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她离世，凶手笑上热搜

一个悲痛的消息，就在昨天——2022年12月12日，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方奶奶去世，享年101岁。

1939年，刚生完孩子正在坐月子的她被掳走，8天后，当她拖着垮掉的身体回到家，襁褓中的孩子已饿死，公公也已病死，失去孩子的她再也未能生育。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此后的6周里，日军在南京进行大规模集体屠杀28次，犯下零星屠杀案858起。

日军屠杀中国战俘与难民共计30万余人，截止至2022年12月11日，在“南京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会”登记在册的幸存者中，仅剩54位在世。

日本该多高兴啊。

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尚有61名幸存者活在人间，一年功夫，又少了许多。

日本一直否认南京大屠杀。他们也许觉得，只要等着这仅存的几十名幸存者渐渐老去、过世，他们的罪行就会被湮灭在历史长河中。

休想。

不错，幸存者们年纪大了。这些见证了历史，能够指控日军滔天罪行的人证，怕是数量会越来越少。在繁华盛世下成长的年轻人，也可能对那些“历史故事”逐渐淡忘、漠然。

可幸存者们都留下了证词。

至少在每年的今天，我们该回顾那些证词。

为了给后世留下真相，这些幸存者重新剖开愈合的伤口，蘸着心上的血，在史书上写下最惨烈的控诉。

陈文英说，她谁都不再想了，只想三姐。

她没见过比三姐更好的人：初中毕业，是当地的小儿科医生，温柔、漂亮，总给妹妹买漂亮的新衣服。

每天早上，三姐给妹妹五个铜板买早点，晚上给妹妹剪指甲；关上灯，三姐躺在床沿，占一点点位置睡觉，让妹妹睡中间，怕她跌下来。

1937年冬天，“日军要占领南京”的消息传来，12岁的陈文英和家人一起，外出打探难民区的情况，几天后再回家，家已经变成了人间炼狱：

爸爸、哥哥、三姐都死在了菜园里，三姐死前被日本兵糟蹋了，身上全是刀口，一片布都没盖。

世界上最爱她的三姐，就这样凄惨地离开了她。

直到92岁，陈文英提到三姐还会放声大哭：“我的三姐可怜啊，真可怜啊！”

李如富8岁时，赶上了南京大屠杀。

他全须全尾地活了下来，值得庆幸，可是他不愿多提当年的事。

在他的证词里，他只是简单地说，他的二哥在碾米的时候，被日本兵开枪把腿打伤了。

他还说，他的三舅外出，在路上碰到了巡逻的日本兵，日本兵可能想拿三舅当靶子，比试枪法，离得老远就对着三舅开枪。三舅被打伤，在床上躺了四五天，不治而亡。

大屠杀发生的那年，蔡丽华已经11岁了，是日本人眼里的“花姑娘”了。

那天，蔡丽华的父母听到外面的骚乱，刚把四个孩子塞进桌子下面，就看到一队日本兵闯进家门，嘴里喊：“花姑娘！花姑娘！”

日军没有找到花姑娘，很生气，就把蔡丽华的父亲吊了起来，绑在木梯上，用刀扎他的腿。蔡丽华眼看着父亲被扎了一刀接一刀，身上血流如注。

她又看到日军扎了父亲的眼睛，在他脸上掏出两个鸡蛋大的血窟窿；母亲后背被刺伤，还被开了一枪。幸好，子弹贴着头皮擦过去了。

蔡父当年36岁，他的朋友们都被日军杀了。日军说，手上有茧的男人，就是中国兵，统统要死。

死去的男人们被丢进河塘，过了几天，尸体都浮上水面，恐怖至极，惨绝人寰。

马秀英永远记得自己三哥最后的样子。

1937年，马秀英15岁，和母亲、哥哥住在南京汉中门附近的南卫巷子。那年冬天，听说日本兵进了城，一家人都很害怕，收拾了东西就出门逃难。

一路上，她看到好多尸体。

她和家人逃到难民营，保住了性命，每天勉强过活。有一天，日军突然闯进难民营，通知所有人“去领良民证”。

谁也不知道良民证有什么用，但是马秀英的哥哥还是“配合”了日军的要求。

马秀英眼睁睁地看着哥哥出了门，然后被扑上来的日军拖走，塞进了汽车。

半个多世纪过去，提到三哥，她还是非常难过：

“我家有个远房的叔伯嫂子闻讯赶去想救他，去的时候，他已被拖上了汽车，他见到我叔伯嫂子直哭，三哥就这样被拖走了，尸体也没能找到。”

她对曾孙女说：“希望这个世界上，永远都不要有战争。”

