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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在梦花街的人

漂在梦花街的人

社会
澎湃新闻记者 陈悦

【编者按】

一边是灯光璀璨的摩天高楼,一边是蜗居拎马桶的逼仄老城厢,这样的场景正在远去。

刚刚过去的2022年,上海旧改跑出加速度。7月下旬,全市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收官,“零星旧改”随之全面提速。11月中旬,黄浦区首个“两旧”改造项目——蓬莱路北侧地块高比例通过第一轮意愿征询,位于该地块的梦花街加快追赶时代的步伐。

全长只有425米的梦花街,是上海老城厢旧改浪潮中典型代表。

在这里,低矮老房承载着历史,居住环境却亟待改善;高密度、高流动性的人口带来了烟火气,也制造了令人揪心的管理难题。

百年梦花街,三十年旧改路。

岁末年终,澎湃新闻推出“巷犹新生”系列报道,呈现旧改进程中一处鲜活存在的市井烟火样本。

梦花街,上海的百年老城厢。

梦花街的弄堂。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陈悦 图

距外滩2.5公里,距人民广场2公里,这里是许多上海人扎根的地方,也是众多外来打工者的落脚点。

据《新民晚报》报道,梦花街区域有1.1万余人,外来人员租住比例超45%,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6.3万人左右。

穿梭在逼仄的弄堂里,一切都显得拥挤,一家三口住在10平米的房间,三四户或六七户人家共用一个厨房,电线、电动车、晾晒的衣服和水池抢占着道路和天空。

这里每个门牌号几乎都住着租客——单身租床位,800元一个人;夫妻或带孩子的租个大间,平均200元一平米。

梦花街的住房。

租客们来自全国各地,在上海做外卖员、快递员、服务员、保安、保洁、装修工人……有人来沪两三年,有人闯荡二三十年,携家带口,在老城厢兜兜转转,勤俭生活,希望在上海多赚些钱。

2022年11月10日,黄浦区首个“两旧”改造(旧区改造、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蓬莱路北侧地块一轮意愿征询以98.78%高比例通过。在此前的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中,梦花街南侧的商铺和住宅几乎已经搬空,如今北侧也将迎来告别时刻。

梦花街上的租客也面临选择:下一个“家”在哪?

这里有四个沪漂家庭的故事。中年夫妻30年搬家30次,想找快拆迁的房子住;不识字的母亲,为了孩子,每天火急火燎地奔走在办公楼、学校和其他学生家长家;一家三口有着不同的打算,曾为是否离开上海而争论;21岁的女孩,打过9份工,不考虑太多,只想赚钱、吃喝、看小说。

对许多“沪漂”而言,梦花街就像梦想与现实的隐喻,举目远眺可望见繁华大厦,凑近了看却是市井弄堂。推开“家门”,没什么波澜壮阔的奋斗故事,只见忙碌辛苦的琐碎生活。

沪漂30年,搬家30次


马学峰在家里休息。

2022年7月的一天,窗外暴雨如注,马学峰昂着头在家看电视,妻子出去打麻将了。

“家”有7.5平方米,锅碗瓢盆、纸巾塑料袋摆在两边架子上,中间仅容一人走动。头顶是隔板,上面是睡觉的地方,几个大包裹堆在角落。梯子下方的三角空间是卫生间,有马桶、能洗澡。

马学峰很满意,“我们来上海几十年,就这个条件最好,2200元一个月包水电。”他在靠近房门的一角搭了块木板放电视,这是梦花街出租屋里罕见的家电。

马学峰什么工作都做过,做早点、送牛奶、送报纸、给私人老板送货。断断续续地,他还跑过一周外卖,业务不熟,接单量有限,只赚了两百元。

53岁的马学峰来自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马湖乡,在上海打拼30年。

1992年秋,听闻老乡在上海做早点赚钱,他便跟着来了。当时,马湖乡来上海打工的九成都做早点,老乡带老乡,没有店面,就在马路上支摊,和城管“打游击”。

马学峰在工地附近摆摊,建筑工人上班早,他出门更早,卖葱油饼、羌饼、豆浆,“等城管上班,我们已经卖完跑掉了。”

20多年过去,他左臂的皮肤仍旧微微泛黑。“以前烧豆浆,桶一下子倒掉了,烫下来这个胳膊上全是水泡。”他笑嘻嘻地回忆道,“城管平时看到我们摆摊都罚钱,那次看到手上肿的水泡那么大,都没罚款,看我也太可怜了。”

