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拐少年回家后：失去的14年，被姐姐写了下来

▲  孙卓被拐前，一家四口的合影。 （南方日报记者 肖雄 / 图）

孙海洋有一个带密码的行李箱，寻子十四年间，他常抱着它上新闻图片，里面装着儿子孙卓被拐前仅有的物品——两三岁时的秋衣秋裤、幼儿园校服、作业本、书。

2021年，找到儿子后，有一天早上醒来，孙海洋睁眼看到客厅角落里堆的几万份寻人启事，忽然一阵胆寒。他使劲掐了手臂，确认孙卓真的回家了。后来，他把这些寻人启事和密码箱全部送走，不敢再看见，“我会担心这是不是一个梦，就怕梦醒了。”

一直以来，这个寻子家庭一举一动都引人注目。2007年10月9日晚，深圳南山区白石洲，包子铺老板孙海洋年仅4岁的儿子被人贩子拐走。此后十四年，孙海洋成为著名的寻子父亲，是陈可辛执导电影《亲爱的》中张译饰演角色的原型人物。2021年底，警方在山东阳谷县找到失踪多年的孙卓。

在孙家众所周知的故事中，有一层隐秘的叙事，来自他的第一个孩子，女儿孙悦。很多年里，为了保护孙悦，孙海洋对外隐瞒了她的存在。孙卓回家后，人们发现，虽然家庭遭遇过巨大的创伤，这个女孩却从一片瓦砾中成长得异常优秀——

她英文流利，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硕士毕业，学汉语国际教育，能用细腻的语言表达家人间的情感褶皱，也足够独立勇敢，一个人周游欧洲，在阿尔卑斯山脚滑雪，去冰岛看极光。

最近，孙悦将父亲寻子多年的经历写成书出版，名为《回家：十四年又57天》。弟弟被拐时，孙悦只有9岁。孙海洋很少在她面前讲找孙卓的事，她因为帮不上父母忙而负疚，能做的只有顾好自己。

为什么由女儿来写这本书，孙海洋给出的理由很朴素：“我们家只有她写。”但过了一会儿，他有些腼腆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觉得她的文字，那是我表达不出来的。”

这是成年后的孙悦送给父亲的一份礼物。她终于可以知道，那些年父亲都经历过什么。而对孙海洋来说，这是为人生中最艰辛的一段时光留存记录。

本质上，这是一个关于时间和记忆的故事。十四年又57天是一段真实的空白：父与女之间可以通过书写达成理解交流，但在实际的生活中，即便孙卓已经回归家庭，失去的十四年始终存在，过往无法追回和更改，他们在空白之下，一点一点开始新生活。

为了照顾孙卓的口味，母亲彭四英特地学了山东菜，但不太正宗。孙悦说，他们都能理解妈妈失而复得的心情。 （视觉中国 / 图）

过去的一年里，孙悦觉得爸爸比从前开朗了很多，“愿意讲故事给我听，而且还讲得云淡风轻，很开心”。不久前，家里来了两个客人，其中一个是湛江人。饭桌上，孙海洋用开玩笑的口吻说，“湛江啊，我去过，去那里给四个人贩子接风。”

孙卓平时住校，每逢周末，孙海洋都会抽空送儿子上下学。这是父子俩单独的相处时光，孙海洋有时会聊聊家中亲友的称呼，家乡的风土人情。有时是讲讲为人处世的道理，教育孙卓要对朋友好，吃饭喝饮料要抢着埋单。

但更多时候，他是在介绍深圳这座城市。周末的晚高峰，街上车水马龙。他总爱说起，改革开放四十年，哪栋大楼、哪条路是何时建的。南山区的西丽医院，小儿子孙辉是在这里出生的。有时他指着窗外，说这是一家人从前租住过的地方。孙卓会喃喃地回应，哦，你们以前住在这里啊。

父子俩的普通话口音不同，有时聊天不算顺畅。孙海洋觉得，孙卓本该和姐姐弟弟一样在深圳长大，如今却对这里不熟悉，他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让孙卓慢慢了解这座城市。