南京大屠杀那年，傅兆增才一岁多，差点就死了。

日军入侵南京的第二天,城里一夜之间成为火海。做裁缝的母亲不通时事，以为是普通火灾,便抱着傅兆增，和二姑一起逃出家门。

她们刚上街,就看到日本兵从巷子里出来。日本兵追着人开枪，一颗子弹就打在傅兆增的腿上。”

母亲按着他流血的腿，和二姑没命地逃，二姑突然中弹，当场没了呼吸。

母亲带着他继续逃，一路上，火光冲天，烧杀抢掠，耳朵里全是惨叫。三四亩大的广场上，摞了几百具尸体。

还好，傅兆增一家逃到安全的地方，一家人躲过了屠杀。他带着腿上的伤疤活了一辈子，对于童年的事，他毫无印象，对于日本，他非常反感。

他很生气地说：“除了战争，他们还赖皮，真实的历史居然不承认。”

他一辈子都拒绝去日本。他绝不原谅。

杨翠英忘不了自己的小弟弟。他死得太惨了。

大屠杀那阵，杨翠英的爸爸带着她和小弟弟住在难民营，有那么一阵，难民营还算安全。

后来不行了，日军来了。他们扛着一米多长、带着刺刀的长枪，闯进难民营，要杀人。

12岁的杨翠英想拼死护住弟弟。她跪在日本兵脚下，比划着求他们：弟弟太小了，是小孩，不要杀他。

可是日本兵只是凶狠地抓起弟弟，狠狠摔在地上，用脚狠狠地跺上去，一脚又一脚……

小弟弟就这么被踩死了，家里的三个成年男丁：爸爸、舅舅、堂爷爷，也都被杀了。

杨翠英说：“我家一天给杀死了四个，这个历史我们不能忘记。”

戚振安的大姐，是南京大屠杀中极少数的“幸运儿”。

屠杀那天，7岁的戚振安被大妈、姐姐带着，一路往安全的地方逃。可是日本兵有马，马队很快就追上了难民。

有个日本兵看到戚振安的大姐，就出了队伍，要强奸大姐。他把拴马的绳子拴到自己身上，去扒戚振安大姐的裤子，大姐吓得大哭，不停地喊救命。

大妈急得不得了，就抓了一把雨伞，想盖在姐姐脸上，不让她看日本兵。没想到，伞一开“哗啦”一声，马就受了惊，拖着日本兵跑远了。

得救的一家人赶紧跪了下来，感谢老天爷，至于那个日本兵是生是死，他们就不知道了。

最好是死了吧。

戚振安、杨翠英、马秀英、蔡丽华……上面这些故事的讲述者，他们都已经离开人世。他们用一辈子等一句道歉。可是直到生命终结，也没有等到。

目前，这世上仅剩的五十几名登记在册的幸存者，尚在人间疼痛、疗伤、遗忘、铭记，他们还在继续等待着那句道歉。

有8岁时身中三刀，一家7口被日军杀害的夏淑琴。

有9岁时看着姐姐被强奸，看着妈妈在死前喂弟弟最后一口奶的常志强。

有12岁就被日军强奸的张秀红。

他们已经垂垂老矣，再无太多牵挂，心中唯愿世上再无战争，期盼着日本道歉，天理昭然的一天。

今年，还有54人的呼喊。

明年、后年，又会是多少人一起呼喊呢？

他们的双眼已经干涸，流不出煽情的泪水；他们的嗓音已经沙哑，发不出高声的呼喊。他们的力量不够，他们需要更多的人去传递、呼吁、回应这份期盼。

诚然，在如今这个繁华富丽的盛世之中，“战争”、“屠杀”之类的字眼，已经离我们很远很远。那些耄耋老人讲的“历史故事”，也在时光的干预下，显得轮廓有些模糊。

关于侵华战争、关于南京大屠杀，对中国人来说代表什么？到底给国人带来多少可怕的影响？知乎@灵飞写下一条高赞的回答：

如今新的南京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那一辈，基本没有老南京人了，为何？

因为那一辈老南京人，几乎都被日本侵略者残害了。

这比任何爱国教育都深刻，一场大屠杀，一群残忍的侵略者，长达多年的置若罔闻，拒不承认罪行。

真正感同身受的只有当事人，如今仅剩54位幸存者，明年呢？

这些当事人一个接一个离去，终有全部离世的对一天。日本人或许就在等着那一天，但我们作为同胞，要把呼喊接替下去。

请至少，在每年的今天，为那些尚在人世的苦难者多些关注和回应，为那些不可磨灭的真相振臂高呼，一声接着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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