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不结婚，还不是因为结婚不划算

《不结婚》
春节返工，许多年轻人终于名正言顺地逃离了催婚催育现场。年轻人的婚育意愿在下降，似乎成了一个普遍的事实，其中女性尤甚。
婚育选择可以是时代发展的指标性的宏大话题，但就女性为何选择或者不选择婚育，解释机制也可以足够简单——以前需要，现在则不需要。
“婚姻”的吸引力逐渐减弱，一是它原本的“保障”功能，随着女性意识的成长，渐渐不再为女性需要，甚至变得与女性个人发展相悖，从而不足以抵消婚育的“代价”了。
二是它原本被期待提供的保障功能本身也在消退，或者应该说，大家更清醒地看到了这种“保障”的缺席和无效。
讲述| Alexwood，《别任性》主播、性别研究者来源| 看理想音频节目《性别不麻烦》
01.
曾经是一切的婚姻，现在呢？
对女性来说，传统婚姻曾经是一切，包括女性的生计来源、社会和社区关系、身份地位、道德声望信用的背书，以及一系列社会保险，尤其是养老保险。
其实当一个社会的女性需要依赖婚姻关系来实现这许多不同区块的保障，本身就是女性的社会保障弱、社会地位低的信号。
所以当一个社会有所发展，婚姻对女性的保障角色必然有所淡化。比如，越来越多的现代女性已经在经济上独立，并将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发展作为人生重要的目标。这种时候，她们不但不再需要婚姻提供经济保障，而且很快发现，婚育与个人的发展目标是有所冲突的。
这就是流行语“不婚不育保平安”的第一层意思——在女性人生需要的排序中，当婚育不但不是加分，反而成为一种阻碍和消耗，那么自然更多人会选择绕开它，以保证自己更优先级的需求得到满足和发展。
研究证实，女性有了孩子，收入会遭遇很大打击，男性则不然。根据智联招聘2022年的数据，中国的普遍性别收入差距是女性比男性低13%，而有了孩子的人群中这个性别差更大，母亲们的薪水比父亲低26%。
似乎对现代女性来说，拥有孩子和家庭总是不可避免的成为个人发展的对立面。
202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劳迪娅·戈尔丁，在她的著作《事业还是家庭》中深入探求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婚育之后，女性和男性的收入和事业发展差距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82年生的金智英》
首先需要面对一个事实，女人同时拥有事业和家庭，这是个我们目前所在的父权社会中的新现象，历史还不到一百年。戈尔丁梳理了在过去百年，女人这一半的人口在经济角色上发生的重大变化，这包括正向的进步，也包括顽固的阻碍。
比如在很多发达国家的职场，性别歧视已经经由法律、企业政策、性别文化的培养得到逐步的修正，甚至可以说，在少数地区已经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跨越，性别歧视成为绝对不被允许的存在。
然而，就算这样也没有解决职场性别不平等，最明显的指标就是性别收入差距依然巨大。戈尔丁的结论是：
男女在职业轨道上公平竞争的最后障碍其实是工作结构本身，以及我们的照护机制。也就是说，性别不平等的最终解决方案，是嵌套在那些看似平等的选择，和跟性别不直接相关的问题上的。
美国的数据显示，刚大学毕业的男性和女性工资非常接近，职业生涯头几年，性别收入差距也不大，主要是因为学习领域和职业选择存在差别。
但微弱的初始工资差距，在大学毕业10年后变得越来越明显。当经济学家排除各种变量，发现起点相似的夫妻，收入差距往往在婚后开始扩大，且通常开始于孩子出生的一两年后。
有孩子后，夫妻中一人需要担负主要的孩子照护工作和家庭责任，另一个人努力增加收入来回馈家庭，这其中就很容易形成妻子负责前者、丈夫负责后者的性别分工。
有人可能会说，妻子生育后马上回归工作的如今大有人在，生育也不一定影响工作；而且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丈夫会参与孩子的照护工作。
但现实中，家庭照护任务要求照护者永远待命，随叫随到，所以这个位置上的人就算工作，也倾向于选择时间灵活可控、强度不高，能随时抽身照顾家庭的职位，或者是兼职；另一方面，如今的很多工作具有高时长和低灵活度的特点，也是要求员工永远待命，随叫随到，故而难以匹配家庭照护的需要。
最近几年，我们对于工作的强度和非人性化似乎变得更敏感了，“打工人”这样自嘲的网络词汇也应运而生。尤其很多高竞争性的职位工作，时间往往不规律但收入可观，比如商业、金融、法律、医护行业，奖励和惩罚机制都很强。
所以对于有家庭生活的人，如果优先工作后置自己的生活，可能会交换到高薪回报和快速收入积累；但如果短暂中断职业生涯，或者无法超长时间工作，比如兼职，职业上升和收入水平会面临一种结构性的严厉惩罚，比如升职加薪的机会流向其他人，甚至是“非升即走”的局面。
即使是普通职位也一样。上野千鹤子在《女性生存战争》这本书中提到，休过育儿假的女性员工的人事评价往往低于前一年，用人单位会出于对做母亲的员工的“体谅”，减少她们的加班时间，或者将她们从责任较重的岗位上调离，这种“妈咪轨道”（专为母亲设置的职务类别）背后就是结构上的性别歧视。
职场妈妈从此只能作为“二流劳动力”，被困在职场和家庭的两头兼顾中。而且很多妻子觉得，丈夫的事业比自己的更重要。

