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散文随笔游记《榆下杂谈》

前 言
《榆下杂谈》这本散文小册子，今天和大家见面了。
这本书共有30篇文章，都是我近几年来发表在《文史月刊》、《文坛春秋》、《太原日报》、《太原晚报》、《汾东文史》和微信公众号《太原道》、《微晋源》、《万事通》等平台上的文章。这些文章内容涉及各个方面，有历史的，有人物的，有地理的，有旅游的，还有动物等。内容庞杂，故叫杂谈。
然而，虽是杂谈，却又不是杂得七零八碎，全书基本还是有一条线惯贯穿始终，这条线就是历史文化。
我的故乡太原市晋源区姚村镇，历史悠久，人文厚重，人才辈出。春秋晋国大夫孤突、全真教武当山派祖师爷张三丰等历史名人曾在这里活动，有的甚至死后葬在这里。这里还保存了千年以上的古村落、驿站、寺院。这里还是抗日战争时期，太（原）清（源）徐（沟）三县抗日联合政府所在地。几千年的文明与野蛮、丰收与天灾、战争与移民，尤其是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这块热土上演绎了许多悲欢离合、生动感人故事，涌现了一批勇敢杀敌、可歌可泣的英雄。这本书就是对他们做了一鳞半爪的记录，让后人永记先辈创业的艰辛血泪和今日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2019.4.10

故乡的枣树
浓荫蔽日的地方未必就是村庄，然而有村庄的地方一定有树。因为树是村庄的灵魂。树能使村庄生机勃勃，神彩飞扬，静谧安然。
故乡姚村，地处太原市晋源区的南端。西靠吕梁支脉苇谷山，东临浩浩荡荡的汾河，村西太汾公路以西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乱石滩开垦的数百亩果园。园中桃树、梨树、苹果树、核桃树应有尽有。每年春、夏、秋三季绿色满目，果实飘香。村东良田千亩，阡陌纵横，庄稼茂盛，汾水如带，如诗如画，委实是一幅田园风光画图。
张恨水先生在《五月的北平》中写道：“北平的槐树，不分大街小巷，不分何种人家，到处栽着有。在五月里，你若登上景山之巅，对北平城作个鸟瞰，你就会看到北平房舍全参差在绿海里。”
恨水先生笔下的是北京的槐树，我要说的是故乡的枣树。尽管树种不同，但是，所见所感却是相同的。
故乡是一大村。有十几条大街，3000多人口。在记忆中，村庄的四周生长着槐树、杨树、柳树等众多树木，树木之中，枣树最多。而枣树最集中的是村子的西面和北面。
关于枣树，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黄帝率领大臣外出打猎，纵马走到苇谷山（今南峪村一带），人们又饥又渴，突然见半山腰上长有几棵大树，上面挂有红彤彤的果实。大臣们将果实摘下来吃，觉得甜中带酸，且汁水多，分外解渴，但不知其名。于是请黄帝赐名。黄帝略思索后说：“此果解决了我们的口渴和肚饥之急，而得来不易，就叫它“找”吧”。后来苍颉造字时，根据枣树的特点，造出了“枣”字。

春夏之际，村子四周的枣树，郁郁葱葱，蓬勃向上，充满了鲜活的生命力，彰显着无限的青春骚动，为朝气升腾的田野，增添了无限的生命色彩。于是，故乡笼罩在铺天盖地的绿荫之中，只有村边的房舍，教堂的顶尖、古老的戏台和孤独的碟楼，在绿色中时隐时现。
此时，故乡成了一幅浓淡相间、色调和谐的水墨丹青。
故乡的枣树，有的生长在农家院子。有的生长在道路旁。但绝大多数生长在一块块良田的地堰上。一排排、一行行的枣树不仅不与地里的庄稼争养分， 抢肥料，夺水分，反而是庄稼的卫士，将根深深地扎在地堰上，保证水土不流失，为庄稼遮挡着狂风暴雨和烈日暴晒。一片片的枣树连在一起，环绕在村子的四周，构成偌大的枣林，层层叠叠，苍翠欲滴，成为村子的天然绿色屏障。夏风吹来，林涛阵阵，凉意丝丝，非常惬意。夕阳西下，暮色苍茫，炊烟袅袅升起在村庄上空、枣林之上，更显自然和谐。
到了秋天，白露之后，红彤彤的壶瓶枣、峻拔修长的长枣和不知名的圆枣、翠枣挂满枝头，果实累累，分外诱人。

下午下学后的小伙伴们，提着箩头，到地里给羊割草，看看左右无人，便敏捷爬上树偷着摘枣。这时，枣林深处传来守枣老人一声断喝。小伙伴们便尖叫着跑出枣林，四散而去。
队里组织社员打枣时，男女老少齐上阵，打枣的，捡枣的，担枣的川流不息。人们由喜悦心情转化的欢声笑语在枣林中回荡。
红枣收获后，队里将红枣分给每户社员。每家都分得几十斤红枣。此时，母亲总要挑选一些还未红透的，或者刚红的枣用酒糟之，然后装在两个青瓷花瓶中，严密封口。到冬天下了大雪，母亲总要吩咐我们取些白雪回来，打开瓷瓶盖，将雪装入瓶中，再重新封口。待到第二年春启封时，浓郁的酒香，很快弥漫全屋。糟出的酒枣晶莹剔透、色泽鲜艳，酸甜可口。
为了防止枣过早腐烂，家家都要将分到的枣铺在房顶上或其它地方进行晾晒。此时，你若登上村中的碟楼鸟瞰，映入你眼帘的是天高云淡，秋高气爽，绿树荫中，农舍之上，片片红云，如浮如聚，煞是好看，给人留下美好难忘的回忆。
枣树是故乡的灵魂，也是乡亲们勤劳朴实、豁达大度的真实写照。
然而，生长了不知多少年的几千株枣树，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被极左的公社书记竟以枣树与庄稼争肥争水、影响粮食产量为由，一声令下，全部被伐。
呜呼！ 从此，郁郁葱葱的枣树，香甜诱人的红枣再也与故乡无缘，尽善尽美的风水被破坏，和谐、伟岸、挺拔的神韵荡然无存。偌大的村庄裸露在苍天之下、旷野之上，像一位经不起任何风雨，丢了魂魄的老人，毫无生气。村外的几百亩田地，也不曾见伐树之后，亩产一跃过了“长江”。
改革开放后，村庄逐渐西移，新建了好几条新街，使光秃秃了十几年的故乡，又恢复了些许生气，增添了不少新意。主街上商旗招展，商店林立，车水马龙，热闹非凡。然而，对整个村庄生态而言，还是缺少树木。在这里并非强调非枣树不可，其它树也可，但我以为枣树是最佳选项之一。缺少了树木就缺少了村庄和谐安宁的瑞气和走向美丽乡村的朝气，更缺少了欣欣向荣的灵气。
2018/6

晋 祠 庙 的 幸 庆
王秉福
晋祠风景区是我国北方园林建筑中的一颗璀璨明珠。这里历史悠久，文物荟萃，建筑奇特，鸟语花香，风景宜人。又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4A级旅游景区，每日接待成千上万的游客。可谁曾想到，300多年前，这里曾经发生过一次惨烈的战斗，晋祠堡与晋祠庙几乎被毁。
公元1644年，李自成在陕西建国大顺。农历正月初三，李自成挥兵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不久兵抵太原。太原总兵刘永福死守太原，大顺义军包围太原后，连攻多日，却攻不破太原。李自成亲赴前线督战，被刘永福一箭射伤左眼。太原被攻破后，刘永福降了李自成，李自成不计前嫌，仍任命刘永福为太原总兵，继续镇守太原。然后兵逼大同。大同总兵姜瓖见李自成兵强马壮，战将如云，于是便降了大顺国。李自成仍任命姜瓖为大同总兵，然后经宣化，进了北京。
姜瓖此人是墙头之草，哪头风大就往哪头倒。他原是明朝任命的总兵，见李自成势大就降了李自成，成了大顺国的总兵。后清兵入关，势不可挡，姜瓖又降了清朝，成了清朝的总兵。然降清之后，姜瓖又得不到清廷的信任，于是又在大同府举起了反清复明的大旗，命手下杀尽大同城内的清兵。之后，又派出手下大将姜建勋收复了雁门关、偏头关、代县、忻州等地。

公元1649年3月，姜建勋领兵从宁武关经静乐南下交山，会合交山农民起义军，连克交城、文水、汾阳、太谷、清源等县，然后形成兵指太原之势。清政府大惊，一面派兵围攻大同，一面急忙派端重亲王博洛领精兵三万，日夜兼程，驰援太原。
姜建勋领兵北上攻打太原，以缓解大同被困之危时，路经太原县城（今晋源街道办事处），便令军队连夜攻打。但由于太原县城墙高厚，守城兵马早有准备，姜建勋连攻几次都未攻克。此时，探马来报，端重亲王博洛的先头部队很快就到。于是姜建勋命攻城的部队火速撤到赤桥村与花塔村之间埋伏，又命鸟枪营埋伏在这一带的稻田中。端重亲王博洛的先头部队是三千精锐骑兵，当三千铁骑风卷残云之般冲到花塔与赤桥两村之间时，埋伏在稻田中的鸟枪营，六七百支鸟枪一阵猛射。清兵刹那间被袭，来不及还手，就有千余人被射中倒于马下。姜建勋又一声令下，埋伏在周边的步兵又从四面杀来。三千骑兵几乎全军覆没。剩下为数不多者拼命杀出重围，仓皇逃往太原。
姜建勋深知与清兵大部队作战，这仅仅是开始，端重亲王博洛很快就会统兵到来，接下来的战斗会更加惨烈。于是他下令军队撤到晋祠，进行防御坚守，以吸引更多的清军。
其时，晋祠有北堡、中堡、和南堡。三座堡紧紧相连，而且墙高一丈七尺，周长四里，十分坚固。姜建勋急令备滚石雷木等守城物资，然后将堡门关闭堵死，以待清军。
端重亲王博洛很快统重兵来到晋祠，将晋祠团团围住。博洛亲王亲自指挥清军进攻晋祠堡。姜建勋和交山起义军头领王显明指挥人马奋勇杀敌，战斗进行了五天五夜，非常惨烈。堡墙外死尸遍野，旗断枪折，血流成河。堡墙上硝烟弥漫死尸横七竖八，血溅垛口，惨不忍睹。双方死伤惨重，尤其是姜建勋和王显明部，不仅众多将士死伤，而且粮草不济，食已断顿，直接威胁着他们的生存。这时，北堡门处一声巨响，堡门和堡墙已被清军挖地道用炸药炸塌。清军一声呐喊，蜂拥般地杀将进来，守堡将士如何能敌。堡已被破，局面无法控制，姜建勋带着残兵从南门突围后，转战交城和汾阳一带。王显明领残部从西门突围后又遇伏兵，最后全军覆没。
一个小小的的晋祠堡，对于清军来讲可谓是弹丸之地，不屑一顾。在他们的征战史上，只要骑兵风卷残云般扫过就会夷为平地。然围攻晋祠之役，却让清兵经过五昼夜的激烈战斗才攻克，而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这场战斗惨烈异常，双方死伤者共有万人以上。按照清军的惯例，不把晋祠夷为平地也得屠城三日。但不知是何原因，晋祠庙竟躲过了一次刀兵烧掠之劫。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庆幸的事。
2018/10,13

省委书记与姚村
王 秉 福
1963年到1966年5月，党中央先后在大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工矿企业及学校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所以也叫“四清”运动。这个运动对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到了很大作用，但由于把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致使在一些地方运动出现了偏差。
1965年初秋，为了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健康发展，山西省委常务书记王大任带领有50多人参加的工作队到姚村蹲点，了解情况，总结经验，指导运动。
王大任书记驻姚村后，在重点指导“四清”运动的同时，他非常关心姚村村民的生活，经常思索农村如何改变贫困、集体致富的办法。他每天黎明即起，都要到地里查看庄稼的长势，有时还要到社员家中访贫问苦，了解实际情况。
一　摊平废路基　　　荒地变良田
一天早晨，大任书记到地里看庄稼长势，他走到村东头，见一高4米，宽8米，长5华里的土坝，形如巨蟒，卧在一望无垠的田野上，上面长满了蓬蒿野草，十分荒凉，与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良田形成强烈对比。
大任书记问地里的社员，这土坝是干什么用的。社员们告诉王书记，这土坝是1958年大跃进时计划修铁路的路基。后由于三年自然灾害，修建铁路下马，成了一堆废墟，占了姚村不少良田。村里早就想将这废路基推平种地，但工程巨大，苦无力量。王大任听后说，变废路基为良田，这个想法不错。要动员组织村民，利用农闲时间，男女老少齐上阵，一定要把这个废路基摊平变为良田。我可以和有关单位协调，请他们抽调一辆推土机帮助你们工作。
摊平废路基的工程打响了。工地上红旗飘扬，人声沸腾，车轮滚滚。呼啸而来的西北风，在火热的工地上变成腾腾热潮；如铁的冻土层，被男女老少挥出的汗水化为片片松土。从省城调来的大推土机更是机器轰鸣，大显身手。驾驶推土机的师傅吃住在村里，一天8小时不下工地，为推平废路基做出积极贡献。期间，大任书记几次亲临工地参加劳动，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热情和干劲。经过全村社员几个月顶严寒冒风雪的艰苦奋战，终于将盘踞在姚村土地上的一条废路基彻底推平，为村里整出了400多亩良田。
二 粗粮换细粮　　保证不断粮
1965年的夏天，小麦获得较好收成。大任书记见街上的村民们每天中午都是白面条，不见吃粗粮。他感到纳闷：城市居民才供应35%的细粮，其余65%还得供应粗粮，村民的生活难道比城市居民的还好？于是，大任书记有一天在饭市上向村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村民们告诉他，农村与城市不同，打下啥吃啥。现在是夏天，刚收了麦子就只能吃白面，等到了秋后，收了高粱和玉米，每天只能吃红面和玉米面。到了冬天，尤其是第二年的春天，别说是细粮，就是粗粮也吃不上，大多数人家上顿接不上下顿，还有不少人家就连锅也揭不开了。
王书记听后，好几天眉头紧锁。明年春天的粮荒老乡们怎样度过？没有饭吃，乡亲们怎么开展生产？解放这么多年了，乡亲们还是吃不饱，穿不暖，难道这是我们搞社会主义的初衷？这个问题必须解决，而且要尽快解决。他找来粮食部门的领导和农村干部商讨解决粮食的问题。经过协商，他拍板，在不违反国家政策的前提下，让姚村的村民们与粮食部门对换粮食，一斤小麦换二斤玉米或高粱。
这真是天大的喜事。整个姚村沸腾了，乡亲们奔走相告，感谢共产党、毛 派来的好干部，感谢王大任书记亲自组织和领导了细粮换粗粮的好事，使村民们家家粮食满仓，无后顾之忧。。
1966年的春天，尽管政治气候变幻莫测，但村民们由于家中有粮，心中不慌，干劲十足。所以，全村农业生产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三、 约法三章 发展生产
姚村是太原市郊区的大村庄，多少年来，人多地少，贫穷落后，也是信仰天主教人数相对集中且设有天主教堂的地方，有些教徒参与了1964年的“非正常的宗教活动”，这次工作队进村，省委宗教办公室也同时进驻姚村，准备在对基层干部清查的同时，对参加“非正常的宗教活动”的天主教徒进行无产阶级专政。
然大任书记却给工作队“约法三章”：第一，在“四清”运动的整个过程中，发展农业生产和改善社员生活是首要问题，必须放在优先地位加以解决。第二，所有队员要坚持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和掌握村中的实际情况，充分信任大多数基层干部。第三，信教群众不明真相，也是受害者。对参加过“非正常宗教活动”的天主教徒，不得歧视、不得伤害、不得乱扣帽子。工作队按照王书记的指导思想，坚持以组织开会学习，提高思想觉悟，正面教育为主，信任和依靠广大农村干部，同时，精心培养农村年轻骨干力量，开展科学种田，千方百计大力发展生产，使社员的贫苦生活得到了一定改善。一年来，由于大任书记抓住了主要矛盾，正确区分了俩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把握和执行了党的宗教政策，既没有抓什么走资派，也没有批斗过一位信教的群众。但却使的群众觉悟大提高，“四清”运动健康推进，农业生产大发展。
四、　创作村歌　凝聚力量
大任书记为了凝聚姚村干部和群众的力量，改变姚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工作之余，他亲自为姚村创作了村歌。
《齐心要把富根栽》
学习大寨新花开，
姚村人民干呀干起来。
贫下中农是顶梁柱
齐心要把富根栽。
英雄好汉一个赛一个，
热爱集体争着把头带。
自古啊，人勤地不懒，
农林牧副渔，放呀放光彩。
艰苦奋斗，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自力更生，
要让那千年的铁树把花开。
《齐心要把富根栽》创作后，他请作曲家苏富世谱了曲，又请农村文化工作队的同志们利用晚上时间，教给广大村民唱。于是，姚村村歌《齐心要把富根栽》在男女老少中传唱开来，街头巷尾，田间地头，校园内外，到处能听到这首凝聚力量，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歌声。如今，60岁以上的村
民一说到村歌，都能顺嘴唱出。
省委书记亲自为一农村创作村歌已实属少见，更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四清”运动的领导者，在政治挂帅、阶级斗争盛行的年代，竟敢公开创作村歌，提出农村致富，改变贫穷面貌，要把富根栽的口号，这充分彰显了一位老共产党员、党的高级干部的胸怀与胆量与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的高尚品行。