后来,上海的市容管理越来越严,摆摊不可行,马学峰转而谋求其他职业,从摩托车换到电动车,在不同企业周转,用他的话说“虾有虾路,鳖有鳖路,都要生活”。

去年4月以前,他给一个私人老板派送排骨年糕半成品。这是一道上海传统小吃,大排削成薄片,蘸上面粉放入油中炸,再辅以炸年糕。

马学峰凌晨4点左右到发货点,送到上午八九点结束,下午去现场或在手机上收账。依靠电动车,他满上海地跑,一个来回通常60公里,排骨年糕送了十五六年,从月薪5000元做到日薪500元,直到去年3月末公司倒闭了。

比工作变动更剧烈的是住所,“来上海三十年,我和我老婆,平均一年搬一次家,搬了近30次家了。”马学峰说。

他住过各种房子,在长宁区,“我和舅舅家5个弟兄住楼梯肚底下,两层床,人一进去就坐到床上了”;在黄浦区,搬入梦花街之前,金家坊、方浜路、中华路、复兴东路他都租住过,“正规的房子租不起,只能租那种要拆迁的、几家合租的。”

梦花街北侧也要旧改了,马学峰计划过年后换个住处。他早就习惯了漂来漂去的生活,只是望着满屋子的杂物苦笑:“我们搬家,东西越搬越多,这个舍不得扔,那个还要用。”

为什么不找个条件好的地方长期住呢?

30年的打拼和省吃俭用,夫妻俩攒了不少钱,但三四年前,在亲戚的介绍下,马学峰参与了房产投资,95万元投入后石沉大海,才发现是骗局。后来官司打赢了,对方无力偿还,只追回19万元。谈起这事,马学峰没有太多抱怨,一笔养老钱没了,好在现在经济压力也不大。

夫妻俩有一个女儿,在合肥结婚生子,生活上不用太多操心,只在开药店、开美甲店的时候借过钱。马学峰的父母已经70多岁,他每个月给母亲打1000元做生活费,在农村足够生活了。

家乡如今建设得很漂亮,夫妻俩买了养老保险和医保,在集镇上有房子,两三百平米,两层楼、大院子,厨房都比梦花街的住处大,出门就能买到菜。

眼下,马学峰和妻子没打算回老家,53岁还不到退休年纪,回家也不好找工作,“在上海苦点,总还能挣点钱。我们两个人节约一点,手里多捏一点钱,然后回家就养老了。”

围着孩子转的生活


张西英在厨房烧晚饭。

傍晚,张西英坐在门口择菜,儿子方浩然就坐在台阶上画画,有时抱抱小猫,下班路过的邻居们会打声招呼。

平静的画面没能维持多久。方浩然钻进屋里捧起手机,在枪战游戏和短视频界面来回切换,张西英生气地吼道:“方浩然,昨天才打的,讲今天不拿手机了,你又忘记了?你功课做完了吗?”浩然不说话,眼睛紧盯着屏幕。

方浩然坐在床边玩手机。

张西英也顾不上他,眼看快7点半了,晚饭还没做好。青椒入锅,大火翻炒,一平米的厨房里泛起油烟和呛人的辣味,“方浩然,把土豆拿给我。”“方浩然,把猫砂倒掉。”她还是要喊几句。

临近8点,晚饭端上桌,丈夫已经回来了。一家三口坐在两张床边,从夹在中间的小桌子上夹菜,丈夫匆匆扒完饭,又赶回去上班了。他的工作是道路保洁,一人上两个班,从早上8点到晚上11点,一般是带饭解决午餐、晚餐,偶尔有空能赶回家。

张西英家的阁楼上住着另外一家。

阁楼上还住着一对夫妻,和他们共用厨房、厕所,彼此的讲话声音听得清晰,但互不干涉。张西英不介意这些,对比以前的住处,“像这木头(楼梯)哐噔哐瞪,七个窟窿八个洞,墙皮一碰就掉了,好在现在住一楼”。她努力地把厚衣服、棉被塞到床角,腾出睡觉的地方,房间中央的小桌子也清一清,吃饭、学习都在这。