《82年生的金智英》
由于这重重因素，当绝大部分家庭有了孩子，面对同样的家庭经济数学题，都会得出同样的解法：由收入本来可能相似或者稍高的丈夫加强工作，由因为生育和产假已经短暂中断工作的妻子继续担任主要的照护者，以保障或者最大化家庭收入。
如果夫妻两人都担任平等的照护者，都以家庭为优先，那么家庭收入会受到很大打击；如果两人都要保持自己事业发展的平等机会，那么家庭照护职责就无法兼顾。
所以戈尔丁指出，在缺乏公共保育设施和生育补贴、工作结构高度压榨、且社会文化对女性做个“好母亲”的规范要求如此之高的种种前提下，一个家庭顾及和保持“夫妻公平”的成本太高。
以至于即使是本来性别关系相对平等的夫妻，在有孩子之后也很难不滑入这样一个传统的性别分工，或是自觉或是被迫地放弃了“夫妻公平”。
02.
“回归家庭”后，
“夫妻不公平”被拉大
可能还会有人说，这样的选择不是挺顺理成章吗？而且夫妻两人不是都做出了牺牲吗，妻子虽然可能牺牲了一定程度上的事业发展，可丈夫也牺牲了陪伴孩子的时间，不也是一种公平的“团队合作”吗？
研究也发现，很多父亲会因为无法更多陪伴孩子而遗憾，愿意选择能更多陪伴家人和孩子的工作，但这种选择不被现代家庭所处的种种桎梏允许。
最简单的例子，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学上了滑雪、钢琴，请了英语外教，上了国际学校，家长可能很难为了更高的生活灵活度，而选择收入更少的工作。
另一方面，女性在这种家庭结构中做出的牺牲，对于个人发展有着难以弥补的长远影响。现代社会的很多工作类型，比如戈尔丁提到的“贪婪工作”（Greedy
work）——
那些工作时间长、灵活性低，而相对薪酬回报也高的工作，比如金融业，法律行业，收入水平并不是随着工作年限同比例的上升，而是随着投入时间呈倍数甚至指数的上升。
因此，对于一个普通人，离开职场一段时间后，和同级别的人产生的收入差，是恢复工作后几乎不可能追得上的。

《82年生的金智英》
戈尔丁在书中给出一个典型美国中产年轻家庭的例子，如果丈夫从事这类“贪婪工作”，他会有一部分隐形时薪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而增加，比如他投入2倍时间会获得3倍回报；
而为了家庭选择灵活职位的妻子则时薪固定，投入多少时间拿多少钱。很快，丈夫的薪水就可能是妻子的两倍，且以后这个差距只增不减。
其他研究也证实，相似教育背景的夫妻在结婚后有了孩子，职业生涯就不会同步太久了。只有一人能达到高收入水平，尤其在法律、医学、学术等行业。
夫妻两人在初期都面对同一个两难境地——更公平的婚姻，还是更宽裕的婚姻？很多都会选择后者，并为之放弃一定“夫妻公平”，但是随着年纪增长，这个选择会给夫妻带来不同重量的后果，对女性的个人发展伤害更大。
而且收入差距会导致权力差，“夫妻不公平”也会随之拉大，性别分工会进一步固化，传统的性别规范在家庭内也更加难以扭转和抵抗。
英国学者沙尼·奥加德在《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这本著作中，探访了数十名拥有极为优秀的教育和职业背景（比如律师、高管、学者、出版商），但在生育后选择辞职回归家庭的女性。
这些女性曾经几乎都觉得当时的选择从家庭的角度考虑“顺理成章”，但在之后多年的家庭生活中，她们也几乎都体验到自己家庭地位的下滑、家庭角色的传统化，以及身份和价值感的不稳定感。