如今走在白石洲的街头，孙海洋会随意地指着路边的行道树，轻描淡写地对人说，自己曾在每棵树上都贴过寻人启事，“你们想从这个白石洲出去，都要看我的寻人启事”。

但寻找孙卓的这些年，他多数时候是一个沉默的父亲，总是猫在沙发里，低头处理手机信息。“反正就是找孩子的事情”，孙悦说。

今年24岁的孙悦，有小鹿一样的圆眼睛。在她的记忆里，那些年只有长途开车时，父亲才会偶尔打开话匣子。有一年深夜回湖北老家的车上，他突然说起一次寻亲活动现场发生冲突，自己被两伙人拦腰抱起争抢，腰差点断了。

他的语气很平静，孙悦心里却不是滋味。这是自己家的事，却仿佛离她很远。“他如果不说的话，我们可能永远都不知道。其实我当时也挺大的了，但帮不了他什么。”

那时孙悦常把这些细节写在日记里。她从小喜欢阅读和写作，上大学后，写过只给身边人看的短篇小说。

2020年9月15日，孙悦在日记中说，应该把家里的故事都写下来。那是孙卓被拐的第十三年，另一个著名的拐卖儿童案件“梅姨案”相关的其中几名被拐少年已找到，孙卓还杳无音信。即便写下来，这个故事也只有无尽的灰暗。

然而，就在第二年，一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21年10月，深圳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局获得孙卓案的重要线索，山东阳谷籍男子吴某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与此同时，公安部“团圆行动”通过人像比对，发现山东阳谷县某男孩与孙海洋被拐的儿子高度相似，后经DNA确认，确与孙海洋、彭四英符合亲缘关系。

和孙卓重逢的那一天，孙悦刚从新加坡回国。家里新租了一个房子，她还没有去过，很陌生。上楼打开门，小弟弟孙辉比她印象中高了许多，一见面就大喊大叫，姐姐回来啦，他跳到另一个房间去敲门，哥哥，姐姐回来啦。

孙卓打开房门，戴着口罩，很害羞，笑得眼睛弯弯。孙悦把他抱住，他也抱住了姐姐。孙悦把他的口罩揭下来一看，跟小时候一模一样。

“他回来之后，就有了很多意义。”孙悦从2022年4月开始动笔。她说，写这本书一方面是为小家做记录；另一方面，作为“不幸但又很幸运的代表”，如果这个故事能给其他寻亲者带来力量，“那它就是有意义的”。

深圳出租屋的夜晚，鹅黄灯光覆下来，孙悦一边打字，一边听孙海洋讲。母亲和弟弟有时会来客厅走动说话，偶尔窸窸窣窣，但他们沉浸在回忆中，夜深了，屋子里渐渐只剩下父亲的讲述和键盘的敲击声。

刚开始，孙悦计划约好固定时间，到点坐下聊。“但他这个人行踪也太不定了”，后来孙海洋只要在家就会被她拉住，“你不要走了，我要来采访你”。

虽然在媒体面前千遍万遍讲过儿子被拐的故事，但大多零碎，孙海洋很少完整地从头讲起。很多事孙悦则是第一次听说，有时会惊讶地打断，“是吗？”当许多细节摊开，她听着听着就哭了。

孙海洋从离开农村开始讲起。1974年，他出生在湖北监利县农村。因为贫穷，母亲曾在一个下着鹅毛大雪的冬夜，到田地里偷菜薹，雪块落在地上啪嗒啪嗒，从那天起，孙海洋不愿重复饥饿的命运，十五岁就到了县城，当汽修学徒，到餐馆扒炉灰。

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大批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形成持续二三十年的“民工潮”。据人社部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92亿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强在著作中写道，“这一人口流动趋势逐渐演变成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城镇化运动……无论就其规模还是增长速度来说都是举世罕见的。”

1992年，孙海洋到了武汉，进城打工的农村人很多，他在人流密集的街角卖包子，生意做得红火。1995年，三峡工程建设开始了，他和许多人一样怀着梦想去了三峡，在山顶扎油布棚子，从几百公里外的宜昌运菜来卖。

新世纪初，家里有了两个孩子，名字连起来和“卓越”同音。孙海洋和妻子来到深圳，期望孩子们在这个国家最富生机和包容的城市长大，接受教育，成为聪明、有文化的人，却遇见人生最大的浩劫。