五、发挥编织手艺 加强副业生产
编织是人类最古老的手工艺之一。据《易经•象辞》记载，旧石器时代，人类就开始用植物韧皮进行编织。到了汉代，编织已经很普遍。河北沧州的柳编和山西蒲州的麦秆编织在当时都是著名的工艺品。
姚村人搞编织历史悠久。村民们编织的原料既不是柳条，也不是麦秆，而是荆条。多少年来，他们利用农闲时候，上西山把荆条割回，经过捅剥火熏后进行编织，他们的主要产品是箩头、簸箕、筐子和拖仓。主要供人们日常割草、运粪土、采摘蔬菜水果等用。拖仓是供小煤窑往外拖煤使用。长期以来，编织都是以家庭为单位，人们利用闲时编些箩头、筐子等拿到集市上出售，挣点零钱补贴家用。姚村人编织的手艺确实非凡，编出的产品既好看又耐用，在方圆几十里颇有名气。然而以家庭为单位，始终不能形成拳头产品，也不能将编织产品推向 更广阔的市场。
大任书记看到姚村的编织产品从质量到用途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于是决定将这一传统手工业作为致富的手段，组织力量，扩大生产，集体经营，农业，副业全面发展，使社员们能够在年终得到红利。这一决定得到全村人的赞誉。大队在1965年的冬天，组织了全村100条好汉，浩浩荡荡奔交城山田家沟割荆条。
100名身强力壮的好汉，每天爬山下沟，登峰入林寻找搜割荆条。当太阳落山时，每条好汉肩扛百余斤重的荆条，从几十里以外的山间兴致勃勃赶回田家沟。此时，此起彼伏的太原秧歌在山中飘荡。夜晚的田家沟欢声笑语，热闹非凡。看着堆积如山的荆条，想着今后的好日子，干部和社员的脸上绽出了满意的笑容。
经过俩月的艰苦奋战，备足了能编织一年的材料，成立了专门的编织队，形成了有计划有规模的生产。编织产品质优量足，很快打开了销路，获得了可喜人的收入。这时，大任书记嘱咐村干部，过年时存款户兑现30%，欠款户每人分3元，一定要让每户村民都吃上饺子。
六、 成立医疗站 改善看病难
上世纪60年代，由于经济不发达，交通不便利，农民感冒头痛也得去公社卫生院看，稍重点的病就得进城到大医院看，来回几天，既费时又费工，有时甚至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耽误了病人，导致了严重后果。农民看病难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1965年6月26日，毛 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大任书记看到毛 的指示后非常高兴，深感毛 的指示对于改善农民看病难，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状况非常及时。于是，他及时贯彻落实毛 的6、26指示，在姚村率先成立了“姚村合作医疗站”。
合作医疗站成立之初，缺少人才，钱财和药材。面对重重困难，大任书记出主意想办法，迎难而上。对于缺乏看病的医生和药剂师的问题，王书记经过和有关部门协调，选派村里回乡知识青年到山西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和太原市中心医院进修学习。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学习，回来为社员治疗常见病。对资金不足的问题，采取集体出一点、社员凑一点、国家拨一点的办法来解决。对缺少药材的问题，组织有关人员深入西山采集和自己种植，将采集和种植的中草药自己加工，然后治疗村民们的感冒头疼发烧等常见病。
合作医疗的开展，受到村民们的拍手称赞。在为村民治疗常见病、指导村民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积极预防常见病的发生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姚村落实毛 的6、26指示，成立农村合作医疗站，全心全意为村民们服务，比周边村子提前了四年，在这点上，大任书记功不可没。这足以表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想人们所想，急人民所急的高尚情怀和优秀品质。
七、活跃文化生活　提高村民素质
过去的农村，村民们每天日出而做，日落而息，没有什么文化生活。由于村民文化水平低，素质不高，所以邻里吵架、赌博偷盗、打架斗殴时有发生。这些严重影响团结，影响和谐村风建设的现象，势必削弱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和凝聚力。
为了提高村民们的文化素质，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占领农村社会主义文化阵地，王大任书记在省委机关倡议：请各单位和个人向姚村捐赠图书。省委各部门的工作人员积极响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捐赠了一批文化娱乐、科学种田、破除迷信的图书。姚村利用这批图书建起了图书馆，全村八个生产小队，每队指定一名人员，向本队社员发放借书证。图书馆利用晚上对外借书。每天晚上，临大街的图书馆内，灯火通明，借书的人川流不息，尤其是年轻人，思想活跃，喜欢学习科学知识，更爱涉猎新生事物，一时间他们便成为图书馆的常客，成为科学种田的带头人。
在此同时，在驻姚村的文化工作队的帮助下，村里又成立了文艺宣传队。十几个小伙和姑娘，利用下雨和下雪天以及晚上，根据农村实际情况，自编自演，排演出了农村喜闻乐见的秧歌、晋剧、歌舞等节目，受到了村民的欢迎。表演唱《老两口学毛选》、歌曲《姚村要把富根栽》等几乎普及到家喻户晓，人人能唱的程度。每逢夜晚，大队部内吹拉弹唱，人声鼎沸，悠扬的歌声在夜空飘扬，成为姚村欣欣向荣、蓬勃向上的一道靓丽风景线。姚村人喜欢文艺，五十年来，尽管人员换了几茬，宣传队换成了晋剧票班和女子锣鼓队，但定时活动，每逢节假日为群众演出，初心不改。
八、雪中送炭 建设果园
为了解决村里特别困难家庭因人口多，吃不饱饭的问题，大任书记和有关单位协商，一个小队选出一家最困难的家庭，然后将这个家庭中的一名男性青年送往太原肉联厂、太原电解铝厂等地做轮换工挣钱，解决家庭困难问题。
一九六五年的冬天，北风呼啸，特别寒冷。大任书记见不少人家做不起棉衣御寒，便紧急倡议，呼吁省级单位捐助旧衣服，帮助姚村村民渡过寒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不久，一大批捐助的旧衣服运往姚村。这真是雪中送炭啊！村民们手拿着工作组送来的棉衣，一个个热泪盈眶，从心底里感谢共产党，感谢毛 。
王大任书记非常重视农业生态环境。他带领工作组和全体村民植树造林，四旁绿化，使得生产和居住环境发生了很大的不变化。王书记还邀请省农科院有关专家来姚村指导，在村西的几百亩荒滩上，栽上了苹果、梨、桃等果树，使姚村成为远近闻名的桃果之乡。集体经济的迅速壮大，使村民生活不断改善。大任书记从吕梁回到省里重新工作后，心里还惦记着姚村的发展。他请申纪兰同志派西沟的果树技术员到姚村帮助修剪果树，指导果园建设。
九、修旧利废 为民服务
1974年，清徐县粮食局有一套面粉加工设备，由于使用年限到期，需拆除换新设备。姚村大队会计李拉拉听到了这个消息后，感到这样好的一套设备还能用就要拆掉送废品收购站太可惜了。于是他就给已回到省领导岗位的王大任写了一封信，提出与其卖废铁不如给了姚村继续使用，为当地群众服务。
王大任同志收到信后，认为修旧利废，为当地群众服务，应予支持。于是他将信批转到太原市粮食局。没过几天，市粮食局就派来技术员到姚村实地勘测修建面粉加工厂的地方。村民们听到大任书记帮村里建面粉加工厂，高兴得奔走相告。村里委托李拉拉会计全权负责筹建面粉加工厂。李会计上太原，跑清徐，通过广泛的人脉，很快购回了砖、水泥、铁皮、钢材和木材。在市粮食局技术员的指导下，新的厂房很快拔地而起，拆下来的设备也已运到进行安装。经过几个月的奋战，姚村面粉加工厂正式运营。
新建的面粉加工厂，每天能加工4000多斤小麦，有效地解决了姚村即周边村民换面难的问题。
大任书记虽然在姚村的时间不是很长，但他对姚村倾心关注，实实在在帮助村里办实事的工作作风和共产党人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风范，历史不会忘记，姚村人民不会忘记。事过境迁，时间虽过去五十多年了，但姚村人民至今提起王大任书记，都是津津乐道，赞不绝口，异口同声称他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党的好干部。
2017、11

“晋祠四高”与张鸿逵先生
王秉福
“晋祠四高”全称为太原县第四区高等小学校。创建于1920年，地址在晋祠庙塔院的奉圣寺，是当时晋祠及周边地区的最高学府。该校创办以来，共办了十八个班，培养了一大批各级各类人才，尤其是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这些人才在我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时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晋祠四高”名声鹊起，成绩辉煌，与张鸿逵先生勤勉治校，教育有方，不可分割。
张鸿逵（1888一1945），字仪臣，晋源区姚村人，父为清末秀才，教书为生。张洪逵于太原县高等小学堂毕业后，依靠公费，先后就读于太原府中学堂（阳兴中学前身），山西省会计学校，太原工业专门学校，民国4年，受聘于太原县乙种实业学校。由于勤奋好学，博学多才，数年之后，张鸿逵已成为名师。民国10年，（1921年）张鸿逵被聘为太原县第4区高等小学校长。“晋祠四高”最辉煌的年代是1921——1931年。这辉煌的十年，正好是张鸿逵先生担任校长、主持校务的十年。十年间，他带领师生自力更生、上山打柴，烧窑制砖，勤俭建校、艰苦创业；十年间，他严聘教师，严谨治学，倡导新学，在广大青年教师和学生中，传播先进思想，先进理念，推动新文化运动，教学质量显著提高；十年间，他提倡教育平等，有教无类，主张社会公平公正。他的这些想法和做法在全校师生中引起了巨大反响，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925年6月30日，为声援上海工人与学生反抗帝国主义暴行的爱国主义运动，张鸿逵校长带领全校师生走上街头，示威游行。他们高举标语，高呼口号的爱国行为感染了本地群众，这些群众也放下手中的活儿，加入了游行的行列。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转遍 晋祠主要街道，最后在水镜台前集会。张鸿逵校长和牛天章老师在集会上发表讲演，揭露帝国主义的残暴罪行，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正义行动。慷慨激昂的演说和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响彻晋祠庙内外。

清太徐的西北坡------杜里坪
王 秉 福
从晋源区姚村镇黄楼村西行，沿着山路蜿蜒而上，走十来里，峰回路转，见大山深处，山坡之巅，有一山村，约几十户人家。房屋大都就地取材，用山石建成。村前杏林，桃林、枣林为屏，层层叠叠，满山遍野；村后大山做盾，白云缭绕，林海苍茫，浑然一体。
此村名杜里坪。
近几十年来，它似乎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传。然而，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期间，它声震并州、名扬吕梁、晋中，甚至远在陕北的延安都知道它。为何一个小山村名声如此显赫？因为它是我党的清（源）太（原）徐（沟）三县抗日联合政府的所在地，是我党团结领导三县广大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积极抗战、打击日寇的指挥中枢，是敌人恨之入骨又闻风丧胆的地方。
清太徐地区（今清徐县、晋源区、小店区）西部是巍巍吕梁山，东面是广阔平原，汾河由北向南流过全境，是晋绥革命根据地对敌斗争的前沿。抗战期间，这里的人民和日寇汉奸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革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不要小看这个小山村。
清太徐县委和政府，在此地坚决执行党中央指示，建立和巩固党的基层组织，在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成绩显著。他们在三个县建立了党的七个区委，在北格、王家堡、东蒲村、西蒲村、王郭村、牛家口、桃花营、柳湾、桃园煤矿、石奎子窑和裕成窑等地建立了20多个党支部，在田村、姚村、洛阳、张村、晋祠等地发展了不少新党员。党员总数达100多人。党组织充分发挥这些活动于隐蔽战线的党员的作用。这批新党员，机智勇敢，在收集情报、筹措粮食、铲除汉奸、动员青年参军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不少人为此献出了年青的宝贵生命。
不要小看这个小山村，
“七七事变”后，为了抗日救国，我党的抗日联合政府建立了第一支抗日武装------太原县游击队，这支抗日武装，经过严酷的战斗洗礼，不断壮大，到1940年，已发展成一支县级武装、十支区级武装的战斗力量，人员达1100多人。这支武装经历大小战役50余次，歼灭了大量的敌人，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与此同时，还为野战军输送礼一个团的兵员。
不要小看这过山村。
这里是我党清太徐抗日领导机构所在地，县委、县政府领导，立足杏坪、坚决贯彻党中央、毛 的战略意图，夜以继日，指挥三个县的抗战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这些胜利来之不易。这些领导同志能够从残酷的战争中走向建国更是不易。是杜里坪的泉水、小米、山药蛋养育了这批抗战英雄；是杜里坪人的无私奉献和巨大牺牲鼓舞和激励了这批勇敢斗士；是血与火的战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光明与黑暗的决斗，使他们不断的成长、成熟、成为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力量，成为党的高级干部，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中的出类拔萃有：
肖 靖（原吉林省委常委、副省长）
张 云（原云南省委常委、副省长）
张 涛（原中国记者协会书记处书记）
王立岗（原十四军副军长）
马 真（原航天工业部副部长）
慕 湘（原北京军区装甲兵政委）
赵向荣（原山西省检察院副检察长）
赵志军（原湖南省岳阳地委书记）
马乐清（原北京市物质管理局副局长）
李锦文（原太原市副市长）
任悟僧（原太原市政协副 ）
李魁年（原山西省交通厅副厅长）
杜里坪村子小，人口少，地处偏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似乎也没有出过什么名。但是，杏坪人紧跟共产党抗战到底，与革命同生死共患难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载入史册 ，名扬三晋，让人敬佩。一个小山村，村民仅数十人，房舍均是破窑洞，但是，它顶住了日军的三次大扫荡。窑洞被炸、人们重修；村子被毁、村民再建。杜里坪，这一领导三县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红色堡垒-------西北坡，面对日寇的烧杀掠夺，暴风雨更增添战斗豪情，始终屹立于西山之巅，始终指挥着清太徐人民的抗敌斗争，始终坚持在抗战前沿。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步伐，杜里坪村早已搬迁到了姚村镇所在地-----红楼，村民们都住上了楼房。原来的杜里坪村已开辟成青少年教育基地和桃杏采摘农家乐旅游景点。每逢阳春三月，满山遍野、桃花、杏花、一簇簇、一片片、开得烂漫。于是，整个山村处在花团景簇之中，分外妖娆。远处的山峰、沟壑、森林也毫不逊色，春风吹来，林涛阵阵，绿波荡漾。待到五月杏儿熟，满山遍野的杏树枝头果实累累，又大又圆的杏子，在灿烂的朝霞中，露出羞涩的、成熟的笑脸，迎接着光临的客人。每年来杏坪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踏青赏花、采摘旅游的达数千人之多。

