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高生活成本会不会吓跑人才？
来源：TOP创新区研究院
本世纪是“城市的世纪”——
据估算，2021年全球30个巨型城市区创造了27%的世界经济产值（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GDP）。预计到2025年，世界600强城市的GDP会翻番，达到65万亿美元，占世界生产总值的67%。↓
国家与国家的竞争，甚至可以说就是顶级城市之间的竞争。
大城市很贵，生活成本很高，很多人都在朋友圈“逃离北上广深”；但另外一个事实是，即使在疫情的考验下，“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的人口依然稳健，创新也依旧发生在这些“贵”的城市。
硅谷一直很贵，正因为其生活成本高被连续唱衰50年，但现在也没见怎么衰。
这有点不对劲儿：如果把城市也算做一种商品，当商品价格上升，对其需求就会降低。
城市贵了，人就应该少，这是经济学上最基本的供求关系理论。
但现实却并不是这样。事实(仿佛)是，价格越贵生活成本越高的城市，需求越大，人口越多，产业及办公空间的空置率越低。
我们找了一下美国的数据，找到了2022年全美最贵与最便宜的城市。
用肉眼就可以看出来，平均生活成本高城市，人口也多，创新活力也高。
比如，一直以贵著称的纽约，赚的100块钱只能当86块钱花，而如果你在曼哈顿岛上的100块只相当于不到美国平均的50块，这个“汇率”有亿点点高。但在纽约其人口还在不断增长。↓
同时，房租最高的地方，空置率越低，或者说，空置率越低的地方，房租越高。去年，全美房租最高的submarket在波士顿剑桥地区。每平方英尺是1560USD一年，我们换算了一下，大概是335RMB一天（如果计算错误，请指出）
波士顿剑桥地区是国际顶级生物医药中心，全世界几乎所有药厂都把他们的研究中心总部迁到这个地方：诺华的全球研究总部、辉瑞、百健、健赞等。
房租高，但此地空置率真心不高，Costar的数据显示其办公空置率长年都在5%以下。
这些现象好像都有点反常。
更有趣的是：按常理来说，当一个地方外来人口增多了之后，也就是劳动力供给增多，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当地的平均工资应该是下降的，但很多外来人口大户的人均工资不降反升——这按需求供给又是一个不成立的现象。
比如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后，大批欧洲裔阿尔及利亚人涌入法国，法国经济反而迎来了新增长；
再例如，1990年开始，大批苏联犹太人移民以色列，让以色列人口在4年中增长了12%；但以色列也有了成为“创业之国”的本钱。
在PitchBook刚刚公布的全球最具创业力的大学排名中，前面20位几乎全被美国大学所占据，而其中的两个另外——就是以色列的两所大学！↓
https://pitchbook.com/news/articles/pitchbook-university-rankings
你会说，这些欧洲裔阿尔及利亚人带着家产资本来法国的；这些苏联犹太人都是工程师科学家——这些人都是高技能移民。
的确，但古巴与迈阿密的故事却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1980年，卡斯特罗颇有心机地“放出”了“社会毒瘤” — 精神病患、监狱、犯罪妓女、流浪汉。仅仅1年间，大概10万+古巴底层移民来到了南佛罗里达，外来人口的迅速涌入并没有降低本地人的薪资水平，这些人像水滴一样很快被吸收到城市的这个海绵中，更是助力迈阿密发展成为拉丁美洲的“首都”：拉美富豪会选择迈阿密置业；拉美的国际化企业总部一定会选在迈阿密。
毫无疑问，这中间有时代的大势。更不可忽视的是，人多有些时候就是一个竞争优势。
城市生活成本高，人口反而越多，特别是外来人口越多，人们平均收入会更高，生活成本越贵，这形成了正向循环，但她仍然是吸引人口的“机会之地”。
为什么？
首先，城市越大，劳动力的供给的确大幅增加了，但增加供给的同时也增加了需求——不管是谁，只要是个人，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需求，需求诞生机会，机会催生合作，合作孕育复杂，复杂能帮助城市长期保持活力与韧性。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乔治·博尔哈斯(George Borjas)写了一个他称之为“移民盈余”的经济模型。
移民带来的人口增长会增大商品需求，从短期来看，因为劳动力供应增大，工资会降低，资本方最先得益。但长期来看，人口增长推动的经济整体增长最终将推高工资，出现“移民盈余”。
当然，如果移民潮过于偏重非技术工人，移民盈余将会减少，移民带来的增长将会放缓。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移民盈余”仍然存在。
同时，人口增加了之后，各工种将会进一步细分，进一步专业化，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更有趣的是——这将涌现出创新。
当城市规模越大，个人的创新与生产力都将有所提高。在《规模》一书中，有一个1.15与0.85的标度率，说的是，如果城市人口规模扩大100倍，基础设施的支出、能量的消耗只需要扩大50倍，而城市的产出（GDP，创意想法、专利数量等）却能扩大200倍！（可以在Excel里验证）
而外来人口不仅增加了人口密度，更带来了多元性，每个人都可以提供不同的“产品或者服务”，而他们之间的连接将涌现出创新。
比如，深圳的活跃纳税企业将近90万家，假如一家企业生产一个产品，就可以生产90万个产品。当市场上有了这么多不同的产品，就会出现“涌现”现象，涌现是一个一加一不但大于二，而且变成了一个全新事物的过程，它上升到了不同的层次。