写作中，孙悦有意将故事置入更大的社会景别。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很小就意识到家里的事是一个社会问题，“因为我爸爸也一直在呼喊，孙卓不是个案，包括呼吁出生医学证明规范管理、相关法律完善等等”。他们落脚在城中村白石洲，这里是城市的边缘地带。孙悦写道，“随着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形成了大量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这些缺乏看护的儿童正在成为被拐卖的高危人群。”

让孙悦最痛苦的是父亲去宁夏的一段经历。2008年，孙海洋接到线索，宁夏有一个孩子很像孙卓，尽管相熟的警察和记者调查后予以否认，但他不死心，赶去幼儿园门口见到那个孩子，发现他只有一个发旋——和孙卓不一样。

孙悦说，那一次，孙海洋独自一人转了好几次车到宁夏，在车上都站不住，晕倒很多次。最后没有力气回深圳，在旅馆躺了几天。她觉得爸爸那时已近走火入魔，“太绝望了，一点点希望也要抓住不放”。写到这里她哭了很久，“爸爸在路上，一个人”。

孙海洋有一个带密码的行李箱，装着孙卓被拐前的所有物品。孙卓回家后，孙海洋把它们全部送走，不敢再看见，他怕找到儿子只是一场梦。 （南方日报记者 肖雄 / 图）

在这本书中，孙悦不可避免要写到自己。

2008年初，10岁的孙悦独自一人从监利老家坐大巴来到深圳。孙悦已经上小学了，孙海洋决定把她接到身边。深夜下车时，她兴奋地喊“爸爸”，孙海洋却愁容满面。孙卓已经丢了小半年，她还不知道，第二天起床看到满屋的寻人启事，才知道弟弟不在了。

一开始，家中经常爆发争吵和怨怼。最激烈的一次，妈妈冲到厨房拿出菜刀，跪在地上让丈夫把她杀了，额头磕出了血。孙海洋抢过菜刀，甩得老远。“孙悦就在旁边看着这一切，没有什么反应”。

写到这句话，孙悦有种意料之外的治愈感。很多年里，她都避免回想这个场面。“因为当年我无法接受，无法消化。就像我写的，被吓懵了。十多年之后，再把这些东西写下来，虽然我也是一边写一边哭，但是就像跟心理医生讲出伤害你的故事一样，我说出来了，很舒服。”

“对孙悦来说，她受的伤害不会比父母少。小时候我看她是说不出来的痛苦，不像我们大人会一天到晚地给记者说，一遍一遍地说，说出来反而倒好。她一天到晚憋在心里没说出来，是很痛苦的。”孙海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最开始几年，家中几乎每天都有记者。父母总是在孙悦面前上百遍地提起失踪的弟弟。也是在2008年，一天孙海洋转过身，发现一个记者把摄像机对准孙悦，问她弟弟被拐时是怎么想的，孙悦拼命哭起来。“你让一个10岁的孩子怎么说？”孙海洋说。

从那以后，他做了两个决定——一是不让女儿接触媒体，直到大学毕业后，才让记者第一次采访她。二是不在女儿面前提孙卓的事。

孙悦记得，也是从那一年之后，父亲变得沉默起来。虽然当面不爱讲话，但父亲偶尔会在微信上发来大段文字，比如他觉得女儿太内向了，要做一个外向的人，在学校和老师处好关系，见到人主动打招呼。

那些年，孙悦觉得不能用“想念”形容对弟弟的心情。它更像一个永远不会天亮的夜晚，“已经不能说是想念他，想见到他，就是很想要一个结果，他是不是好好的，他到底在哪里，这件事还能不能结束。就是一种很折磨的心情。”

在深圳，她有自己在大城市需要面对的课题。四年级从老家转来时，孙悦还没学过英语，第一次考试英语考了二十多分。有一两年，每到午休，孙悦便在包子店里背单词。

那时妈妈常因为学习态度不端正、拖拉磨蹭的毛病揍她。六年级的一天中午，妈妈推搡了孙悦。“她没有意识到我已经进入叛逆期了，不能打了，她还是像小时候一样揍我，我自尊心受损就跑了。”