千 年 古 刹 仙 岩 寺
王 秉 福
姚村村南有一寺院，名仙岩寺。该寺曾被唐高祖李渊封为晋阳三十宝刹之首， 迄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
该寺座北面南，为二进三台院，整个寺院占地约50亩。从中轴线上依次推进为：山门外古戏台，山门，适神厅，中殿，韦陀殿和大雄宝殿。中轴线两侧有：钟楼，鼓楼，东西社房，十大阎罗殿，十八罗汉殿。东西五莲洞，东西官厅。在寺院两侧的后面还有禅房，观音庙等建筑。寺中木雕，泥塑佛像近百尊，形态各异，栩栩如生。
我上小学时，该寺院昔日之风采早荡然无存。山门，中殿，韦陀殿，十八罗汉殿和大雄宝殿早就被拆毁。东西官厅，社房和西五莲洞已被改造成学校教室。对于拆毁仙岩寺，破坏文物古迹的行为，当年《山西日报》曾公开严厉批评。昔日安宁谧静，朝钟暮鼓，青灯黄卷的场面已成过去。残留在东五莲洞中泥塑木雕神像早已缺胳膊少腿，偶尔还有顽童攀上神像玩耍。其时，文物古迹已列为“横扫”之列，文明知书达理已经被野蛮无知所践踏。这座久负盛名的千年古刹，寺不成寺，面目全非。只有后院两株腰围数米，高为数丈的参天古柏还依稀留存着古寺往日的神圣与庄严。
关于仙岩寺的修建有一段美丽的传说。太原公子李世民有一年春天到天龙山踏青，忽闻有仙乐从远处传来。李世民带领随从拍马向仙乐吹奏的方向赶去，一直追到离天龙山30余里的姚村，此时仙乐嘎然而止。李世民认为仙乐从此而发，由此而止，这里定是人杰地灵之福地。于是敕令修建寺院。
传说毕竟是传说，但也并非空穴来风。从寺中残留的一通古碑上还可依稀见到“唐之有天下”，“唐高祖”，“李世民”，“青莲居士”，“仙乐”、“天龙”、“竺乾始见于道场”等字样。从残存的字样来看，似乎传说与仙岩寺的修建有着某种联系。
隋唐五代是太原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先是杨广任并州总管时大力提倡佛教，杨琼镇守晋阳时信佛更甚，曾收选名德高僧至晋阳城内，优加礼遇。唐朝建立后，为给新朝祈福，大建佛寺。高祖李渊至蒙山礼佛，太宗李世民到石壁寺为皇后祈福，高宗李治和武则天至晋阳拜开化寺蒙山大佛和童子寺龙山大佛。武则天令中使驰送蒙山大佛和龙山大佛袈裟。唐德宗为母后祈福治疾而亲临仙岩寺，数日后，母后痊愈，仙岩寺名声大震。据清光绪《山西通志》记载，唐朝时太原及周边的佛寺就有30多座。仙岩寺在唐朝时发展鼎盛，当时就有僧侣百名，土地数百亩，且香火兴旺，为典型的官家寺院。
官家寺院，定有高僧辈出。福裕便是其中之一。福裕（1203--1275），字好问，号雪庭，元朝太原府文水县人。福裕自幼聪明，传说一天能认一千个字，乡里称之为“圣小儿”。福裕年少时双亲离世，有一天，他在路上碰到一位老和尚，劝他学佛。并说“能够诵《法华经》就足够了”。福裕听了反问：“佛法只是读《法华经》吗”？老和尚被问住了，觉得这个小孩气度不凡，便带他来到仙岩寺，拜主持休林大师为师。休林大和尚是元朝太原一带的名僧，与耶律楚材是好友。公元1223年，二十一岁的福裕削发受戒。福裕在休林大师门下学佛七年，学有所成，然后赴燕京学习禅法达10年之久。福裕学禅，进步飞速，名震燕京。公元1245年，元帝忽必烈命福裕前往少林寺建资戒大会。
福裕到少林寺后，大举谋划，兴扑起废，训徒讲法，将少林寺恢复到金代水平。他还重整少林寺的下院永庆寺，恢复白马寺。福裕在少林寺主持六年，功不可没，为姚村仙岩寺争得光彩，仙岩寺为培养出福裕这样的高僧大德而深感光荣。
十几年来，在历届村委会的支持下，村民们为抢救这一珍贵历史文化遗产，自发凑钱出力，修建了山门，钟鼓楼，前殿，大雄宝殿等，重塑了佛像。宗教局派来了僧人住寺，主持法事。重修的大殿仿造明清建筑风格，台基增加了高度，显得大气而壮观。庄严的佛像，刺向青空的挑檐，朗朗的诵经声，构成了古刹特有的氛围，让人身至其中，仿佛已进入佛国胜境。
关于“仙岩寺”这个名称如何解释，我请教过有关专家，也垂询过村中长者。但他们的解释不能令我信服。据有关传说，姚村曾是十六国时后秦王室姚续之后人建造。北魏时国子祭酒邢邵也在此筑城。可见当时的姚村一带水草丰盛，树木阴翳，土地肥沃，一马平川。既然如此，为何起寺名时要出现“岩”字？岩者石也。但此地无山，何言“岩”也？这里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姚村以西十数里的苇谷山中有仙岩寺，寺内有铁佛三尊，旁有石室，北齐天宝二年建为避暑宫。这在道光《太原县志》有明确的记载。有可能苇谷山中的仙岩寺为上寺，姚村的仙岩寺为下寺。另外一种是先民们千百年来代代相传时，由于口传的失误，将“乐（yue)”念成“岩”？有无此可能？值得商榷！
多年来，仙岩寺一直流传着“白兔大仙”的传说。传说寺院里住着一只硕大的白兔，不少人都见过她。日寇侵华时期，这位“白兔大仙”曾救过被日本鬼子押在寺中的村民。除此之外，有关“白兔大仙”的传闻流传甚广，有些甚至神乎其神，至今还在流传。
据说姚村的仙岩寺为元代重建，但根据留存下来的建筑来看，明清建筑风格至今保存，这说明明清两代对此都有续建或修缮。传说元代重建此寺，但却从残留建筑来看，始终看不到元代建筑的风格。
仙岩寺二十年来一直在不断修缮和扩建，如此繁重的工作，总的有人主持、监工，于是有些村民就主动无偿在此服务，然而最突出的当数村民董秋保。秋保先生搞过企业、跑过运输，挣钱的路子很多，但他为了仙岩寺的修缮和建设，二十年如一日，坚持在工地上，无偿服务，功德无量，受到了村民的称赞

晋源“崔氏八杰”
王秉福
太原县城（今晋源区晋源办事处）座落于晋阳大地已有600余年。这里历史悠久，民风淳朴，贾商云集，人杰地灵。隋唐时出过太原公子李世民、著名诗人白居易，明朝时出过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和吏部尚书王琼。到了晚清，尤其是民国年间，县城南街崔氏家族名声鹊起，特别是在商界，赫赫有名，有口皆碑。“宝聚泰”是崔氏在太原县城内外声誉最响的字号品牌。其主要经营油、酒、米面和杂货，而且都是自己生产，自己加工，自己销售。此外，在县城内外还有银号“宝藏新”、烧酒铺“宝聚成”，蜡烛胰粉铺“宝聚公”，花布店“宝兴永”，鞋店“福和成”，粮店“聚泉涌”（与人合伙）等。在县城的西门和南门外还有车马大店。一条南街不足两华里，崔氏家族的商铺、住宅、加工厂、作坊就有近百间房屋。如此规模足以说明崔氏家族在太原县商界的份量和地位。
崔氏家族源远流长。周公封侯时期，封姜氏于崔地，姜氏因封地而得姓。明洪武年间，随着大移民的洪流，崔氏一支由先祖崔仁美带领，来到太原县，定居于县城南街仓门前。明朝以来，崔氏家族非常重视对人才的培养。严格家教、勤奋读书、真诚做人、负责做事，使得崔氏家族人才辈出，一百多年以来，各类人才相继涌现，层出不穷。他们或驰骋于商界、学界，或活跃于政界、军界。他们的身上彰显了勤俭、真诚、善良、助人为乐，不畏强暴，勇于进取、凛然大义和为国献身的优秀传统和崇高精神，受到乡亲们的尊重。这一时期，崔氏家族涌现出的杰出人才有：崔泰昌、崔毓瑞、崔毓瑚、崔若峙、崔若嵘、崔若峣、崔则温、崔若嶙。这八位人品出众，能力超群，助人为乐，匡扶正义。被晋源人称之为“崔氏八杰”。
崔泰昌行善不怠
崔泰昌，字子安，号眉翁，生于公元1820年，其幼年丧父，十几岁时，便挑起了持家重担。他为人朴实，待人慈惠，对寡母十分孝顺，对邻里经常帮助，对大事兢兢业业，克己奉公。
光绪初年，山西大旱，灾情惨烈。山西巡抚曾国荃给朝廷的奏报中言“晋省遭旱灾。。。。。赤地千里，饥民五六百万之多，树皮草根可食者，莫不饭如殆尽。且挖观音土泥以充饥者，苟延一息之残喘，不数日间，泥性大发，腹破肠摧，同归于尽。”到了1877年，（大旱第三年），山西到处发生人相食现象。有吃死人的，有吃活人的，有的吃老婆孩子的，全省简直成了人间地狱。
清廷为了缓和矛盾，批准山西开仓放粮，救济灾民。为了使赈灾井然有序，朝廷要求各地要推举德才兼备的绅士出来帮助官府救济灾民。泰昌先生受命于危难之中，挺身于紧急关头。他怀着“先天下之忧而忧”之心，毅然接受县府救济机关聘请，在自己还食不裹腹的情况下，担当起了救济灾民的重任。在救灾的日子里，他日夜操劳，不辞辛苦，有时数日都不着家。每次放粮，他总是饿着肚子亲自检查、监督始终。夫人见他疲惫不堪，劝他辞掉公务。他却说：“眼看着乡亲们饿死街头，我怎能忍心不管不顾！”
其时，北方几省都遭旱灾，山西最为严重，但其他地方也好不到哪里。再加之民不聊生，盗贼纷起，拦路抢粮，有时从南方运来的粮食不能按时到达。还得派人催要和一路保护。
乡亲们每天饿着肚子，拖着病体在大街上排队，翘首以盼，然救济粮却迟迟不到。泰昌先生见此，决定冒着风雪，带人催粮护粮。天还不亮，泰昌先生就带着十几人离了县城。其时，朔风劲吹，漫天大雪，四野迷茫。泰昌先生顶风冒雪，长途跋涉，经过两天两夜，来到太安粮店，将粮食连夜冒着风雪运回。这次运粮非比寻常，功德无量，及时救活了一批面临死亡的乡亲们。当时泰昌先生已年过花甲，然为乡亲们的生存，竭尽全力，鞠躬尽瘁。运粮归来后，由于路上饥寒交迫，重感风寒，卧床十数天才愈。然声望却与日俱增。光绪丁酉大旱过后，为表彰泰昌先生功绩，山西巡抚曾国荃亲书“行善不怠”匾额送于泰昌先生。
泰昌先生不仅乐施好善，而且对文物古迹的保护修缮非常重视。光绪十九年（1892年），太原县南关的龙天庙在原址上重建，众人推泰昌先生任经理，全面负责整个工程。那时他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然面对众人的重托，他信念坚定，不辞劳苦，奋力为之。从资金筹集到设计规划，从工程材料到施工队伍，无不费尽心思。从工程开始到竣工，他始终日夜坚守工地。在规划设计和建设上，他要求从正心瓜拱星、外拽厢拱、万拱、十八斗等方面，尽可能保持原建筑风格，不能随意破坏。龙天庙建成后，有关专家称构架具有宋辽遗风。正殿建三尺高台基之上，以合《史记》中“尧之有天下，堂高之三尺”之形制。从其建筑风格上看，有合《清式营造则例》之特点。
大殿内壁画更让人耳目一新，奇妙的构图和绘制技术给人以赏心悦目的艺术享受。一副“星云布雨图”反映出了天地人之间的和谐。折射出民间对龙天爷的崇敬和祈求。作为民间祭龙的场所，每年的舞龙灯，抬铁棍，都以龙天庙为起点和终点，龙天庙与社火早已浑然一体。龙天庙已成为市文物保护单位，成为重要的文化遗产。崔泰昌先生为太原县城保存了一座不朽的建筑。
泰昌先生晚年与南街秀才王镛先生筹资，对桐树书院进行了修缮。清宣统元年（1909年），泰昌先生与

泰昌先生晚年与南街秀才王镛先生筹资，对桐树书院进行了修缮。清宣统元年（1909年），泰昌先生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九岁。
崔毓瑞智慧过人
崔毓瑞，前清秀才，排行老二，人称二先生。崔毓瑞先生机敏过人，善于经营。六兄弟中，，虽然排行老二，但崔氏所有商号，家中大小事情，均由其做主。因二先生机敏聪惠，为人坦荡正直，平时乡民如有纠纷，都愿意找二先生解决。所以民间称其为“不戴官帽的县太爷。”
民国初年，有外地拉煤车穿城而过，行至南关，只听有人大叫“不好了，猪儿被大车碾死了”。车把式一刹车，只见一小猪躺在车轮之下。突发事件使得车把式不知如何是好。此时，听得一声冷笑，一个尖嘴猴腮，口叼水烟袋的人走了出来。此人阴阳怪气地说：“师傅不必惊慌，此事不难解决。这猪到秋后少说也杀了300斤肉，若是母猪，还能生一窝小猪，一窝下12头猪，一头小猪，少说也买三十块。你看着办吧，是把车马和煤留下，还是出钱？”
车把式一听，知遇到恶人，赶忙打躬作揖，请求高抬贵手，然那人不依不饶。旁观者认为这是讹诈，但无人敢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将道路堵塞？”随着话音，一位气宇轩昂的中年人走近人群。人们一见，自动闪出一条路来。来者乃崔二先生。人们向二先生说明事情原委，二先生听后微微一笑，向车把式大喝道：“你这赶车的，好不懂事，怎么能将马车赶到人家猪圈里？”
车把式一楞，然后哭丧着脸说：“老爷子，我的车是顺着道走的，怎敢往人家的猪圈里赶呢？”二先生听罢，把脸一沉，对那尖嘴猴腮者说：“这位兄弟，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家有小猪，不关在圈里，怎能让它跑到街上呢？官道本来是走人和车的，没把人家的车翻了就算你万幸了，你还不依不饶，成何体统？”
二先生说罢，冲着车把式说：“走吧，此时由我处理。”尖嘴猴腮之人自知理亏，也不敢申辩。二先生从身上掏出一块银元扔过去：“别干讹人的事，再去买头小猪吧。”尖嘴猴腮之人低头哈腰称谢而去。众人都夸二先生机敏正直。
“宝聚泰”是崔氏在县城南街的大字号。每天进出的货物数量巨大，工作十分繁忙。掌柜崔二先生经营有方，有条不紊。二先生在经营的同时，非常重视从各种渠道收集商业信息，并将收集到的信息进行分析，然后得出结论，指导经营。
有一年，二先生早上起来到西门外羊市上溜达。无意中从北路来的羊贩子口中得知晋北今年粮食欠收，粮价有攀升的可能。他想，今年晋南粮食丰收，粮满缺仓，而晋北却欠收缺粮。这个消息，晋中晋南各县的有关字号还不知道，如能将晋南的粮食收购，再卖到晋北，一定能赚一大笔钱。想到此，他当机立断，立刻回到字号收集巨款，南下买粮。二先生将晋中几个县的粮食买断后，转到汾阳，汾阳粮商见二先生连日奔波，衣衫不整，便以貌取人。二先生问粮食价格时，不愿意搭理。二先生见之，心中大怒，出得门来宣布，除了不理二先生的这一家外，汾阳所有的粮店的存粮全部买断，而且当场兑现。汾阳粮店不知二先生是何方神圣，经打听才知道是太原县著名字号“宝聚泰”的东家兼掌柜。原来不愿搭理二先生的字号听说得罪了太原县的崔二先生，急忙摆宴赔礼，然而二先生早去了晋南了。这家粮商为失去了一次难逢的买卖机会而自责不已。
不久，塞外传来粮价大涨的信息，然各县的存粮已被崔二先生现金买走。二先生此时却转手卖出，大赚一笔。从此各县商家都佩服二先生的聪慧和胆识，并告诫伙计，千万不可以以貌取人。

泰昌先生晚年与南街秀才王镛先生筹资，对桐树书院进行了修缮。清宣统元年（1909年），泰昌先生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九岁。
崔毓瑞智慧过人
崔毓瑞，前清秀才，排行老二，人称二先生。崔毓瑞先生机敏过人，善于经营。六兄弟中，，虽然排行老二，但崔氏所有商号，家中大小事情，均由其做主。因二先生机敏聪惠，为人坦荡正直，平时乡民如有纠纷，都愿意找二先生解决。所以民间称其为“不戴官帽的县太爷。”
民国初年，有外地拉煤车穿城而过，行至南关，只听有人大叫“不好了，猪儿被大车碾死了”。车把式一刹车，只见一小猪躺在车轮之下。突发事件使得车把式不知如何是好。此时，听得一声冷笑，一个尖嘴猴腮，口叼水烟袋的人走了出来。此人阴阳怪气地说：“师傅不必惊慌，此事不难解决。这猪到秋后少说也杀了300斤肉，若是母猪，还能生一窝小猪，一窝下12头猪，一头小猪，少说也买三十块。你看着办吧，是把车马和煤留下，还是出钱？”
车把式一听，知遇到恶人，赶忙打躬作揖，请求高抬贵手，然那人不依不饶。旁观者认为这是讹诈，但无人敢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将道路堵塞？”随着话音，一位气宇轩昂的中年人走近人群。人们一见，自动闪出一条路来。来者乃崔二先生。人们向二先生说明事情原委，二先生听后微微一笑，向车把式大喝道：“你这赶车的，好不懂事，怎么能将马车赶到人家猪圈里？”
车把式一楞，然后哭丧着脸说：“老爷子，我的车是顺着道走的，怎敢往人家的猪圈里赶呢？”二先生听罢，把脸一沉，对那尖嘴猴腮者说：“这位兄弟，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家有小猪，不关在圈里，怎能让它跑到街上呢？官道本来是走人和车的，没把人家的车翻了就算你万幸了，你还不依不饶，成何体统？”
二先生说罢，冲着车把式说：“走吧，此时由我处理。”尖嘴猴腮之人自知理亏，也不敢申辩。二先生从身上掏出一块银元扔过去：“别干讹人的事，再去买头小猪吧。”尖嘴猴腮之人低头哈腰称谢而去。众人都夸二先生机敏正直。
“宝聚泰”是崔氏在县城南街的大字号。每天进出的货物数量巨大，工作十分繁忙。掌柜崔二先生经营有方，有条不紊。二先生在经营的同时，非常重视从各种渠道收集商业信息，并将收集到的信息进行分析，然后得出结论，指导经营。
有一年，二先生早上起来到西门外羊市上溜达。无意中从北路来的羊贩子口中得知晋北今年粮食欠收，粮价有攀升的可能。他想，今年晋南粮食丰收，粮满缺仓，而晋北却欠收缺粮。这个消息，晋中晋南各县的有关字号还不知道，如能将晋南的粮食收购，再卖到晋北，一定能赚一大笔钱。想到此，他当机立断，立刻回到字号收集巨款，南下买粮。二先生将晋中几个县的粮食买断后，转到汾阳，汾阳粮商见二先生连日奔波，衣衫不整，便以貌取人。二先生问粮食价格时，不愿意搭理。二先生见之，心中大怒，出得门来宣布，除了不理二先生的这一家外，汾阳所有的粮店的存粮全部买断，而且当场兑现。汾阳粮店不知二先生是何方神圣，经打听才知道是太原县著名字号“宝聚泰”的东家兼掌柜。原来不愿搭理二先生的字号听说得罪了太原县的崔二先生，急忙摆宴赔礼，然而二先生早去了晋南了。这家粮商为失去了一次难逢的买卖机会而自责不已。
不久，塞外传来粮价大涨的信息，然各县的存粮已被崔二先生现金买走。二先生此时却转手卖出，大赚一笔。从此各县商家都佩服二先生的聪慧和胆识，并告诫伙计，千万不可以以貌取人。

