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校园性骚扰议题，锡兰携4小时超长片回归

回顾--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主席努里·比格·锡兰的论坛实录：

努里·比格·锡兰：

我开始拍电影的那个时代和现在不同，那时还没有数字视频，也没有互联网。在我小的时候，电影对人和社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当我们看完一部电影，无论拍得好，还是不好，它带来的影响至少会持续3天，比如我们会幻想成为电影中的英雄人物。和所有人一样，我也喜欢电影，但由于我是一个内向的人，我觉得拍电影无法成为一种职业，我只是一个观众而已。到了我读工程师专业的第三年，我意识到，这不是我想做的，我不想成为一名工程师。那时候我爱好摄影，于是我转而做一名职业摄影师。摄影对我来说至少比做工程师要好。随着我读的书越来越多，摄影也无法满足我了，我需要某种有着更大潜质的媒介，来表达人性的深度和复杂。而文学和电影就更为合适。我非常喜欢文学，它比较契合我的孤僻性格，但我并不擅长文学，于是我决定尝试电影。在电影制作中，你需要和很多人打交道，这是我一开始无法接受的一点，这对我来说太陌生了。所以在最早的作品中我请到的演员都是我的亲戚或朋友，诸如此类。我必须找到一种方法，一种适合我性格的方法。

努里·比格·锡兰：

是的，一开始我也是摄影师，因为我懂得如何使用摄影机，包括拍摄、灯光等等。但在《适合分手的季节》里，我是主角，所以当然，我需要另找一位摄影师。我给一个摄影师打电话说，我会安排具体怎么拍，你只要负责录像就行了，因为是数字摄影，所以你每拍好一段，我都会立刻检查。后来，我对他越来越满意，也希望和他进一步合作，所以在下一部电影中，我又请到了他。再后来我们经常一起工作，现在他已经是最著名的摄影师之一了。是的，这是他的第一部电影，但他本身也非常聪明和有才华，所以现在他已经不需要我了。

努里·比格·锡兰：

是的，我刚开始做导演时没有安全感，会害怕很多东西，比如我会怀疑自己的才能。因为我什么都不懂，出于对未知的恐惧，我往往会去拍一些自己熟悉的东西。我一开始拍的都是自传式的电影，因为我知道故事的细节，我需要一种安全感。每天晚上，大家都睡了以后，我还会继续熬夜准备明天要拍的东西，这都是出于恐惧。现在我自信多了，睡得很早。而且我是到了拍摄现场后，才开始想今天要拍什么。

努里·比格·锡兰：

在我的第一部电影中，整个剧组只有两个人，我负责摄影，另一个人负责跟焦。当时我毫无准备，由于不懂如何拍电影，所以剧本也没写完。当你懂得电影拍摄技巧后，写剧本就简单多了。我觉得，那是我最困难的一部作品，因为我什么都不懂，我只能先拍很多素材，然后通过剪辑，把它们七拼八凑成一部电影。在拍第二部电影时，就顺利多了，我准备得更充分，在剧本上也下了更多功夫。不过直到今天，我也会拍大量的素材。因为写脚本其实是一个推演的过程，拍摄计划是死的，但在拍摄时，脚本是活的，你需要进一步思考。在拍摄现场，你要照顾到所有细节，需要通过一些细节，让电影变得更丰满。生活是充满未知和奇迹的，我认为，生活本身就是超现实的，它比电影，比我们的想象，还要超现实。所以我们要时刻留意，时刻寻找新的东西，并为脚本加入新的元素，甚至剪辑也是如此。

努里·比格·锡兰：

当然会，我会拍很多素材，有很多替代性的素材，我总是会担心，万一这段素材不合适就来不及重拍了。有时候，我会拍一些感觉相反的素材，比如某个片段中，主角在哭泣，那我就会再拍一组笑的镜头，有时候反而效果更好。人的行为是很奇怪的，我们总在掩饰一些东西，我们不会把真实的内心显露出来，我们的言行随时都在改变。人的表情，其实就是某种谎言，我们总是喜欢隐藏一些东西，并且只表现我们想要表现的那部分，尽管仔细观察，还是看得出来的，但我们不会直接地表露。