她身上没有钱，在家附近的一条街上边走边哭。天黑以后，她想回家了，却发现家门口有两个警察，父母报警了。孙悦曾对媒体回忆，妈妈的眼睛像是哭过，爸爸神情严肃，看到她时突然松懈下来。她灰溜溜地躲进屋里，躺在床上。“如果曾有一丝因为被忽视的委屈，也在那刻烟消云散。”

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当时她就明白了自己不该轻易跑出去，“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和别人不一样”。

初中时，孙家搬到了宝安区的石岩。那里是深圳的关外，到处是湿地、厂房和水库，孙悦的学校还在南山区，公交车要一小时才能到。那趟车很挤，一开门人就溢出来。父母给孙悦买了个MP3，她戴着耳机听歌，每天早上从公交车挤上去，晚上再挤回家。但她从不向家里诉苦，“我苦，他们也苦，不会说。”

孙海洋也记得那辆公交车，那是329路，曾被深圳网友票选为“深圳十大最挤公交车”，他回忆起来也叫苦不迭。“公交车没有座位的，这个孩子吃了不少苦。”

当南方周末记者询问孙海洋，这个家庭残酷的经历有没有影响孙悦的性格，他几乎不假思索地说：“在我看来，这些大人的事情她没办法，帮不上忙，没办法应对。她只有努力读书，看看能不能帮到爸爸妈妈。”

孙卓回家这一年，孙海洋依然经常不在家。他一边打理着包子店的生意，一边在杭州花开岭建了间“寻子展览馆”。家里三不五时就有别的寻亲家长找来，他常跟着出去帮忙找孩子，“有一半时间耗在关注拐卖儿童问题上”。

找到孙卓的消息传来的那天晚上，同伴杜小华在群里说，孙卓找到了。寻子群里有上百位家长，没有人说话。凌晨4点多，杜小华又忍不住说，孙卓找到了，你们还睡得着。有个家长发了一个哭的表情。

“这些家长可能也不想说什么，孙卓都找到了，我的孩子还没有消息，只有痛哭。”孙海洋经历过无数这样的时刻，因此“感同身受”。

2022年6月14日，孙海洋在网上公布了一份检察机关出具的量刑建议书。检方分别以刑法中的拐骗儿童罪、窝藏、包庇罪，建议对孙卓案中的被告人吴某龙、吴某光判处五年、两年六个月有期徒刑。

孙海洋公开质疑此量刑建议过轻，不利于对人贩子形成震慑，并表示将对吴某龙提起民事诉讼，索赔500万元。据上游新闻报道，相关法律人士认为检方将吴某龙认定为“拐骗”而非“拐卖”，可能是因为没有找到其拐走孙卓后用于贩卖的证据。孙海洋则表示，后续将联合人大代表推动立法，促成相关法律的修订。

妻子彭四英曾在饭桌上劝孙海洋，好不容易找回孙卓，一家人安稳度日就好，不要招惹是非。孙悦却支持父亲的想法，认为应该借用孙卓案的个案影响力推动立法进步。

虽然很少用言语交流，但孙悦不觉得自己和父亲疏远，“只是相处方式不一样”。孙海洋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有时候我跟孙悦能够说到一起”。

对于女儿的决定，他常常给予行动上的支持。孙悦曾在一篇自述中说，当年决定留学后，虽然家中的经济状况只能在深圳关外勉强站住脚，但当她报上各个学校需要的花销，孙海洋的回应永远都是“好”。

这是孙海洋弥补亏欠的一种方式。当时，他手上没有足够现钱，便卖掉了早年在罗湖买的一套小房子。第二年那套房涨了一百多万，很多人为他惋惜。“我觉得这没事，我愿意就行了。”

因为孙海洋很少主动对外提及孙悦的存在，网络舆论曾质疑他重男轻女。孙悦在那篇自述中说，“如果以培养我的标准去培养三个孩子，他们还是有不小压力的”。她手里从不缺钱花，因此也更加心疼被拐后在农村长大的孙卓。