崔毓瑚艺震江湖
崔毓瑚，前清武举，排行第三，人称三先生。崔毓瑚自幼拜一异人为师，查拳、八卦、形意、太极，无所不会，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尤其善舞大刀。三先生所用的大刀乃镔铁所铸，有八十余斤。舞动时风声四起，呼呼作响。他所练的刀法叫《斩将夺关72式》。据说是三国关羽所创，三先生舞动大刀时气不长出，面不改色。每次练完后，将大刀柄往地上一杵，足插得半尺有余。到夜间，三先生将大刀立于大门后，作顶门棍使用。
三先生中武举后，父亲在家中大摆宴席，宴请宾客。县城中衙门执事、地方贤达、绅士、所有商铺的东家掌柜和街坊邻居都来庆贺。
崔氏酒坊酿的酒闻名太原县。附近十里八乡卖的酒都出自崔氏酒坊。有一年七月的一天深夜，有几名小偷翻墙进入酿酒坊。偷了两篓酒后，由于墙高不便翻出，于是便企图打开大门将酒偷走。当他们来到大门时，见一柄大刀横立门后，在灯笼的照耀下，寒光闪闪。小偷一见大惊，他们以为被二先生发现，怕走迟了丢了性命。于是弃酒而逃。
有一次，三先生崔毓瑚到外村里看戏。当时正值麦收季节，天气炎热，见一老者挑一担金黄大杏在戏场叫卖。叫卖声引来几个不三不四的年轻人。他们一边白吃着大杏，一边还不时在骂老者。老者见这些人不是好人，只好敢怒而不敢言。三先生见此，一股怒气油然而生。他大喝道：“白吃了人家的杏儿还要骂人，你们想干什么？”“狗咬耗子，老子吃了他的杏儿，关你屁事？”一个年轻人嘴里吃着杏儿，一边骂一边向三先生抓来。三先生大怒，一把拽住那人的手腕，借力一抛。年轻人一声惨叫，被摔倒一丈以外。胳膊已经抬不起来。其他几个见状，便想一遛了之。“站住！赶紧向老人赔礼道歉，掏付杏钱。否则，他就是你们的下场。”三先生说罢，一脚猛踩向旁边的一石条，石条顿时被断为两截。那几个痞子赶紧付了杏儿钱灰溜溜地走了。
戏场里的人见到三先生的真功夫都惊呆了。人们不看戏了，都向三先生围来。三先生抱拳微微一笑，走出了戏场。事后人们才知道那个踩断石条是太原县武举人崔三先生。
有一年秋，有一队镖车从晋南押送官银回太原。当时民不聊生，盗贼四起，路上极其不太平。沿途官府都接到巡抚指令，务必死保官银的安全。如果官银在哪里县域出事，该县令将革职下狱。太原县的任务是从徐沟县接镖，然后安全护送到太原府。
太原县令不敢怠慢，亲自到崔府请三先生护镖。三先生见父母官亲临诚请，不好驳面。于是允之。第二天，三先生点队出发。到了徐沟县办了交接手续，押着镖车踏上了回太原的路。三先生早就听说，从徐沟到太原，最不平静、最不安全的地面当数潇河一带。这里地面宽阔，秋庄稼长势茂盛，河边芦苇连片，一望无际，是强人出没之处。
镖车队伍一出徐沟城，三先生就让两名趟子手抬着他的大刀走到最前面，他骑着一匹枣红马，跟在后面。走到潇河附近时，突然从庄稼地里闪出数十人马，将镖车拦住。当前一人叫道：“你等众人，将镖银留下，速速退去，否则，不要怪我们心狠手黑。”三先生从马上跳下，走到前面，一抱拳道：“朋友，在下太原县南街崔毓瑚，今天保这趟镖，是县衙有令，得罪不得。还请朋友给点面子，放我等过去，交个朋友。倘若日后朋友遇到难处，尽管到太原县南街找我，崔某一定鼎力相助，万死不辞。”
那人一听前面站着的是崔毓瑚，便抱拳，答道：“原来是太原县崔三先生。三先生的为人和武艺我等听说过，得罪了。请三先生快快启程吧。哪天有闲，还说不定到府上讨杯茶喝呢！”三先生笑着说：“到时候一定好好招待阁下。”那人一点头，“三先生就此别过。”说完一挥手，领着数十人退回了庄稼地。三先生押着镖车顺利到达太原府交差。回到太原县后，县令要设宴款待崔三先生。三先生拱拱手，大步离开了县衙。

崔若峙举义报国
崔若峙，字鼎臣，又名崔世雄，生于1914年，早年就读于太原宏夺高中，从师乔家山。后就学于燕京大学。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返回太原。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热血青年，岂能无动于衷。于是在太原柳巷，崔若峙和表兄张振镛（中共贵州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建立地下联络站，秘密从事地下抗日活动。他们组织和领导青年学生贴标语、撒传单、破坏通讯设备、护送青年学生赴前线，做了大量工作。1939年该联络站被日寇发现，表兄张振镛赴延安，崔若峙则赴重庆。到重庆后，崔若峙加入了军统，被派往中美合作所兰州训练班学习，结业后，委派到十二战区五原侦缉队工作。工作期间，崔若峙多次支助和掩护革命人士，民主人士，转赴延安。
1940年，父亲逝世，崔若峙那时已经任国民党国防部驻热察绥军事督察专员。他闻父亲逝世，急忙赶回山西。崔若峙回晋受到阎锡山的重视。阎派专人到太原机场迎接崔若峙并护送回太原县南街家中。同时派宪兵第九支队布防保护。
父亲崔毓玑的丧事办得非常隆重，灵堂前摆放着国民党绥远省政府 董其武和察哈尔省政府 孙兰峰的挽联和花圈。太原县政府解救团长张二善作祭祀主官，县长王根盛亲自参加。出殡时，纸扎、花幡、鸣更夫、打道鬼、十二像，仪仗、吹打队伍，足足有一里长。声势浩大，轰动太原县城。
抗战胜利后，崔若峙任国民党热察绥蒙中校联络专员，随着国民党十二战区转移，由河套到呼和浩特（绥远）、张家口、北平。到北平后，崔任军统二处上校副处长。1948年，国防部任命崔若峙为少将专员，再赴热察绥督战。崔若峙见国民党大势已去，已无回天之力，所以借故拒绝赴任。
北京和平起义前，崔若峙本可赴台湾或西撤，但他心里矛盾重重。他着眼大局，深知国民党内勾心斗角，现在远离大陆、远离亲人，逃往台湾也不会有所作为。十年前曾与共产党人表兄张振镛在一起，他们即是同学又是亲属，曾接受过共产党八路军领导抗日救国的正确方针理论。随后各奔东西，张振镛加入共产党已成高官。而他是效忠党国追随蒋总统，成为两股道上的车，战场上的死对头。目前全国许多城市已解放，如今又有几名省 相继投诚。何去何从？只有报效祖国，投奔光明，才是唯一的选择。之后，崔若峙积极主动与共产党代表联系，于1949年2月9日参加了北平和平起义，并在起义书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参加了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政治活动。走到了人民的一边。
新中国成立不久，朝鲜战争爆发。崔若峙又被以国民党军统特务分子收监。1951年5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崔若峙系军统战犯，按反革命分子被镇压。当时家属在法场上认领死尸未见。从而崔若峙的死成了一个永久的历史谜团。
1984年12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再申判决：一，撤销1951年5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对崔若峙的死刑判决，二，对崔若峙以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对待，历史罪行不应追究。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于1985年10月23日补发了起义人员证明书。从此对崔若峙是投诚起义的爱国将领划上了圆满的句号，在崔氏家族中又多了一位身份复杂、颇具传奇的爱国将领。

崔若嵘执教育人
崔若嵘（1908年---1985年），字晴岚，乳名福寿。崔若嵘幼丧双亲，靠兄长若峥的律师收入供养上学。1932年毕业于山西大学电气专科，获学士学位，毕业后任太原县第一高级小学教师。任教期间，他与彭大鹏带领学生参加牺盟会组织的抗日剧社宣传等活动。为此遭日寇宪兵被捕，被关押清源县惨遭酷刑。后来日寇苦无实据，加之崔若嵘为地方名流，也只好放人。1936年崔若嵘任山西西北制造厂设计处见习工程师，由于日寇侵华，生灵涂炭，后随厂迁往临汾。1938年回原籍经商。
崔若嵘憎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鼓励支持送堂弟参加了抗日工作。侄子崔则谦是大哥唯一的儿子，父母早亡以后，便由崔若嵘抚养成人。则谦乳名会中，毕业于西北联大历史系，曾在西安私立西南中学任历史老师。有人曾评价：“则谦才高八斗，父子皆博学鸿儒，子如其父，刚正不阿，因不满胡宗南暴政，暗助地下党及爱国学生，1947年，崔则谦被胡宗南押至陕西汉中，秘密杀害。据晋祠86岁的郭云先生讲：崔则谦是他的姐夫，他从小经常来太原县城玩，受过姐夫家的不少帮助。记得姐夫在西安从事地下党活动时化名叫尔光。前几年，他还到西安专门去烈士陵园找姐夫的墓碑，然正遇陵园封闭维修，最后他通过查找咨询，找到了崔则谦烈士的生平介绍。
中排左起第六位为崔若嵘
崔若嵘在太原县第二新民小学任教师时，与焦菊铭等爱国民主人士一道，抵制奴化教育，给学生讲《苏武放羊》、《正气歌》等，以鼓励学生要有气节爱祖国。他还给学生编印反日教材如《小人国》等。《小人国 》内容有“小人国里样样小，说给你听不要笑，只要买到一尺布，可做衣服四五套。。。。。”借以讽刺日寇，发泄国民愤恨之情。学生们心领神会，读得眉飞色舞。抗战胜利后，崔若嵘任城关中心小学教师、校长。1946年阎锡山执行“兵农合一”政策，把不少青年抓去当兵。此时崔若嵘在太原县简易师范任教导主任，为了拯救广大青年，他尽力扩大招生数量，最大限度保护青年。这一年简师招附属初中生500名，次年又招400名。最大限度保护了一批青年不被抓去当兵。
解放前夕，阎锡山为了誓保太原，强令简师学生集结太原。在师生抵达太原后，食不果腹，衣不御寒。当时守城的士兵士气低落，不少下级军官也想为自己留后路。崔若嵘通过与这些下级军官疏通关系，带领广大师生分批分期越过封锁线，安然返回太原县。为广大师生免于战祸做出巨大贡献。
崔若嵘在简师任职期间，曾建立“苦学生制度”以半工半学的形式，使一些家境贫穷的学生，在校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免遭失学的厄运。崔若嵘1948年任晋祠完小教导主任，1950年任太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副 ，1951年任太原县政协秘书长，1952年任太原市第六区副区长。在任副区长期间，为了防止水土流失，他常徒步登山，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访贫问苦，带领群众在山区大兴水利，扎沟垒坝，受到山区人民好评。1953年崔若嵘任太原市救济分会教养科长，时为救助失足青年，开办纺织、纳鞋等工厂，使其有一技之长，重归新生活岗位。1955年后他任太原流沙坡小学、新城街小学、桥东街小学校长。1962年因眼疾退休，1985年病逝，终年78岁。崔若嵘一生性情耿直，不畏权贵，任劳任怨，执教26年，学生数以千计。他所到之处关爱学生成长，关系人民疾苦，为人民办好事、实事，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长者，学生爱戴的老师，人民称赞的公仆。他逝世后学生送的挽幛挽联挂满大院，告别人流不断，送葬的队伍挤满街道。

崔若峣一心为民
崔若峣，字舜臣，生于1928年7月17日。其父崔毓玑，晚清秀才。崔若峣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入学后，勤奋好学，成绩名列前茅。他为人处事豁达忠厚，又吃苦耐劳，年方十八，就被街民推选为南街街长。
上任之初，正值插秧季节。稻秧插上后如果不能及时浇灌就会枯死。而此时正逢多年不遇的大旱，晋祠水遇到大旱，水流本身就减少，再加上各村农田都需要水，分给南街的水流经其他村时常被截走，很难流入南街的地头。崔若峣见之，组织了南街几十条好汉，在他的带领下，日夜守护在水渠沿线。其他村欺负他年轻，仍然派人偷水。这时他下令，如再遇偷水人撵他不走继续偷水，就抓回南街，然后再交县府处理。如因此而出事，他本人承担全部责任。由于他认真负责，敢于担当，保证了秧苗及时用水，受到了南街人民的称赞。
1948年，太原县刚刚解放，崔若峣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联合四道街，组织群众，为解放太原运送物资，受到县政府的表彰。1950年，经民主推选，崔若峣被选为太原县第一届人民代表。1951年，上级调崔若峣到交通厅工作，后又调山西高级法院和省政法干部学校工作。
1962年，崔若峣响应国家号召，带着全家随着省级机关支援农业第一线下乡工作队回到故乡晋源。当时，南街水稻产量连年徘徊不前，有时还减产。这样除上繳公粮之外，人均口粮面临无法保障的境地。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崔若峣提出依靠科学种田，引进优良品种，大打粮食丰收仗的意见。在50多年前提出科学种田，改良品种，谈何容易。崔若峣硬是不厌其烦给南街的领导班子讲改良品种、科学种田的重要性，使得他们接受了他的意见。1962年的冬天，天气异常寒冷，人们食不果腹。崔若峣顶着寒风，忍着饥饿，远赴天津农科院请教了专家，预定了优良品种。
第二年开春，崔若峣将订购的“实和田”、“天津二号”、“遍地黄金”等品种取回，在试验田里试种，当年便获得了丰收。然后进行大面积种植，确保了稻谷稳产、高产。周边村子看到南街水稻连年丰收，都来南街调换稻种。南街村的优秀水稻品种在晋源地区得到推广，获得了丰收。南街被太原市评为先进集体。
社员的口粮保证了，但兜里没有钱。生活水平还很低。崔若峣利用多年在外工作的经验和人脉，利用采购员的职业，经过深思，向村领导提出在发展农业，以粮为纲的同时，应大力发展副业，在增加集体收入上做文章、下苦功。他的建议被采纳，他又不辞劳苦，远赴东北采购打草绳、草包机、大力发展稻草加工业。原来的稻草半分不值，是队里打完稻谷之后的丢弃物。购回打草绳、草包机后，村里成立了打草绳、草包加工厂，稻草成为重要的原料。进入冬季农闲时，家家户户都是搓草绳。崔若峣经常步行几十里，自带干粮，在太原市内所用草绳和草帘子的单位奔走联系。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南街村民搓的草绳和草帘子，经崔若峣推荐，进入太钢、太铁等大型企业使用，使得集体和村民增加了收入，改善了日常生活。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岁月里，南街村民得以平安渡过灾荒。崔若峣功不可没，受到人们的尊重和信赖。之后南街村按片区分为五个自然小队，崔若峣分在第二小队担任会计和采购员。由于他处处为群众谋利益、办实事，第二生产小队由一个基础较差的队成为一个经济较好的队。集体经济和个人收入有了较大的提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崔若峣出生于地主家庭，旧社会还当过街长，自然是运动的主要对象。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他被打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人物，经常受到批斗。不仅如此，他还被扣上“地主分子”、反动分子“、历史反革命”、“坏分子”等多顶帽子。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崔若峣默默承受着，他心里明白，他所做的一切，没有一件事对不起南街的父老乡亲，没有一件事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为生产队引进优良品种，为集体经济增加收入，为社员增加收入、改善生活，他是有功之臣啊，怎么一夜之间竟变成不可饶恕的罪人？难道社会主义就是要人们贫穷？他心里极不平静，极不服气，但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月里又能怎样？只能默默承受。
有一次，工作组召开批斗会，批斗崔若峣。会场内大型标语贴满墙壁，口号喊得震天动地。可就在轰轰烈烈，火药味充斥的大会上，竟有四个贫下中农站起来为崔若峣说话：“崔若峣确实为咱队里办了不少好事，难道那些好事都办错了？”经他们一说，整个批斗会笑声四起，工作组只好草草收场。崔若峣相信好人有好报，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在那大会批、小会斗的年月里，如果没有好多群众真心实意保护他，后果将不堪设想。1980年3月，崔若峣的问题得到平反，他又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山西省政法干部学校。后又任山西省警官学院会计，直到1989年离休。他一生勤奋廉洁，脚踏实地，兢兢业业，为人厚道，不计名利，真诚豁达，受到工作单位和南街村民的尊重和爱戴。

