冰的，不会思考，也不会说话，更不会考虑某一种违法行为背后的隐情。但是，执法者是人，会思考，会说话，更会感同身受，有恻隐之心。榆林跟大庆的事，法律当中的确有处罚条款，但是也有“责令改正”。选择哪一种处罚，全在执法者的“一念当中”。这两个地方执法者的所作所为之目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要不然榆林在2021年，案值仅有几十几百元的，罚款超过5万的有21起。试想一下，卖个芹菜跟土豆都会有如此遭遇，还有哪个企业敢去那里投资。没有企业创造工作岗位，榆林跟大庆的人们，生活能好了？最终，人们只能用脚投票，这也是一直强调营商环境的重要性之所在。

上海经济全国第一，自然跟榆林大庆不同。他们，想要维护的是法律的尊严。可是法律的尊严维护了，人的尊严呢？法律是为人服务的，不是人为法律服务。下一次，再出现静态管理，巴黎贝甜们还敢再生产吗？到时候，上海人就要饿肚子了。在静态管理期间，我们看到多少老人放下尊严，手中拿着钱，用祈求的语气商量买点吃的。难道，在上海的执法目录中，就真没有批评教育、责令改正的温和的人性的选项？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不是张维为，两个人云泥之判）说：

任何人都不应该以“法律”为托词行不正义之事。当法律不符合天理时，当你不得不在良知和法律之间挣扎的时候，你应该选择站在天理的一边。

法治不等于律法之治。法治首先是“理治”（天理之治）。法律不符合天理，司法不讲良知，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无法无天”不是一个好社会，“有法无天”也不是一个好社会！

其实绝大多数时候，我们的法律是有“理治”的。只是人在执行过程中，忽视了“理治”，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他们的思维深处，法治治天下——法家的法。出现这种局面，说白了是人文素养的缺失。而这种缺失，从我们踏入校门那一刻起就开始了。直到我们长大成人，走上工作岗位，依旧如此。再受环境的渲染，更加如是。

梁济曾问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一百多年过去了，连梁漱溟都已经作古。这个问题，依旧没有答案。

当看了上海人对于巴黎贝甜受罚一事的回答之后，可以回答梁济了：会的。此时此刻，不仅仅是上海人是上海人，所有人都是上海人。因为，我们都有朴素的道德观，知道“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