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石家庄农民评上职称:“国家证明我懂农业”
▲ 李永平的新型职业农民初级职称证书。 (受访者供图 / 图)
李永平多次提到,“种田也得讲究科学”,这是他在评职称占优势的原因之一。据他观察,大部分农民卡在了学历与年龄两项上。
有些六七十岁的老人认为于江经验不足,不愿意相信他。“之后我把(职称)证书给他们一看,就证明我确实是懂农业的。”
这是石家庄首次启动农民职称评定,但并非全国首例。早在2020年7月,浙江省便有四名正高级职称的职业农民。
45岁的石家庄农民李永平现在是“农民助理农艺师”了。
2022年10月14日,他收到一张棕红色的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成为了石家庄最先取得初级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之一。17天后,石家庄两名农民获评初级职称的消息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微发布,这位常年与土地打交道的“土专家”因此进入公众视野。
农民也要开始评职称了吗?这一新闻引发了网友们的争议,部分支持者认为,行行出状元,能科学种地也不是简单的事。也有网友调侃称,给农民评职称是多此一举:“我爷爷种了60年的地,都没有职称,看来他没资格种地了。”
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觉得,对农民进行职称评定十分有必要。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这是“衡量农业技术水平高低的一个重量标志,也是衡量农民个人能力素养的重要标志。过硬的技术本领甚至发明创造都能作为评定职称的标准,关键是在于评定之后,农民能否在他相应的岗位上发挥作用,否则这种评定就流于形式”。
这是石家庄首次启动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定,但并非全国首例。南方周末记者从石家庄市人社局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到,目前石家庄的农民职称评定工作仍在进行,115个中级职称还在申报阶段,预计在12月底前完成考核认定工作。
“农民可以评职称,这是国家对新型职业农民的一个肯定。”11月1日中午,李永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李永平最初是在微信群看到申报信息的,“没想到农民也能评上职称”。
他看过申报条件后盘算了一下,自己今年45周岁,在农业广播学校上了学,获取了中专学历,现在也在读大专,再有一年多就可以毕业了,是鹿泉区永飞家庭农场负责人,符合要求,可以试试。
根据石家庄市人社局的设置,职业农民共有农艺(农经)、畜牧(兽医)、工程三个专业,按照作物蔬菜类、畜禽养殖类、水产养殖类、农产品加工类、农业机械类、农业社会化服务类等6大类分别设置评价标准。
作为石家庄最早评上初级职称的两名农民,李永平选择了农艺专业,做了农民助理农艺师,于江的类别是农产品加工,成为了农民助理工程师。
学历、年龄、农技工作时限与业务学习学时是申报时的考察要素。
根据规定,新型职业农民申报职称须具备高中(中专)以上学历,年龄在21-60周岁。申报新型职业农民初级技术职称的,须连续从事相应农业技术工作3年以上,且积极参加农业相关业务学习培训不少于56学时。
据李永平的观察,大部分农民卡在了学历与年龄两项上。“因为从事农业的年龄都偏大,其他农户大多五六十岁,小学或初中学历。”
在鹿泉区宜安镇马山村,46岁的于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在10月初接到了区农业局的电话,电话中,工作人员告诉他准备参与农民职称的评选。
石家庄市农业部门下设有农业广播学校,每年会定期开设几次农民职业培训,“内容有国家政策的解读,也有养殖技术、种植技术的相关知识,去上课还是收获很多的,我每次都不会落下。”于江说。
由于于江一次不落地去参加培训,他被选为村里唯一的村级技术员。农业局发布的消息,他都贴到宣传栏上,如果村民对信息理解不清晰都会主动打电话联系他询问相关事宜。“有时候我白天在家,百姓就会来问我,我田里的麦苗怎么黄了,玉米打药应该怎么办等等,我都会帮忙。”
相似的场景也在鹿泉区李村镇邓村反复出现,周边村庄的农民常来向李永平请教经验,主要问打药、浇地、施肥等技术上的问题。对他来讲,这些问题都不难解决,“开个技术培训会就行”。
人社部官微推送的文章中提到,李永平通过职称评定,凭借的正是过硬理论知识和丰富生产实践经验。
于江在收摘玉米。 (受访者供图 / 图)
在递交材料时,李永平感受到了农民们对评职称的热情。“申请的人很多,光我们李村镇就有十来个。”
