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巴九灵（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菜市场的鱼贩高启强斜倚着凳子，扬起下巴跟眼前的流氓谈判，震慑他们不要再欺负自己开音像店的“弟弟”，背后的手却在微微发抖。
他的勇气和胆怯都来自于一场误会：菜市场的管理员和摊贩都觉得他和一名警察交往甚密，指望他能帮忙为受欺负的弟弟出头。
高启强硬着头皮，狐假虎威地用一席话唬弄住了这群欺压小商贩的流氓。
在别人认为他受到“警察庇护”前，他需要交年年上涨的卫生费，需要被迫舍弃几万元购置的贩鱼设备，躲着人拿回自己的秤和暖水瓶，对称霸一方的市场管理员唯唯诺诺。
这一幕出现在电视剧《狂飙》里，一部在2023年年初的爆款剧。根据网端数据，《狂飙》打破爱奇艺最高热度记录，正片有效播放市占率已突破65%，单日播放量已经突破3亿大关，是第二名《三体》的十余倍。《狂飙》在昨晚迎来大结局，播出的半个月里，微博上几乎每天都有《狂飙》的“剧透式”热搜。开头的一幕在《狂飙》中的发生时间是2000年，同样也是在那一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第二十七届奥运会上获得28枚金牌、16枚银牌和15枚铜牌，名列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三名；
第一枚奥运会羽毛球男单金牌
中国的摄影界掀起了划分“淫秽和艺术分野”的探讨，有摄影艺术家因为拍摄人体作品被当做流氓抓起来，而各省市摄影艺术家的5000多件人体摄影作品仍在那一年汇集在北京；国家统计局年末宣布，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１万亿美元，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和三年脱困目标基本实现……各行各业的暖意吹不到商业社会的最底层，2000年，“中国最牛摊贩”年广久已经把打拼出的“傻子瓜子”商标转让给了儿子们后退居二线，但全中国的多数小商贩依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社会夹缝中生存的压力可能要比在黑社会中生存的压力还要大，且持续良久。传言中《狂飙》主角高启强的原型一个是金路集团的董事长刘汉，兄弟俩一起借助政府势力，搞投机；另一个是争强斗狠的鱼贩文烈宏，通过各种违法手段实现N级跳，最终成了腐蚀官员的长沙现金王。他们的起点都是个体户，在那个对个体户分配不公的年代，斗狠和投机是一种铁律，因为正常的渠道需要付出的代价更大，遍地都是欺压。2012年是国家工商总局个体私营经济监管司的副处长张道阳工作的第九年，他想起一个超市里缝补衣服的摊位不见了，细问才知道，因为摊主没有孝敬店长，只能瑟缩到更里面的位置。每天接起无数个投诉电话的他，尽力处理个体户的困难，但他不否认自己对这些人间疾苦的麻木：“就像是法医看惯了死人一样”。
生存之难
从1982年官方正式承认“个体户”群体，《宪法》同年承认了个体户的经济地位。
街边买伞的小店
改革开放的闸门一打开，潜在的需求和供给就像海绵吸饱了水，一下子饱满起来。推着板车的小商贩，在街边支起炉子的小老板，农贸市场里规整的摊位……个体户的出现迅速支撑起人们各个方面零散的需求。个体户也解决了大量就业问题。大批无业青年在市场经济百废待兴时无处安置，个体户就是安身立命的权宜之计。1982年，广州高第街，年轻的姑娘们怯怯地躲在摊位里，随时准备躲避熟人投来窥探的目光，但这样的羞耻感很快就就被真金白银驱散。在80年代，个体户早就了第一批白手起家的万元户，在90年代，个体户搭上经济发展的大车一路狂飙，甚至因为财富暴增而吸毒、赌博的现象层出不穷，但环境是波动的。1997年5月，北京市宣武区宣布建立“城管大队”，管理内容包括市容卫生，占道经营，无照经营等等。在试点执法成功后，北京的经验在接下来的数年中推广到了越来越多的城市中。1999年，登记在册的个体工商户人数达到3160万户的峰值，随后迎来了一次洗牌。到了2006年净“缩水”810万户。
造成个体户骤减的主因是地方政府以清理摊贩为荣，罔顾民生困境。
2005年有一则啼笑皆非的新闻，一个来青岛找工作未果的女青年，最后通过几位“无证摆摊”的老乡找到了工作：每天在市南城管二中队的门口蹲点，执法车一出动，她就打电话给老乡报信，一个月能赚200元。从个体户打游击也要坚持出摊和女青年给个体户放风，不难看出个体户承载的意义以及就业形势有多严峻。
《狂飙》中的高启强，从小最怕鱼腥，但为了养活弟弟妹妹，还是做了十几年的鱼贩，任人欺凌。这是20年前个体户的真实情况，他们多为生存型创业，普遍没有更好的选择，只能用一点蝇头微利养活全家人。从1982年到2000年，个体户经历了“没人管”的鼓励和“谁都想管”的落寞。改革开放初期，各地没有什么部门折腾他们。但在个体户走向正规的过程中，意想不到的事情却越来越多。
街边卖烤地瓜的商贩
根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21世纪初，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学者进行了调查，从注册一家公司到开业平均所必经的审批步骤数，中国内地为7道，需经的工作日天数达到111天，而环境较好的某些国家只需要2天。费用是另一个重担，根据官方公布流程估算，完成审批的显性费用占中国人均年薪的11％，其他许多国家的平均值在1%。在后续的经营过程中，各种费用也在榨干个体户的油水，2006年，福建省古田县国税局调查过一个农贸市场，不到2米长的鱼摊，每月负担近800元各类费用，其中三分之一是税费，三分之二是摊位费、工商管理费、卫生费、检疫费、治安费、教育费等费用。
外部冲击
