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叔父死了》：如一颗树一般存在
范美忠
1楼
我的叔父死了，我不敢哭，
我害怕封建主义的复辟；
我的心想笑，但我不敢笑：
是不是这里有一杯毒剂？
一个孩子的温暖的小手
使我忆起了过去的荒凉，
我的欢欣总想落一滴泪，
但泪没落出，就碰到希望。
平衡把握变成了一棵树，
它的枝叶缓缓伸向春天，
从幽暗的根上升的汁液
在明亮的叶片不断回旋。
自一九五三回国到五七年这四年间，穆旦专注于普希金诗歌的翻译，基本上没写一首诗，穆旦不是一个高产的诗人，在写作上，他有着一个大诗人对诗歌美学标准的苛刻坚持。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难想像这种写作的停滞仅仅是由于美学原因，穆旦在诗歌写作上极度诚实于自己的内心感受，而且有一双敏锐的洞察生活真相的眼睛，但如果不能自由而真实地表达，那还不如保持沉默，这未尝不是对诗歌尊严的一种维护。然而，过于热烈的情感总是需要寻找到一个出口，以获得深沉明晰的定型。
时间终于来到了一九五七年这样一个让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记忆深刻和痛彻心扉的年份。领袖发话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多年的冰冻之后，似乎春天即将来临。于是以《人民文学》编辑的约稿为诱因，穆旦一连写了七首诗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其中一首就是这首《我的叔父死了》。
尽管刚阅读了易彬写的资料搜集极其详尽的《穆旦评传》，我还是不知道穆旦的叔父是何许人，不知他有着怎样的政治背景。然而不管怎样，自己的一个亲人死了，就人之常情而言，总会有悲伤的情感，可是“我不敢哭”，因为“害怕封建主义的复辟”，历史进化论的乌托邦叙事建构起了阶级论的政治伦理学，这种政治伦理学强调对立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仿佛对被划入封建主义的任一份子的同情都将使敌对阶级获得复辟的契机。这种对特殊主义之政治立场的强调压倒了普遍的人性情感，于是日常的生活世界遭到异化和扭曲，这种政治对私人领域的全面渗透和控制正是 主义区别于传统皇权专制主义的典型特征。
自己的亲人死了都不敢流露悲伤之情，这种政治现实是多么荒诞。僭越伪装的绝对真理其实是极度缺乏自信的，对付伪神学最有利的武器就是嘲讽的笑声，可是“我不敢笑：是不是这里有一杯毒剂？”穆旦一九四一写的《夜晚的告别》一诗第一节之最后一句是“一付毒剂，我们失去了安乐。”这句诗里的“毒剂”一词是指对何谓真善美和理想的怀疑。穆旦的怀疑意识使得他对阶级伦理之悖谬荒诞洞若观火，然而此种伦理之蛮横霸道又使得“我”不敢笑，因为伪神圣之信奉者对嘲讽者向来欲置之于死地。这种哭笑不得的尴尬处境最深刻地揭示了阶级论之政治伦理学的反人性本质，对荒诞时代和 政治的批判未必一定要采取剑拔弩张，投枪匕首的夸张造型，穆旦基于人性和自由立场的悖谬叙事难道不是最深刻地批判？
在“我”哭笑不得之际，一个孩子的温暖小手伸了过来，于是“我”不由自主地回忆起了孩提时代的荒凉，或许正是叔父给了幼年的穆旦以人性的关爱，对这种温暖的回忆使“我”不由自主地感到欢欣，然而这么一个亲近的人死了，我难道不是很悲伤吗？于是“我的欢欣总想落一滴泪”。“但泪没落出，就碰到希望。”声称建立了地上天国，喜欢把历史决然两分为黑暗和光明的先锋队迷恋光明叙事，于是太阳，希望等正能量词汇无孔不入地弥漫，它对任何负能量的悲伤叙事黑暗意识构成强烈的威慑和阻吓。穆旦这“一滴泪”落不落得下来，还真成了问题，就让这一滴泪别落下来，让它一直在空中飞吧，飞到今天，并一直飞向未来，让它持续警示着我们曾经有过不准悲伤的时代。
想哭，不敢哭；想笑，不敢笑；温暖，荒凉；欢欣，一滴泪；眼泪，希望。这种种悲喜对立的情感在作者内心激荡，冲突，撕扯，似乎要把作者扯成碎片，如果一个人不能平衡整合极度冲突的情感和思想，轻则心理抑郁，重则精神失常。这种对极端对立情感的勉力平衡使作者的内心非常紧张，于是，“平衡使我变成了一棵树”。这这句诗所体现出来的巨大张力，使学者赵毅衡赞叹不已，他在《穆旦，下过地狱的人》一文中写到“这句诗象魔咒似地抓住我，怎么也忘不了，象古人的名句一样，有一种超出文字的神秘魔力。什么原因，我弄不清，只知道读中国新诗，从来没有这样的效果。”