与其他职称评定不同,石家庄农民职称评定的重点不再是论文与科研。对于农民来说,评审的依据是“种植多少亩粮食”“养殖多少头奶牛”,或者“水产养殖多少亩”。石家庄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对当地媒体表示,“此举将让更多掌握专业技术的‘土专家’‘田秀才’获评职称,提升职业农民的社会认可度,为建设新农村、实施乡村振兴壮大人才队伍。”
农民们在申报职称时并不紧张,他们递交的“材料”是过往二十余年在田间地头积累的人生。
起步总是艰难的。于江在石家庄农业学校毕业后,做过工人、销售员等各种工作。慢慢地,他发现“给别人打工不如给自己打工”,于是在2011年返回家乡,开始种田。几乎同一时间,李永平也放弃了熟悉的养殖业,回乡种地,“一开始也就种二三十亩,只种玉米小麦”。
2012年,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于江创立了鹿泉区鹿马种植专业合作社,当时社员有八十余人、可使用土地两百多亩,作为社长的他主要负责购买农资、联系厂家的工作。
合作社的土地大面积种植玉米和小麦,因为售卖不加工的农作物,所以利润低。政府组织创业青年一起开会,其他人告诉于江只售卖未加工的原始农作物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在2015年,于江又成立了石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专门将田地的里玉米、麦子磨成粉销售出去,利润翻了好几倍。
李永平则大胆尝试更换经济效益较低的作物,种植生姜、谷子和大豆。“我们这儿以前根本就没有种植生姜的,这是一种新的产业。”他专门去山东考察,买来了合用的出姜机器,利润大增。
他经营的农场周边带动五百余户,土地由最初的二十余亩,扩张到一千五百余亩,涵盖周边八个村。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们这个模式产量比较高,周边村都跟我们学习,我会无条件地告诉他们。”
以往,当地农民需要骑自己的小电驴,去五十公里外的地方做零活,而于江的合作社则为大家提供了就地工作的机会,减少了路上的奔波劳累,平均每人每年能分到三四万元。“大家都发现跟着你能赚钱,就会加入你。”
对于李永平、于江来说,获评农民职称有着实实在在的好处。
“说句实话,有了这个证书我工作会更方便,因为我的能力是国家承认的。”于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有些六七十岁的老人认为他经验不足,不愿意相信他。“之后我把证书给他们一看,就证明我确实是懂农业的。”
认可度上升后,影响力亦会扩大。他打算得很清楚,“整个村老老少少加起来有三千多人,现在的社员却只有102户。我想让更多村民参与到我的合作社和公司,大家一起致富。”
李永平则直言,国家重视农业,“给我认定初级职称,(未来)是有很大好处的,干什么也可以优先。”
补贴和配套政策方面,《石家庄市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审实施方案》显示,对取得中级职称的农民,一次性给予2000元奖补;对取得初级职称的,鼓励县(市、区)给予一定的一次性补助。
此外,获得职称的农民能优先享受新技术培训等政策,各类农业项目、强农惠农奖补政策也将向有职称的农民领办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
这也是朱启臻所关注的,培养新型职业农民需要一系列配套措施实。“如果没有办法在政策上支持农民,那农民在发展农业上会受到多种制约。农民拥有这个职称之后,他的技术是否能得到有效的发挥,他的知识是否能满足市场的需求是至关重要的。”
李永平多次提到,“种田也得讲究科学”,这是他在评职称竞争中占据优势的原因之一。
于江的合作社早已经实现全机械化农作,社里的十多个农民,平均每天每人能耕作一百多亩地。
在朱启臻看来,这两位农民身上具备的,正是新型职业农民需要的两种特质:广泛地使用现代科学技术,拥有充足的实践经验基础。
新型职业农民的提法出现在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鼓励各地开展职业农民职称评定试点”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破解人才瓶颈制约的方法之一。
近年来,山东、浙江、甘肃、宁夏、广东、湖北等地均陆续启动职业农民职称评定工作。
根据公开资料,早在2020年7月,浙江省便有四名正高级职称的职业农民。截至2021年1月,山东省获得新型职业农民高级职称的有41人、中级626人、初级1557人,共2224人。甘肃省从2018年开始评定农民职称,截至2022年5月,2万多农民获得职称。
朱启臻认为,评农民职称是对农民个人能力的一种认可。在他看来,任何行业都可以有等级的评定,它标志着个人在职业岗位上的技术熟练程度以及能力的高低。“这都是一种激励人不断提升自我的方式,培养工匠精神,将农业种植和技术水平挂钩。这对农民承担个人义务和更重要的工作很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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