《82年生的金智英》
而且，即使她们普遍拥有硕士以上学历和光彩的职业履历，在多年家庭生活后，仍然很难回归事业，更难以延续自己之前的成功。这与戈尔丁记录的半个世纪前的女性面临的局面非常相似。我想特别引用收到过的一条评论：
“我在大学工作，这里有大批‘精英女性’。她们中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的人生道路，像是《回归家庭》这本书中精英女性变家庭主妇的一个中国式版本。
她们最终‘选择’了大学中显著性低的工作，那些事务性的、教学方面的工作，接不到课题、拿不到项目、升不了职称，她们的才华被浪费了……国企的女性领导干部，50岁退居二线（几乎不上班）。
私企和外企的女博士，因为没有高级职称，被迫50岁退休。所有种种，让精英女性中年之后在收入和社会地位方面与‘精英男性’形成巨大差距。悲哀！愤怒！”
即使是精英女性，也难以突破这个性别困局。那么，对于追求个人发展的普通女性，除了“不婚不育保平安”，的确难以看到什么出路。
03.
人口负增长的中国，
面临着怎样的婚育难题？
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61年来的首次负增长。中国年轻女性的初婚年龄不但推迟，而且推迟速度加快。2020年我国的平均初婚年龄28.67岁，比2010年的24.89岁猛增了3.78岁。2000-2020年间，中国育龄妇女生育峰值年龄从24岁推迟至27岁。
研究还发现，1990-2020年，各种教育程度的育龄女性均表现出生育推迟的趋势，且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年龄，尤其是初育年龄，推迟速度越快。
也就是说，虽然女性推迟婚育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趋势，但是我国近些年推迟婚育的女性数量远超之前的比例，而且更多集中在对于个人发展有高目标的人群。
戈尔丁和奥加德在她们的书中都提出未来可能的出路，比如戈尔丁的根本建议是需要让“夫妻公平”的成本变低，好让家庭不需要为换取更高的家庭收入牺牲。换句话说，我们最理想的未来，是一个无论是男性和女性都不需要因为事业和家庭的不可调和性，做出任何牺牲的前景。
工作的结构和性质其实是可以设计、改造和优化的。如果灵活弹性的工作更多，且更具生产力，工资更高，我们就不必为了额外收入去选择长时间的“贪婪工作”。
另外，需要减少父母照顾孩子的成本，照护服务越可及，权衡代价就越低。家庭需要保育补贴和政府资助的高质量保育服务。最后，当然，父亲必须更公平地担当照护和育儿责任。

《春夜》
双职工家庭中，男性必须有产假并且参与休假。让这种实践普及，以破解休假给女性带来的性别化的职业惩罚。上野千鹤子也说，如果日本社会在真诚地寻觅少子化的对策的话，让育龄女性有稳定的，且能够和生活平衡的正规就业才是救命良方。
戈尔丁和奥加德都指出，真正的解决方案需要结构性。教女人更具竞争意识，或者如何更有技巧的进行工资谈判，这些只是打补丁的补救方案。教女人如何“嫁得好”，更是将一个结构性性别问题，扁平到女性的个人责任上。
但是，当我们看回普通女性的日常生活，性别规范和工作结构，这两个镶嵌在父权和资本主义机器上的关键零件，紧紧锁住女性的每一步选择，实在难以抵抗。“不婚不育”也就成了个人层面上可及、可行、合理的自救方案。
何况东亚国家的情况比戈尔丁探讨的美国和奥加德的英国更复杂一些。
第一，在照护劳动上的性别规范更根深蒂固。东亚文化中，婚姻和生养孩子、照顾双方父母捆绑在一起。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女性花在无偿家务和照护工作上的时间是男性的2.6倍。
根据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城市母亲中有26%没有参与劳动力市场，父亲只有8%。在0-2岁的孩子的母亲中，有将近一半因为家庭责任没有在工作。
第二，就业性别保障还不到位，女性在面试中普遍需要面对“是否婚育”的问题。根据“智联招聘“的问卷调查，61%的中国女性在面试中被问及她们的婚育打算，同时只有11%的男性会被问到这些问题。
由于缺乏家庭和公共支持，生育对于女性工作上的影响又真实存在，所以劳动市场也就更可能将有生育打算的女性排除在外。同时，研究显示，母职惩罚效应在非国有部门就业的女性中快速加大，而在国有部门就业的女性中变化不大。这再次说明私有化市场对于女性的影响，以及社会保障的重要性。
第三，育儿文化更卷。研究发现，退出职场全职带娃的女性从80年代开始稳步增多，而且这和家庭收入的关系越来越小。也就是说，更多的高收入家庭的女性也不再工作，因为孩子养育已经成为一个需要女性全职投入的赛道。