45岁的张西英来上海十六七年,丈夫来得更早,他们以前在城隍庙福佑门小商品市场收废品,主要回收各家店铺的纸箱、包装盒等,“赚得不多,但是灵活,废品卖了就有钱了。”在居民陆续搬家的梦花街,回收废品的人也是街上最活跃的,搪瓷杯盖一敲就是手摇铃,走街串巷地吆喝,挖掘旧家电、旧书报、老式家具的“剩余价值”。

2013年方浩然在上海出生,快到上学的年纪,夫妻俩找了保洁工作,办理居住证、交社保,方便孩子上学;家也搬到了梦花街,距离实验小学近。

张西英在办公楼做保洁,一人承担全部的台面清洁、地面清扫和垃圾桶更换,上下四层楼,每天走一万多步,有时累得腰疼。她总是穿着卡其色工作服,两套轮流换,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

平日里,她每天7点上班,赶在办公室还没人的时候擦擦桌子,方浩然被爸爸早早送到学校;下午4点半,她匆忙赶去学校接方浩然,送到补课点,有事还得回去工作,没事就回家买菜做饭;晚上七八点再去接方浩然回家,吃晚饭、洗澡、洗衣服。

“我们干的活真苦真累,一天到晚跑得慌的、累的,一点都不得休息。”她叹气道,“没人帮我们,只有我一个人。”

来回接送孩子很折腾,张西英没有选择。她没上过学,不识字,在银行填写信息都是“他们摁着我的手写”;丈夫只上过一年级,会写自己的名字,俩人对于儿子的功课束手无策,只好找学生家长商议,每天放学后给自己孩子辅导作业时兼顾方浩然。

她会反复说一些数字,“每月房租3000块,小孩补课2500块。”“我的工资4000块一个月,他爸加加班8000块。”“疫情期间没花什么钱,疫情过后几天就花了2000多块钱,小孩要吃这吃那。”“搁上海生他(方浩然)的时候花了将近1万块钱。”“他搁这做过两回手术,花了十几万。”甚至是“城隍庙一个羊肉串25块钱,一杯冷饮30块,外滩一瓶子水要6块。”……这是她无法躲开的生活压力。

张西英还有两个孩子,一家五口都在上海。大女儿在杨浦区,已经结婚生子;大儿子从房产销售转到工地干活,从性格内向也变得会说话,月薪一万元,包住宿。两人很少来梦花街,只是和父母通通电话。

去年初,家里给21岁的大儿子介绍了对象,相亲不太成功,不过张西英还是揣着希望。没人稀罕农村盖的大房子,大儿子想先在城市买房,“他想从阜阳市买,我们现在没这个能耐,挣的刚刚够吃的。”张西英说,首付20万还得借钱。

随着梦花街旧改,夫妻俩也开始打听周边租房信息,“我们问了一个地方,一点点空间5000块,太贵了。”他们不想离开黄浦区,方浩然上学补课、夫妻俩上班都在这里,离开意味着不停转的生活被拉扯得更紧张;而想在中心城区找便宜的房子,越来越不容易。

21岁,打工、吃喝、探索上海


杨雨琛的住处。

杨雨琛总是笑眯眯的,和不同年纪的人都能聊得来,她有“梦花街上最好看的小电驴”,21岁就已经换过至少9份工作,热衷于发掘美食、囤积餐厅优惠券,重度沉迷网络小说,还是汉服爱好者。

狭窄的弄堂里,电线杂乱地延伸,横七竖八的晾衣杆上衣裳飘扬,电动车逐渐占领街巷,家家户户挨得紧凑,很容易迷路。去年10月底之前,走进梦花街三在里,如果能找到一辆挂着小皮包的浅绿色电动车,或者发现夜晚在弄堂里跳绳的女孩,大概就能找到杨雨琛家了。

她和小姨、姨父住在一起,10平米的空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冰箱、空调、热水器、衣柜、马桶齐全,阁楼上下都有床铺,最挤的时候住了6个人,厨房是和楼上两家共用的。老城厢大多如此,人员密集,去年春天的疫情期间,杨雨琛除了吃饭便一直戴口罩,睡觉也不敢摘下,直到6月1日城市全面“重启”。

除了睡觉,另外两人很少在家。小姨每天打三份工,姨父一直跑外卖,一辆电动车跑没电就回来换另一辆,大雨、大太阳也不停歇。像住在梦花街的许多中年人一样,他们努力挣钱养家,三个女儿都在湖北读书。杨雨琛有时劝他们多休息,但没人会听。

