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多人神秘“蒸发”！一场精心动魄的大营救……

公众号新闻

2022-11-12 01:11

全文共3791字 | 阅读需10分钟

1941年12月25日

驻港英军挂出白旗

向日军无条件投降

香港彻底沦陷

一时间众多文化界人士

和爱国民主人士

成了日本侵略者的眼中钉

日寇处心积虑地妄图掐断中华文脉

在八路军驻港办事处

和游击队员的护送下

近800多名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

逃离“虎口”安全脱险

在民族救亡的恢弘史册上

书写下充满惊险、传奇

而又精彩斑斓的一页

视频来源：《国家相册》，策划/讲述：李柯勇

挺进港九营救精英

抗战爆发后，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等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文章和宣言，抨击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方针，拥护并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被国民党顽固派视为眼中钉，受到种种迫害。他们被迫逃离上海、武汉、广州、桂林、重庆、昆明等地，辗转到了香港，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1941年部分文化名人在香港的合影

1941年12月，侵华日军占领香港。当时，包括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人在内的数百名知名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尚在香港开展抗日救亡工作，香港一时间成为群英荟萃、人才济济的抗日文化中心。

日军占领香港后，大肆搜捕这些爱国文化人士，300多名国宝级文化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被困，受到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巡逻队的搜捕。他们手里拿着汉奸、特务提供的相册，对号入座，挨家挨户地搜捕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还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寻找茅盾、邹韬奋等人。他们甚至还在戏院、影院中打出幻灯告示，直接点名夏衍、蔡楚生等人前往半岛酒店“会面”。

在多方呼吁下，国民政府在香港彻底沦陷前才仓促派出飞机，信誓旦旦要将文化精英接回国。然而，当众多记者蜂拥前往重庆机场准备迎接归来的文化人士时，却发现飞机带回的多是国民党的“皇亲国戚”以及他们的保姆、侍从，甚至还有多条家犬。一时间群情鼎沸，“人不如狗”等讽刺文章竞相刊载于报刊。国民党对此除反复“辟谣”外，再无实质有效的营救行动。

虎口脱险的周密部署

在此危难之际，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多次急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要不惜一切代价，想尽一切办法，尽快把这些中华民族的文化精英转移出来，护送到安全地带。

1942年初，一场空前绝后的、为中外各界人士所称颂的“香港秘密大营救”开始了。

接到指令后，中共南方工委、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东江纵队等党的组织和所领导的武装力量迅速部署，制定了缜密的营救计划，规划了经九龙和经澳门两条营救线路。廖承志、张文彬、梁广、林平立即在香港开会研究，制定出一套周密的“秘密大营救”方案。

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廖承志（廖仲恺、何香凝之子）

在香港地区，由南方局派驻香港的刘少文和梁广负责联系转移，根据廖承志提供的名单，大海捞针似的逐个寻找滞港的文化人士，将他们安全转移到铜锣湾海上秘密交通转运站。

负责转移何香凝、柳亚子等人的东江纵队短枪队队长江水的后人江山回忆，水路的撤离也克服了重重困难。

原东江纵队交通分站站长廖志华：“那个交通网啊，要通过敌人封锁线的话，那个哨兵要问哨，不行就打死你。专门走小路，都是斩荆披棘，通过高山密林，通过（敌人的）封锁线。”

江山：“日本人把所有的船上的机器全部都拆除了，然后这些船是没有动力的，只能靠老天、靠风，把这船吹到哪，才可以出去，何香凝坐的这艘船也是没有机器的。”

拉开大营救的序幕

1942年元旦，廖承志、连贯、乔冠华亲自打前站，走水路分别到惠州、老隆和韶关，布置落实国民党统治区的掩护和交通线，拉开了“秘密大营救”的序幕。

图片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国军视网”（ID：jfjjs7tv）

具体的营救和护送，分东西水陆两线进行。

东线（水路）由第三大队副大队长蔡国梁指挥，黄冠芳、江水领导的第三大队武工队担任护送。少数容易暴露身份的爱国民主人士，或因年老体弱不胜爬山的，被安排走东线。

走东江游击区营救路线的人士化装成难民，由游击队的交通员引领，黄昏时冒险绕过日军的岗哨，用小船接到大船上集中。第二天凌晨，趁着海面有雾，在铜锣湾出口处巡逻日军换岗时分批乘小艇偷偷驶进大海送到九龙上岸，在游击队的武工队护送下沿西线入青山道，经过秘密交通线，避开日军检查岗哨顺利通过日军的封锁线，然后翻山穿谷，渡过深圳河，最后到达游击区的前线基地。邹韬奋、胡绳、茅盾夫妇等走的是这条路线。