崔则温舍身取义
南街崔氏家族不仅涌现出了武举人、文秀才、商界精英、起义军官、人民教师，还涌现出了革命烈士。崔则温就是其中一。
崔则温童年聪慧敏悟，勤奋好学，成绩优异。他非常喜欢读书，一进书肆，必流连忘返，不舍离去。有一年秋天，县城唱大戏，热闹非凡。像则温这样年纪的伙伴，都在戏场里看戏嬉闹。而崔则温却拿一本书，悄悄跑到城楼上借着皎洁的月光认真阅读。戏散之后，已经半夜，家人到处也找不到小则温。后来他哥哥到城楼上找到他，只见则温已抱书靠墙而睡。
1935年，崔则温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成成中学初中部。在成成中学读书期间，由于地下党员和进步同学影响和帮助，他思想进步很快，积极参加各种爱国活动，并经常在街头巷尾向市民宣传爱国主义思想，还散发传单，演出活报剧，鼓动市民抵制日货、忠心报国。
“七七”事变后，成成中学迁到清源县，面对日寇入侵，崔则温奋不顾身，第一个报名参加了抗日义勇队。即将奔赴抗日前线时， 与父母辞别道：“孩儿马上要上前线了，不能在二老面前尽孝，等到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后，再回家侍奉你们。”新婚不久的爱妻刘凤英顾大局，识大体，慷慨道：“你走后，家中的事情不用操心，有我顶着。你上前线后，要奋勇杀敌，不辱家门，我们等着你胜利归来。”
1937年11月，抗日义勇队改名为成成中学师生游击队，奉命向吕梁山区转移。数日后到达离石县，被改编为第二战区总动员委员会游击队第四支队，崔则温任一连三排七班政治班长。经过四个月的整顿训练，1938年2月，部队开往晋西北前线，投入了收复晋西北七县的战斗。崔则温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奋勇杀敌，被提升为排长。部队在宁武县扩兵整训一段时间后，8月随李井泉支队北上绥远，开辟大青山根据地。当时的绥远，情况比较复杂，大多数的蒙古王公贵族响应共产党号召，坚决抗日，但也有些王爷们思想动摇不定。还有些王爷要死心塌地投降日本人。面对如此情况，崔则温遵照党的指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对王爷们做了大量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部队在武川县西河子村驻扎时，崔则温被组织派到骑兵支队政治部工作。
1940年，组织上派崔则温和王定州、候作桂等同志去绥东组建抗日武装，开辟根据地，为地方党政机关开展工作创造条件。绥东偏远，又远离主力部队，群众基础不是很好。崔则温带领同志们深入到陶林北部以及商都、兴和、集宁和丰镇等县，组织群众建立地方政权，组建游击大队袭击敌人，开辟了以东灰腾梁为依托的绥东抗日根据地。
有一次，崔则温带领游击队来到了古矿洲村，他们刚要进村，侦查员报告说，村内大约有一个排的伪蒙军正在吃饭。则温一听大喜，这正是消灭敌人、壮大自己，建立根据地的好机会。他指挥游击队悄悄地将敌人包围。然后他一声令下，几十颗手榴弹从房上扔向院内吃饭的敌人。顿时有十几个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哭爹喊娘。崔则温高喊：“冲啊！”带人冲进院内，随手两枪，击毙两个敌人。其余敌人都跪地求饶。战斗只用了十几分钟就结束，缴获了战马30匹，手枪、步枪30支。还有马刀、弹药等。这些战利品武装了游击队，使得游击队由20多人扩充到50多人。1941年7月，崔则温带领20多名游击队员到岱青山一带开辟根据地。不幸游击队中出了内奸，将熟睡的崔则温等五名队员惨遭杀害。其时，崔则温年仅21岁。
崔若嶙忠诚为党
崔若嶙，又名崔万春，生于1910年。他从小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仇恨贪官污吏，心忧国弱民穷，立志发奋读书，报效国家。1938年他便开始在太原县西门外一边经营父辈开设的“宝藏新”钱铺，一边阅读进步书籍，接受先进思想。自从日本鬼子占领太原县，“宝藏新”便成为西山下来共产党的秘密联络地点。崔若嶙于共产党人接触后，使他明白了不少革命道理，懂得了只有团结一致，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人民才有好日子过。
1939年秋，由于有人告密，“宝藏新”钱铺被查封。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他找到当时已经是共产党四区负责人的表弟张振镛，正式加入革命队伍。被组织安排到吕梁军区八分区，后任清徐县抗日政府事务长。管理政府工作人员的生活。
由于太原县南峪疙瘩村有多处私人合伙的小煤窑，可作为政府安全可靠的物质储存之处。所以县政府财粮科由崔若嶙与田沛然负责长期驻守这里。当时群众送来的军鞋、粮食、布匹、医药以及各种物资，都在这里保存，并负责转运后方。一旦鬼子来剿山，军需物资不便转运，即可放到煤窑存储。所以这里既是县政府的秘密仓库，又是清太徐八分区的兵站。同时还负责保管县政府的印信、文件、布告、油印等材料。县常委们也经常在此举行秘密会议。崔若嶙任劳任怨，，日以继夜地坚守在这里，受到了领导的表扬。
日本鬼子了解疙瘩村的情况后，认为疙瘩村仿佛是一把尖刀插入他们心脏。他们发疯地叫嚣：“捣毁疙瘩村，抓获郭老二”（村上共产党员）。于是鬼子多次组织偷袭疙瘩村。1945年农历十七拂峣时，日本鬼子包围了疙瘩村，由于汉奸带路，抓捕了郭老二。经鬼子严刑拷打，问八路军藏的物质在什么地方，郭老二坚决不讲。敌人用刺刀在他身上捅一刀问一声，上下捅了几十刀也未能使郭老二说一句真话。敌人气急败坏，无奈将郭老二杀死。崔若嶙也在这场战斗突围中受伤。但由于他任事务长期间，保障了白面、大米、食油、布匹和医药的分配供应，为太原县能从抗日战争坚持到解放战争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崔若嶙受伤后，经过一段时期的治疗后，便要求坚持回到自己的岗位，后组织上考虑，派他去了吕梁剧社任行政科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管理剧社的日常事务。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后，组织上安排他到山西第一文工团。任后勤部长，行政科长，随后又调他到省政府所属的山西剧院任第一任经理。他工作认真负责，不出差错，受到人们的尊重。后因战争年代旧伤复发，不能坚持工作，组织上批准他在家休养，享受正厅级待遇，直到1982年离休。1999年崔若嶙逝世，享年89岁。

张 三　丰　墓 今　何　在
王　秉　福
晋源区姚村镇南峪村山坡上有一座的坟墓，墓旁有一庙宇，规模不大，颇有气势。墓周松柏参天，庙前溪水潺潺。当地人辈辈相传此乃张三丰之墓。墓与庙历尽沧桑，年代久远，无人修葺，损失严重，然遗迹斑斑，十分珍贵，使人肃目
张三丰何许人也？史书记载其相貌硕伟，龟形鹤背，大耳圆目，须髯如戟，头上梳一抓髻，终年穿一破道袍，神出鬼没，穿梭于全国各地。他爬山越岭行走如飞，疲倦时或迎烈日而卧，或于冰雪而睡，有时日食一斗，有时数日不食。张三丰是全真教武当派的祖师爷，他善书画，工诗词，著作颇丰。他的聪明才智和大家风范将道教的影响力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非常想见这位张道长，为此又下诏书又给武当山大量投资，但三丰道长始终避而不见。张三丰一生，弘扬道教，济世救民。他的传奇故事，大江南北，边城要塞，都有传闻。
张三丰是一传奇人物，其一生有三奇：一是籍贯奇。《滇黔记游》称他是福建人，《四川通志》说他是天目山人，《 玉堂漫记》称他是宝鸡人，《太原县志》说他是辽东义州人。二是名号奇。《武当拳之研究》的作者们查了八十一种书，查出张三丰名号四十多个。三是他究竟是何时人也。有的称他元末人，有的说他明初人，《玉堂笔记》说他是生于金，《道书十二》又称他是宋末人。总之，众说纷纭，奇之又奇 。
多少年来，人们对南峪村的张三丰墓颇有质疑。
张三丰云游到过山西吗？
回答是肯定的。他的诗集《云水集》中有一首《中州记事》，这首诗中有这样的诗句：“来日又从河东过，袖中携取太行云”。这无疑是张三丰来过山西的有力证据。
张三丰住过南峪村吗？
清道光《太原县志》人物卷中有如下记载：“张真人名君实，别号三丰，辽东义州人，状貌魁伟，行步如飞。太祖及成祖求之皆不得。后游太原之南峪山，曾绝烟火累月不羹。或分身助人，力作数著灵异，忽为病丐状来求乞村民施缸云死即瘗（yi）南峪山。寻果死如言瘗。之后村人又遇于西安诸处。”
县志不比野史，它一般代表官方观点，所以选材慎重，取村严格，尤其是对人物的选择更是如此。因此,县志记载，值得相信。张三丰是何等人物？明清以来，传奇故事，妇孺皆知。张三丰墓如果能得到开发和保护，与蒙山，龙山，太山，天龙山，太原古县城，青阳河，姚村仙岩寺等风景名胜连成一片，对于推动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

大 美 青 海 湖
王秉福
青海湖这个名字最初好像是在小学教科书中见过。几年前，见报纸上登一则消息：全国自行车比赛在青海湖举行。我想，那肯定是环湖进行。可见青海湖好大啊。估计环绕一周可能有几十里。青海湖地处大西北，人烟稀少，应该是自行车赛的最佳之地吧。
从塔尔寺回来的第二天早晨七点半。我们七八个同学乘旅游大巴从西宁出发，奔青海湖。一路上，导游金刚给我们讲了好多有关青海湖的事情。
汽车在路上奔驰，青藏高原粗犷，雄浑，毫不掩饰的体魄裸露在我们面前：没有树林，没有花草，没有村落，连来往的汽车也没有。四周光秃秃的，毫无生气，似乎还沉睡在远古混沌之中。旅游大巴车走了一个多小时，好像走上了山顶，然后在山顶上行驶。导游说，当年文成公主进藏走的就是这条路。
啊，真是天路！一条路伸向又高又远的前方，伸向青天与高原相接的地方。真有“惊回首，离天三尺三”的感觉。
1000多年前，文成公主为了汉家天下，为了唐蕃罢兵，就是踏着这条天路进入藏地的。当年的路肯定没有现在的宽广、平坦，一定是崎岖蜿蜒，坑洼不平。高原的天气如小孩的脸，一日数变。一会儿乌云密布、倾盆大雨，一会儿阳光灿烂、炙烤难熬。一会儿暮云四合、山风刺骨。一会儿朔风劲吹、大雪飞扬。在深宫惯养，拖着文弱之躯的文成公主和她的迎亲队伍走上十天半月也见不到一处村庄，只有一席简易毡帐抵御风雪严寒，消除鞍马劳顿。偶尔遇到一对吐蕃骑兵卷地而过，铁骑扬起的沙尘弥漫在高原上，弥漫了人们的视线，弥漫了伸向远方的路。弥漫了文成公主的心。唐人李白诗曰“蜀道难，难已上青天”，大概是指山路的崎岖险峻，而蜀道的蜿蜒险峻与天路的风沙雨雪的变幻、遥遥无期的无奈、漫漫长夜的孤独和路天相连、前途未卜的余悸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从大唐长安到拉萨，一路风餐露宿，备受凄苦，但她却沿着这条天路毅然决然走进藏地，走进松赞干布的精神世界。走进藏民的心。她将汉族的先进文化、先进技术、先进工艺、优良种子、建筑工匠等带给了藏族，使得藏族的历史进程快速建康发展，使得藏民在多个领域有了质的飞跃。不论哪个朝代，只要你为人民谋幸福，人民就不会忘记你。千百年来，文成公主依然是藏民心中的菩萨，她的画像至今挂着藏民的家中受到膜拜。
车在山顶上走，路两面的景色豁然开朗。也许是站得高的原因，站在高原上看山，远处的山隐隐约约，既没有黄山的峰插云霄，白云缭绕，也没有张家界的奇峰突起，诡秘瑰丽。远山 倒像是粗犷的西北汉子的雕塑群，凝重而庄严，古老而厚重。汽车一直前行，公路两旁出现了一望无际的大牧场。高原的四月，整个牧场枯草连天，春风起处，草中偶尔露出几只牛羊在姗姗啃草。然无垠的牧场却不见一个牧人，偶尔见一经幡如帐篷状，从经幡中心伸向四周绳子上的五色布条随风飘扬。这时，一个同伴的声音响彻全车“你们快看，前方是什么？”
全车人的目光都对准了前方。远处，青山与雪山连接处，出现了一线蓝色，过了十几分钟，那一线蓝色成了一条蓝带子，宽数寸，长若干。这时导游说，那就是青海湖。人们以为马上就到青海湖了，个个兴奋起来。不料，汽车又走了半个多小时，才真正到了青海湖的景点入口处。
好大啊！蓝蓝的青海湖与天际相接，浩瀚无垠，春风吹来，水面微起涟漪。来时我想，青海湖可能比太原的晋阳湖大一点，见着青海湖时，心中震撼，原来的想法顷刻间被改变。青海湖位于刚察县、共和县和海晏县交界处，又名“措文布”，即藏语“清色的海”，是中国最大的咸水湖。长105公里，宽63公里，海拔3196米，总面积达4583平方公里。晋阳湖算什么？就连八百里的洞庭湖和鄱阳湖在青海湖面前也是一个小兄弟。4583平方公里这是什么样的概念？相当于太原市六个城区外加阳曲县、清徐县和古交市的面积。所以号称第一大湖泊！
青海湖这么大，它的水来自何方？青海湖的水源补给主要源于河水，其次是湖底的泉水。它周围有大小河流70多条。发源于祁连山的布哈河是其主要补给地。其次还有沙柳河、乌合阿兰河和尔盖河。以上河流每年补给青海湖13亿立方米水。然而别光看补给得多，消耗也大，由于该湖在高原，风大蒸发量也大。每年蒸发掉的水达39亿立方米。高原神奇，数字惊人。
好美啊，青海湖！晴朗的天气，缭绕的白云，蓝蓝的湖水，远处的祁连山白雪皑皑，近处的草原牛羊成群，牧歌荡漾。若到夏日，湖边的千亩油菜花更是绚丽多彩，争奇斗艳，五彩缤纷。湖中盛产全国五大名鱼之一的清裸鱼（也称湟鱼）。年产量为5165吨，被国家列为重要名贵水生经济动物。青海湖真是人间天堂啊！
好净啊，青海湖！你没有城市的喧嚣和如潮的车流，没有农村的私挖滥采，也没有工业废渣和污水的污染。你是高原的一颗洁净璀璨的明珠，是中国仅有的几块净土之一，当全中国乃自全世界折腾的沸沸扬扬，如火如荼时，你却坚持冷静对待，亘古不变的千年信条，使得原始面貌得以保护。湖区并非无人烟，它属多民族居住区。有10万多人。他们中间有藏,汉,回,蒙、撒拉、土、满等民族。藏族最多。千百年来，从这些民族的先民们到现在的居民们都遵守着规矩。任何人不许向青海湖倒垃圾，即是是饮马，也得将湖中的水提出在草地上饮，马不能直接到湖边饮水。任何人不得在青海湖中洗澡。一系列古老的乡规民约和驻湖区的各民族的共同遵守。使得青海湖以及周边地区成为真正的“净土”。
到了青海湖，导游便告诫大家，因为青海湖在3000多米海拔的高原之上，首先要防止紫外线的辐射。女同伴们怕晒黑，都用头巾将头和脸包住，有的还擦了防晒霜。笔者几十年没有戴过帽子，对紫外线的辐射不以为然，却遭到了导游的再次告诫，只好花20元钱买了一顶草帽，当了一回牛仔。这次西北行，同伴们在青海湖照的相最多，游得也最惬意。直到导游召唤，同伴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青海湖。