2017年初中毕业,杨雨琛第一次来到上海,做暑假工,餐厅服务员一个月三四千元。一切都是陌生新鲜的,同在上海打工的姐姐带她出门逛街吃饭,豫园、城隍庙和外滩逛了好几圈,但是不会进要门票的地方,她只觉得城市好大。

那时,她和妈妈、姐姐住在400米外的肇方弄,房间就在楼梯道下面,空间狭隘,没有独卫,500元一个月包水电。“床很小,我们三个人横着睡,腿也不能伸直,房间里不能安装空调,只有一个小电风扇悠悠吹着。”杨雨琛回忆道。如今,肇方弄已经旧改,人去楼空。

在技校学习了一年多的计算机和会计课程后,杨雨琛还是放弃了,决定继续闯上海。从2019年至今,她频繁换工作,在火锅店、西餐厅、米线店、咖啡店都做过服务员,短则半日,长不过一年。除了端菜、点单、擦桌子等杂活,她也尝试做咖啡、做三明治和沙拉、烫粉、油炸食物等等,每多掌握一项技能就意味着工资提升。

挨个数下来,她至少在9家餐厅工作过,而每个离职理由都非常明确,“要背诵一长串话术,服务流程又很繁琐”“氛围太差,一个吧台都没人讲话”“店长事儿多,各种考核”“生意不好”“要负责很多杂活”……有家连锁餐厅提出,店铺出现差评时,所有店员需提前一小时到岗免费加班,“我一听,那不是白嫖嘛。我不惯着它,当天下午就提了辞职。”杨雨琛回想起来还是气愤。

现在,她在人民广场附近的一家西餐厅做咖啡师,月薪7000元,这是她打工迄今的最高工资。早上7点多,她骑上电动车,几分钟到店,在咖啡档口准备咖啡、烘烤后厨提前备好的帕尼尼三明治等,早上的外卖订单多,中午到店的咖啡需求很旺盛,晚上6点就可以下班。

店里没有客人的时候,她就开始读网络小说,这是从初中开始的爱好。不论类型,从种田文、基建文、穿越文到现代言情,她都喜欢看,一段时间换一个类型。遇到喜欢的作者出书了,她毫不犹豫下单,梦花街的住处是没有地方放书的,她全部邮寄回老家,让妈妈在家里收快递,去年就买了一二十本。

在上海待久了,她的探索欲望更强烈。“我妈和我姐离开上海后,我自己一个人在上海就疯了,脱缰的野马哪都跑。哪有好吃的,休息了就往哪跑,各个区都跑过。”她经常刷抖音、大众点评收藏店铺,看见划算的套餐就提前买下,休息的时候去打卡。

吃饭也有一套攻略,新店开业通常有便宜套餐,比如她囤了好几张火锅店的58元套餐券,有空就去吃,一个人也能吃到非常丰富的食物。

杨雨琛说自己是心很大的那种人,生活上也没有负担,“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哪怕钱花完了,爸妈也是会给的。”不过,她也在改变,“说实话,懂事了,没有出去胡吃海喝,奶茶也很少喝,朋友约饭都改天,疫情封控也没花啥钱,我把工资都给我妈了,自己只留1000块。”

2022年10月底,杨雨琛和小姨告别了梦花街,搬到了长乐路一带,月租3000多元,房间比原来的大一些。关于未来,她没有细想,只决定“(现在的工作)干到年底,先回家过年,明年的事明年再说”。父母以前在上海做保安保洁,现在老家工地上干活;大5岁的姐姐前年回家结婚了,在镇上的电子厂管理仓库,据说工作清闲。杨雨琛开玩笑地说:“我也考虑去电子厂,但只是在考虑中,不急。”

离开或留下


如果四五十岁的时候,在大城市里只能蜗居、不断搬家,孩子无法接受理想的教育,那还要继续漂吗?