努里·比格·锡兰：

嗯，我以前会比较严格，但现在，即便是自传式的电影，我也乐意和其他人合作写脚本了。首先，这能加快制片的进度，如果全靠自己，进度就会很慢，这样就很容易偏题。但跟别人合作，又会让人分心，因为你们需要磨合的过程。集思广益也很关键，我觉得即便是我不太感兴趣的点子，也可以激发我另外的灵感。合作编剧一方面能加快流程，一方面能丰富电影的内容，我喜欢这种工作方式。在写脚本时，我的妻子会一直陪伴我，但我们还想再找一个合作伙伴。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因为分歧而争论不休，这样就不会有任何进展，所以加入第三方能平衡这一点。

努里·比格·锡兰：

我从来不去找题材，一般是题材来找我，我会耐心等待，我并不着急，也不会像有些导演接太多项目。当我拍完一部电影，我不会马上开始着手下一个作品，因为电影会改变我，我会等待电影的完成，它会引导我去下一个方向。如果上一部没拍完就写新的剧本，过段时间，我就会觉得不满意。电影的灵感可以来自任何地方，它是没有公式可循的，大多是机缘巧合，它就好像一条河流，从一颗颗水滴慢慢汇聚在一起形成小溪，然后再交汇成河流，类似于这样。电影脚本的创作就像是拼图，你会有一些碎片化的灵感，当碎片足够多时，你才会确定主题。拍一部电影大概要花三年的时间，从一开始你就应该对它充满热情，否则你不会有精力去做这件事。而你的创作动力，往往是源于某种挑战，每一部电影都是一次挑战，你会恐惧这种挑战，但它往往也会成为你的动力。

努里·比格·锡兰：

很少有这种情况。总的来说，我对每一部电影都会持有保留的心态。即便在写完脚本后，我都不确定这是不是我要拍的电影。但一旦开拍，你就不会再去想了。

努里·比格·锡兰：

是自然的转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话确实多了，我也意识到了这点。可能是源于自信吧，我现在更有信心去尝试复杂的电影，比如更复杂的角色，更丰富的人物。其实我很喜欢电影中的对话，我也很喜欢话剧。我一开始比较畏惧这个，因为文学式的对话，对电影来说是危险的，它的效果往往不好。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挑战，我也会怀疑自己。有时候我又很喜欢文学，比如故事中的两个人，当他们展开文学式对话，那并不贴近真实生活，但我却很喜欢。所以，我想尝试新东西，我想看看自己在这方面的潜力，如果这样做，效果会如何？如果增加对话，效果会如何？但这并不意味我的电影就此定型了，我也可能回到以前的叙事模式。

努里·比格·锡兰：

职业演员更适合按导演的具体要求去表演，只有职业演员能做到这一点。而业余演员则更擅长临场发挥，你可以给他们更多的自由，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去演绎某个情景。在上一部电影中，我对拍摄的要求会更加具体。所以要看具体情况，不同的电影适合不同的演员。比如，对于伯格曼风格的电影，应该用职业演员；而对于布列松的电影，业余演员更合适。这取决于电影的类型。在我的上一部电影中，职业演员更符合脚本的要求，但我也会为业余演员分配一些小角色，我觉得业余演员的表现更好。主角就是一名业余演员，他其实是一个脱口秀主持人，所以也可以说他是一名职业演员。还有一个演员就是我们的编剧。实际上，这部电影讲述的就是他的人生，所以，他对每个场景都很了解。可能性是无限的，无论是业余演员还是职业演员，他们都表现得不错。

努里·比格·锡兰：

是的，我为我的第一部电影订购了配乐，但我听了之后立刻就后悔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所以我不想再尝试配乐了。好听的音乐有很多，比如历史上有很多古典音乐。如果一定要选，我会选择古典音乐。其实，我并不喜欢给电影加配乐，我更喜欢完全没有音乐的电影。在剪辑过程中，我会做一些尝试，如果效果真的很好，那么我就会保留它。

努里·比格·锡兰：

我认为这并不绝对，数字化挺好的。我早期的电影，比如《远方》，就是全程用35毫米胶片拍摄的，非常昂贵，这对剪辑来说已经够难了。同一个镜头，你可以拍三遍，你不能拍第四遍，这是很头疼的。对演员来说，因为怕失误，所以压力也很大，他们很怕出错。一旦某个演员出了差错，200美元就泡汤了。但数字化允许我们尝试更多的东西，而且我不喜欢那种怀旧的电影画面，比如刻意模拟老胶片的纹理和划痕，我不知道这样做的意义何在，因为现实中是没有胶片划痕的。对我来说，电影的真实感才是最重要的，真实感比画面更重要，画质可以很差，但音质一定要好。我对音质的要求是清晰易懂。包括对话和音效，不能因为嘈杂而浪费观众的精力。声音的质量，比画面的质量更重要，我指的是清晰度。