每个人都只会自己的一点点专业技能，甚至没有一个人掌握哪怕从头至尾制造一根铅笔的全部手艺，但是众人合作，可以造出无比复杂的东西。
很多复杂的高科技产品分工极细，关联企业构成复杂，而复杂度在新兴产业竞争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复杂度为当地造就有竞争力的产品，在全球市场中赚取超额利润，从而带动当地工资的提升。
MIT的Hidalgo教授跟其团队认为，想要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实力，将复杂的客观现实简化而成的经济复杂性指数（ECI）数值或许比传统的GDP更有说服力。
你能造出复杂产品，说明你的门槛越高，就越有竞争力。
上图中，C1国掌握了A1,A2,A3三种技能，于是能制造出3种产品，而C2因为只掌握两种技能，只能制造2种产品。C1国的经济复杂性指数（ECI）比C2高。
数据显示，在世界范围内，大城市居民收入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四倍。
这可能是人口越多，成本越高，创新越多，工资越高的逻辑吧。
城市未来最大的资产不是矿产，不是区位，不是积累的财富；而是人。城市最宝贵的财富是人——人的潜力与创造力。
那如何激发人潜力与创造力呢？
我们来看洛杉矶与旧金山的双城记——
1970年代，湾区和洛杉矶都市区无论从家庭收入、创新、投资、教育和创新产业就业等多项指标来看，均不相上下。
而且，两地都接纳了大量移民，不仅有来自美国国内的，也有来自国外的，因为外来人口的涌入，两座城市的人口增长数倍。洛杉矶因为离美墨边境更近，外来移民的比例更高，移民数量也更多。
半个世纪的发展，我们看到：
旧金山湾区经济持续增长，居美国都市区经济发展榜首，真实家庭收入（扣除住房成本）比洛杉矶高出50%，教育水平、创新产业就业、专利数目和风投资本亦优于洛杉矶。
洛杉矶则全面落后。
1970-2008年洛杉矶和旧金山人均收入
对此的解释有很多。
其中一个常见解释是，洛杉矶的低技术移民更多，同时洛杉矶为外来移民提供的机会质量相对于旧金山更低。
但在《城市经济的兴起和衰落：旧金山和洛杉矶的经验》一书提出一个富有争议然而更让人信服的原因——时代精神(zeitgeist)，即两地显著不同的企业文化、政策和管治。
《城市经济的兴起和衰落》↑
湾区的“开源文化(open source culture)”促进更开放的流动渠道，人、观念和资本在企业之间、业界和学术界之间自由流动；与之对照，洛杉矶企业和政府则盛行自上而下的“大狗”文化，以及大好莱坞工作室、大航空企业和大药厂传统上自给自足的企业管理系统。
湾区投资者、企业家和科学家之间构建了具有充满活力的关系网络，并且默契地形成了互惠系统下的风险共担网络，这些都最大程度地激发着人们的创新热情。洛杉矶则付之阙如。
湾区不遗余力地提倡“互联创新系统(interconnected innovation system)”，强调人力资本和风险投资的重要性，塑造创造“高工资、高技能”经济的共同愿景。
而洛杉矶希望通过变得更便宜增加城市吸引力，更多关注如何留住城市的轻工业、降低企业发展成本、改善物流交通系统，“洛杉矶领导层坚信他们能够通过变得便宜而扭转乾坤，然而走这条路（低成本），他们只能去跟得克萨斯、阿拉巴马和墨西哥竞争。”
最初的推动力与城市愿景，奠定了城市吸纳什么类型的外来人口，如何吸引外来人口，以及外来人口如何嵌入到该城市的发展系统中。
上述问题决定了城市利用人力资源的效率。
所以，回到原来的话题。人们会自然而然地往机会之所聚集，而较少考虑该地的成本。一个有未来的城市，应该是开放包容的城市，能“容人”的城市。
历史上，最有创新创业精神的城市往往是外来人口多的城市，大家来自五湖四海，没有“历史包袱”，起点也都差不多；想要在新的城市立足，必须要开放和包容，这带来了其独特的多元文化，多元文化的互相沟通、碰撞、融合能够使大家取长补短，互相学习，激发斗志，也带来了对失败的包容，这必定会一个创新的社会。反过来说，一共人离开熟悉的舒适圈，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打拼，这即是一个反向信号：外来人口本身就是一个更敢于冒险承担风险的群体。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这种自建国以来的文化一直伴随至今：国内的人口流动性非常好，因为家庭或者是工作需要，很多人都会搬家，从东部到西部，从南部到北部。人口的自由流动带来的是整体效率的提升与创新率的提升。
安泰管理学院的陆铭教授于2022年和合作者发表《集聚与服务业发展：基于人口空间分布的视角》，研究人口密度和城市服务业发展的关系。文章中的估测是，城市人口密度下降和劳动力流动障碍，导致中国城市服务业发展偏低约3-5个百分点。
我国经济学家周其仁有一个观点——中国政府有一个核心使命，就是把这个国家的十几亿人拢在一起，不让它散摊子，然后构建成一个规模庞大的经济体。
庞大的经济体的本质就是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即人、资本、货物等的自由流动。供给侧的改革重心也正在于此。
城市群战略让城市之间的协同流通更加有了抓手。
益于高铁和城际快速交通的日益完善，“一小时通勤圈”已经覆盖三大城市群内部大部分城市，基本实现同城化效应。
在不断上升的人力成本和居高不下的土地成本的背景下，如果能通过人口自由流动，与进一步土地改革解决这些问题，将必定释放巨大的发展潜能，最终享受有尊严有品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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