这是刘涛家面临的抉择,他和妻子郭华芬一度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刘涛一家三口的住处。

2014年,这对夫妻离开工作近十年的一家宝山家具厂,搬到黄浦区孔家弄,每月800元包水电。刘涛开始送外卖,郭华芬在梦花街西口的酒楼做服务员,小儿子刘东阳在2016年被接到上海来读书。

在外卖行业蓬勃发展的那几年,刘涛尝到了甜头。每天一觉睡醒,打开手机满是订单,“哪怕一天跑24小时都不缺单子”,充足的订单意味着足够多的报酬。他骑着车满上海地跑,方圆20公里都熟稔于心,远距离也容易获得更多打赏。

网红店的兴起带动了代购业务。过去的唐家湾老弄堂里有几家网红餐厅,许多人老远赶来,排队到后半夜都想吃上一口,半夜还有人找他代购。2017年,喜茶、鲍师傅等网红店在上海初露头角时,他经常收到排队代购订单,排队一分钟6角钱,一小时36元,有时排两三个小时才能拿到。还有直接从现场拦住他的,愿意多出价两三百元从他手上买。刘涛感叹,那时跑代购一天都能挣1000元。

刘东阳刚上小学的时候,从家到学校只是两个弄堂拐个弯,刘涛总是接送他。有时,在家的刘东阳打电话说“爸爸,我饿了”,他就会赶回来带儿子去吃饭。看着儿子渐渐长大,变得“懂礼貌,有知识,成绩也不错”,他确定带孩子来上海是正确的。

梦花街三在里。

随着孔家弄的旧改征收,2020年,一家三口搬到梦花街三在里。十几平米的“大开间”,靠门一侧是做饭区域,一角是淋浴房,上厕所需要拎痰盂或外出解决;靠里是上下铺,拉着帘子的上铺是刘东阳学习和睡觉的地方,摆着桌椅和小台灯。三年里,房租从1800元涨到2800元,刘涛觉得到了极限,无法再负担更贵的房租。

去年三四月份,梦花街片区疫情严重,近六成居民被感染。刘涛一家被困在屋里,没有收入仍要花销,“高价买菜、参与团购,信用卡和花呗都用了,再不出去真的受不了。”

到了五月初,刘涛终于能出门送外卖。虽然只能在街上搭帐篷、饿了吃泡面,但是骑手少、订单多、配送费高,他常常一车挂满10个订单包裹,一个月赚了17000元。

随着外卖逐步恢复正常,刘涛早上7点开始搜寻订单,10点到下午2点是最忙碌的时候,而后回家吃饭、休息,待到四五点再出门,晚上八九点结束,一天大概能挣三四百元,一个月8000元左右。他说:“跑单只能一直跑,停下就没钱了。”

疫情之后,郭华芬工作的酒楼生意经历起伏,工资也有些波动。从早上10点到晚上8点,她几乎一直站着,端盘子、擦桌子、叫单、煮面,灵活变动,月薪约5000元。一家人的生活过得凑合。

然而生活就是不断做选择的过程。梦花街旧改加速,一家人要去哪儿?刘东阳开学上八年级,没有上海户口无法念高中,两年后怎么办?

郭华芬曾打算往郊区搬,“儿子坐地铁上学,以后上职高。”在她看来,上海的工资远远高于老家,婶婶在南阳老家做地板一个月才1000多元;两地的教学模式也不一样,而且河南高考的竞争压力大,也许上职高、考本科对儿子更合适。

外人在的时候,刘东阳很少说话,沉默地坐在床边。问他的意见,他也不愿回去,因为在上海有自己的朋友圈,回家则要重新适应老师、同学和环境。

“任何一个地方动迁,肯定有一部分人要走的。”刘涛不认可妻子的想法。他觉得在上海的收入虽然比老家高,但“多挣的都给了房东”。梦花街房子收回的时候,一家人就该离开上海了,紧巴巴的、吃力的生活也能放松些。

刘涛也考虑过,如果去郊区租房,上班、上学单程要2小时,人没睡醒就得起床,每人一天交通费10元;儿子长大了,应该有独立空间,一家人很难找到3000元以下的房子。他更不支持儿子上职高,希望他早点回去,磨合、适应老家的教育模式。

儿子刘东阳说,如果多掏点钱租房呢?

“如果钱都交房租了,两手空空回家,在外打工的目的是啥?”刘涛反问。

答案总是会有的。

2022年11月中旬,一家人搬进河南南路的住宅楼,与人合租。虽是老居民区,但环境干净,距离梦花街1公里左右。刘东阳上学、郭华芬工作都还按部就班,只是通勤稍远了些;刘涛回河南老家看病了,“应该会回来”。

梦花街旧改后的去留问题,于他们一家,暂时尘埃落定了。

(方浩然、杨雨琛、刘东阳均为化名)

即将推出新媒体产品《梦花街记事》,敬请期待。(彭肖 海报设计)



本期高级编辑 周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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