努里·比格·锡兰：

很遗憾的是，土耳其没有特别优秀的音效师。在音效方面，我通常要找外国人帮忙，但每一个音效我都会把关，即便是最细微的声音也不会放过。另外，音效不必过于追求真实，音效可以是有选择性的，我可以根据需要加入任何音效。当我们倾听这个世界时，我们会听到成千上万种声音，但我们只会去听其中一种。通过音效上的选择，我便可以引导观众的感受，这是电影叙事中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

努里·比格·锡兰：

不，在拍摄时，我完全不会考虑音效。在拍摄阶段，音效师是最闲的那个人，他只需要把对话录清晰就够了，仅此而已。你必须专注于画面，比如演员的表演，比如台词的传达。你完全可以在剪辑的时候再慢慢研究音效，不用边拍摄边考虑。在后期制作时，你必须一步一步来。你会重温电影，同时抛开所有其他因素，只专注于音效的调整，你是不可能一心二用的。在拍摄时你主要关注的是演员，以及对话等等。

努里·比格·锡兰：

我不知道未来会带给我什么，目前来说，我还没有在土耳其之外拍电影的打算，因为我对其他地方并不了解，这是最主要的原因。细节是一个导演最重要的语言。我非常了解土耳其的文化和它的一切，但当我看到一个中国人时，我无法判断他来自哪个省。中国人自己却能根据他们的举止、口音和穿着等等看出来。这些细节非常重要。我只了解土耳其的风格，我只擅长这个。

努里·比格·锡兰：

我算不上影迷吧，但我的确喜欢看电影，我只看我喜欢的类型的电影。影迷往往是什么都看，而我的口味则更具体一点。当然了，作为评委主席，我也不得不观看每一部电影。在生活中，我会因为受到某种引导去看一部电影，它应该是相关的，如果电影和我不相关，我一般就不会去看。很不幸的是，我现在经常要陪儿子看一些漫威电影，这简直是一种惩罚（笑）。

努里·比格·锡兰：

我喜欢的导演很多，有年轻导演，也有前辈，很多我都喜欢。关于如何认识电影，布列松导演让我学到了很多。另外还有塔科夫斯基，我也很喜欢。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还有非常多的优秀导演，他们都是很好的老师。

努里·比格·锡兰：

其实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出于直觉或自我表达吧，我也拍不出其他感觉的电影。有时候我很羡慕其他风格的导演，甚至会嫉妒他们，但我真的拍不出其他风格的电影，这是我唯一能够拍好的类型。我也会强迫自己去尝试新的风格，但我从未做到过，这是我唯一能够顺利完成的作品。我只能说，这是直觉和自发的。当然，我也的确是个忧郁的人，对我来说，人生最痛苦的事，莫过于寻找生命的意义，这对我来说很重要，通过拍电影，我似乎找到了某种生命的意义，这样我才能够忍受生命带给我的那种沉重感，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努里·比格·锡兰：

我并不觉得西方导演和亚洲导演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有的东方导演风格很西方，比吉姆·贾木许还要西化。而有的西方导演，他们的电影反而更有东方的味道，这要看个人了。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人，无论和西方导演还是东方导演，我都可能产生共鸣。有的人，却和我有着骨子里的不同。比如，日本电影很多都带有东方特色，但黑泽明的电影却很西化。当然了，作为影评人，你可以将电影分类，但我不会那样做，我不是这样看待世界的。相比分门别类，我更注重细节的不同，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有人可能会说，很多伊朗电影看起来都差不多，我不这么认为。比如上次我来上海的时候，去参观了上海博物馆，那里简直太棒了，我把每一幅中国古画都用相机拍了下来，用来留作纪念。从概括的角度看，它们都差不多，如果仔细看就不一样了。我更注重细节上的差别，我们不应该用这种概括的眼光去看待世界，这会让世界失去色彩。每一副画，每一个画家，他们都会画花草树木，但画得都不一样，而其中一幅我特别喜欢，上海博物馆真的很棒。