《坡道上的家》
在被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现代社会，无论是工作的伦理还是孩子养育的伦理，都被高压力、高竞争、高成就的丛林法则统治着，小孩“鸡”，大人“卷”，标准无穷无尽被提高，照顾好孩子是不够的，还要倾尽所能给ta的未来打基础，而这些也会成为母亲的责任。
在这一切因素之下，性别劳动分工越来越回归传统。而曾经是天经地义的“工作家庭我都要”，开始出现越来越难以弥合的冲突。
04.
婚姻的保障功能在“消失”
其实，婚育的代价一直都很高，异性恋婚姻家庭也一直是性别不公正的重要场所。家务劳动的刻板性别分配、缺席的父亲、妻职母职的无酬或廉价，是至今难以解决的普遍现象。在私人领域更不受监督或惩戒的有毒男性气质表达，让婚姻中的女性承受着性、情感和劳动的剥削以及暴力风险。
但对于现代女性，这些代价变得愈发沉重了——一方面，我们的个人意识在飞速成长，女性追求更大的发展空间；而另一方面，社会转嫁给核心小家庭的保障责任只增不减，而女性是这些责任的主要承担者。
于是婚姻更加难以实现女性期望的家庭生活，反而成为更沉重的负担和桎梏，与个人发展的冲突愈加明显。
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信息的流通、知识的获取、教育的提升，女性更加清醒地明白，自己能从婚姻获得的保障其实很稀薄。这就是“不婚不育保平安”的第二层原因。
除了不需要婚姻的女性之外，有很多女性还是需要并期待婚姻提供的资源的，但是她们也渐渐发现，即使自己愿意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也交换不到应得的权益、情感和保护。

《坡道上的家》
就经济权益来说，婚姻曾经能为一些女性提供的支持和保障已经在新的时代中成了幻影。比如洪理达的著作《剩女时代》，论述了房地产业如何把女性排除在资产积累过程之外，女性在两处家庭中都损失了庞大的经济利益。所以选择婚育对很多女性来说不再是个好的经济决策。
上野千鹤子在《女性生存战争》这本书中也论述，保守的婚姻愿望，比如经济上依靠丈夫，通过建立家庭积累财富，到了如今的时代才是最不切实际的幻想。所以在现代的日本，抱着这样看似基本的婚姻目标的女性却更可能晚婚，因为已经找不到符合目标的对象。
即使在经济和财富上都对婚姻没有什么幻想，只想有个安身小家，现实却让我们看到婚姻不一定是个安全港湾。一些极端案例下面，是婚姻中的暴力、情感控制、经济剥削。
网络时代让这些曾经暗藏的“家丑”更为公众所知，让在经历类似苦难的女人们对自己的处境更有觉察，也让未婚女性对婚姻的黑暗面更清醒和敏锐。
知乎上有大量“不婚不育保平安”的帖子，一些评论很有代表性地表达了女性恐婚的集体情感。虽然不能当作婚姻状况的具体数据，但是折射出婚姻制度的问题。似乎在现今的婚姻中，无论是想得到依靠和保障的传统诉求，还是想得到平等和个人发展的进步诉求，女性都感到难以满足。
这种局面当然不是鼓励婚育就能够扭转的。在我国法律层面，近年开始出现了一些回应性的权益保护动作。2016年中国开始实施《反家庭暴力法》。这是一部对中国妇女而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正式将家庭暴力从私人领域移动进入公共范畴，也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对性别暴力问题的正视和表态。
另外，新修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增加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条文：第二十九条，禁止以恋爱、交友为由或者在终止恋爱关系、离婚之后，纠缠、骚扰妇女，泄露、传播妇女隐私和个人信息。
妇女遭受上述侵害或者面临上述侵害现实危险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新修保障法于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不完美受害人》
2020年，牟林翰长期精神虐待女友包丽致后者自杀。2023年，牟林翰因虐待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两个月，并向女友家属赔偿73万余元。这是国内司法实践中，极为罕见认定两性关系中精神虐待导致对方死亡而获刑的司法案例，被称作“国内PUA第一案”。
但是，法律层面的动作恐怕仍然很难扭转婚姻正在经历的危机。女性在往前走，婚育体制和文化却没有与时俱进，女性一方面被要求独立，婚姻不再提供保护和兜底，另一方面她们又被要求延续传统的性别规范、妻职、母德。
是否进入婚姻，这个选择的得与失或许从未这么悬殊过：一边的婚育让人恐惧，另一边则是充满希望的个人实现之路。当女性认为婚姻收益低于单身收益，进入婚育“不划算”，那么怎么选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