风 雪 塔 尔 寺
王秉福
四月的太原，杨柳青青，百花争艳，汾水碧波涟漪，两岸莺歌燕舞。和煦的舂风将远山近土染得绿意盎然，生机勃勃。然而青藏高原却是另一番景象，山峦与大地还未苏醒，树枝和野草还未泛绿。苍天之下，起伏不平的旷野上，一片苍凉。偶尔见到有两三只羊在啃草根，羊的颜色、荒凉的土地和摇曳的枯草浑然一体，难以分辨，犹如定格的镜头，给人以“春风不度玉门关”的感慨。
我们是从太原坐飞机先到兰州，游览了黄河公园等景点，然后乘汽车到达西宁的。青海省首府西宁市虽然座落于青藏高原，但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尤其是其新城，高楼林立，道路宽广，车水马龙，四通八达，真是青藏高原的一颗璀璨明珠。
塔尔寺位于西宁市西南约30公里处。对于该寺，早在30年前就曾听说过，知道它是藏传佛教的圣地，然始终没有见过详细介绍它的资料，更没有见过它的真容。此次与同学前来，就是想了却多年的心愿，瞻仰和游览塔尔寺。汽车从西宁出发，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了大约一小时左右，拐过一个大弯，就停了下来。一片建筑群便印入人们的眼帘。这就是著名的塔尔寺。
塔尔寺听起来是一座寺院，其实是一个建筑群。它座落在一面山坡之上。亭台楼阁、依山而建，错落有致，一望无际，气势非凡。塔尔寺占地面积有多大，无从得知，但是，以我看来，决不比一个有两三千居民的镇子小。
旅游车刚停到山门口，刚才还是阳光灿烂的晴空，骤然间成灰蒙蒙的，继而鹅毛大雪扬扬洒洒而下，顿时塔尔寺就弥漫在风雪之中。雪花飘落在游客的身上，瞬间即化。飘落在地上的雪花融化在土地里，不一会儿便形成了泥泞。从山谷吹来的春风也改变了徐徐轻柔的性格，变得寒冷刺骨。我只穿的一件衬衣和一件夹克，冷风吹来，顿觉寒冷。同伴中有多带的衣服，赶紧拿过来穿在身上御寒。林徽因曾赞扬“最美不过四月天”。我望着漫天风雪，脑际中想起的却是唐人的“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的诗句。其实，芳草萋萋、桃花盛开是内地四月的美；舂风刺骨，瞬间飞雪是高原四月的美。这两种美是在同一时间不同地域彰显出的特色，都是大美。
塔尔寺的山门与内地寺院的山门不同，高如城墙，墙上又有几重飞檐挑起，甚是巍峨。墙体以深红为主调，热烈而庄重。进的寺院，见一条大道通向坡顶，然后又从大道又分出不少支路通向两侧。寺中殿堂巍峨，一座接着一座。这些大殿都是藏传佛教的建筑风格。有的是一层，有的是二三层，还有的像四合院形式。这些建筑都突出了一个高大雄伟。殿堂层层叠叠，又弥漫在风雪之中，显得格外缥缈灵空，如空中楼阁，时隐时现，又像一幅八大山人的山水国画。人在画中，路径不熟，只好跟着别的游客从右边依次游览。进得几座殿后，让人大吃一惊。每座殿堂都是金碧辉煌。大殿中佛像端坐，姿态安详，金光闪闪，栩栩如生。大殿顶部和四壁流金溢彩，熠熠生辉。尤其是墙上的彩色壁画，讲述的是佛教故事，哲理深刻，人物线条也非常流畅，笔法很有藏传佛教的特点。所有壁画似乎都是用金箔描成，光芒耀眼。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圆寂后的肉身像被供在大殿中。班禅大师神态安详，盘腿而坐，似乎在给信徒们讲经说法。看到此，我想起了十几年前的一则新闻报道：班禅大师回西藏视察，藏民们闻讯赶来，请班禅大师用手摸头赐福。班禅大师一天摸了一万多藏民的头，连手掌都摸肿了。由此可见，班禅大师在藏民心目中的威信和地位。
班禅大师的肉身何以塑造在塔尔寺，而没有塑到别的寺院？因为班禅俗名为贡布慈丹。1938年生于青海循化县一个农户家中。他被从十名灵童中确认为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后，就被迎请至塔尔寺供养并接受严格的藏传佛教教育。班禅大师始终以青海塔尔寺为他心目中的家园，塔尔寺也始终以班禅大师成长在该寺而骄傲。
当我们又转到一座大殿时，被那里的景象惊呆了。金碧辉煌的大殿中，塑有大大小小的佛像上百成千尊。这些佛像金光闪闪，栩栩如生，形态各异，再加之美妙动听的佛乐声声入耳，让人产生步入灵山佛国，走进佛主释迦牟尼讲法的道场的感觉。后头才知道，这些大大小小的佛像都是用酥油花雕塑的，是塔尔寺的一大绝活。
风雪越来越大，身上越来越冷。返程时间快到了，然塔尔寺游览大概还不到一半，只好恋恋不舍、冒风顶雪、踏着泥泞、走出该寺。
出得寺来，只见有十几名信徒，顶风冒雪，在泥泞中五体投地，虔诚朝拜。他们的身上滚满了泥水，但全然不顾，一心为之，真让人敬佩而又难以想象。在等车的过中，遇一喇嘛，经简单聊后得知，塔尔寺不仅是藏传佛教的圣地，而且还是藏传佛教的高等学府，显宗、密宗、天文、医学四大学院都设在这里。
上车后，回首再望塔尔寺，这座宝刹和我们来时一样，仍然弥漫在漫天雪花之中，显得沉静而圣洁。我们不远千里，来到青藏高原，瞻仰著名塔尔寺，又巧逢四月飞瑞雪，这难道不是一种缘份吗
夜宿西宁，经百度查阅得知，塔尔寺是闻名全国的藏传佛教圣地之一。该寺建于明朝洪武十年（1377），因为寺前有纪念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大师而建的大银塔而得名。藏语称“兖本贤吧林”，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
是夜，心血来潮，信笔涂鸦，草成七律一首：
游塔尔寺
游罢黄河离甘凉，
驱车宝刹仰圣光。
殿宇连天呈错落，
经堂无处不辉煌。
大师金身莲花坐，
活佛立宗流派长。
莫道高原美景少，
春风四月大雪扬。

姚村历史上遭受的两大劫难
王 秉 福
晋源区姚村西靠吕梁支脉，东临滔滔汾水，北依鱼米之乡晋祠，南达清源交城、汾阳。几千年来，这里人杰地灵，水草丰茂，中华民族始祖黄帝之子少昊就生活在离姚村数里的青阳河。全国人口最多的王姓和张姓的祖先王子乔和张挥就诞生于蚕石村和青阳河一带。
1500年前，在陕西、甘肃一带建国三十多年的后秦政权（羌族）被楚国攻破，后秦皇帝姚苌之叔，宰相姚绪家族的一支人马从秦国仓皇出逃，一路风餐露宿，东渡黄河，进入晋地，摆脱追兵，来到了当时北方的大都市晋阳之南，汾水之滨，见这里地肥水美，物产丰富，于是，伐木为薪，烧土为砖，垦荒种地，建起了村落，是为姚村。
建村后，姚村发展较快，几十年间，很快成为大村。北魏时，贵族们过惯了草原生活，不习惯在城中居住，于是，以姚村为坐标，在村的北面和西面，建起了别墅庄园——北邵城（今北邵村）和西邵城（今西邵村）。村落与别墅相间，森林和草地成片，清澈的河水蜿蜒其间。良田里庄稼茂盛，草地上牛羊成群。这美丽富饶的乡村画卷，足以显示当时姚村一带安宁和睦，繁荣昌盛的景象。到了明嘉靖年间，姚村已成为方圆十数里经济、文化、贸易的中心。
然而，在姚村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曾发生了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的发生，几乎使姚村整村毁灭，成为姚村历史上的两大劫难：
公元1553年，（嘉靖21年秋）北方少数民族瓦刺的十八万人马侵犯明朝边界，流窜到山西沁州、潞州一带烧杀抢劫。上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产粮重地，瓦刺军抢到大批的粮食和牲畜后，沿着汾河北返，行至姚村，见此地富裕，又进行了大肆抢劫烧杀。瓦刺军的暴行，引起了姚村村民的反抗。瓦刺军对村民的反抗进行了血腥镇压，一次屠杀村民1000余人。好端端的一个村庄粮食被抢，房舍被烧，死尸满街，血流成河。姚村的主要家族姚姓人员大部被杀，温姓几乎被杀绝。
公元1875年（光绪初年），山西遭受特大旱灾，灾情惨烈。山西巡抚曾国荃奏报朝廷：“晋省遭荒旱……赤地千里，饥民五六百万之多，树皮草根可食者，莫不饭如殆尽，且多挖观音土泥以充饥者，苟延一息之喘，不数日间，泥性大发，腹破肠摧，同归于尽”。
到了1877年（大旱第三年），山西到处是人食人的现象，吃人肉的、卖人肉的、吃死人的、吃老婆孩子的比比皆是。山西简直成了人间地狱。
其时，姚村经过300多年的恢复，已从瓦刺屠杀的阴影中逐步走出困境，初步显示出了经济复苏、村民安定生活的局面。村中住户已达500多户。然而，由于连续三年大旱，饿殍载道，十室九空，姚村人口锐减，由500户减成300户。

姚 村 张 姓“老六股” 及 其 家 谱
王 秉 福
张姓是全国五大姓氏之一，据统计目前人口近1亿。张姓的祖先为何人？据唐代《元和姓纂》和明代《张氏统宗世谱》记载，张姓的始祖叫挥，是黄帝第五个儿子少昊所生。挥因发明了弓箭，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被黄帝赐姓张，册封在青阳国（现在的青阳河村和王郭村一带），此地在古代也称“伊城里”。张挥之孙台骀是治理汾河等大水的英雄。王郭村建有台骀庙（昌宁公祠），这是目前有史可查的最古老的张姓祠庙。
姚村离张姓发祥地青阳河村和王郭村近在咫尺。那么，姚村的张姓是不是从青阳河或王郭村迁徙而来？姚村张姓不是从青阳河或王郭村迁徙而来，而是明洪武年间从洪桐县大槐树迁徙而来。
明朝是我国历史上移民范围最广、移民人数最多的朝代之一。明朝移民范围涉及山西、北京、河北、天津、河南、安徽等省、市。为何要移民？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明朝建立之时，由于长期战乱，不少地区赤地千里，十室九空，杳无人烟。二是由于黄河泛滥，河南、山东等地的大片良田成为沼泽。为了巩固统治，均衡人口分布，恢复农业生产，使国库钱粮殷实，朝廷实行了大规模移民。姚村张姓就是此时由大槐树移民集散地迁徙而来。
张姓在姚村是第一大姓，其人口可能占到姚村总人口的50%以上。几百年来，虽然经历了姚村历史上的几次劫难，但张姓依然人丁兴旺。不仅如此，而且近百年以来，张姓还出过不少名人志士，如中国记者协会书记处书记张涛（张广泽），著名教育家张鸿逵等。
姚村张姓始祖名张贵，迁到姚村后，由于吃苦耐劳，又常助人为乐，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后与姚村温姓女子组建了家庭。建立家庭后，夫妇二人男耕女织，勤俭持家，小日子过的甜甜蜜蜜。第二年长子出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无比快乐。之后，又陆续生了六个儿子。众多的人口，沉重的家庭负担，给生存带来了挑战和困难。但同时也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和潜力。随着儿子们的成长和奋斗，张贵一家逐渐成为姚村的一户富裕之家。
成人之后，组建家庭，生儿育女，分门另过，乃千古规律。张贵家有七子，七子成婚，又有孙子出生，庞大家庭，难以管理，于是进行了分家。
长子：彦深，娶妻屈氏
次子：彦威，娶妻卜氏
三子：彦美，娶妻韩氏
四子：彦荣，娶妻王氏
五子：彦举，娶妻李氏
六子：彦刚，娶妻王氏
七子：彦柔，娶妻申氏
七子之中，五子彦举又生两子，长子张晓，次子张建。七子严柔寄居万柏林区沙沟村，后在沙沟村娶妻生子，另成一家。到清朝末年已发展数百人之多。沙沟张姓一直以姚村张姓为祖宗。几百年来，姚村张姓到沙沟附近办事，沙沟张姓只要听说来人是姚村的姓张，都要热情邀请到家，尽力款待。
因第七子严柔离开姚村在沙沟村另居。张姓在姚村实际上是一分为六。六个兄弟，各成一股。史称“老六股”。
张氏家谱从明朝以来，代代相传数百年。到了道光六十年，为了传承发扬，族人又重新画了神案，续了家谱。家谱传至光绪初年，遇上了荒年，三年大旱，死人无数。当时姚村有500多户。大旱过后，只剩下200多户。如此大灾，骨肉难能相顾，以至家谱不知失落何地。每逢清明佳节悬神案祭祀，令人伤心。
由于家谱失落，使得后人的起名带来了混乱。张氏六股，人口众多，经历了漫长的数百年，又无家谱参照，于是字叠名重，乱象蔓延。如第五股中寄居与田村和固驿的第七、八世，固驿的张姓尚能按序之字而起名。田村张姓起名则大乱。
为了使家谱传承有序，不能使后人忘了祖宗，不能使起名发生乱象。清宣统二年，姚村张姓第五股由其第十四世族人主持，第十五世、第十六世参与，对第五股的家谱进行了续谱。并选拔了十个字为以后十代起名用：广、惠、增、全、寿、玉、缙、耀、先、宋。
宣统续谱，虽非姚村张姓老六股全谱，只是第五股为本股而作，但意义重大，贡献不小。该谱为其他股续谱留下了重要线索和参照，为研究姚村张姓存留了珍贵的史料。

话 说 除 夕
王秉福
除夕是一年中的最后一天，为月穷岁尽之日，它又是辞旧迎新的是时候。我国古人比较迷信，在年终到来时，一面欢度佳节，喜庆丰收，一面驱疫病，除恶鬼，为来年祈求平安，所以将这一夜称之为除夕。
除夕成型于汉代。汉代是一个科学与迷信并盛的时代。汉代人认为，鬼和人都在天地之间，时来时往，当人正气较弱之时，鬼就会附到人体，使人产生幻觉，遭遇厄运，轻者生病破财，重者家破人亡。由于当时人们不能科学地解释自然现象，就将生老病死、天灾人祸都算在鬼的头上，于是防鬼成为了人们的第一要务。在新的一年，家庭能否和谐兴旺，家人能否健康发财，庄家能否喜获丰收，都需要在除夕做好安排。因此人们在辞旧迎新之际要举行多种活动。
首先，削木制成神荼，郁垒形象充当门神。神荼，郁垒何许人也？据《黄帝书》记载，神荼和郁垒是两神仙兄弟，他们住在风景秀丽的度朔山。度朔山上盛产桃木。桃林枝繁叶茂，盘根错节，树冠覆盖面积达三千余里。树林东北有鬼门，世间所有的鬼怪均从此出入。神荼、郁垒住在鬼门旁，见到害人恶鬼，就用苇索捆缚，扔给老虎吃掉。张衡在《东京赋》中说的：“度朔作梗，守川郁垒，神茶副焉，时操索节”正是这是一风俗的真实写照。
唐朝时，李世民经常梦见被玄武门政变时杀死的哥哥和弟弟向他索命，扰得他夜不能眠。后来在他晚上睡觉时，大将秦叔宝和尉迟敬德就站在他的寝宫门口值夜。于是恶鬼不再敢近前，李世民也睡得安稳了。但是不能让秦琼和尉迟敬德每天给李世民值夜呀，于是就将他们的画像贴在门上辟鬼驱邪。于是民间就有了贴门神的风俗。然而在使用中，老百姓张贴的神像得去店铺买或请人画，不如削桃木做门神方便，于是削木为门神的做法，流传的年代更加久远。到了宋代，人们因刻木为人形太麻烦，于是就干脆削桃木为板，在板上写上神荼和郁垒的名字挂在门上，称之为“仙木”或“桃符”。宋人王安石《元旦》诗所说的“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中的“新桃”和“旧符”就是指辟鬼驱邪的“桃符”。
其次是要举行驱鬼活动。神荼和郁垒做为门神，只能将鬼拒于门外，尚不能把恶鬼病疫去除干净。因此，人们在除夕之夜还要举行击鼓驱鬼除瘟疫的舞蹈仪式——逐傩。逐傩也称“大傩”，它起源于原始的巫舞，从西周到春秋战国一直盛行不衰。到了汉代，他不仅流传于民间，而且传入宫廷，成为一种规模盛大，仪式隆重的活动。
《后汉书·礼仪志》记载了“大傩”的宏大场面：选十二岁以下者一百二十二人，头戴大红头帻，穿皂青衣裳，手持大兆鼓。驱鬼之神“方相氏”是主舞者，他头戴面具，身披熊皮，手持戈矛和盾牌，带领着由十二个人扮演的猛兽，一边挥舞，一边呼喊。一百二十二个伴舞者高呼助威。傩舞到高潮时，朝中文武百官和宫廷卫士数千人也头戴巾帻，手持火炬助威。最后要将鬼瘟驱出端门，然后所有人将火炬掷于洛水，以示将鬼瘟压于水底。这不仅反映了当时人们不能完全认识“鬼”与“瘟疫”的本质，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人们征服自然灾害的民族心理和向往平安幸福的美好愿望。到了唐代，除夕的傩舞已发展成了傩戏。傩戏尽管还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娱乐成分已大大加强，演傩戏者不但要认真化妆表演，而且有了音乐伴奏。于是傩戏成为了朝野喜闻乐见的活动。
除夕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守岁。隋唐时，守岁风俗尤盛。宫廷在除夕守岁时，要燃巨烛，燎沉檀，摆酒宴，常常一夜要烧掉珍贵的沉香檀木二百多车。燃烧时，火焰冲天，香闻数十里。唐太宗李世民曾作《守岁》诗，描绘除夕夜的宫廷生活。然而同样是守岁，有人欢歌有人愁。那些戍边将士，谪贬官吏，潦倒游子，此时此刻，望月月未圆，望家家不见，孤灯相伴，凄凉伤感。如善写金戈铁马之声的边塞诗人高适在《除夜》诗中也黯然神伤：
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
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
白居易也曾在旅途中守岁过年，其一首《客中守夜》诗道出了他节日里思亲之情：
守岁樽无酒，思乡泪满巾。
始知为客苦，不及在家贫。
宋元明清时，守岁活内容越来越丰富。据《补笔谈》等书记载，汉魏时的桃木板画神荼和郁垒作门神和唐朝贴纸门神的风俗已变成了以钟馗做门神。《东京梦华录》记载，画门神钟馗时还要在他旁边画一女子，说是钟馗的小妹。到了明代又有了《钟馗嫁妹图》，清代又出现了《钟馗嫁妹》的戏剧。
随着时代的前进，尤其是新中国的建立，除夕夜的文化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带有迷信宗教色彩的东西渐渐被和谐，科学，的东西所代替，除夕之夜已成为一个全家一边吃年夜饭，一边欣赏央视春晚，一边计划着来年如何大显身手的团圆之夜。