努里·比格·锡兰：

是的，契诃夫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特别是导演方面，因为他教会了我如何去看待生活。他的所有故事我都读过好几遍，他对生命有一种独特的视角，对他来说，每个人都是一段故事，都不同于其他人，他也不喜欢概括的视角。所以在他的影响下，你会透过他的视角，更真实地观察这个世界。他的故事中，也涵盖了生活中的各种情景，所以当你在生活中遇到某个场景时，你会立刻想到契诃夫故事里的一个情节。在我所有的电影中，你都能找到契诃夫故事的影子。比如《冬眠》这部电影，其实就是根据他的故事改编的。关于第二个问题，我喜欢克利斯提·普优，他是一位年轻的罗马尼亚导演，还有墨西哥的卡洛斯·雷加达斯，还有很多年轻导演，比如中国的贾樟柯导演。

努里·比格·锡兰：

每个演员都来自不同的世界，你不能对他们采用同一种指导方式，你的指导方法必须因人而异。当我到现场后，一开始我不会讲戏，我会先看看他们自己的理解，我得先了解他们。然后，如果我哪里不喜欢，我会纠正他们，即便喜欢，我也会多尝试几次。至于拍几条，要看具体的场景，如果演员水平很高，10条一般就够了，但我觉得10条是至少的，少于10条是不可能的，正常情况是10-40条之间，最多拍50条。我一般不赶时间，所以我会拍很久，有时一个长片段要拍三个月。

努里·比格·锡兰：

关于父子关系，我有两个儿子。很遗憾，我并不是理想型的父亲，但我会像朋友一样对待他们。我拍摄《冬眠》的初衷是为了描述一位父亲，一开始我没有加入儿子这个角色。有一天，我回到了家乡，去见了村里的亲戚，然后就碰见了一位退休老师，以前我经常和他畅谈，这次也不例外。他是个非常有趣的人，他讲的东西都很有意思。但我发现，村里的人都不是很尊重他，正是因为这种反差，让我想到了拍这部电影。于是我打算进一步去了解他，我想起来他有一个儿子，而且他儿子也喜欢写作。我找到他儿子，跟他说，你能不能写一篇关于你父亲的文章？他在你心里的印象是怎样的？我正打算拍一部关于他的电影。当时我还有另外一个在进行的项目，所以和他儿子交代完后，我就回到了伊斯坦布尔，忘了这件事。没想到三个月后，他儿子真的寄来了一篇8页的文章，我读过后非常喜欢，决定停下手头的项目，开始准备这部电影。后来，他儿子也参与到了拍摄中，慢慢的就成了一部讲父子关系的电影。但最开始，我想的只是拍一个关于父亲的故事，因为他和我的父亲也很相似。我的父亲是一个农业工程师，他也是一个异类，他的人生态度也从未受过人们的待见，他是一个孤独的人。所以，农村社会的这种特有的残忍，包括价值观，也是我想通过这部电影表达的。我想通过这部作品反映一些现实的问题，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诗意，我没想过要拍一部诗意的电影，我只是拍电影而已。诗意是影评人的看法，我并没有想过这些。正如我说的，我只是凭直觉在拍电影，真的。

努里·比格·锡兰：

感受到这种恐惧是很正常的，我认为这是个不错的动力来源，这是件好事。不要害怕恐惧本身，要独立地走下去。有句话说的很好，孤独对艺术家来说是好事，因为孤独也是一种动力，如果你不懂什么是恐惧和孤独，那么你也许不适合做导演。导演一部电影，也是摆脱某种孤独感的一个过程。