既然变成了一棵树，那当然就有枝叶了，于是“它的枝叶缓缓伸向春天。”诗歌的解读从来不是容易的事情，它除了需要我们有敏锐的感受力，还需要我们有相关的知识积累。如果你有足够的历史知识，那么一提到一九五七年这个年份，就应该想到这里的“春天”绝非是自然物候意义上的所指，而是政治气候的隐喻。当权者在严酷冬天出于某种目的刻意营造的“小春天气”给了知识分子一抒郁积的机会和勇气，“然而，“缓缓”伸出的小心翼翼和如履薄冰之状表明了这个“春天”季节温度的低下和存在的不稳定，以及知识分子内心的犹疑和惧怕。
“从幽暗的根上升的汁液，在明亮的叶片不断回旋。”被直白丑陋的革命美学败坏了审美能力的读者对这句诗愤怒不已，他们指责这是资产阶级颓废的现代主义诗学，简直不知所云，叫人猜也无从猜起。那么“幽暗的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进入新时代以后，许多旧时代的大诗人如卞之琳，冯至，艾青等都加入了红色颂歌大合唱，更不用说郭沫若之流了。可为何穆旦却未被裹挟，无论是五七年短暂地闪现，还是晚年创作明亮耀眼如彗星般地划过天际，他都保持了存在感受的诚实和对诗歌美学标准的固守，尤其难得的是，他自始至终都没有丧失心灵的自由，他拒绝时代的裹挟和吞没，在狂涛巨浪中坚守和捍卫了最本真之存在，他用全部的努力完成的“普通生活”其实并不普通，甚至毋宁说是伟大的。然而，穆旦为何能有此坚持呢？这就跟“幽暗的根”有关了，何为“幽暗的根”：自美学意义而言，乃是深刻洞察世界荒诞的，颓废绝望悖谬的现代主义诗歌美学；自个人气质而言，乃是一副热心肠却惯于以一双冷眼看透华丽辉煌外观的悲观气质；自价值立场而言，乃是虽有强烈的民族国家情怀，却始终不放弃个人主义立场的怀疑批判的主体意识。这种幽暗个人气质及其幽暗诗学与地上天国的光明美学之间的尖锐冲突构成了巨大的张力，虽被白天的明亮阳光无所不在地笼罩，却顽固地持存，并“在明亮的叶片不断回旋。”可谓深得老子“知白守黑”之真义。
我害怕封建主义的复辟；
我的心想笑，但我不敢笑：
是不是这里有一杯毒剂？
一个孩子的温暖的小手
使我忆起了过去的荒凉，
我的欢欣总想落一滴泪，
但泪没落出，就碰到希望。
平衡把握变成了一棵树，
它的枝叶缓缓伸向春天，
从幽暗的根上升的汁液
在明亮的叶片不断回旋。
自一九五三回国到五七年这四年间，穆旦专注于普希金诗歌的翻译，基本上没写一首诗，穆旦不是一个高产的诗人，在写作上，他有着一个大诗人对诗歌美学标准的苛刻坚持。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难想像这种写作的停滞仅仅是由于美学原因，穆旦在诗歌写作上极度诚实于自己的内心感受，而且有一双敏锐的洞察生活真相的眼睛，但如果不能自由而真实地表达，那还不如保持沉默，这未尝不是对诗歌尊严的一种维护。然而，过于热烈的情感总是需要寻找到一个出口，以获得深沉明晰的定型。
时间终于来到了一九五七年这样一个让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记忆深刻和痛彻心扉的年份。领袖发话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多年的冰冻之后，似乎春天即将来临。于是以《人民文学》编辑的约稿为诱因，穆旦一连写了七首诗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其中一首就是这首《我的叔父死了》。
尽管刚阅读了易彬写的资料搜集极其详尽的《穆旦评传》，我还是不知道穆旦的叔父是何许人，不知他有着怎样的政治背景。然而不管怎样，自己的一个亲人死了，就人之常情而言，总会有悲伤的情感，可是“我不敢哭”，因为“害怕封建主义的复辟”，历史进化论的乌托邦叙事建构起了阶级论的政治伦理学，这种政治伦理学强调对立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仿佛对被划入封建主义的任一份子的同情都将使敌对阶级获得复辟的契机。这种对特殊主义之政治立场的强调压倒了普遍的人性情感，于是日常的生活世界遭到异化和扭曲，这种政治对私人领域的全面渗透和控制正是 主义区别于传统皇权专制主义的典型特征。