太原县新星晋剧团成立始末
王 秉 福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1948年7月，太原县（现晋源区、小店区）全境解放。徐向前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将孤城太原团团围住。新成立的中共太原县委和太原县人民政府入驻太原县城。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县委、县政府在安定社会、恢复生产的同时，动员全县各行各业全力支援太原前线。为了慰问太原前线的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全体将士，活跃和丰富全县人民的文化生活，县政府决定成立太原县新星晋剧团，并任命武荣魁为团长，招聘晋剧人才，组建剧团，加紧排戏，紧跟形势，进行演出。
武荣魁先生接受任务后，每天东奔西走，夜以继日，邀请晋剧名角、文武场的师傅们以及票班的可用之才加入太原县新星晋剧团。由于武荣魁先生的努力，剧团在很短的时间内得以组建。组建后的太原县新星晋剧团，人心向上，团结合作，，克服困难，加强排演，在最短的时间内排出了《逼上梁山》、《木兰从军》、和《血泪仇》等新剧目。并结合晋剧传统戏，在太原前线进行了慰问演出，受到了解放军广大指战员的欢迎和好评。
新成立的太原县新星晋剧团阵容强大，各种角色齐全，演唱水平高超。著名演员有须生鹿儿红（王庆云），花脸草纸黑（王银柱）、小生疙针则（郑雅楼）、三花脸武荣魁，青衣大篆英等。再加上王银柱在赤桥办的晋剧培训班部分学员的加入，给新星剧团输送了新鲜血液。增强活力。从培训班中走出的安东梅，郑忠贤、任练元等日后都成了省、市、县剧团的台柱子。
文武场人员整体素质也非常好，演奏水平较高，与演员的唱腔和动作配合得严丝合缝。而且非常扶衬演员的表演。
武场方面，鼓师为郭二毛，铙钹为王根寿，马锣为许培鑫，小锣为殷楞候。郭二毛、王根寿、许培鑫三位先生均为榆次人。后来王根寿和许培鑫二位供职于山西省晋剧院。殷楞候先生为晋源西街人。楞候师傅后来在大同、阳泉等地的晋剧团司鼓，尤其是在阳泉时，为从京剧转唱晋剧的演员打武戏，楗法齐楞展堰，驰张有度、收放自如，堪称一绝，被当地业内传为美谈。
文场方面，琴师为刘吉甫（小店区北格镇张花村人）。三弦为高壬戌（晋源区古城营村人），二股弦为武富生(晋源区晋祠镇北大寺人)。刘吉甫先生琴技精湛，戏路宽畅，舞台经验丰富，操琴紧贴唱腔，扶衬演员，很受演员尊重和欢迎。高壬戌先生年轻好学，在刘吉甫先生的指导下，后来成为交城县晋剧团的首席琴师。
太原县新星晋剧团从1948年秋组建到1951年随着太原县的撤销儿撤销。剧团存在时间较短 ，只有数年。但在解放初期，慰问前线，丰富城乡人民的文化生活，寓教于乐，配合形势，宣传党和国家的法律和政策起到了积极作用，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新星晋剧团在短短的数年间，能活跃于太原、晋中、吕梁等地不断演出，在广大的乡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成为人们数十年来茶余饭后的美谈，这在剧团的几个主要人物是分不开的；
鹿儿红（1895---1952），名王庆云，因小名叫鹿儿，故艺名为鹿儿红。徐沟张楚王村人。他自幼热爱晋剧，后入榆次“乾梨园”娃娃班学艺，师承说书红。鹿儿红戏路宽，文戏武戏不档手，哨子、帽翅、马鞭、刀枪都见功力。唱、念、做派。身段表演等方面均继承了其师说书红的精华。尤以做功动弹戏见长。他演的《五雷阵》、《上天台》、《观阵》、《搜环》等戏，表演非常出色，惟妙惟肖，让人观后难忘。在新星晋剧团期间，鹿儿红不仅经常演出，而且只要有时间，还要指导其他年轻演员。他一生住过的戏班有“双胜园”、“兴盛班”、“十股班”、“万福园”、“新星晋剧团”、“徐沟县大众晋剧团、“平遥县晋剧团”等。
王银柱（1907---1974）艺名草纸黑。小二百五。太原市晋源区赤桥村人，著名晋剧表演艺术家。王银柱10岁入小万福园娃娃班学艺。他酷爱晋剧，勤学钻研，吃苦耐劳。什么高难度的动作也敢做，经常摔得浑身是伤，鼻青脸肿。有几次被摔得竟昏死过去，但醒来之后，带伤仍然训练，毫不气馁。上台演出，一亮相便进入戏中，唱腔不遗余力。浑厚有味；武打戏真招实上，永猛顽强。深受马五黑 、彦张黑和四锁黑等老师的器重。祁县东观有花脸名曹国正，王银柱与其长像性格相似，故被人称艺名小二百五。几年的勤奋苦练，他打下了大花脸和二花脸的坚实基础。为了塑造好剧中人物形象，他在脸谱的勾画、人物的造型、性格的独特等方面下功夫，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深得观众喜爱。他和郭兰英、牛桂英、丁果仙、郑雅楼、乔玉仙、鹿儿红等晋剧名家合作多年，可谓珠联璧合。他在新星晋剧团时期，工作之余，还要给学员排戏。为晋剧的培养了不少后起之秀。王银柱经常演的戏有：《看兵书》、《秦秀莲》、《芦花荡》、《白水滩》、《呼延庆打擂》、《铁公鸡》、《二虎庄》、《斩单通》、《清风寨》等。
郑雅楼（1910---1973）太谷县韩村人，艺名疙针则、小三儿生。郑雅楼和王银柱一样，都是学艺于太谷小万福园娃娃班。师承黄芽韭，后拜三儿盂珍卿门下，出色地继承了三儿生的技艺。被人称为“小三儿生”。郑雅楼演戏生动逼真，小生唱腔韵味醇厚，靴子功、扇子功、，椅子功、刀枪把子功样样精湛，动作潇洒大方，干净利落，是一位文武全能的英俊小生。他最擅长演《回斗关》、《折桂斧》、《伐子都》、《黄鹤楼》、《少华山》、《上天台》、《白水滩》等戏。这类戏扎大靠，戴王盔 ，插双翎，穿厚底靴，手执刀枪，招招交代清晰，披挂不缠不绞，脚底丝毫不乱，对打干净漂亮，功力非常深厚。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1年新星晋剧团解散后，郑雅楼又成加入了清徐县大众晋剧团和汾阳县的鼓峰剧团。将这些经典剧又传给了郑瑞生。郑雅楼于“文革”受到冲击，1973年去世，年仅63岁。
武荣魁（1916---1984）晋祠镇北大寺人。他从小就喜欢晋剧，十三岁时参加本村的荷风票班学唱晋剧。1932他于太原县第四高等小学毕业后担任小学教员。同时专研晋剧。1937你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大宁县中共党中共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太原县全境解放，武荣魁受命组建太原县新星晋剧团，并在短时间内排出《逼上梁山》等戏，慰问太原前线的解放军指战员。1986年武荣魁被选为南郊区人大代表。在晋剧艺术方面，武荣魁是全把式、吹、拉、弹、唱，无所不能，尤其是三花脸的表演妙趣横生。他不仅是票班祖师爷，还能表演生旦净末丑等角色。1986年，武荣魁还参加了《中国戏剧史（山西卷）》的编纂工作。1990年，武荣魁享受离休待遇。武荣魁在组建新星晋剧团，招揽人才，排戏演戏等方面做出卓越贡献。

太原西山九峪
王 秉 福
太原西山属吕梁支脉，蜿蜒峻峭、气势磅礴，由五山九峪组成。五山为天龙山，龙山，悬瓮山，太山和蒙山。九峪为南峪、黄楼峪、柳子峪、马坊峪、明仙峪、风峪、开化峪、冶峪和西峪。上期以来，民间称西山为龙，九峪为龙之九子。“五山九峪”，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尤其是“九峪”，几千年来，沧海桑田，人文荟萃，民风淳朴，既保持了基本原生态风貌，又演绎了历史的进程。九条山谷，沉甸甸的是历史故事和美丽传说，满沟壑的是璀璨的晋阳文化和生存发展智慧。
南 峪
南峪是九峪之中最南端的一峪。南峪也叫闫家峪，相传明洪武年间有一位叫闫毡片的由洪洞大槐树迁来，故名闫家峪。峪中有南峪，槐树底、灰渣坡、桃树坪和疙瘩等村。此峪盛产煤炭，解放前有许多小煤窑，解放后，有国营南峪煤矿在此开采。此峪不很长，但人文历史却非常厚重。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两位名震古今的大人物与南峪有缘，他们就是狐突和张三丰。
相传很久以前，太原汾河两岸遭百年不遇的大旱，家家户户三餐早已断粮，连树叶和野草也被人们吃光了，村民们挣扎在死亡线上。立秋之后，突然阴云密布，秋雨一连下了几天，这正是秋种的好时节。然而连吃的都没有，哪来的种子？这时，有一位皓首长髯，短衣打扮的老人，推着一车荞麦种子，在汾河两岸的村中叫卖。村民们望着种子却无钱购买。卖种子的老者却说：“我的种子不要钱，你们可先拿上去种，不要耽误了节令。等秋后收获了再给钱。”村民们问：“我们秋收之后，把种子钱送到哪里？”老者说：“老夫姓狐，你们将钱送到南峪的槐树底村就行了。”
对于荞麦这个物种，人们第一次见到，对它能否有收成，还持怀疑态度。然荞麦在整个秋天长势喜人，并获得了大丰收。汾河两岸的村民们就凑足，派代表送至槐树底村。但是，问遍槐树底村也也没有一户狐姓的。此时，一位小伙子戏说道：“村后的庙里不是住着一位姓狐的吗，你们去看看吧。”人们来到村后山坡上，抬头一看，有一座狐爷庙。进的庙来，见大殿上坐着一位头戴官帽，身穿朝服的红脸神像，两旁还树有黑白龙王像。此时，人们才恍然大悟，正中的那位红脸正神不就是卖荞麦种的老者吗？原来是狐爷爷救了我们呀！
受人点滴，涌泉相报。狐爷爷救百姓与死亡之际，大恩大德应铭记心间。于是每年农历七月十三后的若干天里，姚村、洛阳、南格等村都要举行抬狐爷爷的隆重活动。旨在请狐爷爷下山，视察汾河两岸丰收在望，风调雨顺，和谐平安的景象。抬狐爷爷活动是晋源和小店地区民俗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为了发扬和传承优秀的传统民俗文化，2017年，在中断70余年之后，姚村镇举办了首届民俗文化节，抬狐爷爷是民俗文化节的主要活动之一，声势浩大，影响深远，万人参与、凝聚民心。赢得专家和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
狐爷爷是何方神圣？狐爷爷姓狐名突，历史上真有其人。他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重耳的外祖父，他的事迹在《左传》有记载。其实狐突本姓姬，是晋国始主唐叔虞的后裔，因其封地在大狐大戎（今交城县一带）因此改姓狐。他的两个儿子追随重耳在外流亡。晋怀公治国无方，认为流亡在外的重耳是其政权的最大威胁，于是令狐突将追随晋文公的两个儿子带回晋国。狐突说，古往今来，父亲只能教导儿子忠诚事君，若叫他们回来我办不到。最后狐突被晋怀公杀害。
狐突被害的第二年，重耳在秦国的帮助下，回到晋国即位，是为晋文公。他感念狐突的忠诚，然后将狐突葬于封邑马鞍山（孤爷山），并立祠祀之。百姓也非常同情他的遭遇，于是在太原，晋源、清徐、交城、寿阳等地为其建了不少的庙宇，，并每年都要祭祀。清《交城县志》载，孤突家族祖坟，在县西的孤爷山上，清朝时还有大小坟墓七十余座。
南峪口有南峪村。六百多年前，村民们经常见一老道，相貌硕伟，龟型驼背，大耳圆目，须髯如戟，头梳一抓髻，终年穿一破旧道袍，后背背一件烂蓑衣，翻山越岭，行走如风，疲倦时，不管烈日暴晒，还是寒风冰雪倒头便睡。此老道有时日食一斗，有时数十日不食。这位老道就是全真教武当派祖师爷张三丰。张道爷善书画，工诗词，一生著作颇丰，武当的太极拳由其所创。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都想见到他，但他就是避而不见。张三丰是道教的”神仙“，他一生游历的地方很多，福建、四川、山东、山西、宝鸡、云南、贵州等地都有他的足迹。据史料记载，张三丰道长活了170岁，而且身后留下了很多迷。
让人想不到的是，赫赫有名的张三丰道爷就葬在南峪村旁。山坡上有一坟墓，墓前有一小庙，庙前两棵大树参天，泉水从庙前流过。庙虽小，但几百年来年香火甚旺。然民国以后，张三丰墓地年久失修，破旧不堪。
张三丰死后是否葬于南峪？有人持怀疑态度。但是，清道光《太原县志》人物卷中有这样的记载：“张真人，名君实，别号三丰。辽东人。状魁伟，行步如飞。太祖及成祖求之见不得。后游太原之南峪山，曾绝烟火累月不羹。或分身助人，或为病状来求乞村民施舍。云：死即痊。南峪山上寻果死如言痊。之后村人又遇于西安诸处。”如果是坊间传说，野史笔记所载，尚可商榷。然一县之志，代表官方观点，所载人事，定慎重核实过，所以应该可信。
从南峪村进峪西行二里许，是槐树底村。此村有狐爷庙。韩姓为村中主要姓氏。相传明洪武年间，有一位叫韩羊皮的从洪桐大槐树迁来。再西行十五里，是疙瘩村。该村有古迹仙岩寺。此寺原有铁佛三尊，香火盛旺。该村的桃园煤矿更是赫赫有名。中国共产党太原县的第一个支部和太原县的第一个工会组织就在此处这成立。（待续）