大型商超、连锁店的增加都对个体户的生存造成了剧烈冲击。截至2005年，我国限额以上连锁零售集团（企业）1416家，同比增长34.2%。2004年年中，北京市统计局统计北京连锁门店超5000个，比去年同期增加30.4%。超市的布局越来越渗入到了城市的末梢，2004年，北京的每个社区至少拥有一家100平以上的连锁超市或便利店。不仅是北京，远在东北的沈阳，那一年零售业有大型百货企业15家、5000平方米以上大型超市38家，连锁企业的销售额已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20％以上。国美、苏宁、大商新玛特在中国的各个城市积极扩张。连锁店、超市的崛起，使得在价格、商品种类都处于弱势的个体户，又从市场的边缘再向外退了一步。个体户分得的利益比例与社会发展的成果远远不相匹配，生存的压力和给个体户增加的成本，最终要流向市场。2009年，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曾对摊贩经济进行过实证研究。他认为，过严的政府规定增加了商贩成本，商贩为了转嫁成本，就容易导致食品安全问题。事实确实如此，瘦肉精、金华火腿敌敌畏、苏丹红、陈化粮等食品安全事件都在2000年—2010年这十年间频发。被誉为中国硅谷的中关村，曾经有过一段疯狂行骗的阶段。在中关村的贴吧里，2010年前后，人们乐此不疲地揭发那些仍然生存于中关村的黑店的骗术：报高价、叫假经理撑门面、先收款再游说顾客添钱买更贵的。
北京中关村
坊间传言，房租吃掉了绝大部分的利润，想留在那里，不骗就干不下去。
2007年，清华大学做了一个研究，发现生存型创业占据九成，且以大学生、下岗工人、无业农民、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为主。换言之，这些人不是机会型创业，如果不做个体户，他们根本看不到路在何方。只顾城市面子而不顾民生的部分政策在2008年之前出台，再次围剿了个体户。2006年九月，以合肥为首的多个城市开始以整顿市容为由推行“无摊城市”，在没有饭吃的困境面前，整顿市容却成了更重要的事；2007年1月广州市全面禁止摩托车上路，50万辆摩托车从广州消失，除了首当其冲的摩的司机，还有配件、修理工承受了次生灾害，根据估算，广州的失业率在当时可能骤增2%。一个进城十年的农民老王，摆摊做手机维修。他的执照因为忘记年检被吊销，他想去办执照时，遭遇了踢皮球，工商局要求他去街道开场所合法使用证明，街道自称没有资格，不开证明。老王作为黑户只能无证经营，因为只能买假发票，他被执法者谴责“危害国家利益”。他气愤不解地在电话里问张道阳：“国家利益的第一位不是满足每个老百姓的生存需要吗？我们自己养活自己，也算危害国家利益？”在十几年前，小商贩的形象一度极其负面，不时有城管队员被商贩打得头破血流的新闻见诸报端，在新闻里，摊贩狡诈而冲动，他们曾经作为市场经济试水者的个体户，却在十几年前一度沦为弃子。
个体户的未来
《狂飙》中，缺钱开小灵通商店的高启强用一泡尿误杀两个人，之后被裹挟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彻底脱离了在底层挣扎的个体户命运。他开手机店，做企业家，找保护伞，一步一步成为了当地的“地下皇帝”。但更多个体户在四面楚歌时消失了，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1999年，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而截至2006年6月，这个数字变成了2505.7万。他们不是高启强，他们去往何方？重庆的经济学博士胡添翼在2006年发表了一篇《创业环境改变：个体户减少的另类解读》。
他认为，这不是个体户的衰退，是中国经济内核的位移，是不同角色此消彼转的更替，使得个体户涌向了私营企业。据国家工商局统计，2005年底，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430万户，从业人员4681万人，私营企业户数比1999年的148万户增加了282万户，从业人员比1999年的1900万人增加2781万人。他用这则数据佐证了观点。这种说法太过乐观，很快遭到了更多学者的反对，因为个体和私企并不是互斥的，也能共荣共生，让所有个体户都变成企业家，不仅忽视了问题存在，也显然不符合市场规律。随着制度性漠视给个体户增加的阻力越来越明显，财政部、发改委、工商总局联合下发通知，全国统一停止征收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2007年全国两会上，许多代表呼吁，应该对个体户加强扶持。广东首当其中选择了一个中间地带，无证个体户可以被拢在一起，减少治理成本，也给小商贩们一条生路；2008年，成都市创建文明城市，为消除无照经营，市政府指定工商局给不能满足办理工商登记条件的小商贩颁发了“灵活就业（营业）辅导证”……各地陆续对小商贩给与了更多宽松政策。
图源：东方证券研究所
在去年的9月，《促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姗姗来迟，再次明确了个体工商户的地位和作用，加大对个体户的合法权益保护。这意味着一路裸奔的个体户，将在政策、金融、信息等方面得到更多支持。
在《狂飙》的第五集开头，吴刚饰演的指导组组长徐忠说，我们的社会中仍然存在不公平的分配，导致老百姓认为如果不用一些非法手段是无法实现致富的，所以就有了以高启强这样的商人。更多人需要一个更平稳和健康的市场环境，而非少数人铤而走险之后的暴富。《狂飙》结束了，愿狂飙不再。
1.《 媒体称个体户遭“制度性冷漠” 事关社会公平》，中国青年报3.《创业环境改变 个体户减少的另类解读》，胡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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