自己的亲人死了都不敢流露悲伤之情，这种政治现实是多么荒诞。僭越伪装的绝对真理其实是极度缺乏自信的，对付伪神学最有利的武器就是嘲讽的笑声，可是“我不敢笑：是不是这里有一杯毒剂？”穆旦一九四一写的《夜晚的告别》一诗第一节之最后一句是“一付毒剂，我们失去了安乐。”这句诗里的“毒剂”一词是指对何谓真善美和理想的怀疑。穆旦的怀疑意识使得他对阶级伦理之悖谬荒诞洞若观火，然而此种伦理之蛮横霸道又使得“我”不敢笑，因为伪神圣之信奉者对嘲讽者向来欲置之于死地。这种哭笑不得的尴尬处境最深刻地揭示了阶级论之政治伦理学的反人性本质，对荒诞时代和 政治的批判未必一定要采取剑拔弩张，投枪匕首的夸张造型，穆旦基于人性和自由立场的悖谬叙事难道不是最深刻地批判？
在“我”哭笑不得之际，一个孩子的温暖小手伸了过来，于是“我”不由自主地回忆起了孩提时代的荒凉，或许正是叔父给了幼年的穆旦以人性的关爱，对这种温暖的回忆使“我”不由自主地感到欢欣，然而这么一个亲近的人死了，我难道不是很悲伤吗？于是“我的欢欣总想落一滴泪”。“但泪没落出，就碰到希望。”声称建立了地上天国，喜欢把历史决然两分为黑暗和光明的先锋队迷恋光明叙事，于是太阳，希望等正能量词汇无孔不入地弥漫，它对任何负能量的悲伤叙事黑暗意识构成强烈的威慑和阻吓。穆旦这“一滴泪”落不落得下来，还真成了问题，就让这一滴泪别落下来，让它一直在空中飞吧，飞到今天，并一直飞向未来，让它持续警示着我们曾经有过不准悲伤的时代。
想哭，不敢哭；想笑，不敢笑；温暖，荒凉；欢欣，一滴泪；眼泪，希望。这种种悲喜对立的情感在作者内心激荡，冲突，撕扯，似乎要把作者扯成碎片，如果一个人不能平衡整合极度冲突的情感和思想，轻则心理抑郁，重则精神失常。这种对极端对立情感的勉力平衡使作者的内心非常紧张，于是，“平衡使我变成了一棵树”。这这句诗所体现出来的巨大张力，使学者赵毅衡赞叹不已，他在《穆旦，下过地狱的人》一文中写到“这句诗象魔咒似地抓住我，怎么也忘不了，象古人的名句一样，有一种超出文字的神秘魔力。什么原因，我弄不清，只知道读中国新诗，从来没有这样的效果。”
既然变成了一棵树，那当然就有枝叶了，于是“它的枝叶缓缓伸向春天。”诗歌的解读从来不是容易的事情，它除了需要我们有敏锐的感受力，还需要我们有相关的知识积累。如果你有足够的历史知识，那么一提到一九五七年这个年份，就应该想到这里的“春天”绝非是自然物候意义上的所指，而是政治气候的隐喻。当权者在严酷冬天出于某种目的刻意营造的“小春天气”给了知识分子一抒郁积的机会和勇气，“然而，“缓缓”伸出的小心翼翼和如履薄冰之状表明了这个“春天”季节温度的低下和存在的不稳定，以及知识分子内心的犹疑和惧怕。
“从幽暗的根上升的汁液，在明亮的叶片不断回旋。”被直白丑陋的革命美学败坏了审美能力的读者对这句诗愤怒不已，他们指责这是资产阶级颓废的现代主义诗学，简直不知所云，叫人猜也无从猜起。那么“幽暗的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进入新时代以后，许多旧时代的大诗人如卞之琳，冯至，艾青等都加入了红色颂歌大合唱，更不用说郭沫若之流了。可为何穆旦却未被裹挟，无论是五七年短暂地闪现，还是晚年创作明亮耀眼如彗星般地划过天际，他都保持了存在感受的诚实和对诗歌美学标准的固守，尤其难得的是，他自始至终都没有丧失心灵的自由，他拒绝时代的裹挟和吞没，在狂涛巨浪中坚守和捍卫了最本真之存在，他用全部的努力完成的“普通生活”其实并不普通，甚至毋宁说是伟大的。然而，穆旦为何能有此坚持呢？这就跟“幽暗的根”有关了，何为“幽暗的根”：自美学意义而言，乃是深刻洞察世界荒诞的，颓废绝望悖谬的现代主义诗歌美学；自个人气质而言，乃是一副热心肠却惯于以一双冷眼看透华丽辉煌外观的悲观气质；自价值立场而言，乃是虽有强烈的民族国家情怀，却始终不放弃个人主义立场的怀疑批判的主体意识。这种幽暗个人气质及其幽暗诗学与地上天国的光明美学之间的尖锐冲突构成了巨大的张力，虽被白天的明亮阳光无所不在地笼罩，却顽固地持存，并“在明亮的叶片不断回旋。”可谓深得老子“知白守黑”之真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