黄楼峪位于南峪之北，因古代盛产黄芦（染料），而得名。峪内有黄楼、枣坪、杏坪、杜里坪等村庄。还有不少煤矿。黄楼村历史悠久，沙河穿村而过，村中有观音堂、关帝庙，窑神庙等遗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海军八〇二厂迁来黄楼村，九十年代迁走。一九九四年，山西建设机械厂从吕梁迁入黄楼村。
从黄楼村西行，过枣坪村再行五公里，到达杏坪村。杏坪村以盛产山杏而得名。粮食作物有玉米、谷子、高粱、豆类等，村办企业有煤矿。
从杏坪村再西行二公里，便是杜里坪村。该村西至清徐县武家窑，南至清徐县白石沟，，南至疙瘩村仙岩寺。该村的房屋大都用山石建造，村前杏林，枣林为屏，村后大山做盾，林海苍茫，白云缭绕。
杜里坪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期间名扬吕梁、晋中，甚至陕北的延安都知道它。为何一个小山村名声如此显赫？因为它是清（源）太（原）徐（沟）三县抗日联合政府所在地。就在这个小山村，清太徐县委和政府，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在三个县成立了七个区委，20多个党支部，发展了100多名党员，成立了三个县的第一支抗日武装，到1943年，武装力量发展到1100余人，经历了大小战役50余次，歼灭大量敌人，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还为野战军还输送了一个团的兵力。就是这个小山村，顶住日军的多次扫里坪成为三县人们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红色堡垒---西柏坡，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积极的贡献。如今的杜里坪已经成为青少年教育基地和农家乐旅游景点。每年阳春三月，来此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踏青的人们络绎不绝。

柳 子 峪
黄楼峪北行数里便是柳子峪。因柳下跖曾在此活动过，并留下许多遗迹，后人将此峪叫做柳子峪。
柳下跖的故事最初见《庄子杂篇盗跖二十九》。《庄子》以寓言见长，难以考证。然柳子峪中的大量地名和故事传说却证明柳下跖确有其人。柳下跖何许人也？他是鲁国柳下邑人。春秋时奴隶起义的领袖。春秋末期，是中国奴隶制大崩溃，封建制兴起的大变革时代。残酷的剥削，使得奴隶无法生存，相继逃亡，拿起武器，聚众起义。柳下跖领导的这支奴隶武装，规模巨大，影响最广。他“从卒九千，横行天下，侵暴诸侯。”严厉地打击了奴隶主的统治。使得奴隶主“大国守城，小国收堡”。惶惶不可终日。
柳下跖的义军所到之处，惩恶扬善，开仓放粮，救济贫民。他们求的是“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的理想社会。
柳子峪内的村庄大都与柳下跖的活动有关。下石村相传是柳下跖当年在此下马的地方。所踩之石名下石。故名下石村。柴庄，相传是柳下跖起义军屯集柴草之处。吴家峪，又名葵花峪，村因姓氏得名。在柳下峪的南岔内，相传是柳下跖义军聚义的地方。五坡村因地势而得名。从牛家口村进的峪来，途经下石长条坡，下水窑坡、天龙坡、村东坡、五斜坡，才能到达柳下跖的中军宝帐。天龙山南畔有一巨石。巨石上有凹槽，相传是柳下跖义军插旗的地方，故名为插旗石。峪内还有跑马坪、支锅坪、喂马槽、三合村寨哨、遛马坪、安谷梁等遗址。历史氛围浓厚，一处一个闪光点。柳子峪内多煤窑。刘大鹏先生著作记载，民国初，峪内有小煤窑八十多处。此外还有矾窑、石灰窑等。
黄楼峪和柳子峪的中间有两个山村，一个名蚕石村，一个叫青阳河村。这两村虽不在峪内，但紧靠两峪，且历史久远，文化灿烂，名扬天下。
蚕石村位于佛头岭下，传说黄帝的正妃嫘祖发现了蚕吐丝，便在石头上喂蚕，然后将丝织成丝绸。于是有了蚕石村名。晋剧《采桑》就是对蚕石、青阳河、枣园头、王郭村一带种桑养蚕的真实写照。蚕石村文物众多。姑姑湾石窟开凿于东魏时期，位于佛头岭下，洞内雕有仙姑、仙姑母亲、如来佛祖等。“七七事变”后被日本鬼子毁坏，“文化大革命”时期被红卫兵炸毁。
佛头岭的宝峰寺是河西八大寺之一，始建于唐朝，毁于明末。寺庙虽毁，但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流传至今。相传九龙池洼的和尚到宝峰寺化缘，宝峰寺不给斋饭。九龙池洼的大和尚一怒之下，将龙池放开冲向宝峰寺。大水来势猛烈，宝峰寺怎能经得起无情大水的冲击，一天一夜就将寺院冲毁。不仅如此，而且还将寺中的磬儿冲到枣园头村的戏台后面。磬儿冲到此处后，再也不动。枣园头村人深感磬儿是佛寺之物，到此不走，此地可能与佛有缘，于是在此建寺名永宁寺。
蚕石村历史悠久，文物遗址多，而且还是中国四大姓氏之一-------太原王氏始祖王子乔的隐逸之所。佛头岭至今还有太原王氏祖茔。
与蚕石村相邻的青阳河村是黄帝五子少昊的封国青阳国（部落）。少昊在青阳国生子名挥。挥观孤星，于是制作弓箭。鉴于挥对当时部落狩猎的贡献，黄帝赐挥为张姓。张挥生昧，昧生台骀。台骀为古代治水大英雄。为纪念张氏始祖挥。二始祖昧，三始祖台骀。青阳河村近邻王郭村建有台骀庙即宁公寺。

明仙峪和马坊峪
明仙峪在旧太原县西南10里，《山海经》所说的悬瓮山就在明仙峪中。峪口之外有石梯。以阻挡峪水。明仙峪由东南入口向西北行。峪中有六个大岔。峪口的右面建有龙王庙。
进的峪来，走二里路，右面有岔名小鹿角沟，小鹿角沟内又分两岔。再行二里为磺窑口，其右一岔为白云岔，岔口有上下白云两村和和白云寺。自磺窑口向北走二里为瓦窑岔口。口内有明仙寺、瓦窑村。再走二里为明仙村。明仙村的的左边是官窑岔口，内有大小官窑黄末沟。再往前行一里，便是北岔。此口之北不到100步，又分为两岔。左边为中窑，岔内有石门窑，前当窑，后当窑。流水泉、槐条沟。再走四里多，右为南岔，内有大青窑，烧饼窑，前后坡窑，上下沟窑。明仙峪的北边是风峪，西南是柳子峪，东南是马坊峪。
明仙峪内煤窑不少，，村民多以挖煤和卖煤为生。解放前这里的煤窑都是小煤窑，黑心的窑主只关心多出煤，而安全措施几乎为零，所以煤窑经常出事。矿工的生死成为家常便饭。卖煤的村民也非常辛苦，每天天不亮，就用小车推着煤炭，或者是用担子挑着煤炭，到太原府或太原县（晋源）及其周边去卖。等到叫卖完之后，还得往回急赶几十里路，到窑上再装上明天要卖的煤赶回家中，准备第二天卖。此时大都日落西山，夜幕降临。卖煤炭的村民们才能攒点口袋中剩余的钱买米买面做饭。
马坊峪有马坊村。马坊村四面环山，春秋时，山上森林覆盖，郁郁葱葱：山间绿草如茵、野花遍地。相传此地为柳下拓起义军养马之处。成千上万匹战马在此饲养和训练，等养的得膘肥体壮时，送往军前效力。上世纪五十年代，为了适应合作化的要求，明仙、马坊、瓦窑三村合并成明马村。
明仙、马坊两峪由于森林和植被受到破坏，所以经常发山洪、闹水灾。如同治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夜半，大雨如注，电闪雷鸣。明仙、马坊两峪水位暴涨，马坊更甚。雨水顺峪而出，淹死晋祠南门外男女五六十人，骡马十余匹，运煤车夫六七人，还有许多牛羊鸡犬。明仙峪淹死来这里拉煤的车夫五人、骡马十余匹。

风 峪
九峪之首，当数风峪。著名语言工具书《辞海》分别收入了“风峪”和“风谷”两词，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释。一条不显赫的山沟能被《辞海》收入，足以说明风峪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作用。
古晋阳是中国北方的大都会，是唐朝时的北都。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经过浴血奋战，推翻隋朝，建立唐朝，这里就是始发站、根据地。
出的晋阳城西门向西行七里许，一道峪口出现在面前。它南面是龙山，北面是太山。峪宽十数米，一条山路在峪中蜿蜒着向西延伸，它沿着河床，顺着山势，状如巨蟒，一直前行40里，到庙前山下。不要小视这座峪，更不要小看这条路。它是古代晋阳通往陕西、甘肃、和娄烦国的重要通道。秦晋两地，通过这条路互通有无。
无论是微风荡漾的早春，山花烂漫的夏季，还是朔风劲吹的冬日，商队的銮铃声随风在峪在飘荡，如同天籁般的仙乐，动听悦耳。在銮铃有节奏的叮噹声中，有时会突然传来激越的马蹄声。如果是在夜晚，飞马奔驰在驿道上，会击出点点星火。不用看，光凭着暴风骤雨般马蹄声，就可以肯定，这是来往于长安与晋阳报送紧急公文的报卒。从长安到晋阳路程甚远，报卒一路之上，不知在驿站换了多少匹马，不知跑了多少昼夜。公文的紧急决定了报卒必须迎烈日，沐风雨，顶寒冒雪，一往无前。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后，晋阳作为北都，战略地位非常重要，高官要人，甚至是皇帝，经常来往于长安和晋阳，所以各种军情和政情都在不断地报送、通报、和下达。风峪的山路更加见证了报卒风驰电掣、不分昼夜的辛苦，见证了商队风餐露宿，疲倦不堪的身影。见证了晋阳与西北等地的友好往来。
唐朝建立后，娄烦作为汉朝时为汉武帝养马的要地，每年秋后都要送一批膘肥体壮的军马，然后由晋阳集中送往长安和其他地方。每逢此时，风峪沟中万马行进，如春雷滚滚、惊天动地、颇为壮观。惊动得峪内十几个山村的村民驻足山崖之上观看。
沟口是风峪第一大村---店头村。此村是古晋阳的西大门，战略位置十分险要。村中所有的窑洞座落于一面山坡之上，由地道相连，地道不仅有军用物质贮存库，而且还有屯兵之所，瞭望孔以及众多出口。古晋阳在此屯兵，意在扼守西峪口，检查过往人员，保证商路安全，保证晋阳城的安全。店头村不仅战略位置重要，而且也是来往货物的集散地。这里最多时各类字号商铺达数十家。村边十几家车马大店及周边，货物堆积如山，商人川流不息。
风峪最著名的是“一字二洞”。
根据史书记载，不知何时，不知何人，在风峪入口处的山崖上刻有：“立一箭，卧一箭，金锅耳子露一半。沟之南，道之北，一辆重车露枝辐。”26个古篆字。《魏土地记》和清道光的《太原县志》记载，最初的古字，人没之识。然从一开始的“人没之识”，到清朝有了释文的“不知所谓”，几千年来，给后人留下了不开解的玄机。
峪中有两奇洞，一个名响洞，一个叫风洞。响洞在太山寺（龙泉寺）北三里，人迹罕至。传说明正统年间，御史王鉴曾在此读书。王鉴读书困倦时，常听得洞中有人叫他的名字。王鉴不解其中原因，仍然埋头读书，不予理会。此故事流传数百年，后人将此洞叫做“响洞”。
风洞在县西三里许。刑子厉《起记》载：“龙山有麗，各有一穴，大如车轮。春风东出，夏风西出，秋风南出，冬风北出。”清《六疏遗稿》也载：“风洞凡四，自汉晋以来，山谷迁徙，湮其西南北三洞，惟东上存，即今风洞也。”
风洞内砌砖穴，方五丈，洞内西侧还有洞穴，传说有神仙进出。更有传说，风洞直通陕西，是古代晋陕的秘密通道。洞内最贵宝的是石刻《华岩石经》。《元统一志》载石刻为唐人所书。为何在洞中刻《华岩石经》？主要是因风峪内经常有风暴，因此以石刻《华岩石经》镇之。为了保存石刻《华岩石经》，唐人还在风洞上盖了“大峨典寺”，由专门机构来维护这部石刻经藏。然由于年代久远，至明代时，这座不大的寺院已塌毁，地面只留残屋数间。洞口也被湮没，于是后世很少有人知道《华岩石经》在此。直到清康熙时，著名学者朱彝尊来晋考察，才重新发现这批珍贵文物。
上世纪二十年代，日本人常盘大宝和水野清一来风峪寻找《华岩石经》，因未找到风洞而扫兴而归。1938年秋，风洞终于被日本间谍学者发现。他们凿开洞顶，将全部石刻进行了拓印，然后由日军将大部分石刻经藏挖出洞外，用草袋包装，图谋运回日本。因地方爱国人士多方交涉，全县人民坚决反对，日本鬼子的阴谋才未得逞。然强盗终归是强盗。他们见抢劫不便，于是对风洞进行了纵火焚烧。幸亏在此之前，当地百姓将石经转移到了晋祠，《华岩石经》才免遭日本侵略者的毒手。全部《华岩石经》应该共160通，晋祠所收藏的包括残片在内，只有130通。其余30通由于经历千年，已不知去向。
此外，风峪洞内还有众多的文物古迹，如太山寺（龙泉寺）福惠寺、黄捷山庙、紫竹林、龙王庙、观音堂、“锢垅堰”、还有大唐将军李存孝墓，太师李存审墓。目前，风峪内道路硬化，路宽五六十多米。峪中好些村庄已迁至平川。店头村正建设独一无二的旅游景区。

开 化 峪
开化峪位于风峪以北。峪口有村名开化村。开化峪历史悠久，文物荟萃，最著名的当数开化寺、蒙山大佛和连理塔。
北齐的各位皇帝都信仰佛教，他们在晋阳修建了不少的佛寺，开凿了天龙山石窟和大佛。北齐幼主高桓在晋阳建起了著名的佛教十二院，其建筑宏伟壮丽，规模颇大。开化峪的中的开化寺就是十二院之首院。
开化寺分前后两寺，最初的开化寺在蒙山北峰，因寺院背靠巨大岩石，所以历史上也叫大岩寺。北齐天宝二年（公元551年），凿寺后岩石为佛像。与此同时，又在大岩寺南800米处建寺院。赐额开化寺。于是，新建的的寺为开化寺前寺，大岩寺为开化寺后寺。魏晋以来，开化寺不仅香火旺盛，名声远扬，而且高僧大德辈出，又开宗立派，广宣佛法，在佛教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蒙山大佛，也称西山大佛，开凿与北齐天保二年（公元551年），大佛坐北朝南，高63米，大佛上面建有佛阁，加以保护。大佛弘显800余年。元朝时期，开化后寺被毁。明朝时，由于岩石分化和战乱等原因，大佛从此湮没无迹。1980年，太原市南郊区地名办公室在地名普查时，王剑霓先生发现大佛遗迹，然大佛的头像却不知去向。后太原市政府拨出专款对大佛进行了修缮。经过七、八年的整修，使得蒙山大佛恢复原状，神采奕奕，重见天日，使得开化峪成为著名旅游景区。
蒙山大佛比中外著名的乐山大佛开凿早162年，是我国最早的露天摩崖石刻大佛，比世界公认的阿富汗巴米扬大佛还高10米。元朝以前的历代皇帝对蒙山大佛都十分敬仰。李渊从太原起兵反隋时，参拜大佛后梦见佛光普照，，从而坚定起兵的决心。隋文帝为大佛建佛阁。唐高宗和武则天巡幸晋阳时参拜了大佛，回到长安后又命内宫巧匠为大佛制作了一件硕大无比的袈裟，并派遣特使送往晋阳，为大佛举行了披戴袈裟仪式。后汉刘知远为大佛建造了阁楼。宋代又在蒙山大佛北峰建了“峰彻禅师塔。元世宗忽必烈册封国师辇真八匝主持开化寺，维护蒙山大佛。
连理塔位于寺底村以北，始建于宋淳化元年（公元990年），坐西朝东，两塔间隔一米，总高8.3米，因塔基相连，故称连理塔。两塔均为砖结构方形楼阁式单层塔，既有唐代古朴遗风，又有宋代精细刻法，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

冶 峪 与 西 峪
冶峪位于开化峪的北边。峪口有冶峪村。古代为冶铁之地，陶冶之处。因地处山野，古代荒凉，坊间称为野峪。进的峪来行一里，见分岔。南岔前行为上冶峪村，北岔为西峪村。上冶峪原址在庙门前煤矿南，原名为红寺底。1965年移今址。因位于冶峪村的上掌，故名上冶峪村。上冶峪东至冶峪村，西至高家沟，南至开化沟，北至西峪。
西峪位于冶峪西面而故名。西峪村东至冶峪村，西至白家庄，南至上冶峪村，北至季家沟。西峪以采煤为主。它是西山九峪中最北的一个峪。
峪内有龙王庙，仙公庙，奶奶庙等。
太原西山九峪中的一些村庄，目前因地质的原因和新村镇建设的需要，已迁到峪外，重建社区。但是每一个峪仍然是一条历史峪、文化峪、变迁峪。西山九峪是晋阳大地翻天覆地变化的见证者，它们通过文化积淀、沧桑之变，折射出了灿烂的昨天、辉煌的今天，预示着美好的明天。为了发展旅游，太原市已在蒙山、太山、龙山、悬瓮山、天龙山的山顶修了公路，将五山九峪连在一起。随着社会的发展，九峪的自然资源和人文历史，必将在旅游业的发展中彰显重要作用。
20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