努里·比格·锡兰：

我没有说我喜欢在电影中加入对话，我也没有说不喜欢没什么台词的电影，我说的是我也喜欢对话。我觉得一部好的电影，它的对话可多可少，对话多少并不决定它的好坏，这才是我要表达的意思。在音效方面，我也没有说过音效必须是超现实的，我只是说，超现实的音效，可以带来更多的发挥空间。也就是说，电影音效不一定非得是现实的，这是我的本意。当然了，音效也可以是现实的，但超现实的音效，能给我们更多的自由。正如我所说，生活就是这样，生活中有无数的声音，但你在听的时候，只会选择其中一种，对声音的选择，就是一种超现实的特质。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所以，选择性地设计音效，可以更好地去引导观众。布列松就经常用这个方法，他曾说，能够通过声音传达的画面内容，就不必出现在银幕上。有时候确实是这样，这很重要，我是这个意思。在音效设计方面，我觉得你应该在后期制作上多花时间，早在剪辑的时候，我就会慢慢考虑音效的问题，我会试着去加一些音效，然后看效果如何。但当你完成剪辑工作后，你就要全身心投入音效设计了，这时，你的尝试应该更加小心。因为你也不确定，你不会说“我知道要用什么音效了”，并不是那样的。你会尝试不同的东西，试试这个，试试那个，不断尝试，甚至尝试相反的效果，你应该多尝试，然后奇迹就可能会发生。有时候，即便我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我也会试试别的方案。在电影制作中，确定自己要什么是最危险的一件事，你应该时刻保持一种不确定，就像恐惧一样。因为过于确定，会阻止你尝试不同的东西。比如在拍摄时，如果你确定这条拍得很好，你很自信，结果在剪辑时，效果可能并不好，这时你已经无法回头了。嗯，它看起来似乎不错，但万一不管用呢？你应该时刻保持这种心态，尝试拍摄不同的镜头。剪辑才是镜头最终敲定的阶段，因为这时候，每个镜头才会各居其位。但你依然要保持怀疑，直到你不得不确定为止。

努里·比格·锡兰：

我不知道工程学是否有助于我的电影创作，可能会让我更有条理吧，但这和拍电影完全是两回事。工程学讲究逻辑和分析，而电影的创作，可能正好相反。在当时的土耳其，摄影这样的事其实并不能称为一个职业，它只是一种爱好。也许我应该早一点去学电影或艺术，这也许有助于我的进步。我的电影生涯起步晚了一些，我36岁时才拍出第一个作品，如果起步早一点，也许更好，因为拍电影需要大量的精力，而人的精力会不断地减少，但这就是人生。我比较晚才意识到自己想拍电影，当时我正在军队服役，然后我突然间决定，我要做一个导演。当时我在土耳其军队已经待了一年半了，学导演是为了培养一项技能，我在军队里没有任何熟人，正是由于这种孤独感，我读了很多书，在阅读过程中，我渐渐走上了导演这条路。我当时读了一些导演的自传，所以才产生了这个想法，我记得非常清楚，我是在军队中做出这个人生决定的。我在伦敦学摄影的时候，当时还没有数字视频，我每天都会看三部电影。晚上6点到凌晨，我会去餐厅打工，而白天的时间我都在看电影。直到那时，我依然没有决定当导演。我的老师，他会教我们如何看电影、如何欣赏电影。我也是一个摄影师，所以我懂得如何布光，如何调整角度，如何选镜头等等。那段时光，我认识了很多伟大的导演，比如印度的萨蒂亚吉特·雷伊，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当时的伊斯坦布尔，人们很难在电影院看到电影。当我回到伊斯坦布尔后，我开始做摄影师，而且是全职的摄影师，后来我去服兵役了。而当我决定要当一个导演后，我就去了纽约，但这一次，我研究电影的心态就不同了，因为我已经知道，我要成为一个导演。在那之前的10年，我都是迷茫的，飘忽不定的。也许我的确需要长时间的沉淀，也许这是必要的，这种事谁也说不准。也许如果我早一点开始电影生涯，我就不会坚持到今天，谁知道呢？关于土耳其作家，当然，我很乐意改编土耳其本土的小说，我也有在读。但我还不确定，还没想好要不要拍，前提是要遇到非常喜欢的题材。我是个很特别的人，我喜欢变化。改编电影对我来说比较困难。我很难喜欢一部小说的全部，我可能会挑选其中一部分，拍一部半改编作品，就好像对契诃夫的改编一样，这种半改编更适合我。

努里·比格·锡兰：

当然，那不是真实的情况，那是我安排的，那个场景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有意安排的。当时有个助理在旁边丢垃圾。实际上《远方》在公映时，最后一段还有更多内容，因为那一段我拍了很多素材，但在最终剪辑中，我只留了这一个镜头，它的效果似乎更好。至于我是怎么做到的，这是个谜，你的所有付出，都是为了创造出这样的片段，为了赋予电影某种生活的气息，这在电影中并不容易做到，但我会为此倾尽全力。我不知道我具体怎么做到的，但我为此付出了一切努力，谢谢。