收到《回家：十四年又57天》的那天晚上，孙海洋端坐在餐桌前，把书摊开，翻来覆去细看，手指摩挲着颗粒质感的黄色封面。“再去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知道它的结局是好的，不是揭开伤疤去伤害，而是面对它愈合。”孙悦说。

孙悦和孙卓只有过短暂的生疏期。回国没几天，她带孙卓、孙辉去了深圳欢乐谷。大家年龄相近，有说有笑。孙卓想拽她去蹦极，孙悦便开玩笑，“想死别拉上我”。她在下面看着，孙卓嘲笑她胆小。

和小时候相比，长大后的孙卓似乎更腼腆。但孙悦觉得这只是他的伪装，“你跟他熟了之后，他不是跟你礼尚往来相敬如宾，挺多鬼主意的”。

有一天，孙悦在家大声问妈妈创可贴在哪里，当时她们没找到。到了晚上，孙卓从外面回来，递给她一盒创可贴。

相比之下，父母和孙卓的亲近要更艰难一些。“因为即使不是这种特殊情况，十七八岁青春期的孩子跟父母也不会无话不谈，就是有那个代沟在。”孙悦说。

最开始，妈妈像是把孙卓当成他三四岁时那样来对待。“早上喊他起床，催吃早餐，每一道菜都要问他好不好吃。”为了照顾孙卓的口味，她特地学了山东菜，风味茄子、糖醋里脊，但不太正宗，准备的馒头也不是北方口感。后来孙卓说，没关系，可以吃米饭。孙悦觉得，他们都能理解妈妈失而复得的心情，不会多说什么。

孙海洋给孙卓看过他三四岁被拐前的照片，孙卓看到了说，这就是我。孙海洋问他，你在阳谷从没见过小时候的照片，不觉得奇怪吗？孙卓说自己没想那么多。

“他是一个不想太多事的孩子，看了很多小时候的照片，才真切知道是这个家的孩子”，孙海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除了这些照片，小时候的其他物件连同布艺密码箱都送走了，他不想让孙卓看到这些东西愧疚，“因为我的被拐，给爸爸制造了这么多痛苦。”

2022年1月9日，是孙卓的成年礼。这一年，他的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孙海洋觉得孙卓内心一定有需要消化的情绪，“他心里肯定还是在想，怎么这个事就发生在我头上了”。尽管这个家庭习惯了接受外界的审视，但孙海洋不让孙卓接受任何采访。

每次去学校，见到班主任，孙海洋总问儿子在学校开不开心，和同学玩不玩得来。几次之后，班主任问，你怎么就问他开不开心，都不问他成绩怎么样。孙海洋觉得匪夷所思，我的孩子经历了这么大的事，我肯定最关心他开不开心啊。

孙悦希望弟弟在这座陌生的大城市能尽快交上些朋友。有时，她带上弟弟出门聚会，介绍起某个朋友是从小学就认识的，忽然有些难受，“他从小学就认识的朋友都不在他身边”。

上学期某一天，一家人想让孙卓试试自己坐地铁上下学。早上出门时，孙悦领他去坐地铁，一路唠叨着路线，走到地铁口孙卓问她，你是不是把我当傻子了？

当晚深圳下起了大暴雨。孙卓上学不带手机，也没带伞。一家人正心急如焚，孙卓忽然进门了。原来是同学送他回来的，同学家住在反方向，回去还要20分钟，送到楼下便走了。

孙悦承认，因为是孙卓，全家人更容易紧张，“不就是下雨吗”。

2022年暑假，孙悦带着孙卓去了梅里雪山徒步。站在群山中央，四周环绕着碧绿的苍山，他们觉得震撼极了。孙卓曾告诉她，过去在阳谷很少有人会旅游。孙卓总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当领队，孙悦偶尔会在开阔的地形中，远远看到弟弟的人影。她掏出手机，“拍像蚂蚁一样的他”。

家里最近来了一只浅橘色的小猫，孙卓给它取名叫叶子。妈妈听到之后很惊讶，小时候，大家都叫孙悦“悦子”，只有他口齿不清叫姐姐“叶子”。十几年后，这个名字再次在家里出现。孙悦在一段视频采访中分享这个故事，“我也觉得很神奇，他说自己不记得了”。时间终究还是留下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