西线（陆路）由第五大队副大队长周伯明、黄高扬（后）指挥，曾鸿文、林冲率领第五大队武工队担任护送。

有些著名文化人在香港活动时间长，廖承志决定，这些人不能走东江游击区那条路线，因为走到半路就可能被人认出来，让他们经澳门到桂林的营救西线。范长江、夏衍等几十人，走的就是这条营救西线。

香港大营救路线示意图

后来，被抢救出来的文化人越来越多，草寮容纳不下，邹韬奋夫妇及子女和戈宝权等人，被转移到更加隐蔽的龙华阳台山上，前后住了三个多月。其余的人则分批由游击队员和地下交通员武装护送，躲过日伪顽军的耳目，一站接一站地从田心、茶园、惠州、老隆、韶关，安全转移到桂林、昆明和重庆等地。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在广州与文化界知名人士合影（前排左起：茅盾、夏衍、廖承志；后排左起：潘汉年、汪馥泉、郁风、叶文津、司徒慧敏）

抗日战争期间，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从香港脱险后，回到内地的第一个立足点——宝安县白石龙村（图片来源：《东江纵队历史图集》）

柳亚子送给当年护送人员袁复的两首诗词（图片来源：《东江纵队历史图集》）

1942年1月，邹韬奋从香港脱险后，在白石龙村题词：“保卫祖国，为民先锋。”

文化人士抵达东江纵队驻地后，大都在此逗留了一段时间，有的一直待到农历新年。他们白天或参加游击队的宣传工作，或进行抗日文学创作，或体验游击队员的生活。夜晚，他们常和游击队员们一起举行联欢会，互相激励、以苦为乐。

1942年2月14日是农历除夕。由于日军在此之前撤出了惠州，地方党组织立即在惠州设立了交通站和接待站，打通了到韶关、桂林的交通线。组织决定除夕当天先将茅盾、张友渔等人护送转移至惠州，邹韬奋等其他文化人士暂留游击区共度新春。

部分文化名人在胜利大营救后的合影

除夕当天，茅盾等一行20多人就在地方党组织的接应下出发了。众人冒雨艰难前行，直到凌晨才抵达惠州。胡绳曾有感而发以《东江》为题作诗一首，表达当时颠沛奔波的心境。“又是仓皇万里行，岭南春半半阴晴。东江船女歌如哭，月黑波深待曙星。”历经沧桑的中国，“曙星”何在？是当时爱国文化人士心中最深沉的思索。

邹韬奋等人后来回忆起在游击区过除夕的情形，依然十分激动。“纵队政委林平代表全体指战员向大家祝贺新春，郑重热烈地代表党中央对大家进行慰问。”“大家起立鼓掌，一面接受慰问物品，一面拭着激动的眼泪，看着，笑着，想着延安党中央，久久不能平静。”

对于这段惊心动魄的往事，夏衍曾评价道：“大营救表明了党中央、南方局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大营救以生动的事实，说明了共产党人和游击区军民在万分困难的环境中，舍生忘死地执行统战政策的史事。这是真正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

在这次秘密大营救中，被香港地下党、广东各级党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营救脱险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共300多人，连同其他方面人士共计800多人。其中主要有：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胡绳、夏衍、戈宝权、张友渔、黎澍、金仲华、乔冠华、沈志远、刘清扬、胡风、千家驹、范长江、胡仲持、萨空了、廖沫沙、蔡楚生、司徒慧敏、丁聪、叶浅予、章泯、金山、宋之的、叶以群、高汾、于伶、梁漱溟、高士奇、胡蝶等人。除800多名爱国民主人士进步文化人及家属之外，还营救出一批国民党驻港人员和外国友人，并接应了2000多名回国参加抗日的爱国青年，及时保护了一大批当时的文化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