努里·比格·锡兰：

是的，艺术是一种很好的忏悔方式，因为每个人都有忏悔的需求。艺术是很好的媒介，因为艺术式的忏悔是可以反悔的，它是安全的。如果你想忏悔，你就会需要一种安全感，而艺术是安全的，而且忏悔也是一种疗愈，你需要它，为了让你的艺术作品更加真实，它就应该承载你的某种忏悔。如果我去拍一部指责他人的电影，它就没有任何意义，或者通过电影抨击社会，这也不是我的职责。真正的忏悔，是对生命真相的求索，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力。无论是观众，还是艺术家自己，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疗愈。关于第二个问题，导演需要像上帝一样，照顾到所有细节，但你的方法和原则是不变的。导演不是为了表现什么，它更多也是一种隐藏，因为观众需要自己去发现线索。你应该让观众主动去探索，让他们通过电影获得启发，你应该把真相藏在画面背后。我认为，一部好的艺术作品，应该要调动观众，对我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努里·比格·锡兰：

首先，导演不应该考虑冗长的问题，电影必然会让某些人感到无聊，但另一些人却会很感兴趣，人们对电影的理解永远是不一样的，是否无聊，并不重要。我年轻的时候所认为的那些最无聊的电影，其实是对我帮助最大的。观众会感到厌倦吗？你永远不应该担心这个，对你来说重要的是，如果这部电影真的对你很重要，那么一定会有人欣赏它，电影会自己找到它的观众，而无需你来操心。换句话说，艺术应该有艺术的格调，它会挑选自己的观众。我喜欢对话，我也喜欢没有对话的寂静，我喜欢关于生活的一切，这是我想表达的。我喜欢对话是因为，对话有时就像一场游戏，当你和某人交谈时，或者当你听对方说话时，你们之间会有很多博弈，很多谎言，对话会体现出一个人物的个性。他说了什么，没说什么，什么是他本想说而没说的，你会隐藏，会转移话题，这是个有趣的游戏。在编写对话时，你也应该将这种博弈代入电影中，你不能为了叙事，故意让角色说某些话。正如在现实生活一样，在电影中他们是可以撒谎的，这是个非常有趣的游戏。如果你处理恰当，那么效果会很好。比如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就经常使用很冗长的对话，但我很喜欢这种风格，大多数时候，对话是不真实的，它隐藏着很多博弈。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能更丰富地体现人性。所以，你必须借助各种工具，可以是对话，也可以是其他元素，比如寂静也可以。

努里·比格·锡兰：

正如我说的，这因人而异，其实没有什么统一的方法，对于业余演员，我一般会骗他们，我会撒谎，如果我想改变某个演员的表演方式，我一般会去找跟他对戏的人，并改变他的回应方式。因为有时候，如果你直接告诉演员该怎么做，他们就会表现得不自然。我认为，一个演员不应该过度解析某场戏，所以我不会直接说“你应该这样演”，我也不能讲太多抽象的东西，比如“你应该有这样一个感受”，这对演员来说是危险的，你应该让他们自己产生那个感觉或表情。和演员互动，其实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我喜欢和他们互动，我的主要精力也花在这上面，但没有一个通用的公式。如果你想让他们的表演令人信服，你就必须想不同的办法，为了达到目的，你可以用各种方法，做各种尝试。

努里·比格·锡兰：

对我的电影来说，我往往是最后拍板的那个人。而对于好莱坞电影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在这个行业中，最悲剧的事情，莫过于只能做编剧了，因为你的剧本并不会成为最终的作品，它会以你最不喜欢的方式被改写，但电影行业就是这样。在电影工作者当中，编剧往往是最经常感到事与愿违的那个人。但好的一方面是，你能赚到很多钱，如果你想成为拍板的那个人，你就得写一部原创小说。编剧和导演之间的分歧，其实是一种常态，因为导演往往想要加入自己的见解，显然这和编剧是不同的。有时这是好事，有时这是灾难，都很正常。但电影行业就是这样，对此我们是无能为力的。

努里·比格·锡兰：

谢谢，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没错，我从不临场发挥，最好的办法，就是提前做准备。当你到现场后，你会先从第一条拍到最后一条，然后，你可以加拍一些特写，并在剪辑阶段决定是否用它。对于你说的那一段，我想在片段的一开始，给女孩一个长时间的特写，因为观众对女孩是不熟悉的，我们已经很了解这个男孩，所以我们不用再过多地去描绘他，没有必要。然后，当他们走到树下面，我又开始将镜头对准男孩，这都是我在剪辑的时候做的决定。在拍摄时，你绝不应该下任何结论，在那个时候，你不应该决定这条能不能用。当然，你可以有新的想法，比如，换个角度去拍，前提是，你的灵感很强烈，但这不应该经常出现。你还是要尽可能地多拍，因为如果素材不够，剪辑时就会捉襟见肘，谢谢。

努里·比格·锡兰：

这主要是因为有很多对话。在拍摄复杂的对话场景时，你必须在剪辑上下功夫，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你需要更频繁地切换画面，比如你要捕捉说话人的表情等等。尽管我更喜欢长镜头，但对话的增加，让我不得不这样剪辑，这也是一种无奈。我可以使用长镜头，但这样对话情景的呈现就会打折。对我来说，对话的意义比剪辑的风格更重要。

努里·比格·锡兰：

给年轻演员的建议，我对演员的期望是，首先要把台词记好，然后头脑空白地来现场，不用过度准备，但记好台词是必要的，因为我不想因为演员忘记台词而浪费时间，这种事经常发生，这是个大问题。然后，要把自己交给导演，这就是我心目中理想的演员。为什么说要头脑空白地加入现场拍摄呢？因为对于故事背景和角色，很多演员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如果他们脑子里的东西太多，当他们想清空时，就会比较花时间。演员不应该把事情夸张化，如果他们在拍摄前总去想，这是一部重要的电影，我饰演着重要的角色，有这种想法，对演员来说并不好，他们不应该对表演有太多顾虑。这也是业余演员的优势所在，他们不会担心自己的职业生涯什么的，这样他们表演效果就会很好。过于专注反而是不好的，你的表情会不真实，生活不是这样的。在生活中，人们不会过于专注某件事，他们是放松的、随性的，有时候，过分的专注反而会搞砸，我是这个意思。不要太看重表演，只要记好台词，不用操心其他的，细节往往体现在随性中，比如眼神，比如微表情。

努里·比格·锡兰：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觉得，电影本身的确是在创造新的意义。但在细节上，你必须符合自然，你的细节必须要令人信服，否则，你的电影就是不真实的。当所有对真实的模拟放在一起时，这才诞生了新的意义。创造力固然没有问题，但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去批判自然主义。对电影来说，模拟真实生活本就不容易，要理解并观察到生活中的细节，如果你换个角度去看，会发现，生命是非常超现实而难以被理解的，如果你能从这个角度去看待现实，你就能看到它比电影还要超现实的一面。重点是，你的电影是否可信？是否在氛围上给人一种真实的感觉？然后才是细节、表演等等。首先，在整体上，它应该有一种生活的气息，然后，当所有东西组合在一起，你就创造了一个新的生命意义，这一点很重要。你的创造力，应该藏在整体氛围的背后，而不是体现在细节中。你应该要贴近生活，否则就会适得其反，你的作品就无法令人信服。而且最困难的一点是，我们对自己的了解，并不比对火星多多少，人最难搞懂的，是自己的灵魂，没有人能真正地了解自己，这非常困难。也许这对电影和艺术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人性越深奥，艺术也就越深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人性是最充满未知的，我们以为我们懂人性，其实不然。你很难去定义，什么是自然的，什么是符合真实生活的。

努里·比格·锡兰：

这是个谜，我也不知道，但写脚本的确是最困难的工作之一。你不断地推翻，不断地添加，这就像是一场噩梦。当某一天，你克服所有困难完成了这个脚本时，你可能已经忘了是怎么做到的。在这个过程中，一切都似乎是不可能的，我应该放弃吗？这真的有可能吗？我会成功吗？有一天，你决定我可以拿着这个脚本开始拍摄了，然后，我可以在拍摄中修改它，或者加一些东西。写脚本的过程永远不会终结，即便在剪辑时，你也会试着修改一些东西，你会不断地追求完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事可做了，你要做的，就是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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